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当政办了一点什么实事，至今令国人怨声载道/笑傲红朝

朱镕基当政办了一点什么实事，至今令国人怨声载道

笑傲红朝

随着最近朱镕基的离世，关于朱镕基的话题又热起来，不少评价朱的文章主要都集中在其主持国务院工作时推行的分税制、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组织三个主题上评述，这些措施也确实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人们似乎忽略了朱镕基在任期间推行的其他重大改革，对中国社会、民生所产生的深刻改变，是超越经济领域的。那么当年朱镕基著称的“大刀阔斧”改革出台了哪些关乎国计民生的政策，这三十多年了对全体国民带来是福或是祸，这是总结朱镕基执政不能缺失的话题，也是当代每一个中国公民切身感受的沉重问题。

当年朱镕基在2003年离任总理前公开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宫，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如果他们再慷慨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了点实事，我就谢天谢地了。”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回过头来审视朱后半段的言论，正是验证朱镕基的改革让全体国人带来何种结果的好时机了。可以讲朱是办了点实事，但得到的结果不是他期望的让人民赞许，心满意足，自己可以谢天谢地，而是普遍令国民的怨声载道，更有甚者还出口骂娘。这是由于朱镕基当年参与和主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全力推行的养老金双轨制、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所造成的恶果，朱倡导这些涉及面广泛的重大民生改革，冲击力比什么分税制、国企转制、加入世贸更大，他实施的这些改革不是解决国人的后顾之忧，令人民安居乐业，而是政府撒手不担责，将民众推进火坑，从始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幸福感被朱镕基的双轨制和“三化”改革无情剥夺了，遗祸无穷。

制造社会极不公平的收入双轨制。所谓“收入双轨制”就是指机关事业单位（体制内）与企业（体制外）在薪酬或养老金等收入分配上实行两套不同标准和管理办法的制度现象，也就是指多年来引发全社会极大不满的“薪酬双轨制“和”养老金双轨制“，因为这个制度而令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在职业岗位收入或相同工龄退休待遇产生很大差异，导致社会收入不公屡屡成为被诟病的焦点。这个双轨制的建立，是九十年代朱镕基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

薪酬双轨制。自上世纪50年代指90年代初，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待遇和企业职工的工资待遇是一样的，当时国家实行严格的薪资管控，也就是厂长、公务员、工人都是同薪、同酬，那个年代提倡的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实际说是建立在更公平的分配制度的基础上的，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国企，奖金福利也是平均分配，但多劳多得，实干得到尊重，生产任务常超额完成，被广大工人称为公平正义的黄金时代，因此人们的幸福指数很高。

但到了90年代朱镕基提拔到国务院工作以后，这一分配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朱镕基率先拿国企开刀，企业改制打破工人的铁饭碗，才出现与公务员，两者工资待遇不一样。其时在江泽民、朱镕基执政期间曾派遣官员、学者赴新加坡考察学习，他们回国后大肆宣传并加以引进的一条最大的经验就是高薪养廉。这是既得利益者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的典型实例，他们置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不顾，还冠冕堂皇地认为，要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防止公务员队伍的寻租，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就必须实行高薪。公务员底薪会逼迫公务员寻租，导致腐败猖獗，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降低行政效率。于是，时任总理朱镕基提出改善公务员报酬来提高政府的清廉程度，但朱在中国老百姓面前不敢提“高薪养廉”，怕引发公众强烈不满，而小心翼翼地对国人说这是“以薪养廉”。自1997年以来，国家先后5次为全国公务员加薪，2001年，朱镕基还承诺将为公务员连续加薪3年，把公务员的工资在3年后翻一番。自此公务员加薪的势头高歌猛进，将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一把甩开，遥遥领先，公务员成为“金饭碗”的代名词。

相比公务员薪资大幅提高的同时，全国广大企业职工正面临企业转制的困境，大量工人被朱镕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中无情地推向社会，成为下岗人员，举步艰难，在没有政府任何保障的境况下，大多数人不得不转往私营企业工作，而中共的劳动法规既不健全又执法不严，工会更成摆设的废物，根本不会为各阶层的劳工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所以工人、农民工成了资本家疯狂榨取的猎物，什么黑劳工、996工作制、五险一金社保缺失、追讨欠薪等乱象普遍存在。2003年《中国青年报》有评论文章称：公务员实际年收入大致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2.5到4倍。中国式的“薪酬双轨制”在朱镕基主导的改革中就此形成，在这个号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度里，工人、农民实际上成了收入最低，工作量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生活最困苦，最被人瞧不起的阶层；而那些声称“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大爷却成了全社会最令人羡慕、最有权力、最富有的群体。这是掌握公权力的“公仆”自肥自己，有意制造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恶果。

