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堅參‧承先啟後：新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來台履新
蘇嘉宏 撰
（輔英科技大學教授/博士）
蘇嘉宏 撰
（輔英科技大學教授/博士）
目錄
格桑堅參‧承先啟後：新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來台履新 1
目錄 1
格桑堅參‧承先啟後：新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來台履新 2
一、藏人行政中央派駐澳洲的華人事務聯絡官 2
（一）什麼是「華人事務聯絡官」？ 2
（二）移民澳洲後接任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 3
（三）開展跟華人社團的接觢交流工作 4
（四）非政府的組織和民間團體互相協助 5
二、澳洲的藏人移民和西藏協會 6
（一）在澳洲藏人數約2600餘人左右 6
（二）澳洲和紐西蘭的各西藏協會 7
（三）澳洲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 8
三、藏傳佛教在澳洲 11
四、藏人行政中央的人事安排 12
五、在台灣的工作展望 14
台灣的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是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所成立的，實質上就是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的駐台單位，因此該基金會的董事長也就是「駐台代表」。原任該基金會董事長達瓦才仁先生（青海玉樹人）調返印度，有可能接掌藏人行政中央所屬一級單位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繼任的是原駐澳洲對華事務聯絡官格桑堅參先生（西藏康區巴塘人，現劃歸四川省，常見另一漢名翻譯為「格桑堅贊」）。格桑堅參董事長已經在三月底抵台履新，目前還在檢疫隔離之中，隨後尚有為期一周的居家自主健康管理；所以，正式視事，將在四月底開始。
新任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Kelsang Gyaltsen Bawa）先生
本文分別以「一、先談談您來台灣之前的工作概況，台灣讀者比較好奇甚麼是駐澳洲的對華事務聯絡官？」、「二、請您簡介澳洲的藏人移民法律現況和藏人社區（定居點）的現況？」、「三、藏傳佛教在澳洲的發展概況。」、「四、結束澳洲那邊的工作來台灣，可否介紹一下藏人行政中央的人事安排的過程？」、「五、來台灣的工作展望，就藏人福利、西藏宗教等方面有沒有甚麼特別的想法、作法？」等幾個問題，訪談格桑堅參董事長，他的答覆摘要、整理後如下：
一、藏人行政中央派駐澳洲的華人事務聯絡官
（一）什麼是「華人事務聯絡官」？
格桑堅參：我被任命為駐台灣代表之前，我在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代表處，同時也是「尊者達賴喇嘛駐澳洲代表處」擔任「華人事務聯絡官」。
安排這一職務的背景我想先給讀者介紹一下。大家都知道藏人行政中央依據尊者達賴喇嘛的教誨，為解決西藏問題制定了「中間道路」政策，這個政策最大的願景就是希望能和中共以和談來解決西藏問題。從2002年到2010年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進行九次正式和一次非正式的和談後，談判取得進展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中共除了質疑和否定我們提出的中間道路的具體政策，也就是我們遞交的《關於全體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實自治建議》之外，（中共稱為《備忘錄》）提不出任何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相反，將我們遞交的「建議」污蔑為「半獨立」、「變相獨立」大肆進行歪曲事實的宣傳。並公開指責西藏流亡政府沒有資格提出這樣的條件。在與中共進行的和談過程中我們越來越認知到，中共除了蠻橫無理、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我們對中共的信心越來越小。
但是我們通過「中間道路」政策促成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不能變，我們也深信「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雙贏政策，會有更多的國際、中國國內的有識之士會支持和接受這一觀點，因此向廣大的華人社會、向國際社會推薦和介紹這一政策成為我們的一項戰略調整。特別是要讓更多的華人，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華人瞭解西藏問題的實質，以及尊者 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訴求及政策是甚麼？通過跟他們的接觸、交流，讓他們瞭解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西藏的現狀如何？北京的宣傳和達蘭薩拉的聲音到底誰真實等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其冀望達到的目的是，讓廣大華人通過瞭解西藏問題的真相，認知我們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合理訴求後，雙方能夠消除誤解、增進信任，最終促成西藏問題的解決。
因此，我們大概從09年開始加大了與普通華人的接觸、交流工作，在華人居住最多的國家，包括北美、歐洲還有澳洲代表處裡專門設立「華人事務聯絡官」這一職務，並任命專職人員進行這一工作，這是一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
（二）移民澳洲後接任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
格桑堅參：澳洲代表處自2009年到2015年下半年大概6年多時間，有位叫達珍的西藏拉薩女士被任命為第一任華人事務聯絡官，她是個非常出色、且社交能力極強的一位公務員，她在澳洲和紐西蘭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我以前在印度的時候，最初是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後來也調到外交與新聞部工作了一段時間；最長的工作是從2006年到2016年之間，我被選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長達十年時間，在這個期間我也參加過很多國際上跟華人互動的會議或研討會，當然台灣也來過很多次，跟臺灣的政要、學者、非官方組織有過一定的接觸和交流。跟華人的接觸也算是比較廣的，特別是從各地來達蘭薩拉參訪的華人參觀團或者個人，我們都會跟他們見面，與他們交流。那時我們雖然還沒有設立聯絡官，但跟海外華人的接觸算是在進行，也有了很好的聯繫管道。
2016年我全家移民到澳洲後，正好澳洲華人事務聯絡管的職務已經出缺了一段時間，而我以前一直從事跟華人的接觸交流工作；再者，我也懂中文，曾經在中共的統戰系統工作過而熟悉他們的運作模式，流亡以後也一直研究和分析中共的對藏政策，因此，藏人行政中央認為我是最佳人選而於2017年1月份起，任命我為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
由於我們在全球只有十三個對外代表處，一個代表處的管轄範圍會涉及很多國家。澳洲代表處的管轄範圍，包括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尼）等。因此，華人聯絡的管轄工作範圍從理論上需要涵蓋上訴各國。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澳洲、紐西蘭的華人總體概括。澳洲的華人根據2016年的人口統計約120萬人，占整個澳洲人口百分之五，成為最大一個外籍民族。在澳洲華人裡面要分很多不同的狀況，比如在疫情前每年到澳洲的華人旅遊人數是140多萬，這是個龐大的規模，而且每年都要增加；而常駐華人是120多萬，所以華人的人口基數、占比都很大。
