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夜话

（一）

　　一九八二年的四月，我从上海来到成都公干。这是我头一次入川，觉得什么都是新鲜有趣。听说成都小吃有名，我就走进成都一家著名的「龙抄手」店吃馄饨，价钱又便宜，一面吃一面探究四川人为什么把馄饨叫「抄手」的来历。忽听得对面圆桌子上，一个年轻妇女用地道的上海话训斥孩子：「小居，就是不听话。」「鬼」字在上海读作「居」，小居是上海人对孩子的爱称。

　　我大半生住在上海，在异乡一听到有人说上海话，总产生一种亲切感，这位年轻的母亲约有三十开外年纪，穿一件薄薄的浅蓝色的毛线衣，头发烫过了，在末梢处扎了一块花手帕。脸色有点苍白，甚至有点发黄，不过脸型可是美丽的，甚至在她年轻的辰光是美丽的。带一副眼镜，标志着她是个知识分子，她正在用手帕替只有五六岁的男孩子揩鼻涕。这男孩的脸型有一半像妈妈，加上他的头发较长，初初看去误以为是女孩子，那孩子的眼底是淡蓝色的，特别惹人爱。从他母亲的镜片里看去，她的眼底也是淡蓝色，这真是绝妙的遗传。

　　我怀着崔颢的「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的心情，寻话跟这位女同志搭讪，当然是用的上海话：「侬阿是上海来格 ?」

　　她凝视地看了看我，冷漠地回答：「是的。」然后换了对待同乡的亲切口吻说：「来了十多年了。」

　　孩子的碗里还有几个抄手没吃下肚。我又问：「你是大学分配来的?」

　　「是的。」她开始向我提问题：「你是刚从上海来吗?」

　　我说我是出差刚到这儿。我又问了孩子几岁，并且称赞娃儿长得俊。谈话就到此为止，我向她打过招呼便离开这个店往外走，门外人行道上人很拥挤，我没走多远，回头发觉那个妈妈把娃儿背在后头，一只手提着一个女式提兜，也挤进人群里。我故意放慢脚步，等她上来，她挨近了我，我指着她身后的背兜笑笑说：「你完全成了四川女子了。」

　　她也笑了。然后我又问：「你上海老家还有啥人?」

　　我这一问。她立即收敛了笑，用另外的话回答我：

　　「我老家在上海南市。」

　　我说南市地方大得很，她又补充了一句：「在老城隍庙后头的柳丝巷。」

　　我立刻纠正她：「人们如今叫它螺蛳巷，对吗?」因为我对这条弄堂很熟悉，知道它的古老的名字，随着工业发展居民把它讹成了螺蛳巷。在疯狂的十年里又易名为「红星巷」，我这句补充使她大为惊奇。她用疑惑的试探的大眼睛重新打量我一番，说：「这么一条小弄堂，你怎么这样熟悉?」

　　我故意逗着她，说：「说不定我是你家的老邻居哩!」其实我住在复兴路，我是怀着试探的心情扯的谎。

　　我们一边慢慢地走着，一面拉闲谈。五岁的娃儿，忽然看见个体户用五彩纸扎了好多小飞机，拴在一根竹棒上旋转着，小娃儿向妈妈发出信号，吵着要买，妈妈在前面用四川话骂他：「转几下就坏罗。」不理睬他。我就快步跑到卖纸扎飞机的人那里，也不问价钱，就买了一个小飞机给了孩子。妈妈涨红着脸．想掏钱还我，一面骂：「小居，带你出来就淘气。」小儿子胜利地在妈的头顶上挥动着小飞机。

　　我说：「我是买给娃儿的，你就别管了。」她十分过意不去地说：「要老爷爷买，没这个规矩!叫老爷爷!」小儿子乖觉地叫了一声老爷爷好，我亲了亲小娃儿的脸，过路人看着或许误会我是他母亲的娘舅哩。

　　她问我在成都要待多久，又问：「你当真住在螺蛳巷的吗?」我微笑地点点头。她又问：「请教你老同志贵姓?」我把姓名告诉了她，她有几分惊讶的睁大了眼睛：「没想到成都能见到你。我从名字上早熟悉你了。」

　　「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我问。

　　「我姓佟，人生活在冬天里的冬，这个姓很少。我是小人物，被压扁了的小人物。」

　　她一提起「佟」字，我头脑襄忽然闪现一道亮光，螺蛳巷——姓佟的。我的一个老朋友也姓佟，正是住在南市螺蛳巷，我对这个小弄堂这么熟悉，就为的我曾去过佟家好几次。现在轮到我大为诧异：在这茫茫人海中果然有如此偶然的巧遇，我猛然记起我的那个朋友也有一双底色是淡蓝的眼睛，这是最有力的证明。我脱口而出地问：「你可知道有个大学生名叫佟二妹的吗?」

　　她忽然变得非常兴奋，苍白的脸一下子泛成桃红色，她站定了，嘴唇微微颤动着，说：「我知道，佟二妹是她上学以前的名字。你知道佟二妹家里的几口人吗?」这是她对我进一步的测试。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有老妈妈，今年六十七；她有一个大哥，在湖南，还有一个弟弟。我就没见过她家里的佟二妹。」她显得那么惊异，那惊异的程度不下于我，我每说一句，她的神经就震颤一下。她那眼睛里生起对我的信任的欣赏的眼光，夹杂着激动诱发出的泪花，仿佛我成了她家庭的久别重逢的成员。

　　「我妈妈身体好吗?还要不要天不明一早去跑小菜场?」

　　「那你就是她的二妹罗?你为什么不写信给她老人家?」

　　她差一点要失声地哭，但是她强力抑制住了。她点点头，承认自己正是佟二妹，她用手帕擦了擦脸和眼睛，非常恳切地邀请我到她家作客。她说：「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神差鬼使的让我认识了你。我一定不放过你，如果你不嫌弃佟二妹的话，请你到我的小家庭跑一趟，我会做几样川菜。请千万不要嫌弃一个被历史压扁了灵魂的小人物！」

　　她那恳切的语调，激动的眼神，突然爆发的热情以及从她语里表达的坚毅的意志。我只得答应前去。当时的形势，要是我推托的话，她甚至会把我这个老头子跟她的小儿子缚在一道背起走。

　　　　　　　　　　　　　（ 二 ）

　　我是在一九六九年的春天，被关进了公安局的看守所里。才有机会认识她的兄弟佟彦。

　　牢门一打开，看守把一个孩子推了进来。他木呆地望着这一块不到二十平方的小天地，一屋子陌生的人，陌生的铁窗，陌生的马桶，他只认识墙上贴着的最高指示，他走近那里看了又看，仍是一言不发。

　　这孩子顶多只有十五六岁，脚上穿着一双篮球鞋，不过没有系鞋带，鞋帮受了侮辱似的搭拉在两边。这孩子有一双底色淡蓝的眼睛，这双眼睛要是长在女同志脸上，肯定是妩媚而美丽的，不过长在他的脸上，却表现出一种空虚、绝望的神情。

　　他一直站在黑漆写在墙上的最高指示旁边，屋里的二十多名犯人分两行稳坐在两边。他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不声不响地一直坐在这儿，他像老师问学生似地发问道：「你们就这么坐在这儿呀?连条板凳也没有?」

　　他站的地方离我近，我用手拉他，要他也坐下来：「我们这儿都是犯人，你也是的。快给我老老实实坐下来，不能乱说乱动。」

　　「犯人?」

　　对面一个上了年纪的犯人向这位小朋友解释说：

　　「不许回家，不许出这扇门。不许乱说乱动。」

　　这时．小朋友才注意到身边的一扇紧闭着的铁门，他的淡蓝色的眼睛这时才射出聪慧的恍然大悟的光来，不再是忧郁和绝望了。他像一头野生动物似的冲到铁门边，我连忙拉住他、制止他，也没制止得住；他用头和手猛敲铁门，后来又用没系鞋带的球鞋踢门。一面发出令人心碎的嘶叫：

　　「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这声音立即就会把如狼似虎的看守引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所有的大人都正襟危坐，不敢去拉扯小朋友，心里只是为他焦急。怜悯他的幼稚和无知，但一点不能帮助他摆脱即将来临的给他的惩罚。

　　看守果然来了，小朋友还在愤怒地呼唤，不过已经带着哭的嗓音。看守员不急切开门，在门外听了一阵，然后开了铁锁。出于我的意外，这个平时挺凶的家伙竟换了一副带笑的温和的面容，劝说小朋友：

　　「你还是小把戏，不懂。你到这儿要守监规，不许哭哭闹闹，懂吗?这儿的人，都不让回家……下回再胡闹，就要给你戴反铐啦!懂吗?」他的两手往身后做了一个紧缚着的动作，他就用这个吓唬他，无奈小孩子并不领会。

　　然后，他对监房里的大人说：「你们好生劝说他。不许他吵闹。小把戏嘛，头一天来，一定想家了。」

　　这个喜欢「武斗」的家伙头一次让我们看到他还保留一点人性，此时此地，人性比黄金还宝贵呵!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个牢房日夜笼罩着恐怖、冰冷，活像一口集体掩埋的大棺材，这个小朋友的进来，由于他的天真、好动，再加之他有一双迷人的眼睛，给这个死寂一般的炼狱带来了生气，带来了家庭的气氛，带来了青春的活力。勾引得每个可怜虫都怀念起隔绝在外的自己的儿女来，每个人都把荒废了好久的亲手之爱移植到这个小朋友身上。我也不例外。

