国殇日有感

时军 时昫旸

2025年9月28日下午，多伦多支联会、加拿大民主阵线、中国民主党以及其他人权组织联合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中共国殇日游行示威活动。游行队伍从格兰奇公园出发，伴随着阵阵的口号声，游行至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大门前。各人权组织的代表以及关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国际友人依次发表了以反对中共暴政、支持中国民主自由为主题的演讲。现场的人们情绪高昂，要求中国民主、还香港自由等口号声此起彼伏，我们作为民阵成员参与其中，既激动，又感到悲哀。纵观中共对中国人民这76年来的独裁统治，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制造了难以计数的人间悲剧。

中共通过三年的内战，将中华民国政府赶到了台湾，在中国大陆建立了自己的独裁政权。建政伊始中共使用暴力进行土地革命，对农村土地的所有者、经营者—地主阶级污名化，有组织、有计划的采用暴力手段褫夺了他们所有的土地、房屋等财产，无偿的收为集体所有或者分配给其他农民，地主以及他们的家人被打成反动分子，在随后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遭受着歧视与凌辱。在城市里，通过征收高额的土地税、房产税等税赋将外国投资者的各种房屋建筑甚至是工厂等财产据为国有，逼迫他们“自愿”离开中国。紧接着又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把民族资本家定性为剥削阶级，通过所谓的“公私合营”等手段将他们的财产收归国有，为当时的朝鲜战争提供了大笔的资金，同时还将民族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家人打入另册。

1957年，中共发起反右派运动。原本以“整风”之名，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提出批评意见，声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大量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坦率发表意见之后，中共迅速转变态度，称这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并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反右”斗争。运动很快演变为一场大规模政治清洗，约有55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实际上真实数字可能更多。许多人被剥夺工作、被流放到农村或劳改农场，遭受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著名的右派分子储安平，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整风初期，他发表了《向毛主席进一言》的文章，主张中共接受更多监督，呼吁党内外平等交流。这些言论被视为对党的攻击。他很快被打成“极右分子”，遭到清洗。他被剥夺职务，监视居住，身心备受摧残。杨显惠先生的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更真实的描写了众多右派分子的血泪史。这场运动压制了知识分子的言论权利，使中国社会进入长期的思想禁锢状态，也为后续的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政策制造了政治基础和社会氛围。

1958年，中共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指导，发动了以“大跃进”为核心的全国性经济运动，盲目追求高速度、大规模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赶英超美。很多有识之士对大跃进持有不同意见，但当时反右运动余波未消，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士也都噤若寒蝉。在极端的政策鼓动下，全国各地普遍虚报粮食产量，大量粮食被征收上交政府，农村粮食储备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浮夸风”、“大炼钢铁”等脱离现实的做法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1958年底至1962年，由于政策失误、资源浪费、粮食产量骤降，全国爆发了严重的大饥荒。根据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先生在他的著作《墓碑：一位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披露，至少3600万人因饥饿和相关疾病死亡，死亡的重灾区是四川、河南、安徽和山东，这成为20世纪最严重的人为灾难。这期间中共为了限制农村人口流动，开始施行严格的户口制度，在城市和农村实行二元化管理，将农民死死的钉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在中国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现代农奴制。

1966年，中共党魁毛泽东为巩固个人权力、清除政敌，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人民“破四旧、立四新”，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为名掀起一场全面的政治运动。红卫兵们成为这场运动的主要执行者，大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教师、艺术家乃至普通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遭到批斗、羞辱、酷刑，甚至被迫害致死。上文提及的储安平先生在1966年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批斗后不久便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人们普遍认为他在遭遇极端政治迫害下遇害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学校停课，教育系统瘫痪；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干扰；大量古迹文物被毁，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破坏。中共内部也陷入长期混乱，高层斗争激烈，尔虞我诈、栽赃陷害成为风气，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才宣告结束。这场运动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直接受害者，数以千万计的人在恐惧和压迫中度过了动荡的十年，文革的幽灵至今依然游荡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化大革命是20世纪中国最深重的人道灾难。