其实，朱镕基以“高薪养廉”为由不断大幅为公务员加薪，无益于中共的反腐倡廉，只能制造社会的巨大的不公平现象。所谓高薪养廉或以薪养廉，根本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腐败的根本原因，反腐被抓上亿元的大贪官，基本都是一些位高权重，待遇优厚的高官，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更大的权力。假如高薪能养廉，就不会出现周永康、徐才厚、赖小民、蒋超良等等的大贪官。朱镕基在任内誓言铁腕反腐，公开表示“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无非是一个同归于尽。”当年朱设想准备100口棺材就能强力反腐，可是到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收入已进入世界前列了，你再准备100万口棺材，也装不下那些被拉下马的贪官，老虎变虎王，狼变老虎的腐败生态还在延申，腐败还演变成权钱交易的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虽然朱镕基自己为官刚正清廉，但反腐除查处华远走私大案外，其他都毫无作为，相反朱镕基改革措施的漏洞孕育了诸多更大的腐败，就非本文探讨的专题了。

从世界范围看，高薪养廉的成功范例并不多，因为全球清廉指数长期排名在前10名的丹麦、新西兰、芬兰、瑞典、挪威、新加坡等国家的公务员工资基本上等于和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如新加坡在85%~88%之间，瑞典为98%左右，挪威为99%左右，事实说明政府清廉度与公务员工资高低关系并不大，反而与政府的民主完善程度和法治水平紧密相连。至于中共官员迷信的新加坡高薪养廉的神话，基本是一个误解，因为上面已提到新加坡公务员的平均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大约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的85%~88%之间，所以，“高薪养廉”简直就是个混账逻辑，可是朱镕基就凭这个荒唐的理由，在当时财政还处于赤字的情景下（朱当年曾被称为“赤字总理”），在千万基层工人因企业改制无奈下岗而孤独无援之际，在亿万农民因负担过重的各种农业税费而叫苦连天的境遇下，冠冕堂皇地为公务员连年大幅加薪，·~~~新加坡年轻人愿意做公务员的比例不到2%。打破了社会收入的天平，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却原封不动，因而体制内外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另外，此时在“抓大放小”改革中被保存下来的那些国有垄断企业看到公务员涨薪，也不甘后人，有样学样，跟进涨薪，向公务员薪资看齐。而公务员阶层又觉得自己有特权、高人一等，结果吃皇粮与食垄断的相互攀比涨薪，只苦了没有话语权的普通百姓了。

在2020年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总理李克强公开说了真话：“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而根据北京惠诚律师事务所发布的2024年全国公务员薪资待遇一览的显示（本文节选部分经济发展强弱的省市）：北京市（综合收入15-20万）上海市（综合收入12-29万、）广东（综合收入10-28万）、浙江（综合收入15-25万）、湖北（综合收入10-15万）、青海（综合收入8-13万）、贵州（综合收入9-12万）。这个数据与李克强所说的即有6亿人年收入只有1.2万元相比，可谓天悬地隔，触目惊心。这个被中共标榜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公职人员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恐怕是现今世界罕见的现象，中共口头讲“共同富裕”、“人民至上”，背后却只为自己利益阶层霸占了全民创造的一大部分蛋糕，普通大众日夜辛劳也分享不了经济大发展带来的成果。可以讲公务员的高工资是以普通民众的低工资为代价取得的。这是“薪酬双轨制”造成国民收入极大的不公平真实反映，也是朱镕基既打破千万工人的“铁饭碗”又为公务员送上“金饭碗”的损民利己操作。更令民众气愤的是在近年中国经济遭遇严重的下行，市场萧条、大批企业倒闭、外资撤走、收入下降、失业飙升的局面下，习近平当局拒不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直接向民众发钱，以纾解民困，提振消费，却在2025年又偷偷为全国公务员加了工资，因事涉敏感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许多政府公务员的基本工资每月涨幅不会少于500元人民币，而且加薪回溯到从2024年7月开始。在经济低迷，全社会对分配不公强烈不满的时候，中共还推行“劫贫济富”，又一次证明了这个集团吸血式统治的本质。

养老金双轨制。中国退休基本养老制度（不包含农民）企业职工始建于195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机关事业单位始建于195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当时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享受条件大体相同，待遇标准互有高低，差距不大。中国的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朱镕基推行的所谓国企改制，为了尽快地把国企私有化，其出发点是减轻政府的负担，政府基本上不为它投钱，这个改革针对的其实是企业，而不是公务员。这就形成了针对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差异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不需要单独自己缴纳养老金，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发放，比起企业职工而言，退休后可以拿到更多退休金；而企业职工需要自己缴纳养老金，退休后养老金反而更低，这种歧视性的差异导致群体间待遇差距扩大。朱镕基的这套国企改革方案将千万企业人员一刀砍断，下岗失业，工龄买断，社保清零，同时他又不仅推出公务员的“高薪养廉“，还为退休的公务员订立了”高薪养老“的超国民待遇，这样的退休制度又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公平感。所以中国的养老金双轨制一直令社会上的极大不满和愤怒情绪不减。