一個華人事務聯絡管要跟那麼多華人開展接觸，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在澳洲的華人要分這麼幾個群體：一是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團體，簡稱民運組織，裡面分民陣、民聯兩個陣營，是個國際組織，目前兩個組織的主席都在澳洲現在主席都在澳洲；另一個是法輪功組織，他們爭取練功自由、積極開展抗爭遊說活動、其所屬的媒體和人員組織極其強大，成為海外反共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還有一個群體是自由知識分子，他們不屬於民運或法輪功任何組織，但提倡自由、開放、民主價值，倡議成立「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紐西蘭價值守護聯盟」等民主平臺，遵循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力圖使中國實現民主化；還有一個群體是受中共宗教壓迫的基督徒、天主教等，這類人群也在極速的增長中；那更多的華人社團是與中共關係很好的華人社團（包括各種華商協會、大陸留學生社團、什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外華人聯誼會）等等，他們人口基數龐大，被稱為「親中團體」；還有基於漢藏交流成立了很多漢藏友好協會、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漢藏青年學生學學者聯誼平臺等很多不同的團體。除了上訴「親中社團」之外，其他社團均與我們保持著非常良好的關係，是我們接觸工作的重點。
（三）開展跟華人社團的接觸交流工作
格桑堅參：接著談一談如何開展跟華人社團的接觸交流工作？由於共同理想或者共同的訴求，我們跟民運、法輪功、自由知識分子包括受中國宗教迫害之社團，這部分人的交流工作就非常的得心應手，非常的容易，因為大家本來以前就認識，而且大家的目標很多地方都有相同點，這方面比較容易。
我被任命為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以後，我上任第一個工作重點，就前面我所講的，跟理念相同的社團保持接觸的同時，跟大陸來的留學生的接觸工作作為開拓工作的重點，所以，我特別邀請願意跟我們接觸、願意瞭解西藏問題真相的留學生，跟他們講解、介紹西藏問題，包含尊者 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政治主張、我們的「中間道路」政策等等。並邀請他們到達蘭薩拉去實地參觀考察，讓他們與我們藏人行政中央，學校、文化中心、社團接觸，真正了藏人在那邊的生活狀況，以及政治訴求。回來以後用他們所見所聞的形式把這些心得寫出來，再發表到華文媒體上，吸引更多人去瞭解西藏問題，這是我的工作重點。因此，我們在昆士蘭的布里斯班專門成立了「漢藏青年學生學者聯誼平臺」，就像前面所講的漢藏友好協會、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等組織一樣，成為漢藏人相互交流、相互認識的一個平臺。這種工作並不是從政治著手，從文化社交開始彼此相互瞭解，以這樣形式讓更多人瞭解西藏問題。
其次是我也特別注重跟華文新聞媒體的接觸工作，希望透過這些新聞媒體把西藏真實的情況報導出來，這些工作也不一定先從政治著手，可以先從宗教、文化、學校教育等的角度入手。所以，我邀請澳洲最大的SBS記者去印度製作五部有關西藏宗教、文化、教育、政治的專題系列紀錄片，介紹藏人行政中央、西藏宗教、西藏文化、西藏學校···等等，讓他們通過實地考察、製作成節目在澳洲最大新聞媒體播報出來讓更多的華人瞭解西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再者，每年我也會邀請很多華人（新聞媒體、沒去過達蘭薩拉的華人）去印度達蘭薩拉，讓他們把所見所聞寫出來報導，也邀請華人去參加並參加在印度或者在國際上召開的有關西藏會議，讓他們去瞭解我們運作方式和政治主張。所以，在這四年期間，每年都有很多華人去印度達蘭薩拉，做實地考察和交流，然後把這些所見所聞在社交中文媒體上共用出來，通過這樣的視窗吸引不敢跟我們接觸的華人去瞭解西藏的問題。
另外，我們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每年都會安排司政或部長、議會議員、社團、民間組織、著名政治犯來澳洲訪問。這時，安排他們與華人見面進行座談交流成為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藉由安排這樣的活動，讓華人近距離接觸我們的領導，對他們提出問題、聽他們的講解，這種交流活動規模越來越大，也會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來。這些活動也會邀請像BBC這樣的大型中文媒體，也會邀請民間華文媒體進行採訪並報導出來。讓更多華人瞭解西藏議題。這些都是華人事務聯絡官的主要工作。
（四）非政府的組織和民間團體互相協助
格桑堅參：作為藏人行政中央澳洲地方華人事務聯絡官，我也會定期組織一些研討會議，在特定時間召開，比如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國際人權日及其他一些類似簽訂十七條協議紀念日、3.10自由抗暴紀念日等。研討會邀請上述與我們有良好互動人士參加之外，也會打開大門，讓任何人、包括對西藏有偏見，得到訊息不全面的人也可以參加進來。我們的研討會或交流會大多都會安排在大學舉辦，以方便更多人、特別是學生有機會跟我們交流。所以，華人事務聯絡官透過這樣一些工作方式在與各種華人進行接觸交流工作。而這些工作會與漢藏友好協會共同開展，也會和民運、法輪功、或者爭取中國自由民主化的自由知識份子及留學生一起合辦。與我們認識並支援我們的很多華人在澳洲和紐西蘭從事旅遊工作，他們接觸大陸旅行團的機會多，因此會把很多資訊，包括一些資料帶到旅遊車上免費傳閱，起到宣傳效果。
在澳洲墨爾本的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就是專門致力於漢藏民間交流的組織，他們每年在全球各地對漢藏交流有傑出貢獻的團體和個人頒發獎項，以鼓勵漢藏交流事宜，現已經連續舉辦了第九屆，像王力雄和唯色夫婦、陳維健和陳維明兩兄弟、台灣的雪域出版社、紐西蘭漢藏友好協會等等都得過這個獎項，以表彰他們對漢藏交流作出的傑出貢獻，而頒發這一獎項的所有費用是這一組織的個人捐款籌資，可見他們對這一工作的支持和積極性。
雖然華人事務聯絡官只有一個人，但正因為有很多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互相協助，工作開展起來比以前沒有聯絡官是差別非常大的，這是藏人行政中央特別任命華人事務聯絡官的背景及聯絡官的工作方式的簡單介紹。
二、澳洲的藏人移民和西藏協會
格桑堅參：關於澳洲的移民法規這一方面，我瞭解的不多。我在澳洲中文廣告裡看得最多的是到處都是移民仲介廣告，聽說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每年大約有20萬左右的移民配額，各州有各州的移民法規，情況各不相同。包括留學移民、技術移民、投資移民、雇主擔保移民等等，各州的門檻也是不一樣的。
至於西藏人來澳洲，是澳洲政府通過特定的以人道關懷管道來到澳洲是最多的，因此從這一角度我想簡單介紹一下，藏人到澳洲的具體的情況：
（一）在澳洲藏人數約2600餘人左右
格桑堅參：最先到澳洲的藏人應該是在1971年，當時只有一兩個藏人來到澳洲，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也是寥寥無幾，增長很慢；大概是直到1996年尊者 達賴喇嘛訪問澳洲時，與當時的澳洲移民部部長見面，談到了從西藏新流亡出來的政治犯能否來澳洲定居的想法，有鑑於西藏從80到90年代受中共高壓統治，關入監獄的很多西藏政治犯出獄後流亡到了印度，他們在印度雖然有西藏流亡政府的救濟，但也只能勉強生計，澳洲政府根據尊者提出的想法，制定了人道關懷管道，開始規劃、執行從印度接收藏人到澳洲的計畫。
1998年第一批10個藏人到達澳洲，自那之後，斷斷續續逐年增長到每年50個配額。西藏流亡政府也根據新來流亡藏人實際情況，把與「政治犯」有關的藏人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西藏搞政治抗議活動被中共判刑，刑滿釋放而流亡到印度的政治犯；第二個是受政治活動牽連，雖沒有被關進監獄，但受打壓而無法在西藏繼續生存，被迫流亡出來的政治牽連者；第三是與前兩個有關的直系親屬。
西藏流亡政府按照澳洲政府給的名額，將上述三個部分，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十五的方式（如果有100個配額，前政治犯50人、受政治牽連者35人、第三部分15人），以抽籤的形式分批前往澳洲，成為新近流亡出來深受中共監獄折磨和煎熬藏人的新去向。
由於新到澳洲的藏人敬業守法，表現優異，澳洲政府也逐年增加配額，從50到100名，到2014年就增加到140名，後來又陸續增加到200名、250名等等，逐年增加到現在每年的配額是250名，相關的配套申請過程約需一年左右方得出發前往澳洲，目前在澳洲藏人數約2600餘人左右。
（二）澳洲和紐西蘭的各西藏協會
