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法制与国家
张致君
我在考大学的时候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医学，一个是法学。
当时的我对未来的理解很简单，像一条直线。医学救人，法学救国。救人是手上的事，救国是心里的事。我坐在昏黄的灯下翻志愿指南，像是在翻两本命运的说明书。一本写着“止血、缝合、抢救”，另一本写着“条文、正义、权利”。那时我觉得，只要顺着字走，人生就不会走错路。后来我想了想，救人更加现实。因为病人是真的躺在那里的，血是真的流出来的，呼吸是真的急促的。而国家太大了，大得像一块雾里的山，你听见它在那儿，却看不清它的形状。于是我选了医学。可命运总爱在拐弯的地方安排一些讽刺。学医的中国人，最后弃医从政的却不少。
王炳章博士就是一个。
他原本是拿手术刀的人，后来却成了拿理念、拿理想去顶坦克的人。
鲁迅说过一句话：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当年我读这句话，只觉得是文学。现在回头看，才知道那是临床结论。逐渐我也明白了，中国人缺的不是医生，缺的是不需要医生的社会。
我在中国的时候，闲下来最爱看的不是小说，是法律条文。那些字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排队站好的士兵，每一个都穿着同样的制服。
我不敢说自己擅长用法，但我靠着它们，真的打赢过几场民事官司。从写诉状到上庭，都是我自己来。从中我学会了一件事：在中国，法律像一把刀，放在桌上你以为是工具，拿在他们手里你才发现是威胁。
有一次，法警开庭前在电话里为难我，语气不善。他认为我年纪轻，以为可以随便摆布。我那时二十出头，没经历过真正的铁拳，只经历过文字里的正义。我不怕他，反而顶了回去，还扬言要把他们要做的事曝光出去。电话里他语气明显顿了一下，匆忙挂断。现在想想，不是因为我说得多有道理，而是因为我没有害怕。后来他们就不再找我麻烦了，案子也有可圆满的解决。
在中国，很多权力并不靠法律维持，而靠对方的退缩。年轻的我以为中国是个讲法的国家。虽然黑历史不少，但哪个国家没有呢？我天真地以为，只要体制还能反思、还能修正，就还有救。
现在再看，只能用一句年轻人流行的话：too young，too simple。
这些天又热闹起来了，出台了一部叫《网络犯罪防治法》的东西。说是征求意见稿。我看到“征求意见”这四个字，忍不住笑了一下。这个政权什么时候问过百姓的意见？它最多问你“同不同意”，从来不问你“你怎么想”。
我粗略瞅了几眼这部“法”，心里只有一个感觉：这不是法律，这是捕网。上面写的不是罪名，是弹性。不是边界，是口袋。几顶“大帽子”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往他们不喜欢的人头上扣。
你说你是写文章的？那你就是“造谣”。
你说你是转发消息的？那你就是“煽动”。
你说你只是讨论？那你就是“扰乱秩序”。
罪不是做出来的，是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你安上的。
过去的文字狱，只要管住书生的笔和嘴，再多派几个人看住“墙”就行。
现在的文字狱，只要管住网民的域名和键盘，再多派几个人看住“墙”就行。
墙还是那面墙，只是材料从砖变成了数据。
要是说时代进步了。是的，形式进步了。味道一点没变。
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从来不在于“法不够多”，而在于“法从来不是用来保护人的”。法在中国是一件制服，谁穿着它，谁就有权力。
我学医的时候，老师教我们：第一原则是“无伤”。不要给病人带来新的伤害。
可我后来发现，这个国家的第一原则恰恰相反：不怕伤人，只怕失控。
所以医学救人，法学救国，听起来像两条路。其实在这里，都绕不开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值得被救”。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鲁迅不是反对医学，我也明白为什么王炳章选择放下了手术刀，他是看见了病根不在身体。
病不在器官，在结构。不在个人，在制度。
医生给一个发烧的人降温，但房间还在着火，那这人早晚还会再烧起来。
我当年选医学，是因为我想救眼前的人。后来发现，有些人的命运不是靠医生能改变的。不是血止不住，是路被堵死了。现在我写这些，也不是我觉得自己有力量，而是沉默比无力更可怕。
很多写字的人愿意用一个人的命运来表现在时代中被反复按倒，又一次次站起来。我现在写字，却不是为了站起来，只是为了不跪下，这样说起来非常可悲。
在这个时代里，对于我来说能不跪下，已经是很难的事了。
附件公安部发布https://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10386242/part/10386265.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