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有罪就有罪”
一个受害者对中共司法的追问
王立君
普通人究竟到哪里讨公道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一等土匪刑警队，案子不破天天醉；二等土匪交警队，偷拍罚款天天睡。”话很刺耳。一个本该让百姓感到安全的机关，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骂声？
说他们是土匪，我甚至觉得，这是抬举了他们。民间讲土匪，还有“八不抢”“十不抢”的说法，意思是再凶横也该有些规矩。可在王国栋这件事里，连一个有智力障碍的残疾青年家里的积蓄，都被人盯上了。身穿制服、手握执法权的人，如果利用家属的恐惧逼他们掏钱，比起明火执仗的抢劫，又好在哪里？
我曾为湖北省十堰市的两起案件出面奔走：一个当事人是有智力障碍的邻居孩子，另一个是被拖欠工程款的同行。他们先后被判刑。我和他们的家属四处求助，希望查清疑点、讨回公道，却一再碰壁。
邻居孩子的两年牢狱
王国栋是我的邻居，1983年出生于湖北省十堰市。据其家人介绍，他幼年在工厂医院做手术，因麻醉过度造成大脑损伤，智力发育受到影响。那家工厂编号为5740，即东风公司汽车车身厂。
王国栋无法进入普通学校，只能在当地特教聋哑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在家待业多年，后来在一家保安公司找到一份看门的工作，月薪只有一千元左右。
2009年，他的父母退休，领取了约三十万元的住房公积金。两位老人都是普通工人，这笔钱是他们多年的积累。王国栋没有什么防备心理，在外面随口对人说起：“我家有三十多万。”
据家属讲述，王国栋在工厂大门口的值班室值班时，一名当地居民带着一名七岁女孩经过，以去买菜为由，请他帮忙照看孩子。值班室四周是透明玻璃。那名居民回来后，指称王国栋对女孩“耍流氓”，随后报警。警方将王国栋带走。
案发时我不在场。据我当时了解，指控王国栋的主要依据是那名七岁女孩的口述，没有其他旁证，也没有法医鉴定。
孩子的陈述应当核实：询问有没有受到诱导？有没有其他证据印证？没有法医鉴定，不能单凭这一点认定指控不成立；孩子的指认，也需要结合全案证据审查。
家属向我反映，办案人员采取逼供手段，迫使王国栋“承认犯罪”。他有智力障碍，能否听懂提问、辨别暗示、准确表达，供述有没有受到诱导，审讯记录是否真实，都需要查明。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查清，就把“认罪”当作定案依据，这样的审判能让人信服吗？
法院尚未判决时，不断有人给王国栋家里打电话催家属拿钱。据我当时了解，其中有厂公安科、公安局刑警队的人员，也有律师和从中说合的人。他们反复说：“只要出钱，就可以撤案。”有人还提起他家那笔住房公积金：“你们家不是有三十万吗？拿出来不就没事了？这事情可大可小。”这些电话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
这些人还来劝我，让我说服家属交钱。我是去帮这个家庭讨公道的，没想到他们竟要我替他们劝家属掏钱。
我坚决不同意：这已经是刑事案件，凭什么保证交钱就能撤案？万一钱交了，人照样被判刑，岂不是人财两空？我怀疑这是陷阱。案情还没有查清，家里的三十万元却被惦记得这么清楚，这些索钱的说辞本身就该受到调查。
他的父母向我求助后，我专门到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东岳分局刑警队反映情况。办案人员后来让我看了王国栋的审讯记录。
我看到，记录上竟然把只上过特教聋哑学校的王国栋写成了“中专学历”。我当即质问那名不到三十岁的办案民警：“他明明有智力障碍，只读过聋哑学校，为什么写成中专学历？”
那名民警却轻描淡写地说：“写中专又有什么关系呢？学历与判刑有联系吗？”
我当即反驳：“当然关系大了！他有智力障碍，只上过特教聋哑学校，你却写成中专学历，不就容易让人以为他接受过普通中等专业教育、认知能力没有障碍吗？这掩盖了他的真实情况，对案情审理有重大关系！”
办案人员没有认真回应，反而把我轰出了办公室。后来，判决书上的学历仍是“中专”。我并非认为学历决定刑事责任，而是质疑：为什么不如实记录他的受教育经历？我已指出问题，记载却未纠正，这让我怀疑，他们是为掩盖他的真实情况、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我根据当时经历作出的判断，也是我要求查清的疑点。
在刑警队，我也质疑过七岁孩子口述的证明力，问过：“一个七岁小孩的证词，能有法律效力吗？”我不能接受不查清其他证据，就认定王国栋有罪。我还提出，工厂大门那里有监控录像，为什么不调出来看看？
警员却说，监控录像坏了。我觉得太奇怪了：早不坏，晚不坏，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坏了？到底什么时候坏的？案发时有没有留下录像？一句“坏了”，怎么能让人信服？
我找到时任人大代表的朋友蔡斌，请他带我到十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反映情况。我记得，接待我们的人大主任低头看着手机，只说了一句：“我们不便干预司法行政。”我们就这样被打发了。
