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链女证实毕汝谐20年前乃至40年前的盛世危言
毕汝谐
20年前，2002年6月2号，毕汝谐基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善良秉性，于世界日报发表中国大陆应建红灯区，呼吁北京当局正视数千万光棍大军的客观存在，效法1945年吉田茂政府发动妓女组织性防护堤，以保护良家妇女的有效做法。却招来了一片笑骂之声。
据此倒退20年，出国前，毕汝谐作为中国妇女杂志的特约记者，怀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曾经向全国妇联进言：如此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势必导致男女性别失衡，后患无穷。却被置之不理。
如今铁链女的出现，证实毕汝谐20年前乃至40年前的盛世危言；呜呼，冷落笑骂毕汝谐易，安抚稳定数千万光棍大军难！
北京当局接下来怎么走棋呢？不安抚稳定数千万光棍大军，则不足以禁绝铁链女事件。在这里，请允许我重复20年前的一针见血的观点——
如果当局承认这数千万旷男是人，承认他们有从事性生活的天赋人权，那么就必须急他们之所急，以理性方式拯之于火山之巅！切忌以贵族老爷的倨慢态度，徒托空泛之言，更不可以“我死后任凭洪水滔天”的任性做法，闭目塞听，不闻不问。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那么，依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原理。这数千万无妻名额将确定地落到穷人头上！设想一下，那些原本对富人怀有阶级仇恨的贫穷男人，又因命定无妻而敌视合法丈夫, 虎视良家妇女，反社会心理与阶级仇恨两相激惹，其破坏力将大大超过八九民运。数千万旷夫一旦沦为性犯罪者，则以神州为囚牢，也难以悉数狱之。而当局奉为圭臬的“稳定压倒一切”，亦将为之荡然！
当局不是孙大圣，不可能平地拔毛变出数目相等的妇人与旷男婚配；也不可能将这股潜在意义上的祸水放出国门，与异国男子争妻；那么，只能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摒除意识形态的障碍，将这一老大难问题就地消化。
数千万旷夫无性生活之苦，政府、慈善机构皆束手无策，唯有妓女能够安抚这一特定群体。倘若以一名妓女解决百名旷夫的性要求计算（以一挡百！），则数十万妓女即可化除这一性生态危机，，而当今中国大陆操此业者绝不低于此数。
附：
2017年按：各路专家称“2020年中国将爆发单身危机 媳妇儿将成为奢侈品 "。
早在2002年，笔者即在世界日报发表文章于前、于中国广播网制作专题节目于后，大声疾呼
，并提出应对良策；惜乎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谨重新发表此文，供网众参考。
中国大陆应建红灯区 毕汝谐（纽约 作家）
报载，中国大陆推行一胎化政策，已造成两性比例严重失衡，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人口，这个数字究竟是多少无法确知，高估者称为五千万，低估者称为两千万；换言之，按照目前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以千万计的男性将命定地无法组建正常家庭。早在二十年前，笔者曾撰文提请大陆有关部门注意未来性生态失衡等问题，却不料狼来得如此之快！
查中国大陆人口，汉武帝时为二千万，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清康熙朝增至一亿，嘉庆朝为二亿，道光朝为三亿，民国年间为四亿五千万，印证了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的马尔萨斯学说。一九四九年后，新中国对苏联一面倒，盲目照搬苏联的“英雄母亲”奖励政策，从而使人口问题急趋恶化。毛泽东昧于时事，放言“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倡“人手论”，批“人口论”，将马寅初的耿耿诤言视同敌论，造成“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恶果。马寅初去职数年后，当局迫于人口激增的重压，不得不在事实上推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温和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亦食言自肥，称“人类应有计划地控制生育”，将此列为长期国策。毛泽东时代结束后，当局审时度势，辣手实施一胎化政策，在无后为大的平民百姓看来，这无异于挖掘祖坟，于国际间也引起了强烈反弹。