　　我们犯人吃的饭定量很少，而且一天只吃两顿，每个犯人被饥饿长期折磨，十二尺的肠子总是空着七尺半，弄得人人面黄肌瘦，朝着达尔文学说的相反方向变回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粒米饭比一粒珍珠还宝贵。但是每到开饭了，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分一羹匙的饭给佟彦吃，以为小朋友正在发育拔节的时候，不能让他饿着。而且，刚进来的这几天，最容易感到饥饿难忍，饿了更要想妈妈，想家了。小佟开头接受同房难友的施与，就像小孩子接受妈妈盛给的饭，不知道感谢，也并不脸红；直至他懂事了，懂得这儿的一粒米凝结着多么宝贵的情义，多么难得的爱，他不能再剥夺别人牙缝里省下的粮食了。他坚决地拒绝众人给他的恩惠，说自己人小，肚子不饿。可是他肚子里倒真的是饥肠辘辘，饥饿的小虫咬啮着他每一根神经的时候，别小看大人拿出来的一羹匙的饭吧，这一羹匙的饭正是促进他成长的激素，他一下子从小朋友成长成大人了。

　　晚上睡觉，我们把房间里的「宝地」让他睡，这里安静。离臭气熏蒸的马桶远；犯人洗衣服是实行轮换协作制，即几个人拼凑几茶缸水，给一个人洗；然后依次轮流。对小佟却特别照顾，他不必参加协作，许多大犯人都乐意为他洗内衣；他脚上的篮球鞋，因为鞋带是违禁品，被没收了，这里的犯人们便凑齐一副橡皮筋鞋带，因为橡皮筋吊不死人，不算违禁品。

　　最有趣的是，小佟在这儿有许多小名，小兔子、小铃子、阿六、小薇、明明；连他自己也记不住这许多。原来这儿的大犯人都强烈地思念自己的孩子，就把佟彦假想为亲儿子，并且用亲儿子的小名叫他，叫得那么亲、那么甜，充满着幻想的快乐。有一个夜晚，89号犯人守在小佟旁边，替他消灭来犯的臭虫．小佟睡死了，光屁股，89号轻轻的用手捏他屁股上的肉，说：「我的明明，也有这么大了，他也有这样白嫩的肉咧！」他是自言自语这么说，我猜想89号大概得了相思病了。

　　佟彦虚岁十六，初中二年级，他是犯了什么法关进来的?他说：我十一岁学装配无栈电，我一直喜欢拆了装，装了拆，决心长大了做富兰克林，文化大革命一来，就为了这个犯了法，说是我偷听敌台，把我所有的无线电零件都抄了去，作为偷听敌台的证据。我一直不晓得敌台是啥。

　　我悄悄地告诉他：审判员如果审问你，你坚决说没有听过外国电台，你只是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佟彦为难地搭拉下脸，对我说：「我赖不掉，有家里人出来证明我。」

　　我惊讶地问：「家里有谁检举你?」

　　小佟的眼圈红了，呜咽着很困难地说出了两个字：「二姐。」

　　我愤怒地说：「亲姐姐?太混账了！」

　　他说：「她参加了红卫兵，她要闹革命，在家里也要抓反革命，妈妈劝说她也不听，还骂妈妈还在留恋失去了的天堂。」

　　我气得直跺脚。说：「这是灭绝人性。你这个姐姐是哪个学校的?」

　　「师大外文系的。我不愿意提起她的名字，一讲到她的名字，就好比吃掺了沙子的饭那样，叫人厌恶。妈妈在家里也不提她的名字，叫她扫帚星。」

　　「可是，你刚才还称她二姐呢！」

　　小佟摇摇头，说：「这有什么法子呢?谁让她偏偏生在我妈妈肚子里。而且生在我的前面，要是我比她大两岁，我一样也去造反，反得不会比她差 !那就不会在这里受这个罪了。」

　　大概是由于监狱人满为患，小佟关了九个月，在第一次「清监时，把他放了出去。他曾告诉我他家住在南市螺蛳巷12号甲二室，我把家里的地点也告诉了他。号子里所有的大犯人像节日一样庆贺他的脱离苦海。不过，大家又舍不得他走，他一走，便把这儿的家庭气氛和生命的活力也一齐带走了。牢房又恢复了棺材一般的死寂。

　　我放出来是在小佟释放后的两年，我早把他的通讯地址忘了。虽然他的形象使我终身难忘，但一直没法子跟他联系。

　　直到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佟彦忽然找上门来，他变了，成了一个成熟老练的青年。他告诉我放出来这几年仍然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不能纳入中学生毕业分配，插队落户也没有资格。只能参加街道挖防空洞，一天拿九角钱。在家里还留下唯一的儿子，他妈妈倒暗暗的高兴。听说党中央有了复查寃、错、假案的指示，佟彦为着头上有顶反革命帽子，也想起草一份申诉书寄到公安部门。他妈妈要小佟请一位高手写申诉书，于是看中了我。当时我自己头上的一顶帽子尚未摘下，专心致意写「申诉书」，已投寄二十多次，创作任何作品，从没有像写申诉书这样认真严肃，字斟句酌，匠心独运，可算得是个起草申诉书的能手。他母亲恰是当代的伯乐，选中我写申诉书，对我说来是义不容辞，游刃有余，加之我对这件寃案亲闻目睹，早就了解案情的始末。在我代他写这份申诉书中，倾注了我自己的愤激和急切的感情。

　　我在写佟彦的申诉书，方才知道佟二妹的学名叫「爱虹。」参加红卫兵后，她把「虹」字改成「红」字。那个时代青年人喜欢在改名字上下功夫，什么「要武」啦，「旭东」啦，向东、建东、卫东、学东：……成了一时的时髦。我从心底里厌恶佟爱红，在申诉书里提到她的名字时，我真想效法造反派，把她的名字倒过来写。

　　　　　　　　　　　　　　　（ 三）

　　万万没料到，这回来到成都。偏巧遇上了这么一个女人，正是我十分憎恶的佟爱红。过去我没见过她，但我早就看透了她残忍而又肮脏的灵魂。她似乎也知道我了解她的过去。她刚才的谈话中两次介绍她自己是个「被压扁了灵魂的小人物」。如今我正跟随她访问她的小家庭，这虽不是很愉快很情愿的差使，不过由于好奇的驱使，加之她的盛情难却，我还是来到她的宿舍里。

　　这是解放后新建的新工房，前后两间，厨房里烧的是瓶装天然气。卧室里的家具已经褪色，只有五斗橱和大立柜的两面大镜子保持着新房的光辉。沙发罩是新做的，而且采用涤棉材料。五斗橱台面的玻璃下，衬着一块雪白的钩花台布，中间镶着小儿子出生后一周岁、两周岁……好几张照片，还有跟她爱人的合影，从照片上判断，她爱人也是知识分子，个子高高的，下颚较宽，眼神里流露出的表情，是温柔的，满足的。对自己的幸福带着点夸耀的神气。　　

　　我问：「你爱人也是上海人吗?」

　　「不，是四川人。」她说。我又问：「他跟你在一个单位吗?今天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回答我：「不在一个单位，我在治金设计院情报所工作，他在矿山机械厂做绘图员，他原来没啥文化，我曾跟他吵着离婚，他可憋着一口气念夜大学，毕业后总算混上了绘图员，数学可以，中文还是不行。」

　　「现在言归于好了吧?」

　　「我被他的发奋上进感动了，我妥协了，还凑合，主要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小居头。」她谈得相当坦率。她又说：「你来得正好，我把你当做娘家人看待，我没有娘家，没有亲人，我是个孤儿，而且是弃儿。」说到这里，她眼圈儿红了，便避开了我的眼光，给我冲茶，并且拿了她丈夫的香烟给我。然后问我：「你是我爸爸的朋友吗?他活着的时候可不曾讲起你的大名。」我说：「我认得你的妈妈。」我故意不说先认识她的兄弟，想不到我这句临时应付的谎言更引起她一系列强烈的激动，她问：

　　「我妈身体怎么样?她还是不是住在没有自来水的汽车间里?……她在你跟前提到二妹吗?她一定恨我恨到要死，是吗?小兄弟是不是跟妈妈在一道住?」等等。在佟彦的寃案获得彻底平反后，她母亲打发小佟来邀请我到她家里去，这是我头一次去螺蝴巷，她妈妈为了酬谢我写了一份催人泪下的出色的申诉书，特地办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招待我。这里确是一间没有自来水的汽车间。三面没有窗户，白天也得开电灯，小小的房间搁一大一小两张床，已经占据了五份之四的场地，要偏着身子才能走进去，螺蛳巷真是名副其实，这间屋子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嘛。这时我才领悟到上海人在改名方面的幽默感，为什么把好端端的一个富有诗意的「柳丝巷」改名「螺蛳巷」。

