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的人口危机
朱振和
2020年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19年经济年报，其中的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突破14亿，为140005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在2019年1月发布《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其中说到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从2030年开始进入持续的负增长期，意思是说中国将在2030年开始发生人口危机。其实中国的人口危机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发生了，现在人口危机已经变得非常严重了。2020年11月中国进行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定于2021年4月中旬公布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可是这个结果一直拿不出来，一直推迟到2021年5月1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才公布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全国总人口为14.11778724亿人。这一结果公布以后立刻就有人指出，把这次公布的全部数据与往年公布的数据对照起来看，发现数据是漏洞百出、相互矛盾的。中国国家统计局迟迟不公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最后公布出来的是谁都不相信的虚假数据，这件事正说明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中国的人口危机是由于中共从1979年开始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并执行这个政策长达30多年而形成的。中国有很多人，海外民运人士中也有很多人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不少误解，我们在分析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如何导致中国人口危机时必须澄清这些误解。
（一）误认为中国是从1979年开始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在毛泽东时代是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计划生育的。事实是：1964年成立国务院计划生育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在全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当时的政策是提倡每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1973年12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召开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会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78年底推出独生子女政策。
（二）误认为在1979年以后，除少数民族以外，中共在全国都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只是在城市中推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其实中共当局心里很明白，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根本就行不通，他们在推出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在农村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可以从他们提出的中国总人口控制指标（到2000年中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得到证明。我们很容易计算出，如果从1979年开始，所有的汉族家庭都只生一个孩子，那么到2000年中国的总人口将远低于10亿，而不是12亿。
中共当局在农村推行的是另外一种政策：农村户口的一对夫妇如果第一胎生的是男孩，则不许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生的是女孩，则允许再生第二胎。这显然是一种性别歧视政策，中共当局从来不敢公开承认，只是偷偷摸摸地在全国农村推行这个政策。我直到2014年才得知，中共当局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是不同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另外一种计划生育政策，也是颁发了“红头文件”的。以前我看到农村中“多胎”现象十分普遍，以为是中共当局在农村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不力，未想到中共当局自1979年以后一直在中国推行祸国殃民、荒唐的“一国两制”或“一国两策”的计划生育政策。
（三）海外民运组织和民运人士在批判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时，经常引用在中国到处经常可以看到的标语口号：“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打出来！堕出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该环不环，该扎不扎，见了就抓！”、“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认为在全国都执行这种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要发现有妇女超计划怀孕了，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强制做人工流产或人工引产手术，绝不允许超计划生育。有的妇女怀孕已经超过5个月，这时做人工引产手术是非常危险的，有的计划生育干部冒着极大的危险也要强制妇女做人工引产手术，发生母子双亡的医疗事故是常见的事。
是否在全国都执行这种野蛮的政策呢？让我们来看一个事实：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举重冠军李雪英是李家的第五个女儿。如果李家所在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及党支部领导下的计生干部执行上述这种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话，李家的第三个女儿就不可能生下来，更不用说生第四个、第五个女儿了。所以在农村中必定还存在另一种情况，让我们来详细考察一下全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
在城市中，由于计生委手中握有强有力的“杀手锏”——谁超生了就扣你的工资乃至开除公职，使你根本就无法生活下去。所以城市中的夫妻都被迫接受一胎政策，超计划怀孕的现象比较少；有的妇女不慎超计划怀孕了，她自己会去做人工流产。由计生干部强制进行人工流产或人工引产的事例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不必列入考虑之中。
