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话题短评（二十四）
郑烨
最近以“烂片”之姿爆火的动画电影《牛来》被允许上映表明，只要题材内容政治正确就可以授予允许上映的“龙标”，如若意识形态方面稍有偏差则立项都难，影视剧行业早已进入到“明哲保身”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冰冻期。
过去提起烂片，刘德华主演的《天机·富春山居图》，张艺谋导演的《长城》常被人提及，如今“龙标”家族的“烂片俱乐部”又添新成员，《牛来》横空出世，吊打一众烂片，其他“烂片”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在鹤立鸡群面前顿失颜色。
颇具讽刺的是，即便是公认的“烂片”也是广电总局以发放“龙标”的方式想让观众看到的东西，观众的选择范围始终在官方给出的片源内，那些买票捧场的“强项令”群众始终也没有逃离开“巨婴”式的跟风叛逆和“规定动作”的“偷吃大赛”。
即将遭遇的“被下架”是广电总局授予《牛来》的“军功章”，也是其迈向“经典”的关键一步，注定会在红朝电影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经典的造就，只需要在“存在”的前提下选择“躺平”即可，任何公权力施加的主动操作都在助推“经典”的诞生，如今《牛来》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被放任其逆向“赚钱”，要么将其“下架”铸造“经典”。
只因党很敏感地从“有趣”中看到了“讽刺”。
摇滚的灵魂本应是狂放不羁的“叛逆”，不墨守成规的“创新”，汪峰曾经说过自己的歌曲是充满“正能量”的摇滚，如今在“正能量”艺人的嘴里摇滚沦为了歌功颂德的工具。
身为官员的贺娇龙可以直播带货做网红，作为护士的张水华喜欢跑马拉松只能被迫辞职。
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应该是一个网红推销员吧？如果这个成立，反推的话，那么如今很多带货直播的网红都能做副市长、副省长了。
“二十一大”上习近平即便掌控全局，表面功夫也会做足的。用虚伪的流程面纱掩盖赤裸的极权本质。橡皮图章少不了，全票通过必须有。
红色权贵，从从容容进出国门、游刃有余体制内外；平民百姓，匆匆忙忙勉强温饱、连滚带爬苟延残喘。
在围棋圈和体育圈里，聂卫平常被戏称为“酒圣”，年轻时酒量极大，最多一次喝过4斤白酒，平时一顿没半斤，就非常不爽，聂卫平去世，茅台酒应负主要责任，因为聂卫平长期和过量饮酒，特别是茅台，有医学证据显示，会增加患肠癌和中风的风险，而且风险与饮酒量呈正相关，即喝得越多，风险越高。不是“容易得”，而是“显著增加概率”，尤其是重度饮酒者。
作为“棋圣”，聂卫平只活了74岁，不到150岁的一半，在酒瘾大小和品牌喜好方面，与伟大领袖的兴趣爱好很相似，伟大领袖今年也已经73岁了，距离74岁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广大人民群众显然不想听到振奋人心的“坏消息”，强烈要求关停茅台酒厂的呼声如今已经很高了，比茅台酒的度数还高。
如今盛行的“颜值即正义”才让王洪文在所谓的“新时代”咸鱼翻身，这是对“中国式女权”的莫大讽刺，也是对浅薄认知的最佳注脚。
B站大火的电影《芳华》解读“三部曲”是中国民间盛行的“阴谋论”的延续，是一个社会缺少常识、理性、逻辑的必然结果，与“《红楼梦》的悼明论”如出一辙，与“皇汉史观”殊途同归，都是狭隘的民粹主义、偏执的自我中心论的呈现。
同属瑞典籍的书商桂民海是在2015年和2017年两次被捕，演员赵立新则是2019年被封杀，那几年的管控一年比一年收缩直到今天仍在收紧。
美国国会以副总统万斯的一票微弱否决对委内瑞拉的第二轮军事打击恐怕就是为了集中兵力解决伊朗问题
看的第一本关于美学的书籍是初中时期读过的朱光潜的《谈美书简》，是一本被列为初中阶段“语文新课标”的推荐阅读书目，的确可以打开认知视野。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如今的港府是“宁左勿右”，宁可“矫枉过正”也要“亦步亦趋”。特首李家超也摸到了在中共政体内做官的门道，否则香港大火死了那么多人，如果换成在民主宪政国家早就引咎辞职了，如今李家超彻底明白了，他做的是习近平的下属，只有被党中央免职才能离职，绝不不能擅自辞职，否则就是对党中央习总书记“一锤定音”的大不敬。
欧美民主社会崇尚“弑父情结”，鼓励创新和更新换代，国内丛林社会则充满“弑子情结”，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是常态。
传闻中共预计兴建的驻英大使馆有地下室十八层的设计，习总力排众议打算开掘第十九层，打算在黄泉之下独辟蹊径来探究活到一百五十岁的可能性，此方案已经通过中科院生命与生态研究所论证其可行性，最近因杨振宁等参与者以“死亡”的名义撂挑子而暂处于搁置状态。
很多人热衷于用“天灾”为“人祸”洗白，没必要把天干物燥和人为祸秧相提并论，很多时候，和稀泥的表述无关乎格局只关乎认知。
提起马斯克回收火箭的失败，只要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创新的种子便会孕育，让子弹飞一会儿......
