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长篇小说

（总）第二册
　

《自我感觉良好》（一）

　

出版说明



　　本书是王若望的自传体小说《王若望自传》的第一卷，原题为《自我感觉良好》；内分《少年不识愁滋味》、《杨浦星火》、《祸从天降》、《炼狱》等四部，历述王若望的家庭背景、童年生活、求学过程、学徒生涯和参加中共革命活动的经历；其中《炼狱》一部详述王氏因参加罢工叫争而被捕的经过和狱中四年的囚犯生活，真实地记叙了某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如暗杀宋子文案主犯刘刚就刑前的政治立场、如中共对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所持的错误态度、如中共在西安事变前执行苏共指示的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等等）。甚富史料价值，亦足为关心国是的人士借鉴。

　　关于本书撰写及争取出版的曲折过程，王氏在本卷的《前言》中有详尽说明，尚祈读者留意。

　　王氏在《前言》中还披露了其写作计划，拟于一九九三年完成全书三大卷。本社对王氏以古稀之年、颓弱之躯而仍怀豪迈壮志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深表敬佩，同时也热烈期待他能顺利完成全书，实现宏愿。

　　明报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四月



前言

　　我的一生可算是冒险、悲壮的一生。

　　这部自传体小说便是我一生经历的实录。

　　我的欢乐和苦难，不是我个人的，它与半个世纪党的历史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从这里可以看到本世纪中段中国共产党真实历史的一个侧面。

　　我写的是自传体长篇小说。称作小说，是因为其中有若干经过艺术加工，例如两件事发生在不同的时候，为了避免拖沓，我把它写在同一时候；有些人物在历史事件里表现得不太光彩，慑于我国的国民存在死要面子的劣根性，只得姑隐其名，免得以诽谤罪把我告到官司衙门。不过，我敢保证，其中的基本史实是真实的。

　　我写作时，不用编年体的流水账序列，不重要、不典型的事实有意省略掉，有时则用跳跃式；为着写出某个人物的始终，有时越出原有章节的年代限制，以便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叙事力求白描和质朴无华，自己记不清的也在文章中说明；当时的思想感情如何，跟如今的评价有时交织在一起，我在行文中尽力让二者分剖开，否则就会给人们两种不真实的感觉：一是认为作者似乎是先知先觉者，莫非是「事后诸葛亮」?二是有意拔高自己。

　　时间跨度有五十六年的《王若望自传》计划出三卷本：

　　第一卷：自一九三二年（十五岁）至一九三七年；

　　第二卷：自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至全国解放的一九四九年；

　　第三卷：自进入上海的一九四九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一九七九年召开党的三中全会为上。

　　亲爱的读者，现在在你手中的是它的第一卷；第二卷请你在读完后耐心地等一年；第三卷大约在一九九三年可出齐。如果天假之年，笔运长久，往下再写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十年中的风云变幻，我预计这一部产品将在获得人权自由、出版创作自由的气氛中于国内（大陆）出版。

　　这部「自传」的第一卷出世后的命运，就是历尽磨难，说出来令人心酸，而其内容恰是追述中共地下活动光辉的一页。一九八七年，我将文稿交由《上海文学》出丛刊，半年后没有消息，终于以「新闻出版局」不肯发「书号」告吹；第二年三月转给四川文艺出版社，该社将文稿送中央「新闻出版署」审查，审查了半年，幸而获得批准书，该社打电报向我报喜，赶紧交印刷厂付排；书尚未出笼，一九八九年夏，忽然作者成了阶下囚，如此书发行，一顶「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供讲坛」的帽子飞来，吃罪不起，不得不忍痛亏损，原稿奉还。《自我感觉艮好》的第一卷（《王若望自传》原来的书名）又胎死腹中矣。

　　查「新闻出版署」之设也，系一九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期、必须加强书报审查而新建的政府机关。须知这种做法直接违反了马列主义最重要的一项原则：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题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禁令》，马克思义愤填膺指责反动的普鲁士政府企图控制自由言论之不当。我国既然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定为立国四项原则之一，十亿公民将难以辨别谁是真的马列主义原则?

　　毛时代最坏的遗产之一，便是大兴文字狱，以言论、文字而弄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不可胜计。这一流毒威力之大，连毛的最亲密战友和高层领导中的文化人．都不敢在晚年写出他们的自传来。六十年代有个李建彤女士写过一本《刘志丹》，只是写了已去世的英烈传记，就招来「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最高领袖的著名批语，由这本书扳倒了四五个中央委员和省一级的书记和部长。一九八三年李建彤将书作了一些修改。中共党史委又明令禁绝。

再举个八十年代的例子：薄一波在文革期间备受政治迫害，与他一同受难者有位新闻界人士戴君，在文革结束后愿写出薄受政治迫害的真实情况。薄不仅赞许，还给原稿作些修改，并指明交安徽的文艺刊物《清明》发表，该刊即以《恶浪任翻滚，泾渭自分明》为题，于一九八０年第二期刊出。当时的党的总书记在一次讲话里讲到「写东西不要宣传个人」之语，薄就紧张起来，急忙写信给安徽省委，声明此文未经他本人过目，他不能负卖，必须停止发行，以挽回影响。（因薄尚未分配工作，怕影响其前程耳。）此时也，第二期《清明》已发行二、三千册，如果撤出「恶浪」后，重印一期，就得损失一笔巨款。结果由安徽省长从公款中补贴「清明杂志社」一万六千元，了结了这件公案。

　　这件事反映了作家与编辑部无创作与出版自由可言，也反映了连薄先生这样的中共要员，虽然有钱有势侵犯别人的自由(共患难的朋友和编辑等)而他本人却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和勇气。

　　坊间也出版了凤毛麟角的几本首长和军事家的传记，凡涉及敏感的极重要的关节处。就绕过矛盾，隐昵真情或含糊其辞；在盐碱地上，传记文学当然生长不起来（其它品种的文化艺术也是如此）。我是怀着「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志愿写这本书的，尽力公开历史的又是我自己的真面目，不矫饰、不溢美、不隐恶，这就要准备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照著作家的良心遵循两句格言进行写作：「我手写我口，我口归我有。」长期来我国知识分子和工农兵大多失落了属于自己的「口」和「手」，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而这两条恰恰是人身自由最起码的权利。以上说明了我所处时代背景，这部「自传」在大陆遭遇的厄运，正是我国没有创作、出版自由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对《上海文学》编辑部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我们不应责备那里的负责同志，其实他们同样为着「口」与「手」不属于自己而徒呼奈何。

　　十分感谢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愿意出版这本着作，不妨引用宋人的两句诗：「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只觉得「满园春色」不太贴切，不过我相信季节总会顺序转换吧。

　　为了勾勒出传主一生演变的思想脉络，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个粗线条的仅供参考的回顾：

　　五十岁以前，我曾是忠诚的共产党人，我对毛的愚忠和迷信不下于其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一九五七年把我打入右派之列，开除党籍，下乡劳改，前妻精神分裂过早离开人世，搞得家破人亡，这时我对毛尚无怨言。直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毛惩处彭德怀，我看到了彭写给毛的万言书，对照我下放在农村劳改中所看到的一切。我钦佩彭的直言不讳和大胆无畏，他成了我崇敬的人物，对毛则开始怀疑他的一贯正确，这是我从愚昧和教条迷信中最早觉醒的萌芽，也就是从「肯定」达到的第一次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加剧了离心倾向，我仅仅对毛由怀疑上升到批判毛的整个思想体系，连第二种忠诚也一并扬弃了。（以上内容将在本书第二卷中写到。）一九八六、一九八九两次学潮在全国范围起了唤起民众的启蒙作用（中共称第一次学潮为「闹事」，第二次则以「动乱」贬之，后又升级为「暴乱」），前后两名总书记因不忍下手镇压学生而挨批、下台，我的觉悟又来了一个质的飞跃，也就是从第一次「否定」上升至「否定之否定」。应该说，我的觉醒过程是缓慢的、痛苦的，往往是不自觉的。我在觉醒的道路上每跨出一步，在共产党内即认为犯了一次政治错误，那时我写起检讨来确是真诚的、羞愧的。这就是不自觉，还带有很大盲目性的表现。比如说：我先后有两次被党组织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听说定性为「两反」，感到委曲，不免痛哭流涕，毛骨悚然，害怕成为「专政对象」的大难临头，但深挖思想根源，感到自己罪孽深重的负罪感也确是存在，这就是第一个「否定」时期的特点。

　　历史似乎跟我开了个玩笑，用莫须有的「两反」罪名惩罚我，恰恰将一个纯朴的“三忠于”（系忠于领袖、忠于党、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简称）的忠臣孝子引向「两反」的道路，打棍子的假的「两反」打出了真的「两反」，不妨说是弄假成真吧。领袖们干了蠢事：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政治迫害），首先打掉了挨整的人的盲目信仰和个人迷信；肉体的、精神的、人格的摧残和侮辱，势必诱发受害者及其家属对党和领袖的反感和仇恨；用非人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将大量的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关起来或终身劳改，这就提供机会让千百万受害者阅历社会最低层的残酷的现实；我在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三进三出，使我亲身体会社会主义的这条「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幕和实质是什么。在莺歌燕舞的布景棚里，或是作家秉承上级意图到指定的某个地点深入生活，无论如何你是看不到真象的。

　　用专政的机器抓「两反」，消灭「两反分子」，结果却造出了更多的两反分子来；这正好应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自己给自己挖掘坟墓。」所以我听到有人骂我「两反」，说我蜕化变质等等，现在我并不感到脸红和紧张。这里用得着江南的两句谚语：「爱吃醋的丈夫，泡出了爱偷汉的媳妇」。爱吃醋的男人打骂妻子，或用种种方法限制或监督妻子的自由活动，反而「泡」出了妻子去爱第三者，与上述抓「两反」的弄假成真有「异曲同工（蠢）」之妙!

　　综上所述，把我引向「否定之否定」的第一推动力，原是矛盾统一的内部因素，既怪不得东邻西舍，也不能骂传主蜕化变质。「东邻」，在这里可指东欧、苏联；「西舍」则可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我的蜕化变质并不像外界所宣扬的系受了「全盘西化」的蛊惑，我并不否认东邻西舍的思潮对我有一定的影响，但只能作为参考系，作为间接的横比思考的第二、第三推动力。至于「蜕化变质」，我以为不是贬义词，骂我蜕化变质我也处之泰然。按照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人人都得经历一次至数次蜕化变质的过程，恩格斯称之曰「脱毛」的新陈代谢，至于变质变成什么样子，有向好的方面变的，有的则向自取灭亡坏的方面变过去。质变的对立统一的叫争，又构成新形势下的辩证运动。

　　保守派在原地不动，一意孤行、甚至力求回到毛时代去，似乎他们有能力抗拒蜕化变质的铁的法则（此处所言「蜕化变质」又称「异化」，第一个在大陆推出这一哲学概念的是周扬，而周扬本人同样经历了从“肯定”至“否定”的漫长的觉醒过程，当他在晚年开始讲真话了，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不断挨整批叫中，成为永远闭口的植物人，于去年逝世）。当他们表现出思想僵化和讳疾忌医的时候，正是他们向坏的方面蜕变的症侯。

作于一九九一年一月



目　录

第一部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 第一次冒险

　　二 放牛娃入学

　　三 三叔之死

　　四 迷信活动动

　　五 坏人欺侮好人

　　六 男女平等的带头人

　　七 逃难中的生活

　　八 「百事能」大伯

　　九 考试中的曲折

　　十 登南京栖霞山

　　十一 生活的转折

　　十二 木箱夜读

　　十三 厕所办报

　　 十四 《职业生活》编辑部

　　 十五 抢救面包车





第二部 杨浦星火

　　　一 转入地下

　　　二 无产阶级大饭店

　　三 「穷小子足球」

　　四　「方舟」之夜

　　五 苏州河边看翻船

　　六 水底捞砖

　　七 营救

　　八 「僵蚕」

　　九 调兵遣将

　　十 夜闯唐公馆

　　十一 小家庭生活

　 十二 「授受不亲」



第三部 祸从天降

　　一 告急

　　二 广告牌后面

　　　三 无本生意

　　四 上贼船

　　五 一幅流民图

　　　六 寻找组织

　　七 男女青年会

　　八 爱情错位

　　　九　接受新任务

　　十　浦东风云

　　　十一 走向火山口

　　　十二 落入陷阱

第四部　　炼狱

　　一 　跌入深谷

二　　爱的熔炉

三　　刑讯的洗礼

四　 第一封家书

五 　 刘刚之死

六　　浴室脱险

七 　戴镣之苦

八 　八卦大学

九　　发明豆腐印刷机

十 　文艺复兴的高潮

十一 「情人节」与「开斋节」

十二 女神飞入铁窗中

十三 救国会首脑开进曹河泾

十四 一个最不幸的罪人

十五 大转移

十六 地狱十九层

　　注 释



第一部

少年不识愁滋味



一 第一次冒险

　　人在五岁以前的事迹，已是无从记忆了。要我把童年时期的感受写下来，在五、六岁期间也是一片模糊，留下来的影子实在不多。当我已届六十五岁之年，追怀旧事，五岁那年尚有两件事有点印象。

　　头一件事还是我的妈妈和叔叔在我懂事的时候告诉我的。

　　我家叔伯共有五人，都是勤俭能干的小伙子，在我祖父的统一领导下，家业兴旺发达，终于动工盖起了二层楼的楼房。在上好梁的第二天，所有木工瓦匠都去吃午饭了；我，一个五岁的小孩，竟沿着木头梯子爬上了正梁。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冒险，只是我的妈妈四处找不到我，急坏了，发动了好多人去寻。第一个发现我在高空大梁上的是我的大伯。当时大楼只是刚刚竖起了几根柱子，屋顶只是几根横梁，还没有铺地板，一个小孩像小狗似地趴在正梁上，离地足有三丈高。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吓出一身冷汗。而我竟是若无其事，全无惧色。于是所有的匠人和全家老小都聚集在工地上，急得团团转，赶紧设法救我下来。当时的营救方案是：一面在地下展开一块毯子，由四位大力士拉着毯子的四个角；一面就请一位泥瓦匠爬上大梁，在我的身后抱住我。妈妈站在下面，浑身哆嗦着呼唤我的名字。大伯立即制止住她，说是在下面喊，小娃儿一受惊，就要摔下来。妈妈只得走开，她站在很远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屋顶上的孩子。后来，她告诉我：「你把我的魂灵都吓出来了，我的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你在上头还是那样笃定。不叫我喊，可以；不叫我看，我做不到呀。」妈妈一面说，一面亲我，把我长久长久地抱紧在怀里，就好象我是死了过去又复活过来的儿子。

　　我是被那个瓦匠抱下来的，一切平安。

　　为什么我起了要爬上屋顶的念头呢?原来在上梁的那天，家中大办酒席，还放鞭炮，最后把大梁架到楼房的两端，还在大梁的正中挂上一面亮晶晶的镜子，镜子后面还垂下一块红布。在五岁的孩子眼中，这面镜子特别好玩，它反射的强光使我眼睛都睁不开。我想把它拿下来玩，一定很有趣。大概在中午时分。那面镜子特别明亮，我就做游戏似的爬上了大梁。

　　自那以后，大人在向亲戚介绍我的英雄行为时，总免不了要夸我几句，说这孩子胆大包天、命硬、不怕死等等。

　　其实我在一个劲儿地往扶梯上爬时，一点不怕，也不知道会摔下来，更不懂什么叫做英雄行为，是蒙昧无知的。不过，事后大人们的夸奖，倒培养了我不怕死的胆略，虽则那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

　　另一件事，是被父亲带在身边进了学堂。我父亲是他兄弟辈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他读书是在老秀才张汶明办的私塾里。由于我父亲用功好学，加上人品好、朴实稳重，被我的外祖父张汶明看中，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祖父是卖油郎出身。如今有个儿子竟能高攀地方上很有声望的张汶明老先生，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为此，我的祖父含辛茹苦，再也不让我父亲下田干活，读完私垫又打发他去上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就在常州奔牛一带办学校，起初是做教员，后来就自任校长，在农村开办几个年级的复式小学。在我爬上屋顶差一点闯大祸的事发生后，妈妈为我的安全操心，生怕我又到什么地方去玩命（我爬上屋顶的那天，父亲在离家二十里的村子里教书，没在家），她为此一直心神不定。父亲一方面为了解除她的精神负担，一方面觉得把孩子带到学校，也好学习点文化。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孩子到学校里去，可以吃学校里的饭，少一口人的开销。

　　这样，我就进了罗墅湾的罗家塘小学。妈妈把我送往学校，连说带吓地教育我：不要到水边去，不要往高处爬，不要玩刀子……并且做了两件不是开裆的裤子，说我要做学生了，再穿开裆裤不象样；从今以后我是个大人了，要听爸爸的话。我听了并不高兴，说：「我不要做大人，做小孩开心，我不要穿没开裆的裤子。」妈妈笑了，说：「你早晚要做大人的，早一点做，早一点学乖。」从此，我就一下子变成了大人，而且懂得了：大人和小孩的不同，就是穿不穿开裆裤。

　　罗家塘小学是乡立的，是罗家一族人拿出一部分庙产和罗姓财主捐钱兴办的。我父亲是校长，又是算术、语文、音乐、体操的教员，还是校工，总之，上上下下就他一个人，吃饭是由学生的家长轮流送，我去了以后，送饭的家长就多添一碗一筷。我刚进学校，就看出爸爸真是　三头六臂，多才多艺：他会弹风琴、教唱歌；会领着小同学跳绳和跳稻草垜——用稻草作为「障碍」，训练小孩子跳栏；还会用颜色画苹果、西瓜和茄子等好吃的东西；工艺美术方面，爸爸教学生用麦秆编扇子、草帽和小蛐蛐、小花篮；还会用稻草打草鞋、搓草绳、打草栅栏……他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我在家中时，可不知爸爸有这么多才干，觉得他只会用硬纸板剪个公鸡和兔子给我玩儿。

　　这个学校是新旧结合、中西合璧。学校的体制与清朝办私塾的格局相似，一位老师包办一切；学生交给老师的学费叫「束修」，贫穷人家不收学费，也不必供饭；老师有事，可以随时宣布停课；学堂正中仍高挂「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教课的内容，却已开始用“中华”和“商务”出的小学教科书；教算术也教珠算；音乐、美术、体操等课也俱全，都是照搬公立小学的课程。父亲的办学还有一条与众不同：他新添一个课目叫「劳作」，这一课大都是帮助村里的困难户（鳏、寡、孤、独及残废人，或家中有人生病不起的人家）做事，如出粪缸、扬谷种之类，在农忙插秧季节，父亲患烂脚症，不能行走，但他还是坚持赤脚下田帮农民插秧。学生家长不好意思让他下田，他说：「我这个烂脚病在烂泥地里走走，会好起来的。这个「劳作」课大受村民的欢迎，一致认为王先生这个人真好，专做善事。爸爸教会学生打草鞋、搓草绳也颇得好评，家长亲自跑到祠堂（学校设在祠堂里）来说：「教会孩子打草鞋，亘古没听说有这样的学堂，孩子学会了这个本事，受用一辈子，我看王先生也是庄户出身吧?」

我成了「大人」后，爸爸除了教我读「人手足刀尺」的一年级课本外，还让我背挂在墙上的《朱子家训》，这是我接触的第一篇文艺作品。头一年我就能将这四、六句骈文从头背到底。「劳作」一课，由于我年岁太小，没叫我参加，但父亲把两件「劳作」包给我做：一是一早起来迭被头，二是晚上天黑以前擦煤油灯的灯罩。擦灯罩的时候，我把小手蜷缩起来，可以一直伸到头，这是我比爸爸强的地方。我擦破过几只灯罩，可爸爸从来不责备我，而是首先看我的手是否划破了。要是灯罩只裂了一条无关紧要的缝，他还教我怎样补起来，争取多用几天。我天天把灯罩擦得透亮，时间长了。我越擦越亮，灯罩也不再碎了。我有生以来，感到「劳作」是光荣的、是得意的行动，就是从擦灯罩开始的。后来，我回到家中，看见伯伯、叔叔家用煤油灯，而灯罩总不是亮堂的，就感到手痒，总想表演一下擦灯罩的本领。



二 放牛娃入学



　　六岁的时候，我比上一年长进多了，留在记忆里的事件也多起来了，不过总的印象还是模糊的。

　　这一年，罗家塘小学新来了一位超龄的大同学，名字叫罗洪庚。他的个子比我爸爸还高大，下巴是方的，上嘴唇已经长起了胡须，实足年龄快二十岁了。罗洪庚是个放牛娃，兄弟姐妹六七个，他是最小的。他的父亲已经把田地分到兄弟的名下，所以他得耕种分到自己手里的一份田，并且兼管养牛。祠堂里的风琴声吸引了他，他来到教室门外，把大水牛拴在校外的大杨树上，呆呆地看着爸爸教完这个班级的国语，关照同学们做文章，然后又去教同一教室里另一个班级的算术。音乐课和美术课是全体上课，因为只有一个教室一个老师。罗洪庚立在课堂外面，足足看了两堂课的时间。第二天，他又呆呆地站在教室外边，手里捏着一根赶牛鞭，脚下穿着草鞋，两只裤脚挽在膝盖上。父亲对这个放牛娃发生了兴趣，就邀请他坐到教室里来。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怎么也不肯进课堂。父亲问他：「你读过书吗?」他摇摇头，痛苦地眨了眨眼，很羞愧地说：「门外有牛。」

　　过了两天，他又站在课堂外头了。父亲让我端一个小板凳给他坐，他果真坐下了。坐了一会儿，他又奔到校门外去，扔一把青草给拴在那儿的水牛吃，然后又回来，看到那个小板凳移进了课堂里，就也坐进去，专心致志地听爸爸讲课。爸爸上课是教了这一班，又去教另一班，而他这个学生是不管教什么课，不管教哪一班，全都凝神地听。他是全盘吸收，一个字不拉地学。

　　有一次我到野地玩儿，看见他拉着那条可怕的大水牛。罗洪庚非常亲热地把我抱起来，说：「小华，我抱你骑上水牛背吧，不用怕，可好玩呢。」我吓得连声说：「你放下我，我怕。」去年，我还一口气爬上两层楼的屋顶哩，今年却连牛背也不敢攀登了。我不敢往上爬的心理因素是：牛是活的，而且有两只大弯角和两只吓人的永远睁着的大眼睛。

　　罗洪庚把我轻轻地放在地上，又用他那带有软毛的嘴亲亲我的脸，说：「你教我唱《寒衣曲》吧!」我摇摇头，说不会唱《寒衣曲》。于是他唱了开头几句：「寒风习习，冷雨凄凄……」我马上接下去唱，因为这只歌我全会的，就是不知道它叫《寒衣曲》。这支歌是爸爸上音乐课教大家唱的，罗洪庚只会唱几句，他拿出一本记账本来，要我把歌词抄在上面。这一下，我可得意了，一个六岁的孩子，竟然变成了先生，我开心死了，仿佛自己变大了。其实，歌词里的许多字，我都写了白字，但我却庄严地把一个字一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我留在他老账本上的歌词「难记难记，腰围粗细，身段高低，望着那针线空着急」，使他惊异，也使他惭愧，他忽然用短牛鞭猛地打了一记牛屁股，说：「我二十了，还不如六岁的小华，年纪活在牛身上了。好吧，看我能不能撵上去!」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唱，唱了四五遍，他也学会了。他很高兴地又用嘴巴亲亲我的面孔，表示感谢。

　　我爸爸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决心跟他的父亲谈判，让他允许儿子来上学。他父亲说：所有的祖产都分给儿子了。他们自立门户，洪庚读书就不能成家了。我父亲碰了钉子，又去跟洪庚的哥哥罗纪南商量，罗纪南是学校的校董，办学很热心。他把几个兄弟拉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会上决定：小兄弟洪庚的田由几个哥哥包种，养牛的活也另分派了人。洪庚能够入学了，为了照顾他的困难，我爸爸还免了他的学费，免了他的供饭。

　　他进学校的头一天，是由他的哥哥罗纪南陪同的。他穿一件他父亲的长衫，脚上还是一双草鞋——这并不是他家中没有布鞋，而是他自己太兴奋，光顾着穿大褂，忘记换鞋了。罗洪庚一进学堂的门，见了我父亲就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我父亲慌忙扶他起来，只见罗洪庚眼泪汪汪、泣不成声，额头上还沾着点泥巴。这一个印象距今几乎有六十年了，但在我脑子中依然特别清晰。

　　罗洪庚个子最高，坐在教室的后排。每天一早，他都自动地打扫学校课堂和天井。他的理解力和聪敏确实超群，学了一年多，父亲就发现他可以做教师了，于是提拔他做一、二年级的语文教师，从此结束了我父亲个人「专政」的局面。过去父亲嘴不停、脚不停，成天忙得团团转，有了这位新的助教，他才松了口气。

　　我七岁那年，爸爸因为受了县教育局的压制，一气之下，离开了罗家塘；但是父亲一直关心着罗洪庚的深造，不断有书信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山东根据地里遇着一位新四军里的常州人，相互寒喧后，我才知道他曾就读于奔牛树人中学，而这个中学的创办人正是罗洪庚。他把有关罗洪庚的情况全告诉我了，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终于在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罗洪庚在三年之中学完了六年的课程，后来又考取扬州师范学院，名列前茅，一九二八年，他跟随同乡出国赴缅甸，在华侨总会帮助下创办仰光中学，很快获得华侨社会的赞誉，纷纷出资请他办华侨中学，后来又被印度尼西亚华侨总会聘请去办学，他的名字改成「翔远」，取其远走高飞之意。

为什么罗洪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办学，能引起所有华侨的欢迎呢?因为他的办学非常适合华侨中上下几等人的需要：他着重教中国的古文，也教白话文、英语；教《三字经》、《百家姓》，也教《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的作品；教算术，也教珠算和商业簿记；还有一门劳作课，更受华侨欢迎。他教会学生修表、修自行车、制造假山和盆景、插花和刻图章等等。（劳作课的内容已跟罗家塘小学完全不同了。我不明白这些技术他是跟谁学的?）总之，罗洪庚在办教育方面是多面手的全才，是杂家，而且非常重视培养侨生互助友爱、济贫问苦以及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 三叔之死



　　在罗家塘小学，老师吃饭是由学生的家长轮流送的。规定一个同学连续供应四天。专门有一只上下两屉合成的竹篮子盛放小菜用，另有一只紫红漆的木桶盛饭。这家办好了四天，就把这两样家什转到另一户去。给老师送饭，小菜有规定，两荤、一素一汤；早饭吃面食或稀饭，小菜是两碟咸菜。农民平日轻易不吃荤腥，逢到给老师送饭，就要到街上去买肉；另一盘荤菜，总少不了有鱼。这儿是鱼米之乡，轮到谁家供饭，就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捉几条鱼，所以我们的饭桌上总有一碗鱼。

　　开饭的时候，爸爸就要我念《治家格言》里的话：「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头一天吃菜，在父亲的指示下，我吃得非常谨慎小心，如果一碗有八个肉丸子，头一天父子二人只能吃两个肉丸子；吃鱼就先吃两条鱼的一面，到第二天再吃另外的一面，吃了以后，还得把吃掉的一面翻到下边去，让家长觉着一点没吃过的样子。爸爸体谅农民的艰难，把两碗荤菜匀着在四天内吃（素菜是农民自家地里种的，一天吃一碗或一顿吃一碗也不要紧）。爸爸这样煞费苦心地弄虚作假，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我长大成人后还是厌恶弄虚作假，就因为把鱼翻个身的假动作，使我吃得很不痛快。不过也有放宽的日子，如果送饭人家比较富裕，爸爸便把整个一个肉饼夹在我的碗里，说：「不要紧，今天就算是过节了。」

