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认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周期性波动，也难以简单归因于宏观政策失误，而是一种持续累积的制度性失败。在权力高度集中、缺乏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下，政策纠错机制失灵，公共资源被长期用于维护政权安全与个人权威，经济与社会风险由此不断叠加。
从现实层面看，经济下行的成本正集中转嫁给社会最脆弱的群体。青年就业形势持续恶化，劳动收入增长乏力，而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生活成本却长期高企。大量返乡农民工与失业群体缺乏制度性保障，在房地产和金融风险外溢的背景下，社会整体安全感明显下降。
会议指出，这种民生困境并未促使当局进行制度反思，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以“政权安全”为中心的治理逻辑。中共当局持续以宏大叙事掩盖现实问题，将有限资源投入维稳体系、政治工程与对外扩张，政府职能逐步背离保障国民基本生存与尊严的初衷。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不在于刺激手段不足，而在于制度基础缺失。产权保障缺位、司法独立缺乏、权力不受制约，使市场主体无法形成长期预期，也破坏了现代经济运行所依赖的信任机制。在这一体制下，所谓“中国模式”难以具备可持续性。
会议同时指出，特权结构的长期存在，加剧了社会分配失衡。当普通民众面临生计压力时，权贵集团却持续占有超越公共规则的特殊资源，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合法性与社会伦理的危机。
在政策取向上，会议呼吁调整国家优先事项，停止脱离民生现实的政治工程，将资源真正用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会议明确反对继续以军事扩张和对外“大撒币”作为维系统治的工具，认为这只会进一步侵蚀国内社会基础。
在区域安全问题上，会议强调，任何试图通过“武统台湾”转移内部压力的行为，都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维持台海现状、避免冲突，符合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
最终，会议回到制度这一根本问题：在一党专政和个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危机难以获得根本性解决。结束维稳体系、让政治权力回归人民、建立真正的社会监督机制，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必要前提。
第二届中国国是会议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简单答案，而在于呼吁在民主转型之前，提前展开关于经济重建与制度设计的严肃公共讨论。唯有正视制度根源，中国才有可能在未来避免再次陷入系统性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