格桑堅參：當然在澳洲藏人人口裡面，除了上述政治犯以外，也有一部分是以留學生身分拿到澳洲公民的，有些透過家庭成員身分拿到澳洲的身分，較少的一部分是以藏傳佛教上師（宗教類、出家師父）在澳洲拿到身分的，大概2600左右藏人大多聚集在新南威爾斯州的悉尼（台灣習慣翻譯為「雪梨（Sydney）」），那大概十個在澳洲的藏人協會裡面，新南威爾斯州就有四個西藏協會。
整個新南威爾士州大約1500名藏人，其中悉尼西藏協會1200人左右、紐卡斯（新堡、Newcastle）西藏協會80人左右、諾拉（Nowra）西藏協會40人左右、沃加沃加（Wagga Wagga）西藏協會21人名之外，藍山（Blue Mountain）大概住了80多名藏人、康比川（坎培爾鎮、Campbelltown）有80多名藏人。藍山和康比川雖然沒有成立西藏協會，但藏人的自由捐有關的所有工作、以及選舉事務都由他們自己負責，包括西藏協會需要做的，諸如去機場接新來的人員、幫他們租房子等等，他們都一力承擔。
第二個藏人群居的最大地區位在是墨爾本（Melbourne）的維多利亞州（Victoria）西藏協會，有600到700左右藏人。
第三跟第四藏人群聚比較大的地方應該算是坎培拉（Canberra），澳洲首都坎培拉的藏人約150人左右，還有位在布里斯班（Brisbane）的昆士蘭（Queensland）州西藏協會大概200人左右。除了這些，南澳（South Australia）的阿德萊德（Adelaide）西藏協會有20多名，塔斯馬尼亞（Tasmania）藏人協會有20多名，最近新成立的西澳（Western Australia）藏人協會有10多名，澳洲的藏人協會和人數大概這樣。
紐西蘭地區約有50個左右的藏人，那兒有好幾個西藏協會，紐西蘭最大西藏協會是奧克蘭（Auckland）西藏協會，大概有30左右，其餘分佈在其他地方，總共有四個藏人協會，有些藏人協會只有四、五個人，但同樣承擔著其他協會一樣的工作。
（三）澳洲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
格桑堅參：除了我上面介紹的澳洲各地西藏協會外，澳洲又成立有由各西藏協會常務執行理事選舉產生的澳洲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設一位共同主席和秘書長負責日常工作，承擔各西藏協會和代表處之間的聯絡工作、代表澳洲藏人參加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會議、協調和安排澳洲各西藏協會共同舉辦的相關體育、文化等活動。紐西蘭也是以這樣的形式成立有全國委員會，這就是整個澳紐藏人非政府組織的框架形式。
關於澳洲各個西藏協會的選舉方式、任期制度、以及它的功能和運作模式我一一做個簡單介紹如下：
第一點，澳洲各個西藏協會常務執行理事人員的任期是兩年制，是由所在地區藏以「一人一票」的形式直接選出，按照各自社區的章程規定，常務執行理事不少於5個人不多於11個人。各社區藏人都會選擇在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7 月6 號）聚會進行投票選舉；9月2日，也就是西藏民主節當天會進行換屆儀式。由於我們流亡藏人走向民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方面的選務工作在非政府組織裡推行也比較得心應手。每次選舉前常務執行理事會負責各地的選舉事務，但一些大的地方，會根據當地協會的要求，藏人行政中央地方選舉小組也會介入一些選舉事務。
根據流亡藏人憲章、流亡藏人選舉法規定：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每到換屆選舉前，要先換屆成立中央選舉事務署和地方選舉委員會，在國外駐外代表擔任地方選舉事務委員會負責人、代表處秘書長擔任副負責人，各地藏人協會選出不少於五人的代表和不少於三人的公證人組成地方選舉事務小組，由中央選舉事務署直接任命，任期為五年，這個選舉小組算政府組織，自是原則上不得參與非政府組織的選舉事務。但是，海外的西藏協會雖然名義上是註冊登記的非政府組織，但它所承擔的義務跟在印度的地方議會和自由捐工作委員會差不多，因此，根據有些地方要求，官方選舉小組介入地方選舉事務，使選舉事務更加暢通和民眾更信任的因素也有。
第二點，作為西藏協會最大的功用就是擔當自由捐（藏人納稅）的收款工作，在印度有自由捐工作委員會，各個地方都會有一個專業有工資的人在搞這個工作，但是在海外的藏人由於我們沒辦法付這麼大一筆工錢，所以藏人協會承擔在各自地區的西藏自由捐的收款工作，包括自由捐的明細帳本製作、申報工作都是各自西藏協會去做。西藏協會執行理事會專門安排一到兩個人負責這項工作並直接與代表處聯繫，雖然自由捐的法規規定，當地西藏協會可以扣留百分之二作為行政支出費用，但所有西藏協會都是義務服務，不會扣留這筆費用。這項工作包括綠皮書的掛失、新領綠皮書、綠皮書的延期工作等等。
西藏協會第二個工作就是為每年新來的藏人到機場接機、幫助找房子、協助與澳洲福利會接洽等工作。藏人行政中央總部是由安全部規劃這項工作，安全部與澳洲駐印度大使館聯繫，做好去澳洲人員的所有必備檔案之後就要問當事人去澳洲的什麼地方？再把這一名單發給我們代表處，代表處會把這名單發給各地西藏協會，各西藏協會安排人接機等事宜。
通過這一政策來澳洲的藏人，一到澳洲機場就算是澳洲的「永居」，澳洲相關部門需要安排接機、找房子等，但由於有澳洲西藏協會的自願幫忙，給澳洲政府省去了很多雜事。特別是西藏人因特殊的人脈關係，十天半個月找不到房子都會跟自己的熟人、親戚擠在一起。西藏協會也會安排英語翻譯幫他們與福利部門接洽、辦理銀行帳戶等等，澳洲政府和相關福利部門對我們西藏人的這些志願努力反映非常好。西藏協會雖然不像中國的社區或者印度社區規模這麼龐大，但是澳洲的移民署、內政部對西藏人的作法非常滿意，口碑非常好。
西藏協會第三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學習、傳承自己的語言文化。各個澳洲西藏協會都有週末的藏文班，在澳洲這邊不管人口多少，我們下一代需要會講自己民族語言、傳承自己的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每個西藏協會都有義務的老師在週末給大家教藏語、西藏音樂舞蹈，所以週末班較多像悉尼社區、墨爾本社區、坎培拉社區不管是場地或老師，都是藏人自己義務的提供和志願工作，做得特別好，也得到很多澳洲移民署的獎項和補助，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第四點，澳洲西藏協會每年需要舉辦幾個重要活動，這包括政治運動、文化傳承工作等等。從年頭開始各地協會要安排每年的藏歷年過年活動，必須按照以前西藏藏歷年的習俗過年法，大家要穿著藏裝，載歌載舞，先讓年輕的、年幼的在週末班學練後，再讓他們上臺表演；讓每一個西藏小孩都感受到藏曆年是自己的年，自己使用自己的語言、表演自己的舞蹈的重要性和自豪感！
每年的三月十日是眾所周知的3.10西藏抗暴紀念日。這一天西藏協會會組織藏人先集中在一重要場地，往往會選擇人流集中的地方，專門有人演講1959年3月10號在西藏首都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流亡？西藏境內的處境如何等等，也會邀請澳洲政要及其他社區領袖發表支持演講，然後帶領大家喊著口號穿過市區遊行到中共大使館和領事館前進行抗議。有時，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召集大家集中到首都坎培拉舉行盛大遊行抗議活動，這是每年例行不斷的一項重要活動，也是激發年輕人認識自己，認知自己的處境的一項活動。
7月6日是尊者 達賴喇嘛的生日，這是必定舉辦的一場祝壽盛舉。這一天不分老幼，大家穿著傳統藏裝，載歌載舞祈願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快樂，健康長壽、永駐人間。
每年9月2日是西藏民主節，這天也會進行紀念演講活動，凡此都要凸顯西藏的特色，讓大家感受到因為中國對西藏的屠殺政策，導致我們是流亡的民族，讓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處境。我們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苦難？為什麼要過民主節？大家從小就要有這個印象。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辦活動面向澳洲其他民族，讓澳洲社會知道，中國對西藏人權的踐踏行為和民族滅絕政策。當天也會和其它受中共政權苦難的社群一起舉行遊行活動抗議中共。通常在當天下午會舉行尊者 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紀念儀式，這也是在世界各地由西藏協會舉辦的活動之一。
第五點，不管是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西藏議會或各部部長，包括政治人物、名人到澳洲舉行訪問活動，駐澳代表處會跟澳洲官方連繫後，安排與澳洲國會、政府接觸進行遊說活動。而各地西藏協會安排領導與藏人民眾的互動活動。也會安排我們的領導與當地地方政要間的一些互動。