　　爸爸的弄虚作假在村子里赢得了一片好评，他们认为王老师真能体贴农家。几个罗家的长辈得知了这个情形更是感动，他们关照送饭的做菜要「扎实」点，甚至规定两天换一次新做的荤菜；爸爸并不知情，还是照老规矩办，不过发觉饭篮里多了一碗炖蛋，鱼的条敷也有增加，有时在饭篮里还滚着几只煮熟了的鸡蛋。使我难忘的是有好几家送的鱼是有意把鱼弄成鱼块、鱼片，叫爸爸没法给鱼翻身。

　　爸爸在吃鱼的时候也很激动，他夹了一大块鱼片放在我碗里，说：「……都是为的你呀，多了你一张嘴，家长才添了这么多的菜。你尽管吃吧!」

　　有一天清早，天刚刚有点亮，忽然听见有人猛力地敲学校的门。爸爸匆匆起床去开门，我蒙蒙陇眬地看见爸爸开好门回来，抽噎地流眼泪。这是头一次看见爸爸落泪，吓得完全醒了，便光着上身搂着爸爸的颈项要他抱。爸爸在我背上打了一下，说：“撒什么娇，出事了!……没想到呀，没想到呀!”他匆忙跟那位敲门的人出去。我感到无名的恐惧，便放声喊：「爸爸!爸爸!」

　　他回头走了两步，停住了，说：「爸爸出去有事，在学校里乖点。」他又去找罗洪庚。关照说：「我要出去两天，学校里由你代课，小华也交给你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从未离开过父亲，这回他突然地离开，使我感到不习惯，心有点慌，那时候还谈不上空虚孤独，只是觉得爸爸一走，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我一直坐在祠堂门前的大石墩上，等着爸爸，盼着爸爸。罗洪庚好几次把我抱在怀里，逗着我玩儿，剥花生给我吃，我也不感到快乐。晚上，罗洪庚陪我睡，我连擦灯罩的活儿也忘了做，只知道放声大哭。黑夜的祠堂叫我害怕，罗洪庚重新点亮火油灯，火油灯照到的地方，都有黑影在悄悄地活动，我哭得更厉害了，弄得罗洪庚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急得头上冒汗，只得把我抱出校门，用一条薄被紧紧地包着我，抱到他家里去。记得是他家的大妹（大妹是他姐姐的名字）开的门，她一看是王老师的公子，就自告奋勇，把我抱过去。不知怎的，大妹把我抱进她的房里，点上一盏油灯，又给我喝了一盅糖水，然后哄我躺在床上，我就乖乖地睡着了，一直睡到大天光，醒来时闻到一股头油的味道，我还以为是妈妈呢，就叫了一声「妈妈，我要撒尿。」大妹笑了，侧过头来亲亲我，我一看不是妈妈，吓得又哭。大妹说：「好，我马上抱你去看妈妈。」我这才停止了哭。第二晚上，又是他家大妹把我抱了去，她像母亲一样抚爱我，我一点也没哭。这一段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是由于爸爸回校后，罗洪庚在父亲跟前夸赞他的姐姐会哄孩子，讲得有声有色。在他讲时，我害羞地脸红了，说：「姑姑骗人，她不是妈妈。」这个细节在六十年后还能记得，大概是罗洪庚在我父亲面前作了复述的缘故。

　　爸爸在外三天才回来，许多家长都到祠堂里来慰问爸爸，问长问短。这时我才明白了，爸爸在三天前一早出门，流着眼泪把我扔下是为的什么事。原来三叔叔在奔牛镇的油坊里做扛包工，那天刚从船上卸完黄豆包，浑身灰土，就下河洗澡，为了避开女人。他到一只船的外挡去洗。他不会游泳，一脚踏到深处，就淹死在河里了。爸爸是去收尸的，他料理买棺材，又雇了一条船，把死人运回老家。在我更懂事的时候，才知道，三叔叔到奔牛油坊打短工，是为了家庭纠纷，他跟婶婶吵架，一气之下出去，临走也没打招呼。所以爸爸用船装了叔叔的棺材回去，急得婶娘一头撞在棺材板上，幸而被家里人救了下来。

三叔的死使我第一次尝味到死的可怕和死的悲哀，不能在河里洗澡这一观念也同时深印在心中。



四 迷信活动



　　我父亲是个维新派，他所崇拜的学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他案头有一部《饮冰室文集》，许多文章，他都用红笔圈圈点点，还高声吟诵。他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趁他不在的时候也去翻来看看，结果是只认得其中一部分字，许多字不认识，读不下去。有一回，爸爸看到我在翻他的宝书，他没有生气，对我说：「你好好学字吧，三年以后你能看懂就了不起了，那时候这部书就算给你了。」我虽看不懂梁任公的文章，但可以看懂《新闻报》上「快活林」的文章了。在七岁上，爸爸开始教我做对子、背唐诗。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推崇。夜间，老乡跑到祠堂来听爸爸讲聊斋故事，讲三国，弄得这个学校好似茶馆店那么热闹，当他信奉三民主义后，就在晚上讲“三国”以前，加一段介绍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但对三民主义学说的虔诚，连真参加了国民党的人，也未必赶得上。我也是每会必到的旁听生，我发觉，老乡们对爸爸讲的三民主义很有兴趣，而且并不比听“三国”和「聊斋」的兴趣差。

　　上述这段情况，我现在把它追述出来，是无所顾忌的。不过在我四十岁或五十岁时，如果写这段回忆父亲的文字，是只能「为长者讳」的，如果照实写了出来，那就会招来一系列的麻烦，极左派会追问我：「你爸爸这么反动，你天天晚上听他宣传三民主义，能不受他的影响吗?你父亲如此狂热吹捧三民主义，怎么没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呢?他反动的政治身分，你是有意隐瞒吧?」如此等等，势必把我也牵连进去。由此可见，没有一个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即使写自传体的回忆录，也不能说真话，不能写出真实的情况来。

　　我父亲有多方面的兴趣，附近一二十里之内的村庄，谁家要写挽联、题墓碑、写招牌都来求他，他不收人家的钱，农户就送些鸡蛋、油扇子或是挂面作为赠礼。他会扎纸鸢，刻图章，还会给船户刻雕花的红窗纸（江南的船家在过年时，船头船舱里要贴一排刻花的剪纸，这是要收钱的》。他会弹风琴教唱歌，这是他在师范学校学来的本事。在业余时间，他还唱京戏，并且专门买了一本百代公司的《大戏考》，后来又图深造，竟会唱整出的《失空斩》和《捉放宿店》，「学习无止境」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花脸、老生他一个人全行，后来又学唱全本的《三娘教于》和《二堂会审》，哼哼唧唧唱起尖嗓子来。他并无上台当演员的志愿，学唱这些只是为了娱乐，为了享受艺术的美。我从小受了他的熏陶，学唱京戏比学写字还快，至今我还会唱生角和青衣的戏。可惜我父亲并无名师传授，既没研究过各个流派的唱法，也不讲究气口和声韵。我的唱工一直停留在父亲所达到的水平上。

　　我会唱京戏，在我一生中派过两次用场。一次是我的寄父家办喜酒，父亲预先编了一段二黄原板的唱词（是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的吉利话），叫我练唱熟了，夜晚在众宾客面前表演。那年我只有七岁，唱出的字音还夹杂常州音。唱完之后，我赢来了满堂的喝采，新郎把我举在头上，新娘亲自把装着红蛋的丝线网装挂在我的胸前，还吻了我一下。我真出足了风头，大家都称赞我唱得好，聪明，还有人叫我是「小达子」。我不懂小达于是啥意思，后来爸爸告诉我，我唱的调子是套用「小达子」的《莲英惊梦》。爸爸这么说的时候，明显地露出了得意之色。

　　另外一次是在二十年以后，我在山东渤海根据地，跟山东新华书店一起庆祝打败日本的伟大胜利，有人建议要搭台演戏，由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的刘同志（名字已忘）负责，排练了一出《法门寺》。开演前几天时，大家觉得只有一出戏，观众看了会不过瘾，于是，我自告奋勇唱一段《女起解》。我只会唱，没上过台，老刘就去请会唱《女起解》的老乡教我台步和动作（山东地方，农村会唱京戏的人相当多，大的庄子还有戏装和响器，会拉胡琴的也不少）。日本投降的消息使我心花怒放，我很想上台演戏，表达内心的喜悦。我认真严肃地练习演苏三，排练时，我想，爸爸学了那么多的戏，一次也没上台表演过，我现在要上台了，这一点总算青出于蓝了。

　　我在后台化完妆，一照镜子，看见自己变成了穿红着绿、面貌姣好的小姑娘，不由得想笑，同时，也很喜爱镜子里的「小姑娘」。

　　我的《女起解》放在最后演，算是压轴戏。我脖子上戴上金鱼刑枷，在后台叫了一声“苦哇！”就赢得了一片鼓掌。我唱到四可恨，一切都还顺利，只是有一件，那是九、十月天气，头上蒙着假发，还戴着沉重的珠花，热得我香汗淋漓，头皮直发痒，痒得我的神经分散了注意力，不时想用手去抓挠伊。这么一分心，就忘了一句词儿，等胡琴空拉了过去，我才勉强应接上。——这是我演出中最大的美中不足，为此，我好多日子耿耿于怀。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舞台上演《女起解》时，还会自发地用手去抓挠头皮。

　　这回唱压轴戏，总算没有丢脸，观众评议说：唱得可以，扮相俊美，缺点是表情不够悲痛沉重，脖子僵直不够活络。对这种批评，我全盘接受，但我心里明白，脖子上戴上马粪纸做的刑枷，叫我的颈项怎样活动呢?打败日本，这是万民同乐的喜事，叫我如何悲得起来?

　　现在，再回头讲述我七岁上的得意事之一：我竟能给家里赚银元了。

　　我祖母信佛，每天一早就拿着念佛珠背心经。当时我的曾祖母还活着，已有八十六、七岁，也是每天念经。放暑假回到家中，祖母知道我功课好，会背《千字文》、《三字经》，还会背得《朱子家训》。她要看看我写的字如何，我就写了一张小楷给她，祖母称赞我写得不错。她又拿给别的念佛婆婆去看，乡下信佛的老太婆建议要我抄写整本的《金刚经》，说是必须童男子的手笔，用红朱砂写，不能有错宇，然后，在观音菩萨生日时，到庙上烧化了，就可以修福修寿。祖母跟爸爸商量，要接下这个抄写工作，言明抄好一本有一块大洋作报叫。我爸爸接下这个任务，哄我说：「你抄一本经，烧化了以后，你亲娘（常州人喊祖母叫亲娘，叫母亲称姆妈）和婆婆（曾祖母）就能长命百岁。」爸爸还对我的书法称赞了几句。我就抄起《金刚经》来了。我不知道抄一本有一块钱进账，但很快察觉，由于我会抄《金刚经》，所以在堂兄弟姐妹和亲兄弟之间，成了个特殊人物，清早起来，妈妈给我油条外加荷包蛋吃，弟弟妹妹就没有份。小弟弟撅起嘴，对我的特殊化啧有烦言，妈妈就瞪着眼说：「你阿哥会抄《金刚经》，你会吗?哪一天你会了，也给你吃。」中午过后，还给我添一碗街上买的小馄饨或是油煎臭豆腐做点心。在抄写以前，一定要我洗手，洗手的毛巾是新买的，还给我一块香肥皂；在我抄写时，桌上还点燃一炷香，祖母守在门外为我警卫，不许兄弟姐妹来罗唣。越是戒备森严，小弟妹们越觉得神秘好奇，越想从门缝里窥探我在里头做什么。更叫我难忘的是，在大热天叫我抄写，老祖母很过意不去，竟命令两个堂姐（大伯家的女儿，比我大几岁；当时的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不上学，只在家里做针线）轮流为我打扇子，我的地位比安乐王子还尊贵。从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要培植一个人的“特殊化”并不难，只要按照老祖母娇宠我的方法如法炮制就可以了，那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戒备森严、生活优厚。

　　我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好好地抄写《金刚经》了。可事实上，我毕竟是个孩子，玩儿心太大。在学校里，天天盼着放暑假，就为着可以见着妈妈，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去玩儿。现在却被禁锢在一个又闷气又不自由的房间里，一天六个小时（这是大概的统计，当时父亲规定的指针是抄满十二页，后来又减为一天抄十页）坐得板板正正的，实在使我丧气和灰心。特别是抄的文句是天书，什么“三藐三菩提，于意云何”，一点不明白啥意思，枯燥乏味极了。我甚至愿意放弃给我的一切优待，只要可以跟兄弟姐妹一起去玩耍。我不懂「童男子」是什么意思，我恨我为什么是个“童男子”，难道我身上有什么「洞洞」常州话中“童”和“洞”是同音），以致招来这样的待遇?我发誓，再也不做「童男子」了。

　　在这样的情绪下，我抄《金刚经》当然抄不好，常常抄错字。抄错了字，我就生气地把纸扯破。这事被父亲发现，他并没有打我，而是宽慰我说：抄错了随他去，但不要把整页纸扯碎。爸爸把抄错的字剜空，又用贴补法补上去。他的裱栏功夫很高明，经他补贴的地方，不留心的人一点看不出来。

另一个想法也支持我抄书时漫不经心：我以为，抄得好了，也是要一把火烧掉的，泥菩萨又不认字，难道烧成灰的书，他还能认得出来吗?我还觉着爸爸辛辛苦苦贴补好是多此一举哩。



五 坏人欺侮好人



　　我八岁那年，我的父亲被迫离开了罗家塘小学。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个把我从蒙昧变得懂事的地方，我舍不得白天夜晚都很热闹的「罗氏宗祠」，舍不得那只暗红色的两层饭盒；更舍不得离开喜欢我、疼爱我的叔叔、伯伯和婶婶、阿姨，特别是离开罗洪庚的姐姐，她在出嫁以前，还给我做过两双小人鞋哩。

　　爸爸的办学方法。赢得了四乡村民的赞赏。罗家塘小学本来只能容纳四、五十个学生，后来外村的孩子也要来上学，教室里人头拥塞，坐到七十名就再也容纳不了了。爸爸的办学方针受到农民的称赞，他心里也很得意，他抱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胸怀，觉得拒绝这些莘莘学子于心不忍，就建议在李家塘办一个分校，让靠近李家塘的学生集中到那里去。这时罗洪庚已考取扬州师范，到城里去了。爸爸另请了一位名叫何宇林的，他在师范学校一同毕业的好朋友主持李家塘分校。父亲还不到三十岁，精力充沛，那时没有自行车，他一天跑两个地方，好胜心和事业心驱使着他，一定要在罗家塘和李家塘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爸爸办的学校名气响，树大招风，所以引起了罗墅湾公立小学老师的非议。李家塘分校刚巧离那所学校较近。暑期开学后，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转学到「分校」来。这就引起了这个公立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惊慌，并且惊动了县教育局的局长。按说，教育局理应派人下来视察，总结一下王尚正（我父亲的姓名）办学的经验，然后介绍推广。可那个年代的官老爷们可没有这样的风格，教育局长派人下来考察时，碰巧我父亲由于烂脚，在课余休息期间躺在床上，没有出来迎接这位上司。于是，这个督学回去说了许多坏话，什么王尚正办学不正规，不合教育部的规章，专挖邻镇公立学校的墙脚，放任学生在课堂里造反，自己却睡大觉，还说这个学校其实是改良私塾，学校的板壁上还供着「天地君亲师」牌位等等。

　　由教育局散布的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深为不安，赶紧找出教育部颁发的公立学校必须遵守的规章来。过去他对这个官样文章极不重视，一次也没看过。在跟部颁的规章进行了一番对照后，他对我说：「我们的课程并无违反教育部规章之处，我不怕他们来找毛病。」

　　为了应付教育界人士的攻击，他撤去了「天地君亲师」的条幅，在原地点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对我解释道：「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就是好，只可惜在中国办不到。民国以来，三日两头打内战，在台上的只知道争权争地盘，其病根就在天下为私上头。」

　　父亲以为照教育部章程办事就可以平息外界的攻击言论了。可他太天真了，不知那些散布攻击言论的，是打定主意要打倒他，你把这儿的漏洞弥补了，他们又会去寻找新的漏洞攻你。后来又传言，说王尚正并无师范学校正式毕业文凭，完全是“卖野人头”云云。听了这种无根的谣言没几天，县教育局果然下来公函要看王尚正的师范毕业文凭。爸爸气得脸都白了。他那股兢兢业业、一心为了教育为了孩子的热情，受到了冷酷的打击。不久，教育局发还了毕业证书，同时又给罗家塘学校校董会来了份公函，内容称：「查王尚正并非正规师范学校毕业，无论学识资历，独立办学皆非其宜。」（为什么是「非正规学校毕业」，我至今没弄懂。看来，为了排除异己，给治下的人穿小鞋，胡编出各种理论和事实，是由来已久的恶习。）

　　校董罗纪南把教育局公函的意思告诉我父亲，但是没有把公函给父亲看。老头子百般稳住我父亲，说我们是自筹经费，政府没有给我们一分钱，他教育局管不着，你照常办下去，家长们相信你，不要把上头的「放刁拿矫（常州话,「拿矫」有找毛病之意）」放在心上。爸爸一定要看那份公函，并且说：「老先生请放心，一纸文书撵不走我的。我在罗家塘坐定了，八乘大轿也休想抬走我。你把那份公函给我看看，我倒想知道那些人又编出什么名堂来。」罗纪南要王校长保证不怄气、不离任，才把那份用教育局公用信笺写的一封信，给父亲看。我父亲看后笑了，把那张信纸还给罗校董，说：「原来如此。我资历不够，你当初请我办这个学校可并没有讲定什么资历吧。堂堂一个县教育局，却不择手段专门摧残教育，可让我亲自碰上了。」

　　爸爸还是照常干下去，这时我才明白爸爸过去讲的师范学校，前面多了“简易”一字，比没有这两个字的要矮一截。父亲没有理睬教育局的「公函」，但是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毛病出在李家塘分校，一说是教育局的督学（比教育局长低一级的文官）下来考察，刚巧发现何老师不上课，经同学告发，督学亲自去到搓麻将的人家捉拿赌局，当场拿到一副麻将牌，说是证据确凿。据何宇林自己哭着跟父亲讲：他在晚间确实到别人家打麻将牌，但并没有荒废学业，打牌是在业余时间里。在我幼小的脑袋里，只相信何宇林讲的是真的。在业余时间打牌，那个年月根本不犯法，连错误也算不上。而教育局就在抓赌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掀起轩然大波，把何宇林打牌的罪过推到我父亲头上，目的是要把我父亲撵走。没过几天，教育局派人下来，配合乡政府查封了李家塘分校，还贴了一张毛笔写的告示，其中有这样一些夸大其词的话：“该分校教员何宇林系酒肉之徒，以学校为赌场，假办学为诱饵，误人子弟，党国不容。”那罪名几乎要判死刑的口气，其中还有几句带着王尚正的：“该校主持人王尚正设分校于李家塘，巧舌如簧，以广招徕，委赌徒以重任，授学生以麻将，斯文扫地。本局岂能坐视?”

　　何宇林抱着自己的被头和一个藤篮，像一个逃难的难民奔到罗家塘来，一见我父亲，就泪如雨下，羞愧万分地说：「尚正，我没想到吃这碗教书饭，也有这么难!你是器重我，叫我独当一面，……是我不争气，给你脸上抹黑，他们也欺人太甚了!」

　　我爸爸说：「你用不着难过，这不是你的过错。我清楚得很。这背后有阴谋，说穿了就是天下为私，竞争不过就用官印压人。我们是两手空空两个穷书生，怎么斗得过县衙门里的官老爷?他们是没错找错，象牙筷上找斜丝，难道教育局长晚上就不打麻将了?」这几句话才把何宇林的狼狈可怜相和缓了下来。

　　他们二人商讨了一个晚上，只有认输一途，父亲只有跟何宇林同进退，「民不与官斗」，他们在县教育局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了。

　　我爸爸在罗家塘小学上了最后一课，他那激昂慷慨、一面讲一面让热泪掉落下来的情景，至今追思，仿佛犹在眼前。

　　第二天他穿上了长衫、马褂（那个时代，长衫外再穿上马褂，表示郑重，或表示公事在身），邀请罗家校董，用一种含着眼泪的声音宣布：「我要跟何宇林先生同进退，我不能让何先生一个人受辱，他们使出如此恶辣的手段是朝着我的。既然不许我在某镇公立学校的卧塌旁边办学，那我只有走开。但是，罗老伯你是知道的，他们的靠山是县教育局，县教育局已有过公函下来说我的坏话。我走了，也就拔去他们的眼中钉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说到这里，爸爸唏嘘而泣，用手帕揩鼻涕，接着哽咽道，「务必请诸位校董原谅，请各位家长原谅。」

　　罗纪南的白胡须在发抖，他说：「真是岂有此理!王校长，你不能走，你就不走。我们需要你，罗家子弟需要你，你不走，他能把你怎么样?看他们敢不敢给我们罗氏宗祠贴上封条?」

　　爸爸说：「罗老伯，我想我们顶不过他，胳膊扭不过大腿。算了，不跟这些教育界的蟊贼争一日之雄长。封闭我们的分校，就好比打架已经打到门上来，砍去我们的一条腿了。你放我们无毛无病地离开这儿吧!」

罗纪南看出父亲辞意很坚决，最后勉强同意父亲离职。全村的父老兄弟都得知王先生要离开学校了，晚间纷纷聚集到祠堂来挽留。

第二天全体学生都准时到学校来，有的男同学也穿上了短马褂，到了上课时间，爸爸仍命我摇铃同学们高兴地说：“王先生大概不走了。”于是一个个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上。

爸爸走上讲台，声音有点儿颤抖地说：「诸位同学，我决定离开这儿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是我乐意离开你们，是上头的恶势力打击我，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他们想叫我和何老师名誉扫地。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的日子里，我答应给罗××、×××……补课的，我做不到了。希望这几位同学原谅我，赶快寻个有学问的人帮助你们。你们中间……×××、×××贪玩，这个不好，我过去没有严厉地向你们指出，现在向你们提一下还来得及，我是个无能的人，气量又小，受不得衙门里的闲气，我考虑再三，只得早点离开此地。今后你们前程远大，一定要有志气，好好学习，不要因我的半路引退影响你们的学业。……」父亲的眼眶里有泪水在打滚，不过一直没有掉下来。

　　上半天就散了学，许多小同学都围住我，关切地问：「你跟爸爸一起走吗?」「往后你父亲还来吗?」「你劝劝你爸爸不要跟他们叫气，不好吗?」他们都舍不得王先生离开。

　　校董还布置了个十分隆重的送别仪式，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匹马，让爸爸骑着，家长在那个两层结构的饭篮里塞满了糕团和火腿，还有几十个红蛋。爸爸看到这只每天见三回面的竹篮子，泪水止不住流下来了。他对校董说：「篮子里的食物我一样也不要，我只要这只饭篮子，带回家好做个纪念。」老族长仍旧坚持要送火腿、糕团，还专门派了一名岁数大的学生挑在肩上，跟在那匹马的后头。

　　临起身时还放了长长的鞭炮，我被父亲搂在胸前一同骑上了高头大马。这是我头一次骑马，比骑在牛背上开心。后头跟了一大串穿长衫的农民，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奔牛火车站，其中有罗洪庚的父亲和许多家长，年岁大的同学也跟着来了。

　　前头牵马的故意让我们穿过那个罗墅湾镇。爸爸发觉多绕了路，批评拉马的老乡。老乡笑笑说：「到这街上遛一趟，也好让镇上人晓得乡里人怎样待成你王先生。」

　　我长大成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才悟到我们有意经过那个市缜，岂不就是游行示威吗?可惜那时的大人小孩全不懂得这一点，要是到那镇上，大家伙儿喊几句口号不是更带劲了吗?