在农村中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使得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中根本就行不通。中国农村基本上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有一个规定：承包地传男不传女。这样一来每一家都必须生一个儿子，否则承包地就无人继承了。第一胎如果生的是女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第二胎生的如果还是女儿，那就不管政策允许不允许，铁了心千方百计地要继续生第三、第四……胎，直到生出一个儿子为止。对于这种情况，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和计生干部）是理解的，于是他们对因为只生了女儿而超计划怀孕、生育的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那就是：只做口头批评，或者给一点小小的惩罚，但是绝对不会采取“扒房牵牛”这样严苛的惩罚；对超计划怀孕就听之任之了；对于超计划出生的孩子则装聋作哑、当作没看见。超计划生育当然是要瞒着上级的，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会向上级报告说，本村的计划生育全部达标，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一个也没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农村执行上述那种严苛、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强制超计划怀孕的妇女做人工流产或人工引产。
在中国农村中，执行上述那种严苛、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村子与对因为只生了女儿而超计划怀孕、生育的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的村子，各占多大的比例，我没有做调查研究就无法回答了。可以肯定的是：“执行上述那种严苛、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对因为只生了女儿而超计划怀孕、生育的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两种情况在中国农村中是并存的。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才是中国农村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真实情况，并非一些人误认为的那样，全国农村都在执行上述那种严苛、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如果全国农村都执行了上述那种严苛、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全杜绝生了两个女儿的妇女再生第三胎，那么中国的人口危机可能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发生了。正是由于“对因为只生了女儿而超计划怀孕、生育的现象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种情况在中国农村中相当普遍地存在，才使得中国的人口危机被推迟到2013年才开始发生。
中共当局推行祸国殃民、荒唐的“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长达30多年，产生了很多负面结果：
（1）长期推行“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出现了人口结构截然不同的城乡“两个中国”。在农村出生的孩子远远地多于在城市出生的孩子，而城市的教育水平比农村高得多。所以目前在中国，一方面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大量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素质的、掌握了较高技能的劳动力十分短缺（这还与中国荒唐的教育体系有关）。
（2）长期推行“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城市人口迅速地老龄化，使得社会保障体制中养老金的支出变得不堪重负。虽然农村地区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较低，但过去农村中的老人是没有养老金的，对减轻养老金负担没有任何作用。我国正面临世界上最难解决而且是无解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是“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留给中国人民不得不吞下的很苦很苦的苦果。
（3）独生子女政策还产生了另一个恶果，独生子女往往被当成“小皇帝”或“小公主”来抚养，在被过分溺爱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在独生子女中的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有人格缺陷和道德缺陷。
（4）中国人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非常普遍，也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思想意识与“一国两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又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新生婴儿男女比例失衡。据报道，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大约是1.18 ，实际上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可能更加严重。因为统计数字只反映了新生儿男女的比例，而实际上还有不少人在生了女婴以后，将女婴抛弃，或者不好好地抚养，使女婴还没有长大就死亡了，所以长大成人的男女比例高达1.2 . 男女比例失衡的危害就不用多说了。
（5）因独生子女亡故，产生了上千万个失独老人，他们只能无依无靠、孤独地度过自己的晚年。
（6）“一国两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容易产生腐败。有些计生委的干部把计划生育当作创收的摇钱树，只管收超生罚款，甚至受贿之后放纵超生。中国的各级计生委从来没有向人民公布过，他们收取的几百亿超生罚款都用到哪里去了。
长期执行“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的主要严重后果是使中国发生了人口危机。开始执行“一国两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迅速地增大，中共当局很快就尝到了“人口红利”的甜头，于是中共当局就得意忘形地大肆吹嘘中共的计划生育政策多么英明、伟大，完全不顾及这种政策实际上是“杀鸡取卵”政策，今天享受“人口红利”实际上是把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加到子孙后代的身上去，今天的“红利”是要由子孙后代来偿还的。今天我们已经尝到了苦果，“人口红利”已经变成了“人口危机”，今后我们的日子将会更不好过。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的速率变得越来越慢，2012年达到了峰值；从2013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步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危机开始发生了，“人口红利”全部消耗殆尽，要开始“还债”，要开始过紧日子、苦日子了。
