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的定义与社会问题的源起
王苡儒
今天我们要进入三民主义系列的第三个主题部分－民生主义。在前两个主题部分，我们聊了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那为什么还要讨论民生主义呢？因为民生主义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福祉，是整套三民主义思想中，连结政治与经济理念的关键一环。如果说民族主义是要解决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民权主义赋予人民参政权，那么民生主义讲的就是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对现代观众来说，重新理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很重要，因为当我们面对贫富差距日益严重、房价飙涨等问题时，孙中山百年前的思考或许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在这一讲当中，我们就一起看看孙中山是如何定义民生主义，以及他如何追溯近代社会问题的起源。最后，我们也会结合历史案例，谈谈民生主义在当代的实践意义，并抛出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民生主义与社会问题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先来厘清什么是民生主义。简单来说，孙中山把「民生」理解为「人民大众的生计与生活。」他在1924年演讲开宗明义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也就是说，民生问题涵盖了整个社会中，老百姓吃穿用度，以及生存发展的一切问题。国父紧接着话锋一转，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定义：「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听到这段话，观众朋友应该会吓一跳，因为孙中山直接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甚至上升到中国儒家理想的「大同主义」。所谓大同，出自《礼记・礼运篇》当中所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描绘的是一个天下人人平等与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国父用这个词，等于把民生主义定位为「追求最终极的社会公平理想」。
不过，国父虽然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他特别选择用「民生」这个中国传统概念，而不用直接讲「社会主义」。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其实大有文章。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孙中山希望强调这个主义，是为了中国老百姓谋生活，带有浓厚的本土色彩，用中国话讲出来更容易让大众接受。他自己就说，相比于「社会」或「共产」等外来名词，用中国固有的「民生」二字，来涵盖社会问题更贴切明了。换句话说，他有意以中学诠释西学，把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理念，用中国传统的语言来表达，听起来没才那么激进。其二，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在欧美其实争论很多、流派繁杂，甚至引发剧烈冲突，孙中山想跟那些混战区隔开来。我们稍后会谈到，欧洲从19世纪末到一战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林立，「西方的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之说流传一时。到孙中山演讲时（1924年），社会主义者内部已经分裂成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国家社会党等等，「各党派之复杂，几乎不止五十七种」。
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实验也陷入困境，几十年来「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方法，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孙中山避开「社会主义」字眼，用「民生」来另起炉灶，表明他走的是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是照搬西方哪一派。简而言之，民生主义换了一面中国旗帜的社会主义，带着儒家大同理想的温度，也带着孙中山对西方激进路线的反思。
定义了民生主义，孙中山马上强调，要真正懂这个主义，得先了解所谓「社会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他把目光放在近百年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革，也就是工业革命。 19世纪以来，各国物质文明突飞猛进、工商业繁荣，关键就在于机器的发明。国父深入浅出地描述了，机器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以往全靠人力做工，一个人再能干，顶多相当于十个普通人的产出。但有了机械之后，一个平凡工人操作机器，可能抵上几百、几千人的劳动成果。
为了让听众明白机器和人力的差距，孙中山举了非常生动的例子：火车头和挑夫。在他演讲的广州，常见成群的挑夫用扁担挑货物。一个强壮的挑夫一次最多挑两百斤、日走几十里路，普通挑夫挑几十斤走几十里就够累的了。但当广州到韶关铁路通车后，情况就完全变了：一台火车头能拉二十节货车，每节载重几百担，一列火车一天跑几百里，顶得上一万个挑夫跑十天。若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去计算也是如此：一万担货物挑夫运输要花十万元的工钱，火车运输几千元就可以搞定。机器对人工的替代，真是「用十个人代替一万人，用八小时代替十天」，效率高得惊人。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生产力大增不是好事吗？确实，生产的饼变大了，然而谁来分这个饼就出了问题。孙中山一语道破关键，他说：「机器占了人工，有机器的人便把没有机器人的钱都赚去了。」也就是说，资本家掌握了机器，生意越做越大。而许多劳动者因为机器介入反而失业了。挑夫们的命运就是明证：铁路通车后，昔日挑夫成群的繁华路段变得萧条，大批挑夫都「绝迹」了，一下子没了生计。
这种由机器工业引发的社会剧变，西方称作「实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繁荣，也带来了新的痛苦：传统的小生产者被淘汰，贫富悬殊迅速扩大，一大批人陷入无工可做、无饭可吃的困境。孙中山说，正是为了解决这种痛苦，近几十年各国才陆续出现所谓「社会问题」。所谓社会问题，指的就是劳资之间围绕生计展开的种种矛盾：一方面是失业、贫穷、工人遭剥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潮流」，也就是各国普遍面临的严峻挑战。