这十多年以来，人们在议论一个挺实在的问题：在职的时候工资就比别人高，因为在职时各人能力不同，担任的职责不同，待遇不同还能理解，但退休以后大家都停下工作，对社会没贡献了，身份都一样，凭啥养老金还要高出好几倍？养老金双轨制的差距在于：由于计发机制不同，同等条件下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退休金占原工资的比例）只有30% 左右，而体制内的养老金替代率曾高达9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在退休前工资为1万元，企业职工退休后能拿3000多元养老金，而机关事业的人员能拿八九千元。导致退休后收入相差倍数。

另外中国的养老保障曾被中共吹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0.7亿人。养老保险覆盖面很大。但中国养老保障体系是分为两类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后者参保人绝大多数为农村人口和灵活就业者，即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农村老人和打工者，他们参加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到达退休年龄每月能领都是钱？2025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国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43元，这个数字只是最低基础标准，实际领取的金额在不同地区的补贴和缴费水平有差异。按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统计，全国约有1.8039亿人月人均待遇为246元。每月只有246元，根本无法维持养老生活的最低需求，中共在世人面前吹牛的所谓保障“全覆盖“成笑话，这又与双轨制里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待遇产生巨大的差别，原来中国养老制度经朱镕基改革后，便按单位性质、体制身份和阶层划分为三六九等，结果真实的养老差距就藏在每一种的天然差异里，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待遇层级与企业职工待遇天生不同，规则红利天差地别，而同为企业职工的垄断国企如电力、烟草、电信、金融等部门的养老保障又是另套标准，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还有城市职工和普通农民的养老待遇也同样存在云泥之别，这是一组扎心养老金平均的数据：体制内退休的基础养老金加上职业年金，普遍能拿7000多元，企业退休的平均3640元，可中位数才3050元，也就是一半人连3000元都摸不到，城乡居民养老，覆盖农村和没固定工作的人群，全国月平均才287元，很多地方只有163元。取平均值来算，三者之间的月收入比约为35：15：1，这个差距就是体制内公务员的吃肉、城市职工喝汤、普通农民只得到一点残渣。根据摩根大通提供的数据：中国在养老金分配中，公务员群体占比仅为9.5%，却消耗了34.9%的养老金支出，城乡居民占参保人数的54.9%，仅获得6.4%的养老金份额，于是中国的这种养老金双轨制和城乡之间的分配差别，社会上形成这样的独特的景象：越不富的群体，越缺保障，越要花钱的群体，越不敢花；同样干了一辈子，有人退休周游世界，有人退休跳广场舞、到处晒美食，有人退休遛鸟打牌，有人退而不休，还得去翻垃圾桶捡水瓶纸皮，这哪是养老金的差距，晚年生活直接被现实劈成两半。

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前夕，人民网搞了个“十大热点问题调查”社会保障问题又占据了首位。在“对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上调是否满意”的调查中，97%的网民对上调的幅度非常不满意；98%网民认为废除企业与机关单位养老金双轨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之后的2014年，《新京报》民调结果显示，有77.6%的受访者不赞成公务员的养老金高于普通人。可是“养老金双轨制”这个多年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至今始终没有得到切实的改善。虽然当局宣布2024年10月1号实现并轨，目前看差距也没有明显的改观。其实，人们并不是要攀比公务员的退休待遇，更不是要一刀切，全发一样的养老金，大家要求是分配公平，差距合理，能体面养老。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里，有各行各业不同职业的劳动者，他们之间会存在不同的养老待遇模式是正常的，不少发达国家的养老制度设计也是这样的，但关键在于所有模式的执行效果应该是立足公平、公正的，保障全社会每一个公民老年后的基本生活需求，特别是各类生活困难者的基本生活需求，让每个人生活得踏实，是制定和实施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目的。因为养老金本质是对劳动者一生付出的回馈，说白了，养老金是用来给你养老的，不是用来给你致富的，中国的双轨制造成如此大的贫富差距，绝对是有失公平的。这种明显的差异，多年来一直是大众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

