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林昭的摇篮

第二天是由于疏忽还是什么原因，我们到了青岛，他们不知道我们下榻何处，我们顺利地采访了谭天荣，但是，住旅馆要填身份证，到了下午，我们就又被“国宝”跟上了，在我们去崂山游玩的时候，一辆看不清牌号的汽车紧跟在后面，出租车司机问我们是几个人，我们说只有两个，司机说，后面那车怎么紧跟着我们，我们快他就快，我们慢他也慢，完全是一部警匪片的追逐场面。

到了曲阜就更惊险了，我们住进了曲阜师院的招待所，然后就到张元勋家去找他，窗子开着，却没有人响应，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手机和座机都没有人接，我们很失望，到了晚上，我们再去找，过来几个保安，说他们知道张去了哪里，在保卫处办公室，一个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张元勋因为生病，回江苏老家养病去了。

晚上我们住在招待所，我早晨起来晨练，看见过道的长椅上坐着两个保安，我问你们在这过了一晚上？他们说还“倒班”，一共是四个人值班看着我们两个人。

找不到张元勋，晚上才有火车回北京，我们就去孔府参观，韩松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自达6不紧不慢的跟着我们，到了晚上我们离开曲阜去兖州上火车，还有一辆马自达跟着，在候车室，有一个青年人，公开地盯梢，直到我们上火车。

在火车上，韩松只买到了中铺和上铺，一个挺帅的大高个，见了我就说，你睡下铺吧，很明显，他就是这一路跟踪我们的总指挥。

事实是，当天张元勋是被学院领导安排到了市内的一个宾馆中去了，这种情形经常都有，主要是有些外国学者有问题要与师院学者讨论，他们就要张出面，而且一般都安排在宾馆见面，这一次则是为了不让我们采访他。

共产党的阴谋诡计，如此无聊。

后来张元勋到北京治病，我们才完成对他的采访。

从2007年算起，历时七年，从2009年算起，历时五年，我们总算完成了这一工程。

对每一个人的采访，时间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有的人还是上午、下午都谈，最后这个片子压缩到二个小时又五十分钟，中间还有一些画外音，这种取舍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艺术，这是韩松的重要工作。

他还找了很多资料，这些资料虽然不是北大五一九的真实场景，但是很贴切，他煞费苦心，也独具匠心。

我们开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接受采访的人一致认为完成的记录片反映了访谈的情况，也相当真实地再现了“五一九运动”的情形，大家对记录片的完成表示满意，有人还表达了对韩松的谢意。

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位重要人物没有采访到，他们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许南亭同学，第二张大字报的作者龙英华同学，“我的忧虑和呼吁”的作者叶于泩同学，“自由主义宣言”的作者严仲强同学，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遗憾和敬意。刘奇弟1960年瘐死狱中。

但是其他的重要人物却都有了，他们是：第三张大字报的作者数学系陈奉孝，他还是这次运动的几个事件的组织者；数学系杨路和张景中，他们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宣传部长；“是时候了”长诗的作者中文系沈泽宜、张元勋（张是“广场”的主编，沈是“广场”的副主编）；“一株毒草”作者物理系谭天荣，他被毛泽东钦定为北大右派首领；“有头脑的人们不要那样想”的作者、最早感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收集右派大字报最后编辑成《广场》的中文系王国乡；被认为是整个大字报运动中理论水平最高“利己主义原理”的作者物理系王存心；“铲草要除根”的作者物理系岑超南；“怎么办”的作者、年轻的女右派物理系燕遁符；对印刷《广场》作了很大贡献的数学系孙传仪等等。

虽然有些人不出名，可是他们也同样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他们也是这股民主运动的参加者。

我们还感到遗憾的是，有两位被采访者已经在饱受折磨之后，在这几年当中离开了我们，他们是，物理系的王存心（2012年），中文系的张元勋（2013年），我们向他们表示哀悼。

我们还感谢接受采访的同学们热情的接受采访，并且对他们认真的回想和配合，表示感谢和敬意。

我们还向所有参预制片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和敬意，谢谢他们为此付出的劳动和艰辛。

不过也有一点不好理解之处是，为什么找了一个与北大五一九运动毫无关系的王康做五一九运动国际背景的说明。

这个片子或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我们表示歉意，一个全面、真实反映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纪录片，最后只能等待北京大学开放他的档案之后才能出现。

当初划右派的时候，唯恐人不知，是张榜公布的，比如“请看右派份子xxx的丑恶嘴脸”，现在倒是成了“国家机密”了。对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小民实在不能理解。