二十年过去了。当局满意地指出，一胎化政策使得大陆人口少增两亿。然而，这把双刃剑 “医得眼前疮，却剜心头肉”，解决了人口膨胀的社会问题，却制造了人口性生态的社会危机。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求承祀有人，溺弃女婴乃至用B超测知胎儿性别而存男去女成为普遍现象……二十年正是一代人，数千万旷男已然长大了！
如果当局承认这数千万旷男是人，承认他们有从事性生活的天赋人权，那么就必须急他们之所急，以理性方式拯之于火山之巅！切忌以贵族老爷的倨慢态度，徒托空泛之言，更不可以“我死后任凭洪水滔天”的任性做法，闭目塞听，不闻不问。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中造成了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那么，依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原理。这数千万无妻名额将确定地落到穷人头上！设想一下，那些原本对富人怀有阶级仇恨的贫穷男人，又因命定无妻而敌视合法丈夫, 虎视良家妇女，反社会心理与阶级仇恨两相激惹，其破坏力将大大超过八九民运。数千万旷夫一旦沦为性犯罪者，则以神州为囚牢，也难以悉数狱之。而当局奉为圭臬的“稳定压倒一切”，亦将为之荡然！
当局不是孙大圣，不可能平地拔毛变出数目相等的妇人与旷男婚配；也不可能将这股潜在意义上的祸水放出国门，与异国男子争妻;那么，只能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摒除意识形态的障碍，将这一老大难问题就地消化。
数千万旷夫无性生活之苦，政府、慈善机构皆束手无策，唯有妓女能够安抚这一特定群体。倘若以一名妓女解决百名旷夫的性要求计算（以一挡百！），则数十万妓女即可化除这一性生态危机，，而当今中国大陆操此业者绝不低于此数。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组织妓女设立性防护堤，不乏成功的前例可循。1945年，日本投降后，吉田茂政府及社会贤达深恐美国占领军蹂躏本国妇女，紧急行动起来,双管齐下（“爱国”、高酬），组织妓女劳（美）军，效果颇佳：美国占领军的性犯罪案件大大低于预想。这对于其后日本国民接受美式民主制度、价值观念及日美重修于好，均产生了积极作用。
五十几年前，执政党曾以可钦可敬的革命魄力，一举取缔各地妓院，为天下惊。然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马列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语），面对极其严峻的性生态失衡，设立红灯区不失为治标之策。
某沿海特区扫黄时揭出这样一件事：一群龙精虎猛的民工，集钱嫖宿一个年过半百的丑陋农妇，分摊下来，每个民工仅付出五元人民币（这是一碗面钱！）；双方各得所求，皆大欢喜。这件被当局视为丑闻的事情，自有其重大的正面意义，那就是：数千万命定无妻的旷夫，只能用这种办法解决性要求。
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相对温和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即在其著名的天津之行中指出：“舞厅还要保存下去，好处是舞女们有饭吃，有钱的人有地方花钱。”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刘氏的这一卓见无疾而终。现在，是实现刘氏这一遗愿的时候了。
目前，由于没有红灯区，小姐们饱受黑白两道的欺凌盘剥，疾病不得防治，权益不得保障。一次又一次扫黄行动，成为掌有实权者的冠冕堂皇的敛财机会。假如正式设立红灯区，引进欧州国家、美国内华达州文明管理红灯区的先进经验，至少有以下好处——
一、彻底地解决数千万旷男的性要求，使性生态失衡所造成的危机得到缓和。
二、地下性企业是创造超高利润的特殊行业，却不对国家承担纳税义务。偌大的资金，游离于经济体制之外。设立红灯区，妓女成为纳税人，这笔钱将在有效监督之下进入国库，可用于改善下岗人员生活、兴建希望工程等等，善莫大焉。
三、净化社会环境。长期以来，地下性企业乃是社会治安的死角。除刮台风式的突击扫黄，平时皆为藏污纳垢之所，黑人、黑枪、毒品等等无法查禁；成立红灯区，一切透明化，当可革除此弊。
四、促进繁荣昌盛。一位著名的贪官说过：“三陪小姐在哪里出现，就可以将投资商吸引到哪里。”话糙理不糙，我们万不可因人废言。设立红灯区，使得有此癖好的外来者及本地人善得其门而入，减少中间剥削，降低小姐们的行业风险，确保寻芳客的人身安全（各地残杀小姐、勒索客人的恶闻屡传不绝）。
（性）事急矣！中国大陆开设红灯区，已是刻不容缓！这一举措能否实施，并不在于执政党的政治智慧，而在于政治勇气！恳请包养N奶的达官显宦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数千万老光棍！时不我待，当数千万旷男揭“竿”（按照法国作家莫泊桑的说法，这是“连大炮也要为之屈服的力量”！）而起，那就太晚了！
2002年夏写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