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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五四”：五一九文粹》一书，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策划出版以献礼五四百年，自然是意义重大的。它提醒我们注意：发生在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间的精神联系。
这是我多次谈到的，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政治运动。这一运动以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自发开辟“民主墙”为起端，民主之火随即蔓延到全国许多高校，形成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学生民主运动；因此，当时就被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但运动正方兴未艾时，就被当局所发动的反右运动所残酷镇压，以至这样一个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学生运动史、民主运动史上理应占有重要地位的民间运动，不但消失于历史记载，而且逐渐为人们所遗忘。因此，我们今天编选《五一九文粹》本身就具有“拒绝遗忘”的意义。
我们说大陆校园民主运动当时就震惊中外，并非虚言。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就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运动。他在1958年北大校友会举办的北大六十周年校庆纪念会的演讲中，谈到了蔡元培校长所确立的“六项北大精神”：“（1）高尚纯洁的精神，（2）兼容并包的精神，（3）合作互助的精神，（4）发扬蹈历的精神，（5）独立自由的精神，（6）实事求是的精神”。他接着就指出，1957年大陆北大学生所发动的“新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北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转引自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２７７５页）尽管由于信息的不通，胡适演讲中所提到的具体事实有出入，例如，他说运动是5月4日这天晚上数千学生聚会决定的，时间和发动方式都不对。他还谈到北大学生办了一个叫《接力棒》的刊物，实际这个刊物是收入本书的《广场》；所谓“接力棒”，是当时北大学生为打破新闻封锁，而提出的一个应对策略：发动学生用写信的方式，把北大民主运动的信息传播到全国，因此称为“接力棒”，而并非真有这样一个刊物。另外，他的一些具体论断也有所误。但他认定刚刚发生的学生运动是“新五四运动”，却抓住了要害；尤其是他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之一，作出这样的判断，可以说是具有一种历史意义的。
如前文所说，五一九民主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从5月19日发动，到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开展反右运动，前后仅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因此，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可能达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在此前后持续了几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的广度和深度，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自然受到很大限制：这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事实。其付出代价的惨重（这是远远超过五四运动的），实际效果的有限，这正是让我们深感惋惜，并为之扼腕长叹的。
但就其内在精神而言，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承和发展，这又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
而且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发动者和参与者中的骨干，是完全自觉于此的。
在收入本书中的《〈广场〉发刊词》，即明白宣布——
“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的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念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而在收入《广场》的《北大民主运动纪事》里，则明确提出了“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两个内涵，一是“青年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一是“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动”，也就是说，它同时提出了思想与政治两个方面的诉求，既是思想运动，又是政治运动，而这两方面，都是五四“启蒙”与“民主”精神的自觉发扬。
因此，他们首先举起的是五四“思想启蒙”的大旗，要求“重新估定价值”，追求精神的独立、自由和解放。他们因此而质疑“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党神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终极化和宗教化；同时呼唤“救救心灵”，要求从党文化的精神禁锢和所造成的精神病害（如思想的僵化，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的愚昧，表演人格，人与人关系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等）中解放出来，争取独立思考、言说的权利。（参看收入本书的沈泽宜、张元勋：《是时候了》，谭天荣：《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救救心灵》，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王存心：《利己主义原理》等）
他们同时举起的是五四“民主”大旗，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的现代化目标（参看龙英华：《“世界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北大往何处去”》）。他们不但明确提出了要求政治民主的五大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参看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文收《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立法制国家，依宪治国”的制度性诉求。他们特别突出“维护宪法的尊严，人权的尊严”，要求确认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参看收入本书的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曹国臣：《治标还是治本，怎样根除官僚主义》，刘奇弟《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岑超南：《铲草要除根》，叶于
《我看民主》，张锡琨《三害根源》，群言《论“个人崇拜”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等）
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1957年重申1919年的观念和口号，必然要有自己时代的新特点。1957年的前述诉求，如对人权、自由和法制、宪法的强调，不但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也可以视为对五四启蒙、民主传统的一个发展，所以称之为“新五四”。
