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谎言与罪行”之十二
毛泽东第三次发疯
春生
1962年1月，在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三年灾荒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当面打了毛泽东的脸。1962年7月，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三年特大灾荒，饿死了几千万中国百姓，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他在党内外脸面丧尽。
被余英时描写成“打天下的光棍”的毛泽东泽怎能甘心呢！ 1962年9月，毛泽东举起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魔刀，在斗完了地主、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之后，又开始策划共产党内部窝里斗。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第三次发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之众多共产党官员固然遭到了迫害，但是受害最深的还是中国百姓，还有“中国”这个国家。从北京的“红八月”起，中国很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坏。大陆中国在再一次陷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之中。
红卫兵
1966年5月16日， 毛泽东直接导演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当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些所谓的红卫兵的头头和骨干都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雇农、佃农）、下中农）。如果说，毛泽东那一代人为嗜血一代（简称血一代），其中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的红卫兵大都是血二代。他们享受着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等等的优先权。今日，这些血二代大都成为中共既得利益贪污集团成员。红卫兵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残酷迫害共产党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资本家等等。
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起来“造反”，鼓动红卫兵“打倒一切”。红卫兵们高呼着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疯狂地打砸抢，文革第一拨灾难开始了。这些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着中共嗜血一代的愚昧和残暴,迅速血染中国大地. 红卫兵首先把矛头对准了他们的老师。他们羞辱、殴打、活活打死老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老师。写到此处，笔者敲击键盘的手颤抖着，无法写下卞仲耘被侮辱、殴打致死的悲惨情景，请读者查阅王友琴写的《卞仲耘之死》一文。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的毛泽东的暴行，请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阅读《文革受难者》一书。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1966年8月，在毛泽东的热烈支持下，‘红卫兵’迅速由一个中学生小组发展为全国每个学校都有的文革组织。校园暴力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开始。一大批教职员工被抓进‘牛鬼蛇神队’中，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所谓‘斗争’，实际上是被殴打和侮辱。一批教育工作者在所谓‘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不但有中学老师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还有小学老师也被他们的学生打死。这是中国自有学校以后两千年来从未发生过的暴行。在文革领导者的引导下，校园暴力进而蔓延到校外。红卫兵学生走出学校进行抄家和毒打城市和平居民。在焚烧书籍和砸毁文物的同时，一大批所谓的‘牛鬼蛇神’被打死，还有一大批人被从城市扫地出门驱逐到农村。这些被驱逐的人们中，有的在未到目的地之前就被打死在路上，有的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很快死于饥饿于疾病，也有的在那里无法生存而自杀。这场杀戮从8月初开始，延续了前后两个月的时间。全国的学校无一例外，都发生了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近十万居民被驱逐，有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在象征革命的红色装饰的背景中，被害者的血淋淋的尸体被丢上卡车或者平板三轮车，驶过北京的街道，运往火葬场。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燃烧，超负荷运作，却依然供不应求。他们的尸体堆那里发臭，然后被烧掉。他们的骨灰都被扔掉，没有保留。1966年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害者未经任何审判程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8月22日，毛泽东、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的文件《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反对干涉学生文革、支持红卫兵运动。
他说：“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惶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做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
8月26日，中国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提出，“我们要保卫红卫兵，反革命杀了红卫兵坚决要镇压反革命……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打死了也就算了”。
在北京大兴县的“大兴事件”（又称“八三一事件”）中，从8月29日至31日，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谢富治又在几个省市公安局负责人座谈会上提道，“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的吧？”谢回答：“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红卫兵不仅残害老师，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师、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红卫兵以 “破四旧”，即所谓的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名义疯狂迫害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打人抄家风迅速蔓延全国。
红卫兵还对被他们视为奇装异服的行人采取粗暴行动，如剃阴阳头、剪小裤脚管、剁尖头皮鞋等。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百年名店、老店招牌被砸，一切被他们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统统改名。他们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
