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吏”与“暴民”

——后“六四”时代的现状

松 林

　　温家宝先生在许多场合提出政治改革。特别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会会上，温先生感觉他已到期，“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好像在是无力的哀鸣。其实，胡温执政之初好像还是比较顺利的。从SAS，孙志刚案件，减免农业税，到汶川地震，一直还算应付的比较顺利，也获得了一下好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巨大的压力和质疑来自百姓、社会精英，也来体制内自身。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胡锦涛、温家宝就好像越来越玩不转了，力不从心了。温先生很会表演，典型的特征是哭和说话慢。一句话要想半天才说完。不过，笔者发现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到“不政治改革”“文革”可能会发生时，没有停顿，是从心里发出的。为什么，他感受到了，害怕了，时局已经太危险了，巨变时刻会发生。

　　汶川地震是个转折。先是学校、医院粉碎性倒塌，而同为公共设施的行政机关建筑却巍巍不动。人们的悲痛很快转为怀疑和愤怒。后来是捐款应用的不透明，死亡孩子家属没有明确的答复，学校的“豆腐渣”工程调查草草了事。接着快速推倒坍塌了的“豆腐渣”残骸，迅速重建。2008年温先生在汶川地震现场“对得起人民”的诺言没有兑现，从而落得“影帝”称号。人们的质疑声音越来越大。死难孩子的家属不断上访。谭作人、艾未未等知识分子推动民间调查，又被判刑，迫害，人们寒心了。为什么要草草了事？压制调查？这不仅仅是食言，是不敢，是不能？是什么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不信任，质疑不断的状态之中?人们再也不相信政府了。公权力在死去的孩子们面前没有信誉了。原因是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利益阶层的巨大能量使得社会进入了一个“丛林”时代。

　　这几年来，群体事件的数量迅速上升，一年大小十几万起。上访的，喊冤的，自焚的，报复社会的层出不穷。开始还可以控制，后来越演越烈，都是自官民的冲突引起。规模，范围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同情弱者，仇富，仇官。上海杨佳杀警察，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死亡，湖北邓玉娇刺官，受害幼女母亲被劳教，贵州瓮安，湖北石狮，乌坎，什邡，启东等等等等，一起比一起激烈。尤其是强行拆迁引起的自焚，人命层出不穷，不知死了多少人了。近来发展到了对官府建筑的连环爆炸（江西抚州）。公权力的无限膨胀，制度化的腐败失控的同时，人群的怒火也逐渐失控。弱势群体对官府的敌视和不满已经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官民的对立，如同一个火药桶。一个“酷吏”和“暴民”的对抗已经形成。

　　专制的社会，当政者把百姓分为“顺民”和“刁民”。认为不听话的，有维权意识的百姓都是“刁民”，敢于对抗官府的皆为“暴民”。只有严法苛政才能治之。敢于以重刑治民的则是“循吏”、“能臣”。殊不知“无限的权利造就无限的腐败”是人性的必然。在专制体制下官府眼中的“循吏”必然成为“酷吏”，“能臣”大部分是贪官。是“酷吏”造就了“暴民”还是“暴民”成全了“酷吏”？毛泽东，邓小平虽然治国的路线不同，但是都是不折不扣的“酷吏”“暴民”的始作俑者。有“请君入瓮”的帝王之术，利用“酷吏”去压压制百姓，再鼓动“暴民”去烧死“酷吏”，循环往复。把“顺民”都逼成了“暴民”，把“循吏”都培养成了“酷吏”。自古以来“酷吏”和“暴民”就是孪生兄弟。有了“酷吏”一定会有“暴民”。

　　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正式正是利用民怨，效法毛泽东，用文革的手段争取弱势群体，黑打黑蒙骗百姓，自获其利。在王立军的案子发生以前，薄熙来似乎已经占到上风，赢得了舆论。如果没有王立军事件，似乎薄熙来进入最高权力是没有疑问的了。王案一发，胡温找到了机会，对薄熙来的及时处理，有效的阻挡了“太子党”的进攻。是一件大好事。不过论其手段，不敢恭维，五十步和百步之差也。没有透明的审理，公正的程序，以薄的势力，盘根错节“太子党”，胜负一时无法确定。可能还有戏文在后面。黑打黑的丛林法则仅仅力量的一时上风。以枭雄如毛氏都无法保证其妻女，何况他人乎？薄熙来案件本来可以成为一场文明的公审。不幸又可能沦为文革以来中共内部派别的一次火并，权力和阴谋的一场大戏。不过无论如何，薄熙来事件至少说明邓小平留下的“隔代接班”的指认方法解决不了中共头痛多年的权力继承，又失败了。丛林法则再一次回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薄案发生之前，关于中国政治体制的讨论似乎只有保守派和改革派之争。体现在舆论上是“歌功颂德派”和“普世价值派”之争，也就是网络上的“五毛”和“带路党”。不过，自从有了薄熙来事件，“五毛”们自己打起了。有的支持薄熙来，有的支持胡温。搞得“普世价值派”都有些插不上话了。一路“歌功颂德”的专制体制维护者们进一步细分了。以“毛派”自居的是薄熙来的支持者。孔庆东、司马南、“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是典型的这些“左派”中的左派。以维护正义之名，借毛氏的老路鼓噪。支持胡温的“温和”左派们下手猛打薄熙来和追随者。还有以刘少奇儿子刘源为代表的复辟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一些太子党频频发难。这些人都是当前的既得利益者，也都是“六四”镇压的支持者，当年曾经一致的支持邓小平以血腥换稳定的基础人群。为什么分裂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邓小平的不谈“社资”的经济发展已经失去了动力。以镇压异议人士，钳制舆论，封锁网络，强力维持党天下的公权力“酷吏”手段已经失效。“酷吏”导致了制度性的腐败，也激发了弱势群体的反抗，逼出了“暴民”。失控的“左派”们分裂了，黑吃黑，黑打黑，火中取栗，谋取自身的利益。互相指责对方为“酷吏”。“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已经形成。