从1979年开始，中共开始施行更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即所谓的“一孩政策”。政府通过法律、宣传和行政手段强制执行该政策。夫妻想要生孩子必须申请准生证，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必须堕胎，甚至是强制结扎。违规生育者被巨额罚款、开除公职，甚至查封住房，家庭成员也要受到株连。对育龄妇女强制结扎、堕胎、上环等情况时刻都在发生，严重侵犯了妇女的生育权和生命健康权。发生在山东省冠县和莘县的“百日无孩”运动更是灭绝人性的反人类运动。一孩政策一直持续到2016年，在社会经济以及人口问题的巨大压力下才不得不终止。将近40年严格的生育管控造成了太多的悲剧，也为后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从1980年代初开始，西方的文艺作品、价值观念、思想逐渐流入中国社会。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观念开始在知识阶层和青年人中传播，中共认为这些思想会动摇他们的执政基础。1983年10月，中共提出要全面“清除精神污染”，强调不能让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入中国社会。随后，中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批判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宗教复兴等现象，严格文化出版审查，大量文艺作品遭到查禁，中共通过他们所掌握的报纸电视等宣传工具公开批判了很多学术界、艺术界的精英。尽管左倾思潮进一步蔓延，政治体制改革步伐缓慢，但是一些党内外人士依旧呼吁进行政治改革。1986年底到1987年初，安徽省合肥市的多所高校爆发学生示威，并迅速波及到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的多所高校，同学们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实行新闻自由以及反腐败等诉求。中共以反自由化不力为由，解除了颇受知识阶层欢迎的胡耀邦的总书记职务。接着又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旗号，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反自由化”的斗争。首先大肆批判鼓吹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观点；接着整肃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中的自由化倾向；这使知识界和青年人对政治改革的希望遭受严重打击。同样的，当时的经济形势也非常严峻，价格双轨制以及不受制约的权力带来的官倒盛行，再加上价格闯关失败，计划经济导致资源错配，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们担心货币持续贬值，纷纷抢购商品，在中国引发了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潮以及商品抢购潮。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他因支持政治改革、对学生运动宽容而在1987年被迫下台，因此颇受知识阶层以及青年学生的尊敬。北京各高校的师生们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胡耀邦的去世成为导火索，悼念活动迅速演变为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北京各高校的大学生们以及来自其他省市的学生们云集在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新闻自由”等诉求；运动很快扩展至全国100多座城市，工人、市民、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中共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学生们希望与政府对话，表达政治改革诉求，而政府的态度则非常敷衍，以至于对话无果而终。五月中旬，学生们开始绝食，广场上抗议人数激增，国际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以及人权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声援北京的大学生。5月20号，中共政府宣布北京部分地区实行军事戒严，调动几十万部队包围了北京城。6月3日中共命令荷枪实弹的部队官兵进入市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和市民开枪，并动用坦克碾压障碍物和人群，导致大量的学生和市民伤亡，据估计死亡人数高达数千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六四学运以后，中共又通过开除公职、判处有期徒刑甚至是死刑等方式惩处了数以十万计的参与者。六四大屠杀终结了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始自八十年代初的思想启蒙热潮也从此销声匿迹。此后，中共官员抛开了一切道德的束缚与法律的制约，“闷声发大财”成为潜规则，中共官场贪污腐败盛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

中共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在1990年代初期提出了“减员增效、抓大放小”的政策，并于1990年代中后期，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将三千万至四千万职工裁员下岗，使他们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史称“九十年代大下岗”。下岗潮给数千万职工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留下了深刻的社会创伤与不平等记忆，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问题、社会治安恶化等恶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与撕裂。很多当年的下岗职工的心理创伤迄今仍未能抚平。

1999年7月份中共宣称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宣布取缔法轮功，开始对其进行全面打压，为此成立了专门的镇压机构—610办公室。随后中共所有的宣传机构铺天盖地的批判、妖魔化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数以十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拘捕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并且遭受酷刑等非人道对待；有些高层骨干甚至被投入精神病院。中共对法轮功镇压手段之严厉，以至于引起了广泛的人权关注与国际批评。在中国国内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与监控一直持续至今。

1997年中共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英港三方共同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共承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2002年经中共政府授意，港府提出《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在香港社会引起强烈反弹，人们担心新闻、言论自由会受到限制，并且有可能成为打压政治异见者的工具。2003年7月份五十多万香港人上街游行，反对该项立法，最终香港政府宣布撤回草案。2019年香港政府提出了“送中条例”，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国大陆。港人担心会危及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2019年下半年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自此持续数月的“反送中运动”席卷香港。示威者与香港警察多次爆发激烈冲突，导致游行的民众多人受伤。中共政府态度强硬，支持香港政府“止暴制乱”。2020年6月底中共政府颁布实施了“香港国安法”，使得香港的一国两制彻底消失，中共政府全面掌控了香港政治。香港支联会、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多个民间组织及新闻媒体被关闭，大批民主派人士被捕入狱，很多骨干成员被迫逃亡到世界各地。

2019年12月份在中国武汉出现了早期的肺部感染病例，2020年1月份开始了广泛的传播。这种传染性疾病后来被称为新冠肺炎。起初中共政府极力封锁消息，公安机关训诫了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八名“造谣者”，惩罚他们传播真相的行为，同时也警告、吓阻了其他知情人士。普通市民对此毫无防备，导致传染病迅速扩散，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个角落。2020年1月23日，中共政府史无前例地封锁了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三镇。封城期间在武汉发生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湖北作家方方女士的《武汉日记》里有理性温和的描述。她的60篇日记关注的都是平民百姓在疫情期间的困境与遭遇，医护人员的辛苦与无奈，同时也揭露了中共官僚体系的反应迟缓与丑陋。此后全国各地的封城声不绝于耳，染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慢性病患者因封城导致延误治疗而离世等各种悲剧接连上演，直至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市从2022年3月下旬开始封城二个月而达到顶峰。上海很多市民因隔离在家而无法购买食品和药品，许多无症状感染者深夜被带走隔离，甚至包括无人陪伴的三岁儿童，封城给上海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作为中国城市管理最现代化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的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三年疫情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苦难，也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带来了无数的痛苦与悲伤：有多少人因疫情离世？！又有多少家庭痛失至亲？！全球经济同样遭遇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供应链中断，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小企业倒闭，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不同程度的陷入了衰退。人们不禁要问：新冠疫情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七十六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而就在这一瞬间，我们的祖国却发生了这么多不可思议的灾难，那么请问灾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025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