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的终身遗恨
今年是"六四"二十周年。中国的人权问题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里我讲一件我自己的事情。
去国二十二年，我最大的遗恨是，在母亲临终之际，作为母亲唯一的儿子，我竟未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2000年8月的一天，我收到姐姐妹妹自成都家中来信，得知母亲病危，心焦如焚。我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时候，如果我现在不赶回国去见母亲，那就永远见不到了。我知道，中国政府有禁止回国的黑名单，我的名字在名单上。尽管我思念家国，但此前从不曾向领馆提出过回国申请。然而这一次我不得不破例。我给认识的领事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要向上面请示。我也给家人打了电话，说我正在申请签证，并宽慰她们说很可能批准成行。
数日后，领事回话"不行"。与此同时，我收到母亲来信。生命垂危的母亲，神智依然十分清醒，只是字迹不如以前工整。母亲写道："关于给领事馆打电话要求答应你们回来一事，我认为没必要，即便他们答应了我也不想让你们回来。你们若回来，我担心就受不了。我可信不过他们。当初老毛亲自命令起义人员过往一切概不追咎，结果手中拿着这命令人就给杀了。我对这一点到闭目时都忘不了的。"
母亲讲的是父亲的遭遇。我父亲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他所在的那支军队的军长宣布"起义"，于是我父亲又成了解放军。当时共产党说"起义光荣"，保证"既往不咎"，还发过一纸证书，我家的门口还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木牌。但是到了52年"镇反"运动，父亲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惨遭杀害。
那时，我姐姐十一岁，我五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惊悉噩耗，痛不欲生。她准备把姐姐、妹妹和我分别送给亲戚，然后回老家投井自尽；但终因舍不下三个年幼的儿女，不忍心让我们既失去父亲，再失去母亲，于是咬牙活下来，并以加倍的爱护，抚育我们成人。
放下母亲的信，我不禁想：也许母亲说的是对的。虽然按我的估计，如果当局允许我回国探望，应当不会危及我的安全；可是母亲却不能不担惊受怕。如果我回去了，一大堆警察整天盯着你，在你家周围打转，也许还要叫你出去跟他们谈话。这对我母亲会产生多大的精神压力，会勾起她多少痛苦的回忆和深藏的恐惧。就算他们在我母亲面前信誓旦旦，说保证让我平安回美，想到父亲的悲惨命运，母亲怎么能放得下心？我不能不想，也许，我不回去，母亲反而会走得更安心。
就这样，直到最后一刻，我也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2009年2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