（二）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中共宣布整风之后，于5月8日召开了第一次中央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整风座谈会，与此相配合的是在各地上层民主党派中也召开相类似的座谈会，尚未动员工人、农民、学生也开会提意见，只限上层。如果事情就这样顺利地发展下去，到了6月1日座谈会结束的时候，所能抓的右派，确实不会太多，没准就真的只有4000右派、8000右派，因为全国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终究有限，最多，10000个，了不起了。

不幸的是五月十九号，北京大学发生了“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

五月十九日中午，在北大的大饭厅的东墙上，张贴了一张十分醒目的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团员代表是怎么产生的？是谁选举了他（她）们？作者是历史系三年级团员学生许南亭，用了几个团员的名义。到了下午，就又贴出了两张大字报，大意是要求开放“民主墙”，让同学们在墙上发表意见，党委退出学校等等。其中一张的作者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龙英华，另一张的作者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四人。到了晚上，又有一首长诗“是时候了”贴出，作者是中文系三年级的沈泽宜和张元勋。后一首诗具有很强的煽动力，“是时候了”这个口号本身就很有煽动性。里面说：

“ 是时候了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兄弟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到了五月二十日，又有物理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的“一株毒草”，那里说“到现在为止，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离我们无知的青年还有十万八千里，我们国家没有检查制度，可是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比方说吧：……”

他还说“三好学生”是“白痴”等等。

到了二十日下午，全校一下子就贴出了162张大字报。

这是北京大学“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高潮是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刘奇弟引起的，大字报题目就非常惊人，他说，“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许多同学要求对肃反中错斗的同学给出解释。以至于“白毛女伸冤”层出不穷。人民大学的林希翎来北大讲演；这期间还有连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辩论会。五月二十五日，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节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同学们中间不断地引起新的关注的热点。我的大字报“高度集权是危险的”就是在这时贴出的。

整个大字报运动一直持续到七月上旬，在《人民日报》臭名昭著的“六、八”社论发表之后，北大的大字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加猛烈。大字报的总数我估计有数千张，沈泽宜说有一万多张。

（三）

没有五一九大字报民主运动，就一定不会有55万右派的产生。

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很多普通的右派，我指的是：大学生、教师、中小学老师、普通的机关事业部门的干部，他们之所以当了右派，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写了大字报，就一定是与大字报运动有关。

大字报起源于北大，从5月19日到5月26日，不仅北京的其他高校没有大字报贴出，就是近在咫尺的清华，也死气沉沉、死水一潭，直到26日北大的学生，借北京高校运动会宣传之后，全市高校才有大字报贴出，于是，整个大字报运动就如井喷之势，形成洪流，席卷全市乃至于全国，几乎没有一个高校不贴大字报的，参加者的人数，就决不是少数民主党派的几个上层人物那么少了。中小学老师、机关干部都参加进来，共产党恐慌了，只抓了五十五万右派，好像还少了些。

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有那么多的右派受难。

这是中共掌权之后中国人民第一次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伟大运动，参加的人数众多，说明这种力量在民间的潜力巨大，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集权争取自由的意志，对它的镇压，是套在中共专制主义脖子的第一根锁链，它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下启1989年的春季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重要的里程碑。

五一九运动还培养了林昭。

（四）

这次运动，在中共的历史上，是被一个“反右派运动”概括的，实际上却是由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个阶段是“右派运动”阶段，它指的是从五一九民主运动开始到七月上旬为止的一个多月的时期，这个时期，是所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期；第二个时期才是“反右派运动”时期，时间是从“6、8社论”开始，到1958年第一季度结束，从6、8社论到七月上旬，是进攻与反攻对峙阶段，最后的结局当然是右派分子被彻底击溃，然后是残酷的迫害。

但是，谁都无法否认右派运动的存在和它的积极意义。

对右派的镇压，彻底暴露了毛泽东的流氓本性，开初对右派的许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的“言者无罪”彻底不见了，代之的是“言者有罪”而且罪在不赦。

这也不是“枭雄”的手段，“雄”总有一点大气，而这里则是流氓气，痞子之类的。

（五）

北大右派总数在715到811之间，根据我“传销式”的统计，现在已知姓名的总数大约为540人，超过了一半，不很准确，非正常死亡31人。

受“三劳”（劳动改造、劳动教养、劳动考察）处分的有126人，其中，劳动改造9人，劳动教养27人，劳动考察90人。（这里说的处分，都是指最初北大给的处分，不包括后来的变化，比如物理系沈志庸，最初是劳动考察，后来又劳动教养。）

劳改九人

陈奉孝赵清林树果钱如平（以上数学系） 刘奇弟（物理系） 李燕生张保正（化学系） 刘含光郑瑞超（以上地质地理系） 张元勋（中文系）

劳教二十七人

张景中、杨路、孙传仪、杨奇峰、李力、董尚斌陈金灿（以上数学系）谭天荣严仲强王存心王书瑶 何建鄂（以上物理系） 姚仁杰袁植芬（以上生物系） 陈洪生（历史系） 张志华 王国乡刘秉彝张本吉（以上中文系） 刘佐汉（俄语系教师） 黄继忠（西语系讲师）时荣章（西语系） 龙英华（哲学系） 朱祖勋（不明系） 刘培之高光泰（职员）、弓清源（讲师、不明系）

