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中國對臺灣最有利
秦晋
臺灣華人民主書院協會舉辦「中國民主轉型與臺灣應扮演的角色」座談，探討在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臺灣如何應對中國政經變局及軍事威脅，發揮促進中國民主轉型的積極作用。其基本立場是維持臺灣主體性及憲政民主現狀，但不排除未來基於人民自決原則與中國大陸達成任何形式的政治安排。組織者提出了九個討論提綱，筆者根據三十餘年投入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親身經歷，其中與相關的不同政治板塊的互動和交往的心得體會做出相應的力所能及的回應。
中國民主，臺灣安全
民主制度是全世界人類社會發展至今最先進、最良性的政治制度，從道義上說，民主制度國家應該主動承擔起幫助非民主制度國家的政治轉型和變化，讓非民主制度國家步入民主。臺灣與對岸中國之間的關係特殊，同文同種，而且在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以前同屬一國已經兩百一十年（1683年施瑯擊敗鄭成功之孫鄭克塽）。二戰日本戰敗，放棄臺灣主權，臺灣回歸戰勝國中華民國。國共內戰，中共席卷大陸，中華民國退守臺灣。韓戰的爆發驚醒了昏睡的杜魯門（Harry S. Truman）行政當局，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使得臺灣的中華民國得到了喘息的機會。但是大陸中國不斷發起對臺灣的軍事和政治攻勢，意圖拿下臺灣。由於美國的協防，中共無計可施，海峽兩岸各自發展。大陸是極權專制，臺灣是威權專制，兩邊的政治變化似乎也是同步進行，伯仲之間難分高下。同在1980年代，海峽兩岸的政治演變開始發生巨大差別。蔣經國思想開明，在島內民主思潮的沖擊下，順應歷史，開放黨禁報禁，臺灣開始走向民主。繼位者李登輝更是推動臺灣民主，榮得「民主先生」的稱號，1996年實現臺灣總統直選，2000年實現政黨輪替，臺灣經過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老牌民主國家幾百年的路程。而中國卻在1989年民主浪潮高漲時刻，蔣經國的同齡人鄧小平卻選擇了對抗歷史潮流，他獲得了成功，將中國剛開啟的政治開放的大門一絲縫隙重新關閉，而且三十多年來越來越關閉得嚴絲合縫。
過去的三十年間，臺灣政治進步，經濟平穩，在自身安全方面抵禦了對岸的恫嚇，得益於臺灣在上個世紀末迅速有效地完成了政治轉型，建立起了完善的民主制度。而對岸大陸中國政治依舊專制，尤其近十年更加急劇倒退，幾乎回到了毛澤東時代。但是它經濟卻得到以美國為首的新綏靖主義的護持，一舉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此時的中共對併吞臺灣更具實際的力量。
「毋忘在莒」是兩蔣的心念，李登輝以後的臺灣中華民國政府則是希望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互不干預，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臺灣的內心訴求希望得到對岸的理解。但是對岸中共不願意接受臺灣的這一思路和政治安排，一定要以任何形式的統一臺灣。世人看到兩岸的互動是中共咄咄逼人，處處脅迫，而臺灣則是努力規避。
關注及支持中國民主化對於臺灣自身有直接的安全利益。唯有民主以後的中國，對臺灣才是一勞永逸地移走高懸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The Sword of Damocles）。過去幾十年，從八十年代起，臺灣一直對中國民主化有關注，也有支持。但是都屬於技術性和戰術性，純屬應景的，絕非戰略性。即使是世界民主龍頭老大美國，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時期建立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對全世界的人權和自由的推動也不過是銀樣臘槍頭，好看而不好用，沒有實質性的作用。2006年我曾問過到訪澳洲的葛胥曼（Carl Gershman）主席，中國的民主化是否不符合美國長久的全球的利益，我得到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2018年同樣的問題問過長期支持中國自由民主的史密斯（Chris Smith）眾議員辦公室與我們進行會談的官員，得到的回復也是否定的。我希望臺灣對中國民主化的關注和支持由以往的戰術性轉變為戰略性的。何為戰略性？就是以根本上改變中國政治制度為終極目標的支持。這就需要臺灣政治領導人和各類精英有大格局大胸懷，必須看清楚，與中共交手沒有雙贏局面，只有零和博弈。中國民主化，也就意味中共不復存在，就為臺灣提供兩個選擇，中華民國得以返回中原復國，主導中國大陸民主制度建設；或者臺灣趁此良機放棄中華民國的國號，飛鳥出籠，從此遠走高飛。我相信後者是已故前總統李登輝先生作為臺灣生長的政治領導人的合理而又自然的心願，也應該是今天蔡英文總統所默默奉行的。
白宮主人，兩岸博弈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兩岸關系的維持和變化起決定性作用的既不是北京和十幾億的大陸民眾，也不是臺北和兩千三百餘萬臺灣民眾，而實實在在是華盛頓，是白宮的主人。美國幫助中華民國戰勝了日本，使得臺灣回歸了中華民國。但是很快中華民國播遷臺灣，是美國民主黨行政當局的中國政策，使得未及享受戰後勝利果實的中華民國慘遭敗績。細小的歷史事件可以決定未來的大局，蔣介石深知美國政府對他的敵意和束縛，押注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身上，但是杜魯門還是勝出了。更加重了蔣介石中華民國敗退臺灣的可悲命運。而美國也因此遠東政策的失敗而犧牲無數的生命進行了兩場戰爭，韓戰和越戰。