　　老妈妈身体尚健，只是血压偏高。她是属于经历各种惊涛骇浪而压不垮的中国女性之一。她指着墙上挂着的老头子放大的遗像，向我诉说她的家事：

　　「老头子没说什么错话，戴上了右派帽子，原来我们住的是金城别墅，有五大间房子。他本是银行的高级职员，挣的钱就帮助吴蕴初去创办民族工业，解放后划成资本家身份，开头几年还对他客气，他自己也诚意要改造，自动减薪减到一个月只拿一百五十元。五七年以后，头一个冲击是老头子戴上了帽子，撵出了金城别墅，开除了公职，那时候三个孩子年岁小，我只得从娘家兄弟那里东借西讨的供他们读书。老大分配工作早，他的一点儿收入帮我们维持生，并且让二姑娘念大学。这二妹对爷娘一向孝顺，读书也很用功，我们指望她师大毕业以后，也能给家里一点经济补助。谁料到这死丫头是扫帚星下凡，上头一个号召来，说是要造反，她就昏了头，首先带着她的一帮同学抄自己的家，又来到里弄里斗争她爷老头子。她父亲被扭到小学礼堂批斗，命令老头子下跪的是她，揿他的头也是她!这死丫头戴上红卫兵袖章，神气活现，领着喊打倒老右派的也是她。我弄不明白，为什么年轻人一戴上那个红袖章，就丢掉了魂，丢掉了人性。老头子在反右时期挨斗，七斗八斗没有垮，只是在家里悄悄地诉说他实是寃枉，实是灰心，我就用幸好几个孩子有出色，将来还是有指望来宽他的心。老头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指导孩子学英语，学数学，二妹才得考上名牌大学。想不到正是他最喜欢的二妹当场批斗他，这使他感到天崩地陷，毁坏了他最后一点希望，是二妹活活把他气死的。」

　　「他怎么死的?」我问，心里感到气压的沉重。

　　「他想不开，一个人悄悄离家，不辞而别。四天以后，公安局通知我到黄浦江边去收尸。

　　「爸爸一死，这扫帚星再也没来家，她知道回家我也不会给她好面孔看。到一九六八年，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我们的头上，罪魁祸首又是她。俗话说，野狗好打，家贼难防。自己家里出了叛徒，真是有苦说不出，打掉门牙只得往自肚里咽。她竟告发她兄弟好玩无线电是犯了法，犯的偷听敌台。你想想，在那个没有事找事，挖壁角撬地板到处寻找反革命踪迹的时节，偷听敌台，这还了得，这正是一项反动的大罪!这事情就像一场强台风，小彦被抓了进去，公安局和里委抄了我的家，我作为双重的反革命家属。不仅拉去挨斗，而且罚我每天去收拾泔水缸，每天清晨五点钟起来，连续干了六年之久。（收集泔水和剩菜去喂猪的。）在那受苦受难的日子里，我也想跟老头子一起去。（说到这里，她指着墙上的略带微笑的老头子泣不成声。）我所以没有走这条路，都因为牢里还有一个小儿子，每个月允许我送进草纸、牙膏；我要死咯，再没有人去送，他会怎样呢?」(说到这里，她指指小彦，小彦这时已成了泪人儿)。

　　我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螺蛳巷的?」佟彦说：「五九年搬出金城别墅，还给我们两间房，到了一九六九年，房管局欺侮妈妈是双重反革命家属，又只有她一个人，那时候我正关在牢里头，他们就把妈冯撵到了这里。」

　　我说：「这可真是『孟母三迁』了。」即使我想强颜欢笑，用打趣话岔开，但是整个气氛是低沉的、哀怨的，没有法子扭得转来。

　　　　　　　　　　　　　　　（ 四 ）

　　这时佟爱红的丈夫回来了，那相貌跟五斗橱玻璃下面的照片差不多，只是略微看老一些，嘴巴上有一络小胡子，我从沙发里站起，跟他握手。佟爱红从中介绍说：

　　「这是我娘家的人。这是刚提升的绘图员，徐雁青。」徐雁青疑惑地打量我，说：「稀客、稀客!你坐、你坐。」接着，爱红发布第一道指令：「你赶快到自由市场买点什么，我要好好招待娘家的人。」我推说不吃饭，不要这般客气，但她爱人骑上自行车很快出门去了。

　　她压低了嗓子说，几乎是恳求我：「他不知道我的丑史，今天我要把压抑在心里十多年的苦水向你倾吐，你打我骂我鄙视我都行，因为你是我妈妈信得过的朋友，我把你看作亲人，请允许我把心里的话统统倒出来，倒个痛快，也许我会感到轻松些。不过，我还是不想让他知道。」

　　我说：「我一定保密。」我也有她妈妈对她的憎恶情绪，我在寻思应该讨厌她还是同情地；要是透露出我的真情实感，一定使她更苦恼，更难堪，似乎没有必要在她心灵的创伤上撒上一把盐。

　　绘图员把几样菜买回来了，爱红又下达第二道指令：「你先把胡豆剥好，把肉丝切好，你做一个回锅肉，不要麻辣，客人是上海来的。我来做两个菜。」扯完以后，她又奔了出去，小儿子不放她住外跑，抱住娘的腿，爱红对他说：我去给你弄电影票，带你看电影。我以为她是哄孩子的，约摸出去了一刻钟，她匆匆地回来了，擦着脸上的汗，又对她丈夫下达第三道指令：「我弄到了两张电影票．你跟娃儿早点吃饭，你抱他一同去看电影。」

绘图员不很热情地问：「看啥子电影?」

「模范丈夫，让你去受受教育也好。」说罢，她向我嫣然一笑。小儿子听说真有电影看，高兴地说：「我也去!」

　　绘图员用自嘲的口吻说：「难道我还不够模范得?」

　　「学到老，学不了嘛。」她快活地笑出声来。

　　孩子的爸爸还有几分不乐意，说：「这娃儿那里看得懂，准是睡觉。」

　　妈妈说：「他睡觉不是很好吗?你省心多了。」

　　从这三道指令里，我明白这个小家庭仍然维持着女子中心社会的结构，而爱红的说话口气，还保留着当年造反派的气概。

　　吃罢饭，徐雁青果然带着小儿子奉命看电影去了。我才知道这是佟爱红有意制造真空的环境。

　　以下便是她讲话的要点，如果记得紊乱，那是她说话时太激动，脑袋里两种思想在剧烈冲突的缘故。

　　「……我不要求宽恕，我只要求你了解我。」

　　「有的人历史上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随着时间的消逝，会慢慢忘却，变得越来越暗淡；但我的心情却是相反，离开那个疯狂的时代越久，在我心头的重压越是在增加，这大概是因为我的脑袋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清醒的关系。我就好比是《罪与罚》里行过凶的主人公，法律并没追究他，而他的内心却在加倍惩罚他，使他变成了一个神经有点错乱的人。现在我正在为我的罪恶付出代价。」

　　「我母亲多么善良，她对父亲多么忠贞，在爸爸遭遇到开除公职的处理，是她，挑起了全家的担子，并且各方面鼓励爸爸，使萎靡不振的父亲振作起来。她不曾背叛父亲，更没有跟右派的丈夫划清界限。而我，是吮吸妈妈奶汁长大的，是在她的直接教养下成长的，我却像一只螳螂，成了杀害父母亲的孩子。」

　　「是的，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我跟所有的青少年一样，从小立志要做一个革命者，做毛泽东的好学生。但是，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受到第一次打击，我比别的同学推迟了一年才戴上红领巾，稍稍长大我才知道是由于父亲是资本家的关系!整整有一年的时光，在我的心田里滋长了对父亲的愤懑；参加少年宫活动也没有我的份，我像安徒生童话襄的小丑鸭，被撇在一边，走到哪里都不敢愉快地玩耍，见了人也不能抬起头。那时各种书刊都在批判资产阶级，一看到这个词，我就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就像针针刺在我的身上。文化大革命中，我决心起来造反，而且真心实意要跟自己的家庭决裂，跟右派的父亲决裂，我认为这是我从火光中涅槃成真正革命者的机会，虽则要经历难以想象的痛苦，可是，由于我出身不好，串连到了北京没下火车就被撵了回去，说我是黑六类的子女，没资格造反。由于没能在天安门广场看一眼伟大领袖，我感到无比的羞辱。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他后来跑到城里去偷窃富家的东西；我想，赵太爷既然不许我革命，我总不能去偷东西呀!六十年代总比辛亥革命要有进步吧。忠不忠，看行动，我必须做出使人信服使人赞叹的行动来，据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脱胎换骨一定要比别人更艰苦、更痛苦。好吧，我就行动起来了，我首先把害苦了我的父亲打倒在地，斗倒斗臭，这样我就卷进了那场疯狂的行动里，爸爸越是受屈辱，受折磨，我越是高兴，感到是一种改造的胜利。」

　　「我以为已经脱了胎、换了骨——虽则我并不曾觉得有什么痛苦和艰难，人们还是不承认。直到我知道父亲投江，我竟然没有哭，心里还暗暗的高兴，以为阻碍我前程的最大障碍从此完结。我可以大踏步地走向革命了。我硬硬心肠，没有到江边去收尸，也没有到火葬场向遗体告别。我知道如果这么做了，马上会招来「划清界限」不彻底的讥嘲。《东方红战报》称赞我大义灭亲。在选举造反派头头的会上，我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又莫名其妙地被勾消了。当不当头头没关系，勾消了我的候选人，使我看到了那个威胁着我前程的魔影，还在起作用，据说有的人父母亲全死光了，并没有改变档案袋里的「打入另册」的记载。时时会从档案袋里落下达摩克里斯的利剑。」

　　「报名到黑龙江农垦场当农垦战士，认为这是跟我家庭彻底决裂的好机会，我真诚地想报效祖国，投身到反修的最前线去，为了表明我坚强的决心，我在决心书上用割破手指的血，写上了「佟爱红」的名字。但是这个革命行动又被「政审」扼杀了，「政审这一关是最铁面无私的。他们看表格不看人，二十多年来，有多少有为的青年在这块石碑上，碰得头破血出呵 ! 」