文革中惨死的部分名人：国学大师熊十力、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容国团 、著名女钢琴家顾圣婴、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前光明日报总编储安平、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李翠贞、音乐理论家沈知白、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 、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化学家萧光琰、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杨嘉仁夫妇、北师大教授刘盼遂、著名诗人闻捷、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北大生物系教授俞大因、物理学家张宗燧、著名电影导演顾而已、武汉大学教授刘绶松夫妇、南开大学教授饶毓泰、云南大学校长，著名作家李广田、地质学家谢家荣、电影剧作家海默、文史学者周予同、 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陈又新、著名平剧演员小白玉霜、历史学家李平心、诗人远千里、华东师大教授姚启钧、物理学家赵九章、京剧表达演大师马连良、电影艺术家应云卫、陈布雷女陈琏、著名药理学家张绍昌、社会学家张宗颖夫妇、生物学家陈同度。
中国新闻周刊网教详细地列举了那些“文革”中被毁坏的文物，以下是部分内容：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山西舜帝陵、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医圣祠”已不复存在；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被捣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被毁；杭州的岳飞坟被刨，岳武穆被焚骨扬灰；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海南岛海瑞的坟被砸掉，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吴承恩的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尸体被捣毁；张之洞的坟被刨开，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红卫兵刨开康有为的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中国新闻周刊网《盘点：那些“文革”中被毁坏的文物》文章来源：《中外文摘》）
中华五千年文明遭受了的巨大破坏的同时，毛泽东的塑像遍布全国，中华大地只允许国贼毛的塑像存在。《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毛泽东思想”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
林彪开始倡导个人崇拜，称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毛泽东的走狗利用民众的盲从和无奈在全民中进行“三忠于”（忠于毛、忠于毛思想、忠于毛路线）、“四无限”（对毛、毛思想、毛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效忠活动，无论开会、工作，还是看电影、吃饭，人手一本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万岁，林健康”，天天“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毛泽东导演了世界历史上最丑陋的闹剧，中国走进了毛泽东地狱。
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在校的中小学生也无法继续就学。
1968年,由于文革造成了三届中学生没有毕业，全部滞留在学校里，毛泽东创造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学生一起毕业的“奇迹”。在利用红卫兵打到刘少奇的目的达到之后，为了解决失业的压力，毛泽东欺骗青少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将青少年全部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的再教育. 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每家都有下乡的孩子，给中国人带来无奈的灾难，几千万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
大屠杀
文革中“‘红八月”的残暴超过希特勒反犹运动的“水晶之夜”，这是因为纳粹只是焚烧，而红卫兵则是杀人。1985年官方统计显示，红八月中，北京屠杀实际死亡人数上万。
从北京的“红八月”起，中国很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
广西大屠杀
文化大革命期间，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生一系列私刑、直接屠杀事件。1980年代中国大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为10-15万。 杀戮方式包括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剖腹、挖心、掏肝、炸药炸，等等。在屠杀期间，广西武宣、武鸣等诸多县区发生了非饥荒情况下的大规模人吃人事件，据部分披露档案，至少137人被吃、参与食用他人尸体者至少有数千人。另有研究学者指出，据广西民间调查，有名有姓的被害人有421人被吃，而不同调查均显示全广西约有30个县市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广东大屠杀
文革期间，广东省下辖80个县，依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公开的57个县的县志，其中有28个县发生过集体屠杀，六个县屠杀人数超过1千人、以阳江大屠杀中的阳春县（死亡2600余人）最为严重，所有已知发生屠杀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78人。 此外，在广东的部分城市当中亦发生了屠杀事件，比如广州吊劳改犯事件造成至少187-197人死亡（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云南大屠杀
1966年8月，云南镇雄县发生的屠杀事件是最早的云南文革屠杀事件之一，造成10人死亡。1968年1月爆发的“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时任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康生等人诬陷为“叛徒”、“国民党特务”而遭非法关押8年，该案引发了1.5万余起冤案、假案，牵连上百万人，到1969年共有1万7千余人被打死、逼死。与此同时，在“滇西挺进纵队”一案中，1968年1月一次屠杀就有至少200余人死亡，该案件此后与赵健民案捆绑挂钩。 1975年7-8月，在针对回族民众的沙甸屠杀事件中，共有1600余人死亡。
云南省是文革期间大屠杀情况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依据其中77个县的公开县志，文革期间云南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81人、共死亡1万余人，但有学者指出其它文献综合显示实际有2万2千余人死亡（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湖南大屠杀
文革期间湖南省下辖103个县，依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公开的76个县的县志，宁远县死亡人数最多达1093人，各县在文革期间平均非正常死亡80人；亦有学者得出全省各县平均非正常死亡147人的数据。 但研究学者普遍认为，1967年8-10月发生的道县大屠杀是湖南最为严重的文革屠杀事件，道县实际死亡4519人（但县志只报道了7人死亡），而此次大屠杀共造成零陵地区包括道县、宁远县在内的10余个县市共9093人死亡（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受道县屠杀影响，1968年7-9月发生的邵阳县大屠杀共造成991人死亡（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但有学者称实际死亡人数达数千人。 此外，湖南溆浦等地区屠杀事件发生（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疯狂杀人
毛泽东将青少年赶到农村的同时，又举起屠刀开始杀人。
1968年5月25日，中共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开始肆无忌惮地杀人。这是文革中毛泽东借红卫兵之手第一次杀人之后的第二次杀人高潮