爸爸被迫离开罗家塘小学，是我的一生中第一次尝味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无理和凶暴。在我的心灵里，深深印下了坏人欺侮好人的情景。我父亲和我，还有何老师和罗家塘的同学和家长们，都成了腐败官僚的受害者，罗家塘是我自幼启蒙的地方，那里的祠堂、草堆、牛棚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并怀有最亲切的感情。离开那里使我非常痛苦，而父亲对那里的怀恋恐怕比我更甚，回到家来以后，我们父子还经常谈起那里的校董和同学们。



六 男女平等的带头人

　　父亲回到家中，还对我讲了接受教训的话：「只怪我用人不当，何老师不够检点，无论是白天或是在晚上，他不该打麻将，这么一来就授人以柄。何老师还饮酒贪杯，他不能像我这样，把整个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寿华哪，大了可千万别学会赌博和喝酒呀!」

　　后来，有几处来请爸爸去办学的，但都没有说妥。他们中有的听爸爸讲了教育局歧视他的情况后有顾虑；有的已经谈好，但教育局的人得知后，运用行政手段从旁阻挠。这样，我父亲在常州整个地区没法站住脚了。这使他非常气债，但也无可奈何。

　　一九二六年，我八岁的辰光，我父亲依靠我姑父的关系，去山东青岛港务局做了一名文书，一个月薪水有三十元，而他在罗家塘办学，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十三元。

　　我的姑母名王伊真，她在我跟随父亲去罗家塘小学的那一年，进了常州女子师范。当时，我们镇上有两百多户人家，还没有一个女子到城里进学堂。我父亲受了五四运动男女平等思潮的感染，在祖父跟前竭力撺掇，让他同意妹妹到城里去上学，并愿意拿自己的薪水为她付学费。祖母说伊真一个单身姑娘，住到城里去不放心，不答应她去。姑母在祖母跟前又哭又闹，又拉扯上隔壁的年龄相仿的堂姐作伴，这才说服了祖母，终于同意她们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俩怕考不取，我爸爸就在暑假中拿出大部分时间给她们补课。

　　赴考那天，爸爸带着她们坐了班船进城，还替她们提着文房四宝。这个空前未有的行动，惊动了东街到西街的居民——其中最多的是老太太，她们不相信世道变得这么快，女子竟然也能中状元；也有人认为让女孩儿家到外头抛头露面，简直是伤风败俗，给王门丢人。也有人要看看两个丫头上路的时候是不是哭鼻子。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聚到码头边，可笑的是，其中几乎没有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的小姑娘，她们都被父母和长辈关在屋里，大人怕她们看到这个热闹场面后学坏了，乱了心。在那个年头，乡镇上谁要头一个剪辫子，头一个放脚，头一个自找对象，头一个上洋学堂，都要引起轰动，开风气之先的人就好象是妖精，引来一大堆的讥讽。

　　而我的姑妈不但是头一个进洋学堂，又是第一个自找对象。她毕业后，找了一个城里的世家子弟，当时乡下的舆论，羡慕多于讥讽，原因是乡下姑娘竟找了个城里人，又找了个门第高的人。从此，姑母不再是怪物了。

　　我的父亲从罗家塘小学回到家，一直找不到工作。姑父就推荐他去青岛做港务局的文书。

　　我进了本镇的完全小学，起初插入三年级。我在三年级里年龄最小，但由于我入学比他们早，三年级的课程我全会。于是，我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看小说、踢小皮球和玩耍上。

　　我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花钱买了不少廉价书放在家里；姑姑到城里上学，也买了一些「闲书」留在家里。我家中这两位知识分子留下的书籍给我打开了广阔而有趣的知识世界。我最早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已记不起来了。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说岳全传》、《七侠五义》、《枪毙阎瑞生》和《谜语大全》之类的书。

　　我九岁时看了《西游记》、《彭公案》、《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和《说唐》。《石头记》的绣像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试着看，但看不下去，只得扔在一旁。我当时觉得，这本书不如《说唐》和《彭公案》好看。少年时期喜欢看打仗的有热闹情节的小说，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五岁上，我才把《红楼梦》啃下来。看的时候既没有悟出贾宝玉影射何许人，也不去考查其中的阶级斗争历史。我只是为贾宝玉的婚姻不能自由，终于酿成了悲剧而叹息。我喜欢史湘云、尤三姐、晴雯和贾宝玉，对林黛玉不大喜欢，觉着她太软弱，太忸怩。要说对此书有更多的感受和分析，那是后来我年岁增加，又看了第二遍以后的事。周围的念佛婆婆又要我替她们抄《金刚经》，我祖母认为有利可图，又能广结善缘，就答应了。

　　这时我年纪大了点，也晓得抄一本有一块银洋的进项。妈妈也多方鼓励我，并教我向亲娘提出条件：抄一本一块钱太少，抄来的钱要交给妈妈使用。那时候我们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叔、伯、妯娌、兄弟姐妹几十口子合在一起过，谁有什么收入都得归公（其实每一对夫妇都有私房。现在的话就是「自留地」或「小金库」）。不过爸爸这次去了青岛，一个月有三十元收入，由于我家已有两男一女，伯伯叔叔的孩子都不多，祖父母同意他留下三分之一给妈妈。这在大家庭里就已经够特殊化了。所以当我向祖母提出上述的条件，她微笑着说：「你爸爸留下十块钱贴私房，大伯母和六婶婶家已经有闲话唧咕了，这个钱再给你娘，她们更要翘嘴巴了。这样吧，给你留一半，存起来，等你长大了做学费，这样我就好说话了。你可得认真地抄呀!」

　　祖母对那些《金刚经》的订户，果然提高了单价，抄一本一块二角。

　　上回抄《金刚经》弄得我很不惬意，这次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要管着我，一天顶多抄三张，祖母全都应承。于是，又给我买了一条新毛巾，还有香肥皂，抄的时候多半在晚上，妈妈总是守在我跟前，我抄错了字，就让妈妈替我贴补，她补得跟爸爸一样好。

　　我记得跟妈妈还有如下一段对话，我说：「听说烧了一本《金刚经》，观世晋菩萨会给她添福添寿，我要给妈妈抄两本去烧，让妈妈加倍地修福修寿，消灾消难。好吗?」

　　妈妈说：「我不要，一本也不要。我有了出息的孩子，就是替我添福添寿了。」说罢，她紧紧地抱着我，亲我的脸。

　　我家没有钟表，在案桌上点着一炷香，我抄一页花的时间，一炷香都不到，有时候劲头足，一晚上可以抄四页。

　　两炷香点完，妈妈就到自家灶间里做点心给我吃。在大家庭里，三顿饭是大锅灶上集体供应，自家要做点额外的菜或点心，只可在自家的小灶上做，烧柴也得自己解决。妈妈凭着儿子是给大集体抄《金刚经》的，夜晚为我做点心，就到大集体的灶间抱柴烧。大概妈妈抱的干柴太狠了，第二天被当家的伯姆发觉，她就在前厅指着「老二家」（我父亲排行老二，于是我母亲叫「老二家」）骂开了：「心也不能太狠了，夜里偷了一捆【干科】（一种近似高梁秆的燃料），只顾着自己就不管大伙仓，沾了一回两回便宜我不作声，她越发胆大了，天天夜里小锅炒大锅烧的，这个家有她这户的，还能不散板? 」

　　妈妈远远听着，反而迎了上去，对骂起来：「……我是拿了，怎么样?我是明打明抱的柴，怎么能说偷?寿华每天晚上抄《金刚经》，深更半夜的，抄一本六毛钱入了公项，要不要给他做顿夜点心?你有孩子，能给公家挣两毛钱也好，夜晚你做点心给儿子吃，你要抱大伙仓的柴，我屁也不放一个。……你去问问亲娘，你讲的话可在理? 」

　　两位长辈吵得唾沫四溅，不可开交，妈妈讲话里，明显地露出了她儿子会抄《金刚经》的骄傲语气。

　　这时祖母走出来，问明原委，从中和解道：「老二家抱点子柴，也算不了什么。原是我答应的，寿华抄《金刚经》，满辛苦的，夜里保证给他做点好吃的，你是老大，你的话一言重千斤，说她偷，就伤了和气了。」

　　她回过头来又批评「老二家」，说：「伯姆就是你的长，她话说重了，你就听在肚里算了。你抱柴禾，预先给伯姆打个招呼，她也不会生气了。你大概没打招呼吧。」

由于祖母从中调处，这场纷争才算平息。不过妈妈还要撩她两句：「深更半夜的，她老大家睡都睡死了，叫我跟谁打招呼去?」

「老大家」也不示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要是睡死了，怎么能听见你小锅炒、大锅烧的?全家只有你老二家封了正宫娘娘，月钿比谁都拿得多，还想在公份上头刮皮，亲娘你就看不见?一颗心不知歪到哪里去了!” 」

从此以后，妈妈每天夜间做点心，虽则还是到大伙仓去搬柴禾，不过她动作很小心，用锅铲时尽量不做出声音来。大伯姆起初讲到「偷」，我还不明白这个词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只是在我看到妈妈做面食时生怕被别人发觉的神情，我才领悟了「偷」是什么味道。



七 逃难中的生活



　　每到冬天，我的脚上就要生冻疮，冻疮烂起来，我就不能上学，也不好跟小朋友去玩耍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断地看姑妈和父亲留下的书。看厌了，就哼哼京戏消磨光阴。

　　大既是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的军队被北伐军打败了，败兵从城里往宜兴方向逃跑。我们的市镇是逃兵的必经之路。听说军阀部队沿路抢劫、奸淫妇女，吓得老百姓都躲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上下几十口子，逃难逃到哪里去呢?紧急磋商的结果是，叔叔伯伯各户自谋出路，阿姆、婶婶娘家在小村子又离大路远的，就投奔到那里去。我的外祖父家离我们家只有二三里远，而且离大路近，也不安全，加之我家孩子多，我又是烂脚不能行走，爸爸不在家里，少了个主心骨，这一下可把妈妈愁坏了。

　　妈妈最后做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使得全家都同声赞扬她的聪敏和机智，原来我家在镇北几里地有一片桑园，在采摘桑叶的季节，就得在桑田里扎一座芦席棚，轮流派人住在里头看桑园，防止别人偷采桑叶。我也曾在这个窝棚里头做过仲夏夜之梦。蚕桑事了，窝棚并没拆去，不过芦席已经破败了。妈妈决定在棚顶加一领新芦席，全家暂时住进窝棚去。当时，我们家开了一丬王洽泰柴行，兼卖大米。利用门口有一条南来北往通向隔湖的河流的条件，供应船户烧柴买米。店里雇了一个伙计，苏北人，他一只手有六个指头。所以大家叫他老六。祖母打发老六帮助我家逃难到桑园去。老六平时很喜欢我，常常掏腰包买芝麻糖或是陈皮梅给我吃，他花的代价就是要我唱一段戏给他听。听说要帮我家逃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先背着我到桑园。但一听妈妈说还要带一领芦席和锅盆碗筷之类，就打消了背我的主意，而是把芦席卷成U字形，让我坐在里面；另一头则放着行李和锅盆碗盏，然后，他用扁担挑起在前面走，妈妈搀着弟弟妹妹跟在后面。本来看到妈妈准备逃难的苦楚，我曾憋了口气，不管疮疤多么疼痛，也要自己走到窝棚去。现在发现有阿六挑我，而且还有新的芦席作屏障，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就再不想称英雄了，只想爬在芦席中间，像荡秋千似地在阿六的扁担下晃来晃去。弟弟妹妹也吵着要阿六挑，妈妈骂他们：「你阿哥烂脚，才要人挑，你们的脚好好儿的，跟妈妈一起走。」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当我坐在芦席上旅行时，什么逃难，什么败兵，全不放在心上，只晓得好玩和取乐。这正应了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一种生活态度对我很有好处，每当遇到大劫大难，我都能处之泰然，不但没想到自尽，而且还能保持坐在U字形的芦席里荡秋千的心情。

　　阿六挑担子走得快，我们到了那窝棚，妈妈和弟妹还没到。阿六又回头去抱小妹妹，然后把芦席拴紧在棚顶上。妈妈不停地谢他，还把烙的饼给他吃。阿六不要吃，他说：「让小华唱段戏罢。」原来他是个戏迷，他的文化娱乐就是听我唱戏。我很得意地说：「唱什么戏呢?」他不加思索地点戏道：「就唱个《桑园寄子》吧。」

　　《百代大戏考》我是随身带的，很快就翻到了《桑园寄子》。我就没腔没调地唱起来，作为对他挑我到桑园的报答。

　　妈妈在一旁撅起嘴说：「兵荒马乱的，还有精神穷开心!」

　　阿六笑了，说：“二婶子讲得一点不错，正是兵荒马乱，才发生了《桑园寄子》这个故事。自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次兵荒马乱哩，空着好房子不住，到这个窝棚里来活受罪，苦的还是俺老百姓哪。”一说完，他就走了。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只呆了两天，就听说白宝山的部队已经走过了。他们只顾逃命，没来得及抢掠民间的财物。妈妈在消息确实以后，就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子回镇里去了。她本打算还请阿六来帮忙，谁知阿六保护着祖父疏散到七里桥去了。这样，妈妈只让我一个人先守在桑园里，等她把弟弟妹妹和零碎东西挑回去后再来挑我。妈妈第二次来时，只剩下一领芦席和足有四、五十斤重的儿子，两头轻重太不均衡，没法挑，她只得背着我走。可没走几步，我就发现妈妈在气喘，走路踉踉跄跄。我在她背后说：「我不用你背了，让我下来吧。」妈妈不答应。我说：「让我走走，我不疼就是了。」我弄不懂，为什么阿六用扁担挑我时，是那么舒服开心；而妈妈背我，却觉着闷气，随时都怕摔下来，心里也感到沉重。经我一再恳求，妈妈才把我放在地上，我起初忍着痛一跛一瘸地往前走，妈妈在一旁见了好不心疼。可走了没多远，我忽然快步如飞，溃烂地方也一点不觉着疼了，我还走在妈妈前头呢!

　　回得家来，才知道「老二家」是最早一批到家的。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九十岁的曾祖母一个人守在老家，别无他人。原来祖父、祖母和大伯伯坚决要她一同到七里桥避难。她坚持不肯走，说是好容易巴了这份家当，不忍心关上门让丘八来抢劫，她死也要死在家里。大家怎么劝说她也不听，说自己活到九十岁，长毛也见过了，怕什么?倒要会会民国的丘八好汉。

　　曾祖母坚持一个人留下，不要任何人侍候。她说，你们都年轻，犯不着跟丘八打交道，我一个人料理吃的，反正饿不死就是了。这个念佛老寿星，耳不聋，眼不花，在大敌当前竟表现得这样固执而坚定，抱着跟这所宅子「共存亡」的决心。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她看见我们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非常高兴。妈妈立刻给她生火熬红枣粥吃，她对我妈妈说：「这次逃兵没来撞开我家的门，多亏小华抄的《金刚经》哇，果然逢凶化吉，观世音菩萨显灵了。」妈妈给她盛了满满的一碗红枣稀饭，她把红枣拨在另一只碗里，说：「这些红枣，专给小华吃，不要弟弟妹妹分了去。」多吃几只红枣事小，曾祖母对我如此优待的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同弟弟一同要求太婆（即曾祖母）给我们讲长毛的故事，她说，长毛在失败的时候也是到处抢劫和杀人。不过也有强盗冒充长毛的杂牌军浑水摸鱼，反正天下大乱，许多坏人都无法无天了。太婆十九岁那年，听说“长毛”来了，那时，她跟曾祖父才结婚一年光景，两口子摇了一只小船划到滆湖的芦荡里逃难。没料想长毛乘着一条大船到湖塘里来了，远远看到他们的小船，吆喝着，太公吓昏了，船也划不动了，小船在湖上直打转转。大船终于靠拢 盯了他们的小船，只见两个长毛跳上小船，二话没说，就对着太公劈了两刀，鲜血直溅。太婆吓坏了，连忙跳进湖里。就这样，太公被活活砍死了，那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三月十八日是他的忌日。

　　这个惨祸又勾起太婆的伤心来，她没有哭，不停地摇头和舔嘴唇，脸色阴沉、恐怖。我等她一阵伤心过后，又问：「后来太婆你呢?你没在湖里淹死吗?」我忽然想起了淹死在河里的三叔叔。

　　她喘过一口气来，说：「我掉进湖里，本打算和太公一起死的。可是我没有死，要是我死了，就没有这三进房子，也就没有你爸爸和叔叔伯伯了。这么大的家业全是我一个人的根上发出来的呀，我已经怀孩子了，是个遗腹子，可怜你们的祖父生来就没见过爸爸呀!……」她讲的这些话，那时我听不大懂。年岁大了，才弄明白遗腹子是什么意思。

　　太婆又把她自己掉进湖里怎样得救的事岔开了，我又焦急地问她这，她才说：「唔!南无阿弥陀佛，可不是，我到了湖里，没有沉下去，好象有一只手在暗中托着我，阿弥陀佛，我不该死，命中注定你们的祖父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成立这么一个大家庭。」我不信一个干瘪老太，如何繁殖了这一大家子的后代?对于一个小孩子，真感到不可思议，而对她讲的湖里有菩萨的手托住她，我倒深信不疑。

　　太婆真会讲故事，她把顶顶重要的扣子放在后面，而且讲得神乎其神。我一个劲地问：「你后来怎么从水里起来的?那只水底下的手是不是菩萨的手?」

　　「那是湖荡的浅滩，水下面堆着厚实的芦苇和雪白的藕，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坐在莲花瓣上，我是蹲在莲花的根根上。我在水里泡了一个时候，抬头看看大船开远了，就从芦苇丛里往岸上爬。到了岸上，才看见远远的湖面上一只小船在飘荡，你家太公的半个身子伏在船舷上，两只手浸在船外的水里，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没有死，还有救，就奔到街上，打发邻居去搭救那只小船。小船载回了他的尸首。我不想活了，王家的人都来劝说我：你肚里还有他的后代根哩。好好把遗腹子抚养成人吧。这样我才活下来了，整整做了七十年寡妇。你们看，我巴下这么大一份家业，是容易的吗?你们要好好孝顺妈妈呀。」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长毛来我都没死，孙传芳来（白宝山是孙传芳的部属）我还怕他?我活到九十了，什么灾难我没经历过，一个人死也不怕，就没有可怕的东西。我就要守在这里，丘八能拿我怎么样?」

　　第三天，逃难在外的叔叔伯伯和祖父祖母全回来了，洽泰柴行又开门营业。所有的人一回家都来看望曾祖母，慰问她，赞扬她。她逢人便念阿弥陀佛，并且把平安大吉的功劳记在我的抄《金刚经》上，好象我就是观世昔菩萨的化身似的。我的母亲也受到祖父祖母的赞扬，他们以长辈的身分宣布，亏得「老二家」回来得早，一进门就给太婆烧热粥吃，「老二家」真有孝心。

　　不过伯姆和两房婶婶却是另外一种情绪、她们一回来，就核查「公项」（即大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油、糖、柴、米等），是不是给先进门的「老二家」揩油了。接着又查看自家的存放杂物的没关锁的贮藏室，看「老二家」是不是趁他们不在做了三只手。我的妈妈是很聪明的，当她发觉这几位妯埋不约而同地怀疑她偷拿公项或私家的东西，就无比委屈地流着眼泪，轻轻地跟我说：「人心隔肚皮呀，人与人之间就像防贼骨头似的，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如果妈妈活到今天，当个“三八红旗手”没问题，可惜祖父祖母对她的表扬一点没有消除妯娌对她的怀疑。

逃难的第二年，我家很隆重地给曾祖母做了九十大寿，举办了几十桌素餐酒席。一年以后，曾祖母故世，又办了大出丧。少掉了个宝塔顶，四世同堂少了一世。不久，连三世同堂也维持不住了，我的妈妈和老四家吵着要分家，于是叔伯四兄弟分了家，吃大锅饭的大集体拆散了。我们家分到五亩地，一人还不到一亩，这就算是中农了。封建社会主义终于维持不下去，母亲感到很高兴，妯娌间再也不会争吵了。



八 「百事能」大伯



　　我的大伯叫王尚中，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他没有文化，却绝顶聪明，村里人送他个外号，叫「百事能」。我统计过他一生中会做的行当，少说也有三十多项。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受他的影响甚至比父亲的还大。

　　曾祖母是我们这一族的宝塔顶，也是这一族得以繁衍发达的唯一的「根」。太婆以此自豪，一天不知要唠叨多少逼，唠叨得多了，我们只当她又在念经。曾祖母七十岁寿辰的那年，大伯为了表示长孙的孝心，精心制作了一件礼品献给太婆。他悄悄地在自己的房中，利用业余时间，精雕细刻制作了一根龙头拐杖，这根拐杖的龙嘴里含着一颗核桃，龙的两只眼也是活络的，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龙的眼睛会发出亮光。这在乡下人是极稀罕的宝物，也是我们孩子最喜欢玩的高级玩具。由于有了这么一根龙头拐杖，使得太婆的七十寿辰大为生色。从此，远近老年人都愿出高价向他预订龙头拐杖，王尚中开头即以会做龙头拐杖闻名于乡里。不过他给外边人做拐杖时声明在先，给你们做的龙眼睛不能发光，理由是：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祖母，如果给人家做的都会发光，我对祖母的一份孝心也就黯然无光了，物以稀为贵，所以务请诸君原谅。

我们的镇，名叫丫河，这个「丫」字，是十足的象形文字，因为刚好是两条河流成为「丫」字形，在我们家门口汇流成一条河，然后流向常州城和无锡。这条河成为江南水运的重要航道，每天各种船只在门前驶过。满清时代直至民国，政府税卡一直设在丫河镇上，凡装货的船只都要停泊在这儿，向税卡交纳买路钱，为了保证税收，另外养着一群拿着驳壳枪的税警，他们生活在三只巡船上，这几只船就停泊在我们的家门口。

　　大伯父没有摇过船，但他凭着对家门口这几只船的长期观察，竟然对行船的知识了然于胸。税警船有一只要拉到岸上来修理并重新油漆，卡子上（老百姓称这个税卡叫「卡子」）要把这只船拉到城里去大修。大伯父自告奋勇地揽下这个活儿。他夸下海口说，放心交给我，保证修得油光锃亮，不合规格你就罚款好了。没过几天，一只底朝天的船搁在岸边，大伯父请了几名帮手，果然把船修好，油漆得光彩照人。两个月以后经过严格验收，船可以顺利下水。大伯父获得了一笔不小的酬劳，除了给几名下手开销工资外，他把挣得的钱全都交了大家庭。

　　我第一次做「新郎」，就是在这只船底朝天的税警船的下边。那时，整个船里里外外都油漆好了，连玻璃窗也配齐了。我看过《石头记》，又参加过寄父家的婚礼，这就引起我模仿结婚仪式的兴趣，堂姐（姑隐其名）又乐意做新娘子，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红布包袱兜在头上。我们就挑选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房，在许多小朋友热烈簇拥下举行了婚礼。及至大伯伯赶来把船下的孩子们撵散，才发现我充当了这么一个风流的角色。他强忍住笑，板起面孔骂我：「我当你长大了要做英雄哩，谁知你竟是个花花公子!」他的头一句话不是没有来由，我五岁那年爬上高楼顶梁，第一个发现我英雄行为的就是他呀!

　　大伯的才智还表现在下述的事件上。有一天下午，门口河里一只小火轮拖着一只载重船，船上装了几十桶柴油。小火轮驶近我家时，后船上的人大声喊叫，说是拖船漏进水了，快要沉了。大伯这时刚好在岸上，他看见后面的船梢，已在倾斜着往水下钻，前面的火轮已经歇火，打算解开牵引拖船的缆绳，情况非常危险。大伯赶紧用紧张的喊声吆喝：「火轮加速开，绳子不能解，一解拖船就沉了。」火轮驾驶员听他的吆喝有道理，立即又开动起来。大伯父在岸上，一面小跑着撵那只火轮，一面发出号令：「赶快把后边的几只柴油桶滚到前边去!把进来的水舀出去!不会沉，不会沉。听我的，火轮开快点，开快点，不会沉。」轮船和拖船上的所有男子汉都来搬动拖船后边的柴油桶，并且把进舱的水舀出去。这一船柴油终于毫无损失地运到了常州城。

　　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用大红纸写感谢信，常州城的老板特意派人到丫河镇来寻访在岸上出主意的能人。他寻到了我的大伯，送上红纸包的二十元大洋作为酬谢。我大伯说：「我只是出张嘴，没有出力，这个钱不能收。」城里来的人真是一片至诚，见他不肯收钱，就改口道：「既然你出张嘴，你这张嘴可真了不起，是诸葛亮的嘴巴。那就这样吧，我在镇上办一桌酒，犒劳你的这张嘴。」说得大家都笑了。脑力劳动的价值不如体力劳动，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流行的思潮。似乎只有城里的老板开始懂得智力劳动的重要性。他在镇上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让大伯坐在正中。城里人还要请伯母一同入席，伯母难为情，高低不去。结果请了祖父和两个叔叔，我也作陪，还有卡子里的一名官员，城里的老板请他，是乘此机会跟卡子上的人联络感情，好为开后门铺路。（这个分析是长大成人以后才了解的。当时只觉着有卡子里的人到场，有面子。）另外还请了隔壁开鱼行的二公公，刚刚凑满一桌。这顿饭花了十六元，城里来的人又买了四块钱的糖果，分给小辈们吃，其中有一匣贵重的食品，是专门孝敬曾祖母的。这桌酒一办，王尚中的「百事能」的名气便迅速传开了。

　　我爸爸在办学校时，颇得家长好评的是「劳作课」，我知道，爸爸这方面的能耐，多半是从大伯那里学的。大伯有这么个本事，凡是经过他看过的细巧的东西，他都会照样做出来。例如有一次街上逢集，有个捏面人来到丫河镇上，孩子们都围着看插在草把上的关公啦、嫦娥啦。大伯的儿子庆华跟我同岁，他看了就拉住他父亲，要父亲买一个玩。大伯细细地看着捏面人怎样操作，他看不了一会儿功夫，便对庆华说：「不买。爸爸给你做。」于是就拉了庆华回家，我也相信伯父肯定做得出，也许做得比捏面担子上的还要好。果然，伯父第二天就做了十几个花花绿绿的面人儿。其中有孙悟空、猪八戒，还有薛仁贵和王宝钏等等，花色品种比昨日集镇上的面人担上的还要多，全家的男女孩子一人分一个。他一边拿着捏好了的面人让孩子们挑，一边眯缝着眼声明在先：「我做的面人干了就要裂开，没有搁面筋在里头呀，放不起。」果然，他做的面人寿命不长，五六天以后脸上都裂了口子，不过孩子们并不感到难过，因为已经玩腻了。

每当快到春节时，大伯就忙开了。他动手糊各式的彩灯，有兔子、麒麟、凤凰、马、金鱼等等，每只灯下面都安上四个木轮；另外还扎了许多纸鸢，有蝴蝶、老鹰、大鹏、蜈蚣等等几十种花样。他的大女儿和我的爸爸是他的助手，有时我也参加劳作。大伯做的都是出售的大宗玩具。年节前后运送到热闹街口去卖。在街口，由我爸爸为首摆了一个摊子，他专管写迎春对联，兼卖从城里批发来的年画和船户需要的剪纸，再加上高高挂着的各式彩灯和风筝。这个五颜六色的摊子，总是吸引了一大堆娃娃和大人，简直成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年节文娱用品托拉斯。我和大伯的女儿是这个摊头的小伙计。大伯父做的产品很讲究质量，我们这个托拉斯卖出的风筝，飞不到天上去的保换保退。不过从未有人来退换过。每年春节、这个托拉斯的营利为数不小，一九三二年的统计数我还记得，共挣了一百多元，相当于爸爸做校长时一年的薪金。这一笔副业收入是归公的，但祖父很讲道理。这笔钱的一半归大伯家和我家，算是多劳多得；另外一半归公，用在过年的开销上，多蒸几担米的糕团给大家吃。春节刚过，「托拉斯」收摊，我们家的孩子，除了吃奶不会走路的，每人都分着一样玩具，有的分到风筝，有的拉起了金鱼灯。不过分到的玩具都是低档货，大伯的子女也是一样，他儿子庆华撅着嘴要四条腿的麒麟灯，大伯说：「这个不能给你，好卖大价钱哩。你嫌我给你的不好玩，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做?」

　　尚中伯会修船，也会缮房子，从苏北来的船民在陆地上置了地搭建草棚屋，少不了要请他出马。他会打井看水头；会做豆腐、皮蛋；人家丢了钥匙请他去开锁，拾着一块铜皮，他七敲八锤就成了一个水壶盖子；他会扎冥器（也就是送死人上西天的纸人纸马纸轿子等迷信品）；他也会木匠活儿，箍圆桶和做小板凳都行。不过娶亲的家具他拒绝做，理由是：「我只做打杂的活儿，正儿八经做家具，我工具不齐全，又费功夫，再说，也不能把正经木匠嘴里的饭抢来吃了。我不能“统吃”哪。」

　　他帮人干活，收费标准看人头而定。要是这个人家富裕点，他要价就高一点。常州人称富户为「肉头」，大伯的方针是：「他既然是肉头，我就多割他二两肉，他不感觉疼，我也不算敲竹杠。」要是贫家穷户，他宁肯尽义务，不取分文。像苏北船户在岸上搭草棚，大伯去做了整整四天，只在他家吃饭，不要工钿。大伯不喝酒、不吸烟，也不会赌博。他不是讲过一句「不能统吃」（这句话是赌博场里的流行语：独家赢了满贯，把台上所有的钱掠进一人腰包，这叫做「统吃」。）的话吗?大伯认为「统吃」是野蛮的不道德行为。有一次几个好赌博的同乡跟大伯逗趣说：「照你这个天分和机灵劲，跟我们到睹台上去逛逛，保你一赢到底。我们跟在你后头捡个零头花花也好。」他们想把大伯吸引到赌场里去。大伯说：「要做赢家不难，兴许我能赢几个元宝来家。可是这个钱是昧心钱，花了这个钱不长肉的，一人高兴，一大帮伤心，这是伤阴骘的。」

　　我大伯闻名于乡里的还有一个本事，他会给人家看坟地。本来干这一行的有专门的风水先生，不幸我们这一乡的专业的风水先生中风而死。乡里人觉着缺了这么一位专家，埋葬老祖宗和保佑子孙兴旺高升就剩下了一片空白，弄得所有的子子孙孙坐立不安，若有所失。这个行当万万不可少。要到远处去请吧，花费大还有点儿信不过。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们需要神，就会造出一个神来。这里的人们需要一个风水先生，就会造出一个现成的风水先生来。他们首先看中了我的大伯。有人想到大伯是有名的能人，有诸葛亮的嘴巴，难道就没有诸葛亮的眼睛?于是乡亲邻里都来劝他学着看风水。大伯这个人虽然很虚心，但却是个在难题目面前，从来不说「不会」的人。他被说动了心，愿意试一试，并提出了条件：要看一点阴阳风水的书，学点门道。乡亲们从逝世不久的老风水先生家里讨来了一本《堪舆津梁》送到大伯手中。他认字不多，要我念给他听。谁知这本「天书」跟《般若密多金刚经》一样，字我是认得，但不知道讲些什么，一句也不懂。大伯很仔细地听着，似乎心领神会，能理解这本「天书」里的意思。这样读了三四回，就不要我读了，他的眼眯成一条缝，像害羞的姑娘似的抿一抿嘴，低声地带点神秘的语气说：「你别看它左一个八卦，右一个八卦，我一学就会，无啥稀奇。」过了几天他穿上过年时才穿的长袍马褂，头戴呢帽，买了两匣油果子，由我们族里的族长作伴，一同来到故世的风水先生的家里，一进门就对风水先生的家属说：「夜里你家老先生托梦给我，说是收我做他的徒弟，三言两语就把看风水的诀窍教给了我。我今日是来谢师来了。」他编造的这个梦果然引得风水先生的妻子热泪盈眶，连忙说：[这老头子死得太快，没来得及收徒弟。他死了都没忘了挑选你做他的学生，真有眼力。你是出名的能人，死老头子有你继承他的事业，死了也闭眼了。]

