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二十七）
郑烨
越是“僵尸”的极权政体，其“僵硬”的领导人越喜欢大手一挥，五指一抓一放，充满自信地讲“收放自如”，殊不知在现实操作中，“收紧”就很难“放开”了，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开始实施的“地铁安检”在会后不仅没有放松、取消，反而成为先进经验推广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一到重要时间节点，就会增加强度，又如新冠疫情期间学校的封闭在疫情结束后也成为常态延续了下来，背后的原因是“僵化”的体制早已失去了弹性， 丧失了自我修复的能力。
二十一世纪已过十分之一的中国依然时刻面临着“君主专制时期”兴旺交替、改朝换代、推倒重来的“大洗牌”的恶性循环，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已经成为“匹诺曹的鼻子”，而1776年的7月4日，美国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民主灯塔”开始屹立西方。
1998年，朱镕基完成了对油气行业的拆分，1999年，朱镕基完成了对电信行业的拆分，使其彼此竞争更有活力，管理升级提高服务，然而却成了虚有其表的“面子工程”，政企分离、职能剥离之后，国企从部委的“宿主”变成了“红二代”的禁脔，培养出了一大批“红色权贵”，如电力系统的李小鹏、李小琳，证券系统的朱云来，即便如此，也的确从客观上提高了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开始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负责合并重组国企，组建各行业各领域更有竞争力的垄断企业，打算在中国内部打造不同行业的“托拉斯”，方便动用全国资源哺育，进而参与国际竞争，获得举国优势，还是以竞争力为优先考虑级，只不过这一次是面向国际贸易体系。
以上操作不就是典型的“国进民退”吗？也是体育圈的“举国体制”在经济领域的呈现，社会管理层面早已经布局了以“网格化管理”和“天眼工程”为依托的“枫桥经验”，文化领域中“字字审查”的“僵尸剧本”将娱乐演艺圈“画地为牢”，郭德纲的“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里静悄悄”使其成为“越雷池”遭处罚的最新“祭品”，此前是脱口秀演员House（本名李昊石）的“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遭受的“封杀”。
三十多年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重走“回头路”，“计划经济”重新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而恰恰是“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催生了“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大饥荒”的推手，也是“文革”之所以延续十年的基础。也许是习近平觉得彼一时此一时，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加持的背景下，“计划经济”完全有可能搞成功，你要说习近平缺乏冒险精神，还真冤枉他了，只不过他是以“国运”为赌注进行豪赌，自家的财富版图不降反升。
要说习近平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和“文革时代的僵尸”，很难解释其掌握全国资源之后对社会管理的思路框架和具体操作，对于一具食古不化的“政治僵尸”来说，科技进步只会成为服务其底层逻辑和思维认知的工具。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智利总统阿连德也曾经这样想过，也曾经那样干过，结果死的很惨，前车之鉴表明“回头路”就是“断头路”，独裁者为所欲为之时就是步入毁灭之始。
“巨婴遍地”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不独讲政治，政界、商界、娱乐圈、体育界等概莫能外，最近爆出的金刻羽和余海军的狗血剧，“性商教母”周媛的“名媛培训班”，都是这个社会三百六十行中拥有资源者张着“巨婴”的嘴索要“情绪价值”和“奶头乐”催生出来的畸形评价体系的产物。
“糟粕”“烂东西”之所以能变现是因为它为“巨婴国”里嗷嗷待哺的“巨婴”们提供了囿于社会环境和原生家庭而缺失的以“奶头乐”为代表的情绪价值。
所谓的“大外宣”除了那些有事没事就叫嚣：
“西方痼疾难根除，如今又添新证据”
“东升西降是必然，历史规律难阻挡”
“霸权惹是生非，盟友离心离德；东大怀柔远近，慕名纷至沓来”
“修昔底德陷阱出现，东大屡遭打击压制”
“百年耻辱成历史，东大崛起非偶然”
“欧美一片哀鸿遍野，倒在斩杀线下；东大这厢风景独好，反贼自惭形秽”
“党国有问题那是不得不为，西方问题大那是制度痼疾”
“说中国不好你是欧洲中心论，说党国不对你是西方价值观”
“甘心做美帝走狗是侵略帮凶，主动为日台说话是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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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似是而非的狗屁逻辑和混淆是非的洗脑歪理，很多脑袋一团浆糊的人却很吃这一套“话术”。
尤其是在党国出现“失误”、爆出“丑闻”的时候以“拥有内部可靠消息”的名义主动为其“叼盘”、及时为其“止损”、积极为其“洗地”，笔者印象当中二十大上胡锦涛被习近平命人架出会场的时候，邓聿文在其推特上说“咱们都知道胡锦涛得老年痴呆症已经很多年了......”云云，用“驴唇不对马嘴”的方式去硬洗白，当时笔者就纳闷，即便胡锦涛突然发病，也不是被架出去的理由，更不是其他同僚不敢起身相送的借口，很多大外宣的“填坑”言论是顾左右而言他，以为一语中的，实则避实就虚、浑水摸鱼。
退一万步说，在你说的那个国家里的某个人死了，至少会成为一个数字，至少会给你一个原因，如果你在伟大的祖国死去，连个像样的死因都没有。
去年我所在的地方失火烧死了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我没有在任何官方媒体和自媒体上看到报道此事，在派出所用以销户的死亡证明上也只会写上“自然死亡”。
如果在美国你能看到一条所谓的“斩杀线”，还能拿来讨论和分析的话，那在中国，斩杀线无处不在，民众习以为常，百姓习焉不察。
中国的斩杀线是愚昧的头脑中对于自身权利的漠视、对于党国权力的崇拜、对于芸芸众生的冷血、对于洗脑话术的认同......
