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东：镜头展示力量
　

（福建） 杨银波
　

需要得最多的是自由


　　杨伟东出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时，身边紧随着一头马尾造型的孟浪，此君在独立中文笔会当了十年自由写作委员会的协调人。孟浪向我介绍，银波，这位是来自北京的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伟东兄身长体胖，面态憨厚，从初见到别离，一直满脸微笑，甚少表态。后来从境外新闻获知，他出境之前就已向北京国保警察打了招呼，说是要到香港做新书媒体见面会，这本新书就是今年在香港书展备受关注的《立此存照》。此次在香港与我相逢的高瑜、姚监复、郑世平（笔名野夫），就是杨伟东已经采访过的200余人之中的三位，另外200余人将面向最底层的工人农民，拍摄的纪录片叫《需要》。

　　7月22日，我身处香港荃湾、尖沙嘴，当日杨伟东身处湾仔轩尼诗道，香港独立媒体在此提供场地，由孟浪主持，杨伟东、杨卫与媒体谈《立此存照》这本书的艰难曲折。杨卫是这本书的序言作者之一和《需要》的受访人之一，另一位序言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辛子陵。在北京艺术圈，杨卫名气不小，是宋庄艺术促进会的艺术总监，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杨伟东已经采访过的200余人，不少人堪称异见者，北京警方就称其中47人属于敏感人物范畴，不准他采访拍摄。但伟东兄坚持继续进行，为此，去年9月15日，他被警方传唤谈话，当中苦涩滋味，比“被喝茶”浓重一些。

　　杨伟东说：“在中国，公开场合讲真话，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于是，他就私下进行，再将其公开化。公开之前要做一件事，就是受访人要审过稿、看过片，同意公开了，就签承诺书。这说明杨伟东是有职业操守的。今年45岁的他，在25岁至28岁期间，曾经留学俄罗斯，回国后当画家、开咖啡馆，也承办建筑规划和室内设计工程。但从四年前开始，他突然倾个人全部财力，只做一件事，拍《需要》。我注意到，“你现在最需要什么”或“中国现在最需要什么”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在杨伟东采访即将结束之前抛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因而份量尤为沉重。

　　在《需要》里，余杰说需要宗教自由、言论自由，茅于轼说需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焦国标说需要恢复北大的工作，野夫说需要民主和多党制，高瑜和摇滚歌手何勇说得更直接，需要钱。有人想了半天，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也有人干脆说什么都不需要。已采访的200余人，都是声名在外的名士，甚至还有广东省政府参事这样的人，也接受了杨伟东的采访。受访者有反共的，有拥共的，也有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我需要清静，别人不来干扰我，我也不去干扰别人”。但总体而言，需要得最多的，是自由，而不是压抑和扭曲自己。


公平和正义不是念想


　　杨伟东采访过的大多数人，我都知道，甚至有些人还曾联络过，畅谈过。在关注这些人对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人文、艺术等领域的各种观点体验之外，我还关注着杨伟东本人。我惊讶于他有如此执着的精神和深入如此多名士的活动能力，不免也想，他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可能给自己带来无尽麻烦的事？在他与杨卫对谈的过程中，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关于六四问题，我说，六月三号晚上，我本人就在天安门，我经历了那个晚上。”这句话，是他写给想采访的陈丹青的回信中说的。1989年的杨伟东，正就读于北京教育学院美术系，六四以后，他曾因拒写反思六四的思想汇报，而后被校方开除。

　　这还没完。杨伟东的母亲，原来曾领导着国家体操队等体育人才的医疗事务，但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她一直坚决反对并抵制使用兴奋剂等性能药物，结果受到国家体委训练局的迫害，为此，不断上访。最沉重的打击是四年前，杨伟东的父亲不幸去世，去世前，其父曾遭受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的恶意攻击。伟东兄说，他曾和母亲去找过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没想到，刘鹏对他说：“在中国，公平和正义只是个念想。”来到香港的杨伟东，凭着这本《立此存照》，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可以郑重地告诉刘鹏，追求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不是虚无缥缈的念想。”