薪酬双轨制和养老金双轨制不仅制造了国民收入的巨大不公平，还给社会带来其他的负面影响：当公务员成为中国最稳定、最富有的高收入群体时，必定吸引年轻人越来越盲目热衷于到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即涌向体制内，因此公务员招录考试竞争非常激烈，在2024年的国考中，报名人数超过300万，平均76人竞争一个招录名额，还有些岗位的竞争比极高，如在2025年国考中，最热门的职位来自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该职位仅招录1人，但已有3182人报名，这样的竞争比在公务员考试中并不罕见。还有更奇葩的招录，上海有一名博士毕业生因为看重“事业编“的含金量，竟选择当环卫工人，这是双轨制造成中国社会的畸形现象，为进体制内，争抢独木桥，行政事业单位成了万人争宠的对象，不少人明知不适合、不能发挥所学特长，也宁愿赖在机关里，因此制约了合理的人才流动，高学历而低就业，浪费人力资源，年轻人求安稳，缺乏在社会打拼奋斗的创业雄心。在那些中国高官推崇的新加坡，公务员虽然被视为体面且稳定的工作，但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愿意仅为2%，远远低于中国的76.5%，说明新加坡社会有更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创新活力较强。另外公务员高收入，也造成政府机构臃肿，公务员拿着金饭碗，只进不出，队伍庞大惊人，据综合主流学术研究与相关估算，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大致在6800万至7000万之间，部分宽口径估算可达1亿。2020年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6.7%，相当于在中国15个人将要供养1个党政人员，这个比例全世界第一高，加上这么高的公务员收入，这个负担也是世界第一重。难怪目前全国养老金的缺口很大，公开资料显示现在已达1万亿财政补贴也难以为继。还有公务员养老金过高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收入倒挂现象，就是比上班的年轻人正常工资还高。上班的不如退休赚得多，引起了年轻人的不满和愤怒，现时中国的养老金是现收现付的发放方式，收了年轻人工作所交的社保来发放养老金给退休人员，让交费人感到不爽，怎么自己交的钱不是政府存起来，以备今后养老之需，而是被政府用作应付现今退休人群的养老支出，令他们对未来充满担忧，因此交社保的年轻人面对这个收入倒挂的不合理现实，加上以后的不确定性，还有就业、婚姻、住房、育儿等压力，年轻人只能作出躺平或弃保的无奈选择。2026年一季度，全国累计社保断缴人数突破5800万，20至35岁的青年群体占比高达60%，换算下来，每三个打拼的年轻人里，就有一人主动按下社保暂停键。这显然是双轨制所产生的”双输死局“。

朱搞出来的这个双轨制，令在职和退休的收入都产生很大的差异，最可恨的是，双轨制的不公不仅体现在人活着待遇上，中共还人为制造“死后不平等“。当人身故后，现实里会出现这种情况：两位工龄接近的老人，只是退休单位不同，在世养老金已经有很大差距，离世以后，家属拿到的抚恤金补助也相差悬殊。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和离退休人员的丧葬补助金标准是：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再加上本人生前40个月的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企业职工丧葬补助金的标准是：按本省上一年城镇居民月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的两倍计算，抚恤金按缴费年限挂钩，在职人员最低3个月、最高24个月，退休人员每领一年养老金减一个月，最低保底9个月。生前延续到死后，抚恤金的差距是公务员月退休金的40倍VS普通职工退休金的24倍甚至只有9倍。至于那些亿万的城乡居民，不纳入补助范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本来设立这种补助是减轻家属办后事的负担，属于民生兜底，与什么多缴多得、缴费高、基数高无关的，凭什么又造成这么大的差距，可见双轨制的险恶，政府人为制造国民金字塔式收入机构。

掏空家庭6个钱包的住房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是朱镕基亲自操刀的一个重要变革，俗称“98房改”。成因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危害极大，影响至1998年的中国经济依然低迷，年增长率从双位数跌至8.8%。面对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商品库存猛增，消费需求严重不振的困境，朱镕基提出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出路在哪里？结果是朱镕基确定住房商品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朱认为拉动内需最好的方法就是启动住宅消费，能够促使老百姓大把大把地掏钱出来购买的商品，唯有人们需求极高的房子，因为房地产产业链很长，涉及行业面大，对钢铁、建材，家电、家具等都会有推动作用。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在回答记者问及住房制度改革时，明确表示：“住房的建设，将要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我们准备今年下半年出台新的政策，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分配一律改为商品化。”自此以后，一系列关于“房改”的相关措施陆续出台。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从此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下的分房体制被彻底打破，是福利分房和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的分水岭的标志。该文件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其他高收入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宅。”事实上当初这个房改设计是根据消费者的不同消费层次要求，构筑不同的住房需求关系的市场化体系，也就是住房商品化“双轨制”。

但朱镕基在实施过程中始乱终弃，双轨制式的分层次住房市场并没有在房改中出现，反而急速转向实行商品房“单轨制“，即将所有人都逼上”买房“之路。政府完全违背了房改的初衷，剥夺了居民的多元化居住选择。住房制度改革推出以后，朱镕基故伎重演，如之前国企改革将企业职工在毫无保障的前提下大量推向社会一样，住房商品化后同样并没有建立一个以住房保障配套为主的核心体系，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严重边缘化，这导致市场供给几乎变成了“单轨制”（全盘商品化），将“低工资体制下的住房货币化”演变成人们一律要以开发商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价格购房，普通百姓直接暴露在完全市场化的房价压力之下。

