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应该知道共匪的罪恶史
苏明
共匪近几个月来大肆宣传要全体中国人民学习它们的党史。这个宣传的背后唆使人想必就是习蠢货。它对这个祸国殃民的党当然是感情深厚，原因很简单，首先是它的整个的一生是完全浸淫在共匪的这潭污泥浊水之中，如今更爬上了最高的位置。其次是如果没有共匪这个团伙，习蠢货不过就是个陕北的农民，也只能整天扛着两百斤麦子去走十里地的山路了。至于它的父亲习仲勋，当初是当土匪造反谋生。如果共匪没有把根据地设在陕北的话，它的父亲早就身首异处了。
习蠢货崇拜党史，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一个既得利益分子的情感。其实它并不了解广大的中国人民对共匪这个团伙的真实看法是什么，以为国人民众都愚蠢到了它的程度上，它说学党史，全国人民就都热泪盈眶地跟着学党史，还一边学一边不时地又是骄傲又是自豪地犯病。统治者和民间的思想差距如此之大，怎么能强民富国？
我不学党史，但是自从上了小学开始，教科书就不断地往每个学生的大脑中灌输党史。这就是先入为主的洗脑和灌狼奶，实际上作用并不大。尤其文化革命开始后不久，刘少奇被打倒了。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马上就画出了一副毛泽东扛着个雨伞去安源的画。江西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的领导者是刘少奇，那是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事情。刘少奇倒台了，马上就变成了毛泽东去了安源。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年，在大吃一惊后，几经反复思考，终于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共匪的历史是不可相信的。
邓小平掌控了实际权力后，把毛泽东定性为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我又以为去安源搞罢工的人应该是邓小平了。当时剩下的共匪元老是八个，想必这八个人都在为了巩固在团伙内部的地位而争斗得你死我活的，所以我写了一篇三、四百个字的小文章夺去了香港，题目是《八老去安源》。没想到香港的这家报社刊出了我的文章，给我寄来了一百块钱港币稿费。我是个一辈子凭工资吃饭的人，但我并不在乎钱。我只在乎介意我对共匪的揭露和批判是否能在社会和民间产生影响，能否使一些民众知道共匪的假恶丑，我的责任就尽到了。
凡是粗糙通英语的人知道，英语中有一句通俗的话是 Once lie, always lie。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一个人只要撒谎一次，就被人们认为这个人总是在撒谎。也就是说，这个人今后再说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了。这句话正好应在了共匪的身上。共匪告诉人民，它们拉帮结伙的日子是7月1日，可是真实的日子是7月23日。因为害怕被民国政府抓捕，所以跑去嘉兴在一条船上完成了成立的会议。这就是共匪做贼心虚的心理，
中华民国是个民主共和的政体，而且人民有言论、集会、组党、办报的自由和权力。有资料显示，在中华民国成立最初的几年时间里，全国出现的报刊、杂志达上千种，形成的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多达六、七百个，为什么共匪拉帮结伙却像做贼似的要东藏西躲呢。现在分析起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匪没有向社会局注册登记，是属于非法组织。直到现在，在共匪建政的国里，共匪至今没有去社会局注册登记过。这就是说，共匪的这个党至今仍然是个非法组织。一个非法组织的历史居然要人民去学习！习蠢货一再宣称它是在依法治国。可是，本身是一个非法团伙，却在整天声称要依法治国。这个玩笑也开得太大了。
久而久之，共匪不断地撒谎，总有一些中国人上当受骗。撒谎成性的共匪不断地撒出一个比更大的谎言，把中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记得那是在几年前，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时，共匪打算拍一部共匪领导了抗日战争的电影，把1941开罗世界三巨头会议中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改换成毛泽东。那次的三巨头会议的参加者是美国的罗斯福、英国的丘吉尔和中国的蒋中正总统。他们代表的三个国家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
