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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大锅的历史



  我们家里有过一口不平常的大锅,它的受人重视,倒不是因为它特别大,而是有着一段不平常的历史。

  这口大锅,足有半人深,口径相当于摆酒席的圆台面,煮一锅饭,足够一个营的人吃的。我们家人口不多,又是个穷家,怎么会创得起这一份家私的呢?

  这话得从一九四六年说起。那年我们十二个村斗倒了本乡最大的一户地主余庆堂。这余庆堂不仅土地多,另外还开得有中药铺和一丬酿酒厂。

  土改复查,把他家的地分了,酒厂也分了(当时农民觉着做酒是糟蹋粮食,故将酒厂分了;中药铺没分,归农会经营)。全村的贫雇农,多多少少都分着一点东西,有的分到农具,有的分进了被头、衣服……只有我父亲不肯去,所以什么也没分着。那时候我还年幼,看着全村的人都聚在酒厂里分东西,不免眼红,就奔回家告诉爸爸,同时也带着鼓动的意思,说:「别人都到酒厂里分东西,爸爸怎么不去呀?」

  爸爸很冷漠地说:「咱们分了地,又分了粮食,也该知足了,分东西让别人家占先吧。」

  村指导员最后晓得我们家没去分东西,还以为是爸爸胆小,特地跑到我们家来打通父亲的思想。

  我爸爸说:「我才不怕地主反水哪!如今这十二村几千口人把个余庆堂踩在脚底下,他真有个铁脑壳,也休想蹿得上来。既然农会立下规矩,贫雇农都得分胜利果实,我要不拿,仿佛犯了农会的规矩了,孬好分我一点什么都行。」

  我爸爸领着我一同来到酒厂里,但见酒厂已经空空如也,还剩有两堆酒糟,村子里的人正聚在那里分酒糟。村指导员指着那两堆酒糟,对我爸爸说:「这个,你分一点回去也好。」

  爸爸说:「我家又没养猪,分这个没有用,还是让给养猪的人家吧。」他又转过身,扶着我的头,对指导员说:「这孩子长这么大,没断了酒糟吃。你不是不知道,我在酒厂里做生活的时节,常常藏一点酒糟,带回家喂饱孩子的肚皮。如今自己有了地,分了粮,孩子们吃了半年的正经粮食,再叫他们吃这号东西,就咽不下去了。唉!这就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哇。」

  最后,爸爸终于看中那口蒸酒用的大锅,那口锅又大又笨重,所以分给谁谁也不要,一直扔在角落里。没想到我爸爸偏偏看中它,他问村指导员:「这口锅还没有主吗?」指导员说:「目下还没有,因为谁拿回去也没用处。」

「我要。」

  村指导员楞住了,好不奇怪,问他:「你要这个干什么呀?」

  「人家不要的,我要。这口锅,放在这儿就怕踢蹬了。今年秋后要是我自己的地上打下粮食,我就把粮食存放在里头,盖得严严实实的,老鼠钻不进,蚂蚁进不去。」爸爸已经算计到头一次从自己地里打上的粮食,谈得很有把握,很得意的样子。

  村指导员说:「不错,这倒是个好主意。」

  村指导员立即招呼了两三个青年人,找了两根又长又粗的杠棒,连同爸爸在内四个人哼唷哼唷地吆吆喝喝把这口大锅抬进了我们的家。

  刚抬到家门口,我妈,我祖母就拦在门口,祖母骂我父亲:「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把这个废料抬来家做什么?像抬棺材似的,我不要!」

  我妈也说:「你真是个嘲巴(山东土语,即呆子、疯子),别家分箱子分被子,你就只会扛进这种坑人的东西,看你抬家来往哪处放。」

  抬锅的人只得把那坑人的东西放在当门口。我爹眯着眼,朝祖母笑笑,说:「我能抬它,就能用它。妈妈,我跟这锅交了九年的朋友,有九年的交情,它舍不得离开我,我还舍得丢下它吗,」他顺手摸了摸眉毛上角的一个月牙形的疤痕,指给祖母和妈妈看。我也知道,我爹在余庆堂酒厂做小工,他的差使就是给这口大锅添煤添水,整整做了九年。有一天他受不住烤,妈说他那天肚子又没吃什么,便一下子晕倒在锅炉边,前额刚好碰在这口大锅的边上。故此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伤痕。

  爸爸摸了摸这个月牙形的伤疤,就把这场面对面的冲突和解了。祖母和妈再也没说一句反对的话,就把这个坑人的东西旋进了门。果然,自从这口锅一进了我家的门,便跟我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