綜上活動，我們都會邀請民運界、法輪功、新疆、香港、臺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參加交流，我們也禮貌地回應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慢慢團結這些抗議組織形成一股力量，西藏協會在中間起著非常重要的橋樑作用。這就是西藏協會平常所承擔的一些工作項目。
雖然藏人在澳洲人數較少，但不管是誰舉辦的任何抗議中國的活動，我們也會去參加；澳洲舉辦的多元民族文化的活動，西藏一些音樂人每年都會定期舉辦西藏文化周；久而久之看起來到處都是藏人的影子，藏人很多的印象。比如國際人權日等要共同舉行的抗議遊行活動，藏人絕對是主幹力量，讓大家都看到了藏人非常齊心協力！這都歸功於非政府組織藏人協會的作用。
還有一個觀點，那就是亞裔人到歐洲、到北美、到澳洲受「歧視」這一問題。我們藏人從來沒有過這種受到歧視的感覺，反而深受禮遇，感恩還來不及！這也許是大家要思考自己是否索要權利太多，而付出和融入那個社會太少之故吧？
2018年流亡藏人在全球各地舉辦感恩自己所在地國家的感恩活動。澳洲各地舉辦感恩活動我們分兩個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七月六日尊者 達賴喇生日聚會當天，我們邀請與當地西藏人有關的當地政要、長期支持西藏的新老朋友歡聚一堂，給他們頒發獎章，感恩澳洲政府像我們深受中共迫害的流亡藏人給予這麼好的禮遇和居住地，我們的子女可免費上學，我們有機會免費學英文，找不到工作有救濟金。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份在澳洲國會舉辦尊者 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紀念日活動，從印度邀請司政參與，感恩澳洲政府長期關注和支持西藏。當時在澳洲國會舉辦的感恩澳洲國家活動，澳洲各政黨領袖、現任部長、前任議長、前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現任國會議員等二十多位參加我們的活動，發表演說，聲勢非常浩大，起到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和支持力度。因此，像西藏、台灣等需要國際支援的我們應該不分黨派、跟所在國所有政黨保持友好聯繫，懷著一份感恩之心辦事，其得到的回饋是極其珍貴而無價的。
三、藏傳佛教在澳洲
格桑堅參：最後，我想談的是藏傳佛教在澳洲生根、發展的問題。藏傳佛教大概是70年代才到澳洲發展的，現在藏傳佛教四大門派在澳洲已經都有佛學中心，大約有40多個，還不到50個的佛學中心，規模當然有大、有小、有分支，這些佛學中心的經師，傳授佛法的很多都是西藏人，也有西方人在佛學中心給僧人當翻譯，當地佛學中心的管理委員會大多都是澳洲西方人，這是澳洲當地佛學中心的「西人管理/藏人講經」常見組織基本型式。
藏傳佛教在澳洲的生根、發展，包括佛學中心具體如何運作的情況，我並不是很熟悉，因為我的時間和心力大多花在「華人聯絡官」這個工作上，當然我也參加跟佛學中心有關的活動，其中也有很多華人信徒也信仰藏傳佛教，有用中文講經傳法的。澳洲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有多少我不知道，但很多西方人受到藏傳佛教、尊者 達賴喇嘛的影響，學習和信仰藏傳佛教的西方人特別多。大概80年代來澳洲傳法的僧人、上師，有些已經很老了，但健在的英文非常好，可以直接用英文給西方人傳授佛法，他們很多都是大學問家，專家、學者特別多。澳洲藏傳佛教信徒裡面也有很多西方人去印度學佛法、學藏語，可以用流利的藏語讀佛經，而且再把佛學的精神傳授給西方人，讓西方人認可和接受佛法的人也有。我認為，藏傳佛教在澳洲已經生根，處於良性發展階段，但不會有亞洲式的「盲目迷信」，他們很多都是對佛學的思想內容透過很久的細心研究，大家才開始信仰佛學，所以我認為發展會是朝非常深層的方向。
佛學中心大致上傳法的方向是以西方人為主，當然，華人信徒、越南信徒也很多的。澳洲政府和不丹政府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現在每年都有上千的不丹人來澳洲學習、工作，他們本質上是藏人，純藏傳佛教信徒，他們的社區規模和佛學中心也都在蒸蒸日上。
反觀佛學中心和其他族群的聯繫和發展趨勢，佛學中心和藏人間的活動卻反而顯得比較少。因此，我們代表處有一個工作規劃是，加強佛學中心和藏人之間的互動，包括組織年輕藏人去佛學中心參觀，請法師給他們講解佛學基礎常識、介紹西藏文化，佛學中心的相關佛事活動鼓勵藏人去參加。各佛學中心由於在澳洲成立時間久，他們有很多土地和場地，提倡西藏協會和佛學中心共同舉辦與西藏宗教文化有關的活動等。
去年本來安排好澳紐地區藏傳佛教中心大會，有幾十個佛學中心答應派人來參加，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沒能開成。那個會議就有前面我講的那些議題，包括成立澳紐藏傳佛學中心總會的提議，這些工作只能等到疫情結束後才能開展了。好在各佛學中心和代表處之間有非常好的聯繫管道，因為駐外代表同時也是尊者 達賴喇嘛的代表，大家對代表處的提議很重視，相信以後這方面的發展會很順利，而且雙贏。
至於西方人對藏傳佛教的熱情程度，我和我們流亡政府駐澳代表代表曾經受邀參加過悉尼一座佛學中心，透過網路與尊者 達賴喇嘛對話的講經場面，是在一個五星級酒店中的可容納兩千人的會場中心舉辦的，可以說是座無虛席，擠滿了西方人，規模非常大。總結藏傳佛學中心在西方的發展，開始更加重視上師的英語和中文能力，這是一個趨勢，也是必然的發展方向。
四、藏人行政中央的人事安排
格桑堅參：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務員選拔委員會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它對公務員的任命、提升，包括駐外人員的選派、任命，都有嚴格的任期時間限制和考核制度。
八十、九十年代，一大批在西藏已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成批地流亡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為充實懂中文的人進入公務員行列，以特殊方式於1993年進行了一場考試，甄選在西藏接受過比較好教育，並懂中文的十名年輕人成正式公務員，後來那批人都成為西藏流亡政府各部會裡的骨幹精英，包括現在的安全部長帕巴才讓、駐台代表達瓦才仁、達賴喇嘛官邸中文秘書長才嘉、西藏最高法院秘書長劄西嘉措、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才仁拉姆、駐台代表處秘書長索朗多吉等等。
1993年之後，西藏流亡政府一直沒能對境內出來的而有類似之學歷者再舉辦這種特殊的考試，即使已經在藏人行政中央各個部門裡面工作很長時間，他們也只是「臨時工」的待遇狀態，像職務升遷、醫保、退休和小孩教育等等公務員的工作福利都拿不到，為了改變這一情況，西藏人民議會大概從2012年和13年開始，一直嘗試對公務員選拔考核制度進行修改，冀望雖不是正宗大學畢業，但在某一行有特殊技能，比如寺院培養出的非常傑出的人才，或者擁有像中文、日本語言，或者法語、西班牙語等，這些特殊語言專才的人，可是又沒達到公務員考試需要的文憑標準，給予這些人一個特別晉用的制度性安排。
因此，西藏人民議會對公務員選拔委員會的組織章程做出修改，規定噶廈在特定環節需要特殊人才時，不用經過考核制度，可以直接任命公務員的一個辦法，名額限制在現有600名公務之百分三，相當於18名，賦予行政內閣噶廈特殊任命權。
2017年，噶廈行使這個議會所賦予的特殊任命權，把我任命為澳洲的華人事務聯絡官，之前資訊部秘書長夏琳達珍、現在競選司政的毋噶倉·格桑多傑也是以這一條任命的。這個任命當然也是有期限的，它規定這種任命要在司政換屆選舉結束，新任司政任職之後三個月內，其任期就要截止（除非個人先行辭職），以給予新的司政和內閣有機會再重新行使這個權利。因此，我從2017年開始受到任命，新任司政當選於5月30日上任，三個月以內我的任期就會截止。
我被任命為駐台代表一事，大概在去年11月份，司政洛桑僧格博士來電話說，台灣的代表達瓦才仁任期要到了，司政計畫任命我去台灣擔當這個職務，已經向尊者達賴喇嘛報告，讓我有個心理準備。這對我來說是個無上的榮耀和嘉獎，也是更大的責任和擔當，也有那種能否勝任的惶恐和不安。
2020年12月3日噶廈的正式任命下來了，當時任命書裡寫的是1月4日履新，噶廈的任命通知通過官方網站和各種媒體報導報導後，大家都認為我會於1月4日就要到台灣來任職，聽說有人當天送花籃到代表處。其實在任命書下達後，就要準備工作交接和提交許多繁瑣的申請事項，其中包括我的證件、申請臺灣簽證、疫情期間澳洲政府內政部特殊出境赦免證等等。我們會根據這些準備大概需要多少時間呈給噶廈提出一個時間表草案，噶廈依據我們遞交的交接行程安排草案，發出公文讓我在所有準備事項沒有完成之前繼續暫留澳洲工作；原駐台代表要一直等到新的代表到來之前繼續擔任原職，這是外面新聞媒體看不到的內部交接事宜的規定文件。
