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再次被捕入狱的危险，我去送别赵紫阳 一个普通人的追悼会亲历
王立君
一个普通人心中的赵紫阳
今天早晨，我读到胡平先生在《北京之春》发表的《紫阳不朽》。文章让我想起200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也让我重新想起自己和同事吴俊冒险前往赵紫阳家中悼念、后来赶到八宝山参加追悼会的经过。
我写下这段经历，是想让人知道：赵紫阳在一个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为了送他一程、纪念他，我和吴俊冒着被跟踪、被捕、再次入狱，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风险，冲破一道道阻拦，最终实现了与他最后一别。
赵紫阳在八九年的表现深深影响了我。1989年，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学潮期间，他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武力镇压。5月19日凌晨，他走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我记得他说：“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他说话时的痛心神情，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那年6月3日晚，我守着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听到军队可能采取行动，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我担心学生，也担心国家的未来。第二天早晨，我穿上白衣、戴上黑纱，走到学校操场的主席台前，喊道：“同胞们，站起来，跟我走！”队伍从几百人不断扩大，沿途有许多人打开窗户，站出来回应我们。那件白衣后来被我捐给洛杉矶的六四纪念馆。八九年的记忆，让我始终忘不了赵紫阳当时的选择。
冒险前往富强胡同
2005年1月，吴俊告诉我赵紫阳去世了。我们商量着，想为他做点什么，决定去他家中悼念。通过媒体，我们打听到他住在北京市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我们知道这一趟可能惹来麻烦，甚至可能再次被捕入狱。出发前，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商量了怎么进去、走哪条路、遇到危险时怎么脱身。
1月19日一早，我们开车进城。富强胡同附近不便停车，我们把车停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附近，再从商场里绕行，从另一处出口出来，步行去胡同。我们不想把车停在显眼的地方，也不想从最直接的路线走过去。一路上，我们不断留意周围的人和出口。
走近胡同口时，我们远远看见一群人：有警察、武警，有戴红袖标的人，也有围观的群众。胡同很窄，入口被守住了，我们根本进不去。我赶紧去附近的花店买花篮。买花的人很多，我们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才轮到。花篮很贵，具体花了多少钱，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们在挽联上写下：“我们是普通的中国人，沉痛悼念赵紫阳同志。”然后，我和吴俊各扶着花篮一边，迈着正步，朝富强胡同走去。围观的人给我们让出一条路，可到了警戒线前，还是被拦了下来。
一名警察劝我不要为难他，说他也是奉命执行任务。我回答说，我们不是来闹事的，只是来悼念赵紫阳。吴俊和我护着花篮往前挤，几名武警手挽着手，排成一道墙把我们挡住。我们往前，他们就往后顶；花篮夹在中间，我们既怕它被撞坏，又不愿退走。我们用肩膀和手臂往前推了好几次，始终没有过去。
后来，一位湖北籍的执勤人员悄悄告诉我们，北边的胡同人少一些，也许能绕进去；他还提醒我们，下午换岗时守卫可能会松一点。我们记下这条路线，先绕到后面的胡同观察。那里能看到赵家后院，屋顶上搭着一个木结构的简易岗楼，里面有人值守。我们在附近等着，心里既紧张，又惦记着怎么才能把花篮送进去。
进门献花，设法摆脱跟踪
下午换岗前后，我们再次走到北边的入口。那里只有两名武警，但他们还是把我们拦住了。我忍不住提高声音，问他们有没有良心：赵紫阳为国家和人民坚持过自己的立场，如今人已经去世，我们来表达一点心意，为什么还不让进？我的声音很大，离胡同口不远的红色大门忽然开了，门里有人招呼我们进去。我回头一看，刚才挡在前面的武警已经不见了。
我们终于走进院子，在赵紫阳的遗像前献上花篮、鞠躬致意。屋子很小，大约只有十二三平方米。对着门的地方挂着照片，左手边是一张单人床，旁边有一张旧桌子。桌子有两个抽屉，家具没有油漆，木头露着白茬；地板有缝，床上挂着一顶发黄的旧蚊帐。被褥看着整洁，却也很旧。屋里的陈设让我心里发酸：一个曾经担任国家最高职务的人，晚年竟生活在这样朴素、陈旧的屋子里。
一位家属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说，希望参加赵紫阳的追悼会。屋里有一本登记簿，记录姓名、联系方式等信息，我们把自己的情况登记了下来。再次向遗像鞠躬后，我们才离开。
走出胡同不久，我们发现有两个穿便衣的人跟着我们。我们走快，他们也走快；我们放慢脚步，他们也跟着放慢。我们不敢直接去停车的地方，就先钻进王府井的百货大楼，在楼层和出入口之间上上下下，再绕进东安市场，从另一处出来。我们来回兜圈，一边观察身后，一边寻找脱身的机会。
绕了几圈，我们终于认准停车的位置，撒腿跑过去，上车后立刻开走。直到离开那一带，我们才稍稍松了口气。那天我们没有被抓，但这趟行程确实让我们冒着再次被捕、入狱的危险。出发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可能再次遭到迫害的准备。
领取通行证，赴八宝山告别
过了十来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问：“你是王立君吗？”随后自称是湖北省组织部的人，通知我去北京金台饭店领取参加赵紫阳追悼会的通行证。我一个普通人，平时连处级干部都很少接触，突然接到这样的电话，既意外又紧张，赶紧动身前往。
我按通知找到金台饭店的会议中心，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核对姓名后，告诉我通行证已经准备好，随即把证件交给我。拿到通行证时，我心里很激动：经过前面那些周折，我们终于可以去八宝山，向赵紫阳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2005年1月29日，我把通行证贴在车窗右下角，开车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沿途人很多，车也很多。经过检查后，车开进停车场。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周边还有更多前来悼念和围观的人。我当时估计，参加仪式的有一千多人，周围的人群更多。
我在广场上听见赵紫阳的老朋友、老部下谈论往事，也听见有人批评江泽民、邓小平和李鹏。有人对江泽民怨气很重，甚至说如果他去世，自己要放最大的鞭炮庆祝。那是别人当场说的话，却让我感到，大家压抑多年的悲愤都聚在了这场告别里。
追悼会开始后，我们排队进入告别厅。我记得大约八个人一组，依次走到赵紫阳遗体前，绕场告别，再向家属致意。眼前的赵紫阳已经瘦得几乎认不出来，和我记忆中那个站在学生中间、神情坚定的人判若两人。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沉。八九年他走到学生中间的身影，与眼前这位衰弱的老人重叠在一起，我忍不住悲从中来。
我这样一个普通人，一生中能有几次机会参加这样的追悼会？我过去接触过的最高级别干部，也不过处级。能冒着再次被捕入狱的危险，经过打听地址、冲破阻拦、躲避跟踪，最后站在赵紫阳同志的告别仪式上，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经历。
通过这段经历，我想让人知道赵紫阳在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分量。人们为了送他一程、纪念他，愿意冒着风险，想尽办法冲破种种困难，只为和他作最后一别。赵紫阳同志虽然离开了，但他的光辉形象仍然活在我们心中。有些人虽然活着，却像僵尸一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谨以此文，沉痛悼念赵紫阳。紫阳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