　　大伯把油果子供在风水先生的灵牌桌上，毕恭毕敬地朝灵牌磕了三个响头，磕完头，又亲亲热热地叫了几声「师娘」。师娘喜得咧开了嘴，决定把老头子传下来的一只大罗盘送给大伯（大罗盘是风水先生使用的罗盘仪，圆周有大碗口大）。从此，大伯成了已故的风水先生的正宗嫡传，大伯手里有他的罗盘为证，他亲自朝灵牌磕三个头，实际是做广告宣传，使远近几十里地的村民都知道风水先生后继有人了。那些死了长辈，棺材还没正式落葬的人家纷纷求他去选择坟地，忙得大伯不可开交，他在看坟地上挣的钱，逢年过节就送若干报答寡妇师娘，这个规矩从未间断，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

　　大伯父的唯一的儿子庆华一九三０年死于肺病，这对大伯父和伯母的打击很大。由于我跟庆华是同年出生的，大伯父的亲子之爱就逐渐转移到我的身上，他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常常掏钱给我买文具和小人书，并且亲自做玩具给我玩。当我看到大伯父穿起大褂，戴上呢帽，手里拎着一只小皮箱，那里面安放着师父传给他的《堪舆津梁》和一件宝物——罗盘仪，就知道他又要去看风水了，替人家看风水，钱赚得多，看一次五元至十元大洋，还可以在那家美美地吃一顿酒席。对他的这个行当，我不仅怀有神秘感，而且很羡慕。有一天，我对大伯说：「看坟地那本书，我怎么一点看不懂，你识字不多，怎么一下子听明白了?你把那书里的意思教会我吧，将来我也去看风水，好赚大钱。」

　　大伯诡谲地笑笑，眼睛眯细成一条线。像怕被旁人听见似的轻轻对我说：「嘿嘿，那本书我也是一窍不通呀。人家挑选好风水，总希望后代升官发财，可是得在二三十年后才应验，所以看错了地段也不要紧。」

我又一次恳求他：「你教教我吧!」

　　「靠祖宗的风水升官发财的，这是最没出息的念头。」他说，「讲穿了，看坟地只要记住五句口诀就够了：一是找干燥地，二是找近河汊地，三是找高坡地，四是找现成地，五是尽量不占种庄稼地。什么叫“现成地”呢，本来就是块坟地，你就得称赞本来这块地风水就好，葬在这里满好，这么说，这家的子女心里开心，又省得破费钱，还不占耕地。这五条口诀全都占着不那么容易，那就要实地踏勘，合上一两条就算不错了，对这样的地点，你只管说好话，称赞它是宝地，没个错。」

　　我又好奇地问：「你那个罗盘是做什么用的呢? 」

　　他笑了，说：「告诉你吧，这都是摆样子，玩噱头的。手里托着罗盘，翻翻祖师爷的那本天书，还有，你看我的那身打扮……这二切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我，相信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远知未来，迷信我选择的是上好的风水。其实真叫做天晓得，迷信，迷信，头一件就要让大家相信我到着迷的程度。我如果没这个罗盘，不给死掉的师父磕响头，大家也不会迷我，不会请我，不肯出大价钱了。」他有点羞愧地补充说：「你要知道，请风水先生大都是有钱人，穷汉连坟地都买不起，哪能挑风水好坏?所以我挣的是肉头的钱。我挣这个钱，不花力气，不花本钱，不费功夫，只要穿件长衫跑跑腿。挣肉头的钱我不愧心。」

　　秘传看风水的法术，我全都心领神会了，最后他特别关照说：「你还小，立志要做正经买卖，不要去做骗钱的生意。不过，我今日告诉你的，千万不要说出去呀，随便啥人也不要说，说出去就把我这个金饭碗给砸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伯父也不干这个骗钱的生意了。

　　全国解放后的第二年，江苏省召开农业劳模大会。大伯父也是劳模。出席了南京那次盛会。他穿起那件大褂，戴上呢帽，表示郑重。街上有人看着大伯父的这身行头，觉得不合时宜，但是都没有当面提出来，觉得大伯是大能人，他还能有错吗?等他到县里去集合，农会领导人看见他一副老古董的打扮，好象是进京赶考的酸秀才模样，不大雅观，就建议他换一套列宁装。他连忙赶到城市郊区的丈人家里，把妻舅的一套新做的干部服借来穿。可穿上身才发现袖子太短，穿出去照样不雅观。他足智多谋，立刻缝了两只套袖，才应付过去了。可谁知这副套袖在大会场上却大出了风头，成为又是革命干部，又是不脱产的操作工人的时髦装束，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

　　大会印发的劳模先进事迹里，专门突出了王尚中的发明「泥塑砻磨」事件，其实一九四七年年底，他就将这个土制新型农具发明出来了。“土制”二字，在这里有双重意义，一是发明者是没文化的农民，是「土」专家；二是这个农具确实是「土」做的。原来，江南地方把稻谷去壳有一道工序，就是用木制的磨子（南方人称「砻」），砻掉稻壳，由于木材缺乏，木砻本身磨损又大，就使得碾米的「砻磨」成了稀罕对象，而木制砻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分量太轻，磨一遍还有许多没去皮的稻谷。大伯研究用别的材料来代替，经过几十次实验，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材料：泥土加几斤糯米饭加纸筋加碎头发。他将掺和好的泥巴放进模具里，等阴干以后，敲掉模型外壳，就成了「泥砻」。一副泥砻的成本还不到木制砻磨的五分之一，而且就地取材，遍地皆是。它的重量比木砻重，所以磨稻谷能一次完成。这个新发明颇受江南农民的欢迎。每到秋忙，他就到四乡去给农家包做泥砻，做一副只收费两元，还得供他一顿饭。他随身带着木壳的模型和一把刮刀，完全是手工业方式。后来我曾下放到江南农村，看到一家农户安放着一副泥砻，倍感亲切。我问这家农民，这副泥砻是哪儿来的，花了多少钱?他回答说：“这副泥盘我们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就是一只鼻子坏了，没法装上去。它磨谷子比木砻快，只是磨起来吃力。我只花了两块钱，这个老师傅听说还是劳动模范呢!留他吃了一顿饭，他不喝酒，不吸烟。可惜这几年，这位老师傅不来了。”

　　我伯父在农业上的创造发明很多，这里不能一一细述。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种菜和种稻麦上，因为我年岁小，不下田，农业生产上他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我在上面讲的修船、缮屋、刻龙头拐仗、做风筝等等，他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干的。这次劳模大会，奖给他一个金字贴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状」的镜框。这是全区的光荣，也是王家的光荣。后来，县农会主席讲，本来要评王尚中劳动英雄的，只为他有过一段风水先生的历史，只好把他拉下来，评为劳动模范。

大伯父于一九七七年逝世，活到八十六岁。



九 考试中的曲折

　　大伯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我的自学不分门类，只要有兴趣，都要下功夫钻研一番，当然不一定都钻出名堂来。

　　高小毕业那年，我刚好十五岁。父亲为着我的升学问题，暑假期间专门从青岛告假回来，督促我温习功课。他从外地回来，弟弟妹妹都拥到他跟前，要爸爸亲他或者抱他。这年，我妈妈又添了一个小妹妹，所以爸爸谁也不抱，只是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了。妈妈在一旁抱怨说：「你在外边死人不管，一年至多回来一趟。当初只有一个孩子，你还把他带出去，如今大大小小四个，天天把我累得要死，还要受阿姆、婶娘的气。你当我这个日子好过哇!你还不如在附近的村庄里办个学校，对家里好有个照应。」爸爸说：「不就是为的一个月多挣些钱吗?」妈说：「你挣多了，肉没长在我们身上。每个月薪金归了公，还能留给你多少呢?你就这么傻!」爸爸不作声了，也许觉着母亲讲得有理。我是坚决站在母亲一边的，从前父亲在本县办小学，我陪着他上学的往事，使我非常怀念，并且希望旧梦重温哩。

　　由于弟妹多了，父亲收入又有一部分要归公，所以无力支持我考中学。听说进中学头一个学期就要交四十元，父亲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他竭力主张让我去考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因为进这个学校完全是公费，不增加家庭负担。在我的心目中，做老师是很有意思的，又是体面的职业，加之爸爸说进入这样的学校，毕业之后是正式教员资格，不像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出来还要受气。被爸爸这么一说，我当然只有考乡村师范这一途。这一年夏天，我先去无锡洛社考了那里的乡村师范，又去考了南京栖霞山的乡村师范。两处考生多得满坑满谷，只录取四十五名，报名的却有五六百人。尤其是栖霞山师范，考生来得多，夜晚小客店容不下这么多学生，有的考生就在风景区千佛洞的平台上，摊几张旧报纸困觉，也有的考生就睡在校园的操场上。我自个儿挑了一间堆放农具的屋子过夜。我注意到所有的考生个子都比我高，而我报名的年龄还有意地虚报了两岁哩。在栖霞山，我只呆了两天半，吃的东西是母亲烙的饼子。

　　在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情绪不高，没想到报名人数这么多，我年龄小，数学又考得不好，肯定是没有录取的指望了。回到家中，我把赴考的情况报告了父亲，他没责备我。我想真要考不取，我就去做候补的风水先生，挣钱多，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出门跟老师一样同样穿大褂，孬好总是个先生罢。

　　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洛社乡村师范的通知，未录取。我的心更沉下去了。可没过几天，栖霞山师范也寄来了通知，我是备取第二名。「备取」是活络档…得有两名正取生不去报到，我才有希望进这个学校。不过，我这次考试，竟然在五百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五十二。（招收五十名），已经很不错了。索性不录取，我也死心了，最讨厌就是「活络档」，半死半活，不上不下，期待的日子特别难熬，那些日子我无心吃饭也无心玩耍，只是悄悄地看线装本的小说打发日子。

　　就在这时，本城的日报登了一个上海新亚药厂来常州招考练习生的启事。镇上我的同班同学没能考取中学的。都想去报名，报名手续要交一张一寸半身照片，和一元报名费。

　　有一位同学的家长请我陪同他的儿子一同进城去赴考。他在我父亲跟前夸奖我，说我竟然一个人出远门，去无钖，去南京，到过的大地方不少。如果他儿子有小华陪同，他就放心了。其它的家长闻听我是带队的，也很高兴，还送了几匣糕点，让我路上充饥。就这样，我带领着约有一班人左右的考生，浩浩荡荡来到报名处。当时报名的已有五百多号了。同去的同学怂恿我也报个名，我说一没有照片，二没带报名费。同学们立刻凑足了一元报名费，又出钱到照相馆为我照了相。照片要过四个小时才能取。而报名时间在当天下午五时就要截止。我照相时已经两点多了，照相馆里的人听说我是报名投考用的，答应两个小时后来取，再要提前不行了。从照相馆到报名地点还有好长一段路程。同学们生怕误了报名时间，决定采取接力赛跑的办法传递那张照片。我终于在最后时刻报上了名，我的准考单上的号头已是七百多号了。

　　十五天以后，报纸上刊出了录取的名单，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八个同学有五人落选了。落选的同学哭丧着脸来到我家，问我这次进城为什么考得这么好。我照实讲了我的体验。对失败者是不能有一点炫耀的，我说：「这次考了个第一，多半是因为我从报名、拍照片直至进考场，心里一点不紧张。我在栖霞山师范有了名额，这次只是陪陪你们，所以精神全部放松。临场不慌张，这一条极为重要。我考乡村师范就没有这么放松，所以成绩不好。」

　　我报名在最后，却考了个第一，在乡镇上引起了轰动。家里并不知道我去考上海药厂的事，及至榜上中了头彩，我才把如何凑钱交的报名费，如何传送接力棒把报名照片及时送到的情况报告给家里人。

　　过了没几天，又收到栖霞山乡村师范的通知，说是我被正式录取了，可于九月五日前来校报到。我本打算去上海新亚药厂，接到这个通知后，整个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我去上海做练习生，我的大伯父和祖父属于这一派，我的两个娘舅也支持我到上海去；另一派是我的父亲、叔叔和外祖父，其中最有权威的是我的外祖父，他的理由是，「士」为百业之首。是人上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还特地送我一件礼品，那是一顶西瓜皮帽子，帽子顶上有一颗鲜红的水晶顶。外祖父的说法，这个水晶顶帽子表示功名得中。他并不为我考新亚药厂得了头一名而高兴。外祖父还维持着士大夫的旧的传统观念，认为从事工商没出息。

　　至于我母亲，她是跟着爸爸的，爸爸赞成啥，她就赞成啥。她之所以偏重我去师范学校，还有她独特的考虑：上海的厂家，干什么活她不知道，过的什么生活她不知。她对儿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怀有几分恐惧和不放心；而做老师呢，由于她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老师，她熟悉这一门，觉着这是个文明的体面的职业。

　　我长到十四、五岁，并无雄心壮志，既没有想做科学家或大官，也没有立志参加革命。一度想跟阿金《常州一带有名的京剧演员》去唱戏。这个念头被父亲打下去了，他自己喜爱京戏，但又染上了旧社会的成见，把戏子看成下三流的人。当大伯继承了风水先生的罗盘，我也曾想长大了去替人家看坟地，赚死人的钱；这个念头一冒头，又被大伯父批驳掉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不是树立什么个人志愿的问题，而是两个职业里，你挑哪一个?这可真正难为了我。当初只是考了个「备取第二名」，就弄得我茶饭无心，心神不定，半死半活。如今要在「孩儿王」（老师的别号）和工厂学徒中任选一项，我衡量了半天，觉着两个行档各有利弊，那种举棋不定的滋味比拿着一个「活络档」还难受。我跟妈妈的考虑有不同之处，她对不熟悉的地方，就不放心。我呢，觉着上海是个大地方，还有「大世界」，一定好玩，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一种探险的好奇的心情促使我更向往大上海。

这一场纷争，以「升学派」的胜利而告终。对这个结局，我自己并不太高兴，毕业以后顶多做个三家村的穷教书匠罢了。但又一想，我能继承父业，人们见了我同样要叫一声「王先生」，也感到很大的欣慰。我决定到栖霞山师范学校去报到。



十 登南京栖霞山



　　栖霞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风景区，山上刻了许多石佛，名曰千佛洞。在投考的日子，没有心情来山上玩耍。如今正式到这儿做学生了，入学注册后的第三天我就上山去游历，但见佛洞里的石刻，一个个都蒙上了一层水泥，弄得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古代文物都变成了一堆堆水泥的人像，木呆而且丑陋，实在是大杀风景。据说是因为原来的石像已经风化损坏，所以用水泥把剥蚀的部分糊起来。这是南京政府的德政，他们没有文化，即使想做好事，也不过是「佛头着粪」，反而毁坏了古代文物。

　　深秋，栖霞山满山满谷的红叶，煞是好看。我们同班的几个要好同学相约到山中去看红叶，爬到山顶，俯视滔滔长江和龙盘虎踞的钟山和紫金山，感到天下的开阔，而山脚下的人群，却像蚂蚁似的渺小。这样高的山，在我的家乡是没有的。

　　我们学校就设在这个美丽如画的栖霞山的山脚下。这个学校共有一千多学生，八个班级。校长名黄质夫。课室里的座次，是按学生的高矮排列的，前面几排是女同学，女同学后面才是男同学。由于我的个子是男同学里最矮小的，所以刚好排在女同学和男同学的交界线上。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名叫吴庆华，由于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华」字，所以我暗暗地把她当做姐姐看待。至于她的年龄是不是比我大，我从来没有打听过，至今我也没弄清。她不算是我们班里女同学中最美丽的，但也可以排到第三、四名，她娴静、庄重，有一对特别明亮的眼睛，身段细长，坐在她后面的人只能欣赏她白嫩的头颈。她不大理睬我，从来也没回头看我一眼。我心里对她隐隐升起了一种不满情绪，觉得她骄傲，她冷漠，冷若冰霜。我不否认我还有很多的孩子气，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报复她。我用毛笔写了一张纸条，轻手轻脚地别在她的衣裳背后，她并无知觉。在我后面的同学看得清我写了什么，都格格地偷偷地笑。正在教课的老师很快就发现同学们的眼光都集中在吴庆华身上，他感到异样，打算走过来，这时我慌了，连忙伸手把她后面的纸条扯下来，并且立即撕碎了它。当老师走过来，虽然不曾看到我写的条子，物证虽则没抓到，但他判定我是给女同学恶作剧，于是生气地叫我站起来，一直站到下课为止。这种罚站在小学里是平常的处罚，不过在师范学校里却是特别严重的，听说还记上了班级日志了，这就好比往现在的档案袋里塞材料。

　　我把她身后的纸条扯下，动作匆忙而且笨拙，她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脸上带着明显的愠怒，我虽则被老师罚站，羞得满脸脸通红，整个班级的同学的视线全在看我，但是我还自以为是胜利者咧，因为我干出这种蠢事，主要还是想逗引她回过头来，不是吗，她终于回过头来了。

　　不几天，我们集合在操场上做集体操，体育老师让全班同学手拉手成一个大圈子。我的右手拉的男同学，左手拉的是吴庆华的手，倒是我拉她的手时，感到了难为情，一来是因为她是女同学，二来是前不久我在她身后贴条子伤害了她。当她伸出手来让我拉她，我迟疑了一下，很快我就握紧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她笑笑说：「你的小手，握不住我，让我的手捏在外头罢。」这两句话使我放心了，也使我开心，我们终于握手言欢了。我们俩的手握了好久时间，她在这时候悄悄地问了我一句：「你这个小调皮，那一回你在我身后写了什么乌七八糟的话?你实告诉我，我就饶了你。」我胀红着脸告诉她，写的是「骄傲的公主」。她并没有生气，却嫣然一笑，并且使劲地捏紧我的小手，作为报复，我心里却感到甜滋滋的。从这以后，我对体育老师特别好感，并且希望上体育课，不要做别的，专门拉个大圈子做儿童游敏。

　　往后，她对我再也不冷若冰霜了，但仍然不大肯回过头来。我们平时也不交谈。

　　有一次上地理课，我发现她偷偷地看台板下面放着的一本小说，是一本什么小说呢?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下课以后，我趁她不在教室，用极迅速的动作偷来她的那本书，一看封面，是蒋光慈作的《冲出云团的月亮》，我不敢多看，连忙放在原来的地方。但这个书名留在我脑海里却永不磨灭，五十年后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学校也有劳作课，——我还以为这是从罗家塘小学移植来的新课目。由于这是我父亲的看家本领，所以我特别喜爱劳作课。劳作课上，下农田干重活总是让年岁大身坯高的同学去做，给果园松土或做嫁接等细巧活就分派女同学做，我占了个子小的便宜，老是把我分派在女同学的组里。

　　一天，我跟吴庆华一同松土。

　　「你讲个故事解解闷吧」我对她说。

　　「我不会讲，哪来这么些故事」她说。

　　「你不是看了不少小说吗?给我讲个小说的故事吧，譬如：月亮为什么要冲出云团呢?她在云彩里头不好吗?」

　　她惊讶地看了我一下，说：「该打的，你一定偷看了我的小说了!」

　　我默认了，轻轻地一笑，说：「你看得好的，也介绍给我看看。有什么呢?那不是你的小说，是蒋光慈写的，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看。不过你的功课不好，多看小说会耽误功课的。」她说，真像我的姐姐。

　　「你在课堂里看，我保证在宿舍里看。」

　　她笑了，说：「你自己也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嘛。」

　　第二天，我揭开课桌，发现蒋光慈的那本小说已经悄悄地在里面等着我。书里还夹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快看，看完后仍放我课桌里。」

　　正是在她的诱导下，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许多大革命后涌现的新文艺小说，其中有丁玲的《韦护》、《母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茅盾的《动摇》、《幻灭》和蒋光赤的《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郭沬若和郁达夫以及美国辛克莱等等的许多小说。

　　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学生都是贫苦出身，他们很自然地倾向革命，所以在高两班的学生中间，有进行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也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政治色彩的秘密组织都很活跃。信仰国民党的大概一个也没有，如果谁是国民党的话，他在这里肯定站不住。同学们议论国家大事时，慷慨激昂，无所顾忌。这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东北四省，激起了全国的抗日高潮，当时我们都十分关心抗日救亡运动，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放弃东北、对日屈辱求和非常不满，并且渐渐感到面临做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班上的语文教师是知名的词学专家任中敏先生，他有意识地给我们选读语文的补充教材，都是有关志士仁人如何捍卫祖国，抵御外侮的文章，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案桌后面，用悲怆激昂的声调一字一句地朗诵史可法、文天祥、龚定庵等人的名篇，读得声泪俱下，不能自制，学生在台下也陪着流泪，一种「国破家何在」的悲愤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室。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任中敏老师，他的夫人便是教我们美术的王志渊老师。她经常带我们到野外去画栖霞山的风景。课余时间里，我就到任老师的宿舍去请教，我向他表示，我长大了也要学会做诗词，他笑了，问我以前读过那些诗词。这一下把我问倒了，其实我对诗词的知识可说是一窍不通，小时候，父亲教我背过《千家诗》；至于词，我只记得《三国演义》开头的一段《西江月》。他说：「要学诗词也不难，但一定要钻进去，如果作为个人爱好，欣赏欣赏，那么读几个选本就可以了。」他建议我第一步只求能读懂若干名家的诗词，并立即在书架上抽出几本诗选和散曲丛刊给我。坦白地说吧，我并没立志自己做诗词，只是想多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而已。这几本书中的散曲部分吸引了我，加上这几本书又是任老师编选的，所以我读起来更感到亲切，有几首短的小令都能背出来。在下次见面时，我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迷上了词和短曲，便在任老师的宿舍里背诵了几首给他听。他非常高兴，带点嘉奖的语气说：「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兴趣，你走了第一步，而且走得不错，不过你用常州音来读，散曲里的入声字就念不出来，还不能体味那词曲里的感情。」于是他高声朗读，给我做示范式的表演。他那么严肃，一丝不苟，从他那热忱的语言里，我感到他对我寄予期望，指望我将来在词曲方面能够做他的得意门生。后来，我果真在业余时间里钻研起词曲来了，还仿真式地做了几首给他批改。他看了当然不满意，不过他并没泼冷水，只是说：「你的基础还没打好，急于做诗词当然做不好。早着呢，要多读，并且要熟悉声和韵。」

　　我看到王志渊老师在屋子里的一边作画，画好了往往由任老师题字，题字后面他不盖章，而是用朱砂红笔描出大小不同的名章来。他描得比石刻的图章还好，花色品种也多样。任老师的这一技艺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回到宿舍，我也学着描画自己姓名的各式图章，还给吴庆华描了几个。——这又是「百事能」大伯对我的影响：凡是有趣的新鲜的事情，都要涉猎一番。

后来的结果，大大出乎任中敏和王志渊老师意外。在词曲方面，可以说我并没有什么成就，我做的诗词他从没有说一句「还可以」的话，而我描画的各式阴文阳文图章，那成绩竟使任中敏夫妇感到惊讶，任老师的评语是；颇有功力，可以画到宣纸上去了。从此，我对刻图章这一门有点儿轻视，我自己也没备什么印章，我认为既然能描画得出，又何必去刻石头呢，不过我并不为此而沾沾自喜，我发觉自己不是一块诗人的材料，正如我的外祖父评论的那样。只是小聪明。我承认他老人家有眼力。



十一 生活的转折



　　还有一件我不能忘怀的事，有一次，任老师出题作文，我做的是一篇记叙文，他阅后在卷子上写了一行批语，还给了一百分。据上两班的同学说，任老师批作文卷子，从未批过一百分，这一荣誉大大鼓励了我的虚荣心。任老师把我的作文连同批语油印成语文补充教材，每个同学都发了一份。他要我在课堂里朗读，并讲出作文时的想法。任老师赐予我的荣誉，比作家协会通过我成为它的会员，对我的精神上的亢奋和优越感还要厉害。那篇文章写了些什么，至今一点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是叙述我小时候干的一件平常的事，我把它写得入情入理，并富有孩子的感情。我记得他的批语有这么两句：「一点没有作文的痕迹，但道出了真性情、真童真，令人心折，确是佳作。」

　　我来到任老师的住处，在谈话中说了一句谢谢任老师破格儿给了我一百分的话，并且要求他再给我一份油印的作文，我要寄回去给父亲和外公看看。

　　万万没料到任老师却严厉地给我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他有点生气地说：「文章好与不好，决不是我批了你一百分就变好了。这是你一时的成功之作，与我无关，为什么要谢我呢?批给你一百分，这是让大家晓得做文章的道理，你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你是无意识碰对了。这回我给你好的评语，只是告诉你，往后你就沿着这条道走，如此而已，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油印的作文我这儿还有，但我不打算给你，你为什么要寄出去呢?你是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你说有没有?」

　　我羞红了脸，点点头。他这才笑了，又恢复了温和和亲切。这时，我才开始觉悟到这几天确是太自鸣得意，好象堕入五里雾中，浑身感到轻飘飘，认为自己快要做人人伸大拇指的大人物似的，这种精神状态实在危险。

　　暑假，我回到家里。十多天以后，忽然收到了从栖霞山乡村师范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以为寄的是学期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当时我父亲远在烟台（他从一九三一年后从青岛派往烟台了），我就拆开看了。当我看到这是一份简单的油印通知时，真像五雷轰顶，额角上顿时渗出冷汗，眼睛里直冒火花。那通知上这么写着「一年级同学王某操行不及格，考虑到该生学成后难以为人师表，只得除名，诸希鉴谅」等语。这个打击来得这么突然，语气含糊但词意坚决，毫无商量余地。我一气之下，就把这份油印的通知撕碎了。

　　我没有勇气把这个倒霉的消息告诉母亲，以为把那份油印的通知撕碎，就没人知道我的不幸了。可是，当我一个人躲在屋里的时候，总要悄悄地流眼泪。从此，我再也不能回到美丽的栖霞山，我已经永远跟同学们分离了。我特别不愿意跟传递给我很多书的吴庆华分离，当她知道我被学校开除，会怎样呢?她也会哭吗?我的被开除，任中敏老师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替我说句好话呢?

