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懷抱希望，堅持下去
——寫在六四32週年
蔡詠梅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打得炙熱之際，受到德國納粹迫害被迫流亡南美巴西的奧地利作家茨維格眼看納粹德國肆虐歐洲大陸， “目擊人類不可想象地倒退到以為早已被人忘卻了的野蠻之中”（茲維格自傳，《昨日的世界》），自己熱愛的歐洲家園淪為地獄，在無比的絕望下，這位名滿天下的作家和他的妻子服用安眠藥雙雙告別了他已生無可戀的世界。
六四32週年的香港，強權暴政鎮壓了人民的民主訴求，連續31年的六四悼念活動也被迫中斷，現在的香港民主倒退，人民示威集會的自由蕩然無存，言論遭到空前的打壓，而香港自英治時代即引以為傲的獨立司法也開始步步被蠶食掉，大量爭取和維護社會公義的仁人志士被判重刑，關進監獄，其慘烈的現實接近於茲維格當年面對的黑暗歐洲。很多人感到恐懼和絕望。
香港今天的民主運動慘遭鎮壓，可以看成是89年北京六四事件在香港的翻版，是香港的六四事件。這再次說明，支聯會五大訴求中的終極訴求“建設民主中國”是非常正確的，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視為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二者是不可切割的。因為中國不民主，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雖然有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雖然曾經享有其他中國同胞沒有的自由，但香港的自由權利卻非常脆弱，可以輕易被強權者剝奪殆盡，一國兩制是被給予的，最終也會被給予者收回去，剩下的只有一國一制，即中國現行的極權制度。
研究現代和平非暴力運動的哈佛大學政治學者Erica Chenoweth提出一個3.5%定律，指只要3.5%的民眾走上街頭，就會讓政府妥協或倒台，帶來巨大的政治變革。但這條定律在香港似乎失效，香港有全球罕見及舉世震撼的一百萬、兩百萬人的超級和平大示威，已達香港總人口的25%之上，但也無法撼動現有體制，因為香港只是擁有14億人口的極權專制國家的很小一部分。如果中國不能轉型為現代文明國家，服膺普世價值，香港僅靠自己的鬥爭是很難獨善其身的。
那麼，對香港的前途是否就應該因此絕望？
如果發生在歷史進程緩慢，社會高度封閉的前現代時候，一個黑暗時期可以非常之漫長，那我們確實應該絕望。
但人類進入現代之後，因科技和交通的發展，歷史的進程加快，甚至瞬息萬變。比如80年前因絕望走向自殺的茲維格沒有想到，僅僅在他死後3年，歐洲局勢就來了個大翻轉，將戰火燃遍整個歐洲，橫行一時的納粹德國將會戰敗，罪魁禍首希特勒竟死無葬身之地，而他的歐洲家園最終浴火重生，恢復了繁榮和文明。
再如蘇聯紅色極權帝國從崛起成為威脅全球自由的超級大國，到最後崩解，只不過69年，而解體之快，讓全世界瞠目結舌，西方所有蘇聯問題專家全部跌爛眼鏡。在蘇聯解體後，被蘇聯統治和控制的波羅的海國家和東歐國家紛紛獲得自由。
在近現代，人類的歷史充滿反覆曲折和起伏，文明和野蠻交替攻伐震盪，在野蠻佔上風時，文明似乎墮落到黑暗的深淵，翻身無望，但其實文明只是暫時退卻而已，最終會趁勢而起，戰勝野蠻。因為在現代，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開放性社會是文明常態，而反普世價值，封閉的鐵幕社會是反常態，無法持久。中共開明領導人胡耀邦即明白這個道理，他在中國1986年學潮之後，在一次接見外國友人曾說，正常的社會應該是一個能夠容許示威和小規模動亂的社會（大意），中國今後應該成為這樣的社會。
所以在面臨當今的黑暗之時，所有追求普世價值的朋友不要喪失文明最終會戰勝的希望。我們今天生活在21世紀的高科技信息時代，歷史的發展更加快速，更多出人意料的轉折，所以我們要懷抱希望，克服恐懼，堅持下去。
我們年年紀念六四，就是一種堅持，就是堅持講述真相，拒絕遺忘，因為暴政正採用一切手段扭曲顛倒這段歷史的真相，想將六四真相掩埋在歷史的灰燼中。
香港每年舉辦的大型六四紀念活動已成人類歷史的一項奇蹟。記得多年前，美國時代週刊某一期的旅遊專欄介紹香港旅遊，特別提到六四萬人燭光紀念和71大遊行這兩項香港每年必有的盛大政治活動。正是香港人這種堅持，三十年後六四的真相人們仍記憶猶新。正是香港的堅持，六四紀念薪火可以代代相傳，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培育著一代又一代關懷社會，維護正義的年輕一代。我一個朋友的外孫去年六四時才八歲，看了六四的紀錄片後說，如果他當年是成人，也會去支持北京學生。然後和他妹妹穿上黑衣合照以悼念六四。相信六四紀念這種民主啟蒙，已在他幼小心靈中播下了追求正義的種子。
而且香港人的堅持紀念也會對中國民主運動再一次高潮的到來起到孕育和鋪墊的作用。據我所知，好一些來港讀書的中國大陸學生就是在維園的悼念活動中才獲知六四的真相，也因此萌育了民主思想。
今天香港的六四紀念活動被迫中斷，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但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而已。無法在維園集會，我們可以採用其他紀念方法。暴政可以不讓我們上街，但無法綑綁我們的心靈，只要燃起燭光，就能點亮我們心中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