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八
把谎言美化成“真理”
春生
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的特色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政治宣传看作是生命线。
1951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规定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对于反革命宣传的斗争，领导审查理论教育、审查文化艺术、监督学校教育、审查新闻传媒等。
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主管宣传思想、社情舆论和新闻媒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即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把握舆论导向，确保新闻媒体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权。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是中国民众知道事实真相。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工作主要内容是谎言和洗脑。中国共产党把谎言美化成真理，掩盖事实真相，扭曲真相，欺骗中国民众；中国共产党把谎言美化成真理，对中国民众洗脑，向中国民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国共产党的谎言和洗脑使得民众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够认清事实真相，盲从于中国共产党。
谎言
中国共产党恐怕是人类至今为止制造谎言最多的犯罪集团，这使得拥有谎言大师戈培尔的德国纳粹犯罪集团也甘拜下风。
历史的谎言
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笑蜀编撰得《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笑蜀称，出版后，被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丁关根在内部会议上重点抨击，随后全国查禁。书籍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媒体发布的各种支持民主的言论，包括1941至1946年来自《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党史通讯》、《人民日报》等的短评、讲话、社论、文件等。笔者仅举一例毛泽东当年的谎言。
毛泽东曾经说过，“现在谈爱国，那是爱谁的国？蒋介石的国吧？”“少数人的国，他们少数人去爱吧”，“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爱这样的国家，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摘自1946年大连大众书店出版《毛泽东选集》）。
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前，国贼毛泽东对国民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没有脸面代表这个国家。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毛泽东利用手中的枪杆子剥夺了中国国民的选举权利，迫使中国国民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此时的毛泽东就不说，中国共产党政府不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有何脸面代表中国呢？毛泽东有脸吗？
毛泽东没脸，中国共产党没脸！
抗日战争谎言
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一向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笔者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相》一文中，笔者揭露了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日，联日反蒋，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图谋夺取中国国民党政权的真相。
四年内战谎言
抗战胜利不久，中国便发生了内战。毛泽东诬陷蒋介石“下山抢桃子”，首先挑起了内战。
笔者在《是谁挑起了四年内战》揭露了毛泽东诬陷蒋介石发动了内战的谎言。历史告诉我们，正是在毛泽东的命令下，朱德的指挥下，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对抗战果实的疯狂争夺，发动了内战。而后，在苏联共产党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首先占领了东北，然后逐步吞食了中国大陆。
朝鲜战争谎言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韩国，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掩盖了金日成首先发动朝鲜战争的阴谋，诬陷韩国首先发动了朝鲜战争。这是1949年建政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撒下的第一个漫天大谎。
关于地主的谎言
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中国共产党编造了更多的谎言，诬陷地主阶级不劳而获，剥削农民，欺压百姓。最为著名的地主人物是歌剧《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泥塑《收租院》中的刘文彩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资料告诉我们，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御用文人捏造和歪曲的四个人物。
《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丑化地主阶级而虚构的人物。据2002年4月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文介绍，《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她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在周扬的主导下，为了丑化所谓的旧社会和美化中国共产党统治，《白毛女》的剧本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编造了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被迫喝卤水自杀，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喜儿逃入深山，过着鬼一样的生活，以致头发全白。大春为救喜儿投奔红军。大春随部队回乡，救出喜儿，伸冤报仇。两人结婚后，在共区过着翻身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编造谎言的。
《红色娘子军》中南霸天的原型是海南陵水县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是教师世家，其家里没有家丁、枪支、碉堡。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寻找英雄》一书中，红色娘子军的第一任指导员王时香说：“我们连长庞琼花，就是电影里的吴琼花。她是我们邻村的人，参军前我俩就是好姐妹，平时我们到镇上赶集就能碰到。她是贫农出身，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环，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这是和电影里不一样的” 。
孟令骞在《我所了解的“半夜鸡叫”真相》一文中揭露了，高玉宝对其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歪曲。“周春富，辽南农村的这个勤俭吝啬到极致的小富户，既不是为富不仁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也不是在传统农村占有积极影响的乡绅，他只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土地革命运动中不幸死于激进的批斗之中的小人物，后来因为一部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而为人所知，成为家喻户晓的‘地主’代表。这个在意识形态的层层油彩中成为特殊年代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种因素、要件集纳在一起‘加工定制’而成的产品。所谓‘半夜鸡叫’，纯属虚构” 。
四川的刘文彩是真实历史人物。中共用《收租院》的泥塑群诬陷刘文彩的罪恶：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水牢，草菅人命等等。香港凤凰台热播的专题片《大地主刘文彩》披露，刘文彩家里根本没有水牢，说刘文彩在他的水牢内虐待长工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的捏造。刘文彩逢年过节都要接济贫困人家，还投资修建了文彩中学。