　　我尽力搜索我操行方面的错误。忽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我跟四位同学攀登栖霞山的高峰，我们留恋壮丽的风景，五个人又都没有戴表，下山时已错过了学校开饭的时刻。同学们建议去吃小馆子，我们都是穷学生，身上带的钱只够一人吃一碗面条。可是，有个姓邱的同学建议每人再喝一杯酒，大家以为他身上有钱，都随声附和。我受了父亲的教诲，对喝酒没什么兴趣，但我是年纪最小的，生怕同学们瞧不起我，看到大家兴致这么好，我的兴头也上来了，并且还想露一手，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给你们弄一样搭酒菜来，不花一个钱。」大家热切地问我，去弄一样什么菜?我故意不说，一来怕吹牛吹在前头，如果弄了个两手空空，反而被他们嘲笑；二来要是弄着了，也好让他们获得意外的惊奇。我向店家借了一个破面盆，拿着出了门，有一位姓谢的同学跟在我后头，他要看看小王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到了野外的稻田边和小河沿上，——这又是我从「百事能」大伯那里学来的本事，然后从泥巴洞里掏鳝鱼。我掏得很顺手，半个小时之内，就捉住了十来条大的和小的黄鳝。小谢连连称赞我的绝技，我越发感到得意。小谢说：「好了，让他们等得心焦了。这么些，还不够?条条都是活的。」说罢，他端着面盆往小饭馆走去，我赤着一双脚跟在后面，那神气好比是活捉了很多俘虏的将军。

　　我们花了一角钱作为调料费，请小饭馆的大师傅做了一大盆炒鳝丝做下酒菜。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夸赞我捉黄鳝的手艺。我向来不喝酒的，为着祝贺自己的胜利，也学着喝了一盅酒，弄得满脸通红。吃罢付钱，谁知小邱口袋里只有十来个铜币，根本不够付酒钱的。小邱很尴尬，他跟饭店老板说：「我们是这儿的学生，我马上回校去把钱取来。你信得过我们吗?」饭店老板笑笑说：「钱不便就挂在账上，不要紧的。师范学校的学生，怎么能信不过呢?」他一边收拾碗盏，一边瞅着我说：「这位小同学真有本事，捉鳝鱼手到擒来。这么着吧。我这个酒钱不要了，请这位小同学再替我抓一回鳝鱼，我照样算钱，给你们喝酒，好不好?」

　　同学们瞪眼望望我，射着希望我答应他们的眼光。我是好胜心强的人，经不起老板的抬举和同学们逼人的目光，就答应了。这是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商品生产的转化。为了实行诺言，我在下一个星期日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替小饭馆抓了一面盆的鳝鱼。我们这个小集体又美美地聚餐一次，没花费一个钱。

　　头一回喝完酒，回到宿舍时，大概有一位同学醉醺醺的面孔被舍监发现了。假如他把我们五个人全说出去，罪魁祸首也挨不上我呀，我年纪最小，只是随大流的。难道就为的我抓了鳝鱼，就定下了「操行低劣」的罪名吗?这时我又检查自己还有什么操行低劣的事，我想起给吴庆华背后贴纸条的往事，被老师罚站，是不是这件事说明品行低劣呢?连吴庆华都原谅了我，为什么学校训育处不肯宽恕呢!

　　勾引起这一类见不得人的往事，只是使我更丧气，更灰心。忽然，在我的眼前有几百条黄色的鳝鱼在翻腾，在挣扎。我真的像释迦牟尼一样，一下子获得了解脱、大彻大悟。我由画鳝乱舞连想到我确实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我杀害了成百条活蹦乱跳的生命，我抄了它们的家，端了它们的窝，我杀害了老一辈的黄鳝又杀害了年幼的子孙，我确乎是罪魁祸首，我被开除正是我造孽的报应，这个报应还是很客气的，嘿，只是叫我将来不能吃粉笔饭而已。这么一想，我的精神倒变得轻松了。曾祖母和祖母长期灌输给我的佛家思想，使我的苦恼的灵魂在鳝鱼身上找到了避难所。我不怨天，不怨人，只怨自己荒唐和幼稚。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忽然从烟台回家了，并且带回了一篓子的烟台苹果和葡萄，他送了一部分给东邻西舍，剩下一半是给我们吃的。可是我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因为我心里有心事，被我撕掉的开除通知，本来我已快要忘却了，这时它又被十倍百倍地放大，成为一片乌云，使我没勇气跟父亲讲话。我被这片乌云折磨得不知怎么好，是照直对父亲讲，还是不讲，要是讲了实情，兴冲冲从千里之外赶回家来的父亲会怎样呢?这街上的人们将怎样藐视我、嘲笑我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守口如瓶。求得一天的太平也是好的。这需要十分坚定的勇气，但我的内心却是十足的怯懦，时时刻刻以为父亲已看出我的心事来了，父亲的每一句牵涉到我的话语，都使我心惊肉跳。

　　「太平盛世一没有维持几天，父亲毕竟比妈妈高明，又做过老师，他注意到我几乎完全不做功课，只是「野」在外头（其实是我躲开他，好似一个做贼的人躲开警察），就问我：「你的考试成绩单呢?」我愣了一下，便说：「都在八十分以上，就是数学差一点。」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从容不迫。父亲很认真地问：「你给我成绩分数单看看。哪一门不好，还不赶快补课。」停了一下，他又说：「我看你的心一点没放在功课上。这时我的心沉下去了，对爸爸的这个挑战简直没法应付了。但是我已经说了谎，只得把谎言坚持下去。我说：「成绩单老早寄来了，让我去找找。」在我假装去寻觅的时候，父亲问妈妈：「你看到了学校寄来的成绩单吗?」母亲说没看见过。父亲联想起我刚才回话时，讲话带点结巴，脸上绯红，一副紧张不安的神色，就开始怀疑起我来，他用一种紧迫而焦灼的口气说：「你一定把成绩单给我找来，我猜你这里头有鬼。」爸爸已经怀疑我了，我不能再假装下去，留给我弄虚作假的圈子也越来越缩小。我真懊悔当初不该撕碎那份油印的通知单。这时我心头的沉重和沮丧比刚收到学校的通知时还要严重。事情已经弄到这一步，恐怕再也瞒不下去了。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斗争后，我决心冲破用谎言编结的牢笼，向父母摊牌了。我觉着自己像是去完成一桩冒险的英雄事业，大有舍得一身剐的义无反顾的气概。

　　我从卧室里大大咧咧地走出来，来到爸爸跟前，没有眼泪，没有哀伤，而是用愤怒的声调大声地喊道：「我告诉你吧，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顶多我不做老师就是了。」

　　我这个宣布使得父亲和母亲目瞪口呆。他们起初不相信我讲的是事实，以为是小孩子一时说的气话，故意逗逗大人的。当我继续说：「通知早就来了，是我把它撕碎的。」

　　父亲方才从噩梦中清醒过来，可并没有骂我，而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说，你犯了什么事啦?」

　　我说：「我什么事也没犯。爸爸，是学校欺侮我，我再也不去栖霞山了。」其实，我还是打了埋伏，没有把操行不及格的词句讲出来。

站在一边的母亲听了我惊人的宣布，也发了一阵呆，直至听到我说「是学校欺侮我」，两道泪水才从眼里流出来。她完全相信了我被开除的缘由，那两行热泪分明是同情我、怜悯我。我感到并不孤立，有一股暖流从我紧张的胸口升起。

　　爸爸却变得狂暴了，他一下子变了脸，气得两只眼红红的，站起身挨近我，逼着追问我：「你说，你不去栖霞山，打算到哪里去?」他的嗓子提高了，招来了家里的伯母、婶婶和堂弟妹们。他们还没弄明白爸爸为什么对我发那么大的火!我爸爸从来不对儿女发火的，照过去的印象，他们还认为父亲特别宠爱我呢。

　　我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能去，就是不去那个倒霉的栖霞山!」

　　大概是围观的人太多了，才激起父亲更大的火，他在寻觅打我的家什。我依然像一段木头站立在那里。这时出现了祖母，她连忙过来拉住我，问我什么事情冲撞了爸爸。站在一旁的堂姐连忙说：「小华再也不肯到栖霞山去了。」

　　祖母用手指指我的额头，说：「这么大了，还逃学?」

　　我爸爸已经找到了一根柴丬，在卖柴的店里，到处都有散乱的劈柴，这家什打一下子还得了!祖母护着我，给我求情说：「小孩子逃学嘛，用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

爸爸气得直跳脚，大声地呼喊出五个字：「他被开除啦!」「开除什么呀?」祖母从未听说过「开除」两个字。「不要好的，一定犯了事，给学校除名了。」

爸爸说罢就要动手。这时祖母才明白「开除」是啥意思，她也愣住了，不由得松了手。我乘此机会从祖母的手里挣脱，拔脚就往外溜，爸爸赶上我。气急败坏地说：「看你跑到哪里去?有本事你永远不回来!」

　　他没能追上我，当我冲锋似地走出大门时，那个柴丬跌落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

　　我沿着河岸走，速度慢下来了。我竭力避开街上的人，以为街上的人都听到了父亲的那一声呼叫：「他被开除啦!」

　　到哪里去呢?我真没有脸回家了。唯一的去处，是到外公家去。我去到了外公家，把真实的情况跟舅父舅妈讲了。当初竭力支持我进药厂的舅父这时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说：「当初去新亚药厂有多好!考的头一名。白白丢了一个好机会。你爸爸一定要你去学校，考的是备取第二，这不是赏酒不吃吃罚酒，才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吗?我从小就梦想着去上海，到老来一直没去成，那是个大地方呀。」舅父没有责备我，反而批评起我父亲来了，我的心放宽了许多。

　　黄昏时候，外公拎着个书兜回来了，一听说我的事情，也跟父亲一样生气，不过他比父亲说得婉转多了，他说：「家里出个秀才也不易呀，念乡村师范都轧不进，进了还要被筛出来，你们看，难不难?我老早就说小华只是小聪明，成不了大器，凡事不可强求呀!」外公自己是乡间的秀才，所以他处处强调做秀才之难。

　　当天晚上舅家的表弟就悄悄地把我的去处报告了母亲，让她放心。妈妈叫表弟捎回几句话：小华把爸爸气死了，为什么不说实话，先在娘舅家安顿几天，这时节回去了，说不定他爹真要用柴丬打他个半死。于是我只好藏在外公家，好象是个等待判刑的罪人。

　　二娘舅替我出了个主意，不妨写一信寄到上海新亚药厂，说明去年未能进厂的理由，现在仍有志进贵厂做练习生，是否接纳，希来信示知。我照二舅的意思写了信去，五六天之后，果然接到了回信，大意是「欢迎你来」。我接到这封信，真好似救命皇菩萨从天而降一般，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一颗心总算有了着落。在这以前，我对吃饭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一天却吃了两大碗。我出生以来的头一个磨难总算安然度过，一年前家族里支持我进厂的一派终于取得了胜利。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后并不高兴，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做工只不过是引车卖浆之徒，一进了厂，什么学问全丢光了。不过仁义道德还是做人的根本，切不可丢了。上海是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年轻人去那个地方，目迷五色，有堕落成瘪三者，有寻花问柳毁了一生者，也有挣了大钱而骨子里不过是衣冠禽兽者……如此等等，我见得多了。你可要特别谨慎小心，不要辱没了世代书香的外公家。」　　．

　　我在聆听了外公的教诲后，就由二舅父陪同回到丫河镇的老家。一走进家门，我躲在娘舅的身后，生伯父亲又要用柴丬打我。爸爸看到二舅父，也没请他坐，劈头一句话：「听说小贼（他头一次用这个词骂我）躲在你处，你打算养他一辈子啦?」

「不，我养不起。孩子还是你的，今朝不是送还给你了吗?」

「这个不成材的东西，我讲过的，他永远不要见我。」爸爸余怒未息，我向他那里射出羞怯的试探的眼光，而他的目光也正在搜索我，两个人的目光不愉快地聚在一处了。

　　二舅父自己找座儿坐下，我露出了半个身子站在他后面。我发觉父亲不再是那天的狂暴的面孔，也不打算寻柴丬打人。想到上海药厂有了信来，我更不怕了，所以我依然像一段木头站在舅父的背后。这时母亲从房里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场面，不免紧张而不安，她示意我赶快跑开，但是我向妈妈微笑，仍然一动不动，弄得妈妈莫名其妙。

　　舅父微笑着展开那封信，给爸爸看，又说：「隔了一年，这个厂还是收留他，这说明老板还是很看得起小华的。我看进工厂不一定比进学校差，到大地方去有大发展，也许他到了那里会有出息。做父母的不要做得太绝，小华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嘛。」说完，便跟母亲打招呼，用一种欢欣的语气说：「上海的药厂来了信了，还是要小华去。」我看到了妈妈脸上的笑容。

　　我看着父亲把信看完，他的脸舒展了许多，又朝我身上瞟了一眼，说：「好吧，只要有个吃饭地点，就只有这样了。二哥，我本来一心栽培他，谁知他不是这块料，那就不必强求了。」

　　二舅父走后，爸爸仍然不跟我说话，母亲则默默地替我料理行装，她仍旧把外公送的水晶顶瓜皮帽塞进网篮里。我看到了水晶顶的透明的红色。好似碰着了一团火。我恨恨地把这顶「礼品」扔在外边，表示跟外公、父亲所安排的穿长衫士大夫的前程决裂。

第二天我就要起程了，临行前，父亲才跟我说话，他说：「学校有开除的规章，工厂也有的，也许工厂开除人更要无情。你不要贼头狗脑地做一些下流勾当，一切要循规蹈矩，守本分，如果再被工厂开除了，你就不是王家的人，你就不用再踏进这个门槛。」爸爸的语气是严厉的，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殷切的警告和热烈的期望。

　　夜间，妈妈搂着我睡，在枕边。她流着眼泪轻轻地嘱咐我：[这一回出门，可要争口气呀!你爸爸为你操多少心!你给爸爸带来多少苦恼，使他在家门里抬不起头来。你一定要照你爹关照的去做，做一个正直的人，决不走邪路!听见了吗?]

当我想着明天就要离开家，离开母亲的怀抱，眼泪也弄湿了枕头。



十二 木箱夜读



我来到了刚刚从淞沪抗战里苏醒过来的上海城。

　　现在的新亚药厂已大为扩展了。当年我进入这个厂时，只有一幢楼房、一个院落和一个仓库。这个厂的老板叫许冠群，自幼患过小儿麻痹症，一只脚有点儿跷。厂长姓赵，是懂得制药技术的专家，另外还用高薪聘请了一名在德国拜耳药厂干过的总药剂师。全厂的工人只有一百多人，几乎全都是常州同乡，其中五十名就是去年特地从常州招收来的，我是最后的到达者。从这个工人结构里，可以看出老板的革新精神，他不用私人关系荐举，不靠裙带关系，不开后门，全凭考试择优录取。据说许经理亲自看考卷，亲自点名放榜。这也是制西药工人需要相当的文化，旧的学徒制已经不适合近代化的工业生产的缘故。不过这位民族资本家还保留着极浓厚的封建色彩，只用常州人这一条就是明显的例子。另外，他规定只给练习生每个月一元大洋，而且维持三年以后才正式定薪，这是照搬上海滩的学徒制老规矩。那时候月薪多少也无规定，全看老板的恩典。

　　起初分配我做的活是把检验不合格的注射针玻璃瓶敲破，倒出药水，再拿去重新消毒和过滤。干这个活，用力猛了，碎玻璃就会把手戳破出血；碰上治痢疾的注射液，飞溅到眼里，眼睛就立时红肿疼痛。睁不开眼来。干这个活是很痛苦的，常常一天有几回伤了眼睛。但是我忍受着，并无怨言，还感到自身总算有了个落脚处，不必像罪犯似地藏在外公家，即使一个月只挣一块钱，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上工、吃饭、睡觉、业余时间的活动等等，我都是严格地遵照父亲的指示，循规蹈矩，不敢有一点疏忽懈怠。我是痛下了决心的，不可再有一次开除呀!爸爸的这句话经常在耳边鞭策我，警告我。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一块钱，这钱是给工人理发洗澡用的。我用得很节省，一个月下来只花了一半钱。剩下的五角我想寄回家中，这倒并非出于孝心，更多的是想用实际收益向家里报告喜讯，报告我已经能够挣钱，再也不依赖父母了。五毛钱太寒碜，我就再等一个月，积攒了一元整便往家里寄。母亲收到钱后来信，叫我不要再寄这一点可怜的钱给家里，如果一块钱不够零花的，家里还可以支持一点钱。信里又一再地警告我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不可再调皮捣蛋，并说：「你父在你走后的第三天就去烟台了，你父这次回家，是高高兴兴而来，大杀风景而去，他并不希望你寄钱补助家用，你能在上海有碗饭吃就算不错了。」

　　我虽然从栖霞山风景区转移到繁华喧嚣的上海，从学校来到专敲玻璃瓶的工厂，但对过去的学生生活还是十分留恋。在我敲破注射针药瓶的时候，当年在学校里看过的许多书里的人物会一个个自动跑到脑海里来。这时我才体验到外公所讲的「引车卖浆之徒」是什么滋味。他说到了厂里，什么学问会全丢了，不是吗，在这里只有机械地敲木鱼式的动作，用不着什么文化。这里没有书籍，业余时间练习生们只是在单身宿舍里下棋打扑克，偶而也结伴到外面逛马路。

　　我在业余时间还看看报纸上的照片和图画消磨时光。有一天，我看到《申报》上刊登的申报图书馆阅览章程，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那上面规定；只要交一元钱作为抵押金，就可以借阅该图书馆的所有书籍。不要单位证明信，也不要工作证和户口簿。这个规定给我打开了求知识的窗口，我拿出一个月的津贴，亲自去南京路劝业大楼的申报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系《申报》经理史量才创办，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这个图书馆改名「量才图书馆」纪念他）领了一张借书证，借书证上印着，每次只能借一册，限期一个星期，过期不还或遗失书籍者从抵押金中扣罚和赔偿，连续三次过期不还者即收回借书证。

　　从这以后，一下工我就有事做了。借来的书，我一般三、四个晚上就看完了，厚一点的就得突击，才能在七天之内看完。读书使我忘记了痛苦的劳动和苦恼的现实，感到有兴趣有意义。令人最苦恼的是，集体宿舍里到晚上八点就关了电灯。这大大限制了我读书的时间，有的书七天看不完。我倒不怕错过了还书时间被扣钞票，而是从良心上感到对不起这个图书馆，闹不好还会被图书馆「开除，」这不正中了爸爸的预言吗?

　　在情急无奈的心情下，我找到了一个读书的安乐窝：药厂里空的大板箱很多，我找了个可容得一人躺在里头的大木箱，把揭去盖子的一面靠拢墙壁。晚上八点以后，我钻进这只三面木板拼起的小木屋，燃着了一支蜡烛，蜷曲着身子看起书来。我如饥似渴地吞噬着中外名著，在这里，我看了房龙的《地理》，威尔斯的《世界史》，林纾译的许多种外国小说，以及《邓肯自传》、《俄国虚无党史话》、《爱的教育》、《广陵潮》、《老残游记》、《东周列国志》、《元曲丛刊》、苏曼殊的小说……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张书单。

　　根据我读书的体会，我以为能看懂古文，如《聊斋》、《史记》等，这是打开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级台阶，如果能看懂外语原著，这又踏上了更高的一级台阶。

　　我的看书并不是为自己的雄心壮志打基础。老实说，自从被学校开除以后，我并没想过什么未来的志愿。我在这里看书跟在学校里不一样，在学校里接受吴庆华的一本一本小说看，是为了认识我不曾生活的世界、未曾经历的人生；而在这小木箱里看书，起初是为的消磨多余的时间，寻觅有趣的消遣。可看了几本书以后，发现书里展示给我的世界无限广阔和丰富，我便从文学扩展到几个门类的科学知识。我看过《三国演义》，在任中敏那里读过词曲以后，对文言文的古籍也能看得懂了，于是我看了《元曲选》、《史记》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古书。我是无目的地读书，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接受水平的驱使。

　　我读书不求甚解，看得快（因为要赶时间），不做笔记，但看懂的部分和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只是往往把乙书里的内容误以为甲书里所有。所以我的知识虽然广博，却是残缺而不成系统的。

　　这只木板结构的「书屋」始终没被人发觉，我在里头很安全。大有「躲进木箱成一统」的自豪感。只是插蜡烛的装置，一不小心就会引起火灾。后来，我发明了一个极简便的办法，就是在板箱的外面钉一只横穿板壁的钉子，作为插蜡烛之用。有一次，我躺在箱子里，看着看着竟睡着了，手里的书也掉在身旁。等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的两只蜷曲的脚麻得像被锯掉了一样，一时站不起身来。这时，我发现那本书上沾了许多蜡烛油，心里惊得直跳。幸而没闯下什么大祸。我揉搓着麻木了的脚，谛听周围有没有人走动的声音，确信没人看见后，我才轻轻地从木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我怕图书馆因蜡烛油弄脏书而罚我，就到出版这本书的书店买了一本新的还给图书馆。还的时候把弄脏了的一本展示给管理人作证明。谁知管理人老先生大为感动，他一面翻开在我名下借书的登记本，一面说：「你看了这么些书，这不是看的，是吃的?」我笑吟吟地回答他：「我愁的就是不能把书吃下肚，要是可以吃的话，你们这里所有的书．我打算统统吃下去。」老先生赞许地笑了，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指一指借书证上填的厂名，说：「我是这个厂的学徒，新名词叫练习生。」他说：「你真是个好学不倦的孩子，欢迎你来，将来你会成材的。」从此，我跟他交上了朋友。

　　我住的单身宿舍有四张床，上下铺共睡八个人。工余时间他们就下象棋或打扑克，一直打到熄灯，只有我一个人倚着床看书，其中有的同伴抓起我的书看，也入了神。我也想在他们中间物色一名爱看书的人，就介绍他到申报图书馆去弄一张借书卡。但这位好看书的朋友终于没有弄到借书证，因为他心疼一个月的津贴。他不知道拿出一块钱的成本，能获得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啊!

我白天干的工作很枯燥无味，恰恰跟我的木箱里的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我动脑筋力图充实上班八小时的生活，这一半是接受了「百事能」大伯父的启示，一半是在木箱夜读时看过几本有关生理病理的书，所以我打定主意要把厂里制的畅销的针药的配方和制药工艺学到手。我又走上了「调皮」但不捣蛋的道路。前面我已叙述了敲针药时，有一种药水溅入眼里就会使眼睛红肿，这个针药名叫「依米丁」，按厂里的规矩，在眼睛红肿以后，可以休息一小时至两小时（这不需要医生开假条），点上另一种药水就会缓解。我就利用这眼睛工伤的休息时间，跑到二楼和三楼的制剂车间，用一只并未受害的眼观察现场，后来又发展到弄虚作假，眼里并未进去「依米丁」，也蒙上纱布做的盲眼罩，前往制剂车间偷学技术。车间里的同事见了我并不见外，也没有撵我，工友们看到我蒙上了一只眼，反而非常同情我，还拉张板凳让我坐。

　　我打听到配药的要害部门是在三楼。赵厂长为了保密，也为了防止细菌感染，对进入三楼有许多严格规定。我对这里不仅好奇，而且怀有三剑客闯到险要地方探宝的精神。我立志要攻下这个堡垒，一天，我穿上同房间在制剂间工作的同事的白色工作服和工作帽!这套服装我是没有的，来到三楼的配药间。我推开了用棉被包里的头一道门，蹑手蹑脚地走进第二道门，原来这里是恒温的无菌车间，一道一道门都穿上了厚实的棉被。里面的电灯也是绿色的，我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生怕触犯了规章会被除名的恐惧使得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刚通过第二道门，马上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喝住了：「你是谁?怎么乱跑?」我吓得立定在那里。当他认出是我时，语气变缓和了，轻轻地但是却十分坚定地说：「快出去，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原来这位同事是丫河镇本街人，去年跟我一起参加招考的。幸而碰上的是自己人，我的心不跳了，我对他诉苦说：「我总不能老是敲瓶子呀，我想到这儿来，学点东西。」

　　他沉下脸来，把我拉到二道门外，说：[这里的技术，你跑进来看看，也学不到手。这样吧，有些配方我有记录，空下来的辰光我借给你就是了。」我走下三楼，心里不免自怨自艾：「他比我早来了一年，分派了这么一个好差使，我晚了一步，只落得在天井里敲破瓶子。他将来会做总药剂师哩，我连踏进那二道门都不行。」

　　这位姓许的同事真的把他的「绝密抄件」借给了我，我利用了两个晚上全抄了下来。

　　我还记得，老板从国外进口了二只冷冻机，他利用冷冻机的多余的空间，试制出一批供市民消暑的棒冰。开头，还不知道在下面长出一根短棒，只是一块块的里面掺着糖精的冰块，大概还放了点桔子水，所以叫做「桔子冰块」——这是上海滩棒冰的老祖宗。桔子冰块做成之后，厂长就发动洗瓶间的小工和我到街上去叫卖。厂长有话下来，说是卖去五十块，其中十块的钱归我们所有。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三个铜板一块，十块就是三角，出门三四趟，就把一个月的工资挣了。谁知第一趟出门叫卖，不但没挣一个铜板，还吃了倒赔账。毛病出在天太热，手里托着木头匣子，又没有隔热的设备，所以没走出两条街，就变成了一滩水。滚热的太阳把冰块销蚀得无影无踪，加之市民从没听说过这种新产品，所以赚回的钞票很少。

　　赵厂长虽是科学家，但他只交代出售冰块的任务，没有对隔热设备作出周密的指示，当他知道所有的小贩几乎都是空手而返，自嘲地笑了，说：「这是一笔愚蠢的买卖!」他才承认是自己的粗心大意，第二次给每人的木匣里做了一条棉花套，并且在棉花套下面放几块冰块降温。当时大口径的热水瓶还没发明出来，厂长允许损耗的数字达二分之一，并且减价三分之一。

　　我托着木匣子出门卖冰块，不久，就找到了减少损失的畅销的门路，那就是用飞奔的速度走过冷僻的街道，赶到影院和闹市口大声吆喝，并且一手捏着冰块作诱饵。在这种实物做广告的方式下，木匣子里的冰块销售一空。我真的做了名符其实的「引车卖浆」之徒。

现在，虽然有了棒冰和雪糕，但我对五十年前的桔子冰块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就好象今天乘上了柴油机机车，也不会嘲笑斯蒂文生的原始的火车头幼稚和落后一样。从新亚药厂开始制造桔子冰块，经历了一二十年才有现在这样的棒冰。这一件小小的冷饮食品，从诞生到成长，也走过了曲折的不断改进的道路哩!