若非金日成開打朝鮮戰爭在先，今天就沒有兩岸問題，杜魯門和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已經把臺灣拱手送給毛澤東了，蔣介石也已經準備好了流亡地菲律賓，在那裡組建流亡政府，而臺灣人民只能與大陸一起接受共產專制的統治和奴役。韓戰改變了臺灣的命運。
美國雖然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壓艙石，但是美國民主黨行政當局對中華民國曾經有過多次的無情無義。臺灣一葉扁舟，在西太平洋的驚濤駭浪中行駛絕非易事。而後冷戰美國不占優勢，正逢中蘇交惡，美國用計拉攏北京，從1971年起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開始放棄臺灣，同時被背棄的還有達賴喇嘛，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政策應時而起。1979年元旦華盛頓與北京建交，對中華民國臺灣斷交、廢約、撤軍。1978年12月，美國要跟中共建交前幾個小時才通知臺灣。在半夜兩點鐘，美國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大使才把蔣經國從睡夢中叫醒，很是殘忍。直接把臺灣交送給了鄧小平，這是卡特（Jimmy Carter）幹的事情。蔣經國強忍悲憤，以「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應對對岸。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是事後美國參眾兩院通過議案硬塞給了卡特。
一位中共統戰部官員告訴我，鄧小平比較識時務，根據當時的中國國力和國際環境，知道臺灣是拿不下來的。所以兩岸和平相處。但是到了本世紀，情況發生變化，兩岸實力差距加大，尤其是中國綜合實力直追美國，給了習近平膽氣。這也是民主黨放水的結果，柯林頓（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的作為，強拉硬扯地把北京拉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縮寫WTO），讓中國一舉成為世界工廠，國力直追美國，軍力急劇擴張，用狂妄的中國軍人沾沾自喜的話來說，中國艦艇下水猶如下餃子。
臺海危機，世界關注
二流商人總統川普直來直去，直接告訴習近平不要對臺灣動歪念：「不信昨晚我就扔了敘利亞59枚導彈。」對習近平有足夠的警示作用，習在川普時期不敢亂說亂動，北韓的金正恩本分多了。歐巴馬（Barack Obama）對伊斯蘭國束手無策，川普很快就把伊斯蘭國消滅了。2020年才開局，伊朗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被斬首。世界消停多了，伊朗也比較老實。
五眼聯盟（Five Eyes，縮寫FVEY）、印太戰略、澳英美聯盟（AUKUS），現今針對的都是北京。其實都是多餘，以實力說話，美國一家就足以制服北京專制。但是最關鍵的是對文明世界、對邪惡力量的正確準確的認識，這是世界領導者的領導力和意志決心，毫無疑問，美國民主黨肯定沒有。
冷戰結束時因為雷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同為世界的掌舵人，加上一個忘我的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徹底改變中國和影響世界未來走向光明的政治機會悄然來臨，但是瞬間被世界邪惡勢力合力摧毀，民主黨、高科技、左媒一起用瞞天過海的欺詐手段將可能創造世界新輝煌之人擠出把握航向舵輪的位置。《左傳》中描述秦晉「殽山之戰」中有這麽一句話，「武夫力而拘諸原，夫人暫而免諸國。」本來對於中國和世界來說最有可能鏟除中共禍害的政治機會眼看就要來臨，中國民眾得以擺脫中共奴役枷鎖的時刻唾手可得。轉眼間化為烏有，拜登進了白宮。翟東升講的很對，中共在川普時期壓力山大構成的政權危機就隨之化解了。蔡英文總統迅速對拜登的道賀雖然不值得稱道，但比照1948年蔣介石的不幸，就可以理解。忍常人所不能忍，成常人所不能成。
而且就在眼下，臺灣、中國、美國三者關係的確處在危險之中，一個錯誤舉措都會引發習近平的誤判和蠻橫，從而讓世界陷入危險和災難之中。當然現在世界對中共的觀感已經大變，臺灣即可得相當多西方進步國家的道義支持，也可得到他們的實質性支持。譬如上個月的AUKUS建立，前兩天澳洲前總理艾伯特（Tony Abbott）又去了臺灣，向世界宣示正義。以前中共對武統臺灣的軍事行動沒有進行，首先是軍力不夠，其次是美國有足夠的威懾力，還能有效維持平衡。現在中國軍力強了，北京這一方又出了向毛澤東看齊的習近平，他有效地看準了拜登瞌睡，捏住了拜登的軟肋，更兼中共統治難以為繼，他有可能因此開戰。只要美國稍微猶豫，態度模糊，以習近平看齊毛澤東的蠻橫和愚魯，他完全有可能啟動戰爭機器，以為可以一舉拿下臺灣。當然蔡英文政府表現得意志堅定，不求戰，不懼戰，哪怕是玉石俱焚。臺灣中華民國需要謹防的是中共不惜生命的軍事冒險，看看當年韓戰中共軍隊成建制地在冰天雪地成為冰雕的慘狀就可知。習近平今天的大無畏已經直逼當年的毛澤東，臺灣全島上下需要眾志成城毅然決然地面對隨時發生的習近平的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