孙中山特别指出，民生主义所关注的，正是这个近代才出现的社会问题。他说：「我今天为什么不学外国直接来讲社会主义，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呢？这是很有道理。」为什么有道理呢？因为社会问题说到底，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而中国传统早有民本思想，强调民生的重要性，例如「民以食为天」。孙中山借用「民生」二字，来讲这个由西方传来的社会经济难题，既让人觉得亲切，又暗示了解决之道不能只照完全学习西方的方法。总之，「工业革命（带来）社会问题（引发）社会主义思潮」这个条线是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孙中山站在1920年代的中国，试图接过这条线，用中国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就更能体会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中的份量，它是要解决中国的经济不公和民生痛苦的。
中西思想的脉络：从大同理想到社会主义思潮
探讨民生主义，不能只看中国自己的经验，也要放到国际思想史的大图景中去。孙中山的思想，其实融合了中西两方面的养分。一方面，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理想；另一方面，他深受19世纪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启发。以下让我们来梳理一下。
中国传统思想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前面提到孙中山把民生主义比作「大同主义」，这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在其背后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礼记・礼运篇》中描绘的「大同世界」，讲的是一个天下为公、人人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的乌托邦蓝图，强调的是社会的和谐和平等。尽管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多受西学影响，但他们常常以中国古代的思想，来包装新的理念以增加说服力。国父就非常擅长这点，把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说成是回归孔子的天下大同。他曾经明确表示：「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可见，在孙中山心目中，共产主义并非洪水猛兽，而是一种和中国「大同」理想相通的未来目标。只是通往那个目标的方法，他主张用渐进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暴力斗争。
除了儒家思想，孙中山也汲取了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和尝试。例如太平天国颁布过《天朝田亩制度》，主张「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虽然最终失败，但却凸显了中国近代民间对于土地平均、消除贫富的追求。这些中国传统的养分，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带有浓浓的中国本土色彩：立足中国经验，关怀民生疾苦。
在西方思想方面，19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孙中山的影响也非常深远。我们可以分两类来看：一类是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另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
先谈空想社会主义，也就是还没出现马克思主义之前，一些富有理想色彩的社会改造方案。在法国，有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倡导建立理想社区「法朗斯泰尔」（Phalanstère），在英国，有欧文（Robert Owen）尝试创办的社会主义公社（又例如美国的新哈莫尼New Harmony的公社实验）。他们批判工业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试图以爱与合作来重建社会。这些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有的甚至把社会主义当成新的「真基督教」来宣扬，号称比传统教会更忠实于实践基督教的耶稣精神。尽管他们的实验多半没能长久，但他们提出了人人平等、财富共享等理念，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重要的道德基础。孙中山所身处的时代，对这些西方社会主义的先驱当然不陌生，他本人留学伦敦时就接触了很多这类社会改良思想。
到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倡导的理论开始崭露头角，把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就是所谓科学社会主义。他们在1848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一句共产主义的经典名言和命题：「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无产阶级必将透过革命推翻资本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把这看作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宣称共产主义是通往社会平等的唯一道路。
与此同时，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详细分析了资本剥削工人的机制（如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工人悲惨处境的经济根源，极大地启发了全世界的劳工运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影响遍及全球，这包括中国的知识界。孙中山在当时当然也注意到这股潮流，他发现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人信奉马克思，共产主义在中国很流行。
孙中山本人在苏联的援助下改组国民党，跟共产国际有合作关系。然而，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其实有着明显的保留。他赞赏社会主义追求的公平目标，但不完全赞同马克思的历史观和革命手段。这种既合作又批判的态度，使他的民生主义在当时，显得既亲近共产主义又独树一帜。孙中山自己总结道：欧美各国还在社会主义内斗困局中摸索，中国要找不同于阶级斗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以西方的社会主义科学地分析社会经济问题，并在保持社会和谐前提下寻求改良之道。总结一句话，孙中山要的是和平并协调地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平等，而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与革命，推翻现有制度。