最近被中国封杀的作家严歌苓挟丈夫接受采访，访谈中大倒苦水，周孝正真的没必那么声嘶力竭地呐喊，把单纯的严歌苓也带跑偏了，不是那句“习近平就是人贩子”不对，而是仅仅为解气说那么一句话，没有什么讨论价值和分析价值，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境内出现的任何问题，他的确都需要负责任，然而从写实层面来说，他的确不是造成丰县铁链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过那件事情，出于气愤和义愤，可以理解那句话的脱口而出，然而从分析问题和讨论话题方面，的确没有必要说那么一句话，周孝正的视频节目，往往以输出情绪为第一要务，对于受众缺少认知提升的价值，感觉他是一个只图逞口舌之快的妄人。
宋太祖赵匡胤目睹唐末藩镇割据、节度使称雄，对于中央式微痛心疾首，建立宋朝之后，在“杯酒释兵权”后确立文人治国思路的同时，也把财税大权收归中央所有，地方需要申请才给予拨付，短时间之内中央财富增加、地方收入微薄，凡此种种措施都与朱镕基主导的“分税制改革”异曲同工，都是富了中央、穷了地方，然后再搞转移支付，进行收支平衡，只不过宋朝没有房地产业，倒是商业的发展给了地方赚钱的渠道。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北宋朝廷有钱，那为什么还会有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旨在增加朝廷收入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目的的确是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只不过不是中央没钱而是把钱都在了“冗官”“冗兵”“冗费”上，面对“三冗”造成的巨额支出，王安石只能想尽办法开源节流“搞钱”了。
“文革”就是从红卫兵、红小兵殴打老师开始的，卞仲耘是第一个受难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是一个民族的未来，也是一个国家的希望，然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人，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红太阳都是那个德行，红卫兵、红小兵只能亦步亦趋、上行下效、变本加厉了，难怪任剑涛教授痛心疾首地说“五十年代的红卫兵、六十年代的红小兵当政治国之后将会迎来中国死气沉沉的二十年”。
很多妄人看破世界发现的“真相”，如果是戏谑之词、讽刺之语，至少是汉字，勉强能看，那人如果真把它当做“颠扑不灭的宇宙真理”，进行毁人不倦的“传教”，身为升斗小民实在不敢苟同，不是低头有多难，而是实在学不来“脑残”，但凡认同一个字咱都丢不起这个人。
李鹏至死都以为自己的政治遗产是“三峡工程”，殊不知李鹏唯一被正面评价的是其在江泽民上位之后心灰意冷之余对于朱镕基搞经济体制改革的“放权”，还有就是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以“放任”的方式推动的涉及市场经济领域的立法。
斯诺登不就是一个民主国家里“愤世嫉俗”的“傻白甜性质”的“二五仔”吗？结果跑到香港被中共拷贝了资料，跑到莫斯科又被普京拷贝了资料，最后成功地消失在独裁国家，自此人间蒸发，至今生死不明。
名人不当言论才能引发轩然大波，吃瓜群众只关心是谁说的，问题的症结则在何为“不当”。很多时候，用戏谑的语气进行的讽刺，本身就是变形的描述，不是严密的语言逻辑推理。
一般人都会下意识地喜欢和愿意听信其“信息茧房”内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或者阴谋论，或者新奇、刺激的奇闻轶事。
从郑毓煌到郭德纲，热衷于为举报盛行的“政治正确”站台的公权力才是举报风盛行的原因。
李安根据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色戒》想必很多人都看过
底层互害前，公权力经常玩失踪，底层互害后，公权力出来打板子。文明伤痕累累，无赖无往不利。
江泽民、曾庆红满心以为扶持习近平上台是找了个“利益代言人”，没成想实则是找了个“党国掘墓人”。
中国人把想象力都用在编造“阴谋论”上了
中国人都是靠“窝里斗”的胜利来显示“自信”
契约精神是文明社会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种性格都能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