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二十三）
郑烨
类似“斩杀线”的新闻被国内很多人信以为真，是被七十多年的政治运动训练出来的“明哲保身”的“鸡贼”属性的下意识的机械反应，绝大多数是从众心理作用下的乌合之众，当然还有极少数别有用心之人的煽风点火，蔫坏振臂一呼，蠢笨响者云集。更重要的是相信一个无中生有的假新闻需要认知的“契合”度，如今是在多年反美宣传的土壤上中共种上任何反美的“种子”都能开花结果，中共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如今可以随心所欲地收取民众的“智商税”，肆无忌惮地收割“缺少常识、理性、逻辑”的韭菜了。
类似”斩杀线“的新闻满天飞是党中央预感到经济寒冬快来了，需要提前给民众提供“苦难行军”的“认知棉被”了。
在中美对账中，中国大陆物价低廉的原因很多时候是那些生活用品是假冒伪劣产品、添加各类有害物质等形成的超低生产成本，是需要自然环境和民众健康作为代价换来的“百毒不侵”。
在“沉默的大多数”静观其变之下，就只剩下舞台中央上蹿下跳的煽风点火者和台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乌合之众了。
越共如今正处于类似中国改革开放前期，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后，低人权优势开始显现，普通民众对未来充满希望，全社会处在一个上升期，然而共产极权体制的痼疾一定会使其必然重蹈中共“六四”的覆辙，全球化的市场经济需要匹配民主宪政的社会制度，才能保持“做大蛋糕”的趋势和具备“分好蛋糕”的能力。
前几天中国的卫星发射失败，最近这段时间与马斯克的“星链”产业争夺太空卫星发射熟练的竞赛进入白热化，中共想要发射更多卫星从而占据更多太空空间资源而搞“放卫星”大跃进的野心昭然若揭。
从为了几万块钱抵抗拆迁到快递小哥为了几块钱举步维艰，在经济形式下行的背景下，“弱势群体”这一概念都“降级”了。
艾未未为回国接受媒体采访的言论让我想到最近又重温的金雁老师的《倒转红轮》里面对贵族知识分子的评价，这些知识分子中青年时期都是激进的社会变革者，到老年之后都趋向保守，甚至皈依宗教，看来年龄对于心态的影响至关重要，心态则直接表现为言论，依然是愤世嫉俗的形式，却已是老态龙钟的内容。
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的两位在文学艺术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华裔美国人。一位是文学领域的哈金，他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裔作家，他的代表作是《等待》《战废品》《光天化日》《好兵》等；一位是电影领域的赵婷，她是首位获得威尼斯最佳影片，金球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等殊荣的华人女导演，她的代表作是《无依之地》《骑士》《哈姆奈特》等。
2019年，男演员赵立新（瑞典籍）因发表北京故宫文物在日军占领期间被妥善保护的言论，结果被封杀。英国籍的张铁林说了类似的话却没有被封杀，只因张铁林已经不接拍大陆影视作品，官方拿他没办法，中共对有管辖权的所谓“掌握其饭碗”的人一向非常稳、准、狠。
毛泽东革命的目的就是在中共建政之后把全中国都变成了自己予取予求的私人“养老院”，各地都有为其建设的“离宫”“别院”和“洞府”，李锐等人去汇报工作的时候听说即将开席的晚饭吃的有“熊掌”，“厚着脸皮”终于吃到了御膳房的特供，那时全国正处于三年的大饥荒时期，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绝大多数是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无法外出逃荒的农民。
习近平有可能以追查各地博物院、院文物下落的方式让中纪委掌握已经退休的老领导的“把柄”，让他们在二十一大上支持自己继续连任和顺利通过自己任命的各级人马。
黄亚生论述产业革命中新技术的出现时的出发点是“创造价值也会破坏价值”，绝对是妥妥的废话，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退出历史舞台的落后产能的从业者兜底，一部分人政府提供培训掌握新技术融入新产业链，一部分人进行分流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在新技术话题中以“辩证法”进行分析，而不述及政府责任，的确太让人失望了。