　　「黑龙江我没有去成，我一个人抱着被窝偷偷地哭，我的一切革命行动，我的忠不忠看行动的出色的表演，到头还是一场空，它真正使我感到空虚．感到绝望。」

　　「据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他本阶级的烙印，我问自己，我身上是啥子烙印呢?为什么我千方百计去洗涤它，磨平它，还是磨不掉，而且有深入骨髓的趋势，难道我真像被判发配的林教头，在额头上火烙的罪囚金印，一定要带进棺材去不成? 」

　　「过了不到一年，那些以参加东北军垦农场为无尚光荣的干部子弟和无产阶级的儿女们，陆续通过后门调到更惬意的岗位，那时我瞧不起他们，把他们看做是反修战线上的逃兵，要是当初让我去了，我决不会半途而废，一定把它当做终身的事业。现在回头想想，我显得多么幼稚司笑，但当时我是认真的。」

　　　　　　　　　　　　　　　（ 五）

　　爱红在中学时期有一位姓郭的，小名叫阿长的同班同学，由于中学生的封建意识超过大学生，在中学里，男女生之间非但不接触，不说话，而且有点仇视。想不到他跟爱红一同考取了名牌大学。而他们又是在一个街道的，仿佛是天作之合的命运安排吧，一进入大学，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很自然地拉近了。阿长考的是历史系，爱红是外语系，虽然不在一处上课，但在校园里、图书室、食堂里见面的机会还是多的。他们相遇的时候，只是用微笑或用眼睛凝视一下代替招呼，这时候的不说话，那意味跟中学时代太不相同了。阿长一天没见着她，那一天就不能集中思想学进什么；爱红呢，一天没见着他，就感到丢掉了什么，老大的不自在。

　　文化大革命一兴起，学校停课了，爱红忙着写大字报，出席这里那里的批斗会，闹大串联到外地去，几乎把阿长忘怀了。而阿长呢，他是个十足的逍遥派。学校停课并没影响他在家里啃《史记》和《两汉书》。爱红这一天跑到阿长家里去，她的意思是把这个书呆子拉出来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阿长搭拉着脸迎接她，问道：「要我跟你去干什么呀?」

　　「抄家，去抄钱老头的家。」爱红下命令似地说。

　　「不，我不去，钱老师学富五车，为什么抄他的家?」

　　「你还叫他老师？你成天蹲在家里，不知道这场大革命的意义，对当今的形势太隔膜了。他如今是反动学术权威，你还不知道?」爱红替阿长着急，她发现意中人跟她有了不少的差距，她必须用理论，用爱情的魔力征服他。

「我家刚刚被抄，我的心爱的那些书全被抄了去，只剩下一部《聊斋志异》和毛选。我怎么能去抄别人的家?」阿长丧气地说。　　

　　「为什么你的家也要抄?」爱红楞住了，又为他不平。

　　「我爸爸做过绸缎庄的经理。」阿长说出这一句话来，眼睛都湿润了。爱红的心头同样挨了一记沉重的打击，不祥的阴影在她心上抹了一道印子，她想：怪不得他那么逍遥，他也是资方的儿子，不是冤家不聚头呀。他要是书读头，我有办法改造他，可是，这个，……这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墙咧。阿长要参加造反。化的代价恐怕比自己还大哩。

　　过了没几天，爱红又收到阿长邮寄到她家的信，约她到三角花园见面。爱红见着他，头一句话就批评道：「你为什么甘心做一个时代的落伍者?」

　　他苦笑了，一只手折断公园里的一根枝条，说：「这场革命，让别人去打冲锋好咯，咱们还是本分点好。难道你忘记屁股后面还保留着一条尾巴吗?跟你一样，我后面也有尾巴，为了我的前程，我藐视它、总以为我已经从人猿进化成了人。但每逢政治运动来，人们第一眼就拽住这根尾巴，不让你前进，不让你舒服，不把你看做人，干吗要自讨没趣？挤身到革命派里去?你去参加抄钱老师的家，我思想上永远不能接受这种行为。把我家里的书全抄了去，难道袓国几千年的历史也不要了?所以我要提醒你一句，不要造反造得头脑发昏，稍微冷静点吧。」

　　爱红撅着嘴，申辩道：「让我参加抄家的革命行动，这是造反派对我的信任，四类份子和走资派的子女还捞不着参加咧……，你呀，你将要被历史的车轮抛出车厢，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毛主席。你不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怎么可能割去自己的尾巴呢? 」

　　接着，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学校。佟爱红为了取得军宣队、工宣队的信任——急于想改善自己的处境，想在他们跟前显示自己的革命性。至少不使自己丢脸，被踢出造反派的队伍，她必须显示自己跟反动的家庭划清了界限，于是她写了一张小字报。

　　她在这份小字报上把已经进了骨灰匣的父亲又痛骂了一顿，说他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顽固份子。接着，顺便批判了小兄弟不问政治，只晓得成天拨弄无线电，在这儿她又加了一句，「他常常收听短波」这样的句子。

　　军代表看到这么一句，如获至宝，特地找她去谈话，对她的路线觉悟高夸奖一番。一个小丑鸭忽然听到军代表如此夸赞，就像听到了佛国纶音，受宠若惊，她得意地想：我的小字报这一下打响了。她还从来没有获得这样的荣幸，一个穿军装的解放军当面表扬了她，自己的脑袋不由得飘飘然起来，军代表指着这一句话追问道：「听短波，是什么意思呢?阶级观点不够明确吧，短波有许多种，收听敌台的短波才是问题的要害，你对自己的兄弟，就这么含糊，这说明在你身上的阶级烙印还是没去掉哩！」

　　「又是阶级烙印。」她最怕听这个词汇，而「阶级烙印」的雹子马上又落在她的头上。在军代表的好心的提议下，她同意把「收听短波」改写成「收听敌台。」她以为，这么一来，阶级觉悟就提高了。

　　她重新誊写好一份小字报，军代表这时堆下满面笑容，果然称赞她路线觉悟又提高了一步。最后，她要佟爱红在那小字报后面盖上图章，爱红说她还没有图章。军代表说：「那么，你就盖上手印罢。」

　　佟爱红的脑袋里忽然闪现出《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盖手印的场面：只有在卖身契上才须要盖手印，只有牛鬼蛇神一类的人在写交代材料上按手印。难道一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也要按手印?分明对她的政治待遇还存在歧视，因此她迟疑了，一肚子的高兴和得意，被按手印的一句话打得烟消云散。

　　军代表看出这个姑娘的犹豫和动摇，便说：「按个手印，这有什么呢?你有勇气割破手指，用血写下你的名字，就没有勇气按上个手印了?]

　　佟爱红的额上冒着汗，说：「你不信任我，我就把这两张纸头扯得粉碎，当它放屁。手印，我是不按的。]这样坚决的声音，以前在爱红口中还从未听到过。

军代表连忙收起两张小字报，说：「不按手印也不要紧，有你这个材料已经足够了。」

　　　　　　　　　　　　　　（ 六 ）

　　爱红得知她的弟弟被押解到监狱里，这个惨重的打击使她惊呆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她懊恨，她后悔，她绝望地瘫在学校的女宿舍里。热泪不停地流下。当她明白弟弟的被捕是由于她的告发，她冷得浑身发颤，用手指甲使劲掐自己的脸，挖破的伤痕，比她上回割破手指签名痛楚得多，她哭着，自言自语地说：「我上了当了！]

　　她想找那一个军代表，向他提出质问、抗议……，但是她又感到这是飞蛾扑火，抓去你的弟弟，正是他们进驻学校后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一大功劳呀，她本来打算恳求那位军代表救救无辜的兄弟。后来，她连这个主意也不得不打消了。

　　当极度的悲痛和悔恨稍为平静下来，她就想起佟彦的可爱处。她在小学四年级，放学回来就喜欢抱两三岁的小弟弟玩。当小弟弟哭闹的时候，只要地去抱他，抚爱他，他就止住了哭。为此，妈妈还夸奖她来着，常常把小弟弟交托给她管理。小彦子上学了，辅导他学习的任务自然落在爱红的身上，小彦子六岁那年，她就教他英语。耍他一天记三个英语单字，小彦也真行，二姐从学校刚回来，小彦子就奔过去迎接她，嘴里背着她教给他的三个英语生字，背得一点不差。于是姐姐把他抱起，亲他，跟他一起玩积木或跳橡皮筋。他们形影不离，姐姐出门到任何地方，小彦子总是吊牢她的裙子，要跟她一起出去玩，她也乐意带他出去。跑到她的同学家里，还有意地让弟弟在同学的家长跟前念一段英语，显示他的聪颖和才能。同学和同学的家长都喜欢他，夸赞他，小彦子成了她佟家的骄傲。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红卫兵背语录成了一时的时髦，而十五岁的弟弟已能用英语背出语录。怎么能怀疑他对毛主席的忠诚呢?如今，他竟然成了「现行反革命」了，正是最疼爱他的姐姐把他害成这样的。是她毁坏了弟弟的前程。

　　正是她弟弟的被捕，才使她变得清醒过来。回想这一年中参加的种种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无非是学生造老师的反，儿子斗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哥哥整妹妹。妹妹又去斗别人的哥哥……，上当、上当 !疯狂、疯狂!这时她才想起最近阿长跟她讲的一席话，当时她没有把他的劝告放在心中，而且还跟他疏远了，整整有一个多月没去找他。如今记起他所讲的，那每一句话就像钉子钉在她的心中，日子隔得越久，越是证明他的正确，心里就越是疼痛。

　　她痛骂自己不是人，痛骂自己踩着弟弟的脊梁往上爬。她陷入绝望和自暴自弃之中。她还是抓到了一根稻草，她唯一可以宽慰自己的，就是没有答应在那张陷害弟弟的告发材料上按手印。在一个人变成一只狗时，总想没有完全变成哈叭狗，自己还是一只猎狗，猎狗总比哈叭拘好一点吧。她在猎狗群里认出了自己，找到了一点儿安慰。可是，她没有勇气回家。正是在她走投无路时，阿长递来一张纸条，那上面写的是：

　　「三角花园，老地点。下午七时，有要事一谈。]

　　有什么要事呢?她猜不透。见了面要不要把自己害了弟弟的内情告诉他?如果要获得他的爱，这个，万万不能告诉他。正是经历了刚刚发生的暴风雨，她越发觉着这个人可爱，两个人更不能分离，不能没有他 !