那次的会议决定，由以前的抵抗德国和日本的入侵，正式宣布对德国、日本的宣战，并且将世界划分成两个战场。欧洲是西方战场，由美国和英国担任总指挥；东方战场是亚洲，由蒋中正总统指挥。这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共匪居然有胆篡改，把毛泽东换上去，以取代蒋中正总统。它们以为能够欺骗中国人民，但欺骗不了世界。共匪的不抗日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抗战胜利的荣耀又使它们眼红，所以才制造出如此巨大的谎言，去欺骗中国人民以巩固它们的政权统治。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的事实也迫使共匪把宣传了几十年的八年抗战，不得不改为十四年抗战了。如果有人去问习蠢货中国的抗战，分为几个阶段的话，它一定不知道抗战是分为被迫抗战、全面抗战和对日抗战三个阶段的。
可偏偏是这个不懂历史的人，却在声嘶力竭地要人民学党史。想必党史已被它篡改成了吹捧它的党史了，那么这个党史就变成了一本无味的虚构的世俗小说了。在这部新编的小说中，前几届的邓江胡三个党老板都不在习蠢货的眼里，唯有毛泽东的自以为是神的个人独裁统治，是它的崇拜偶像和当政的目的，所以它要和毛并驾齐驱。
但是少知无识的习蠢货有一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大脑，忘记了自己一家人也曾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更不会去思考同样是土匪造反起家的它们一家人，为什么也被毛泽东整得死去活来十几年。习蠢货不会思考，那是它的事，但是中国人民应该会思考，更应反思共匪这七十年来都干的是什么。所谓的幸福、骄傲和自豪这三个词是不可以随便用的，更不是党云亦云的。那是要每个国民发自内心真正感受到的三个词，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三个词才是真实的。因为这三个词不是喊口号的专用词。
共匪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历史，更是一部杀人史。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在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的两个多月后，共匪就在井冈山中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国，毛泽东当主席。它们绝口不提抗日，光是嚎叫要誓死保卫在苏联的苏维埃政权，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然后又以反AB团，也就是消灭反对苏维埃的人为名，毫不在乎地自杀自家人十万有余。后来又在所谓的长征路上，其实是逃亡路上，又自损自家人二、三十万之多。
逃到了陕北之后，又把当地的共匪地头蛇刘志丹和它的人马杀掉，然后明目张胆地烧制大烟土和走私烟土。更有甚者，它们把大烟土走私到敌占区，麻痹了那里的人民的抗战意志。又在蒋中正总统宣布对日宣战的1941年，共匪躲在延安的窑洞里开展整风运动。那又是一场惨烈的自杀自家人、自整自家人的惨剧。直到1966年的文化浩劫之前，毛泽东多次地说党内已经经历了十次的重大路线斗争。也就是说，共匪自杀、自整自家人十次之多。但它不提每次的党内自相火并，又涉及到党外和民间有多少人死于无辜。
一场十年半的文革，毛泽东清洗掉所有的跟它打江山的人，又牵扯上七千万无辜国民死于非命，受到触及的国民人数高达四亿。就以习蠢货为例，上台八年，为了巩固权力，排除异己，借反腐之名又整死、关押了多少人，其中以党员干部人数居多。以”妄议中央“的罪名，把多少民间人士判了重刑。但是居然有人说，习蠢货没有杀人。那么在新疆这个引起世界关注的问题上，又怎么解释呢？关进了集中营的人就有一、两百万，那么死于集中营的人想必不在少数。
共匪内部的派系林立，为了争权夺利，互相暗杀的又有多少？闹到现在就连习蠢货自己也整天活在提心吊胆被暗杀之中。毛邓江胡习都没有亲手杀过人，但它们的政策和统治方式就是造成大量中国人死亡的原因。这样的党史，我倒是认为中国人民确实应该知道，并且警惕。一部共匪的杀人史更促使中国人民考虑，该不该以暴易暴，灭掉这个政权。
通过多了解一些共匪的真实历史，再加上平时看到的、听到的共匪大大小小的干部们的言谈话语，中国人民就更该知道共匪整个团伙是由一群无知的不学无术且又无耻的狂妄之辈组成的。至今我忘不掉两个亲身经历的笑话。一个是北京市的一位局长在台上作报告，昏昏欲睡的台下听众突然听到这位局长说，“读到这里停一停，台下可能有掌声”。话刚落音，台上果然有人带头鼓掌。台下随即响起了掌声和笑声。显然这个报告不是局长自己写的，而是有人替它写的。可笑之处在于这个局长在读这个报告之前，竟然连看也没有看一下这份报告。真不知道共匪的日理万机理的是什么？但这种不知耻的狂妄作风，已经承传到了习蠢货的身上了。
另一个笑话是，一位副部长级别的妇联主任，在一次庆祝三八妇女节的讲话中，竟然斗志昂扬地高声说，“我们妇女不仅要顶起半天天，也要把那半边天也夺过来。”如此的豪言壮语，当然引起了愚夫蠢妇的热烈掌声，但却乐坏了有识之士。
