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政治与体制改革：文化视角下的政治去中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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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发生了转轨，发生了体制性的变化，随后又因为某些因素，趋步滑向过去的形态，我们不仅要思考，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种再转轨？社会中总是有一种力量，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性的习惯、一种守旧的倾向，对于这种倾向，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某种群体潜意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基因与政治基因在作怪。
中国在秦朝时就建立了一套社会制度，这种“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的马基雅维利式体制，锚定了中国历史上秦之后其他朝代的社会建构的方向，这也就是秦朝之后，大多数的朝代都在表面用一套学说来引导大众思维，在建政问题上都延用秦制的缘由，换句话来说，就是这样一套方便统治者实行公权力的体制，让中国历史上秦往后的朝代都深陷其中，难以脱困，这种体制能让专断的王权延续很长时间。在古中国，没有高效分配机制的经济环境，没有合理监督的政治环境，也没有多元包容的意识形态环境，这是导致中国千年以来未能走出秦制，走出封建，从而走向更高效、更先进、更文明的体制的根源，这种法家社会会营造一种达尔文式的环境，这种环境会驱使底层的民众不息的劳动，只有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自己的生活实在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去尝试推动社会的转变，这正是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跟西方国家所爆发的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国家爆发的革命，往往是在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更文明的理念的推动下，产生的引导社会向更加正确的方向发展的一种革命，而中国的革命的领导者却多难以抗拒皇权的诱惑，从而使历史一遍一遍的往复，这是令人赶到悲哀的。
这种不断延续下来的体制产生了另外一个并发症：也就是这种体制塑造了中国国民、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与民族性，这种基因是难以改变的，是被深深的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头的，历史上发生在中国的社会革命只是现象，而我们要探讨的根源是如何让中国人的文化与政治基因发生变化，已经有不断的案例向我们表明：没有约束的皇权、没有分权机制的政治体制都是难以存续很长时间的，这是基于西方社会研究产生的观点，而当我们将眼光放向中国的社会，我们会发现：之所以那些封建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除了皇权政治、法家思想的政治基因，还有着中国人文化基因的因素在其中，周孝正教授讲过：中国自古以来多草民、愚民、贱民、暴民，而少公民，底层的中国民众，不仅没有建政意识与政治意识，多数的思维还都存留在局限于他生活环境中的安逸，这种小民思维在联邦制和地方自治的国家中不能说有害，但是如果一个人所存在于的政治主体，远大于他所能接触到的环境，那么这种小民思维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这种思维将民众禁锢到一个笼子里，他将很难接触到高于他所属层次的东西，这就导致他无法去探查到更高层政治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即将经历的动向，只是在高层向下发出决策时去接受结果，再加上普遍存在于中国人思维中的官本位思想，高层的统治者对底层的民众往往呈现出一种绝对的权威，所以古来就有君明而民驯贤、君桀则民暴乱的说法，大多数的百姓持有着安居乐业，岁月静好的想法，这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我们可以说是在现有的体制上对政治进行去中心化，已经有很多人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但大多数有关这个问题的探讨都只停留在如何将中国的体制重新引导转轨向多元政治、多党制，同时在社会面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基本的自由权利，但我认为：下一步中国的政治转轨的基础与其说是以其他国家为政治蓝本，来设计一套理论上适用于中国的体制，更不如说是先要建立有政治意识、建政意识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将不会落入列宁主义所谓先锋队的陷阱，而会是一种去中心化的，以每个有意识、思想上先进的公民共同组成的公民社会。
秦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出现更先进的政治体制，更没有建立起公民社会，每一次政治的转轨都出现在僭主暴君统治、自然灾难后，建立起的新政权往往延续秦汉以来的建政思维，我将这种趋向总结为中国的政治惯性，政治本身并不必然趋近这种政治惯性，而是多种传统文化、以致底层的小民思维、愚民社会与官本位思维，加上一脉相承的建政思维一同作用下产生的，现在我们接触到了更先进的政治理论，也懂得了民主与自由是公民政治与建立起可以长久延续、以致让国家富强的政治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千年以来沉积在中国人心中的上述一些思维。而当我们把目光放向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人心中建立起普世价值、建政意识有许多的阻碍。
其中重要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现在中国互联网上许多年轻人都自称为马克思的信徒，将社会中类似劳动者待遇、公民福利的问题归罪于所谓资本，不论出现什么问题都从马主义的单一视角去尝试解释，这无异于先画靶子再射箭，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一种已经被证实无法实用的经济学理论，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我们就可知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劳动价值论是难以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经济现象的，从后来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中，我们得以从行为学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也可以了解到马列主义的实践会产生怎样的暴力政治，哈耶克、罗斯巴德的著作中也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干预下的经济必然会导致公权力的无序扩张，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流俗解释往往先把许多问题归罪于市场经济与所谓资本家，而大多数马克思在中国的信徒就只能将希望交给政府，这也正是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没有左右派之分，中国的左派为政府扩大权力，右派为政府推脱责任，大多数所谓马左派都盲目地信任政府，而忘记了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权力就像一种见缝就钻的流体，如果不建立起一套严格限制行政与公权力范围的体制，那么权力必然会无序扩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导的政治转轨在最后一定会回到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政府与所谓红顶商人相互勾结，通过公权力将市场与政治牢牢地帮顶起来，然后通过类似降低劳动者待遇产生低人权优势，通过房价虚高来绑死所有的中国年轻人，大多数马左派在呼吁政府更加深入地干预市场，以至于肢解巨头、产业国有，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尝试去解决他们自以为的社会问题，政府就会成为他们的救世主，却不去想想政府为什么在过去的许多年中都没有尝试去解决问题，恰好相反的，这些问题刚好是政府刻意营造出来的，比如说中国的劳动者待遇低下的问题，我们就能作许多解释，比如说中国的公会没有实质上的权力，中国的劳动者所谓没有觉醒，中国的劳动法不完善或者说政府没有依照劳动法来严格司法，归结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因为没有足够的政治自由，劳动者无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没有足够的言论新闻自由，大多数的维权事件淹没在了信息的海洋中，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法家的孥贫怠绝消耗何其相似，但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劳动者们不应贫也并不怠，再加上中国人心中的官本位思想，大多数劳动者都将维权的希望寄予政府，殊不知中国的现状正如中国政府所愿。这就是马主义在中国的流毒，真正能够解决现在中国社会问题的是民主自由与多元政治，当然更重要的是公民的权利意识与公民社会。
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也逐渐跟进世界的潮流，政治形态上开始往民主的方向转轨，但是这不到一百年的历史却凸显出十足的艰难。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再到八九民运与千禧年之后不断的民族运动，从上个世纪毛泽东的独断专权到本世纪以来不断加强的领导人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出在许多方面，比如说法律体系的残缺、宪法效力的减退、高层政治的黑箱博弈、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民主体系的不断崩解，如果我们要去细数现在中国社会的弊病，那将可以成一本罄竹难言的书。但我们从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下，民众的反应可以看出：现在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旧社会的文化与政治基因，这种个人崇拜、渴望被统治、笃信政府公权力的思维是导致现在中国社会一步一步滑向旧体制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说要让中国社会、中国人与中国政治变得更加民主、更加文明，我们先要经历的一个进程，就是彻底的改变中国人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基因，如果我们不尝试去做这种改变，还让这些劣根性延续下去，那么中国人永远看不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社会，走向现代的那一天，这也是秦晖教授所讲的：走出帝制就是走出秦制，走出过去就是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