　　在赴约以前的一个小时，她又改变了主意，她决定把自己上当受骗，如何害苦了弟弟的情形告诉阿长，求得他的谅解。她觉着，给自己的心房里留下一块污泥。在他面前会更感到沉重，感到羞耻，不配得到他的爱!

　　她在三角花园里会见了阿长，一见面，阿长就说：

　　「你怎么不回家?你可知道你的兄弟被抓进了拘留所？你的母亲这几天卧病在床，你也不去看看母亲?……」阿长的一连串的质问带着某种气愤和不满。她发现阿长并不知道自己陷害了亲兄弟，她想吐露真情的念头又缩了回去。

　　「这就是你所说的『要事一谈』吗?」爱红涨红着脸，脸上有一丝尴尬的笑。

　　「是的，这难道不是要事? 倒是造反成了你的头等要事?」阿长替爱红干着急，他的语气明显的含着讽刺。

　　爱红接过他的话说：「唉! 我真该死，把闹革命真当成头等大事。差一点把你都忘了。我不明白，我的弟弟还是孩子，他犯了什么法，要把他抓起来?」她索兴在阿长眼前「装胡羊]了，一点没勇气说出真情。

　　「业余摆弄无线电也有了罪了，无理野蛮到了极点，比明朝的东厂有过之而无不及，把个十六岁的孩子也抓进去！」阿长喜欢掉书袋，他的一字一句好像都是戳在她心头的刀子。爱红只是更正了佟彦的年龄：「不，他年龄才十五岁呀。」

　　「我告诉你吧，」阿长说：「街坊上对你的看法不妙，有的说，谁家摊着个大学生，谁家就免不了家破人亡。有的说，大学啥也学不进，一门心思大革命，到头来，把爷娘的命也革掉了。他们都是指的你哪!我替你感到脸红。我妈也骂我，将来那个造反派一扫帚扫进家门里，弄得全家不安神。你叫我怎么说呢?」阿长拉长着被痛苦折磨的脸，介绍社会对她的舆论，他妈妈还说了更严厉的话，「你永远不要忘掉头上的『资』字头，跟这种黑了心肺的女人，能有什么好下场?」这种话他不便说，他避免说出「扫帚星」的字眼，但还是介绍了母亲对她的憎恶。

　　爱红从阿长的话里，照见了自己的形象。她的自尊和好强使她克服了软弱和动摇。她说：[林副主席讲了，社会上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很多，连党内老干部都不完全理解呢，这并不奇怪!」

　　阿长说：「我想．你赶紧回去，好好服侍你娘，也还能挽回一下你的声名。如今你回去正是时候，听说你妈妈有三天不起床了。」

　　爱红的眼圈红了，连忙说：「我一定去，一定去看看妈妈。]停顿了一下，我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我是举目无亲，除了你，就只有妈妈了。]

　　阿长从袋袋里掏出一张两元的钞票，放在爱红的手里，说：「你买点妈妈爱吃的东西去，给你。妈妈送医院，我去设法弄黄鱼车。]

　　爱红感到一股热气传遍全身。她心里说：「他想得多周到，他没忘掉我的妈，而我却把妈妈忘了……只有亲人才会这般待我。」她把钞票退给他，阿长说：「我知道你连饭菜票都没钱买，你拿着吧。」

　　她买了一篓子水果，正打算出发回家，她又发生了动摇，当她一想起一年前她如何领着红卫兵抄了自己的家，把妈妈藏得很隐蔽的一匣金银首饰，作为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战役的胜利果实交上去请功；妈妈睁着一双愤恨的眼睛瞪着，她真怕再看到妈妈的那个眼光。她又胆怯了，她不打算去看妈妈了。

　　但是，爱红已经收下了阿长的赠款，而且向他当面说过，马上回去看望妈妈的。要是不去，不要说自己不是人养的。岂不又犯下了贪污之罪 ?

　　唉，唉!不能不去，真没有睑走进自己的家门，那心情就像做过小偷。见了妈妈说什么好呢 ?

　　鼓励她往前走的力量，确是爱情的驱使，除此以外，自己拒绝按手印。弟弟的冤屈她是没有责任的。她要把这个情况给妈妈说清楚。正是这两种加在一起的力量使她推开了螺蛳壳的大门。一进门，首先看到墙上的爸爸的放大照片。（这张照片在抄家中已将镜玻璃踏碎，是小彦子把他抢下来，蒙上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重新挂在壁上的。）一看父亲的那严肃的面孔，她脸上不由得发烧，一颗心忐忑地跳起来。在暗影里看到床上的枕头上一团白发，她一惊，望后退了一步，这才想起首先去拉亮电灯。

　　电灯亮了，昏睡的妈妈猛醒过来，带着痰的喉咙紧张地问：「谁呀?谁?」爱红扑在妈妈的被窝上，羞愧地叫声：「妈，是你的二妹，回家看你来了。 」

　　不知病了多少天的老太，身体已经非常衰弱，一听出是二妹的声音，突然像猛虎一样，倏地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咬牙切齿地骂：「你死在外头，巴不得你娘死了。你还是人呀!你对家里做绝了!我起誓今生今世不再看到你，你也休想再进我的门，你还有脸见我!」她气得哮喘不停，略停顿了一下，又恨恨地说：「他在阴间也不会饶恕你!]她用瘦得只剩骨头的手指指指墙上的照片，说：[你给我滚出去!看到你只会加重我的病，我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阎王，也比活着天天倒泔脚水强！]她似乎看过儿女写的那份该死的小字报了。

　　这时，爱红整个身手像跌进冰窖里，连舌头也冻住了。准备好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她伏在被头上只知道哭，流的是忏悔的羞辱的请求饶恕的眼泪。妈妈猛力推开她，她从湿淋的被头上拾起了头，只见妈妈的眼里射出仇恨的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吓得她浑身颤栗．无力地跪倒地上，请求她的宽恕，她哭着说：「我总是你的亲骨肉呀!]妈恨恨地说：「你是我的亲骨肉?你是我身上的癌，是恶性肿瘤!」说罢她竟抓过床头柜上的一只热水瓶，作为武器向叛逆的女儿投掷过来；由于老娘过份衰弱，这一动作进行得迟缓。爱红来得及躲开它，丧魂失魄地逃走，由于她逃出去太匆忙，不小心把一篓水菓踢翻了，滚了一地，同时听到了屋子里的一声爆炸!她的信仰，她跟家庭的最后一丝联系，被这一声爆炸炸得粉碎。

　　　　　　　　　　 （ 七 ）

　　这一惨重的打击和愤怒的母亲的面孔几次出现在恶梦里。那只炸碎了的热水瓶就仿佛像征着爱红的命运。在这一片黑夜中。唯一的光亮点来自阿长。只有阿长的爱才能帮助她从极度痛苦中解脱出来，她马上去找阿长。

　　两个人相约在黄浦江的挡潮墙边相会，面对着夜晚浊浪滚滚的黄浦江，闪耀着红色蓝色的灯光的大小轮船匆匆地驶过，有的拖着一长串木帆船，象一条长龙缓缓地跟进，每只船上亮着灯光的地方映照着领袖的镜框，江水把所有的灯光倒映在水里，形成了游动不定的色彩缤纷的水底世界。

　　「你已经去看了母亲吗？」首先开口的是阿长。

　　「我去了。她身体有病，我去得正好。」爱红说。

　　「闹革命有什么意思？你应该服侍好你的母亲，要不要送医院，我去叫黄鱼车？」

　　爱红的眼里有了泪水，说：「不，她讨厌我。我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

　　阿长严肃地批评她：「这话就是你的不对了。难道你还要求老太跟你一起去造反，去批斗老师，一起去抄家？看来，我们之间也没有共同语言呢？」

　　「没有共同语言」只是爱红把母亲跟她的尖锐对立讲得轻描淡写的词儿，没想到阿长那么认真，抓住这句话就对她开火了。

　　爱红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在造反刚起来的时候。我领头去斗过爷老头子，她不愿意看见我，妈妈见了我就生气。」她迟疑了一下，终于把她怎样写小字报。军代表怎样让她按手印的情节告诉了他，她是含着忏悔的痛苦的热泪说的。最后，她要求阿长出出主意。有什么法子营救弟弟。

