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锁住的八孩之母发出悲鸣：“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拐卖妇女是一种古老的罪恶，古今中外都有。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一个被拐卖的例子。外国也有。现实生活中不存在君子国，犯罪是人性的偏差。如果一种罪恶的数量低于一定的比例，那就未必是社会的问题，未必是制度的问题，未必是政府的问题，而只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然而，当一种罪恶，例如拐卖妇女，竟然发展到远超寻常的巨大规模，而且那么猖獗，那么明目张胆，并且很少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必定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那就必定是制度的问题，是政府的问题。
著名作家贾平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极花》，写的就是拐卖妇女的故事。不少人批评贾平凹的《极花》是为拐卖妇女辩护。贾平凹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他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失了。”贾平凹这句话招来猛烈抨击。可是请注意，在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可怕的事实：这个村是个光棍村；而我们知道，在今日中国，这样的光棍村绝不止这一个，而是很多很多。徐州丰县那位被拐卖的妇女有8个孩子。我敢说，这8个孩子绝不是出自同一个父亲。可以想见，如果地方官员想把被拐卖的妇女带走，势必招致光棍村光棍们的集体反对。如果这些光棍们围上来说：你要把我们的女人带走，那你就再给我们找个女人来，聋的哑的、疯的傻的都行。试问这位地方官何言以对？
2004年，我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过一篇评论《共产过了是共妻》。文章写道：“当今中国，婴儿男女性别比例持续多年严重失调。专家估计，15年之后，中国将出现至少3千万人的光棍大军。怎么办？”
去年，官媒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数据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适婚年龄的男性比女性多了1752万人。
谈到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在别的时代、别的国家，也发生过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但那基本上都是女多男少。譬如，经历了一场长期的战争，导致青壮年男性大量死亡。女多男少通常不会构成社会问题，因为许多社会都有一夫多妻的习俗，或者是为了缓解女多男少的问题，临时性的允许一夫多妻。另外，单身女性不是“动乱因素”，很少威胁社会稳定。当今中国的问题却是男多女少，所以会带来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共官媒承认，在农村，严重失衡的性别比，使得男性找对象更难；但是它把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归咎于农民重男轻女的落后思想，没有比这种指责更错误的了。既然中国农民历来重男轻女，那为什么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严重的男多女少呢？可见，重男轻女不是问题，在强制一胎化之下的重男轻女才是问题。在强制一胎化政策下，农民重男轻女实在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一对农民夫妻，如果有一个儿子，干农活给力，娶个媳妇进门，家里增加了一个劳动力，父母老了也有个照应。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干农活可能不够给力不说，一旦嫁出去了，家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个人了，重活谁来干？老了谁来照应？一胎化政策给农民带来巨大的苦难，到头来还要把这种苦难归咎于农民自己。真是倒打一耙，岂有此理。
贾平凹说：“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的责任。”确实如此，在拐卖妇女这个犯罪链上，从地方官到人贩子到村民，谁都不对，但谁都没有更多的责任。因为在这背后有一个最大的责任人，那就是中共当局，是中共当局强制推行4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中共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导致史无前例的人为的大饥荒，饿死了至少三千多万人；中共搞一胎化，导致了史无前例的人为的性饥荒，造就了三千多万光棍大军。面对这三千多万光棍大军，怎么办？
卖淫合法化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光棍大军不但有性的需求，还有家庭的需求，还有传宗接代的需求。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过女多男少的经验，因此也有一些解决女多男少问题的方法。唯有今日中国的男多女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过去都没有经验过的。中共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执行手段的粗暴残忍，单单是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例如老龄化问题，例如光棍大军的问题，都是不需要任何远见卓识，单单凭常识就可以看到的问题。我注意到，对现今中国的拐卖妇女问题，莫说外国人，就连很多中国人自己，在评论时都严重失焦。大部分评论都只是围绕着地方官--人贩子--村民这个链条做文章发议论，没有看到或者是没有聚焦于中共当局的强制一胎化政策。我写这篇短评，希望能唤起更多的人对这个焦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