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多必失”与“我反正信了”

——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困境

（四川）上官乱
　

　　有谁知道，此刻的王勇平，在波兰的手风琴声中，有没有忘掉那天被记者围攻的场景？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伴他8年，折磨他8年，让他睡了8年办公室，最终却让他一夜成名声名扫地的职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他是否知道，有人将他的离去（虽然是平调，做了中波铁路合作项目的负责人），称作“中国发言人的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是2003年的SARS让中国政府第一次强烈地感到危机公关重要性后，培养出的“黄埔一期”——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毕业到上任到相继离去的一个时代。这些离去的都是曾经被贴满标签深具争议的一代发言人，被誉为最有个性的发言人，这些个性的缺失，到底是意味着将来的发言人更接近机器，甚至是极端谨言慎行的沉默机器，还是意味着，一群没有表情但是充满信息的发布器将代言中国的政府？


王勇平的无知与无奈


    “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

　　这句话如今已经红得有些滥了，因为这句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流氓语言，任何场合说出来都十足欠扁，当它从一个新闻发言人嘴里说出来，更显缺德。据说王勇平时候经历了有生之年最低谷的时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被记者采访时，他无力地说了一句话：“你想我说什么？我能说什么？”恍惚中又有那句“不管你信不信”的影子，难道这本身就是他特有的表达方式？他还令人诟病的就是在众媒体愤怒质问死难情况时，他却带着“傲慢的微笑”，让人极其愤怒。但是，事后很多记者却回忆到，其实王勇平平时就亲切随和，不拒绝记者提问，很多时候堪称个性和敢言，而这在我国庞大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尚不多见。

　　于是我们似乎又组合出另一个与并没有如此不堪的王勇平：口拙，但是不瞎加解释；水平低，但不回避问题；随和，但老被揪错。总之，就是个倒霉的家伙。纵观中国现有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似乎都是群倒霉的家伙。从2003年开设第一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以来，效果好像并不怎么明显，连《人民日报》自己都承认，中国的新闻发言人走入了“七年之痒”。

　　会痒的东西一般都是因为本来就有问题，发言人同时也是发“炎”人。因为偌大一个问题百出、信息铺天的中国，1983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却直到2003年遇到非典而导致国际形象大滑才有危机公关的理念，遂开设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媒体称其为新闻发言人培训的“黄埔一期”。更何况，全国各级党委和政府普遍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之后才出现。因此，直到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宣传部门，仍然在痛苦地纠结：新闻发言人到底是引导舆论、对付媒体，还是公开信息、接受质疑。这看似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真的在这个体制中百般摇摆、痛苦痉挛。

　　有媒体回忆到，任发言人期间，王和记者关系也一向不错。他把发言人与记者的关系视为“富有挑战性的朋友关系”，而不是“敌人的关系”；把他与铁道部、媒体的关系比作“一仆二主”。不少记者认为，王勇平确实对待媒体比较友好。每次新闻发布会，做主持人的他都会向部委领导争取，多回答记者提问。这在其他部委新闻发布会场合并不多见。而且，这种风格貌似也并不是因为“黄埔一期”的培训成果卓有成效。　

　　因为，纵观截止目前的各届各级新闻发言人培训班， 培训内容仍然多停留在一些简单的操作层面上，过于偏重对发言人技巧和技能的培训。例如教授学员如何写新闻通稿，不许新闻发言人回答“无可奉告”，而如何理顺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作好政府政治传播很少。而很多相关的书籍、有许多的讲座传播的都是新闻发言人的应对之策、推诿之术。总之一句话，大多数的培训还是基于这样一个概念：新闻发言人就是危机来临的挡箭牌。

　　能主动配合媒体，有公开信息意识，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理念的人并不多，就王勇平曾经的风格来看，他应该算一个。只不过铁道部长久以来的自大、昏愦，在那样一个自己都焦头烂额的时候，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王勇平以供满足的媒体的信息，王勇平在什么情况也不了解的情况下被推向前台，却被摁着回答那些他本来也一头雾水的技术问题，冒些混话也实属无奈。再说，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几乎没有业务部门出身的，却要回答业务内的问题，本身就是个尴尬的处境。