十三 厕所办报

　　

我看了很多书以后，就产生了想把所得的文化享受分赠给周围同事的念头。当时，同房间的伙计工余之暇只知道打扑克逛马路，我认为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但又不好批评他们，也没有资格批评他们。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何不利用公共场所，让大家进行一些有益的文化娱乐。这个公共场所只有厕所比较理想，我决定利用厕所间的墙头办墙报。厂里的厕所也分等级的，高级职员用抽水马桶，厕所里还燃着安息香。而工人的厕所则建在阴暗的角落里，是学校里学生使用的那种格局。工人、练习生的合法的休息处就是厕所，到厕所里来，上海话叫「磨洋工」。因此，工人的厕所成了聚会闲谈之地，也成了歇口气求得四肢松快的娱乐场所。开始我只是把「写字间」（职员的办公室）看过的隔夜报纸，挑选值得看的剪下来，加上红色的框框贴在厕所间出入口的墙上。这么做果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同房间的伙伴也支持我办下去，本来是一个星期换一次，后来改为一个星期出两次，而且起了一个漂亮的刊名，我记得是叫《新亚园林》。

　　厂里的工人开始关心国难了，我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样办了两个月，我的手也痒痒了，就自己动手写文章，贴在《新亚园林》的后头。我没有写上作者的名字，看的人还以为是从报上抄下的特别精彩的文章哩!这使我暗中感到颇得意，以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我还鼓励周围的同事也写文章，写出来的照样往上贴。这样，写作的队伍扩大到五、六人。我的一篇议论时事的文章，讽刺蒋介石只知道屈从日本，对放弃了东北四省的张学良反而加官晋爵，题目叫《豁拳闲话》。朋友们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妨寄到报社去一试。我就抄了一份寄给《新闻报》，没过几天，果然登来了。——这是我的文章排成铅字的第一篇。

　　从《新亚园林》一跳跳上全国性的报纸，这一个飞跃使我兴奋异常。我在同事中的地位也顿时提高到了不起的地步。许经理和赵厂长也看过了这篇文章，许经理自诩去年把王某提拔成第一名，证明他眼力不错；赵厂长赶快把我调往消毒间工作，不再敲玻璃瓶了。同事们对我的推崇反映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懑，因为大家看得出，我那篇文章是骂蒋介石的。

　　两个星期后，报馆来函通知我带自己的印章去报馆领稿费。为此，我专门去刻了石头图章来到报馆，领到的稿费竟是我三个月津贴的总和，我的心高兴得狂跳，在坐公共车辆回厂的路上，我的手心里一直握紧了那三个银元，使银元的温度热得发烫。我非常快活和得意，几乎见人就想问：「你看过我登在报上的文章吗?」「我的文章你看了怎样想的?」我真想驾驶着公共汽车飞到天空去，去呼喊，为我的成就而欢呼!我记起了一位著名的学者的话：在胜利面前不骄傲的大概只占千分之一；陶醉在自己的成就里，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而傲视一切的狂妄分子大概也只有千分之一。任何时候，这两种千分之一的人都不会消失。如果我不知道这两句名言，说不定我真的成了第二个千分之一里的狂妄分子。

　　这非同小可的三块银洋啊!有了你，我才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原来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可以通过铅字排版，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千百万不认识的人；动一动笔，就是一个练习生的九十天的劳动收入呀，我自接到学校的开除通知后，受到了屈辱，寝食不安，情绪从栖霞山的顶峰一下子跌到污泥塘里，自暴自弃，自叹命薄，向我佛如来和观音菩萨那里求得苦难的解脱；进了工厂后的萎靡不振，低三下四，……这一切苦厄舍利子，都被这三块银洋一扫而空了。

　　回到厂里，我把三块银元扔在桌上开展览会，似乎这银元有特异的光泽，还有特别的磁性，果然吸引了左邻右舍的练习生都来观光摩弄，好几个同事嚷嚷要我请客。按照这几年的风俗，买一些糖果分分，吃得皆大欢喜；可是五十年前还不兴这个。我决定拿出两块钱买电影票，卡德影院（现在改名西海影院）离我厂近，我去到那里，一下子买了十四张票，电影票是七个铜板一张。看电影的那天，我身后跟着十三名同事。我在前头带队，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卡德电影院而去。那天看的电影是《火烧红莲寺》，在看电影之中，我才了解到，我的这帮常州乡下人，来到上海快一年了，都还没看过电影，看《火烧红莲寺》是他们一生中破题儿头一遭。他们的惊异、满足再加上感激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以后，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新闻报》又连续发表了我的诗歌和议论文。当我夜间伏在桌子上展纸动笔时，同室的同事们进门时轻手轻脚，不弄出响动来，扑克、象棋之类的娱乐也自动停止了，还有人悄悄地泡一杯浓茶搁在桌上。这又使我联想起幼年时抄《金刚经》的特殊的待遇，除了没人给我扇扇子，周围的气氛简直跟祖母和母亲陪我抄《金刚经》的时候一样。

　　我一次给母亲寄了三元钱，这使妈妈大为惊异。她来信问：你这三块钱是怎么揽下的?我的信上写得明明白白，是登报的稿费，母亲大概没看明白，也许她根本不知道登报是怎么回事。我本该寄一份那天的报纸给家中，可一来我手头只有一张报，留着还有用处；二来我记起了任中敏老师曾训教过我的话，要我不可为自己细小的成功而向别人炫耀。所以我未曾把发表我文章的报纸寄回家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会计科的屠毛遂先生，约我明天上午到他家里，说他有一位亲戚想会会我。我遵约前往，屠先生介绍了他的堂兄弟名叫屠廷容的同我认识。此人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知识分子的面孔和打扮，穿一件竹布长衫，一条淡格子的西装裤。一见了我，就亲切地问我家庭和工厂的生活，当他问我年纪的时候，我第一次透露了真相，说我今年实足年龄只有十六岁，因为招考的年龄限制，所以虚报了两岁。两位屠先生听了相视而笑。接着，他问我对时事有什么看法，我谈了对国难的痛切心情和对蒋介石的愤怒。他接着问：「你知道红军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词。他接下去说：「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们打了胜仗，我们穷人就得救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红军和共产党。

　　屠毛遂还拿了一份《新闻报》给他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豁拳闲话》，这里头是讽刺蒋介石提升张学良为剿匪副总司令，因东四省的沦陷，时论皆指责系东北军政首脑张少帅不战而逃。丢了偌大一片国土，蒋介石反而给他加官进爵，这是赏罚颠倒，就好比喝酒豁拳，输了反而可以饮酒，是一种不分成败的颠倒一样。

　　我作此文时，还不知道「剿匪」的「匪」就是指共产党，屠毛遂先生倒看出了我是反对蒋介石剿匪的，他在跟堂弟屠廷闲谈中，讲到厂里有个年轻后生思想倾向共产党的，屠廷容才通过表兄约我在他家中见我一面。

　　他又约我第二次见面。这一次，他送了一本《文艺新闻》给我，这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办的刊物。他问我：「你看过鲁迅、丁玲、易嘉（瞿秋白的笔名）的文章吗?」我说看过，并且报了几本书名。他说：「你乐意参加到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中来吗?这个刊物就是他们编的。」我表示很乐意。他没叫我填表。我连左翼作家联盟是什么组织也没弄清楚，只弄清楚了无产阶级就是没有一点产业的穷人，是被压迫者，我是无产阶级，因为我是穷人。

　　回想我参加革命，既谈不到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谈不到对革命的追求，多少带有盲目性和偶然性。我在前半生中，曾写过十多次「自传」和「坦白交代」材料，放进档案袋里。我写这一段光荣历史的时候，总想把自己的阶级觉悟写得高一些，实属溢美不实之词。在此郑重声明更正，以免后人骂我也爱说假话，作为他说假话的口实。

　　说实在的，我参加左联虽是乐意的，一点不害怕，但却是蒙眬迷惘的。屠廷容只是鼓励我今后多写，继续把厕所墙报办下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要不断地揭露等等，这些话我是能领会的。我们会面的地点仍旧在屠毛遂家里，但两个人谈话是背着主人悄悄地进行的。这又引起了我的神秘感。屠廷容郑重地宣布道：“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吸收你了，往后就由我跟你联系。”我问：「你也是作家联盟的吗?」他笑着点点头，最后说：“我介绍一个同志跟你谈谈。时间在下星期六下午七点钟左右，地点在环龙路霞飞路转角的中外书店门前，到时我也在那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同志」二字，觉得很新鲜也很神秘。

　　我怀着要去会见大人物的急切心情，牢牢地记住了中外书店的地点和会面的时间。好容易等到星期六那一天，我晚饭都没顾及吃，就来到中外书店的门前。

　　屠廷容一看见我，就笑吟吟地走近来。他把一位个子不高的二十六、七岁的同志介绍给我：[这是小宋同志。]小宋同志挨近我，轻轻地说：「我早认识你了。」我感到诧异，我过去并没见过这个人呀。我想，小宋同志的文化一定比屠廷容高明，甚至比秀才外祖父还高明。

　　介绍我和小宋同志认识后，屠廷容连招呼也不打，便在行人中消失了。小宋和我沿着霞飞路的人行道并排而行，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便说：[……你不要把做工当做可耻的职业，未来的中国就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在新兴的无产阶级里要出来很多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你在厂里要注意发现和团结志同道合的人，革命队伍人要越多越好。」

　　这时，我才觉悟到外祖父轻视引车卖浆之徒的思想太落伍了。

　　十四年后，小宋和我又在山东解放区见面了。这时，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王尧山。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

　　此外，我还跟何家槐同志见过一面，地点在现在的复兴公园里。何家槐是左联的知名作家，见了我，他说话非常谦逊，谦逊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他说：「你是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我是向你学习来的。你的几篇作品我看过了，语言大众化，情感真挚，希望你今后在艺术描写上再增加点色彩，……」他是老师，年岁也比我大得多，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学习呢?我进厂才一年有余，身上有多少无产阶级的东西，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对我这么客气，我怎能不脸红呢?

　　过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当时的革命理论把工人看得很高很高，是革命派的当然代表，知识分子只能做陪客，他们诚心诚意向工人学习，就好比一九六九年号召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

　　我把在厂里办墙报的情形作了汇报，他听了连连称赞，并给《新亚园林》起了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厕所文学”；还特地写一篇文章介绍“厕所文学”如何诞生的。他还向我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并陪我一同去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生活书店出的《高尔基》送给我，这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在这以前，我还不知道高尔基是何许人。

回到厂里，我在《新亚园林》里加进了从《文艺新闻》上抄下来的文章。我还接连写了几篇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睦邻政策。在周围的同伴中间，我注意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组成《新亚园林》的写作班子。我把赠我配方笔记本的姓许的同乡也拉了进来。还有一位姓周的，我介绍他加入了雇员协会。屠廷容指示我，要我在厂里吸收练习生中进步思想的参加雇员协会。这是共青团团结店员和练习生的青年团体，其中银行的职员和练习生最多，新亚药厂属法南支部。一个月之后，屠廷容又要我参加共青团，我一口答应参加了，不须填表，也不知谁是负责人。



十四 《职业生活》编辑部

　　不久，屠廷容又要我协助雇员协会创办一份油印刊物，刊物名称叫《雇员生活》，他叫我帮助刻蜡纸，地点就借用屠廷容在华龙路的一个亭子间。在创刊号上，登了一篇我写的批判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文章，这原是从《新亚园林》里选出的一篇。我下工以后，就到这儿来开夜车。这时，我才知道屠廷容的底细，他是新华银行的练习生，早就是共产党员了。我在这亭子间里结识了新华银行的另外几名革命者如华应申和张志勤等。

　　我在这里还跟一位四川学生陈同生（原名陈农菲）见过一面，只记得他戴着一顶扁的顶上有一寸长辫子的法国便帽，我们见面时谈些什么早已忘却了，想不到在二十二年后的上海，他身为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跟我做了邻居。相处一年多，我和他只不过是点头之交。有一天的黄昏，在门前小花园里，他偏偏又戴上了顶上有一节小辫子的法兰西帽，这一个特征敲开了我记忆的大门，我忽然想起当年的小陈!我走近他重新辨认一遍，说：「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华龙路亭子间的小王吗?」他发了一阵呆，突然非常亲切地抱紧我的脖子，笑着说：「小鬼，你成长了，叫我无论如何想不起就是你。」我说：「你自己呢，叫我也认不出你这个四川佬来了。」我俩又重新拥抱了一分钟。他郑重地把我邀请到他的房中，一开门，他像孩子一般地快活，高声对家里人说：「你们看，我带来一名老战友哩!」（在这以前，我从未到他家中去过）他家里人早就认得我，反而被他的宣布弄得莫名其妙。对于青年时代一同干过革命的人来说，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境地里只见过几分钟，那友谊也特别珍贵，令人难忘!这位统战部长在上海没能发挥他的才能，由于他的正直，对马列主义的熟稔和坚持，所以不断遭到靠整人为业的市委书记的打击，连降三级，直至文化大革命又惨遭迫害，死在号称革命派的棍棒之下。

　　雇员协会办了几期油印的《雇员生活》（赠送的），即改由铅字排印，改名《职业生活》，编辑部仍旧在那个亭子间里，半月出一期。由于不需刻蜡纸，我去得少了。通过办这个刊物，我认识了金涛，他也是常州来的青年，年龄比我小一点。他在常州用土造的炸弹炸死了一个贩卖日货的奸商，只身逃到上海的租界来逃避通缉。到了上海，他投奔到亲戚那里。雇员协会的成员了解他是反日的好汉，就吸收他参加了雇员协会，很快又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职业生活》的编辑工作。他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把他当做英雄崇拜，甚至想向他讨教如何做炸弹的方法，也想在上海炸死几个汉奸卖国贼。正由于我崇拜他，我们之间谈得很多；有一次我请他一同跟我到四川北路的上海电影院看外国电影。到了电影院门口，他惊恐地问我：[这里是不是中国地界?]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里当然是我们中国的了!”

　　他一下子面色变了，连电影也不看了，说：「警察碰上我就糟了。」

　　我才知道他心虚的来由。我马上去问一个路人，那人说：“这里是租界，不错的。老早就不是中国的了!”

　　这样，他才放下心来看电影。夜晚回来，我们就在屠廷容的亭子间地板上铺几张报纸睡觉，我们还在被头里低低地讨论刚刚看过的电影。我发现他不仅勇敢，而且很机灵，就是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他的头发长得很长也不理，袜子脏了也不洗，到处乱扔。我了解到他至今没有职业，是靠银行的雇员协会的捐款维持生活的。于是我也捐了两块钱给他，他得知我一个月只有一块钱收入，坚决不收。我告诉他说：「我还有稿费，有时候一篇文章注销来，拿到的稿费比一个月津贴还多哩。」

　　「唔，写稿子还可以拿钱吗?你教教我怎么写文章吧，我也去挣他几钿。」

　　于是，我果真诚心诚意老三老四地教他如何写文章。谁知这个人写文章的基础很好，写了两篇，跟我的一篇一齐投给《新闻报》，结果我的反而没刊出来，他的倒注销来了。那一天，他的得意不下于我。他兴奋地对我说：“这一下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了，我完全可以独立谋生了。”他拿到了稿费，请我进馆子，又请我看电影，把所有的稿费用得一钱不剩。我建议他去理发，再买一双新袜子。我批评他是脱底棺材，他说：「首先我要酬谢你。钱用光了我不愁，明天再写就是了。」

　　这就是少年时代的金涛。全国解放后，我到处打听这个人，好容易打听出来，他已到苏联学习去了。我想，只要他从苏联留学回来，我总有办法见到他。我对他一直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他的形象几乎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古语说的刎颈之交，庶几近之。我认为他具备了可以做大作家的才能。不做作家，他干别的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在我们不得不分手以后，我还是非常思念他。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上海市文联的大会议室预备开一个什么会议，我忽然认出了阔别二十年的金涛同志在主席台上就座。他长得魁梧壮实，穿一件深灰的人民装，皮鞋擦得很亮——除了装束不像当年那样邋遢和随便，其它方面全都是金涛，一点不错，百分之百是他!人性在激励我上前跟他握手，跟他热烈地相认和话旧，甚至跟他拥抱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想到自己的政治身分，我不得不强力地克制这人性的蠢动。我没有敢站出来相认，而且生怕被他认出来。我低下了头，有意避开了他的眼光。

　　会议主持人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来宾，他响亮地报了金涛的名字，又报告了他的职务是浙江省的宣传部长。我没跟他打招呼，终于错过了与他重逢的机会。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听说金涛同志被「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致死，一个正在盛年大有作为的共产党人过早地被夺去了生命。这时我才懊恨起一九六二年为什么不主动跟他见面?没能亲一亲他，没能叙一叙思念之情。我为什么变得那样胆怯自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正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成效，因为我知道，几乎所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人，都变得自轻自贱、卑躬屈节、胆小怕事了。

　　帮助发行《职业生活》的同志中，还有一位姓朱的余姚人，此人是生活书店的练习生，他向我介绍了生活书店的管理方法，邹韬奋很尊重每个店员的民主权利，实行的工薪制度也比较合理，他特别向我宣传邹韬奋平易近人，处处为读者着想的作风。小朱鼓励我去考生活书店，并告诉我下一个月某一天，生活书店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招收练习生的考试，他可以代我去报名。我同意了。

　　一个月以后，我去参加考试。考的成绩大概不好，我没能进生活书店，而是进了长城书店。我终于离开了新亚药厂，小宋同志曾说过“你不要把做工当作耻辱。”这句话是对症下药的马列主义论点，但是我听不进，外祖父瞧不起的「引车卖浆之徒」和父亲说的“不是那块料”，在我心目中一直占着主宰的地位，我厌恶做工，只要有机会，就想跳出那个厂家。我同意进书店，一来觉得书店是制造文明的地点，比做工的要高一等，讲出去体面；二来那里的月工资有五元，比新亚药厂多。

　　我告别了新亚药厂的小伙计们，来到宁波路的一丬只有一间写字间的长城书店。这时我才知道，我是由生活书店推荐给他们的，由于生活书店只招收五名练习生，名额有限，但名次后面的同学考的成绩也不错，所以推荐给其它同业。



十五 抢救面包车



　　沪西美亚绸厂罢工已经一个星期了，屠廷容传达了共青团区委的指示，要上海的所有左派团体支持美亚的罢工。雇员协会在会员中发起了募捐，募捐来的钱买了很多的面包，分乘三辆黄包车送到胶州路的美亚绸厂罢工委员会。屠指定我跟着一辆车去美亚厂，车座上下都堆着面包，我的怀里也抱着面包。为了制造声势，预先印了五颜六色的传单，黄包车到了厂门口，头一辆上的面包送到了罢工委员会的手里，接着，屠廷容便把怀里的一迭传单散发给挤在厂门口的人，也许是由于他过早地散发了传单，很快来了警察，警察看到后面还有两辆面包车，就赶到我坐的车子前面，用威严的声音命令我下来。这时我那辆黄包车离厂门还有丈把远，我命令拉黄包车的拉到厂门口，那声音同样是威严的。可是黄包车夫没听我的，他停下来了。我被一个警察揪住胸口，拉下车来，有三分之一的面包跟着我滚下来，撒了一地。眼看我未能完成任务，而警察这样粗暴，把我气坏了。我只怪拉黄包车的不听话，可没有能力抵制警察的干涉。我看见第二辆面包车在厂门口也被警察拦截，美亚厂的罢工纠察队在跟警察讲理。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从厂门口冲出来一群女将，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她们把第二辆面包车上的面包抢得光光的；我在这边大叫：“姐妹们，我这里还有，是慰劳你们的。”这一群女将又像旋风一般聚集到第三辆面包车跟前，一阵风似地把所有的面包席卷而去。其中一位岁数大的女工快速地捡起散落在地下的面包，很感激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时我才尝到了斗争胜利的快乐，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警察被这一阵旋风刮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大姐胸前抱着四个面包，拿出一个塞在警察的手里，说：“我伲屋里揭不开锅，老板又不答应我伲条件。人家送面包给阿拉是一片好心，你为啥要做恶人?”警察不肯收那只面包，不过不再是剑拔弩张的面孔了。这位大姐又第二次把面包塞在他怀里说：「带回去哄哄孩子也好。」说罢，她嘻嘻哈哈抱了三只面包，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似的，走进了工厂。这只面包在警察手里，使他很尴尬，围观的人又很多，这时拉黄包车的还站在一边看热闹，我对警察说：「那么，你就把它送给车夫罢。」警察真的照办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完全消除了。

　　这次送面包慰劳罢工工人的行动，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想不到来到厂门口遇到了警察的阻拦，最后以胜利告终。这对于头一次参加革命行动的青年来说，却增加了难忘的罗曼蒂克的色彩，并且亲自看到了宋同志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风貌。

　　我还参加了欢迎法国共产党作家巴比塞的行列，那是左翼作家联盟组织的，雇员协会的人也到外滩十六铺码头欢迎，华应申、屠廷容、金涛等好多熟人都来了。左联展开了一面白布写的横幅，上写着中英文的「欢迎马莱爵士」，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欢迎的人物换了人，而我们对马莱爵士却一无所知（或许我把他的名字记错了）。华应申过来解释道：「巴比塞不来了。今天我们欢迎的是英国的左派人物，他身为爵士，但是他拥护苏联，支持共产党。

　　码头上欢迎的人越来越多了，当外洋轮就要靠近码头，突然出现了一群巡捕，挥舞着警棍驱散欢迎的队伍。那面白布的横幅也被巡捕抢了去。只见屠、华等同伴向马路对面闪避，我紧紧地跟定了他们。华应申说：「喏，开来捉人的警车了。」屠廷容说：「英国租界不让我们欢迎英国来的爵士，真正荒唐。」这时，我们看到十六铺码头的外圈摆出了一排由巡捕组成的警戒线。华应申说：「我们快走吧，今天欢迎不成了。」我远远地看到两个巡捕把一个穿长衫的人押上那辆黑色的警车。

　　虽则马莱爵士是什么样子我也没看到。但在这一次失败的行动里，我却看到了自己人的队伍很多，觉得我们的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这件事同时在我的思想深处留下了「阶级调和论」的影响，既然英国的爵士都可以参加革命，上层的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会有参加革命的吧，恩格斯不也是资本家的家庭吗?屠廷容的哥哥还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呢。

　　这一天的晚上，《职业生活》的六七个人聚集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里，其中三位是参加了白天的十六铺欢迎队伍的。东道主是屠廷容，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到这儿来喝酒解闷，同时交谈一些有关红军打仗的消息。今天到咖啡店来，大概也是为的没能迎着马莱爵士而感到扫兴，到这儿来喝点白兰地提提精神。我们刚刚就座，一个胖得像啤酒桶似的俄国老婆子出来招待我们，屠廷容同志警觉地悄悄地说：「这是个白俄开的咖啡店，是十月革命的叛徒，我们不能在这里。」大家都顺从地离开这个咖啡店。好象这儿真的是白俄的反苏巢穴似的。我们另外又找了一家法国人开的酒店。大家坐定后，华应申脸色阴沈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们有四位同志在十六铺被巡捕抓走了。」金涛问：「有没有雇员协会的人?」华说：「我们协会的还没一个人被捕。」张志勤没参加白天的行动，他问：「你们见到那个英国人吗?」屠廷容说：「没见着，欢迎的队伍就被打散了。我见着田汉和王任叔也在里头，那个四川人小陈也到了，不知被捕的人中间有没有他们。」

　　我们喝咖啡，喝白兰地，谈谈说说，直喝到咖啡店关门，已经快到晚间十二点了。有人提议到马路上去踏青，青年人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兴头来了全无睡意，六七个人分成两排，手挽着手漫步在行道树刚刚露出叶芽的马路上。先是屠廷容的一排轻轻地唱起高尔基《夜店》里的工人之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后面的一排用略低于前面一排的音阶哼着同一个调子。

　　唱完了一个，又唱《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当我们转入人迹全无的马当路上，屠廷容带头，又唱起《国际歌》来。

　　唱完以后，华应申大声地说：「总有一天，这里的世界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大声地自由地歌唱了!」

　　我说：「但愿这一天早点来吧!」



第二部　　　　　　　　杨浦星火



一 转入地下



　　我的生活轨道来了一个大转弯。

　　组织上通知我，调我去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明天，我就要离开长城书店了。

　　新的工作岗位在哪里?要我去干什么工作?领导上都没有讲明白，只是说在什么时间什么路口去会见一个怀里夹着一本《圣经》的同志。这种不明确的指示，给我留下了一个自由发挥想象的天地。我起初有点惴惴不安，以为一定是去干更冒险的事业，我联想起书上看到的俄国虚无党几次谋刺沙皇的故事，还有清朝末年徐钖麟、秋瑾密谋暗杀清廷大官，以及我的好朋友金涛用玻璃瓶做炸弹炸死常州城内的一个奸商的故事等等，古今中外的英雄儿女排着队在召唤我、激励我。同时，又感到神经紧张，并且有几分恐怖感，我甚至把那个陌生同志手里揣的《圣经》，猜想是枚炸弹的伪装。对一个无知的少年来说，追求惊险，刺激和不平凡的经历。多少带有几分恐惧感吧，而那恐惧更能激发神经的亢奋和「英雄气概。」想到这儿，浑身就发热，热得出汗，大概是「热血沸腾」了。

　　睡在柜台上，兴奋得一夜未眠，一早起来，两个人把柜台抬回原地方，我悄悄地对小孙说：「今天我就要离开这儿了，去干什么你不用问。我的一条被头一条棉毯和几本书，捆在一起，你替我保管着，等我有了去处再到这儿来取。」

　　他倒有点舍不得离开我，我们俩像亲兄弟那样知心和友好，对这个书店我并无惜别之情，只是要离开他，我感到难过。

　　「今后我们通通音讯好吗?」小孙提出了起码的要求。

　　我却生硬地回答他：「我会写信给你，可是，你却不能写信给我。」

　　小孙瞪着失望的眼睛，射出疑惑不解的目光，淌着泪水，说：「我为什么不能?」

　　我很庄严，也很神秘地说：「我将去一个不知名没地点的地方，我干的是很危险的工作，不能告诉你我的去处，你懂吗?」

　　他不很情愿地点点头，看来他比我还保留着更多的稚气，临别时说了下面两句话：「好，那我就不写信给你，不过，你干那个危险的革命，需要人手，就写信给我呀，我要不随叫随到，我不姓孙!」

　　这样，我就离开了长城书店。

　　依照约定的时间、地点，我提前到了杨树浦区的一条马路的转角处，开始注意所有的过往行人：老人、年轻人，漂亮的、丑陋的。高个子、矮个子。人的外表的特征我都不在意，不经心；只注意那人是不是挟着一本厚厚的精装的《圣经》，一个陌生的人归结为一个符号：《圣经》。

　　身上没有手表或挂表，这给我很大的不方便，逼着我时时处在紧张和专注的状态中，没发现「意中人」，心里就着急，觉着一定错过了时机，那焦心的滋味可不好受。

「好哇!」那个同志终于出现了，我不急着去招呼他，而是从旁观察他一番，生怕认错了。是的，那人也立定了，他随便地四周张望，垂下的左手捏着一本厚厚的书，那人穿长衫，下边是一双「水鞋」（即橡胶鞋》，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我用快步走近他。

　　也许我太幼小了，也许他想象中的「小王」是个成熟的老练的职业革命家吧，我已经走到他的眼皮底下，他还没注意我，也没有把那本《圣经》掖在怀里或捧在胸口。我倒犹豫了，我真怕世界上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一个不相信马克思而真的信仰耶稣的人。我大着胆子站在他面前了，低低地问他：「你是找一个姓王的人吗?是不是?」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然后微笑了，说：「呵呵!原来你是个小鬼!你是哪里人?」

　　我回说我是常州人，他才呶呶嘴，指示我跟着他一起去。我说：「我替你拿着“厚东西”的书」。他说：「不用了。」其实我是想掂一掂那本宝书的分量，是不是里头装了炸弹；二来，我想既然要我参加冒险的革命活动，头一天我就应该挑重担，把危险的武器归我拿才是，他不肯给我拿，反倒让我更以为那本宝书真的是颗炸弹。

　　我们见面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他领着我找一间住房安顿。走在路上，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得有一个职业呀，你想想，冒充一个什么身分的人好呢?」

　　我想了一下说：「我在西药厂做过，混个药厂的跑街吧。」

　　他微笑着端详了我一会儿，摇摇头：「不行，你不像跑街。像你这么年龄的，装出去不大像，而且跑街得有名片，还要拿得出样品，你到哪儿去弄这两样东西?」停顿了一下，他问：「你还做过什么呢?」

　我说：「我做过书店学徒，编过刊物。」

　「那好，那就说你是印刷厂的校对员吧。」

　　改换一个职业，只须他的一句话，我没想到这么便当。从此我就成了个印刷厂的校对员了。趁这机会我要弄明白，将派我做什么工作。他说：「组织上通知，让你参加杨浦区的纱区区委，我是纱区区委的书记，我姓姚，你往后就叫我小姚好了。」

　　我又问：「纱区做什么事的?」

　　他说：「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杨浦区开的纱厂多，为了领导方便，所以专门建立区的领导组织。今后就分工让你去领导几个纱厂和织布厂，还有洋线厂。」

　　原来如此!让我去跟纱厂工人打交道，这对我来说并不新鲜。估计扔炸弹和暗杀坏蛋的壮举轮不着我了，不免感到失望，许多惊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想象一下子破灭了。小姚同志的谈话使我又回到这个现实的平平常常的土地上来。

　　小姚又掏出一迭钞票，数了一数，对我说：“这里是给你的生活费，一个月九块，吃五块多饭钱，两块至三块付房钱，留一块钱零用。”小姚说：「我一个月是十块，多一块钱是订报纸用的，你要看报，我看完了给你。你订报不合适，一个校对员订一份报看，这就和你的身分不相称了。」

我来上海后，最高一月的工资不过五元，如今一下涨到九元，心里觉着这待遇很不错了。

　　他带我去大连路一带看房子，那个年代上海住房并不紧张，有的房子门口贴着「招租」的字条。小姚带着我看了几处，但每到一处，着眼楼上楼下的邻居是干什么的，注意进出口是不是经过别人的过道之类，邻居中如有白相人、吃公事饭的，就不大安全，其中可能有特务和反共家伙；房子的进出口，要在别人门前或楼梯口经过的话，组织上来往的人员容易引起邻居的注意，而且，万一接到「警号」通知，跑出去也不那么方便，这方面，完全由小姚作主。

　　最后租下了恒安坊（在江山路上）的灶披间，大约有十二个平方。上海弄堂房子是从后门进出的，处在楼梯后面的一小间地方，就叫「灶披间」，它狭小、潮湿、黑暗、吵闹（在后门出入处，一边又是楼梯，怎得安静?），它的优点是房租便宜，证明房客是低工资收入者，不引入注目；第二个优点是有一扇窗对着马路，外边人来联络比较方便，自己走出走进，不干扰别人，有独门独户的好处。二房东是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宁波口音，小姚把我介绍给她，就说我是一家书店的小店员。二房东问：「你是几口人?」我说：「目下，我只是一个人。」她不大满意地睒睒眼，后来同意把房子租给我了。小姚代我付了定洋，又领我出去用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副床板和床架子，买了一只煤油炉。还买了一只旧的牛皮箱。牛皮箱对我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我春夏秋冬的衣服，用一张牛皮纸都包得过来，特别是牛皮箱的价钱比一张床还贵。我低低地对他说：「不买也没什么，又是这么贵。」

　　小姚一点不接受我的意见，一意孤行地买下了这只牛皮箱。直至把床架子、铺板和空空如也的牛皮箱雇两辆黄包车运进我的新居，他才对我说：「你不知道，你有了这只牛皮箱，二房东和房客就不会把你看作小瘪三，要是买个新的呢，和你整个家具又显得不协调，让邻居猜疑你是刚来上海的新户头，不是老上海，伊拉就要吃吃侬。」（「伊拉」即他们，「吃吃」有欺侮、敲诈、找岔子的意思，「侬」即你。）

　　我佩服姚同志的精细和周到，他所讲所做的一切在我心目中树立了权威的信仰，我说：“想不到这只牛皮箱有这么大的用处。”

　　小姚笑了，说：“这只箱子，我们玩它个空城计，其实里头什么也没有。”

　　姚同志真可算是出色的导演，他指点我的掩护职业直至安排舞台布景，运用一件独特的道具等等，多么巧妙而富有艺术性呵!

