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懂法”到深渊：八九民运亲历者的狱中呐喊

——看中共法律如何成为统治者的遮羞布

王立君

在中共的官方宏大叙事中，“依法治国”永远是一个唱得响亮的口号。然而，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经历过中共司法机器威压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四个字不过是一块用来掩盖独裁与暴力统治的遮羞布。我的亲身经历，便是这块“遮羞布”下残酷真相的绝佳例证。

1989年的初夏，民主浪潮席卷全国。十堰市是个三线城市，当时市区只有三十多万人口，这座围绕着东风汽车供应链建起的“汽车城”，虽远离北京，却因汇集了多所高等院校和数万名充满热血的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不在保持沉默，爆发出了抗争之声。

我当时还在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研处任职，起初因父亲的谆谆告诫，对政治运动保持着谨慎。然而，1989年6月4日晚北京枪声的传来，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与沉默。“能真开枪呢？”当晚彻夜难眠的我，在眼泪与愤怒中做出了选择。

6月5日，佩戴着悼念同胞黑纱的我，和学生一起冲上街头。十堰市青年广场上，“还我同胞”、“血债要用血来换”的口号响彻云霄，抗议队伍从最初的数百人迅速壮大到上万人。在看到老百姓甚至高呼着“站起来”为抗议学生助威时，我深感自豪——在民族危难之际，我选择站了出来。为了支持学生在汽车总装厂门前的抗议，我将自己的手表押给店家，换来水和馒头充饥。

随着清算时刻的到来，中共“秋后算账”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全校范围内展开了所谓“双清”（清理思想、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求“人人过关，人人表态”。

在这场人性的大考前，谄媚者有之，伪善者有之，更有甚者如学生处处长赖福梅，公然在大会上宣称“代表党组织打进学生内部”。面对这种无耻行径，我们都骂他是“无耻的“赖皮狗”。

当轮到我表态时，我拒绝说假话。面对部门领导“共产党人必须说真话”的诱导，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基本态度，毛泽东说过：“镇压学生运动人，都没有好下场！”然而，这句出自良知的真话，瞬间变成了刺向他的凶器。领导默默用小本子记下了这句言论并层层上报。随后，东风公司公安处政保科的警察找上门来。面对警察拍桌子、叫嚣要抓人，当时还对中共法律抱有幻想，据理力争：“国家的法律是你定的吗？我没犯法！”

对方的回答简单而粗暴：“我说你犯法就犯法了，我随时可以抓你！”

我曾相信自己“懂点法律”。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对口头禅：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反对共产党，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但当警察上门、强行要进屋搜查时，我据理力争要看“搜捕证”；在接受政保科讯问时，我义正辞严地告诫办案人员：“你们今天对我这个态度，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歧视，不担心将来平反找你们算账吗？”

然而，在独裁体制下，所谓的搜捕证、程序正义、言论自由，统统不如领导的一句话、小人的一封举报信。

在体制内小人的挑拨、地方官僚对“失控”的报复，以及高层下达的死命令面前，法律条文形同虚设。1989年12月底，在得知自己即将被抓的消息后，我还将信将疑，还抱有幻想，最多是把我关几天，教训一下而已。我想跑到外边躲几天可能就没事了，于是收拾一点临时的生活用品跳墙逃跑，浪迹天涯。20天后，我被人出卖被捕入狱。这个出卖我的人是东风公司热电厂基建科的一个电工，他名字叫尹伟民，我曾经一个偶然机会，听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说：他跟公安局的人关系如何如何。我在逃跑的过程中万般无奈，打电话求他帮忙，他说：你能有多大事儿，又说:他过几天到宁波出差，有些事情需要当面跟我说，要我马上到他家来，被埋伏在他家的警察当场抓住，由于他出卖了我有功，马上入了党，被破格提拔为基建科长。

我入了地狱，在监狱中受尽了受尽了酷刑，他却升官。

我一个拥有正规大学学历、怀揣正义感、本本分分做科研的青年教师，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喊了几句口号、得罪了几位投机小人，就彻底沦为了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在没被捕之前，我充分相信中国的法律；但是被捕以后，彻底颠覆了我的思想。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块遮羞布……也可以说中国就没有法，他们说了算，想抓谁就抓谁。”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痛心。

我的遭遇并非孤例，而是千万个在中共体制下遭受迫害者的缩影。我的案件震惊了当年的湖北汽车工业学院，也震惊了整座汽车城。人们口口相传：王老师是被小人所害。

这起历经数十年依然血泪斑斑的亲身经历，向世人再次揭示了一个铁打的事实：在中共字典里，并没有真正的法治，有的只是权力的任意妄为和对异见者的残酷镇压。所谓的法律，对老百姓而言是严刑峻法，对统治阶级而言，不过是随时可以抹杀基本人权的一张废纸。

作者为89民运亲历者

北京之春记者站 张致君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