地主是土地经营管理者，他们出租自己土地是正当经营活动；富农则是经营生产能人；主要靠劳动致富。他们的财富是凭借经营生产能力而获得的。一个现实的证明就是，1978年后，那些受尽欺辱并一无所有的地主富农的后代凭借自己的经营生产能力，又成了产量大户、经商能手。中国共产党迫害地主、富农的理由是马列主义的“剥削”理论。在《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一文中，笔者已经论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错误的。
·中国宪法中的谎言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系列谎言系统的内核。笔者曾经在制宪系列文章中予以揭露。本文仅举两例。
中国宪法序言中的谎言
序言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这是谎言，妄图掩盖中国共产党的剥削罪行。中国人剥削人的制度并没有消灭，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控制着国家的土地、石油等主要资源，通过国营企业剥削中国人的血汗。国营企业是中国共产党的大金库。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阶层是中国新的剥削者。
中国宪法正文中的谎言案例
中国宪法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宪法将“工人阶级领导”写入宪法正文，这是中共的一大谎言。查看中国历史和现实，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领导这个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沦为中国社会的第八层。中国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实际上是要规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正是通过这些谎言，中国共产党达成了欺骗中国民众，给自己披上了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外衣的罪恶目的。
洗脑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事实信息被控制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透过全权控制媒体，通过报刊、电视、电影、戏剧渗透它们的政治思想；再透过控制教育系统，篡改历史以及教科书，灌输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以达到给中国民众洗脑的政治目的。
中国共产党统治大陆伊始，先后成立单一的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及各文艺团体，并通过掌握其干部任免大权使各文化部门和学术团体为中国共产党层层控制。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中宣部要求社会力量办学必须创建党的基层组织，学校党组织在教职员工和学生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贯彻中共的教育方针。中宣部组织创建思想政治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高等院校、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直接对学生进行洗脑。中国共产党大规模和连续的宣传教育运动，使中国的大多数人都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自由意志。
强推马克思主义
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宣传思想工作的核心。
刚刚建政，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刘少奇在《党的宣传战线上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真正做到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来宣传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教育人民，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为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打下思想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共产党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全集》和《选集》，在从地方到中央的中共党校以及全国所有的大中院校中开设马列主义课程。
中国共产党人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无知到“真理”。
笔者在《马克思是人类的耻辱》和《马克思的信徒》中指出，由于无知，毛泽东等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第二阶段，从谎言到“真理”
毛泽东统治后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包括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已经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了怀疑。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后，这些国家的民众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同样也是苟延残喘。但是，中国共产党专制派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仍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谎言，强迫中国民众相信马克思主义。
破坏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曾经是一个儒教思想为主流，多宗教存在的国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主要宗教，在我国都有大量的信教人员。中国共产党从自身历史中汲取这样一个教训，任何主义，任何思想以及任何宗教，不管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儒家思想，还是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要么严厉打击，不允许存在，要么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允许独立存在。多年来，被强行灌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学说的中国人，丢失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文理想，也失去了传统道德约束。
打击和控制教会
1950年，中国共产党政府没收了一切外国教会在华财产，将教会举办的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收归国有。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收了国内的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以及其它公地。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传统宗教，诬陷为封建迷信糟粕，全面取缔会道门，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迫害佛教界、道教界精英。
为了控制国民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强推马克思主义，称其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方面，出版了不少批判宗教的小册子，宣传宗教是一种落后的、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基督、犹太、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都是替统治阶级服务的，要坚决地、积极不断地反对宗教残余、宗教偏见、宗教迷信。各种宗教团体相继被瓦解和改造了。通过镇压宗教，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唯一合法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被正式确立为唯一合法的精神信仰。中国宗教界在思想和行为上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共产党中国”的信徒才被允许存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将宗教控制起来的办法。1952年后，中国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中国道教协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等全国性宗教团体。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对中国宗教的破坏达到了顶峰，国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被剥夺。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和若干宗教社会团体与地方组织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宗教学院被关闭。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迫害，宗教教职人员被强迫还俗，全国各地的寺、观、教堂等被关闭或破坏，信教群众被迫停止了宗教生活。几乎所有的佛、道、儒三家供奉之像被砸坏，仅余空房。仅举两例，洛阳城外的白马寺建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破四旧”时，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山东崂山是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华严庵、中的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
