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沙尘暴和王岐山的乱局
张杰
中国北方正在遭受近10年范围最广、最强的沙尘暴。北京的天空一片昏黄，甚至出现了诡异的蓝太阳，城区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小于1000米，空气质量已达到重度污染。15日开始出现的沙尘天气影响范围西起新疆吐鲁番，东至黑龙江大庆、吉林长春，沙尘带长达近3000公里。目前，沙尘还在继续向东南移动，将陆续影响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等地。
与中国大自然的沙尘暴一样，中国的政治也处在昏天黑地之中。近来，习近平反复强调“国之大者”，党媒望文生义胡乱猜测，官员战战兢兢，不知习大人哪根神经又出现了异常。他一会儿高度警惕政治风险，称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未来可能遇到“难以想像的惊涛骇浪”；一会儿又得意洋洋称世界正“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习大人这忽阴忽阳、忽晴忽雨，不知又要让多少官员精神抑郁。
面对中国的政治沙尘暴，国际社会还真没闲着。3月12日，拜登总统召开了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四国安全对话峰会，组建“印太北约”对抗中国。3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以及防务大臣岸信夫举行 "二加二"会谈。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谴责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水域的非法诉求和非法行动”，还对北京最近修法允许海监船在东中国海争议岛礁周边开火表示不安。分析人士指出，该声明的强硬措辞“前所未有”，体现了东京与华盛顿对于北京在军事、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不满。布林肯和奥斯汀联名撰文表示，美国将和盟国一起，"就中国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在香港系统性地侵蚀民主、削弱台湾民主制度以及在南中国海提出违反国际法的主张，追究中国的责任"。
按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于3月18日和19日在阿拉斯加会晤。真不知这次缺乏信任的会晤是缓和局势的开端还是更大暴风雨的前夜。
中国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如同北京上空的沙尘暴一样，透露着不详的信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裴敏欣教授曾指出，中共政权近年面临一连串内忧外患，同时应付与美国的贸易和科技冷战，以及国内经济增长放缓、政治风气封闭等衍生问题，“中共正处于毛时代以来，最接近统治瓦解的时刻”。
为什么中共会面临如此严峻的危局呢？事出非常必有妖孽。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进入了政治倒退时代。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庭抗礼。澳洲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指出：政治上，制造个人崇拜和任人唯亲的卑劣行径，引发朝野上下越来越大的反感和鄙视；以人划线、袒护红二代的选择性反腐，将法律当成政治工具和权斗工具的以黑治国，导致反腐运动的道德破产和寒门官员的离心离德；重用形形色色的权力狂和酷吏侫幸，重新激活文革式的权力斗争和假大空，使习及其跟班们日益孤立。在经济上，中共党国权贵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回天乏力的地步，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两极分化、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国内外市场萎缩和无法扭转的经济下行；饮鸩止渴式的疯狂印钞输血，制造的是无法解套的房地产泡沫、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依靠特权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不惜代价助长国进民退，以及妄图利用私有企业给国有企业供血并提供活力，以致于民营企业惶惶不可终日，纷纷撤资逃离。外交上，红二代狂妄地“中国道路”挑战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国际秩序，变本加厉地与国际流氓政权狼狈为奸，全面恶化中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反弹和反制；特别是习实行个人独裁、执行背离普世价值的政治路线，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从经济转型走向政治转型的愿望彻底落空；世界民主联盟开始重新集结起来，联手围堵中共，宪政民主与共产专制之间的冷战爆发。
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结束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挽救了中共的覆灭。但邓小平的时代又是一个矛盾的时代，经济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政治上却仍然保持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习接班时，邓小平的道路已难以继续，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宪政改革，要么拒绝宪政改革，退回到极权主义。习近平显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但这一条制度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社会制度的变轨决定了中国的乱局。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违背历史潮流的道路呢？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王岐山和他推荐的一本书了。
中共十八大落幕不久，王岐山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听取若干专家学者对中共“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的建议。王岐山向与会者推荐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此前后，王歧山已经向很多人推荐这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只有67年。法国大革命前的欧洲国家，大都实行农奴制或君主制，而法国，是其中最开放的国度。国王路易十六实行开明专制，推行经济与政治改革。国王路易十六温和而宽容，愿意倾听民众呼声，连自己的猎物不慎损坏了农民庄稼，都主动予以赔偿。路易十六的经济改革，不仅创造了法国经济最繁荣时期，而且在欧洲国家中一枝独秀。当时的法国，文化艺术也空前繁荣、活跃，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法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当时的法国农民，已经解放为自由民，拥有自己的土地。然而，法国大革命却爆发了，王朝被推翻，国王路易十六还被砍了头。托克维尔在书中得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结论，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非在专制压迫最残酷的年代，而是在专制压迫相对较轻的封建王朝改革年代。
王岐山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反映了中共高层部分官员的集体焦虑。当今中国社会处在改革年代，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不满情绪却一路高涨；政治改革，可能会带来社会动荡，并最终通向革命。王岐山要官员读这本书，意在告诫官员：不要轻言改革，不要轻易改革，改来改去，恐怕对大家都不利。王岐山向学者推荐这本书，则意在警示法国大革命的后果：人们对旧制度的仇恨，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法国大革命之后，是血腥的报复，不仅国王被砍头、贵族被砍头、旧势力的代表人物被砍头，就连许多革命领袖、革命者本身，也被砍了头。
我相信王岐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观点深刻影响了习近平的执政路线。他认为，要守住中共的红色江山绝不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宪政民主，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否则中共将面临崩溃。唯一的道路就是经济上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政治上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将政治经济的权力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用极权主义党国扼杀所有危及政权的不稳定因素。从2012年以来至今，习的执政之路应该说就是这个统治逻辑。但王岐山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理解正确吗？如果他的理解是错误的，我们是否可以说王岐山埋下了中共的乱局的种子？
客观说，王岐山敏锐地感受到了危机，他闻到了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气息。有学者指出，现今中国社会与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的确存在相似之处，如经济改革，带来中国经济规模的急剧扩张和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但官场腐败和贫富悬殊，却引发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拥有住房，住房价格远远高出其真实价值，人们普遍抱怨房价太高、买房难；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大胆敢言，成为众望所归的异见领袖，对中国社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但不同之处在于：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法国，在政治与文化上，是当时欧洲最进步的国家，今日中国，在政治与文化上，则是亚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如果说路易十六是相对温和而宽容的国王，当今中国领导人则都是冷血无情的独裁者；如果说十八世纪的世界，主要还是威权的世界，现今世界，则主要是民主的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实现民主宪政。
当今中国的基本矛盾就是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与落后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已经让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背景是政治高压后的改革，而中国在毛泽东政治高压时代后，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背景截然不同。所以，习时代拒绝政治制度改革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严厉打压人民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只会将人民逼成“革命者”。我们看看香港拼死抗争的勇武派青年，他们不正是中共极权政治所造就的吗？
王岐山、习近平拒绝政治改革源于对中共特权利益丧失的恐惧。王岐山故意误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为极权主义统治寻找合法性。但他忘记了托克维尔的另一本伟大著作《美国式民主》以及作者对自由民主的歌颂。正如郑也夫先生所言：在中共执政的70年历史中,这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太多的灾难。对不同政见的仇视与日俱增,对危机的恐惧令自己失态。结束专制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动荡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转型,符合共产党的利益,那就是中共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