劳察九十人

陶懋颀任大熊倪国熙梁世辉于劭刘巽仁张世林李权洪允楣吴其斌茹新民闵均泰贾保成贺绍甲罗公群王东华袁橹林梁次平何纯瑾（以上数学系） 蔡一坤倪皖荪 赵志圣 徐祖年章豫梅岑超南张戴铭曹澧梁忠赵肇恒标沈迪克陈成钧李雪琴燕遯符王克岩叶培松陈德贵邓鲁阳王又芈刘显声张承孚陈子雄张云鄂王克晖敖瑞伯黄冠涛李港龄钱汝明章鹏张效政孙贤义沈志庸顾慰君王宁人吴继一顾根涛褚宗祥吴佶宁 郭定一 阎瑞昌黄茂兰 徐鸿年（以上物理系） 纪增善陆宇晖黄森郑远志（以上化学系） 张鉴模林自立王向阳俞庆水刘国鼎李世俭刘学良陈廷模赵汉雄陈心亥（以上地质系） 杜锦堂(生物系) 刘慈忠（俄语系）段静修孙机张剑奇赵明海黄良元张磊（以上历史系）王文全李思孝郑宗钊宗若铁樊鸿源钱咸生（以上中文系）李华荣（哲学系）（以上的红色名字不能完全肯定）

以上受“三劳”处分的共一百二十六人。

其中，劳改者以数学系为最多，是4人，劳察以物理系为最多，是42人，几占总数的一半。

文革中被处死者等非正常死亡名单共31人：

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沈元、张锡锟、吴思慧、黄宗奇、黄立众、任宗正；

施于力；

刘奇弟、陈洪生朱祖勋，黄思孝、肖其中，袁植芬；

敖瑞伯贺永增、林国策、郑光弟、章鹏、孙贤义、黄茂兰、邵？？、周云霞、林生方、许世华、卢贤军、冷辛；

胡稼胎、吴兴华。

处死者九人

中文系学生林昭，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先是劳动考察，后于1970被处死，处死时被割断喉管；

西语系学生顾文选，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历史系学生沈元，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化学系学生张锡锟，1954年入学，1976年被处死；

物理系研究生吴思慧 1953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管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事实上并无人身伤害发生）。其他五人都被杀害于文革中（据王友琴提供）；

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又名黄美琦)，在家乡组织《劳动党》并准备暴动，于1970年7月被军管会下令处决；

法律系任宗正被枪杀于山西。

被打死者1人：

施于力在文革时被打死。

饿死者6人

物理系刘奇弟1960年在监狱中病饿而死.

历史系陈洪生，1961年饿死于清河于家岭分场；

？系朱祖勋，1961年3月15日饿死于清河585分场；

物理系气象专业二年级黄思孝困难时期饿死于清河农场；

法语系肖其中，病死於劳教所；

生物系袁植芬，54届，58年先劳教改判死缓后饿死於狱中。

自杀者13人

物理系54级敖瑞伯文革中服毒自杀于光华染织厂

西语系贺永增文革中自杀于北京市编译局

物理系1955级林国策文革期间自杀

物理系56级章鹏劳改时自杀，

物理系56级孙贤义文革时自杀，

物理系56级黄茂兰劳察时自杀。

化学系1955级郑光弟自杀

历史系还有学生邵？？在团河农场劳教时投湖自杀

周云霞（女）57年12月跳楼自杀身亡。

林生方?

许世华党委委员、宣传部长1966年投水自杀

中文系卢贤军文革跳楼自杀

中文系冷辛1958年跳江自杀

死因不明者2人

胡稼胎教授1960年(?)，在劳改中死去，不足70岁

吴兴华西语系教授，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的鲜血。

（六）

我对这次大字报运动的评价和定性是：

“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的主旨是：探求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途径；独立思考、保障人权、保障言论自由；最急迫的任务是防止斯大林的悲剧在中国重演。这需要深刻的理论探讨，需要鲜明的观点，需要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无畏精神，想的是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社会的安危，这需要高尚的思想境界和情操，这些右派们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和情操。

他们仰不愧于皇天，俯有情于后土，在黑暗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呼唤过光明，他们以年轻的血肉之躯，迎战黑恶势力的刀剑，什么叫可歌可泣呢！

2014、3、4

作者 :朱毅王书瑶
出处 :北京之春
整理 :2014年3月5日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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