这是朱住房改革的方向性的重大错误。于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住房的民生问题变成地方政府、房地产商以及一切房地产获利机构的“唐僧肉”，中国房地产开始一步步进入一个以房地产开发和房价上涨的疯狂年代。中国民众告别了挤迫的居住经历后，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不断推高的房价，已经严重脱离了普通民众实际的购买能力，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房改以后引致高房价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是多维度、深层次的，既涉及民生福祉，也关乎经济结构和社会稳定。

第一是对民生与家庭生活的冲击。普通民众购一套房子大多需要耗尽“六个钱包”的长年积蓄，后续还要当上“房奴”承担数十年的房贷月供，使购房者将收入的大部分投入到房子中，中国居民收入与房贷比远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线城市家庭房贷收入比普遍超过60%，深圳核心区甚至接近100%，远超过国际通行的30%合理警戒线。以深圳为例，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24.3万元需偿还房贷24.1万元，实际负担率达99%，而美国硅谷家庭年均收入18万美元（约129万元人民币）购买每平方8.5万元房产的负担率仅30%。这种差异不仅源于房价基数，更反映了社会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缺陷。为偿还房贷，许多家庭只能节衣缩食，在教育、医疗、旅游等多元化消费只得精打细算，生活质量大打折扣。

第二是挤压婚育空间。高房价被戏称为“最好的避孕药”，年轻人因买不起房而推迟结婚或选择不婚，同时巨大的还贷压力也使已婚家庭对养育孩子望而却步，加剧了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危机，形成“高房价-低结婚率-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

第三是拉大贫富差距。由于房价暴涨，令中国的房子从原来的居住属性转为金融属性，所以财富的天平向拥有房产者倾斜，城市土著和早期购房者通过资产增值轻松积累巨额财富，而后来者和无房者即使学历高、工作努力，其劳动收入也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乱局，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之一。

第四是剥夺年轻人的幸福感和创造力。年轻人本应是社会创新的主力，但高房价迫使他们一进入社会就当“房奴”、“一辈子为开发商和银行打工”的残酷现实，迫使他们不敢轻易调换工作、不敢创业、不敢尝试有风险的创新，为了生存只能接受过度加班,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身心健康受损。

朱镕基的住房改革之所以变质、走样，其实是从房改的目的决定的，将房子推向市场，就是让市民原来享有的福利变成商品化，掏人民的财富来充实国库。最终形成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模式，把沉重的购房“大山”直接压在国人身上。纵观上述朱镕基操刀的薪酬改革与住房改革，这个剧情结果极具黑色幽默，全体国人的薪酬和养老金应该是单轨制的，他却搞成双轨制；住房改革应该是双轨制的，他反而搞成单轨制，这是对普罗大众的极度伤害。

谋财害命的医疗产业化。中国曾经在计划经济年代建立了覆盖城镇的公费与劳保医疗，以及覆盖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这个时期公立医院超过50%的收入来自政府预算。为了降低财政压力，中国政府早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就进行医疗改革，当时的医改都是小步而行，在政府补贴医院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少的背景下，医院被逼上梁山，治病救人之外，还得学会自主经营，养活自己。虽然如此，但这时政府和医院还能为大多数病人提供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负担的基本医疗服务。可是到了90年代朱镕基主政时，为弥补财政投入不足，政府允许公立医院对药品实行15%的加成政策，开放对新药、高新检查技术的定价。这一政策推出，标志着医疗市场化的全面启动，制度层面开了绿灯，医院可以按企业的路数搞经营了，看病收入、检查收入、卖药收入，统统装进自家口袋，科室转为经济核算，能赚多少，就拿多少。导致了公立医院以依赖药品收入（即“以药养医”）和过度检查的盈利模式。由此产生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成为长期困扰社会的民生痛点。

朱镕基搞这样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将医院的公益性改为效益性，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防病治病”的基本宗旨。明显是发生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主要表现有：

1、医疗费用上涨，由于医院只追求逐利，导致老百姓个人支出不降反升，看病更贵。1980年，中国居民个人负担的卫生支出占卫生支出总费用的比重不超过23%；到了2000年，已高达60.6%，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卫生绩效评估中，中国在“筹资公平性”方面排名倒数第四（第188位）。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普通民众只有小病挺，大病拖，不敢轻易去医院。因为看不起病，中国底层百姓甚至以“自己锯腿”、“烙铁烫癌”、“买肾救儿”、“喝药自杀”等极端方式来应对重病。普通老百姓得了重病就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只能等死，在电影《我不是药神》里，观众会看到重病是怎样快速榨干一个小康家庭的积蓄。这就是医疗产业化所制造的人间悲剧。