　　笔者总结上述社会矛盾和冲突认为，“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后六四时代”的必然，也就是“六四”屠杀的后遗症。因为“六四”的镇压，和平、理想、自发的民主改革已经无法实现。巨大的贫富之差，分配不均，资源垄断再加上经济的动力减缓，使得社会的张力越来越大，无法释放。各个阶层的矛盾是没有平等协商，和平妥协的渠道。特殊阶层的利益受到强大公权力的保护，绑架了整个国家。人们的不满和自身利益的保护无法以和平的方式得到伸张，只有以爆发的形式出现。最重要的一点是，六四的镇压使得健康的力量消失，人们从“六四”的教训得出只有无序的“暴力”可以抗衡公权力的制度性暴力。

　　从经济的观点，“六四”以后，人们不再天真。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只能依靠GDP的成绩。于是乎，GDP成为官员考核的标准。盲目的发展成为唯一的选择。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西方购买力下降，中国的出口随之下降（2012年7月份出口已低于6月份，比2011年7月份增长不到1%）。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打击。弱势群体的收入相对下降。同时为了救市，中共不断提高基础投资，向国有经济倾斜，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也促成更大的腐败。腐败已经成为制度性腐败。铁道部的腐败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制度性腐败。但是，如果减少基础建设的投资，GDP马上下来，更不堪设想，政权基础都有可能动摇。唯一的出路只有政治改革。温先生很明白。中共面临的问题是，继续改革，就必须马上政治改革，让利于民。要不就是牺牲经济改革，继续向国有企业倾斜，国金民退，退回到计划经济。主要矛盾既要解决就业、物价等经济问题舒缓社会矛盾，要有服从制度性腐败，使得问题无解。走回计划经济已经不可能，人们的环保意识，维权意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已经觉醒。群体事件说明这一点。大多数群体事件是围绕着基本利益而爆发的。由于政治改革推动不起来，本来普通的经济问题，也成为“酷吏”“暴民”的一个起因。

　　“酷吏”和“暴民”的恶性循环十分复杂，用过去简单“法西斯”和“专制”制度都无法解释。中国的政体已经十分畸形。其根源是四种社会现象的组合和衍生。是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巨大财富，长期国有垄断造成的资源掠夺和分配不均，后文革时代的“暴民”传统，后“六四”时代的“酷吏”高压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文革以后没有彻底清算毛泽东的罪行，以毛泽东的羊头，卖邓小平的狗肉。“六四”以后，无视人们的巨大创伤，妄图以经济的发展掩盖社会和政治的裂痕。自49年以后，中共的执政就从来没有使中国政体正常化。宪法始终是一纸空文。“六四”以后情况更加严重，枪炮镇压了社会的健康力量，利益腐化了知识阶层，腐败成为了制度和习惯。经济发展和政体建设严重脱节，使得所有的法律、法规都和利益挂钩，向利益团体倾斜。政府官员商人化，商人政治化，官商相互勾结，利益到处寻租。

　　世界银行对中国情况的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就指出，没有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那么一定会越来越垄断，社会越来越动荡。无论左派右派，都看到这一点，不同势力正在角力。只有以社会的和解，以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可以泻日益提高的堰塞湖之水位，可以长治久安。

　　如何使社会和解，如何启动朝向民主、法治、人权的普世价值的政治体制改革？“六四”是永远无法绕开的问题。只要提到政治改革，必然首先遇到这个问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时间已经非常紧迫，解决不了根本，溃堤随时是有可能的。“酷吏”“暴民”共存的丛林政治形态是“文革”浩劫和“六四”屠杀的后遗症。不公正明白的追究中共主政者在“文革”“六四”的罪行和责任，无法得到社会的和解，无法政治改革顺利进行，无法使得国家体制正常化。所以公正的解决“六四”问题是一个契机。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也不是愿不愿做的问题，要想避免崩溃性的灾难后果，就必须做。

　　2012年8月15日

　　于秋实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