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一推关注良心犯的第209周
鲜于桂娥
各位推友好，我是来自美国的。今天是2026年9月20日，本周是呼吁海外推友一人一推、关注良心犯的第209周。2026年9月11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邹幸彤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宣判：邹幸彤入狱七年三个月，李卓人七年，何俊仁五年两个月，组织本身被罚款一百五十万港元。罪名所指向的，主要是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之间，他们在国安法生效后仍坚持的主张与活动，尤其是那句沿用三十余年的口号——「结束一党专政」。
这不是几个个人的命运清单。它是一条公共空间收缩的标记。
1989年5月21日，北京戒严的次日，香港出现百万人游行。风雨中，司徒华等人在队伍里宣布成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它不是事后追忆的产物，而是与那场运动同时诞生的支援机构。
六四之后，它发起「黄雀行动」，协助被通缉者离开中国；更重要的是，从1990年起，它把每年6月4日的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做成华语世界里几乎唯一可持续、可公开、可大规模举行的纪念仪式。那不是一场单纯的政治集会。它是一种公共记忆的装置：蜡烛、白花、死难者名单、天安门母亲的声音、以及年复一年被重复的五个纲领——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对许多港人而言，维园不是「反中」的舞台，而是他们确认自己仍与那段历史相连的地方。内地不能说的，香港曾可以说；内地不能点的蜡烛，香港曾可以点。这种不对称，本身就是「一国两制」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可见形态。
三十多年里，晚会人数起伏。2014年、2019年，数字被主办方报至十八万。那两年香港自身也在经历大规模社会运动，维园的烛光因此被赋予双重含义：纪念远方的死者，也确认近处的自我。批评者说它保守、温和、重复；支持者说它守住了底线。无论评价如何，它证明过一件事：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城市里，仍可以有一块每年按时亮起的公共空间，专门用来记住不被官方承认的历史。
国安法改变了这条边界。2020年晚会以疫情为由被禁，2021年再禁。同年8月，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交成员与财务资料，视其为「外国代理人」；组织拒绝。9月8日至9日，多名常委被捕，资产被冻结，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及支联会本身被控煽动颠覆。9月25日，特别会员大会在六四纪念馆举行。狱中的李卓人传出话来：任何政权都不能夺去人民的记忆和良知。蔡耀昌会后鞠躬，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组织自此进入清盘。纪念馆早前已因牌照问题关闭，展品被检走。一个以保存记忆为己任的机构，连同它保存记忆的场所，一并从公开世界退场。
此后数年，相关案件分头进行。拒交资料案一度定罪，2025年3月被终审法院撤销，法官称之为「司法误判」。但主案——煽动颠覆——在2026年8月裁定成立，9月重判。追求民主与纪念历史被转化为国安罪行，证明公共空间已被重新定义。 两边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在香港，关于八九的公开讲述，已经从一种被容忍的公民仪式，变成需要用刑法来处理的对象。
历史不会因为禁止纪念而消失，这句话不是安慰，而是对记忆机制的陈述。组织可以解散，晚会可以消失，博物馆可以清空。但1989年发生过的事，并不依赖维园的草坪才能成立。坦克、死伤、戒严令、学生的绝食与对话、香港的百万人游行、黄雀行动里那些被护送出境的人——这些都是已经进入时间的事实。
更值得正视的是另一种消失：不是史料的消失，而是公共讨论的消失。当纪念从广场退回私人房间，从组织退回个人良知，历史并没有被消灭，但它失去了被共同确认的场合。共同确认很重要。一个人夜里在家里点一支蜡烛，与十万人在公园里同时点蜡烛，不是同一件事。后者制造的是一种可被看见的共同体：我们知道彼此都还记得。
支联会真正被拿走的，不只是一个社团法人，而是这种「彼此都还记得」的公开形式。因此，解散与重判的意义，不在于三个人还要在狱中度过多少年，而在于香港曾经拥有的、与八九相连的公共空间，被压缩到何种程度。那片空间曾经让这座城市显得与众不同——不是因为香港比别处更道德，而是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允许把记忆放在灯光下面。灯光熄灭之后，记忆改道：进入书、进入流亡者的叙述、进入不敢公开转发的旧照片、进入下一代偶尔听到的一句「那年维园很亮」。
改道不等于灭亡。只是更隐秘、更分散、更昂贵。司徒华创办支联会时，用的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这个名字。爱国与民主在1989年的香港，还不被认为必然互相取消。三十七年后，这个名字本身已成为档案。档案不会自己说话，但档案在。
维园的草还会一年一年长出来。蜡烛可以禁售，夜可以禁聚，可是6月4日这个日期每年都会到来。日期是中性的。赋予它意义的，永远存在！历史，永远不会因为禁止纪念而消失。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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