　　由此可以看出，纪录片《需要》和这本变成文字的《立此存照》，早已不是家人范畴之内的讨公道，更有广阔社会乃至政治意义上的追寻反思，杨伟东想知道，中国人真实的心灵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历史问题得不到解决？明天的中国和中国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又最需要些什么？该怎么办？我把杨伟东这种由己推人，并最终深入众人深层意识的举动，称为“讨大公道”，意思就是，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觉得压抑、绝望和充满期待，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对这个国家的问题是看不下去的，是有话要说的。

　　杨伟东了不起的地方，非此一处。他不预设右派立场，在频繁接触敏感人物的同时，也与一些体制内人士交流，就算你维护体制、拥护政府，那我也想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凭什么来说服我？他辛苦建立起来的，是公正的平台，而非“炮打司令部”式的一昧攻击，这才有说服力。就像香港翡翠台廖翠英、邓美萍、郑焕治、田卫等人制作的纪录片《六四廿年》，他们采访了张健、王丹等人，也采访了支持镇压的人，并非一边倒。杨伟东不回避这些敏感问题，甚至干脆说“我不知道什么叫过分敏感”。在他心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谈的，而且他要的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声音，而非仅仅表态而已。


以镜头展示公民力量


　　我去香港书展的时间是7月24日，这本由溯源书社在今年7月推出的《立此存照》，只是第一卷，分上下册，还附带赠送纪录片《需要》的DVD。两册书共收录了30人的访谈录，上册有蔡定剑、方力钧、高歌、伊灵、何祚榕、何祚庥、江平、茅于轼、王康、徐友渔、杨继绳、袁伟时、张博树、张世英、资中筠，下册有曹思源、邓瀚墨、杜光、高全喜、何方、黑月、胡星斗、黄枂森、贾樟柯、王书瑶、吴思、于浩成、余宗森、章立凡、钟培璋。而负责在香港发行的人，就是此次我在香港特别要感谢的田园书屋老板黄尚伟，正是因为他赠送我“参展商通行证”，我才得以在香港书展畅通无阻。

　　依照杨伟东的原有设想，今天局面会变成这样，乃是计划之外的事情。他那么努力地做当代口述实录，就是希望这部纪录片和书，能够一起在大陆出版发行并产生影响，结果被逼得只能在香港做，出口转内销。同时，他深知随时都可能被国保警察找上门，但他感觉对方来得有点晚，说明北京市公安局忍了他一段时间。但警方一旦与他正面接触，他也感觉到了他们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若说采访某一个人，或许问题并不大，但如此密集地采访、拍摄，还要形成影像、文字来公之于众，并且所做的事仍在计划进行之中，这必然波及面甚大，动摇意识形态，左右社会舆论，被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我在想，如果今后有人拍摄异见者的“被喝茶”、审讯及庭审辩论实录，恐怕就更让警方紧张了。

　　此次香港一遇，我明显感到杨伟东的心情并不轻松，许多话快到嘴边又咽下。他面对着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希望之声、社会记录协会，还有香港媒体，该说的话要说，可又不知道说出去以后，回到北京会面临什么，所以不断地克制自己。当年张博树在香港出书，结果被中国社科院开除；而焦国标，仅仅因为一篇境外媒体疯狂转载的《讨伐中宣部》，就被北京大学停止教职。杨伟东是自由职业者，但这片土地的规矩是，你冒犯了我，就没有你的自由。阅人无数的杨伟东，在被警察不断登门之后，纵然在自由的香港，也深知当中利害，进退维谷，因而不免表现得局促、谨慎，并憨厚地微笑。在整个独立中文笔会香港会议期间，他仅仅是拍点照片，没说一句话，这我可以作证。

　　至今仍然记得我向杨伟东提起著名独立制片人胡杰（曾拍摄制作《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我的母亲王佩英》等文革口述纪录片），他连连点头赞赏。辛子陵称“南廖（亦武）北杨（伟东）”，我则将杨伟东与胡杰并称为“胡杨”。胡杨这种树木，常年生长在沙漠中，耐寒、耐旱、抗风沙，有很强的生命力，长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地千年不腐，又称英雄树。愿类似胡杰、杨伟东这样以镜头展示公民力量的崛起者，能够像胡杨那样，在中国这个自由渐成沙漠的国度里，勇敢地活下去。我相信，终究有一天，这股力量会像成片成片的胡杨林一般，繁衍万千，连绵不断。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