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百姓需要什么？
子规
以前我们从书上读到的是，旧社会是万恶的，地对农民阶级剥削是很重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吸干了穷苦人的血。然而在母亲生前，我却很少从她嘴里听到这些。在她看来，地主把地租给佃农耕种，条件都是事先说好的，并不存在什么强迫和欺骗，这个条件能接受就租下来，不能接受不租就是了。许多富农甚至地主乃是因为比别人更能干更勤劳也更俭朴，才慢慢地发家致富起来。她举了我们村唯一一个富农的例子，他平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才攒下了一份家业。这叫什么富农？这叫棺材富农（“棺材什么”是我们那里的一句土语，形容什么东西差劲之极）！她这样感慨地说道。我小时候还见过这个富农，就像母亲说的那样穿得破破烂烂的，连拖鞋都不穿一双，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人们平时急着用钱，就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到当铺去。当铺估一番这东西值多少，然后就借给你多少，到期之后要连本带息地还回来，从而才能把东西赎回去，要是逾期未还，东西就归当铺所有了，由他们拿去拍卖。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民间资金融通，同样不存在强迫和欺骗的情形，满足了人们的资金需求，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
至于那些以权力做靠山，对平头百姓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由于我们那个村庄是个不大的山村，生存条件不好，并不存在这种人，因而我就未曾听母亲讲到了。
书上还告诉我们，解放后实行土改，穷苦农民从地主那里分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翻身做了主人，从而焕发出了巨大热情，使生产事业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我问过母亲，刚解放时人们是否就是这样的？她平时很少这样讲过，那次听了我的发问后，只用一种不太肯定的语气说道，可能有一些吧。在她看来，1950年代农业生产确实是有了较大发展，但这更多还是因为那时开始有了新作物品种，开始有了化肥尤其农药这些技术性的因素。解放前几乎没有任何农药，人们只能靠天吃饭，今年要是没有发生虫害还会多收成一些，要是发生了虫害，就会严重减产甚至绝收。
母亲经常说一句话，还是到邓小平时代又把地分下去种了，人们才过上了好生活。在过去集体化的年代，人们在一起干活根本就提不起劲头，个个都在地里磨洋工。锄草要是给自家锄三下五除二就又快又干净地锄好了，但给生产队锄就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无精打采起来，一锄一锄漫不经心地锄着，半天都锄不完，而且还东剩一棵西剩一棵的。生产队长为了能完成任务，一天到晚扯着嗓门吼，不停地骂人训人，社员仍然无动于衷——你可以控制我们的饭碗，却控制不了我的手脚；你可以控制我的手脚，却控制不了我的内心，而内心对一个人的行为才是最为根本的。劳动缺乏效率，产量就低，收入就低，人们吃不饱饭就成了常态。饭都吃不饱，鸡鸭鱼肉就更谈不上了，过的都是一种粗茶淡饭、忍饥挨饿的生活。
实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通常认为这个时代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社会的贫富分化却越来越厉害，各种腐败和不公的现象十分严重。而过去那个时代相应地就被认为是一个虽然生活水平低下，但社会却很公平，各级干部作风都很廉洁的时代。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母亲经常讲到，以前那些生产队干部都是动不动就以各种借口打平伙，焖米饭吃。以前人们连地瓜干都吃不饱，他们却可以米饭放开肚皮吃。现在人们米饭都吃腻了，但在那个年代它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比什么山珍海味都珍贵，这是后人难以想象的。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吃，心里很不平却也无可奈何。那些身强力壮、头脑活络的社员，他们不愿过这种把大伙拴在一起挨饿的生活，要出去揽点建筑的活儿干——过去虽说是一个“一大二公”的时代，但各种建筑工程也总是需要的，并且也无法都由公家的建筑公司来承揽，因而由社会力量来承揽的也总是有的，或者一个人承揽，或者几个人合伙承揽——他们要出去就要受到生产队干部的刁难，就要从自己的劳务收入中拿出相当一部分用于买工分。这对于集体来说显得平均了，但对于这些社员来说，不也是以集体的名义对他们进行的一种剥削吗？这个被许多人所怀念的所谓公平的时代，其实是一个整体上陷入了共同贫困，同时干部又享有各种特权的，既没有效率也很不公平的伪公平的时代。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人们对现状又是否有所不满？我也向母亲问过这个问题。我只听她讲过，在公社化时期，社会上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顺口溜：“感谢毛主席，包菜当伙食！”在我们当地的方言中，“席”和“食”的发音相近，可以押韵，因而说起来也十分顺口。那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从而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慌时期，我们农作物产量相对更高的南方地区也普遍出现了饥馑，也出现了用蔬菜代替粮食的“瓜菜代”，这句顺口溜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情形，也表达了人们对现状的一种不满，以及对伟大领袖的一种调侃，但也仅此而已。毛主席老人家没有让他们吃饿肚子，但他们也只是认为这是生产归大堆搞得人们失去了积极性，以及大跃进期间盛行的浮夸风和瞎指挥造成的，更多归咎于基层的干部。
我家附近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头脑也比较活络，年轻时走南闯北，算是一个见过世面、有见地的人。我们几个有一次在一起聊天，说起了公社化时期的陈年旧事。他说当年都是在瞎搞，把整个大队归在一起搞。他爹当年是生产队干部，搞得实在没办法了，就私自决定让社员分开干。后来政策又收紧了，上面追查下来，他还为此挨了批判。更荒谬的还是办公共食堂，整个生产队的人都到这里来吃饭。炊事员把每个社员的饭分别饭装在一个个的饭钵里蒸。他们几个顽劣的同龄人饭吃完后，就把饭钵往茅坑里一扔了之。没过多久，食堂里的饭钵就所剩无几了。从他戏谑的语气中不难想见，这种败家子的公共食堂还能维持多久？可他话锋一转，又说当时都是你们这些基层干部往上面报粮食产量时报得那么高，毛主席就按照你们报的进行征购，从而导致了征过头粮，下面变得没饭吃。他们固然看到了事情的一面，但囿于自己的识见，产生大饥慌的体制根源他们是看不到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下面的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是下级投上级所好，一级一级地加码，这样的道理他们是不容易理解的。他们的观念其实还停留在封建时代，能够出一个好皇帝，体恤民生，不瞎折腾，能够让自己通过面朝黄土背朝天吃饱肚子，同时天下又能够太平，这便是他们最为企盼的。至于要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公民要享有各种应有的权利，国家要“民有、民治、民享”，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天方夜谭。然而揆诸历史，我们百姓却总是连这种最卑微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其实远不如通常认为的那般美好，并且也是十分短暂的，我们百姓更多只能在官绅的巧取豪夺之下痛苦地呻吟着。
这是一个出良民和顺民的国度，百姓图的是能够吃饱肚子，能够过上更好一点的生活，社会能够安定下来。我们的官员真要对得起这些朴实的百姓，不要让他们连这种卑微的要求都无法得到满足。但对于我们百姓来说，能够仅仅满足于这种要求，永远满足于这种要求吗？
2023年5月31日写就
2026年5月7至9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