王友琴在《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前言中写到：“两年之后，1968年，在一系列毛泽东亲自作了‘批示’、修改或者“圈阅”了的‘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导下，各层新建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清理”的对象不是垃圾而是人。一大批人被列为‘审查对象’。全中国的每个‘单位’，从高等学校到乡村小学，从机关到工厂，都设立了自己的牢房，把那里的一些成员关押禁闭在其中，时间可长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因为文革当局把文革的打击对象，叫做‘牛鬼蛇神’，当时的人们把这种每个工作单位都设立的牢房叫做“牛棚”。学校和机关停课停工，早中晚三班从事‘挖掘’‘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年纪较大的人会因为几十年前作过的事情成为‘历史反革命’，年纪轻的人也可以为无心说的几句话而成为‘现行反革命’。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的照片像章，因口误念错了标语口号，就是‘罪大恶极’。早上出门去单位的人不知道今晚是可以回家还是将被关进‘牛棚’。拷打、体罚、侮辱和心理折磨，有时在公众场合，有时在‘牛棚’的门背后，持续发生。仅仅在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
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及它的延续‘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出现了大量的‘自杀’：尸体在水面浮起，鲜血从天花板上渗出，血和脑浆喷溅在水泥地上。跳楼，喝杀虫剂‘敌敌畏’，割动脉，投水，摸电门，上吊，卧轨，各种可怕的方式被采用了。很多人是在被‘隔离审查’时也就是被关在‘牛棚’的时候死去的。他们生前与世隔绝，死后由看管和审查他们的人宣布是‘自杀’的，没有遗书留下，也没有准许死者的家属查看尸体。在他们死后还以他们的名义开‘斗争会’，他们的漫画像甚至尸体被放在‘斗争会’场上。他们已经死了，还被诅咒是‘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这场发生在文革中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共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50万，全国被揪斗人数超过3000万。读者如果想了解毛泽东的罪恶，请登录王友琴创建的“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在这个网站上被记录的文革受难者，绝大部分的人都死于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杀戮和1968年冬天的“革命委员会”杀戮期间。
中共蟊贼杀人凶残狠毒。广西不仅死人多，而且杀人手段之残忍、狠毒，骇人听闻。有砍头、棒打、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集体屠杀、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零刀剐、炸药炸、轮奸后捅死、绑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死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柳州钢铁厂‘联指’头目岑国荣(原为该厂工人，‘文革’起来造反，当过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是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担任过自治区工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等人在该厂‘4·22’成员黄日高(该厂人事科干部)的背上绑上炸药，一按电钮，炸得黄骨肉横飞，还美其名曰‘天女散花’，以此取乐。1968年，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贵县农民陈国荣路过武宣县去赶墟，因长得胖，被一民兵营副营长叫民兵把他活活杀害，挖出心肝，20人每人分了一块肉。女民兵班长陈文留，她一个人吃了6副人肝，还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说是‘大补’。这种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发生”《“天女散花”:文革时期骇人听闻的杀人手段》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11期，作者：晏乐斌，原题：我参与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
文革中，敢于站起来说真话、维护生命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的真正的中国人，均被中共极权集团处死。中国人都知道的张志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
不知年轻的读者能否想象出你们的父母、祖父祖母、阿公阿婆生活在怎样残酷恐怖的一个中共地狱之中。
中共极权集团认为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功中杀人还不够。1970年，中共发动“一打三反运动”再次屠杀中国人。中国大陆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标语。文革开始不久，1968年左右，中共的倒行逆施和滔天罪行使得一些年轻人觉醒起来，他们发表言论和文章批判中共，各地也出现了读书小组和反抗组织，中共将矛头对准了这批在五七年反右后成长起来了的青年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地杀戮。丁抒写的《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一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正如丁抒所言：“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 ‘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笔者将另文讲述，正是在一大三反中，笔者走上了反抗中共极权集团的道路，至今已有五十一年了！
文革死亡人数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自杀、批斗，等等；根据目前的资料，各方统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十万至2000万不等。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国贼毛登上中国独裁宝座后，被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恨恨地扇了一耳光
1971年3月22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 “571工程纪要”。在《“571工程”纪要》中，林彪集团指责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嘲弄代号B-52的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指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揭露毛泽东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中规定“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乘机叛逃事件再一次使得毛泽东脸面丧尽，国贼毛指定的接班人成了叛徒，大多数中国人在此时此刻开始重新认识毛泽东了。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上，国贼毛泽东陶醉于千千万万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对他的狂热的崇拜。
1976年4月，同样是在天安门广场，千千万万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高喊着，“秦皇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高唱着“你，你，你这个坏东西!你欺骗人民，残害人民，你这个坏东西！”
国贼毛泽东临死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下场，中国人已经抛弃了他。
2021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