　　阿长沉静地不动声色地听下去，他没想到他热恋过的人，竟变得这样冷酷。是谁教唆她丧失了人性？

　　他冷冷地说：「……收听短波和收听敌台，差两个字就差十万八千里哪。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一个就是敌我矛盾。你是老造反，怎么这个也不懂？你为什么总是想跳出你的那个阶级呢。你以为害死了父亲又给弟弟划入敌我矛盾，就可以跳脱你的那个阶级的苦海了？你是白日做梦。事实上他们还是不承认你，还是把你看做印度的贱民阶级。因为我跟你的阶级成份都不好，我曾经套用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写一首爱情诗，打算给你看，现在我不得不把『沦落人』改成『堕落人』了。这真是没办法，也是使我十分痛苦的事哪。」

　　爱红用手抚摩着他的肩膀。哀求地说：[天底下只有你了解我，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因为我爱你，我信任你，才把我的一切告诉你。你倒反而不信任我，并且埋怨我了。阿长，你能原谅我吗？我对文化大革命早就看穿了。我实实是上当受骗呀。我如今完全省悟了，我把天狗吃掉的良心找回来，不好吗？……将来毕业分配，我们填同一个地方好不好？随你挑哪里，无论是天南海北，我永远跟你在一起。」

　　阿长从她的发烫的手里闪开肩膀。转过脸来说：「不要想得那么远吧，这场大风暴还不知刮到几时？我们往后还有许多陷阱险滩要过；各人还不知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愿我们各自珍重吧。」

　　这话明显是诀别词，爱红站在挡潮墙边，舍不得离开。从他的这几句话里。她听得出阿长变心了。是她告诉了实情，才招来他这样的冷漠。这又在她的悔恨上面多加一重悔恨。痛苦上面又加一层悲痛。她必须紧紧的抓住这个时机，决不能让理想的意中人轻轻地飞掉。

　　「我答应你，我们今天就讲定了。将来一同组成小家庭。什么大革命小革命全不管。好不好？为什么我如今刚刚醒悟，发现过去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原来是史无前例的荒唐行为。你倒反而斩断了我们的开系？我向你作了坦白交代，反而没得到你的宽大和谅解？任你打我骂我，可不要抛弃我吧!」爱红几乎是哀告地淌着痛悔的热泪!

　　「请允许我坦白说吧，我们没有共同语言。我担心，我自己……」阿长的嗓音在发抖，而且结巴地说：「我承认我是自私的，我想有朝一日我会犯了『现反』罪也说不定。」他没有说下去，瞪着眼睛凝视着她，她明白了。当她明白过来的时候，浑身震颤，他那眼睛里要说出的话，大概是有朝一日你打我的小报告，爱红懂得阿长没说出来的话，她狠狠地咬破自己的嘴唇，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她猛地推开了他，真希望挡潮墙那边的潮水马上把自己卷进大海去。

　　阿长看见爱红的脸一下子变得那么苍白，眼珠发楞地朝江那边看着，射出一种绝望的痴呆的眼神，吓得不知所措。他伸过手去揑住她的手，轻柔地说：「我是了解你的。不要感到失望嘛，我答应你就是。]

　　「答应什么？」爱红缓过气来，马上问。

　　「我永远是你的忠诚的朋友。」说到「朋友」二字，阿长脸上现出了一丝勉强的苦笑。

　　爱红的手立即从阿长那里挣脱出来，歇斯底里地说：「好!好!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再见了!」

　　她离开外滩的挡潮墙。丧魂失魄地向冷僻的马路飞奔，起初是没有目标的飞奔，只是感到天昏地黑，房屋在摇晃，也顾不得揩去脸上的眼泪。当她放慢了步子，才想到经过四年的热恋的人。最后不得不分手。失去了他，也就失去了世上最后一个亲人，失去了爱。失去了幸福的未来，失去了生活的支柱。在这夜晚的路灯下。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空虚，她是这个大城市里的孤魂游鬼，路灯的微弱的淡光在嘲弄她，阿长的冰冷的冷笑在嘲弄她，妈妈的一只热水瓶在嘲弄她。夸奖她「路线觉悟高]的军代表在嘲弄她，她无望地看看深沉的夜空。像疯子一般向着天空控诉：「生活为什么待我这样残酷。为什么我要受到一个接一个的惩罚？难道一失足就必然紧跟着『千古恨』吗？我是有家难回、有国难投。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想到这里，她猛然有了一个解脱一切苦难的主意。这时她有意识地往回走了。又走到江边的挡潮墙下边。夜已深了，那里还有许多成对的青年男女在那里谈情说爱。男的用手搭在女青年的背上低声地讲些什么，这是叫人多么羡慕的诱人的情景，谁到这儿来都会引起美好生活的联想。这道外滩的挡潮墙，成全了多少对幸福的男女。它是男女吐露情怀的见证人。可是，不幸的爱红却是在这个地点宣告了和爱人的决裂。这儿甜蜜的情景只能引起她的伤感和悔恨。「阿长，阿长，你在哪里!你真是这样薄情，这样忍心丢开我吗?」她失去理性了，又企图在那些背对着游人的几百个男青年中重新寻觅她的阿长。如果真的让她发现了阿长，她会厚着脸扑到他的身上，请求他的宽恕。接受他的训斥，叫她做什么她都肯干，轻生的念头也就打消了。严酷的现实摆在这里，这里连阿长的影子都没有，他像一个陌生人一样永远消失了。于是她沿着挡潮墙走向江水的下游，走到墙边没人站的地方。上海人有句话：「黄浦江呒没盖子。」话讲对了，她如今就将投向黄浦江的滚滚浊浪中。「我是奔向大海，让大风浪把我淹没，走我爸爸走的同一条路。他在阳间会不理我，斥责我，甚至兜头丢过一只热水瓶也说不定。我也不管，做了淹死鬼，也好给我一个机会祈求他的宽恕。妈妈骂我是恶性肿瘤、是癌。这就宣布了我是害人精，我在这世上是多余的人。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害人呢？一个人想着去死的时候，许多该死的理由一个脑儿涌上心头，给她鼓气。给她作向导。她求死的心更迫切，更坚定。这时反而不流泪了，她变得冷静、庄严。她做好了充分准备去拥抱河神。

　　忽然想起应该在生前留下几句遗言，免得活着的人把一具女尸当做一只死猫死狗。她想好了几句遗言。但是她又觉着这句话还不能说尽心里要向世人表达的内容。比如说，她打算写下这样的遗言：「我是被成份论逼死的弱女子，一千遍一万遍诅咒成份论。敬爱的毛主席，你讲的重在表现多么好呀!你能指引我到一个真正重在表现的地方吗？唯成份论是地狱，重在表现是天堂，我如今决心到天堂去了!我的弟弟佟彦是无罪的，救救孩子!」「敬爱的毛主席：我要革命，是革命不要我，永别了，祝你万寿无疆!遇罗克在小报上的文章太好了，我的死是替他殉葬。」

　　阿长曾经把登载遇罗克的《出身论》给她看过。她很拥护遇的论点，引为知己。可惜她看到这篇文章，为时已晚。还有几句遗言是：「我是六亲不认．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的未婚女子，从水里捞起不必查问是谁家的人。立即送火葬场，功德无量。文化大革命万岁!」她还想留几句话给阿长，但是她一想到如果写上他的名字，说不定会连累他，害了他。并且给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活人提供了线索，猜想我是情场失意而自尽。她便打消了这个主意。祝愿他另外寻觅一个更好的女性，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除了最后一条没有写，其它几条都用圆珠笔写在从笔记本撕下的一张纸上。这一切准备停当，她决定要像一个视死如归的女英雄那样去迎接死亡!

　　她忽然想起，不能把自己心爱的笔记本留世上，那上边有许多同学和朋友的通讯处，收尸的发现了这个小本子，又会给这些朋友找麻烦。活在人间已经害苦了不少人，难道临死还去害人吗？于是，她把笔记本一页一页撕下。扯碎了掷到江里去，「从今以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永远把我忘掉吧。忘掉一个卑鄙的不幸的人。」她对江水轻轻地说。当她看到有几页抄的是最高指示，她迟疑了。最后还是扯下来扔进黄浦江!她的信仰，她的热情跟那些纸片一同跟江水流逝了!

　　这时候江边归于沉寂。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江那边的小火轮偶尔响着警笛，那声音就象一个巨人在叹息，在呼号。一分钟以后，就再也听不见，看不着了，抛开这世界上的一切了。她不想跳跃入水，——恐怕还是有点胆怯吧。她是一步一步走向水域。当冰凉的水已经没到胸口，她打了个寒噤，突然，眼前出现了父亲的双眼紧闭、脸色惨白，嘴唇铁青的样子，——父亲从江里捞上来，她没有到场，这是她的幻觉。而幻觉中的浮尸也许比真正看到的还要可怕；她畏缩了，她的决心动摇了，猛地回头往岸上奔去。好似要挣脱拽着她去溺毙的死鬼似的。她带着那些沾湿了的遗言生还了!

