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推翻伊朗政权改变全球地缘政治
管金竹
特朗普把推翻伊朗政权作为发动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目标。这是特朗普以外交谈判为掩护实施的又一次改变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行动。这也是特朗普抓捕马杜罗，事实上已经改变委内瑞拉政权后的又一个军事行动。特朗普已表示，不排除“友好接管”古巴的可能性。在委内瑞拉、古巴和伊朗三个国家中，改变伊朗政权对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更大。
首先，按照伊朗的综合实力，其政权的更迭足以影响中东地缘政治。如果按照特朗普所言，哈梅内伊已不复存在，这等同于伊朗政权的更迭。哈梅内伊并非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从其创始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手中继承了政权。1979年，霍梅尼领导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亲美的君主制，建立了一个神权政体。该政体的三大意识形态支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以及强制女性佩戴头巾。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仍然延续这场革命，取得了残酷的成功。
哈梅内伊之死是伊斯兰革命的转折点，他成为该政权第一代创始人中最后一位离世者。哈梅内伊的崛起是精心策划的结果。1989年，伊朗议长阿里·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声称，帮助哈梅内伊登上最高领袖宝座是霍梅尼的遗愿，而拉夫桑贾尼认为自己是在扶植一个顺从的傀儡。但哈梅内伊自有主张。拉夫桑贾尼主张创造财富并与美国缓和关系，哈梅内伊则认为，在革命原则上妥协会加速政权的崩溃，正如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一样。
哈梅内伊缺乏安全感，促使他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培养成自己的近卫军。他亲自挑选指挥官并轮换，以防止竞争对手积聚权力。革命卫队超越了宗教界，成为伊朗最有权势的机构。哈梅内伊将伊朗的民选机构当作幌子，只允许进行适度的政治作秀来维持其合法性。哈梅内伊的反美主义披着意识形态外衣，但也出于自保的考量。宗教领袖艾哈迈德·詹纳提曾道出了伊朗政权最深层的焦虑：“如果亲美势力在伊朗掌权，我们将失去一切。”哈梅内伊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用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说道：“伊朗和美国之间和解是可能的，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和解。”
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在其1951年出版的《真正的信徒》中阐述了这种逻辑。他写道：“仇恨是最容易获得、最能凝聚人心的力量；群众运动“无需信仰上帝也能兴起和传播，但绝不能脱离对魔鬼的信仰。”美国是哈梅内伊眼中的魔鬼。哈梅内伊深知，将权力维系在一个封闭的泡沫之中是最佳途径。他曾将激进的反西方埃及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著作翻译成波斯语。几十年后，他依然固守着这个思想堡垒，坚信西方文化比西方的炸弹更具威胁。但伊朗封闭的代价全部由伊朗人民承担，这一代价也换来了伊朗民众呼吁特朗普帮助他们。
其次，伊朗政权对中东的地缘政治影响重大。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试图输出其意识形态，并在整个中东地区建立其政治影响力。伊朗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一是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地的代理人网络，即“抵抗轴心”。尽管并非所有成员都认同伊朗的宗教原教旨主义，逊尼派成员甚至都不信奉伊朗什叶派的教义，但他们的确拥有共同的目标：抵制西方影响，对抗以色列。
这一轴心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圣城旅负责协调。1982年，它开始在黎巴嫩训练年轻的什叶派武装分子，骚扰占领该国南部的以色列士兵。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圣城旅为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团体提供了大量支持。它还支持北方联盟，这是一个在阿富汗抵抗塔利班1996年夺权的松散组织。2002年，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说，朝鲜、伊朗和伊拉克构成了一个新的“邪恶轴心”。利比亚报纸《自由之声》（Al-Zahf al-Akhdar）发表了社论驳斥这一说法。阿拉伯和伊朗媒体开始使用“抵抗轴心”来描述这个反美民兵网络。
特朗普声称：“正是伊朗的代理人哈马斯发动了10月7日针对以色列的骇人听闻的袭击，屠杀了1000多名无辜民众，其中包括46名美国人，并把12名我们的公民劫为人质。这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暴行。”特朗普推翻伊朗政权是对哈梅内伊的报复，内坦尼亚胡借助10月7日事件疯狂报复恐怖主义分子，几乎打残了所有的伊朗代理人。更迭伊朗政权使以色列更加稳定，有利于与沙特在内的温和派国家关系正常化。
最后，伊朗无人机对俄乌战争产生重要影响。无人机改写战争史，而伊朗的“沙赫德-136”（Shahed-136）型无人机被俄罗斯改装为小型巡航导弹。伊朗的无人机乌克兰造成巨大破坏，无人机袭击了居民楼、发电厂、医院和学校，给平民造成伤害，也给军人带来死亡。伊朗政权成为普京实施野蛮侵略的最大帮凶，之一。改变伊朗政权，等于支持了乌克兰反侵略战争。
《论领导力》是基辛格最后一本专著，他描绘了六位世界级的领导人。特朗普复杂的多面性使反感他的人不愿意承认特朗普的领导力。但客观地说，他抓捕马杜罗和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堪称有决断力的领导力。他喜欢吹牛，但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改变了整个世界是客观事实。这一改变不完全是负面的。
作者是旅居日本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