黄亚生用大多数美籍华人投票给“独裁者”特朗普，来证明华人血统中有崇拜“独裁者”的原始基因，借以证明冷战结束后中国和俄罗斯依然选择专制政体的深层原因。如此论点纯粹无稽之谈，首先特朗普不是“独裁者”，最多算是强势总统，只在其行政权的范围内将权力充分利用而已，丝毫没有能力去动摇三权分立的宪政体系。把华裔美国人的自由选择投票权和中国大陆的民众被迫接受独裁统治一并用来证明全体华人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天然喜欢独裁专制，此类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言乱语太侮辱读者或听众的智商了。
黄亚生言谈中掩饰不住支持中国现行体制的论调，真的是身处海外站着说话不腰疼，大言不惭地说前提是领导人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即可，还以国内老百姓的选择作为其赞同的群众基础，颇有依民众之意的感觉，难道他不知道国内老百姓连选票都没有，哪来的自由选择权？如果给予老百姓自己的选择，那就不是中共了。在现行体制下，支持中国老百姓自己的选择，就等同于认可中共宣传、鼓动、胁迫出来的百姓“心声”。
感觉黄亚生喜欢以“国师”自居为中国问题忧心忡忡、殚精竭虑，颇有“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紧迫感。黄亚生比之许成纲、吴国光两位学者的学术水准和认知水平真的是云泥之别。从鲁迅的“民族劣根性”到胡适的“制度决定论”需要具备现代文明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显然黄亚生没有，或装疯卖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命令高尔基邀请欧洲的著名作家、学者来苏联访问，以此显示“东升西降”的成果，访问之后，出现了三类人，第一类如巴比塞，出版了吹捧斯大林的著作；第二类如罗曼·罗兰、斯蒂芬·茨威格等人，发现了问题却避而不谈，只在著作中提及或要求其去世之后再出版部分内容；第三类，也是极少数，如安德烈·纪德，出版了《苏联归来》，直面发现的问题，批驳了苏联的共产极权，引发轩然大波，不出意外地也失去了丰厚的苏联版税。前段时间那位土耳其网红显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人，任何人只要具备常识和理性绝对能发现新疆、西藏等地存在的问题，暴露出来其实很容易，只是国内的人已经被卡住了脖子。
2025年1月10日，发生了一则新闻------云南省体育局通报运动员实名举报被索要奖金：情况基本属实，对教练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已对其立案调查。
体育行政化就是把俱乐部的资产（球员）充公，当成免费劳动力为官员晋升需要的成绩服务。
很多人说许多学者离开中国移居别国之后由于远离中国本土环境，会逐渐不了解国内情况，评论起来会无的放矢，其实在共产极权体制下，任何事情都会重复出现，因为不受监督的权力永远会产生腐败，那些对中国有过研究的学者的经验之谈永远不会过时。
任何人都很难跟拥有先入为主的好坏二元认知的人辩论，在他们的认知中只有极端的好坏、两极化的美丑、毫无瑕疵的善恶，他们的世界是一台“黑白电视机”。
有效抵御“皇汉史观“对认知的侵袭是未来一段时间公民教育需要补齐的“短板”
面对偷换概念的诡辩，一般人经常会无言以对，据理力争的成本很高，精疲力竭的代价很大。
运用“类比”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很容易陷入“浪漫主义”。秦晖教授关于“他们也曾坏过”的讲座看一下或听一下，或许会帮助很多人理清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类比”中容易陷进的误区或执念。
尤其是不同政治制度之上的理直气壮的“类比”很容易被贻笑大方、画地为牢，画虎不成反类犬。
经过、看过、听过、想过的确是发言权的基础，任何理论都是用来认识社会关系和人性的工具，找到契合自己认知水平的思维很关键，才能避免陷入简单化、概念化、抽象化中无法自拔。
如今网上很多评论感觉很不接地气，依照他们的逻辑，女娲造人是不是属于人口买卖？大禹治水有没有经过水利部门的备案和审批？很多人把神话当案例，把传说当非虚构，讨论的基础都没有了，除非将其视为虚构作品进行解构，否则很难找到辩论的基点。
在阅读某些妄人的评论时，前面大部分内容，笔者隐隐地担心会爆出一个大招，让笔者无言以对，或者至少大费周折给予回应，然而最后的结论出来的时候，评论者的思维出现断崖式崩盘，前面的铺垫都成了无用功，让笔者长舒一口气。
前面还算环环相扣的论述如何过渡到最后无关痛痒的结论，让笔者莫名惊诧，最后那句甚至都不是个有基础前提的疑问句，如此丝滑的“临门一脚”实在是让笔者大跌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