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万润南的交往
——在万润南追思会上的发言
于大海
1，2: 1992年1月在旧金山和于大海出席民阵理事会、民联联委会联席会议。
万润南先生去世，让我感到很沉痛。老万1989年以前是成功的企业家，如果他当年对八九民运一声不吭，他本来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和许多有良知的中国人一样，老万挺身站了出来，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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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8月在旧金山出席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
4、1992年8月在旧金山出席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
我和老万的交往和共事，集中在1991到1993年的这两年里。那时候海外有两大民运团体，一个是1982年成立的中国民联，一个是八九民运后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当时民阵、民联在准备合并，老万是民阵主席，我是民联主席，所以我们的交往非常频繁。我对老万的印象一直很好，关于这一点，我前几年写了一本自传，我在自传里有详细的描述。当时民阵、民联内部都有很多矛盾。在民阵那边，是理事长朱嘉明和老万针锋相对。在民联这里，是联委会主任徐邦泰和我寸土必争。
5，6. 1993年11月在悉尼和于大海出席关于民阵三大、民联六大的记者会。
我和老万同病相怜，徐和朱臭味相投，所以一时间里，民阵、民联里内部形成了跨团体的两股力量。很多人说民阵民联有两派，一个是万派，一个是反万派。但在事实上，民阵民联里只有徐和朱热衷于派系斗争，我和老万都只是在无奈中不时去应付一下而已。我自己的性格许多人都知道，我是非常不情愿和别人争斗的。老万比我强悍，但他也一直非常理性和克制。对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和诽谤，老万几乎从来不作回应。在我的记忆里，老万唯一一次谈到派系，是在1993年华盛顿大会失败后的一次辩论会上。老万当时是这样说的：“不是我把民阵的人划分成反万派和拥万派，我从来没有作过这种划分，而是有些人你不反万我就反对你。”我觉得老万的这句话是画龙点睛，点到了华盛顿大会失败的要害。
7．1994年4月在纽约出席民运团体协调会年会。
华盛顿大会开完以后，很多民阵民联成员希望保留民阵民联的旗号。1993年5月，老万找到我，建议我们两个发个联合声明，支持保留民阵民联的旗号，我当时正在处理关于《中国之春》的法律诉讼，接着又紧赶着和胡平等人创办《北京之春》杂志，所以我没能在第一时间里和老万配合。等到《北京之春》在1993年6月创刊以后，我就对老万说，现在我可以帮着恢复民阵民联了。
8. 1994年4月和胡平、项小吉、于大海、刘青在纽约。
1993年7月，老万和我分别召集主持了两个电话会议，确定民阵民联在年底之前召开新一届代表大会。这两个大会顺利召开以后，海外民运就形成了民阵、民联和徐朱的民联阵三足鼎立的新局面。在这整个过程中，老万仍然一直以大局为重，不去攻击徐朱，也不回应他们的攻击，表现的非常有风度。几年以后，徐邦泰因为一个贪污案落荒逃跑，再也不见踪影了。再过了几年，朱嘉明表示要重新认识八九民运，拒绝再谴责六四屠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流亡后的三十多年里，老万一直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金不怕烈火炼。老万的言行证明，他正是一块不怕烈火炼的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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