2、医疗资源严重失衡，公益性受损。医改以后使那些基础实力雄厚，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医院平日人满为患，患者挂号难，候诊时间长，就诊时间短是常态，医务人员疲于应付，令医疗水平无法提高；而基层医疗机构则由于设备、硬件薄弱，在社会上缺乏知名度，平时十分冷清，两极分化严重。有数据显示，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的30%又集中在大医院。每年到大医院就诊的人群，有80%左右是在基层医院可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所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分布高度不均衡，好的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医疗公益普惠性就难见效，同时弱势群体也难以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

3、医患关系紧张。伴随医院市场化的转变，医患双方出现信任危机，一方面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感增强；另一方面医生对执业环境不满，于是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医患纠纷甚至病患者或家属攻击医务人员的恶性事件频繁出现。完全把医疗产业推向市场、医疗资源货币化是医患矛盾的爆发的主因。

4、滋生行业腐败。医院本为救死扶伤之地，但医疗市场化后，医院变为经营性质，医疗领域的腐败现象随之大行其道。主要集中在药品、高值耗材采购、设备招投标、工程基建、人事管理环节，典型表现就是医药、设备回扣、收受好处、利益输送。

案例一：云南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利用职务之便，敛财共计1.29亿元，其中王借医院建设之机，竟收受基建商100套房和100个车位，被称为“双百院长”。王索贿收受现金，还曾抱怨“藏钱是个大问题”，证据显示王天朝收受现金高达3500万元，最终王被判无期。

案例二：四川广安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原院长张晓明，利用药品采购、资金拨付等职权，非法收受回扣1400余万元，贪污公款89万元。张与药商左某勾结，通过挂靠多家公司供药，按8%至10%比例收取回扣。张还指使财务人员篡改单据，套取资金。该案形成“院长腐、财务腐、库管腐、医生腐”的全链条腐败。

案例三：广东中山市某医院院长涉案近3千万被抓后，该院门诊和住院次均费用马上同比下降了16%、21%。摊到每个病人头上，是人均就医成本下降了1400余元。

所以医疗产业化滋生的腐败行为推高了药品、耗材和检查费用，使本应用于治病救人的医保基金被非法蚕食，最终转嫁为患者的自付成本，损害民众利益。

事实让全体国民都体现到朱镕基的医疗改革，只是为了减轻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财政负担，并不是为了改善老百姓的医疗福利问题。关于医改最权威的答案是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总体不成功。其内容指出，医改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记得当年这份报告国内媒体是有公开报道的，广发引起共鸣，等于判定此前的医改是失败的。到了2015年，又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撰文指出医改犯了“颠覆性错误”。可是至今廿年来，中国政府对这个国人痛恨的医改基本没有做出任何实质的改善，医疗产业化的局面还依旧存在。

关于医改的“失败”和“颠覆性错误”，当时江苏省宿迁市医改就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在医疗产业化改革中，1999年宿迁市政府决定将10个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和124个乡镇卫生院全部卖掉，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公立医院的地级市，其中市人民医院作价7000万元卖给上市公司金陵药业。医院私有化经营后，确实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却加重了老百姓看病开消的大幅上涨，医生为了获取提成，对病者采取小病大治，诱导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和手术，为了赚钱，各医院还竞相购买昂贵设备，从不足转为严重过剩。激进的医改引发当地医疗服务乱象丛生，最终因问题凸显，2016年宿迁市政府又出资20多亿元重新建造大型三甲公立医院，当年卖医院获7000万，如今重建却耗资20多亿，医改失败的代价多么沉重。

回看九十年代与朱镕基同一时期搞改革的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地震式改革，在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但原有的医疗保障不在其范围，等到公费医疗向医疗保险制度转变时，俄罗斯政府负责为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买单，企业负责为雇员买单，病人到医院只需说出自己的医疗保险卡号，就可以享受到几乎是免费的医疗服务。普京上台后，推出“医疗优先”新医改，实行全民免费体检，并为全民免费享受医疗服务奠定了财力基础，改变了俄罗斯的医疗面貌。任何俄罗斯人都不会因为没有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从中俄两国的医改对比，那个是有良心的政府，一目了然。

现在全世界有9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了免费医疗制度，尽管“免费”的定义和实际执行程度各国的差异很大，但免费医疗计划确实是一个负责任政府施政的主要目标。中国政府却适得其反，朱镕基的医改反而是对国民财富进行抢劫式掠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都无意为全体国民建立免费医疗制度，一些所谓的专家还阴阳怪气地发表对免费医疗妖魔化的论调：“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中国人不要幻想免费医疗”；“实行免费医疗只会给医疗服务体系带来更大的负担，供给更加不足，效率更加低下”；“14亿人基数过于庞大，根本无法实施”；“凡是实行免费医疗，都要排队，排队看病、等做手术非常恐怖”。这样的观点貌似颇有道理，其实根本站不住脚，因为中共标榜自己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力超群，发展速度领跑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政府为何做不到？休说免费医疗了，可悲的是这个经济大国的医疗投入比率远远低于国际水准，甚至还低于阿富汗、巴基斯坦。