因此，我是3月21日從澳洲起飛，3月22日抵達台灣機場，直接就被拉到酒店隔離14天，4月5日深夜12:00點依法所行的隔離才會結束。4月6日出來後，還需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仍須避免社會接觸，就到四月中旬才能進行實際交接工作，基本上四月底才能正式上任、次第展開工作，這就是我被任命和來台灣的過程。
五、在台灣的工作展望
格桑堅參：我想說台灣和西藏有很多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共同遭受中國的恐嚇、欺淩、打壓，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共同難關。我們最大的不同點就是我們西藏完全被中共控制，我們的領袖和合法政府處於流亡狀態；而臺灣保持了其獨立的實體。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價值取向，像台灣在保持傳統文化的同時能夠向著自由、民主化發展一樣，我們也同樣在朝著自由、民主化方向發展的同時，承擔著傳承、學習自己的文化與宗教等方面的責任。
台灣在走向自由民主、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傳統文化保持非常的完善，特別是在台灣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信徒，也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中心在台灣傳法。所以，在這些共同的理念的基礎上，我希望能拓展一些新的工作。至於展望未來工作方面，自97年成立代表處以來，駐台代表處歷任的藏人代表工作都相當出色，特別是才嘉、達瓦才仁兩位，由於精通台灣這邊的語言，而且跟台灣朝野黨派賢達、各個非政府團體之間，他們已經有非常好的互動方式、長期交流、互信深厚，我想在這個有利的基礎上，我在這兒工作將會很順利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剛到臺灣，需要對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做更多的瞭解和學習，通過一定的摸索後，希望臺灣和我們之間在文化、宗教、衛生、學校教育等這些方面有更多的互動、交流。
最後一點，很多台灣的民眾特別是藏傳佛教信徒一直強力要求尊者 達賴喇嘛能夠訪問台灣， 尊者也釋放出在合適的時機，有機會訪問台灣的意願，那這樣的時機和願望能不能實現？也需要很多因緣巧合！總之，希望我能勝任前幾任優秀代表的工作，在臺灣期間與臺灣朝野、非政府團體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我的工作也能得到大家的幫助和支援！
（一）什麼是「華人事務聯絡官」？
格桑堅參：我被任命為駐台灣代表之前，我在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代表處，同時也是「尊者達賴喇嘛駐澳洲代表處」擔任「華人事務聯絡官」。
安排這一職務的背景我想先給讀者介紹一下。大家都知道藏人行政中央依據尊者達賴喇嘛的教誨，為解決西藏問題制定了「中間道路」政策，這個政策最大的願景就是希望能和中共以和談來解決西藏問題。從2002年到2010年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進行九次正式和一次非正式的和談後，談判取得進展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中共除了質疑和否定我們提出的中間道路的具體政策，也就是我們遞交的《關於全體西藏民族得到名副其實自治建議》之外，（中共稱為《備忘錄》）提不出任何解決西藏問題的建議，相反，將我們遞交的「建議」污蔑為「半獨立」、「變相獨立」大肆進行歪曲事實的宣傳。並公開指責西藏流亡政府沒有資格提出這樣的條件。在與中共進行的和談過程中我們越來越認知到，中共除了蠻橫無理、沒有解決西藏問題的誠意，我們對中共的信心越來越小。
但是我們通過「中間道路」政策促成解決西藏問題的政策不能變，我們也深信「中間道路」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最佳雙贏政策，會有更多的國際、中國國內的有識之士會支持和接受這一觀點，因此向廣大的華人社會、向國際社會推薦和介紹這一政策成為我們的一項戰略調整。特別是要讓更多的華人，尤其是中國大陸的華人瞭解西藏問題的實質，以及尊者 達賴喇嘛、藏人行政中央對解決西藏問題的訴求及政策是甚麼？通過跟他們的接觸、交流，讓他們瞭解西藏到底發生了什麼？西藏的現狀如何？北京的宣傳和達蘭薩拉的聲音到底誰真實等成為我們工作的重點。其冀望達到的目的是，讓廣大華人通過瞭解西藏問題的真相，認知我們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合理訴求後，雙方能夠消除誤解、增進信任，最終促成西藏問題的解決。
因此，我們大概從09年開始加大了與普通華人的接觸、交流工作，在華人居住最多的國家，包括北美、歐洲還有澳洲代表處裡專門設立「華人事務聯絡官」這一職務，並任命專職人員進行這一工作，這是一一個重大的戰略部署。
（二）移民澳洲後接任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
格桑堅參：澳洲代表處自2009年到2015年下半年大概6年多時間，有位叫達珍的西藏拉薩女士被任命為第一任華人事務聯絡官，她是個非常出色、且社交能力極強的一位公務員，她在澳洲和紐西蘭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我以前在印度的時候，最初是在西藏問題研究中心工作，後來也調到外交與新聞部工作了一段時間；最長的工作是從2006年到2016年之間，我被選為西藏人民議會議員長達十年時間，在這個期間我也參加過很多國際上跟華人互動的會議或研討會，當然台灣也來過很多次，跟臺灣的政要、學者、非官方組織有過一定的接觸和交流。跟華人的接觸也算是比較廣的，特別是從各地來達蘭薩拉參訪的華人參觀團或者個人，我們都會跟他們見面，與他們交流。那時我們雖然還沒有設立聯絡官，但跟海外華人的接觸算是在進行，也有了很好的聯繫管道。
2016年我全家移民到澳洲後，正好澳洲華人事務聯絡管的職務已經出缺了一段時間，而我以前一直從事跟華人的接觸交流工作；再者，我也懂中文，曾經在中共的統戰系統工作過而熟悉他們的運作模式，流亡以後也一直研究和分析中共的對藏政策，因此，藏人行政中央認為我是最佳人選而於2017年1月份起，任命我為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
由於我們在全球只有十三個對外代表處，一個代表處的管轄範圍會涉及很多國家。澳洲代表處的管轄範圍，包括澳洲、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尼）等。因此，華人聯絡的管轄工作範圍從理論上需要涵蓋上訴各國。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澳洲、紐西蘭的華人總體概括。澳洲的華人根據2016年的人口統計約120萬人，占整個澳洲人口百分之五，成為最大一個外籍民族。在澳洲華人裡面要分很多不同的狀況，比如在疫情前每年到澳洲的華人旅遊人數是140多萬，這是個龐大的規模，而且每年都要增加；而常駐華人是120多萬，所以華人的人口基數、占比都很大。
一個華人事務聯絡管要跟那麼多華人開展接觸，顯然是不現實的，因此，在澳洲的華人要分這麼幾個群體：一是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團體，簡稱民運組織，裡面分民陣、民聯兩個陣營，是個國際組織，目前兩個組織的主席都在澳洲現在主席都在澳洲；另一個是法輪功組織，他們爭取練功自由、積極開展抗爭遊說活動、其所屬的媒體和人員組織極其強大，成為海外反共的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還有一個群體是自由知識分子，他們不屬於民運或法輪功任何組織，但提倡自由、開放、民主價值，倡議成立「澳洲價值守護聯盟」、「紐西蘭價值守護聯盟」等民主平臺，遵循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力圖使中國實現民主化；還有一個群體是受中共宗教壓迫的基督徒、天主教等，這類人群也在極速的增長中；那更多的華人社團是與中共關係很好的華人社團（包括各種華商協會、大陸留學生社團、什麼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海外華人聯誼會）等等，他們人口基數龐大，被稱為「親中團體」；還有基於漢藏交流成立了很多漢藏友好協會、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漢藏青年學生學學者聯誼平臺等很多不同的團體。除了上訴「親中社團」之外，其他社團均與我們保持著非常良好的關係，是我們接觸工作的重點。