这时中共当局才开始意识到中国人口政策出了问题，于是在2014年推出“单独两孩”的政策，在2016年又推出“全面两孩”的政策。在全国各地到处可见的那些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恐怖的标语口号都换掉了，换成：“让全村都怀上二胎是村支书不可推卸的责任”、“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看到中共的标语口号这样悬殊的变迁，是不是很荒唐可笑？！中共当局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推出的养老政策也发生了巨变，1985年标准的标语口号是：“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注：这里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指独生子女政策）；到1995年标语口号变成了：“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到2005年则变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到2012年又变成了：“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2018年变得完全反过来了：“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
中共当局推出“二胎”政策是很认真的，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证明：在四川省德阳县某单位的会议上，会议的屏幕显示：“我们县委常委会研究过了，符合条件没有生二胎的领导，就地免职。”“不生二胎就开除公职”这样的惩罚措施都制定出来了，可见中共当局真的希望大家都生二胎，企图由此而避免中国的人口危机。但是中共当局“二胎”政策的决策者是天字第一号大蠢货，因为中国的人口危机是中共长期执行“一国两制”计划生育政策而造成的，现在才提出“二胎”政策为时已晚，根本不能解决当前的人口危机，而且会起相反的作用。因为现在生下来的孩子要在16 – 22年以后才能成为劳动力，现在即使每一对夫妻都生二胎，并不能解决当前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生孩子多了会增加被抚养人口的数量，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更迅速地下降。
更何况“二胎”政策只是中共当局的决策者一厢情愿的主观臆想而已。中国由于实行了错误的经济改革，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改成了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80% 以上的国民财富集中到以权贵集团为核心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手中，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地扩大，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大国。中国80% 以上的老百姓连抚养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号召他们生第二胎岂不是痴人说梦话？所以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对党的“生二胎”的号召根本不予理睬。客观事实也正是如此，从2017年开始中国新出生人口数逐年下降，而且有加速下降的趋势，2020年中国只有1200万婴儿出生，2019年为1465万，2016年为1800万。这标志着中国的人口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2020年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推迟了20多天才公布，而且公布的数据是漏洞百出、互相矛盾的，这件事也说明了中国的人口危机确实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共当局公布的人口数据都是假的，有可能现在中国大陆真实的人口总数是少于14亿，可能现在已经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期。
所以中国人口问题的真实情况是：中国从2013年开始出现人口危机，发展到现在人口危机已经非常严重了。中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人口危机是中国在近期内必将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中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必将导致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的垮台。
中共当局也觉察到了中国的人口危机非常严重，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推出实施“三胎”政策。中国国内的网民对此也是一片嘲笑之声。“二胎”政策根本就没有用，“三胎”政策岂不是更加可笑。“三胎”政策的出台说明中共当局真的急红眼了，狗急跳墙了；也说明中共当局真的“黔驴技穷”了。习近平这头蠢驴、这条疯狗急得双脚跳也没有用，他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能等死。
中国的人口危机是根本无法解决的，但是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缓解人口危机造成的困难，那就是立刻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博客文章，说中共有4890万个正、副党委书记，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因为中共党员才9000多万人，但是有几千万个正、副党委书记那是不成问题的。中国的官员太多了，绝对是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官员及其他吃财政饭的行政人员有两亿多人，这里包括在县级以上有党、政、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在乡、镇级有党、政两套班子，各级党政机构还雇用了大量公务员、大量维稳人员、大量城管队员，还有大量警察、协警、武警，这些人员的工资、津贴都列入中国财政预算的行政管理费之中。这些人有两亿多，这不是两亿一千或两千万，而是比两亿五千万还多得多，有可能接近三亿人。中国老百姓每五、六个人就要供养一个党政官员及其他吃财政饭的人；这是按照中国有14亿人口来计算的，如果按照中国劳动力人口来计算，那么中国每三、四个劳动力就要供养一个党政官员及其他吃财政饭的人，中国劳动力的负担太重了！！！如果推翻了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吃财政饭的人立刻可以减少80% 以上；从长期来说中国的民主政府应该是一个“小政府”，到那时吃财政饭的人将比现在减少90% 以上。所以说，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可以大大地减轻中国劳动力的负担，可以大大地缓解中国人口危机造成的困难。
中国正处于严重的人口危机之中，缓解人口危机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现在中国国内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在海外民运人士中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也不一定占大多数，让我们广为宣传这一点，让越来越多的人发出怒吼：推翻中共极权专制政权，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