  头一年,从刚分的地上打下了粮食,爸爸把那口大锅作了粮仓,不过并没有把大锅装满。第二年来了个大丰收,一口大锅堆成了尖,还余下三四斗。我爹对这口锅的感情又深了一层,几乎把这口锅当成我们家新添的孩子那样,一天总要看好几回。他好喝口酒,有一次在满饮一杯以后,他就对祖母说:「当初你不让这口锅抬进门,现在你该明白啦,我抬进的是个聚宝盆,去年粮食装不满,今年粮食就堆成尖了。往后日子还要美呢!」

  奶奶也笑了,不过带着点感伤意味说道:「这叫痴人有痴福哇!不过我年纪也到把了。如今看着儿孙不再咽糠吃酒糟,我闭了眼也替你们欢喜呢!」

  谁知好景不常,那年春天,国民党军队便大举进攻解放区。政府号召每家人家坚壁清野,区里又把一部份公粮分散到各户掩藏。那时候左邻右舍都怕掩藏公粮,因为正是三四月间,阳气升,地气湿,怕把公粮捂霉了。我爹却跑到村指导员那里建议说:「公粮是一粒也不能损失的。亏得我有一口大锅,区里分下来坚壁的粮食全交给我好了。放铁锅里,一点潮气也透不过,保险!」

  村指导员一听,拍手叫好。就在当天夜里,由村指导员看好地形,发动十来个青年民兵连夜刨坑,又用两根杠棒抬着那口大铁锅,不过抬锅的人不再哼唷嗬唷地吆喝。当时我年幼,不懂事,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怕更多的人知道藏粮的秘密。

  国民党反动派占了我们的村,便闯进所有人家翻箱倒笼。还乡团看到贫户农家瑞安放着漂亮的橱柜,还有红木家俱,格外有气,他们砸碎了着衣镜的玻璃,把农民家分得的橱柜全踢蹬了拿去烤鸡吃。他们也搜出了若干坚壁的粮食和衣裳。在那兵荒马乱、一夕数惊的日子里,爸爸只是想着那口锅,惦记着那口锅,有时他背着我摸黑到那个埋锅的地方去查访查访。

  苦难的三个月比三年还熬人,我那年迈的祖母就在那时节去世的。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一夜之间,解放军的大队人马就开到了。他们说话咱听不大懂,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南边来的新四军。我爹赶快去扒粮食,拿出来供应部队。在鲁南地面,老百姓吃惯的是煎鉼,好多人家的煎饼鏊子给反动派砸了,要是分给各户去烙煎饼,一时做不出来。村指导员和村长们为这事儿犯了难。我爹就从旁建议道:「我家里不有现成的大锅吗?听说南边来的解放军还吃不惯咱这儿的煎饼哩,咱们就动手做小米饭给他们吃。」

  村指导员拍拍我爹的肩,高兴地说:「真亏你想得出!没想到你那口大锅派了大用场呢!」他马上派了民兵队长带了六七个民兵,把窖在地里的锅抬了出来。大锅支在我家门口,合庄的妇女、小孩全围在我们家门前,看解放军炊事员怎样淘米下锅,看我爸爸抡着斧头劈硬柴,就像看把戏似的,十分希罕。我那时觉得自家门口支着这么一口大锅,硬劈柴在锅底的下像放鞭炮似的作响,自己也有一份光荣似的。新四军同志围着赞赏这口大锅,有的说:山东地面真大,连老百姓做饭的锅都是大号的;有的说:这口大锅真解决问题,它比行军锅还要大。果然,一营人开饭还没能把这一锅饭吃光。

  新四军刚开完饭,就来了个紧急集合。营长向村干部们表示感激之意,临走的时候还特地跟我爹握握手,一面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作战,感谢你们的支持。等我们打了胜仗再回到这儿看望你老人家。」

  我父亲拙嘴笨舌的,遇上解放军的首长更是说不出话来。他好容易说了一句客套的话:「同志们吃饱了吗?」

  营长满意地笑笑,说:「一个个都吃得饱饱的,你们那一大锅喷喷香的黄米饭,我们还没吃了呢!」

  这句话等于是给那口大锅,也就是给我父亲最高的嘉奖。在以后的许多年里,爸爸总是很得意地提起营长的这句话来。

  当天夜里,新四军果真把陇海路的一个据点拿下来了。第二天一清早,村子里的人就知道了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我爹就情不自禁地在村指导员面前说:「我们让新四军同志吃了一顿饱饭,这才打了个漂亮仗!」