（三）開展跟華人社團的接觸交流工作
格桑堅參：接著談一談如何開展跟華人社團的接觸交流工作？由於共同理想或者共同的訴求，我們跟民運、法輪功、自由知識分子包括受中國宗教迫害之社團，這部分人的交流工作就非常的得心應手，非常的容易，因為大家本來以前就認識，而且大家的目標很多地方都有相同點，這方面比較容易。
我被任命為澳洲華人事務聯絡官以後，我上任第一個工作重點，就前面我所講的，跟理念相同的社團保持接觸的同時，跟大陸來的留學生的接觸工作作為開拓工作的重點，所以，我特別邀請願意跟我們接觸、願意瞭解西藏問題真相的留學生，跟他們講解、介紹西藏問題，包含尊者 達賴喇嘛對西藏問題的政治主張、我們的「中間道路」政策等等。並邀請他們到達蘭薩拉去實地參觀考察，讓他們與我們藏人行政中央，學校、文化中心、社團接觸，真正了藏人在那邊的生活狀況，以及政治訴求。回來以後用他們所見所聞的形式把這些心得寫出來，再發表到華文媒體上，吸引更多人去瞭解西藏問題，這是我的工作重點。因此，我們在昆士蘭的布里斯班專門成立了「漢藏青年學生學者聯誼平臺」，就像前面所講的漢藏友好協會、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等組織一樣，成為漢藏人相互交流、相互認識的一個平臺。這種工作並不是從政治著手，從文化社交開始彼此相互瞭解，以這樣形式讓更多人瞭解西藏問題。
其次是我也特別注重跟華文新聞媒體的接觸工作，希望透過這些新聞媒體把西藏真實的情況報導出來，這些工作也不一定先從政治著手，可以先從宗教、文化、學校教育等的角度入手。所以，我邀請澳洲最大的SBS記者去印度製作五部有關西藏宗教、文化、教育、政治的專題系列紀錄片，介紹藏人行政中央、西藏宗教、西藏文化、西藏學校···等等，讓他們通過實地考察、製作成節目在澳洲最大新聞媒體播報出來讓更多的華人瞭解西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再者，每年我也會邀請很多華人（新聞媒體、沒去過達蘭薩拉的華人）去印度達蘭薩拉，讓他們把所見所聞寫出來報導，也邀請華人去參加並參加在印度或者在國際上召開的有關西藏會議，讓他們去瞭解我們運作方式和政治主張。所以，在這四年期間，每年都有很多華人去印度達蘭薩拉，做實地考察和交流，然後把這些所見所聞在社交中文媒體上共用出來，通過這樣的視窗吸引不敢跟我們接觸的華人去瞭解西藏的問題。
另外，我們印度的藏人行政中央，每年都會安排司政或部長、議會議員、社團、民間組織、著名政治犯來澳洲訪問。這時，安排他們與華人見面進行座談交流成為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藉由安排這樣的活動，讓華人近距離接觸我們的領導，對他們提出問題、聽他們的講解，這種交流活動規模越來越大，也會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來。這些活動也會邀請像BBC這樣的大型中文媒體，也會邀請民間華文媒體進行採訪並報導出來。讓更多華人瞭解西藏議題。這些都是華人事務聯絡官的主要工作。
（四）非政府的組織和民間團體互相協助
格桑堅參：作為藏人行政中央澳洲地方華人事務聯絡官，我也會定期組織一些研討會議，在特定時間召開，比如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國際人權日及其他一些類似簽訂十七條協議紀念日、3.10自由抗暴紀念日等。研討會邀請上述與我們有良好互動人士參加之外，也會打開大門，讓任何人、包括對西藏有偏見，得到訊息不全面的人也可以參加進來。我們的研討會或交流會大多都會安排在大學舉辦，以方便更多人、特別是學生有機會跟我們交流。所以，華人事務聯絡官透過這樣一些工作方式在與各種華人進行接觸交流工作。而這些工作會與漢藏友好協會共同開展，也會和民運、法輪功、或者爭取中國自由民主化的自由知識份子及留學生一起合辦。與我們認識並支援我們的很多華人在澳洲和紐西蘭從事旅遊工作，他們接觸大陸旅行團的機會多，因此會把很多資訊，包括一些資料帶到旅遊車上免費傳閱，起到宣傳效果。
在澳洲墨爾本的漢藏民間交流促進會就是專門致力於漢藏民間交流的組織，他們每年在全球各地對漢藏交流有傑出貢獻的團體和個人頒發獎項，以鼓勵漢藏交流事宜，現已經連續舉辦了第九屆，像王力雄和唯色夫婦、陳維健和陳維明兩兄弟、台灣的雪域出版社、紐西蘭漢藏友好協會等等都得過這個獎項，以表彰他們對漢藏交流作出的傑出貢獻，而頒發這一獎項的所有費用是這一組織的個人捐款籌資，可見他們對這一工作的支持和積極性。
雖然華人事務聯絡官只有一個人，但正因為有很多這樣的非政府組織和民間團體互相協助，工作開展起來比以前沒有聯絡官是差別非常大的，這是藏人行政中央特別任命華人事務聯絡官的背景及聯絡官的工作方式的簡單介紹。
二、澳洲的藏人移民和西藏協會
格桑堅參：關於澳洲的移民法規這一方面，我瞭解的不多。我在澳洲中文廣告裡看得最多的是到處都是移民仲介廣告，聽說澳洲是一個移民國家，每年大約有20萬左右的移民配額，各州有各州的移民法規，情況各不相同。包括留學移民、技術移民、投資移民、雇主擔保移民等等，各州的門檻也是不一樣的。
至於西藏人來澳洲，是澳洲政府通過特定的以人道關懷管道來到澳洲是最多的，因此從這一角度我想簡單介紹一下，藏人到澳洲的具體的情況：
（一）在澳洲藏人數約2600餘人左右
格桑堅參：最先到澳洲的藏人應該是在1971年，當時只有一兩個藏人來到澳洲，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也是寥寥無幾，增長很慢；大概是直到1996年尊者 達賴喇嘛訪問澳洲時，與當時的澳洲移民部部長見面，談到了從西藏新流亡出來的政治犯能否來澳洲定居的想法，有鑑於西藏從80到90年代受中共高壓統治，關入監獄的很多西藏政治犯出獄後流亡到了印度，他們在印度雖然有西藏流亡政府的救濟，但也只能勉強生計，澳洲政府根據尊者提出的想法，制定了人道關懷管道，開始規劃、執行從印度接收藏人到澳洲的計畫。
1998年第一批10個藏人到達澳洲，自那之後，斷斷續續逐年增長到每年50個配額。西藏流亡政府也根據新來流亡藏人實際情況，把與「政治犯」有關的藏人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西藏搞政治抗議活動被中共判刑，刑滿釋放而流亡到印度的政治犯；第二個是受政治活動牽連，雖沒有被關進監獄，但受打壓而無法在西藏繼續生存，被迫流亡出來的政治牽連者；第三是與前兩個有關的直系親屬。
西藏流亡政府按照澳洲政府給的名額，將上述三個部分，以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三十五、百分之十五的方式（如果有100個配額，前政治犯50人、受政治牽連者35人、第三部分15人），以抽籤的形式分批前往澳洲，成為新近流亡出來深受中共監獄折磨和煎熬藏人的新去向。
由於新到澳洲的藏人敬業守法，表現優異，澳洲政府也逐年增加配額，從50到100名，到2014年就增加到140名，後來又陸續增加到200名、250名等等，逐年增加到現在每年的配額是250名，相關的配套申請過程約需一年左右方得出發前往澳洲，目前在澳洲藏人數約2600餘人左右。
（二）澳洲和紐西蘭的各西藏協會
格桑堅參：當然在澳洲藏人人口裡面，除了上述政治犯以外，也有一部分是以留學生身分拿到澳洲公民的，有些透過家庭成員身分拿到澳洲的身分，較少的一部分是以藏傳佛教上師（宗教類、出家師父）在澳洲拿到身分的，大概2600左右藏人大多聚集在新南威爾斯州的悉尼（台灣習慣翻譯為「雪梨（Sydney）」），那大概十個在澳洲的藏人協會裡面，新南威爾斯州就有四個西藏協會。
整個新南威爾士州大約1500名藏人，其中悉尼西藏協會1200人左右、紐卡斯（新堡、Newcastle）西藏協會80人左右、諾拉（Nowra）西藏協會40人左右、沃加沃加（Wagga Wagga）西藏協會21人名之外，藍山（Blue Mountain）大概住了80多名藏人、康比川（坎培爾鎮、Campbelltown）有80多名藏人。藍山和康比川雖然沒有成立西藏協會，但藏人的自由捐有關的所有工作、以及選舉事務都由他們自己負責，包括西藏協會需要做的，諸如去機場接新來的人員、幫他們租房子等等，他們都一力承擔。
第二個藏人群居的最大地區位在是墨爾本（Melbourne）的維多利亞州（Victoria）西藏協會，有600到700左右藏人。
第三跟第四藏人群聚比較大的地方應該算是坎培拉（Canberra），澳洲首都坎培拉的藏人約150人左右，還有位在布里斯班（Brisbane）的昆士蘭（Queensland）州西藏協會大概200人左右。除了這些，南澳（South Australia）的阿德萊德（Adelaide）西藏協會有20多名，塔斯馬尼亞（Tasmania）藏人協會有20多名，最近新成立的西澳（Western Australia）藏人協會有10多名，澳洲的藏人協會和人數大概這樣。
紐西蘭地區約有50個左右的藏人，那兒有好幾個西藏協會，紐西蘭最大西藏協會是奧克蘭（Auckland）西藏協會，大概有30左右，其餘分佈在其他地方，總共有四個藏人協會，有些藏人協會只有四、五個人，但同樣承擔著其他協會一樣的工作。
（三）澳洲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