孙文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国父的民生主义虽然在目标上接近社会主义，但在理论基础和实现路径上，和马克思主义大不相同。在这节当中，我们就来比较一下两者。简单来说，孙中山重视社会整体和谐与制度改良，马克思则强调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孙中山关注民生福祉本身，马克思则关注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唯物主义）。两者的出发点和方法论都有相当的差异。
首先，让我们看看两者的历史动力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阶级斗争视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引擎。他认为当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无产阶级就会起来革命，推动社会进入新的阶段。简言之，阶级矛盾会带来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推动的社会革命才能带来进步。
相对于此，孙中山并不赞同这种「以阶级斗争促进步」的史观。他提出了另一种观点：民生问题才是历史前进的中心。在人类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存需要能否满足，才决定了社会是否稳定发展。如果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能够调和兼顾，社会就会繁荣进步。相反地，如果大多数人糊口成问题，社会就会出现动乱。孙中山直言：「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他把马克思所高举的的阶级冲突贬低为社会生病后产生的「症状」，而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化的「原理」。举例来说，社会就像一个人，当经济制度出了问题导致而民不聊生，就如同一个人得了病而发高烧（阶级冲突）。发高烧本身（阶级冲突）不是成长的原因，而是疾病的症状。真正应该治疗的是病根。孙中山说马克思「只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因此，「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孙中山这段精辟的比喻，把马克思比作只会解剖尸体找病的病理学家，而非研究生命机理的生理学家，清楚地表达了国父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引用了一位美国的，马克思思想的拥护者威廉氏（Maurice William）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也就是说，生存问题（民生问题）才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孙中山高兴地说这一发现「适与吾党主义若合符节」，证明了民生主义的正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和马克思在哲学上就路径，有着极大的差异：孙中山主张「民生史观」，把人民生活的改善当作历史的目的。马克思则主张「唯物史观」，视经济矛盾和阶级冲突为历史的动力。这两种史观分别预设了不同的社会发展的景象：前者追求的是消弭冲突、共同富裕的大同世界，后者则认为需经由社会革命与阶级斗争来重组社会。
这两种对于改革中国的主张差异，日后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国民党在孙中山之后，走的是联合各阶级、诉诸民族主义的路线，共产党则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我们可以说，民生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争，也体现在国共两党不同的治国理念上。
其次，让我们来两者看对资本主义的态度和策略。马克思主义主张，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由无产阶级掌权实行公有制。其路线通常是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并在短期内推翻旧制度。相对于此，孙中山则更倾向于「节制资本」而非完全消灭资本。他提出的实际政策（如平均地权、国有化部分大型企业、实行累进税等）都是为了限制资本的过度垄断，保障社会公平，但并没有说要把所有私人财产充公。
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他赞成政府经营铁路、邮电这些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业」，避免私人垄断造成损失。此外，他也主张对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多取之而不为虐」，减轻贫富差距。这些都是改良资本主义的举措，而非要推翻资本主义。孙中山明确地指出，他心中理想的状态是：「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在理想的情况下，资本家愿意改善工人待遇、工人努力提高生产力，双方互利共生，社会大多数人受惠，经济就会良性发展。
这听上去很具有「乌托邦」的色彩，是吗？然而在实际上，许多民主国家正是通过社会改革的方式，实现了劳资双方的妥协，进而避免了社会革命。孙中山也看到当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通过立法来采取「消灭商人垄断、多征富人税、改良工人教育和卫生」等手段，让资本家与工人的大多数利益彼此协调，共同得到繁荣。这些温和改良的手段，使他更加相信，以社会和谐的方式进行改革的路线，远胜过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方式进行的动摇社会整体的革命。
相对于孙中山这种改良主义式的思想，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家不可能放弃剥削劳工的方式，因此，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夺取资本家手上的生产工具，才能彻底解放无产阶级。因此，在马克思的眼中，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小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