我们民族的本土文化的道家学术，早就定义了“一阴一阳之谓道”。并解释说，阴阳结合产生中和之气，此气谓之祥和。民间的说法是男主外，女主内，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这又好比太阳和月亮，才是我们享受到了白天和黑夜。属于阴性的妇女一旦夺回了属于阳性的半边天，这个地球上岂不就永远是黑夜见不到白天了？
阴盛阳衰不是好事。现时的中国岂不就是阴盛阳衰？难怪习蠢货大骂前苏共里”没有一个是男儿“。但是它的不学无术，一味地胡言乱语的无耻，反而证明了它根本就够不上一个男儿的标准和品格。它据说是清华毕业，又有所谓的博士头衔后，后来更说它当了六年大学校长。可笑后来被人们揭穿全是造假。前几天它不得不发文说，它就是梁家河中学毕业，梁家河大学毕业。
深知农民的毛泽东在语录中说，“农民要起来，同自己的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这是中国流行了十年的毛语录中的话，习却把一个村子比作中学和大学，并肯定地说，“梁家河有大学问。”毛泽东是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凶手，习蠢货是灭绝中国的文化和教育的凶手。一个失去了文化的民族，就等于是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难道中国人民还不该警惕吗？！
现在该是我们谈到学党史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党性与人性的根本冲突的问题。人是宇宙天地化生出来的，同其他的任何物种一样，都是来自于自然。人又不同于天下万物之处，就在于人有思想，又有精神。人类学和哲学早就对人下了定义，那就是理性的存在就是人。这是指人的思想和人是一个精神生命体，指的是人有追求。也就是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活着。
因为人有自由的精神和自主的意志，要去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动物和猪狗只属于它们的活动，是被人管控和利用的，是为人类服务的。所以人有人权、自由和尊严，并且是必须受到尊敬和保障。但在中国，只要提到人权、自由和民主，就会引起共匪的气急败坏。因为它们要求的是没有个人的个性和人性，只有党性；没有个人的权力，只有至高无上的党权；没有个人的自由，只有党的为所欲为。
一场空前绝后的文革运动，党教唆中国人民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夫妻互相揭发，儿女揭发父母，学生揭发老师，朋友同事互相揭发。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人伦道德体系严重受到破坏，原本祥和的社会充斥着腥风血雨，毫无人性的党性腐败了不少中国人的人性。直到今天，习蠢货再次使用共匪的这个法宝，要求人们互相监视，互相告发，甚至给告发者发奖金。
钱这个东西在共匪看来是万能的，也确实买走了部分中国人的良知、人格和灵魂，以至造成中国社会的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共匪奉行的宗旨是你死我活，也就是说，死的是人民，人民死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匪要活着。中国武汉爆发了大瘟疫，共匪却在人大会堂里又吃又喝地举行春节团拜会。当疫情扩散到了全世界，习蠢货大言不惭地说是它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当中国的疫情越发严重时，它又宣称疫情在中国清零了。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又有多少人死于这场疫情，则是党国机密。又有多少良知之士为探索这个所谓的机密，而死于非命或消失人间了？
共匪说它们有9千万个党员。也就是说，中国有9千万人没有人性，只有党性。其实也不尽然。我是19岁入党，四十年反党且又不交党费。这之前几次交涉要求退党，均遭拒绝。相信我的名字仍在共匪的名单内。像我这样的人在共匪内应该占相当一部分，所以9千万这个数字的水分是相当大的。奇怪的是，那些犬儒、捂毛、篾片、小粉红、爱党贼们，拼命地为共匪涂脂抹粉，反而不是党员。因为它们出卖自己，为的是换口饭吃而已。
再者，共匪的官早就把家属和脏钱送去了外国，甚至自己也入了外国籍。以习蠢货为例，它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都入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国籍，女儿也得到了美国的居留权。它的脏钱一部分在香港，大部分也去了西方。谁又能说习蠢货是誓死忠于党？它是为了个人的野心，为了达到目的，它不惜做个酷吏。或许它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酷吏的下场都极惨。它不会去学习它编造出来的党史，但它确实应该学习一点中国的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