  从此以后,这口大锅便专门给过路的解放军造饭用。

  当解放大军南下的时节,村指导员就调到部队随军南下了。民兵队长二海接替了他做村指导员,那回坚壁公粮、往野坡里抬那口大锅他也参与的。他岁数比我大,论辈份可比我小,他得叫我爹「爷爷」。他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对待村里人就像当年他带民兵支持部队打仗似的,讲究迅速,干脆。

  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区里号召所有的劳动力都要投入炼钢或是上山找矿的运动。二海偏偏看中了我们家的那口大锅,他来跟我父亲商量:「你那口锅的分量。少说也有百把斤铁。爷爷,在这大炼钢铁的时节,还是让这口锅早点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吧!」

  我父亲对聚宝盆还是有点难以割舍,他说:「我那口锅,支援解放军可立过不少的功咧!你们要了去打算派什么用场呢?」

  「自从全国解放,部队住在城里,你那口锅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趁早拿去炼钢吧!」

  这样明明白白的话,连我也懂得是什么意思,我那父亲却没听懂:「没听说在大铁锅里好炼钢的。」

  二海赶紧声明道:「你听到哪里去了,我是说把锅砸了当废铁!」

  「砸锅?真亏你想得出,」我爸爸分明光火了,他用抗议的口气质问二海。

  二海对我爹的暴怒感到意外,他勉强地陪着笑,解释说:「区里正在集中废铁,坏了的锄头、铁掀都搜干了,还是凑不够数。你这口大锅可是一个大头。」

  我父亲更火了,他喷着唾沫星子说:「要把这口锅砸了?快别动这个脑筋。这号大锅,在全区里也难觅着第二个。你说坏了的锄头、铁掀拿去炼钢,这个我拥护。因为那是真正坏了的东西,我这个可是好好儿的。你不过是给区里顶数,把好好儿的东西破坏掉。我问你:这到底是破坏,还是建设?」

  二海这些年工作一直是顺顺当当,在村子里说话是说一不二的。想不到今日在我父亲身上碰了这么个硬钉子,也有点火,就说:「上级号召,你怎磨一点不拥护呢?你就是只看见一口大锅,你的眼圈就不过是一口锅那么大,你不去看看全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我爹忽然爽朗地笑笑,说:「二海呀!你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的眼圈没你大,我可知道铁锅的铁是白口铁,炼不出钢来的。你只知道凑数,动坏脑筋!」

  二海受了这一顿抢白,气跑了。我妈在背地里又说父亲是「嘲巴」。把这个废物当成了宝贝。我爹不吭气,只是说:「你晓得啥?」

  从那次争吵以后,我爹特地把那口锅搬进了厢房,时时守卫着它,生怕二海出其不意砸了那口锅。于是许多人给他一个「老顽固」或「锅脐疙瘩」的外号。

  第二年由于天旱,县里号召各村抽出劳动力到龙虎山修大水库,我们北斗人民公社组成了一个民工大队,二海是我们大队长。在工地上这么多人开饭发生了困难,二海又想起了我父亲藏在厢房里的那口大锅,不过他跟我父亲闹过别扭,不好意思当面去要,就想通过我去跟我爹打交道。我一口应承下来,我估计爸爸对这个请求一定会慷慨答应的。民工队出发那天,爸爸替我打背包,他还把当年打淮海战役支援前线用的肩搭子打在背包里,一面说:「 自战争一停,这肩搭子用不着了,这回你上工地,挑泥用得着,搁在眉上压不疼皮肉。你这回去好生地干,我是老朽了,你要一个顶俩,早点把沂河的水引上来。」

  我乘机把二海借锅的意思告诉父亲,他眨巴眨巴眼睛,沉吟半晌说:「锅是现成的,民工队要用,就抬去好了,不过。你得把二海叫来,他不来,我这口锅就不给。」

  我觉着父亲实在疙瘩,难怪村里人送他个「锅脐疙瘩」的外号。我不高兴地说:「二海忙得很,爽爽快快给他们抬去得了。」

  我爸爸坚决地摇摇头。

  我只得把父亲的意思回复二海,二海说:「这老头子呀,肚子里好似吃了麻栗子,真难缠。他大概是要面子,去就去一趟吧。」

  二海无可奈何地去找我父亲,我父亲一见面,就像一个得胜将军,用烟袋锅敲着大铁锅,说:「你是不是来抬锅的?」我只是要问问你,要是那次让你拿去作了废铁,这一回修水库你还捞得着抬它吗?」