　　经过这位高明的导演的点化，一天之间我从地上转入地下，改名换姓，给自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就像蚕宝宝在一夜之间，从蚕蛹一下子变成了长着翅膀的蛾子，站在裂了口子的蚕茧上，自家不认得自家了。只是有一点感到遗憾的，当我们分乘两辆黄包车把家具拉回灶披间时。小姚导演的「空城计」，观众寥寥无几，这幢房子的房客虽然从后门进进出出，对灶披间来了个新的邻居却表现得十分冷漠，一晃而过。只有几个拖鼻涕的小孩围着我买的一只煤油炉看西洋景，大概他们是头一次看到可以打气的煤油炉。

晚上，我来到长城书店找小孙取我的被褥。我知道，晚上写字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了。小孙见了我，很为难的样子说：「老板问起你，今天为什么不上班?我说你一早就被他家乡来的人叫出去了。老板老大的不高兴。」小孙一个劲儿地问我：「你是住在哪儿呀?」我故作神秘地不回答他。他替我扛着行李，一直送我上黄包车。

　　我总算有了个独居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一条被子和一条毯子，几件替换的衣服放进大而无当的牛皮箱，只够填填箱底，它的主要用场是作写字台。这间屋子的陈设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一个人躺在木板床上，享受这生活转折的头一天的宁静和满足。没有多久，就开始感到孤独和寂寞，并且为今后一个人怎样独立生活而发愁。忽然，从心里起了一阵悸动。白天，小姚在挑选房屋时特别注意的位置：进大门走向楼梯口的地点、二楼的晾台、还有我的小房间的窗口，他讲过这些地方很容易招惹特务侦探的注意。我仿佛发现这些地方真有异样的眼睛在向我张望，我头一次感到了害怕，觉得屋子里少掉了一件什么东西，少一支手枪?不！即使有了手枪，我也不知道怎么开枪。后来才找到了答案，原来这间屋子的玻璃窗没有窗帘，我的新居才变得空荡荡地无遮拦，什么人都可以窥探这儿的秘密，非常周到的小姚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一种无名的恐惧扰乱心地的平静，好久不能入睡，后来，把我唯一的一条棉毯挂上玻璃窗，我才安然地呼呼睡去。

　　第二天，姚同志来到我的新居，他告诉我，决定把杨树浦四、五家纱厂的团支部关系交给我去管，其中有恒丰、新老怡和纱厂、同兴厂，还有一个弄堂织布厂。他今日先带我去跟新怡和纱厂的团支书见见面，在出门之前，我向他提出玻璃窗上添置一幅窗帘的要求。他走向窗户，用手指弹弹玻璃，说：「不能糊上一层纸吗?」我想，这个人可真会精打细算，谁叫我们的党是穷人的党呢?糊张纸倒是个好主意。

　　我们一同走向街市，忽然，他在一家布店门口停下来，对我说：「进去看看，有便宜的零头布买它一幅。」我跟他进了布店，横挑竖挑，只花了小洋四角买了一幅粗糙的再生布，问我这个布做窗帘好不好?这是他头一次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栏张纸吧，不是也一样吗?」他说：「好在价钱便宜。」我问：「为什么叫再生布呢?」他说：“这是用纱厂的废花和下脚料织的，才叫再生布。这种布只能做窗帘。”

　　买了窗帘布，我继续跟了他赶路，他一面向我解释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你晓得伐?窗帘也有阶级性呢!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用什么样的窗帘，有钱的大户人家，用丝绒、绸缎；普通人家，用花布做窗帘；穷人家，则在窗户上糊张纸。可是我觉得你不能太寒酸，再生布对你最合适。依我看来，窗帘是居民唯一对外公开的实物，就好比是这个人家经济地位的一张招贴。」此人很健谈，也很细心，想不到一个窗帘上还有这么些学问。他这段理论，简直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从那以后，每每看见人家挂的各种窗帘，我会习惯性地不自觉地试着进行阶级分析。

　　我手里挟着「我的招贴」——再生布，去到新怡和团支书小刘的家里，小刘是个女工，她的男人也是共青团员，在新怡和做加油工。我们寻到小刘的家里，她的丈夫不在。听小姚介绍，这一对小夫妻刚结婚不久。小刘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人长得秀气，就是一双眼睛红红的，大概是长年累月在纱厂的飞絮中生活的结果。就是这一双红眼皮损坏了她的美丽，她跟我讲了那几个车间有几名团员，我全忘了，至今只留下一个印象，团员中女工占多数，而且都是养成工。

　　第二天，小姚又带我去会见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他姓何，江阴人，二十四、五岁年纪。姚同志把我领到他家里，那家是在海门路后边的棚户区里，那房子是用美孚火油箱的铁皮拼凑起来的。我们是晚上去的，屋里没有装电灯，点的是发出古怪气味的电石灯，那股味道我简直受不了。屋子小得转不开身，没有床，也没有桌子，连个牛皮箱也没有。小何见了我们，领我们到屋子外边一处垃圾堆旁边，这时小姚才把我正式介绍给他，谁知小何没跟我打招呼，简直是不理睬我似地，非常冷淡地对姚同志说：「往后，你们不要再找我吧!好不好?不是我不想干，实在是这几个号头（月）做不出一点名堂。打小康捉进去以后，我是日夜提心吊胆，有二十多天我不敢住在家里，生怕巡捕房捉了我去。巡捕始终没来过，这几天才放心住回家。看来，小康捉进班房，没有做孬种。我上有老，下有小呀。能不能停脱一年半载，等红军打上海的时候，我一定……」

　　小姚弄得很尴尬，头一个接关系的恒丰厂团支部，就碰上一个打退堂鼓的角色，他感到惭愧，他觉着在我面前似乎欺骗了我，便转向这位小何，脸色阴沉地说：「照你这么说，你不干了，是伐?你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你说小康没做孬种，是的，小康是个硬汉子，反动派抓了他去，我们知道他一句口供也没有。可你呢，你倒是个孬种了。」他的说话很不客气，带着愤怒。

　　这话深深地刺激了小何，小何不服气地跟他辩论开了：「我们厂的团支部遭到了破坏，至今还没弄明白小康是怎样被巡捕捉去的。我想避避风头，你们暂时不要来找我，只是为了求个大家太平，怎么能说我是孬种?」讲到这里，他脸上也露出愠怒之色，转过身来向我求援似地继续说：「我真要不干?我是有话说在前面，要是我姓何的一旦坐班房，你等着瞧吧，我不会做狗熊就是了。」

　　「你想求个太平，这想法就是逃避现实、逃避斗争呀，何同志，敌人能让我们太平吗?你这样消沉，对得起关在西牢（提篮桥监狱，租界时期称「西牢」）里的你的爸爸吗?」姚同志口气缓和了许多，不过批评的分量还是很严厉。

　　小何的脸红了一阵，说：「我没有说不干，开丬店也有暂时停止营业的时候，我这个是为的环境恶劣，打烊打一个时期。」（沪语「打烊」即商店停止营业。）

　　小姚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要停止营业，这是什么话?革命需要紧张的斗争，怎么能让你打烊呢?”在他沉默一会儿后，从袋里掏出两个纸包来。他把纸包打开，一包包着十五元钞票，一包包的十元，交给小何，说：“这是互济会拨下来的款子，十五块的，你去送到小康家里，小康进了监狱，他女人靠拾垃圾养活两个孩子，肯定过不下去。还有一笔是给你买点食物送提篮桥。这里是十块头，你分两次去探监。”

小何接过十五元的一包，说：「这正是及时雨呀，小康他女人大前天还到我家来诉苦，哭着要把老小（无锡人称小孩子的土语）送育婴堂，我凑足零碎给了她一块钱。如今好了……」刚才他萎顿的阴郁的面色全没有了，变得那么欢快和开朗。

　　另外一包十元的，小何可不肯收下，他说：「我这几个月没做什么工作，对不起党，这钱我不好拿。」

　　小姚呶着嘴说：“这是互济会给你爸爸的，你要常常想着你有一个伟大的父亲还在西牢里受难，你就会重新振作起精神了。”

　　何同志收下了十元一包的钱，说：「留着这个一总给小康的女人吧!我去提篮桥看望爸爸，买什么东西我会买的，再不能用互济会的钱了。我知道这钱来之不易哪!」

　　小姚说：“还是照组织上的规定办。我们没有权利另派用场。你另外给你爸爸买什么，这属于你的孝心。”这时，他回过头来征求我的意见：「把我们订报的费用也给了小康家吧!」我回说：「那太好了。」小姚又另外加了一块钱，算是两人共有的订报费，塞在小何手中，说：“你把这个加在十五元里头，你告诉小康的妻子，老小决不能送育婴堂，这孩子将来兴许是职业革命家呢。”

　　我在一旁止不住眼睛湿漉漉的，马上掏出自己的两元票子，加进了那十五元的纸包里。小姚制止我，说：「你不吃饭了?」我回说：「我出得起，没问题。」

　　我们离开了那个垃圾堆，乘着月色，小姚和我一同往回走。小姚告诉我，小康是恒丰厂的团支部书记，一个多月以前突然被捕，还没有判刑，互济会正在设法营救。「正是由于那里的组织遭到破坏，小何表现得张惶失措，以前他可不是这样。」停了一下，小姚又说：「他自己掏腰包拿出一块钱来帮助小康家，对他来说，真不容易呀!」

　　「他的爸爸关在提篮桥吗?」我问。

　　「是的，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是上海工人领袖，『四·一二』以后被送进牢监，判了八年刑咧。」

　　我又问：「互济会是个什么团体，它哪来这么多钱?」

　　「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救济政治犯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注一》，宋庆龄、邓演达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经费是靠捐款，工人和进步人士拿出几块几毛积累起来的。」小姚讲到这里，又为我的「慷慨解囊」而操心，「你还剩七块钱，要过一个月呢。」

　　我很有把握地说：“我有办法弄到钱。”

　　「你有什么办法?」

　　我就讲了我会写稿子去登报，可以拿到稿费，两块钱不算啥。小姚眨了眨眼，用不大相信的神气望望我。我又补充说明：「我给报纸投过好几次稿，差不多都注销来了。」

姚同志却沉下脸来，说：「这个可不行。你投稿，就要写上你的住址，而且还要注销你的名字，这就会给特务嗅出你的身分来，秘密工作要求你深深地沉没在地下，千万不可以抛头露面哪。」我说我打算用化名，他又否决了我的设想，他那严肃的谈话打消了我再从事写作的兴致。



二 无产阶级大饭店



　　我过的生活像鼹鼠，成天躲在自己的洞穴里，轻易不出去，尽量不跟这儿的邻人打照面，总防着附近有什么密探注意我。回想我在新亚药厂和长城书店的时候，我在业余时间也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但有正式职业，就不像这样担惊受怕、心情紧张。

　　我把小姚为我设计的「我的招贴」扯出去了，这一晚果真产生了安全感。

　　我懒得生火油炉自己开伙仓，肚子饿了就到附近湖北人开的面馆吃碗阳春面，一顿要化十二个铜板。后来发现外白渡桥下边排着好几个饭摊，那里有饭有菜，要的钱比一碗阳春面还要便宜。由于小姚不准我再投稿，没有额外的财源，必须更加压缩我的开支。

　　原来，这儿的饭摊，是从「包饭作」那里倒来的剩菜冷饭，其中有上好的佳肴，各种剩下的菜混在一起，烧成一大锅大杂烩，三个铜板给盛一大碗，大米饭也不过三个铜板一碗。那个时期，上海的大商店、银行、公司职工，中午一顿饭由老板出钱，交给某个“包饭作”承包。「包饭作」老板又把吃剩下的饭菜廉价卖给饭摊小贩。至于小商店的“包饭作”的剩饭剩菜，当「饭乌龟」（龟，读「居」，那时，上海人都这么称呼「包饭作」）里的人把空饭盒挑出店堂门口，便由一伙早就守候在那里的小瘪三一哄而上，把饭桶里的剩饭和剩菜抢个净光。

　　外白渡桥那里的饭摊，还备有正宗的红烧肉和四喜脚爪之类，这是给穷人里头稍为富裕一点的人预备的，售价也贵，一块红烧肉就得五个铜板。

　　我跻身在小饭摊的长条凳上，手里捧着满满一碗饭，外加一碗大杂烩，我懂得食物煮沸了一切细菌全都烧死的科学知识，并不觉得不卫生。不过，那正宗的红烧肉和四喜脚爪我可从来不敢染指。这一份伙食，用现今的时髦称呼，其实就是「快餐」，不必等侯，不必点菜，品种单一，味道复杂，快餐的优点它全都有。更使人怀念的是，在那种地方用餐，可以俯视滔滔黄浦江水，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声、码头工人杭育声的交响乐在身后齐奏，头上顶着油布帐棚，桥上的劲风吹拂着棚布，发出呼哧呼哧的声响，预告人们小心提防着头顶上的这块天幕陷落下来。

　　坐在这个天棚下的吃客，有拉黄包车的、有码头工人、还有推桥头的小瘪三和缝穷妇，往后，我就经常到这儿来开饭。使我不胜诧异的是，竟然在长条凳后头还站着好几个年幼的乞丐，他们托着一只跌坏了搪瓷的讨饭碗，指望从这些只有能力吃剩饭的苦力身上，乞求布施一点二道头的剩菜剩汤。我亲眼看见一个扛包的码头工人，一块粗麻布背褡还没顾及取下来，正在狠吞虎咽地划饭，他用怜悯的眼瞟了小乞丐一眼，然后说：「穷鬼偏偏看中俺穷祖宗，到哪儿不讨个好吃的?老板，再跟我盛一碗，分给这两位小祖宗。」又掏出六个铜板给了老板。此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小姚交给我的几个基层厂的团组织关系，我全接上头了。使我失望的是：基层青年团的组织都不健全，很多青年团员入了团，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的还否认自己参加过团，问他是谁介绍的，他也说不出名堂来。

　　我把这种情况跟小姚讲了，他说：「现在是革命低潮时期哪，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许多人畏首畏尾，而我们的组织，天天遭到特务叛徒的破坏，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要坚持干下去，首先设法保存住有生力量，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做准备。共产国际就是这么指示的。」

　　他介绍一位姓秦的女工跟我见面，要我跟秦同志一起利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地点办一个业余补习夜校。秦同志的名字，当初就没有告诉我，她是老怡和纱厂的挡车工，大约有二十二、三岁的年纪，无锡口音，脸上有少许雀斑，否则更加漂亮，头发没好好梳理，以致辫梢上还沾着飞花。

　　秦同志告诉我，业余夜校是办成了，可惜学生太少，要我输送一些年轻工人去上学，不是团员也可以，在学习中发现谁政治觉悟比较高，再介绍他加入共青团。

　　小姚又说：「有时我忙不过来，小秦就负责到你的住处去接头。」说着，他们就一同来到我的灶披间。在路上，小姚低低地告诉我：「小秦是纱区区委的宣传委员。我的爱人。」自从他通知我，说我也是纱区区委委员，从来没开过会，我也不知道有几个委员，连自己担任什么委员也不知道，如今，总算第一次认识了我们的宣传委员了。我重新打量秦同志，从他们的夫妻关系去考察，这位大姐，她很年轻，还像是个没成家的姑娘。

　　我的小房间里连凳子也没有，秦同志只得坐在那只做「空城计」的箱子上。她发现了放在我床头的《高尔基》，这本书引起了她的兴趣，拿起来翻着看，便问我：「你喜欢看书吗?」我点点头，她又对小姚说：“这个高尔基我知道，是苏联的无产阶级的作家。”我便问她：「你看过他的小说吗?」她遗憾地说：「没有看过。」我说：「你要看，你拿去看好了。」

　　「要上班，还要办夜校，哪来的空呀。」小秦说。

　　小姚微笑着夸赞我：「你还不知道，小王还给报纸投过稿咧。」小秦将信将疑地瞟了我一下，然后说：「好哇!我们需要自己的高尔基。」

　　往后，我就在几个纱厂的团支部里动员小青年进夜校读书，两个月之内，总共有二十来个青工到女青年会的夜校报了名。

　　我还有很多时间闷在灶披间里，无事可做。到杨浦区以后，我起初以为做了“职业革命家，”工作一定很紧张，没料到来到这儿，工作量并不多，甚至闲得发慌。而小秦讲她连看书的功夫都没有，对比之下，内心感到很惭愧，对革命的责任感以及自己又正在血气方刚的时期，充沛的精力驱使我必须找一些额外的事儿做做。于是我想到了饭摊上那个码头工人给小要饭的奉送一碗大杂烩，我分析他这个行动就是对本阶级的一种朴素的爱，这正是我要寻觅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一次闪光呀!我要想法子跟这个大汉交朋友，把他引到革命的路上来。我联想到外白渡桥堍饭摊上用餐，是公私两利，目的性更明确了。许多天中，在原来的饭摊上，一直没再见到这个人，我却结识了另外一位海船上的水手，此人是宁波人，嘴里装有一颗金牙。他坐在长条凳上用饭，我跟他搭讪，自我介绍说我是个失业者，急切想找份差事干干，求求老师傅引进引进。他楞着眼打量了我好半天，说：「你能做什么呢?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大城市没生活做，你就要做小瘪三，上海不是你呆的地方，我明朝就要出海去，半年三个月回不来。我能帮你什么忙呢?赶快回你的老家，小鬼，大概吃饭铜钿也没着落了吧?」还没来得及听明白我的回答，他就代我付了六个铜板的饭钱。我来不及说声道谢的话，这个宁波海员就扬长而去，我想赶也赶不上他。

　　这个宁波海员，说的话那么真诚，那么恳切，他代我掏饭钱那么爽气，这不是无产阶级思想的又一次闪光吗?我真懊悔没有紧紧地拴住他，没有问明他姓甚名谁，要是三个月至半年他才能回得来，这个人将在茫茫的人海里永远消失，我是多么丧气和失望呀!

「小姚讲的革命高潮在哪儿呀?我多么渴望革命高潮快点来呀。革命高潮是怎样的东西呢?它就是革命成功，就是穷人打天下，就好比洪秀全打下南京坐江山?就是人民的翻身，就是我的幸福、我的扬眉吐气就是收回上海的租界，收回失去的东四省……」在十分丧气而又十分无聊的境地里，我就以小姚讲的「革命高潮」为自己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三 「穷小子足球队」



　　这一天快近黄昏，我一个人踽踽而行，独自陶醉在从「革命高潮」里幻化出的良辰美景中。刚好走过韬朋路转角的一片旷场，只见一群拾煤渣的孩子，拉开阵势在踢小足球。我停下来远远地观战，只见他们踢的那个皮球实在小得可怜，球门也是因陋就简，双方都用拾煤渣的篓筐做球门。踢球的健将都只有十二、三岁，顶小的只有几岁光景，他们的技术实在不高明，而踢球的劲头大部分用在嘴上了，双方呼喊、叫骂，有几个孩子赤着光脚板在踢。我看出兴趣来了，不由得我自己的脚底也痒了。估量我的岁数并不比他们大多少，凭这一条我也有资格走进这个散布着垃圾的球场里。这玩意儿自栖霞山师范阔别至今，已经生疏，忽然孩子气大发作，也不管我参与哪一边的球队，径直奔到小皮球跟前，就撩脚踢出去。这时才发现他们踢的足球原来是利用猪尿泡里头塞足棉花做的，踢这种球真叫人泄气。那些孩子被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吓楞了，竟停止了争夺，看看我的球艺如何，我索兴一不做二不休，乘兴就直追那个猪尿泡做的皮球而去，离开篓筐尚有十码以上距离，我举起右脚一个斜射，大概守门员也在那里发呆，没来得及防御，眼睁睁看着皮球滚进了球门。这说明我的球艺超过在场的所有孩子们，使他们不但没见外，还产生了对我惊诧和敬佩的感情。

这时，我站住了，我向大家宣布：「欢迎我吗?我也参加你们的球队。」大家可没有作声，大概因为我的穿著比他们的考究，还在掂量我是个什么人，站得离我有一段距离。我又说：“怎么样?不要我参加?明日我买一个新的大一点的真正的足球，大家踢，怎么样?”

　　一个穿着只有一只袖子汗衫的小朋友说：「我们谁也不是足球队。」

　　「那么，你们的裁判呢?」我问。

　　「我们没有裁判，本来我说得有一个吹哨子的，可是谁也不肯干。」另一个小朋友回话，看来这个小朋友年龄最大，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美丽的眼睛，光着上身，露出了营养不良的肋排骨。

　　看来，他们连载判是啥也不知道，我说：「没有吹哨子的，混战一场，这是不行的。好吧，我来做你们的裁判吧。」我这么说了以后，这群孩子开始靠拢我，有的说我们是踢着玩的，有的说我们又不是踢输赢的。

　　光脊梁的小朋友大声地说：「明日你来吧，我也来。」

　　看看天已经黑下来，我便说：“好嘛，今天不行了，明天也是这个时候，我陪你们一起踢小皮球。”

　　另一个赤脚的孩子，用手抹抹鼻子，插言道：「我不能来，明儿这时候我要帮爸爸炸麻球。」他脸上露出很扫兴的神色。

　　“你不来就不来。”这是守门员的发言，他又转身请求我：「那么，明天早点到这儿来。

　　「是的，大家明天早点来。」我说。

　　这一群孩子各人拾起自己的篓筐，分头散去，我才发现，他们的营生不全是拾煤渣，有的专门拾烟屁股，有的是拾碎布片，而声明明天不能来的赤脚少年，他挎着一只铺着油纸的小篮头，那里面还剩下两三个没卖掉的麻球。我本想买下他的所有的麻球，抵充一顿晚餐，二来也是为的联络感情，但一想到那麻球上肯定沾着许多灰土，我没有敢买他的。

　　这一天晚上我的思想集中在准备明天跟这伙小朋友踢皮球，说真的，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他们，这些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正可以把他们组成小足球队。开头我只是乘兴闯进旷场过一下踢足球的瘾，我还没有联想到进行革命工作上来。只是在晚上一个人静下来思索的时候，我才想到何不在他们中间开展一些革命工作?这时我变得劲头十足，顿时给自己设想的小足球队增加了红色的光环。

　　第二天我真的买了一只大号的皮球（花多少钱已记不起来，掏钱时曾犹豫了一下：又得扣除一天的伙食费），提前到达昨天踢皮球的旷场，发现有六、七个小朋友已经在等着我。我把新买的皮球扔给他们，小朋友狂呼着立即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半小时之内，十六、七个小孩子陆续到齐了，昨日向我告假声明明天不能来的卖麻球的也来了，今天他没有挎篮头，我走近他，问：「你不是要帮爸爸炸麻球吗?」

　　他红着脸抹抹鼻子底下的水珠，说：“我踢一阵再去，不要紧，油锅烧热还得好大一会功夫。”

　　「昨天三个麻球卖掉了吗?」我关心地问。

　　「我自己吃一个，两个给了妹妹吃。」

　　凭着我的三个条件：我年岁最大，二是球艺高强，再加之我供应了一只比昨天踢的球大一号的新皮球，我成了他们的「当然领袖」。当「肋排骨」向我报告说人到得差不多了，我就抱着新皮球，让所有的穷孩子集合起来，我在队前训话，讲的是踢足球规则，天晓得，他们中间没一个知道踢足球规则的。

　　我爱好踢足球，原是继承父亲的传统。他是个球迷，大概还当过足球裁判。一九三五年，他在山东威海卫港务局任职，英国海军的足球队欲与当地的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可惜觅不着裁判员的角色，我父亲自告奋勇出任裁判员，这是他一生中难得一次的曝光。我有机会给「穷小子足球队」当裁判，不妨说是家学渊源咧！

　　我把全体人马分成两队，因为来的人数超过编制，叫谁在一旁看着都不肯，不能按照正式足球队规定的编制人数。只是原来只有一名守球门员，名叫小惠的，可是还得有一位守门员呀，但是再也没人肯干守门的差使。孩子们认为，守球门的角色，吃力不讨好，踢进了球门，谁都会怨他不中用，自己又捞不着球踢，太没意思。我作了一番解释，才有一个名叫小炳的自动报名做守门员。

　　在编队中。必须给甲、乙两队做个容易分辨的标志，那个穿一只袖子的队员出了个好主意，把拾垃圾的筐篮里的碎布头撕成若干条，一个队缚在脖子上为号，另一个队则不带布条，这样阵容分明，我自任裁判和教练。没有叫子，立即有一个队员折断一根树枝，把枝条的树皮管子捏成一个哨子，吹起来却是低音喇叭的声响，想不到这伙穷小于很有些人才哩。

　　自从分开了对阵的两个队，踢起来有了章法，把一盘散沙的闹闹嚷嚷的队伍一下子变得阵容分明，队列齐整，拚抢起来有攻有守，这帮小家伙很快就成为老练的足球队员。我头一次认识了组织起来的意义和力量。而所有的队员在竞赛的欢笑中流露出对我的信任和顺从，也使我头一次滋生了满足了「领袖欲」的得意。

　　上海的独一无二的穷小于足球队宣告正式成立了。本书的作者作为这个球队的创始人和领队是当之无愧的吧。可惜建队的日期已不复记忆，否则，把当年的老队员寻访出来，举行一次建队五十周年团聚纪念会，在中国体育运动史上，也许是别开生面的光辉的一页呢！

　　那个岁数最大，瘦得只有肋条骨的大孩子，名叫于富宝，这名字寄托着穷棒子对财富的渴望，其实他的家是最穷的，他父亲只有一条腿，另一条腿是做工的时候被机器轧断的，兄弟姐妹倒有四、五个。于富宝排行老三，小朋友们都叫他小三子。由于我不可能天天去做裁判，大家推举他做了穷小子足球队的队长，新买的那只大皮球也交给他保管。