孙中山对马克思的反驳是，在现实中已有「大多数经济利益相调和」的例子，证明阶级斗争并不是唯一改革的出路。他甚至批评马克思颠倒了因果，把阶级斗争当成发展原因，导致马克思的预测与实况不符。孙中山举例说，第一国际鼓吹阶级斗争的结果是被镇压，后来第二国际走议会改良路线，反而发展得更大（暗示不斗争也能前进）。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孙中山拒绝以阶级仇恨作为动员的工具，而是希望通过制度设计来化解矛盾。在他看来，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经济分配不公，那就透过征税、国营化重要产业，以及社会福利等手段来进行财富重分配，而不是透过煽动阶级斗争的方式达到此目的。这体现了一种社会工程式的理性改良思维。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这太天真，不彻底。但国父作为一个革命家，同样有他的务实与具备远见之处，他深知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相当复杂，如果照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恐怕革命未成之前就先陷入内乱。所以，民生主义其实是他为中国量身定做的社会革命方案：既要解决贫富不均，又避免阶级内战，所走的一条中庸之道。
最后，让我们谈一下两者在理念上的自我定位。孙中山在这第一讲里，对马克思毫不留情面，各种批评甚至挖苦都有，例如前面将马克思比喻为「社会病理家」。他还反对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绝对化。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利润，完全来自对工人工资的剥削，但孙中山指出，一个工厂的盈利，其实离不开社会其他部门的贡献，从提供原料的农民、发明机器的科学家、修路造船的工程师，到市场上消费产品的大众，都是价值创造者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只把工人劳动看作唯一来源，忽视其他劳动者，难免流于太片面的问题。这个观点，实际上打中了马克思理论的要害，也显示孙中山的思考更接近以「整体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以「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问题。
孙中山认为「社会上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占大多数」，不应简单以两极对立的方式来区分，而应让大多数有贡献的人都受益。这和他强调的「大多数经济利益调和」的想法是一致的。此外，孙中山也无意全盘否定共产主义，他只是与苏俄当时采取的路线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区分了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不完全适用中国），和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传统的大同世界）。据苏联的马林等人的回忆，在孙中山第一讲讲完之后，苏俄的顾问鲍罗廷还专门与他激烈讨论，可见孙中山当时的言论在联俄合作的大环境下相当大胆。
后来国父在第二讲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稍微缓和，重新强调联合苏俄、联共的必要，但也与其划清界线。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而共产主义在中国则可被理解为大同理想，留待将来加以实现。这等于给了中共和苏联一个台阶下：你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我不反对，但我们方法不同，我们要先走民生主义这条中国的道路。总而言之，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路线，但他认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大同理想。孙中山主张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改造，这就是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
当代意涵与反思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并不仅是他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代社会，我们依然在讨论如何缩小贫富差距、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议题的本质和孙中山当年所说的「民生问题」是相通的。举例而言，当我们近年开始讨论房价过高、年轻人买不起房时，其实就是在谈土地和资本的分配问题。当中国大陆政府近年关注农村问题，同时提倡共同富裕时，很大程度也是在继承或回应孙中山当年民生主义的未竟事业。
上述种种显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至今仍具备时代穿透力，直指当代许多社会经济的问题。民生主义理想提醒我们，经济发展不能只看GDP的数字成长，更要看老百姓实际上享受到多少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进步不能只靠菁英推动，还要保障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生活。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民生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中所面临的新挑战。例如，当前全球化和科技发展，带来新一轮产业的变革，是否会重演当年工业革命的两极分化？网路科技巨头垄断和大资本无限扩张，我们应该如何在「节制资本」的目标下，同时又不妨碍创新？房地产和土地财政的问题，又该怎样平衡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这些都是今天的关键社会与经济问题，也需要我们提出新的、现代版的「民生主义」思维。也许，我们可以从孙中山当年的民生主义的主张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同时提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孙中山要特别用「民生」这个中国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这是否透露出他想在中国本土化西方理念、降低激进色彩的目标？
此外，孙中山所主张的民生问题是历史重心，与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经济是历史动力的不同主张，背后又意味着哪些不同的社会发展图景？两者的差异给20世纪中国的革命道路选择，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展望未来，我们又该如何在追求民生福祉的同时，避免陷入激烈的社会两极对立、进而造成革命？民生主义在21世纪是否能转化为新的理念与制度，来解决当代的贫富不均和民生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
总而言之，民生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要为民众谋利益，改革要让大多数人受惠。在当代社会，这条道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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