  二海像一个做不出算术题目的小学生一般,脸孔涨得通红,搓着手掌心,羞涩地说:「干吗还提那些陈年老账呢?」

  「这不是陈年老胀。那次我没答应给你,你是怎样看待我的?不是吗,还一直认为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人民政府的事。今天我要当面说说清楚,究竟是你错,还是我错?」

  其实二海只要说一声「我错」,事情也就完了。可是二海却还要辩解。说:「那时候我也没办法,上面催得紧嘛!」

  我爹笑笑,这笑是非常和善和慈祥的,他说:「上头催得紧,这个我不怪你。上级可不会下指示叫你砸锅吧?你不要孩子哭了抱给他妈,有错处往上级身上推。我这回叫你来,只是要你知道:我并不是老顽固,我保护下来的这口锅,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留着给公众使用?」

  二海这才屈服了,认错了。他说:「我当干部阅历浅,上头工作千头万绪,得罪了你老人家的地方,还要请你包涵包涵。往后办事我还要多讨教你老人家咧!」

  我父亲占了上风,他那肚里的麻栗子也烟消云散。他虽然上了年纪,居然帮着二海一同把百来斤的铁锅抬到龙虎山下,这还不算,我爸爸在工地上还自告奋勇地当上了炊事员。二海劝他回家,他说:「这口锅就是服我,别人烧这么大的锅,一定要烧成夹生饭。」于是他留下来了,一直到水库修成。他在工地上少不了又要给别的村子的年青人讲讲这口特大的铁锅的一段光荣历史。

水库工地收了工,我爹又把那口锅借给了农业中学。农业中学付了一笔钱,交给二海转交我父亲,我父亲说:「这份产业总算传到如今,它的气派,它的肚量,我看最适合替大伙儿开伙食办社会主义。让给公家最合适,我不要这份钱了。」

二海税:「不算钱给你,这就是违反政策,你不要,你这不是又要叫我犯错误吗?」

  我爹捻着胡子直笑:「这么说,我不拿,仿佛叫你犯错误了,那么我只好收下。」

  这年夏季,倒霉的天又是一个劲地不肯下雨,我爹带着我上田埂上放水,那碧绿的流水从小沟里源源地流来,干渴的土地张着口贪婪地吮吸着流注进来的清泉,我们看着获得水源的禾苗长得一片深禄,欣欣向荣,心里十分喜爱。我父亲乘兴又把我带上大水库的坝顶上去瞭望,但见那水库被三面大山包围着,一面是大坝。水库中水波不兴,亮晶晶的像一面镜子,映着初升的太阳,水中闪着一片红光。水库的水十分清澈。看到许多鱼在水面上吮咂作戏,十分有趣。

  我爸爸又给我谈起那口大锅,似乎把那口大锅给了农业中学他还是耿耿于怀,他说:「那口大锅,我本想作为传家宝留给你的。现在我把它换了这么一口更大更大的锅。」他用手指了指面前的水库,说:「这才是世世代代的聚宝盆咧!我要传给你的传家宝,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今年咱们这里又闹旱,全亏得这个水库放出来的水,今年的年景有指望,这一点一滴可是救命水呀。」

  我爹的语音忽然变得很低沉,好像是跟我有什么秘密话要说似的:「我拿了政府一笔钱,钱虽不多,我拿着这钱就觉得亏心。」

我说:「那也没什么,按中央的政策办事嘛。」

「本来这是余庆堂的东西,论理我不该拿这个钱。」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嗯!我想,把这笔钱拿出来给公社投资,公社正在兴建水库上的抽水引擎,你说呢?我把这笔钱给公社去买柴油机罢。」

  我当然赞同,当我们父子二人从水库兴冲冲地回家,顺道就去看了看农业中学,在农业中学里有我的小兄弟在里面读书。在爸爸的倡议下,就由小兄弟率领我们去鉴赏了那口大铁锅,但见大铁锅别来无恙,只是比当初从余庆堂家搬回家来的时节,变得格外的油光闪闪,仿佛沐浴着一种胜利的光辉。

  古时候传下的钟鼎器皿,上面都少不了有铭文,以备后来的历史家作为研究的材料。这口锅既有这么一段光荣的历史,我怕随着历史的变化,后人无从查考,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平凡的古老的炊具看待。于是我便写了上面的这段文字,作为纪念。可惜的是,现在无法把它的事迹再铭刻到铁锅上去了。

原刊《上海文学》一九六二年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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