（ 八 ）

　　在我的面前坐着佟爱红，她向我过细地讲述了上述的长过程，她讲的时候，很富于表情，一时紧张，一时伤心，一时涨红着睑有点害羞。更多的是悲愤和自我谴责。她讲的投河自尽的经过特别吸引我，因为绝大多数人死去以后。这个自觉自愿埋葬自己的心理活动就永远封闭在坟墓里，所以半途生还的佟爱红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就弥足珍贵了。

　　她说：「我终于没死成，应该说，是我的父亲救了我。当我刚离开江边，每一个想法都在支持我活下去，支持我热爱生活，那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老古话抓挠我的心，成百成千的理由全都劝我不要死。我才二十三岁，刚刚踏上人生阶梯的头两级，干吗轻率地毁灭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生到世上来还没有派什么用场呢!我真的成了一具浮尸，那是多么愚蠢呀。我按按自己身上的重要部位，那里的皮肉还是细腻而滑润的，并散发着使我感到舒服的微温，顾影自怜。只有流过血的嘴唇隐隐作痛，下半身湿透了的衣裳粘贴在皮肉上。从此我更热爱我自己了。

　　我说：「你能从江水里走回来。证明你对这个世界还没完全绝望，你真要死了，这条生命不过是江水真的一个水泡，真是轻如鸿毛。」

　　爱红苦笑了，说：「从那以后，我完全变了。我变得沉默寡言，对什么事都感到灰心，如果有修道院，我真乐意去做一辈子的修女。我兄弟在里头多关一日，我的精神负担就加重一吨，我成了十足的逍遥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资产的儿子恩格斯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在克鲁普斯卡业的《列宁回忆录》里介绍了一位献身于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的施米特，他帮助列宁出版了《新生活报》。最后被捕，死在沙皇的监狱里。他可是莫斯科一片家具工厂的老板，他把这个工厂变成了工人运动的红色基地。要在我国，这样的人即使为革命牺牲了生命，也不会提到他，或者提到他的名字，不敢写出他的阶级出身。这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就注定了只能做印度那样的贱民？革命领袖是经过脱胎换骨的，为什么我的脱胎换骨会遭到这样的结局？」

　　我说：「这是由于你的脱胎换骨走的路子不对。你就象杰克·伦敦小说里描写到阿拉斯加去的淘金者那样，不小心走进了一片平坦的沼泽地。你跨了进去，两只脚陷入开春的冻土带上，它是软的潮润的胶状的泥土。越想挣扎着拔出自己的腿，你就陷得更深。粘土会咬住你的脚，最后连整个人都会淹没在里头。罪魁祸首是那个哄骗你的平原，为什么你的男朋友没有走进泥沼？」

　　佟爱红不满意地责问我：「我可不是为了淘金呀!」

　　「你跟阿拉斯加的淘金者不一样。」我连忙解释道：「我是说，你干的一系列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自己有责任，你不是个淘金者，却是个顶刮刮的镀金者。」讲到这里，佟爱红睁着疑惑的眼睛。说：「我学外文，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上边不会批准我出国留洋。」我说：「我说的镀金，不是留洋的意思。我是说，你并不是金子，但一定要镀上金光灿灿的一层金属，炫耀你是个革命左派，是脱了胎换了骨的响当当的造反派，是不是这样？」

　　她点头，并且羞怯地一笑。这给了我再发挥下去的勇气，我继续说道：「在我看来，念语录，早请示晚汇报，带红袖章，胸前挂满宝像，喊万岁喊得喉咙嘶哑，批斗会上发言声色俱厉，跟爷娘划清界限等等。（被迫划清界限的除外）其思想深处实际都是为了镀金。你的悲剧在于你镀金没镀成。人事档案袋里仍然把你划在黑六类里头。所以你还保持着青年时期坦率单纯的可贵品质，使我有机会听到你发自内心的声音。使你对这个不合理的现实发出了探索的疑问。至于已经镀上了金，并做到了以假乱真的人，其中有的至今还在那里招摇过市，我对这种人格外的瞧不起。」

　　爱红会意地笑了，说：「我也一样讨厌这种人。我倒要问你，要是拒绝镀金，真正去发掘真金呢？难道这世上没有真金吗？]

　　我只得顺着真金镀金的比喻信口开河下去。

　　「你不是在治金设计院的情报所工作吗？名叫『冶金』，可你们的工作却并没炼金吧，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多得很咧!你应该知道科技史上关于最早的炼金术的历史罢？在欧洲，古代的炼金术延续了整整五六个世纪，始终没有炼出真金来，就像二十世纪我们的后院炼钢一样。」爱红插话纠正说：「恐怕不止五六百年。」「不过古代的欧洲人在无意中发展了冶金术和无机化学。还有一种炼丹术，从秦汉到明清，大概盲目地持续了两千年。同样没能炼出长生不老药来。许多皇帝，大臣、士大夫吃了这种灵丹仙药，都仰药而死，要长寿反而短命，临死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死于水银中毒。这真叫做呜呼哀哉。佟爱红同志，历史是不是这样。」

　　她点点头：「这是由于吉代人愚昧无知。科学不发达。」

　　我说：「正是这样，现代的迷信也好比古代的炼金术。他们往往把镀金的有色金属冒充真金来骗人，许多人上了当还不知道。因为那上面贴着革命的标签。你想想看，摸索了两千年才弄清楚炼金术和炼丹术的虚幻，而我们只化了十多年功夫，就懂得贴上革命标签的有色金属是假货，懂得了所谓长生不老药只不过是欺人之谈。这个迷信一打破，科学技术和文化就如万马奔腾一样，都向前大大的发展了，如果当年你再往黄浦江多走几步，还能看到今天的大好形势吗？」

　　她格格地笑了，带着几分羞愧，说：「给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一个有趣的比方。我是恨透了自己血管里流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血，于是打鸡血来换下我这个成份论的不纯的血。谁知我打的鸡血，是用的瘟鸡。这鸡的血不但没能治好我的祖传老病，反而添了一种新的毛病。这就是我的愚昧和无知造成的。」说罢，又格格地笑个不停。在她运用这个比喻上，可以看出她现在的觉悟程度，看出她的聪敏和丰富的想象力。

　　我也止不住要笑，我接着逗趣道：「你可知道注射了瘟鸡的血得的什么病症？]

　　「软骨病？」她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说：「瘟鸡的病症，总是喜欢摇头，我说你恐怕得的是摇头病吧!对社会，摇头；对学校。你也摇头；对你的未来，你摇头；对你的丈夫，你也摇头。我说得对不对？ ]

　　我说一个「摇头」，她点一点头。然后她说：「不过，我也有例外。」

　　我问：「是什么呢？」她说：「你今天讲的，我可没摇头。」我倒被她说得脸红了，然后她说：「今天能够碰上你，是我近十年里最痛快的一天。」

　　

（ 九 ）

　　

　　「毕业分配我非常愿意离上海越远越好。最后来到了这个成都。由于我是大学生，又是上海人，追求我的青少年说来也有一打之多。我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一个像阿长那样有学识有才能的人。我一个也看不中。特别因为我对人生的灰心，我曾经立志实行独身主义，不过，年轻的独身女子在中国遭受的各种压力是难以想象的。

　　「这时来了一个造反起家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的头头，他象苍蝇一样缠住我。在我跟前表演了各种丑态。他答应我，只要我同意跟他好，他就提升我到科室去当后勤组组长，我若不答应呢，他有权力把我调到建筑工地搅拌发烫的柏油。这些造反派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个人的目的，我想什么办法摆脱这只苍蝇呢？有一次我淡淡地回答他：「你知道吗？我的父亲是反动的右派，当心你自己的前程。如果我同意了，组织上一看我的档案材料，也不会批准你。这句话果然灵验，我是用血统论把他轰走的。」

　　「为了免得别人在背后嚼舌头，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马马虎虎嫁个男人算了。当然，我还有一个想法，以为另找一个爱人，可以把我对阿长的思念转移到他的身上。」

　　「我只有一个条件，不许计较我的祖宗三代，对我的『贱民』（正式的名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身份决不歧视。这时候，徐雁青刚好对我有意思，他是工农兵大学生。按说我们可算是门当户对。实际呢，他肚里的学问还不如六十年代的高中生，因为追求我的人，都碰了钉子，所以他有点自卑。生怕也碰一鼻子灰。我开玩笑地摆出我的条件，他很直爽地回答：『我看中的是你。又不是跟你的祖宗结亲。』这句话我很欣赏，从这句话里我仿佛又听到了阿长的语言，这样我就点了头。

　　「先结婚后恋爱的经验也许对李双双是适用的，我的妈妈和爸爸也是适用的，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但他们爱得深沉。爱得持久。在父亲被开除公职以后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但在我身上却行不通，我只是像千百万中国妇女那样，嫁一个男人就完成了做女人的使命，至于我的心，我的爱情，却永远跟随着阿长消逝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只是在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的心，我的感情才集中到小居的身上。]说到这里，她指着玻璃板下那张男孩子的照片，说：「这孩子有点像他。」我和稀泥地说「像他的爸爸，更像你。]爱红神秘地说：「不，你没见过他。」我问：「谁？]她讷讷地说：「像阿长。」我不胜诧异。我想说，难道你跟他同居过？但是我不能这么冒昧。她看出了我的疑惑，连忙解释道：「我们当然没那回事，我看着有点儿像他，特别他那个鼻子。」我笑了，我才知道，又是潜意识赋予她情感转移的幻觉，她走进黄浦滩那个时候，也是潜意识的幻觉把她吓退的呀!