所谓“新五四”，更是因为1957年的中国校园民主运动，所要面对的，还有五四所没有的新问题。这就说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另一个方面：它不仅是中国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是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民主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它还面对着所谓“社会主义危机”的新问题。于是，就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和对“封建社会主义”的批判（参看收入本书的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我的思考》等）。而当时的批判，除了思想的僵化与控制之外，重点有二，一是“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参看收入本书的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问题。人们满怀忧虑地指出：“随着旧的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的手中”，“分配不合理”，社会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均论等级”，“已开始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因而提出了在制度上防止特权阶级的产生，维护社会平等、正义的要求。（参看收入本书的沈迪克《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发展》，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等）
我们今天重看1957年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和诉求，自有许多感慨：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延续到今天的，因此，当年的诉求今天依然没有实现而必须重新提出。可以说，正是反右运动拒绝了这些忠告，才导致问题越演越重，以致今天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这样，旧文新刊，就不仅是拒绝遗忘，还更有现实的意义。
（二）
五一九民主运动被反右运动所扼杀，而反右运动又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审判者和五一九民主运动的接班人：这大概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喜欢说的“历史辩证法”吧。
这样的掘墓人、审判者、接班人，就是林昭。
和所有的北大人一样，林昭也是深受着五四精神的浸润。
现存北大图书馆的《红楼》第三期刊载着林昭1957年初所写的一篇文章：《种籽——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二十周年祭》，特意谈到五四的先驱李大钊的一段话对她的冲击，“使我的心激动地撞击着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地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
不难看出，正是这思想独立、自由、解放的五四精神、北大精神的火种，深埋在她的忠贞的女儿——林昭的心里，又为五一九的民主运动所点燃了。可以说，五一九民主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林昭这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而且林昭自己，也是在五一九民主运动中逐渐成长、成熟的。本书所收录的《广场》中的一首诗《党，我呼唤-----》就是林昭写的，“任锋”是她的笔名（在《红楼》第二期就以“任锋”的笔名发表过一首配照片诗）。今天重读这首诗，在感受着林昭所特有的坦诚和真诚的同时，也能感觉到她尚未走出她所说的“组织性与良心”的矛盾的阴影。正是反右运动打破了她的一切幻想，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决绝反抗之路，并且自觉地成为来自五四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精神坚守者，继承者和发展者。她昂然宣称：“‘五。一九’的旗帜绝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绝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绝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继续到他最后一息！”
我曾经这样谈到林昭对我们每一个人，以及在1957年以后的中国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当大多数人屈服于反右运动的淫威时，林昭反抗了！当我们低头接受改造时，林昭昂首拒绝了！当我们沉默时，林昭发出了生命的绝唱！当我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时，林昭在中国更高地举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当我们屈辱为奴的时候。林昭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而本书第一次收入的林昭在监狱里写的《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则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林昭的理性思考所达到的深度，这是更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和价值的。她根据自己对反右运动，以及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与思考，独立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她并且对中国式的极权社会的特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即“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以血和仇恨来维持统治”；“极权寡头”；“唯我主义世界观”；“愚民政策”；“对青年的欺骗和利用”。应该注意的是，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政治批判，同时引发了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自己的青春激情为什么会被利用？如林昭所说：“在严肃而沉重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于是，作为一个清醒的觉悟了的自由战士，林昭在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中，发出了“还我自由与人权”的呼唤，这对五四和五一九的传统，既是坚守，也是一个发展。
尤其是林昭对“自由”的理解，更是超前的。她提出了“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自由”，“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不能“把自己斗争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的柔弱之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要根本改变“以一种奴役形式代替另一种奴役形式”的历史的思想和信念，这实在令人服和敬佩。其在中国民间反抗运动和民主运动史上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它代表着一个思想的新的深度和高度。
这样，1957年的大学校园民主运动终于有了自己的杰出代表。如果林昭的意义，必须置于以五四为源头，以1957年为开端的中国民间民主运动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彰显；那么，1957年的民主运动也因为有了林昭这样的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才可能在普通中国百姓的心中，树立起永远的丰碑。
2009年6月29日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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