我们希望有人过问记录是否真实、证据是否可靠、索钱问题是否存在。一句“不便干预”，就能全部挡回去？
最终，王国栋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一个原本就在艰难谋生的残疾青年，出狱后还要背负“坐过牢”“猥亵犯”的标签，找工作、交朋友、成家都可能更加困难，他的父母也要长期承受痛苦。
在我看来，这是一起必须重新审查的重大冤案。如果家属反映的逼供属实，如果有人利用他的认知障碍诱导认罪，就是借司法权力伤害弱者，必须追责。想到那些声称拿钱就能撤案的人，竟盯着这个家庭的积蓄，我至今愤怒：良知究竟在哪里？
王国栋的案件，不能只被当作一个家庭的不幸。中国这么大，还有多少相似的遭遇无人听见？疑点不查、违法不究，今天是王国栋，明天还可能有更多的“王国栋”。
讨要工程款的人反而坐了牢
第二件事发生在约十年前。当时，我在十堰市张湾区一家小餐厅吃饭，遇到了一位同行的妻子。我的这位同行叫杜学定，是安徽人。
她带着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走到我面前，突然让孩子下跪叩头。我一下子愣住了。孩子跪着不肯起来，她一脸无助。我痛心疾首，无法形容当时的心情，连忙扶起孩子，问她出了什么事。
杜妻哭着告诉我，杜学定承包工程后，对方拖欠工程款。他去讨钱，却被对方纠集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头部缝了十余针。按照她的说法，他们报警求助，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据她讲述，杜学定讨要工程款无门，扣留了欠款方的一名负责人，约一天后释放。对方随后报案，杜学定被抓。她提到“非法拘禁”和“绑架”的指控，具体定罪我没有核对过判决书。
对方欠钱，不代表可以扣留他人。但事情不能只查一半：欠款和殴打的问题查了没有？此前的报警怎样处理的？只追究讨债者，公道在哪里？
杜妻听说我认识公安局领导，便四处打听，找到我求助。她绝望地对我说：“王哥，你看我长得不算难看，只要能救他出来，我陪你都行……”
这句话我一直记得。她究竟被逼到了什么地步，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她已经走投无路，不知道还能向谁求助。
她还说，有律师和刑警队的人向她要钱，有人声称：“交两万块钱，就帮忙想办法弄出来。”有人不仅要钱，还提出性方面的要求。这些是她告诉我的，我没有亲眼见到相关过程；但她的恐慌和绝望，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明确告诫她，不要再轻信交钱就能放人的承诺，不要让人利用她的恐慌，把家里最后一点钱也拿走。
后来，我再次找到人大代表蔡斌，陪同杜妻到人大反映情况。这一次，仍然没有得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回应。
最终，杜学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据杜妻当时反映，欠款和殴打的问题并未解决。她带着孩子求助的那一幕，和王国栋父母四处奔走的身影，让我至今难忘。
我也曾被这样的权力关押一年
写到这里，我几乎要哭出来。我愤怒，也因为自己就是受害者。同样是东岳分局，我亲身领教过那种把法律踩在脚下的权力。
当年抓我的魏焕新，是东岳分局政保科科长。据我后来了解，他此后还担任过副局长、党委书记。想到他当年的话和后来的升迁，我就难以平静。
我记得，当时我质问他：“中国有法律，你说抓我就抓我吗？”
他对我说：“我说抓你就抓你，我说你有罪就有罪。”
我反问：“共产党的法律，就你说了算吗？”
他接着说：“我要不抓你，我就不姓魏。”
当时，我不相信他真有这样的权力。后来，我却被关押了一年。
一个公安干部，凭什么把有没有罪说成自己一句话就能定？哪里还有证据、审判和对法律的敬畏？他把抓人说成证明自己姓什么的赌注，我付出的却是一年的自由。
所以，看到王国栋家属哭诉、杜妻带着孩子求助，我无法置身事外。我知道普通人面对这种权力有多么无助。
一句不便干预挡住了多少求助
我两次请人大代表帮忙，向人大反映情况，希望有人督促有关机关答复疑问，结果都未解决。
“不便干预”成了拒绝过问的理由，监督还剩下什么？查清证据、如实记录、调查索钱和殴打，本该是职责，怎么反而成了百姓求不来的事？
一个普通公安干警握着办案权，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记录怎么写，证据怎么取，疑点查不查，都关系着一个人的自由。基本情况都可能失实记载，一个无力保护自己的残疾人该怎样辩白？
警察本不该独自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可如果检察机关不能严格把关、法院不能独立审查、监督机关不肯过问，一份审讯记录就可能一路成为判决依据。权力一路畅通，喊冤却处处受阻。
我认识人大代表，尚且求助无门。没有关系、没有钱，连材料都不会写的普通人，又该怎么办？