也许在你看来创新等同于科技产品，其实在我看来在自由的土地上，在具备完善社会保障的社会中，英国的J.K.罗琳写出《哈利波特》，创造出一个魔法世界，就是自由社会结出的创新之果。
你先入为主的认知基础“欧洲科技不行”是怎么得出来以及板上钉钉的？在我从来没有认可的情况下，你怎么这么斩钉截铁将其作为一切论述的基础？美国作为海纳百川的渊薮吸引了全世界的杰出人才为其服务，其中也包括很多不适应国内僵化体制的中国人。你可以看一下每年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籍，也许能多少纠正一点您的固执。
很多人被抓之后以“良民”的祈求口吻“喊冤”是一种示弱自保的手段
武雷讲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李厚辰举出的反例则是人对动物的感情，感觉有点偷换概念，而且李厚辰从“应然”和“实然”两端根据需要随时跳跃，也给人一种转移焦点的感觉。武雷一以贯之，李厚辰为举反例有些用力过猛。
老百姓“普遍仇富”“下意识仇富”的心理认知是怎么进入到他们的头脑的，这才是需要重点研究讨论的问题。
武雷是律师，在法律层面，一个案件的相关关系人才是一个案件中有权责的相关方，而在网络上，八竿子打不着的网民对一个人的网暴则没有现实相处的基础，网民只对主播的言行进行道德审判和情绪反馈，而且绝大多数网民都是中低收入人群，任何不爽的感觉都是以他们的某些指标作为评判标准的，而不是以主播的标准感同身受的。
闫学晶觉得一年需要一百万花销，而看她直播的网民觉得自己一年只能挣几万块钱，落差感带来厌恶感，不能简单地拿“仇富”作为归因，即便将其笼统归结为“仇富”，那更应该追责的是将“仇富认知”和“仇富基因”植入民众头脑的以贫苦百姓代言人自居的官媒宣传和自媒体平台别有用心的“带脑党”、“引流客”。
武雷举出的例子都很“实”，李厚辰举出的例子都很“虚”。武雷对于“普遍仇官”的论述很到位，普通老百姓对于官员都是“欺负老百姓”的认知，而且很多体制内的人也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中共极权政体掌控着全社会的资源分派权，体制内的官员被视为“众矢之的”的确很普遍。
至于“仇富”，则正如武雷所言，是一个因人而异的存在，有些人靠“官商勾结”发财，有些人靠“时代红利”致富，有些人靠“勤劳能干”脱贫，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人员具体褒贬。对于体制内的掌权者则基本上可以“一棍子打死”，因为在中共极权体制内，能够掌握权力的官员基本上不干净，正如贾葭贾说的“体制内，健康的没力量，有力量的不健康”。
闫学晶事件就像是一个“网络法庭”，闫学晶被“网络公审”，网民提供的证据是“道德评判”“情绪反馈”“政治正确”，最后审判结果是“代言取消”“宣读忏悔书”，甚至最后打入“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毛泽东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民众的盲目尊崇发动的十年文革在其去世之后戛然而知，没想到在如今的网络世界方兴未艾，中国的互联网世界已然进入到“文革时代”，毛泽东泉下有知应含笑九泉，可以瞑目了。
“暗箱操作”“巧取豪夺”“为富不仁”是很多底层中国人都认可的“阴谋论”，在这样的认知水平下，“仇富”“仇官”也不意外了，中国社会需要摆脱极权政体进入到民主宪政的社会，那时自媒体、独立司法等各显神通才能逐步扭转中国人的认知，那时就不会有盲目的“仇富”和“一窝蜂”的“仇官”了。很多认知都是老百姓切身体会得出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他们都不笨，甚至很聪明，问题的根子在社会制度。
以上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仇富”“仇官”，没必要用“别人也是这样”来做挡箭牌和遮羞布，即便别人也存在类似问题，那也与我们无关，更不要说民主宪政的社会不存在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即“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的极端宣传造就的普遍认知，如果不承认问题的存在，永远谈不上拥有解决问题的动力。
在推进世俗化改革中，被誉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觉得伊斯兰传统服饰“头巾”和“罩袍”属于落后封闭的宗教服饰，便想让土耳其女性不再穿戴头巾和罩袍，改穿现代服饰。
然而基层的老百姓根本不听从政府倡议，认定头巾和罩袍是伊斯兰国家的传统习俗，是贞洁、正派、忠诚、温顺的象征，政府越不让穿，女性群体越叛逆，越要穿。
凯末尔灵机一动，推动立法，规定所有妓女必须穿戴头巾和罩袍，否则课以重罚，普通良家妇女自愿穿戴，不作限制。
由此头巾和罩袍便成了妓女的代名词，彻底被“污名化”，为了怕引发别人误会，撇清关系以示区别，其他女性也就逐渐不穿了。
凯末尔用逆向思维成功地解决了社会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