　　我说：「唔，原来如此。你这种自造幻象的创造力，弗洛依德早就发现了，江青也有过潜意识的变态心理呢？跟你差不多。」

　　爱红诧异地问：「喔!你怎么把她跟我比？」

　　「她生的一个女孩，给她起了个名字，偏偏用她前夫的名字，不也是出发于一种变态心理吗？」我这么说，她笑了。

　　我竭力想把她的变态心理拉回到现实中来，我说道：「我看徐雁青待你很好嘛，领导权全是你一把抓。」

　　她不以为然地嘘了一声，说：「外头人都认为我们是美满的一对，其实他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你看他对我百依百顺的，这正是引起我摇头的地方。我需要像斯巴达克斯那样骠悍，顽强、有性格的男子汉。而不是模范丈夫里那种低声下气的男人。」

　　我说：「你真要招进斯巴达克斯，这个小家庭岂不成了两霸争夺的战场？」

　　爱红会意地笑了：「可也是，假如他寸步不让，那么……」

　　我接着说：「从你刚才连下三道命令来看，『刚』的在你这边，『柔』的是他。这正符合电影《模范夫妻》的模式。产生这样的模式有它的社会背景。几十年来把知识分子都整得谨小慎微，没一点男子气了。最近电影界就为选不出一个男子气十足的最佳男演员而苦恼，就为的社会上很多人身上的男子气都被磨光了。」

　　爱红不以为然，她说楼上这一家，女的太柔。而男的经常打老婆。

　　我说：「我讲的是在宏观方面，并不概括天下个别的夫妻，我说的男子气，也并不等于打老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猜测出来，你楼上这个邻居，男人大概是贫下中农成份，没经过思想改造吧!」爱红噗嗤一声笑了，说：「智力测验你可以领奖!」

我的议论说得过多，一场电影也快完了。我打算起身告辞，我说：「我这次回上海，你有什么东西捎给家里吗？省点邮费，我保证给你背到。」她很抱歉地说：「你听我絮叨了这么多的废话，耽误了你的休息，真对不起。——给家里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说，我要感谢你。对我讲了你的内心和你的遭遇，太丰富了。我是满载而归。　　

　　她腼腆地一笑，说：「可也是真的，我把最隐蔽的东西都告诉了你。」她立起身来说：「真的太晚了，怕末班车也没了。我一定送你去宾馆。」

　　于是我们又一同在寂静的马路上步行。她在路上又讲起她的妈妈：「见了娘家人，我真怕有说不完的话呢。四人帮粉碎后，有两件事给了我精神极大的冲击。记得是一九七九年。在一份报纸厂看见了一张照片，上而的形象是北京城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跪在妈妈的面前，请求妈妈宽恕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冲撞了亲爱的母亲。她还只是小学生的时候，她也要造反，造妈妈的反，曾经用红缨枪戮妈妈，骂母亲是反动派。从此妈妈再也不认这个女儿。小姑娘成长了，四人帮也倒台了，这个妈妈经别人劝说，开头还是不认女儿，直到拍照片的那一人，女儿流着痛悔的眼泪，跪在妈妈跟前，承认自己年幼无知，跟着四人帮胡闹，得罪了妈妈，伤了娘的心，请求妈妈收留她，她不能没有妈妈呀!妈妈这才回心转意，答应不记前嫌。我看到这张照片和纪事，哭了。这姑娘不就是我吗？我不也是被妈妈撵出大门的弃儿吗？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悲剧，究竟有多少呢？我为什么不主动地写信向妈妈请罪，承认错误，请求她的宽恕呢？难道还指望妈妈首先给我写信吗？」

　　「自从我被妈妈撵出大门，摔坏了热水瓶，我真的没再踏进家门。分配工作了，我也没让妈妈知道。到四川来是我自己选择的，心里憋着一股气，从此互不通音信。妈妈既然骂我是她身上的癌肿，这母女关系是无可挽救的了，就让我永远忘记那个小得一点点的家吧，也让母亲背地后咒骂我的声音，永远传不进我耳朵里。但是，一看见那报纸上的照片，我的铁石心肠一下子软化了。我把报纸的照片剪了下来，贴在一张纸上，在一旁写了一首诗，另外，我起草了一封长长的许多眼泪洒落在上面的信，我指望用人性和儿女情打动母亲，恳求母亲允许我像北京城的那个姑娘那样，跪在她面前，能听到一声亲热的疼我的：『二妹』！」

　　我连忙问道：「你这封信和剪报寄出了吗？」

　　「没有，]爱红咬咬自己的嘴唇，把头偏向一边，说：「我终于没寄出去，我没有下决心的考虑是：我犯的过错太大，用娘的话说，做得太绝情了。我不能跟照片里的姑娘相比，她拿红樱枪的时候，还只是个红小兵吧，而我是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的行为伤透了她老人家的心，她能原谅我吗？墙上挂着的遗像，肯饶恕我吗？我的手发颤，我没有勇气跨出第一步。只能让妈妈摔热水瓶时诅咒我的话继续穿刺我的心，我自己割开的伤口，不停的流血，只有我自己用嘴把它舔干。

　　「另一件使我心潮激荡的事，是在去年的开春。国务院公布了职工探亲回家的新办法；象我这样，在外边结了婚的，已满四载的也可以享受探亲假。我离上海已有十来年，按规定可以报销回上海的路费，人事科还主动征求我的意见，是否把我安排在第一批探亲名单？」我多么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呀!我打算在妈妈跟前下跪，一直跪到她原谅了我，用手搀扶我起来的时候。我的丈夫也怂恿我，说：『难道你娘家真的死绝了？刚才人事科的同志允许你探亲，这说明你上海还有父母嘛。—— 真糟糕，我在跟他结婚时就说家里已经没有亲人。这扯谎一直维持到一九八一年，如今隐瞒不下去了。他说，如果你老家有人，为什么不去上海走走呢？我还不曾见过丈母娘和丈人是啥样子呢!外孙都这么大了。

　　「我过去一直不肯把那段丑史告诉他，如今我要回家了，于情理风俗，我不能单身一人回去，如果一家大小都去了，这就统统『穿帮』（沪语：真相暴露之意）了。这里就突出了两个不忠实，说家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是撒谎，隐瞒大学生时代做下缺德的行为，都是不忠实不老实呀!如果他跟我一同回去，那就再也掩盖不住我的造反的劣迹，而且，我还没有把握使母亲用微笑来迎接女儿、女婿和外孙。如果妈妈一气之下，把我们撵出大门，我们将变得多么狼狈呀!我了解妈妈的脾气，她有可能做得出来。这样，回乡探亲变成了丧家之犬，那又是多么可怕的结局呀!小居可懂事了，天天催问我：什么时候到姥姥家去?我知道，是他爸爸怀着对大上海的好奇和羡慕，一心想借此机会到大城市去开开眼界，他看到了我的冷淡，就教唆小居来试探我、挑动我。我被他搅扰得烦了，便斩钉截铁地回答娃儿：

　　「你没有姥姥，没有外公，妈妈不回去。」我是含着泪说这句话的。

　　「这样，我放弃了回老家探亲的机会。当我看着单位里的外地夫妻喜孜孜地陆续回家探亲，我心里痒痒，我羡慕他们，我的心就泛起一阵阵的心酸!从这以后，我把『爱红』的名字改了，改成『哀鸿』。我真正是一只离聚飞散的孤雁呀!」

　　我说：「你何必这样自己苦自己呢？你尽可以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去，踏上故乡的归途。『四人帮』被粉碎了。过去的历史，包括各个人的行为，都要进行重新评价。我相信你的母亲也会改变对你的态度。对你丈夫，也不妨坦白交代，向他说清楚嘛。他还能不谅解你吗？ ]

　　「他，谅解不谅解倒无所谓。问题是……」她迟疑了一下，掠一下披散到眼皮上的几丝头发。然后说：「只是太损害我的自尊了。」

　　哀鸿把我送到宾馆门口，我们握手而别。

　　

（ 十 ）

　　四天以后，我乘火车离开成都。好几位老朋友到车站送行。想不到在火车启动前十来分钟。佟哀鸿也寻到了我的窗口。她怎么知道我动身的日期和火车的车次呢？我感到奇怪。

　　她在窗口外，仰起了她那天蓝色的美丽的眼睛，微笑着，说：「送送你，你是我娘家的人!……知道你住的宾馆，我当然有办法打听到你在什么时候动身。」

　　 我说：「太谢谢你了。你的一席话使我难忘。」

　　「我只要求人们理解我。不，我只要求有一个人了解我，就够了。」说罢，她把手拎的细竹篮递进一窗里来。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的脸涨得通红，吶吶地说：「这里头有四川出的几样草药。请你带给我的母亲；她有哮喘病，我买了几瓶枇杷膏。我把那份剪报和我做的诗也放在里头。篮子里别的点心，是给你路上吃的。」

　　我只能把带盖的细竹篮收下，我说：「我保证给你送到就是了。」

　　她的眼睛有点湿润，然后说：「不论妈妈怎样待我，你都给我写封信。你要象作家写真实那样告诉我，不必隐讳。」

　　我说：「好的，我一定写一份详尽的报告文学。我要求你勇敢的走向现实，面对现实，我已经理解你，并且谅解你了，我相信别人也会理解你谅解你的。」

　　火车出发的信号已经开动，她向我挥手惜别，突然，她猛地一惊，又把身子靠近窗口，关照了一句：「如果娘不愿意，你就把那份剪报和诗歌撕碎它!」

　　当火车缓缓离开，我看见她还在向我挥手，直至只看到她那头发梢后面飞舞着的一块花手帕。

　　我没想到，在行李里又增加了一份新的礼物，这是一项艰难的使命，但也是个光荣的使命，也许这竹篮子里的东西可以弥合两代人由于历史的误会形成的创伤。我觉得，这个篮子超过我所携带的所有行李的价值。　

　　　一九八二年五月于成都 原刊于《人间》一九八五年八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