“言多必失”策略的失灵

　　按照信息公开法的规定，新闻发言人必须向媒体公布自己的联系方式，而且所有信息都必须每年公布一次，但很多新闻发言人不公布自己的电话，也不回应记者的问题。而且纵观各个国家部委和省份的新闻发言人，多由新闻司司长(新闻办主任)或办公室(厅)主任兼任，由于不是核心业务部门，发言人在回应记者提问前需要与各个业务部门多次沟通，或者获得高层领导的授权。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惠说，有时候一名记者直接进入她办公室要求采访，而她对采访内容确实完全不知情时，她会撒谎先上个厕所。实际上，在上厕所的5分钟里，她必须赶紧从上级领导获得口径，或从业务部门了解到情况。

　　当然，即使在新闻发言人制度成熟的西方国家，也面临着新闻发言人不一定了解业务，业务人员的新闻技巧欠缺的矛盾。但西方国家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二，必须团队作战，并能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三，必须尊重事实。但在中国，除了部委以上的发言人，地方一般由综合性官员或宣传官员兼任，而且一般属于单打独斗一人荣辱独享，比如王勇平就是长年累月睡在办公室，每天收集各种信息，但吃力不讨好。再则，既然叫“新闻”发言人，事实和真相当然是核心，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很多时候要做的，恰好是为上级掩盖事实。

　　这种讲求技术与单打独斗的结果，就是新闻发言人往往更容易独自承担失言的责任，但“言多必失”这个信条在国际上却并不管用。《华盛顿邮报》公共总管罗宾逊的一席话则令人深思。他说："我们很多时候特别想报道中国方面的事，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也想让美国公众知道真正的中国，但是常常得到的对方的回答是：无可奉告。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将无可奉告报道出去，也算是一种报道，但这种报道只会加深美国公众对中国不开放不民主的认识。"


市场化进程和民众权利博弈的必然

　　其实，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产生，正是官方、媒体与民众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相对市场化的今天，媒体的竞争和网络的话语授权，使官方不得不直面媒体的质问，媒体也不得不提出“刁钻”的问题来获得关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西方，传媒议程背后都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力量博弈的关系。新闻发言人从来就不是个轻松活，法国的某新闻官员同样感叹过：“我最大的痛苦就是面对一大帮记者的时候感到孤独与无助。遇到很多困难时，没有依靠，也不可能等待。”当然，西方的官员本来就不像中国这样轻松。

　　以色列的新闻发言人信息必须公布，且规定半年更新一次，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以军袭击国际救援船队的事件后，以军在向媒体公布事件进展方面严重滞后，记者提出的大部分问题也都被新闻发言人的拒绝回答，导致了以色列在国际社会中陷入极大被动。但是以军发言人办公室很快就调整了姿态，开始尽量回答记者的提问，能够提供的信息全部公开。新闻发言人的态度也是非常好，对中国记者还会用中文说了“你好”。为了扭转公关上的失利，以军新闻发言人还在微博上注册了帐号，将信息第一时间传到记者手中。

　　再纵观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历程，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先从企业开始，再渗透到政府。而中国相反。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商界对公众利益的无视激起一些正直的新闻记者的愤慨，掀起了一场揭露企业丑闻的“黑幕揭发运动”。在舆论的谴责面前，工商界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开始检讨自己的行为，注重自身的社会形象。为了改善与新闻媒介以及公众的关系，企业广泛地开展公共关系活动。新闻发言人和记者招待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良好的沟通效果。而这背景，正是19世纪20年代，美国普通民众获得了选举权。随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便在白宫聘用统新闻发言人。

　　通过媒体不断争取信息自由权，最终，《信息自由法》在1966年颁布，它要求每个联邦机构公布详细规章，保证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并规定对拒绝提供情况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对任意拒绝提供消息的官员实行罚款等手段，来杜绝来自官方机构的拖延和阻挠。另外，《阳光下的政府法》（即“阳光普照法案”）规定，50多个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的联邦部门举行会议要公开。而中国，培养新闻发言人竟然是8年前才开始。 　　

　　对比了这个进程后，我们会发现，新闻发言人是媒体市场化的产物，而媒体市场化的前提必然是经济市场化，对信息自由的追求这是普通人在生存权、发展权得到满足之后必然提出的政治参与权。因此美国的信息博弈最初发生在媒体与企业之间，而中国却发生在媒体与政府之间。 因此，与其说王勇平所折射出的现象是中国式危机公关惯性思维——缄默或断言，毋宁说中国以计划为主导的政治体制显然还没有适应现代媒体的诉求，因此在引导与配合间辗转摇摆。殊不知，民众的权利诉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外国记者新闻中心主任说：记者来我们这里不是受教育来的，他们是来履行公务来的，因此最好的新闻发言人就是不能失去记者信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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