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与她的时代（第二十九章至三十一章）
陶洛诵
第二十九章
我若干年前在谷歌上看到著名微博作家秦全耀先生写道：“陶洛诵还没来例假，就上了中国妇女杂志。”
我先是一愣，他是我尊敬的素未谋面的作家，相信他没有任何恶意，只是提到了我一件陈年往事。
最近，除了加州的堂妹莎莎，还有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堂妹陶陶联系上我。陶陶的父亲曾是右派，她1960年出生，从小在山西过着苦不堪言的童年。
在与莎莎的谈话中，莎莎祛怯地说了一句：“大姐，你是不是从小给惯坏了？”
陶陶心直口快，她说：“大姐，你从小不是在花园里长大的，你是在花盆里长大的！”
我是从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出身名门，从小由大学校长夫人的奶奶亲自培养教育，我四岁就会背冠压全唐诗的“春江花月夜”，我除了众人公认的貌美，还有牟志京后来在文章中对我赞不绝口的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
我10岁时，就像童星一样，被“中国妇女杂志”记者发现。
我那时是史家胡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班主任是年轻的女老师曹受珍，她是安徽人。从她开始，我们有了作文课。我懵懂无知，她已经跟同学预言我将是作家（实在厉害）。当梁丽丽告诉我时，我反应冷淡，我早已开始看长篇小说，觉得写小说是件容易事情。我对她说：“我想当科学家，你呢？” “我想当歌唱家，要不就当大使。”她爸爸是人艺名导夏淳，妈妈是二级演员梁箐，一级演员舒绣文是她干妈，舒绣文的儿子吴兆元（文革后，看他写回忆文章，改名舒兆元）是我同桌。
一天正在上课，窗外出现女校长赵香蘅和一男一女俩人，正校长亲自陪同，一定是重要的客人。他们在外面指指点点，我没受干扰，继续专心听老师讲课。有同学对我说：“陶洛诵，说你呢！”我早已习惯被人注意，前两天，梁丽丽带我去吴兆元家，正碰上大明星舒绣文要出门，她看见我，居然驻足盯着我看，走了几步，又走回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我和女生于侠被叫出教室，外班的曹昆（他在幼儿园也跟我不同班）和葛小熊也被叫出教室。校长亲切地告诉我们，这俩位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的记者，要给我们拍打麻雀的照片，登在杂志封面上。
还记得那位年轻的腰板挺直身材匀称的男记者姓丁，和蔼可亲的中年女记者名字里有个梅字。是我在后来杂志社照片署名里看到的。全名已不记得。
第一次，他俩带着四个孩子去中山公园拍照，我和葛小熊一组，于侠和曹昆一组，丁记者手里提着长镜头摄像机，肩上背着一支没有子弹的气枪。在山坡上找到有树的背景，男孩就端着枪做瞄准状，女孩在旁边指指点点。
第二次，就只带我和小熊了，我按梅记者的引导，聚精会神地入境表演，多次受到梅记者的赞赏。
一张俩个戴红领巾的小孩子打麻雀的照片出现在1958年5月份的“中国妇女”杂志封面上。至今在网络上传阅。所以才有了作家秦全耀先生的那句话吧。
那张照片使我成为学校的红人，老师全认识了我，从此，我得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第三十章
史家胡同小学在东城区史家胡同西口。离我家老君堂34号很远。大方家胡同幼儿园毕业时，我只是听同班小朋友议论，他们公认史家胡同小学最好。我回家就跟我妈妈说：“我要上史家胡同小学！”妈妈很犹豫说：“太远了！”我执拗坚持。妈妈拧不过我，只好带我去考，考试的内容已经忘了，等到发榜那天，妈妈高兴极了，说：“看，看，榜上有你的名字！“那是1955年。
在十几年后的1968年12月，我的名字又一次出现在一张大红榜上，是我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分配学生去陕西省延长县插队的名单上。这是后话。
我们从上小学开始，就被浓厚的政治氛围伴随着。史家里小学的校址原是南明抗清殉国将领史可法的祠堂，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的第一课，教室的正面墙上，一、二年级贴的红色大剪字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三、四、五年级是“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六年级贴的是“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六年级这个有点长，分两行。董洁老师上任我们班时，曾就贴什么标语与我们讨论，我提出仍然用“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她笑着说：“太小孩气了！”
少年先锋队是儿童的组织，二年级时在班里出现，满九岁但要表现好（学习好，遵守纪律）才可以加入。我虽然一、二年纪被班主任温贞芳老师任命为班长，第一批队员却没有我，因为我上课不听讲，书本上的东西我都会，我为了入队，开始遵守纪律，温老师让我在第二批时入队了，戴上红领巾。
少先队每星期六过大队日，在大礼堂门前的院子里，有庄严的仪式，举红色队旗的必是大队长，旁边有两个护旗的，我们学校的辅导员是康文信老师，他二十多岁，中等个子，他教育我们要喝水，说他自己瘦，就是不爱喝水，他不教主课，专门负责少先队和学校的外事活动。后来被调入团中央。
过队日时，他戴上红领巾，打拍子指挥我们唱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队歌一共有三段歌词，是大文豪郭沫若作的。我们一般时候只唱一段。
第三十一章
我87年7月离开祖国到了澳大利亚，92年一月与我的男朋友生下女儿列娜，澳洲孩子五岁正式入学，我经常比较一下我和她受的童年教育有什么不同。
首先在信仰上是自由选择的，孩子的信仰一般追逐家庭，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也可以没有宗教。星期五时有宗教课，是各教的义工来上课。
不像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共产主义信仰，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率先产生的法西斯冲锋队中学里的红卫兵组织，把北京城变成屠宰场，先在学校里打死校长老师，后到社会上打杀地富反坏右，并把这血腥运动输出到全中国大陆。虽然行凶者占少数，是所谓红五类子女，（凶手以高干子弟为主）不能不说和我们从小受的共产主义教育无关。
我的小学校长，敬爱的赵香衡女士在被红卫兵批斗后，选择与丈夫沙英双双自缢身亡。这个消息是我的师大女附中同学、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女士告诉我的。
我所在的高中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是文革被打死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她是66年8月5日被打死的，8月18号，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指示我们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不要文，要武嘛！”
一时间，北京被打死的市民直线上升，官方统计是177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