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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是在一九五七年由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动的新五四——“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诞生的。广场编委会1957年6月20日编选《北大民主墙选辑》，既是五.一九文献荟萃，也是百花学社——《广场》群体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北大精神承载弘扬者仅存的历史见证。而如果说，林昭是极权时代五四——北大精神之峰极，那就应该说，广场——五.一九就是林昭的摇篮了。
作为百花学社组织者，我见证的《广场——北大民主墙选辑》具体诞生整个过程：
为了相应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党提意见的号召，北京大学的同学在五月十九日那一天贴出了数千张大字报并陆续成立了若干自发的组织，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谭天荣、陈奉孝、王国乡、张景中、杨路、龙英华六人发起组织的“百花学社”和中文系张元勋、沈泽宜等人发起组织的墙报《广场》。后来由陈奉孝、王国乡将张元勋、沈泽宜等人拉到“百花学社”与其合并，将《广场》定为“百花学社”的刊物，选举张元勋为主编，沈泽宜为副主编及编委若干人。《广场》的宗旨在张元勋写的发堪词中是这样写的：“……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的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我们在全校发动了募捐，买了一百领大白纸，王国乡组织了稿件，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和铜版，交由《工人日报》出版社，准备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发行。可是不久反右运动开始了，大白纸、稿件等东西被没收，于是我们准备自己搞油印出版，具体由陈奉孝负责组织实施。由于募捐来的钱所剩无几了，连续奋斗了四天四夜，勉强印制了五百本，拿到校内马路上无偿散发。校党委派了许多“积极分子”去抢，抢去的都被烧了，也有部分非积极分子拿去一部分。但后来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绝大部分《广场》也被查抄去烧掉。化学系的李燕生同学是北京人，他偷偷保留了一本。七九年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他将这本保留下来的《广场》给了我。
九四年林希翎回国访问，在青岛市约见了我。她说她要写一本关于当年整风反右的书，我便把这本仅存下来的《广场》无偿地给了她。可是由于她儿子的自杀等原因，她精神精力几近崩溃，书至今没有出来。海外不少研究反右运动的人士曾向她索取这一孤本，她始终没给。从二00七年纪念“五.一九民主运动”五十周年开始，朱毅先生几经努力，通过海外的黄河清等朋友搞回了《广场》的电子本，才使得《广场》的影印本今天能够面世，为此朱毅先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和金钱的代价。
“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直接继承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场争取民主自由，呼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运动，其历史价值是非常重大，抹杀不了的。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八九年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应是五七年“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直接传承。钱理群先生在《原上草》一书的《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一文中，将“三中全会”后共产党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开发政策与当年北大“右派”提出的主张进行了对比，发现何其相似乃尔！就是因为当年北大右派学生提出的主张比邓小平先生后来提出的主张早了三十年，结果被迫害了二十多年，甚至不少同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了维护毛泽东、邓小平的“威信”，党中央今天仍然坚持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但是99.9%以上的“右派”都打错了，也被改正了，还能说“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吗？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为争取反右运动的彻底平反，我们将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坚信这一天总会到来！
《广场》影印版的面世，将揭开那场反右运动的部分真象，恢复被掩盖歪曲了的历史的真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历史价值定将显现出来。
陈奉孝
二00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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