掌权者必须为司法黑暗负责
从我被关押一年，到王国栋和杜学定的遭遇，我不能接受：百姓的自由为什么可以任人摆布？中共控制着公检法，就不能发号施令时强调党的领导，出了问题却推给基层。谁纵容蛮横办案？谁让监督失灵？谁为受伤的家庭负责？这些责任，必须追问到掌权者和制度本身。
中共总说“依法治国”。可我感受到的，是法律对百姓严厉，对掌权者的约束却难以落实。这是依法治国，还是拿法律治老百姓？如果权力能决定法律什么时候算数，法律就成了管束百姓的工具，在掌权者面前却成了摆设。
我想起毛泽东那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1970年，他在同斯诺谈话、谈及怕说错话时，用过这个说法。评价他怎样对待法律，更要看他掌权时发生过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也没能得到法律保护。
刘少奇参与过1954年宪法制定，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作宪法草案报告，并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他最终却在政治迫害中失去自由和生命。纸上的宪法，为什么挡不住对他的迫害？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11月14日凌晨被秘密火化。火葬申请单上，姓名是他少年时用过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从国家主席到登记为“无业”者，这样的结局让人看清：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能怎样践踏一个人的尊严乃至生命。
在我看来，刘少奇参与建立这套体制，后来又成了受害者，也尝到了权力不受约束的苦果。今天的执政者和高官，包括习近平，虽是制度的受益者，一旦失势、遭到整肃，也可能成为牺牲者，同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今天用来对付别人的权力，明天也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任何人的自由和尊严，都不该取决于是否得势。
我要求的并不复杂：核实孩子的陈述，查清残疾人的认知能力；讨债者违法要处理，欠款、殴打和索钱也不能放过。法院独立审判，错案纠正，违法办案追责，本来就不该靠关系、靠求人才能做到。
经历这些，我愤怒地说：在我眼里，中共这个统治集团，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恶魔。这是一个受害者求告无门后的控诉。它像幽灵笼罩着普通人的生活，让人不知道哪句话、哪次讨公道，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对受害者来说，这就是地狱：亲人被抓，四处奔走，等来的却是交钱的暗示和冷漠的推托。国家主席尚且无法自保，我们普通百姓又靠什么保护自己？
我不知道，压在中国人身上的这座大山何时才能被掀翻，这种让人受尽委屈又无处申冤的统治何时才能结束。但我盼望那一天：权力受到约束，司法能够独立，中国人能过上正常日子，不因说真话而恐惧，受冤有处申诉，家人的自由不再任人摆布。
我们盼望的，不过是有尊严地生活，不必下跪求人，不必拿一家人的积蓄换一个没有保证的承诺。这是我写下这些经历的原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苍天啊，何时才能让百姓讨回公道，活在公平的蓝天下？
历史引语与史实出处
毛泽东与斯诺谈话：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毛泽东一句 “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有无“轻视法治”？》，https://www.dswxyjy.org.cn/n1/2019/0621/c428059-31174504.html
刘少奇遭迫害致死：人民网《国家主席制度的历史发展》，https://cpc.people.com.cn/daohang/n/2013/0226/c357212-20607847.html
刘少奇参与1954年宪法制定：中国政府网《刘少奇同志生平年谱（1954年 五十六岁）》，https://www.gov.cn/test/2009-11/24/content_1471565.htm
刘少奇去世地点及火化时间、姓名：开封党史方志网关于刘少奇在开封陈列馆的介绍，https://www.kfdsw.com/index/detail/id/263.html
火葬申请单登记姓名及职业：《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4日第3版，https://cn.govopendata.com/renminribao/1988/11/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