在2012年的达沃斯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可持续的卫生体系分论坛时表示，中国的卫生费用占GDP比重仅为5.1%，不但低于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8.1%），而且比低收入国家的比重还要低（平均6.2%）。而与中国同在金砖国家中的巴西和印度分别达到了9%和8.9%。还有更令人愤怒的是，中国政府已经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低了，在这份缩水的医疗费用中，还出现了“官与民争利”的怪现象，原来朱镕基搞的医疗产业化以来政府医保投入是“管官不管民”，就是说中国官僚阶层与普通百姓医疗待遇是天壤之别。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早年曾披露，中国每年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都是花在了党政官员身上。2006年，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000亿元，其中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7%，约1190亿元，这里面80%的大头即952亿元，都用在了少数850万党政官员身上，其余14亿人只分到20%就是区区的238亿元。

这样的医疗产业化改革，必定对广大的普罗大众造成灾难性的伤害，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公立医院是以赚钱为目的，医务人员的个人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挂钩，这一世界奇观是中国医疗产业化的杰作。国内手机短视频流传这样的一个段子：一个乘客对出租车司机说，带哥去你们这里消费最高的地方，哥不差钱，瞬间出租车开到背景是“市中心医院”的地方，司机对乘客说，这是我们这消费最高的地方，甭管你有多少钱，都能花光，乘客表情捂脸……。拿国民的健康生命搞创收的政策，是反人类文明的一种犯罪。

家庭不堪重负的教育产业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益性教育模式，教育被视为国家事业而非产业。这个时期的公益性教育体现在：国家财政全额拨款，学校无需自筹资金；义务教育阶段免费，高等教育基本免费或极低学费；大学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到了朱镕基主政时，在财政困难，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文件，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这份文件成了中共日后大搞教育产业化的依据。随后的1999年6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教育产业化的方向，于是在“教育产业拉动内需”的错误方针指导下，教育系统逐渐脱离教书育人、传授知识的本质，把重心转移到商业化和赢利化，从幼儿园到大学，这些教育机构完全演变成为以教育为手段，大肆搜刮百姓钱财的政府抢劫行为。

中国教育产业化以后，教育乱收费现象尤为突出，各种名目繁多的不合理收费遍布各级教育，让“望子成龙”的家长无奈地接受像“雁过拔毛”般被宰；学前上幼儿园要交“建园费”；到了小学，初中，表面上是九年免费教育，但实际要收的费用却不少，有要交数万元的“择校费”、“借读费”，还有收费高昂的“兴趣班”、“补习班”、“奥数班”等；高中有重点中学和私立中学，都是按“市场价”的高收费学校。如果说从学前到九年免费教育阶段学校是巧立名目乱收费，毕竟还有一点制度的约束，家长尚有选择的余地，可到了孩子上大学就不一样了，因为大学收取的所有费用都是自费的，而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想为孩子圆大学梦，就注定成为教育转型被宰的对象，政府搞教育产业化看中的就是这个商机，大学招生、收费可操作的空间庞大。由于实行产业化，政府大幅减少对大学的拨款，在政策开放后，大学完全成了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全国高等院校毫无拘束地转向市场办学，大学的办学成本开始一层层地转嫁到学生和家庭头上。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支出费用随之如火箭般上升。到了2000年，全国高校学费大部分都涨到5000元以上，而1999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人均只有5854元，农村人均收入仅有2210元。也就是说，教育产业化实施后，一个孩子一年的大学学费，足以掏空一个普通家庭全年工资，而农村家庭更要为高额的学费发愁，当年一些农村穷人家因无钱供给孩子上大学而发生的悲剧时有所闻。所以有政协委员王平曾在全国政协委员讨论会上提出“农村孩子上大学就是个悲剧”的惊人言论。而且大学学费在“高投入，高回报”的政策下，一直还不断上涨，有报道今年浙江民办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学费达9万元以上，如此高昂的学费，寒门子弟必然望而却步，可见教育产业化给普通百姓家庭带来的是巨大的困境。

由于教育搞市场化，有赚钱效应，各级政府办大学的积极性空前提高，从1999年起，高校连年扩招，升学率从4%飙升到60%，大学生人数从1999年的150万人，到2025年的1222万人，翻了近八倍。扩大高校招生，只重数量不重质量，政府的目的就是只管从家长身上撒网捞钱，之后就撒手不管，学生毕业自负，结果这二十多年来，学费越来越贵，大学文凭却越来越贬值。现在每年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涌向社会，造成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部分家长坦言：大学学费已经不是教育，是投资，是赌博。社会上不少大学生是学非所用，只能从事灵活就业、营销、服务行业等工作，近年中国经济低迷，大学生内卷严重，还出现大学生进厂打螺丝、做外卖骑手的报道，沦为“廉价劳动力”。可怜许多中国家庭勒紧裤带供孩子读大学，结果是家长钱是白砸，孩子又浪费几年青春，投入与回报相差太大，令人唏嘘。