格桑堅參：除了我上面介紹的澳洲各地西藏協會外，澳洲又成立有由各西藏協會常務執行理事選舉產生的澳洲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這個組織設一位共同主席和秘書長負責日常工作，承擔各西藏協會和代表處之間的聯絡工作、代表澳洲藏人參加藏人行政中央的工作會議、協調和安排澳洲各西藏協會共同舉辦的相關體育、文化等活動。紐西蘭也是以這樣的形式成立有全國委員會，這就是整個澳紐藏人非政府組織的框架形式。
關於澳洲各個西藏協會的選舉方式、任期制度、以及它的功能和運作模式我一一做個簡單介紹如下：
第一點，澳洲各個西藏協會常務執行理事人員的任期是兩年制，是由所在地區藏以「一人一票」的形式直接選出，按照各自社區的章程規定，常務執行理事不少於5個人不多於11個人。各社區藏人都會選擇在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7 月6 號）聚會進行投票選舉；9月2日，也就是西藏民主節當天會進行換屆儀式。由於我們流亡藏人走向民主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方面的選務工作在非政府組織裡推行也比較得心應手。每次選舉前常務執行理事會負責各地的選舉事務，但一些大的地方，會根據當地協會的要求，藏人行政中央地方選舉小組也會介入一些選舉事務。
根據流亡藏人憲章、流亡藏人選舉法規定：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每到換屆選舉前，要先換屆成立中央選舉事務署和地方選舉委員會，在國外駐外代表擔任地方選舉事務委員會負責人、代表處秘書長擔任副負責人，各地藏人協會選出不少於五人的代表和不少於三人的公證人組成地方選舉事務小組，由中央選舉事務署直接任命，任期為五年，這個選舉小組算政府組織，自是原則上不得參與非政府組織的選舉事務。但是，海外的西藏協會雖然名義上是註冊登記的非政府組織，但它所承擔的義務跟在印度的地方議會和自由捐工作委員會差不多，因此，根據有些地方要求，官方選舉小組介入地方選舉事務，使選舉事務更加暢通和民眾更信任的因素也有。
第二點，作為西藏協會最大的功用就是擔當自由捐（藏人納稅）的收款工作，在印度有自由捐工作委員會，各個地方都會有一個專業有工資的人在搞這個工作，但是在海外的藏人由於我們沒辦法付這麼大一筆工錢，所以藏人協會承擔在各自地區的西藏自由捐的收款工作，包括自由捐的明細帳本製作、申報工作都是各自西藏協會去做。西藏協會執行理事會專門安排一到兩個人負責這項工作並直接與代表處聯繫，雖然自由捐的法規規定，當地西藏協會可以扣留百分之二作為行政支出費用，但所有西藏協會都是義務服務，不會扣留這筆費用。這項工作包括綠皮書的掛失、新領綠皮書、綠皮書的延期工作等等。
西藏協會第二個工作就是為每年新來的藏人到機場接機、幫助找房子、協助與澳洲福利會接洽等工作。藏人行政中央總部是由安全部規劃這項工作，安全部與澳洲駐印度大使館聯繫，做好去澳洲人員的所有必備檔案之後就要問當事人去澳洲的什麼地方？再把這一名單發給我們代表處，代表處會把這名單發給各地西藏協會，各西藏協會安排人接機等事宜。
通過這一政策來澳洲的藏人，一到澳洲機場就算是澳洲的「永居」，澳洲相關部門需要安排接機、找房子等，但由於有澳洲西藏協會的自願幫忙，給澳洲政府省去了很多雜事。特別是西藏人因特殊的人脈關係，十天半個月找不到房子都會跟自己的熟人、親戚擠在一起。西藏協會也會安排英語翻譯幫他們與福利部門接洽、辦理銀行帳戶等等，澳洲政府和相關福利部門對我們西藏人的這些志願努力反映非常好。西藏協會雖然不像中國的社區或者印度社區規模這麼龐大，但是澳洲的移民署、內政部對西藏人的作法非常滿意，口碑非常好。
西藏協會第三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學習、傳承自己的語言文化。各個澳洲西藏協會都有週末的藏文班，在澳洲這邊不管人口多少，我們下一代需要會講自己民族語言、傳承自己的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每個西藏協會都有義務的老師在週末給大家教藏語、西藏音樂舞蹈，所以週末班較多像悉尼社區、墨爾本社區、坎培拉社區不管是場地或老師，都是藏人自己義務的提供和志願工作，做得特別好，也得到很多澳洲移民署的獎項和補助，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第四點，澳洲西藏協會每年需要舉辦幾個重要活動，這包括政治運動、文化傳承工作等等。從年頭開始各地協會要安排每年的藏歷年過年活動，必須按照以前西藏藏歷年的習俗過年法，大家要穿著藏裝，載歌載舞，先讓年輕的、年幼的在週末班學練後，再讓他們上臺表演；讓每一個西藏小孩都感受到藏曆年是自己的年，自己使用自己的語言、表演自己的舞蹈的重要性和自豪感！
每年的三月十日是眾所周知的3.10西藏抗暴紀念日。這一天西藏協會會組織藏人先集中在一重要場地，往往會選擇人流集中的地方，專門有人演講1959年3月10號在西藏首都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我們為什麼要流亡？西藏境內的處境如何等等，也會邀請澳洲政要及其他社區領袖發表支持演講，然後帶領大家喊著口號穿過市區遊行到中共大使館和領事館前進行抗議。有時，西藏協會全國委員會召集大家集中到首都坎培拉舉行盛大遊行抗議活動，這是每年例行不斷的一項重要活動，也是激發年輕人認識自己，認知自己的處境的一項活動。
7月6日是尊者 達賴喇嘛的生日，這是必定舉辦的一場祝壽盛舉。這一天不分老幼，大家穿著傳統藏裝，載歌載舞祈願尊者 達賴喇嘛生日快樂，健康長壽、永駐人間。
每年9月2日是西藏民主節，這天也會進行紀念演講活動，凡此都要凸顯西藏的特色，讓大家感受到因為中國對西藏的屠殺政策，導致我們是流亡的民族，讓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處境。我們曾經經歷過什麼樣的苦難？為什麼要過民主節？大家從小就要有這個印象。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辦活動面向澳洲其他民族，讓澳洲社會知道，中國對西藏人權的踐踏行為和民族滅絕政策。當天也會和其它受中共政權苦難的社群一起舉行遊行活動抗議中共。通常在當天下午會舉行尊者 達賴喇嘛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紀念儀式，這也是在世界各地由西藏協會舉辦的活動之一。
第五點，不管是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西藏議會或各部部長，包括政治人物、名人到澳洲舉行訪問活動，駐澳代表處會跟澳洲官方連繫後，安排與澳洲國會、政府接觸進行遊說活動。而各地西藏協會安排領導與藏人民眾的互動活動。也會安排我們的領導與當地地方政要間的一些互動。
綜上活動，我們都會邀請民運界、法輪功、新疆、香港、臺灣、中國自由知識份子參加交流，我們也禮貌地回應去參加他們的活動，慢慢團結這些抗議組織形成一股力量，西藏協會在中間起著非常重要的橋樑作用。這就是西藏協會平常所承擔的一些工作項目。
雖然藏人在澳洲人數較少，但不管是誰舉辦的任何抗議中國的活動，我們也會去參加；澳洲舉辦的多元民族文化的活動，西藏一些音樂人每年都會定期舉辦西藏文化周；久而久之看起來到處都是藏人的影子，藏人很多的印象。比如國際人權日等要共同舉行的抗議遊行活動，藏人絕對是主幹力量，讓大家都看到了藏人非常齊心協力！這都歸功於非政府組織藏人協會的作用。
還有一個觀點，那就是亞裔人到歐洲、到北美、到澳洲受「歧視」這一問題。我們藏人從來沒有過這種受到歧視的感覺，反而深受禮遇，感恩還來不及！這也許是大家要思考自己是否索要權利太多，而付出和融入那個社會太少之故吧？
2018年流亡藏人在全球各地舉辦感恩自己所在地國家的感恩活動。澳洲各地舉辦感恩活動我們分兩個部分進行：
第一部分是七月六日尊者 達賴喇生日聚會當天，我們邀請與當地西藏人有關的當地政要、長期支持西藏的新老朋友歡聚一堂，給他們頒發獎章，感恩澳洲政府像我們深受中共迫害的流亡藏人給予這麼好的禮遇和居住地，我們的子女可免費上學，我們有機會免費學英文，找不到工作有救濟金。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份在澳洲國會舉辦尊者 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紀念日活動，從印度邀請司政參與，感恩澳洲政府長期關注和支持西藏。當時在澳洲國會舉辦的感恩澳洲國家活動，澳洲各政黨領袖、現任部長、前任議長、前任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現任國會議員等二十多位參加我們的活動，發表演說，聲勢非常浩大，起到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和支持力度。因此，像西藏、台灣等需要國際支援的我們應該不分黨派、跟所在國所有政黨保持友好聯繫，懷著一份感恩之心辦事，其得到的回饋是極其珍貴而無價的。
三、藏傳佛教在澳洲