破四旧批孔子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很快涌向全国。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声讨孔夫子，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石碑被砸被拔。
1973年后，毛泽东先后发动了“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政治运动，攻击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腐朽的文化，竭力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拒绝批判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受到批判，儒家思想方面的学术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
从思想信仰自由这个视角来看，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不如国民党官僚集团，甚至不如满清贵族。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真乃垃圾人集团。
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被毁，温良恭俭让美德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的撒谎造假、阶级斗争文化，致使一些中国人丧失同情心，丧失了人性。笔者的一位移居国外的朋友说过，在国外，每当有人谈起中国的假药、地沟油、不扶倒地老人，中国大妈现象时，便无地自容。如果读者到过台湾，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融合良好。
文艺从属政治
中国共产党一向将文艺视为中共的宣传工具。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阶级斗争学说出发，强调“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党的文艺工作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
通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文艺的领导。在刘少奇的配合下，毛泽东的所谓思想被奉为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
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颁布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坚持党管文艺不动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运动，将文学艺术成为讴歌毛泽东、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工具。例如，贺敬之根据陕北民歌写成“东方红”； 郭沫若的《满江红》赞美毛泽东“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迎东方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创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等小说竭力歌颂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刊物停刊，文学作品被封存、焚毁，作家的作品被抄家时焚毁，几乎所有的电影被禁言，一些作家、编剧导演、演员被迫害致死。文化大革命的10年里，文学艺术作品仅有“八个样板戏”。
1980年9月，赵丹在病床上写道，“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1980年10月8日 人民日报《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控制教育
中国共产党视教育是灌输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笔者：实际上是为中国共产党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文艺、宣传“毛泽东是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等等；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灌输对地主、资本家、右派分子以及美国、英国等民主国家的仇恨，尤其是对年轻人，从小学就开始在他们心中播种仇恨。
首先，中国共产党垄断教育系统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中宣部负责大中小学的办学方针、学校教育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笔者在前文讲过，高等学校所需要的党员正副校（院）长，均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组织部和各有关政府党组及省（市）提出具体方案，加以调配，党委书记则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调配，配备大、中学校的行政领导干部。
其次，中国共产党控制教育教材管理。
1961年中共党中央批转了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学方针和教材编选工作的报告》，要求高等学校文科教育要培养红色的专门人才，必须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规定接受四门政治理论课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不断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坚持学术方面的党领导。
1957年开始，高校政治课除“社会主义教育”外全部停止。课程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以阶级斗争为主课”。 1966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所有课程都被停开。 1971年，高校复课后，政治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4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为主。
1960-1970年代，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动上山下乡运动，迫使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劳动和定居。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所有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被取消。许多正在接受教育的人被迫停止继续教育；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丧失了机会，对中国的人口素质和教育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大学老师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被中共批为“臭老九”等。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采用了戈培尔“理论”。
德国法西斯的中央宣传和教育部长戈培尔明确地阐述了宣传在极权主义政权中的作用：“国家绝对有权监督舆论的形成…不是每一条新闻都应该出版，而是控制新闻的政策必须使每条新闻有一定的用途”。戈培尔教导广大法西斯党员干部们：“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
中国共产党人是戈培尔的优秀子弟。
要打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揭露中国共产党谎言，抵制和拒绝中国共产党洗脑，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工作重点之一。
2021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