朱镕基推行的教育产业化，所产生的弊端是：

改变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虚高的学费导致优质教育成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非面向全体公民的公益事业，从而使教育失去应有的公平性。
教育产业化不仅出现教育乱收费的现象，而且让教育领域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并没有真正拉动内需，反而大大增加家庭教育支出的费用，制约了正常的家庭消费，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降低国民的幸福指数。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大部分农村教育存在设施简陋、师资薄弱的现象。所以农村的孩子很难读到好的大学，让他们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途径渺茫，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固化，阻断社会流动。
教育产业化严重影响婚姻、生育意愿。在中国现在养育一个孩子成本很高，高学费、高教培费能占用了家庭的大部分收入，这导致年轻人对进入婚姻、生育后代充满担忧，因为他们可能无法承担起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此外，高学费还进一步加剧娶不起、生不起、供不起现象，使更多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造成中国社会婚姻、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涉及养老、住房、医疗、教育的四个领域，都与百姓民生息息相关。朱镕基主政期间办的众多实事中，这四项大动作的改革是中国老百姓最亲身感受、最有发言权作评论的，可以讲朱这方面的改革无一成功，相信普通的国民不会为之叫好，如果要打评分，差评是少不了。那么试问朱镕基自评“办了点实事，就谢天谢地”，人民会认同吗？相反如今养老、住房、医疗、教育被国人冠以为压在头上的“四座大山”。这就是对朱镕基改革败笔的回应。朱镕基任内搞的养老保险双轨制，制造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力推的“三化”：住房、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这些涉及广大民众根本利益项目，特别是医疗和教育是最核心的民生领域，绝对不能完全市场化，世界上各国无论实行何种社会制度，没有哪个国家是敢完全搞成市场化的，但朱以改革名义全部扔给市场，把改革的成本转嫁到社会和普通民众身上，不愧为甩包袱高手，而权贵阶层，有福利保障的体制内阶层，并没有受到影响，真正受害的是广大的社会底层，市场化的红利最终会转化为百姓的生活负担，形成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一场大病就倾家荡产，考个大学掏光家底，这样的民生境况肯定不是和谐社会，改革的意义何在？政府把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全部加在老百姓头上，而且还踩上一脚，让住房、医疗、教育成为掠夺民众财富的工具，是无耻的行径，也是举世罕见的国耻。朱镕基搞这样的改革，等于亲手砸碎了中共“为人民服务”的装饰牌匾，将中共大小官员的工作目的转换成“为人民币服务”。

其实中共执政以来从来不会把民生（即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朱镕基时代的执政思路就是一个标本。朱镕基搞的分税制是财权上移，事权下移，自私自利式改革，分税制实行后，中央政府的钱袋子涨起来了，但它不是用来优先解决民生问题，而是把钱砸去办豪华的奥运会、国际盛事、高铁、太空、航母等面子工程，国富民穷的局面由此产生，朱镕基式的改革，表面是经济大发展，GDP持续增长，风光无限，但只是为党国和国家官僚组成的权贵阶层创造巨大获利机会，内里却是一塌糊涂，数据显示：朱镕基主政时期，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从八十年代末65%降到九十年代至本世纪以来只有40%左右，国际正常水平是60%-70%，这种状况足以说明朱改革以后没有令人民得到实惠，国民收入不升反降，加上“四座大山”横在国人面前，普通民众生活是何等艰难，内需与消费则无从谈起，这就是中国经济多年的结症，至今难解，如今国内经济已进入ICU病房，主要病因之一还是缺乏养老、医疗、教育的社会有效保障，始作俑者朱镕基也。这样的复盘，就可看清朱镕基改革的实质是“挂社会主义羊头，卖野蛮资本主义最臭的狗肉”，具体讲就是将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中国化，其特征是：极端追求发展，无视劳动者权益和生态环境，工人工作时间超长，工资低廉，缺少社会保障，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普通民众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等，当代中国的社会景象完全是野蛮资本主义的翻版，朱镕基是主要的操盘手，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走向，它既令中国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又布下了地雷阵，光“四座大山”如何拆解，就让党国焦头烂额了，如今成死结，连当今被誉为能为全球发展指明方向的那位“高人”也束手无策，退避三舍，所以朱镕基的激进改革只会为党国留下一个宇宙级的难题。

虽然朱镕基从政以来有行事果断、求真务实、不尚空谈、清正廉洁、为人正直的一面，个人操守有不错的口碑，但对于曾经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政治人物，个人品格不能与执政业绩划等号，就事论事，对朱主政时出台的改革措施提出质疑和批评是必要的，纵观朱镕基的执政表现，他保的是党和红色权贵的利益，改革维护的绝对不是人民的利益，所以朱镕基不配“人民好总理”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