格桑堅參：最後，我想談的是藏傳佛教在澳洲生根、發展的問題。藏傳佛教大概是70年代才到澳洲發展的，現在藏傳佛教四大門派在澳洲已經都有佛學中心，大約有40多個，還不到50個的佛學中心，規模當然有大、有小、有分支，這些佛學中心的經師，傳授佛法的很多都是西藏人，也有西方人在佛學中心給僧人當翻譯，當地佛學中心的管理委員會大多都是澳洲西方人，這是澳洲當地佛學中心的「西人管理/藏人講經」常見組織基本型式。
藏傳佛教在澳洲的生根、發展，包括佛學中心具體如何運作的情況，我並不是很熟悉，因為我的時間和心力大多花在「華人聯絡官」這個工作上，當然我也參加跟佛學中心有關的活動，其中也有很多華人信徒也信仰藏傳佛教，有用中文講經傳法的。澳洲信仰藏傳佛教的人數有多少我不知道，但很多西方人受到藏傳佛教、尊者 達賴喇嘛的影響，學習和信仰藏傳佛教的西方人特別多。大概80年代來澳洲傳法的僧人、上師，有些已經很老了，但健在的英文非常好，可以直接用英文給西方人傳授佛法，他們很多都是大學問家，專家、學者特別多。澳洲藏傳佛教信徒裡面也有很多西方人去印度學佛法、學藏語，可以用流利的藏語讀佛經，而且再把佛學的精神傳授給西方人，讓西方人認可和接受佛法的人也有。我認為，藏傳佛教在澳洲已經生根，處於良性發展階段，但不會有亞洲式的「盲目迷信」，他們很多都是對佛學的思想內容透過很久的細心研究，大家才開始信仰佛學，所以我認為發展會是朝非常深層的方向。
佛學中心大致上傳法的方向是以西方人為主，當然，華人信徒、越南信徒也很多的。澳洲政府和不丹政府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好，現在每年都有上千的不丹人來澳洲學習、工作，他們本質上是藏人，純藏傳佛教信徒，他們的社區規模和佛學中心也都在蒸蒸日上。
反觀佛學中心和其他族群的聯繫和發展趨勢，佛學中心和藏人間的活動卻反而顯得比較少。因此，我們代表處有一個工作規劃是，加強佛學中心和藏人之間的互動，包括組織年輕藏人去佛學中心參觀，請法師給他們講解佛學基礎常識、介紹西藏文化，佛學中心的相關佛事活動鼓勵藏人去參加。各佛學中心由於在澳洲成立時間久，他們有很多土地和場地，提倡西藏協會和佛學中心共同舉辦與西藏宗教文化有關的活動等。
去年本來安排好澳紐地區藏傳佛教中心大會，有幾十個佛學中心答應派人來參加，但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沒能開成。那個會議就有前面我講的那些議題，包括成立澳紐藏傳佛學中心總會的提議，這些工作只能等到疫情結束後才能開展了。好在各佛學中心和代表處之間有非常好的聯繫管道，因為駐外代表同時也是尊者 達賴喇嘛的代表，大家對代表處的提議很重視，相信以後這方面的發展會很順利，而且雙贏。
至於西方人對藏傳佛教的熱情程度，我和我們流亡政府駐澳代表代表曾經受邀參加過悉尼一座佛學中心，透過網路與尊者 達賴喇嘛對話的講經場面，是在一個五星級酒店中的可容納兩千人的會場中心舉辦的，可以說是座無虛席，擠滿了西方人，規模非常大。總結藏傳佛學中心在西方的發展，開始更加重視上師的英語和中文能力，這是一個趨勢，也是必然的發展方向。
四、藏人行政中央的人事安排
格桑堅參：藏人行政中央的公務員選拔委員會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它對公務員的任命、提升，包括駐外人員的選派、任命，都有嚴格的任期時間限制和考核制度。
八十、九十年代，一大批在西藏已經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成批地流亡到印度，西藏流亡政府為充實懂中文的人進入公務員行列，以特殊方式於1993年進行了一場考試，甄選在西藏接受過比較好教育，並懂中文的十名年輕人成正式公務員，後來那批人都成為西藏流亡政府各部會裡的骨幹精英，包括現在的安全部長帕巴才讓、駐台代表達瓦才仁、達賴喇嘛官邸中文秘書長才嘉、西藏最高法院秘書長劄西嘉措、西藏人民議會議員才仁拉姆、駐台代表處秘書長索朗多吉等等。
1993年之後，西藏流亡政府一直沒能對境內出來的而有類似之學歷者再舉辦這種特殊的考試，即使已經在藏人行政中央各個部門裡面工作很長時間，他們也只是「臨時工」的待遇狀態，像職務升遷、醫保、退休和小孩教育等等公務員的工作福利都拿不到，為了改變這一情況，西藏人民議會大概從2012年和13年開始，一直嘗試對公務員選拔考核制度進行修改，冀望雖不是正宗大學畢業，但在某一行有特殊技能，比如寺院培養出的非常傑出的人才，或者擁有像中文、日本語言，或者法語、西班牙語等，這些特殊語言專才的人，可是又沒達到公務員考試需要的文憑標準，給予這些人一個特別晉用的制度性安排。
因此，西藏人民議會對公務員選拔委員會的組織章程做出修改，規定噶廈在特定環節需要特殊人才時，不用經過考核制度，可以直接任命公務員的一個辦法，名額限制在現有600名公務之百分三，相當於18名，賦予行政內閣噶廈特殊任命權。
2017年，噶廈行使這個議會所賦予的特殊任命權，把我任命為澳洲的華人事務聯絡官，之前資訊部秘書長夏琳達珍、現在競選司政的毋噶倉·格桑多傑也是以這一條任命的。這個任命當然也是有期限的，它規定這種任命要在司政換屆選舉結束，新任司政任職之後三個月內，其任期就要截止（除非個人先行辭職），以給予新的司政和內閣有機會再重新行使這個權利。因此，我從2017年開始受到任命，新任司政當選於5月30日上任，三個月以內我的任期就會截止。
我被任命為駐台代表一事，大概在去年11月份，司政洛桑僧格博士來電話說，台灣的代表達瓦才仁任期要到了，司政計畫任命我去台灣擔當這個職務，已經向尊者達賴喇嘛報告，讓我有個心理準備。這對我來說是個無上的榮耀和嘉獎，也是更大的責任和擔當，也有那種能否勝任的惶恐和不安。
2020年12月3日噶廈的正式任命下來了，當時任命書裡寫的是1月4日履新，噶廈的任命通知通過官方網站和各種媒體報導報導後，大家都認為我會於1月4日就要到台灣來任職，聽說有人當天送花籃到代表處。其實在任命書下達後，就要準備工作交接和提交許多繁瑣的申請事項，其中包括我的證件、申請臺灣簽證、疫情期間澳洲政府內政部特殊出境赦免證等等。我們會根據這些準備大概需要多少時間呈給噶廈提出一個時間表草案，噶廈依據我們遞交的交接行程安排草案，發出公文讓我在所有準備事項沒有完成之前繼續暫留澳洲工作；原駐台代表要一直等到新的代表到來之前繼續擔任原職，這是外面新聞媒體看不到的內部交接事宜的規定文件。
因此，我是3月21日從澳洲起飛，3月22日抵達台灣機場，直接就被拉到酒店隔離14天，4月5日深夜12:00點依法所行的隔離才會結束。4月6日出來後，還需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7天，仍須避免社會接觸，就到四月中旬才能進行實際交接工作，基本上四月底才能正式上任、次第展開工作，這就是我被任命和來台灣的過程。
五、在台灣的工作展望
格桑堅參：我想說台灣和西藏有很多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共同遭受中國的恐嚇、欺淩、打壓，這是我們所面臨的共同難關。我們最大的不同點就是我們西藏完全被中共控制，我們的領袖和合法政府處於流亡狀態；而臺灣保持了其獨立的實體。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價值取向，像台灣在保持傳統文化的同時能夠向著自由、民主化發展一樣，我們也同樣在朝著自由、民主化方向發展的同時，承擔著傳承、學習自己的文化與宗教等方面的責任。
台灣在走向自由民主、經濟發展的同時，台灣傳統文化保持非常的完善，特別是在台灣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信徒，也有很多藏傳佛教的中心在台灣傳法。所以，在這些共同的理念的基礎上，我希望能拓展一些新的工作。至於展望未來工作方面，自97年成立代表處以來，駐台代表處歷任的藏人代表工作都相當出色，特別是才嘉、達瓦才仁兩位，由於精通台灣這邊的語言，而且跟台灣朝野黨派賢達、各個非政府團體之間，他們已經有非常好的互動方式、長期交流、互信深厚，我想在這個有利的基礎上，我在這兒工作將會很順利不會遇到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剛到臺灣，需要對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做更多的瞭解和學習，通過一定的摸索後，希望臺灣和我們之間在文化、宗教、衛生、學校教育等這些方面有更多的互動、交流。
最後一點，很多台灣的民眾特別是藏傳佛教信徒一直強力要求尊者 達賴喇嘛能夠訪問台灣， 尊者也釋放出在合適的時機，有機會訪問台灣的意願，那這樣的時機和願望能不能實現？也需要很多因緣巧合！總之，希望我能勝任前幾任優秀代表的工作，在臺灣期間與臺灣朝野、非政府團體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我的工作也能得到大家的幫助和支援！
圖說：格桑堅參（左一）在澳洲出席各種華人社團闡述「中間道路」。
圖說：格桑堅參（左一）安排澳洲貴賓晉謁尊者 達賴喇嘛。
圖說：格桑堅參（右一）在澳洲接待維吾爾知名人士熱比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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