　　小足球队初建立的时期，我几乎每天都参加，有时让「肋排骨」学做裁判（已经不用树皮作哨子了），我脖子上也缚上布条条参加比赛，我跟这伙小朋友混熟了。到第四天上，当踢球告一段落时，我把皮球抱在怀里，招呼大家坐在旷场的墙角里，孩子们乖乖地团团坐下来，我也坐在地上，于富宝还特意寻了两块砖头，给我安排了比较舒适的座位，这就更突出我的「当然领袖」的气派。

　　当卖麻球的小扁嘴（他的嘴并不扁，不知大家为啥这么叫他），拽着一双没后跟的鞋，挎着小篮子姗姗来迟，小三子就以司令员的口吻训斥他：「只等你啦，慢吞吞的，快来听大队长讲话。」我也弄不明白，这个「大队长」的称号怎么会飞到我的头上?我想，小三子既然当了足球队队长，我自然而然就该官升一级。小三子是从哪儿学来的这一套呢?你听他那语气，才当上了三天队长，俨然是一个正规的军官的神气。如果说，我是「当然领袖」，那么他是“天然领袖”了。

　　“大家歇口气，坐下来。阿要听我讲个故事?”这是我早有准备的一个节目，大家当然拥护。我在讲故事的时候，还有几名拾垃圾的小姑娘站在一旁听，我招呼她们坐下来，她们还是愿意站在一边，跟男队员保持相当距离，大概由于害羞吧。其实她们都是在场男孩子的姐妹，在我们踢球的时侯，她们常常蹲在一旁看热闹，做拉拉队。

　　我讲的故事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我记得头一次讲的题目，是《生路》。这是苏联十月革命后最早拍摄的一部电影，里头讲的一群穷孩子，由于生活所迫，学会做扒儿手，苏联的穷人造反，打倒了沙皇和资本家，穷人翻了身。苏维埃政府收容这些做过小瘪三的青少年，给他们改善生活，让他们读书，但还有几个孩子老毛病改不掉，老师还是耐心地教育他们，使他们走上新生活的路。

这个电影我在不久前跟金涛同志一同去「上海电影院」看的（这个电影院在北四川路上，专门放映外国的进步电影，有时也放映苏联电影）。所以讲得有声有色，仿佛是用嘴巴重新把这部电影放给他们看一遍。我一面讲，一面注意听众的反应，我发现一个个凝神谛听，安静得出奇，他们沉思、他们微笑、他们焦虑、他们快乐，他们眼里射出希望的光，我把苏联革命后的美满生活描绘得好似我去过苏联一般，在他们的幼小心灵里展示了一个陌生的奇异的世界。

　　从此以后，只要我到场，踢完足球他们总要我讲故事给他们听。到后来讲故事的吸引力甚至超过踢足球，我记得给他们讲过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和《岳云的故事》、马克。吐温的《汤姆·莎耶》等等。我在讲着这些故事的时候，锻炼了我的口才，也锻炼我对读过的书的记忆能力。

　　开头讲的几次，他们听了以后默默地走开了。但讲了三次四次以后，他们就向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苏联真有这个地方吗?」「中国也有列宁吗?」「怎样才能让我伲吃饱肚皮呢?」「汤姆拾过垃圾吗?」等等。

　　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是：「大队长，你家里做什么的?」「你是大学生吧?」「为什么你待我们这么好?」原来，我光注意观察他们，我忽略了他们也在考察着我，我在他们心中始终是个谜，是个神秘的人物，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我只好含糊其词地回答他们，说我也是一个穷光蛋，我在一家厂里做长夜班之类，至于我的住处，始终秘而不宣。经过一个月来考察的结果，他们一致肯定：这个常州大队长一定是个大好人。他们称呼我「小常州」，这是爱称；敬重的称呼，便是「常州大队长」。

　　有一回接连两天没去踢球，事先我又没有告假，穷小子足球队连踢球的劲头也没有了，大家商量着一定要找到大队长的住处，小扁嘴断定常州大队长病了，他乐意送几根刚出锅的油条和麻球亲自来慰问我，不取分文。（附带说明一下，小扁嘴一天做两趟买卖，早上卖油条，下午卖麻球和脆麻花，都是自产自销。）小三子说：「你那个麻球不卫生，病人吃了反而加重了病。」队长当面开销他，急得小扁嘴几乎要哭出来。

　　两天以后我又重新出现在球场上，队员们的那股热烈兴奋情绪使我终生难忘，有的过来抱我的腿，有的槌我一拳作为我两天缺席的处罚，有的把最漂亮的布条条挂在我的脖子上，就像如今少先队员给劳动模范的颈项系上红领巾似的。

　　球赛没有开始以前，守门员小炳找我到一旁说悄悄话，他告诉我：「你究竟住在哪儿啦?你不知道，队员们公推我做[包打听]咧。（上海租界里巡捕房的侦探，沪语称为【包打听】。）要我跟你的梢，把你的住处打听确实，哪一天你不来，我好叫你去。……我想，我不必钉你的梢了，你就告诉我吧。」

　　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一定想我想疯了，才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来。我只得又耍一次滑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吧，我住在浦东，你们找我还得摆江。下回你就对大家说，你已经打听到了，常州大队长住在浦东咧。你就这么交差吧。」

他半信半疑地微笑了。顺便我问了他：「那么你告诉我，你姓啥?你爸爸做什么的?你住在哪里?你不肯讲我也要钉你的梢了。」

　　他羞怯怯地告诉我：「我姓何，爸爸关在西牢里吃官司，家里生活没着落，就靠阿哥给煤店送煤球养活全家。我们住的房子没有路名，没有门牌号头，是火油箱的铁皮搭起来的，讲给你听，你也不好找。」

　　我曾经把组织小足球队的工作向小姚作了汇报，我对他说：这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的小足球队，他们很纯洁很可爱，我开始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我觉着很有意义。

　　那个时代，刚参加革命的总喜欢滥用「无产阶级：这个神圣的称号，所以我把穷小子足球队称作「无产阶级足球队」，那是一种时髦，就好比有的人到处滥用「共产主义思想」一样。

　　小姚思索了一阵，说：「你可不要荒废了本位工作，我们的本位工作是纱厂。你要给这些穷孩子们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工作，还是可以的，多多宣传只有走苏维埃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不过，这些拾垃圾的孩子并非真正的无产阶级，恐怕要算是流氓无产者吧，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破坏性。」他又一次嘱咐我：「你住的地方要绝对的保密。」

　　以前，我理解的无产阶级就是穷人。当时我没有能力批评他的这个论点，但我在情感上，却不同意他的分析，我认为他们不是流氓，迄今为止，我也没察觉「破坏性」表现在哪里。不过我还是感激他，是他头一个让我知道了「流氓无产者」这个新名词，并且头一次纠正了我对无产阶级的糊涂观念。

往后，我还是经常参加小足球队比赛，我也尝试着讲述中国的江西、福建地区也有「苏维埃」，可惜孩子们听不大懂。最受欢迎的还是中外古今的许多故事，如果说，我是从热爱京戏的戏迷发展到今天变成球迷，那么，这些小伙伴们则从球迷变成了故事迷。



四 「方舟」之夜

　　

多雨的夏天开始了，蚊虫在晚上咬得我睡不好觉，空皮箱里又没有置办一顶蚊帐，只得买一盘蚊烟香过夜。这一天黄昏天空已布满重重的乌云，响过一阵雷声，直至我灭了灯睡熟了，雨还没有下。

　　忽然听得有人敲我临街的窗户，我一骨碌起了床，一种莫名的恐惧顿时使我生起鸡皮疙瘩，我真怕叛徒特务已经发现了我。我不敢开电灯，我看见窗外有一个人影，外面响着一片雨声。只听得是女同志小秦在窗外低声唤我，这时我才开亮了电灯，赶紧去开后门。但见小秦的上衣全湿了，头上兜着一块手帕，外头这么大的雨，一块手怕顶什么用呢?我赶快把她迎了进来。她把手帕取下，一丝丝的雨水马上淌在脸上，我连忙把毛巾递给她。

　　「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幸而这近段有你住在这里。」她一面揩脸，一面说：「吵醒你了罢?你有雨伞或是胶鞋，借我穿着，我好回去。」

　　「坐一下嘛，你衣服全湿了。」我很遗憾地说：「你看，我创不起蚊帐，也创不起雨具，这里啥都没有。」

　　她注意着外面的阵雨，无可奈何地在空皮箱上坐下。我赶紧找了一件上衣给她披上，说：「天不早了吧，我没有伞，雨衣也没有。你就在我这儿避避雨吧。等一回雨停了你再走。」本来我要说「在我这儿睡下吧。」我一想起她是女的，赶快省略了「睡下」二字。

　　她看看手表，说：「喔，快十二点了。」她把手表摘了下来，原来手表壳子上也淋了雨水。她又环顾一下屋子，为难地说：「看来，雨一时不会停，越下越大了。那么，让我在哪儿歇呢?你这儿啥也没有。」

　　我指着床板说：「盖的毯子我还有的，你就睡这上头，我睡地下。」

　　她连忙说：「那怎么可以呢?」停顿了一下，她说：「好吧，让我在地下歪歪身子，你给我找几张报纸!」

　　我果然找到了一迭报纸，——这就是小姚供应我看的隔夜报，我仍坚持要躺在地下，但是小秦执拗地坐在铺了报纸的地面，再也不起来了。我只得扔给她一条线毯，还奉送几本书给她做枕头。——这时，窗外的雨似乎减弱了些，但还能听到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我又多点着了一盘蚊香，祝愿她在我这里睡得香甜。

　　然后我熄了电灯，把窗帘拉拉紧，躺在床上，好半天睁大眼睛，透过黑夜望望小秦有什么动静……。我发现她睡了，在电灯熄灭后，她把湿了的上衣脱下，添盖在线毯的外面，大概她太累了，不多一会儿她确实睡熟了。这时，我克服不了自身的困倦，也进入睡乡。

　　谁知屋漏又逢连夜雨，好事多磨，不知是深夜什么时候，小秦突然惊醒过来，就跨上了我的床，狠狠地推醒了我，一面说：「不得了，我被进来的水冻醒了。」听得出她的牙关在发抖，我打着赤脚下地跑去开电灯，发现床底下全是水，没脚背的水，拧开了电灯，看到有几只鞋浮在水面上，像随水漂流的小舢舨；而那只空皮箱就像一只超级航空母舰浮在水面上，没烧完的蚊香像一条白色的蛇（那时候的蚊香是白纸简装的木屑，铺在地上的报纸也浮了起来，那条线毯泡在水里，刚才一场猛雨已造成了水灾，这是上海居民常常碰上的灾祸。这时我注意到小秦的瑟瑟发抖的狼狈相，我又把床上的薄被单给她裹住了身体，披散的纷乱的头发掩映着她苍白的脸，她焦急地说：「水还要涨吧?我们怎么办呢?」

　　只是在此时，我的心里生起了一句赞美诗：「她多么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美人鱼呀!」我沉着地回答她：「看来，今晚睡不太平了。水漫金山，等这场雨过去，水一定会退的。」秦同志倒真的念起《旧约》的诗篇来了：「我陷在泥沼中，立脚之地也没有，洪水淹没了我的身子。」

　　我首先从水里捞起了几本做枕头的书——其中就有那本何家槐送我的《高尔基》，这本书我已看过两次，如今被水泡湿了，还是感到心疼。小秦怜惜地把这本书抱在怀里，难过地说：“都是为了我哪，把这样好的书弄坏了。”

　　我竭力安慰她：「只要来一个好天气，把它吹吹干，不要紧的，由于你把《高尔基》作过枕头，又跟你一同遭了水淹，我会更宝贝它呢。」

　　小秦把嘴一撇，半个身子靠在墙上，说：「小王，你只有一条被单啦?给了我，你呢?」我说我多穿一件上衣，冷不着，她抬一抬眉毛，说：“这么可以呢?”于是她扯开被单的一个角，硬要围在我的上身，以致我们两个几乎围里在一条被单里，她大方地说：“你表现得很老实，我信得过你，——这样吧，索兴不睡了，你给我讲讲这本书上的内容，我们一起等天亮。好吗? ”

　　我们两人的体温交融在一起。尽量靠近一些取暖。我的神经却变得亢奋而又紧张，生怕触着了她的皮肉。这倒并非是孔夫子的「男女授受不亲」设下了「男女之大防」，当时我的情操不允许产生一点非分之想，她是小姚的妻子，岁数又比我大，又是工厂里的老革命，她在我心中就像基督徒看待圣母一般，可以说一点邪念也不曾发生。

　　我真的给她讲起高尔基写的《四十一个和一个》，这是描写一家面包作坊里有个面包师傅，对偶而闯进他们面包房的一位女性，诱发了集体的也是圣洁的感情，我今夜对秦同志的接触，有点像高尔基小说里的面包师那种感情。我说着说着，对方渐渐地合上了美丽的眼睛，大概刚才她受了凉，鼻子堵塞，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她被大雨和大水折腾得太疲倦，不由自主地睡着了。我停止了讲述，我看着她的沈睡的庄严的面孔，那形象很像安徒生童话集里美人鱼的插图，这时我的呼吸一下子变得急迫，心也按捺不住的跳，心中兴起了想吻她一下头发的念头，我马上去熄灭了电灯，不能再这么放肆地看下去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关电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中，我又回复了平静，热血不再「澎湃」了，不由自主地进入了睡乡。

　　天亮了，小秦先醒来，发现我没有盖着被单，两只光脚伸在床外面，她用手轻轻地摸摸我的光脚板，试试是不是冻着了，她连忙把唯一的床单整个儿覆盖在我身上。这时我醒过来了，我的脸红了一阵，多半是为的晚上升起一时冲动的邪念，仿佛我做了亏心事，我马上坐了起来，并且离得她远远的。

　　她脸上也泛起了红晕，说了一句：「我们原来在一条方舟上逃过了这场洪水。」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懂。她解释道：“这是《圣经》上的故事，在世界的最早最古老的年代，到处都是洪水，是上帝安排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乘着诺亚的方舟保存下人类最早的祖先。你这个木板床不正是救了我们的方舟吗?」

　　她讲了这个故事，我才知道她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不像个女工，我便问她：「你一定是读书人，是吧?」

　　「是的，我进过基督教办的教会学校，读了两年，我就干革命了。」讲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小姚跟我头一次见面时怀里夹着《圣经》为号，他拿的那本《圣经》一定是小秦的。她接着说：「组织上要我到厂里做工，接受无产阶级斗争的锻炼，我就进厂做了挡车工。只有进厂做工，才能取得产业工人的资格，只有产业工人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呀。」看来，三十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时就已经开其端了。

　我说：“是的。小姚向我解释过真正无产阶级是什么人。这么说来，要做无产阶级可不容易吧。”我又问：「你跟小姚结婚几年了?」

　　「无所谓结婚，我看中了他，领导上又要我们组织机关，我们年龄相当，我就答应了。」她的脸上又泛起一阵红晕，接着她连忙穿起没完全干透的上衣，马马虎虎整理一下散乱的头发，就匆匆地走了。

　　两天以后的上午，她又到灶披间来寻我，说要带我出去一同买东西。我说买什么东西呀?她抿嘴笑了笑，嗡声嗡气地说：「你应该添置一双套鞋。」看来她感冒了，鼻子不通，这都是「方舟」之夜害了她。

　　我只得跟着她一同出门，在路上我问她：「买套鞋的钱是组织上给的吗?」

　　原来，她跟小姚讲了我没有雨具的苦处，夫妻两人凑出钱来给我买了一双套鞋。我们来到了一丬店里，她又掏钱给我多买了一把雨伞。当我知道这些钱是他们两人节省下来的时候，我表示雨伞可以不买。她不以为然地说：「要是那天我从你那里借到伞，我也不至于那么狼狈。」

　　我笑笑说：「我真希望诺亚的方舟重新开到我的灶披间来。」

真该死，我的内心的秘密就在这句俏皮话里不经心地泄漏给她了。



五 苏州河边看翻船

强劲的风把马路上的纸屑灰土卷到半空里，马路两旁所有的梧桐向着同一个方向俯下了腰，江面上的火轮呼救似地响起了一迭声的喇叭，我在那儿就餐的包饭作饭摊的帆布棚顶飞舞腾越，想竭力挣脱缚住它的几根绳子。

　　饭摊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天文台（爱多亚路外摊，今改名延安东路）不安地嚷嚷：「看，升起了三角包，台风快来了。」我朝北看去，果然望见天文台的高耸的旗杆上拉上了黑色的大三角包。停泊在黄浦江里的大轮船桅杆上也同时升起了报丧似的黑球。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台风预报装置，那高高在上的黑三角预告着将有一场灾难来临。饭摊老板急于收摊，我匆匆地吃罢“快餐”，急于赶回我的窝里。

这时，我看见江面上摇过来一只装满红砖的木船，它艰辛地从黄浦江转身拐进苏州河，大概想在苏州河靠岸避风，刚刚卸下风帆，大木船减速行驶，从船舷扑来的大浪颠扑着那只船，像个醉汉似地手舞足蹈起来。这是大风大浪中常有的景象，起初并没引起我的兴趣，忽然，那只装砖头的木船的左边倾侧过去，紧接着一个大浪像饿虎扑食似地扑进船舱里，于是这只船就像颟顸的醉汉，歪着半边身子在浪涛里挣扎。我立时想到大伯父曾在故乡的岸边救了一只装柴油筒的拖船的光荣史，我顾不得越发强劲起来的风势和大雨欲来的威胁，我快步走近苏州河边，我想运用大伯父的智能救下这只装满红色砖头的沉重的船。但是，我能发出什么指令呢?风势、载重、事故的原因，都跟小火轮后面拖着的柴油筒船不一样。地点、时间、条件都不同，大伯父当年立功的经验我一点也用不上，我的智能比我大伯父差得太远了。我一个人无可奈地楞在那儿，一言不发干着急。

　　红砖船上的船工不知如何是好，只知道狂喊着叫别的船上人援救它。果然有一只停泊在河边的船给河中心的大木船扔出一根绳子，企图把装红砖的船拉近码头。这时风势更大了，从浦江上涌进来的浪头更猛，那根从码头上扔过去的绳子不但没能援救它，反而帮了倒忙，原来大木船是向右侧倾斜，而拉绳子的一边也是在右侧，唉，唉、我毕竟没有大伯父的那种智能和学问，我没有及时发出指令制止这个愚蠢的行动，眼看着这只装满红砖的木船，正是被「一边倒」的那根绳子的拉力，使它失去了最后的平衡，很快沈没在苏州河里，那根绳子的用场，只是让全体船员握住了绳子，爬上了岸，总算没有死人。

　　观看了这一场翻船的景象，我匆匆赶回家中，台风夹带着暴雨闹腾了一宿，我的那个灶披间又一次进了洪水，那只牛皮箱早就搁在床架上，幸免于难。这时我还在悼念着那只翻在苏州河里的木船，我忽然顿悟到，我如果招呼船上人，赶快把右侧的一批砖头扔进河里，这不是使木船保持平衡了吗?人们在遇到紧急的危险情况下，往往牺牲局部的利益，反而得以保全整体，而违反科学的瞎起劲，只会帮倒忙，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即使多年驾船的船老大在发生突然变故的时候，也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过，我的这个「高见」也只是事后诸葛亮，无补于实际。

　　一场台风过后，屋子里的水退了，空中又变得天朗气清，我又习惯性地来到韬朋路煤层场边，这一天真怪，小足球队员一个人影都没有。心里忽然感到了寂寞和凄凉，不知什么缘故，难道足球队散伙了?在这一群队员中间，我只知道小扁嘴和于富宝的家，而小扁嘴的家离韬朋路最近，我就拐到小扁嘴的家去看看。我还没有走近他的炸油条的窝棚，眼前的一片凄惨景象首先把我怔住了：原来的许多房屋——实际是芦棚和「滚地龙」，被这场台风刮飞了，还留下一些半截子的水缸瓮盆；公用自来水笼头总算没被刮走，它好象也有寂寞和凄凉之感，依然在一滴一滴流出水来，就像一个孤独的老人在哭泣。在这被台风袭击的废墟上，有几个家族团聚在一处，把几件破家具作为划分家庭圈子的疆界，老太太们则坐在箱子和柜子上，看守着晾在太阳下面的被窝和破烂衣服。——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了。

　　小扁嘴的窝棚早巳不翼而飞，只有那只用半截子柴油筒做的煤炉像一座纪念塔似地兀立在老地方，显示着这儿是炸油条的遗址。现场的考察解答了我心中的疙瘩，原来是一夜狂暴的台风把这儿的棚户区摧毁了!自然界有三样东西是专门欺侮穷人的：一是臭虫；一是蚊子；还有一样就是台风，考究一点的房屋，台风拿它没有法子，穷人家盖的草房和棚屋，台风就无情地席卷而去。看到了这般凄惨的情景，我的心里充满着愤懑，但我注意到坐在烈日下看守家具的老婆婆和光着上身干瘪如柴的老头儿们，他们的脸上却并无悲愁和忧戚的表情，这一点使我不胜诧异，莫非他们经历过人生道路上的各种灾难，对自然界的欺凌已经司空见惯；还是看到了眼前的家破人亡，变得茫然的麻木呢?

　　我怀着哀伤凭吊的心情来到于富宝的家，他的窝棚总算没有被台风刮走，因为它毗邻着水门汀洋房，它的后墙就是借用人家的水泥墙。于富宝的家庭是拾破烂的家族，连小三子在内兄弟姐妹倒有四口人从事「拾荒」的事业。我还没踏进门，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晾晒在空地上的「垃圾」。

　　昨晚的一场大雨和马路上的积水，把他们积累了好多天的「猎获物」泡湿了，从这儿的琳琅满目的展览里，可以想见小三子家族踏遍了多少垃圾堆和马路的死角，一个空铁罐，一顶破帽子或油污的粗布手套……只要在人世间还有一点儿使用价值的，都不肯轻易放过，经过他们的挑选，经过运输，全都汇集到这儿来了。这些可怜的家产，幸而没有被这场暴风雨吞没，它们只是受过一次水的冲刷，又以新的面目陈列在这儿。在上海，从事拾荒事业的有个不好听的「垃圾瘪三」的称呼，这种侮辱性的称呼，跟包饭作里的伙计叫做「饭乌龟」一样，如今，于富宝的家族索性大大咧咧地把垃圾展览在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为了表示对这种轻蔑的抗议。

　　接待我的是于富宝的父亲，也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由于工伤轧掉了一只腿被老板撵出来的老工人。他看见我穿的一条斜纹布的西服裤，在他眼里大概也算是上等人了——至少比他高一档吧，他一定要敬我一支烟，盛情难却，我只好接着，等我点着了，他才发表声明：「烟是不好，没牌子的。」我知道没牌子烟也就是指烟屁股手卷的「再生烟」，垃圾、垃圾，连吸烟也离不开垃圾，正应了中国的老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

　　他说：「你找小三子吗?快到吃饭时光了，他就要回来的。」

　　小三子的妈壮实得像一头牛，头上包着一块粗布毛巾，正在那里把洗净的也是拾来的工作手套拉出线头绕在木框上，她腾出手来递给我一只矮凳，要我坐在垃圾堆的旁边，我真不愿意坐下，一来凳子太矮，委屈了我的竹竿似的长腿；二来那凳子上恐怕也有垃圾，生怕污损了西服裤子。但我终于坐下来了，我没话寻话说：“你拉下手套的线干啥用呢?”

　　小三子的妈用疑问的眼光瞟了我一下，意思是说：「你是瞧不起俺的拣破烂吧，怎么连这个也不知道?」她看出我的发问是认真的，确实出于无知，不是轻视她，——我发现，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她越是注意保持自己的尊严。她才回话：「我的四个孩子过冬的衣裳，全靠着这个呢。不怕你笑话，我们把工厂里扔出来的破手套，用碱水洗洗干净，把手套的线拉出来，积少成多，用四根竹针结成毛衣、毛裤，不费一个钱，不是比做布衣裳还强?」我对这种纺织品是熟悉的，它跟我窗上的窗帘一样，都叫做「再生布」。

　　我称赞她的变废为宝的本领和智能，站在我前面的恰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强者，她用那坦克一样壮实的身躯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险滩和灾难，任何贫困、艰辛都难不到她，我心底里不由得升起了对这位母亲十分崇敬的感情，特别是在这窝棚里，男主人只有一条腿，她还得养活四五个孩子，她是怎么生活过来的呢?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在艰苦和期待中支撑着全家，同样拖带着好几个孩子，然而她比我的母亲的处境不知要严酷多少倍!

　　坐在矮凳上果然不惬意，由于太阳的熏蒸，垃圾堆里破烂的布片发散出难闻的气息，那味道比「再生烟」的烟味更是够呛!当我打算告辞的时候，只见小三子和他的妹妹一同回来了。他们用一根棍扛了十几条湿漉漉的麻袋，就像是从海边扛着渔网归来的渔民。原来那麻袋是他们从苏州河里捞上来的「战胜品」，他们得感谢那场台风，一定是台风把谁家码头上的空麻袋包刮到河里去了，使我马上联想起翻在苏州河里的那只木船。

　　小三子和他的妹妹，受到了父母最热烈的爱抚。翘着一只腿的爸爸首先清点他们扛回来的东西；而魁梧的妈妈赶快倒两大碗焦大麦的茶作为慰劳，——我来到她家，她都忘了倒这么高级的饮料敬客。小三子看见我来到他家，有点羞答答地说：「你怎么来了?你的房子没有被台风刮走吗?」我说：「我的房子还太平，我看到小扁嘴家全完了，他家人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才来找你的。」

　　小三子脸上的得意之色（大概是由于他今日有了丰富的收获）一下子变得阴沉了，说：「球队里有好几家的芦席房子全毁了。小扁嘴家挤到他大姐家里住了。」

　　这时，小三子的爸爸验收完所有的空麻袋，兴冲冲地报告说：「小三子，好样的。十四只麻袋，只有两只破的；剩下的，一只好进账两毛咧，两块四到手了。破的麻袋留着俺自己用，冬天也好做我们的大门。」他老人家又塞给我一支再生烟，说：「上海滩的瘪三，弄着破麻袋就好比拾着了宝贝啦，我们铺的盖的全靠它，披在身上当大衣，下雨天还当雨衣，你不知道，麻袋可以做房门，拾来的这么些碎纸烂布头就用它打包。」

　　小三子又恢复了得意之色，不过他的妹妹却噘起了嘴巴，她轻轻地对妈妈说：「是我，我先看到的。」他的妹妹穿的是男女不分的衣裳，前襟后襟是两种不同的颜色，要在八十年代，可以跟香港进口的滑雪衫比美，不过在三十年代的风气，那可是标志着贫穷的百衲衣，恐怕也是拾破烂捡来的材料吧。从这件褂子上，让我又领略了她母亲的苦心经营和独特的手艺来。这姑娘大约十四、五岁，还算是漂亮、丰满，那结实粗犷的身材，下面赤着一双脚，简直是她妈妈一个模子里浇出来似的。

　　小三子建议道：「王先生要是腾出空来，我们一同去看看他们吧。阿惠和小扁嘴的家都是被台风送上了天的。」

　　我说：「好哇，今天我们就去看望他们。」

　　我告别了这个由「再生物资」装备起来的家庭，告别了臭气熏蒸的展览场地，足球队长领着我到了小扁嘴的姐姐家中，他姐夫是拉黄包车的，屋子小得可怜，姐夫对待丈母娘家可是一片至诚，设法在巴掌大的天井里搭了一间窝棚，接待小扁嘴一家。

　　好容易打听到阿惠家住的地点，他们异想天开，竟住进了横在马路边的一人高的大水泥管里，好几节大水泥筒子连接一起，在两头还安上了活络门两只麻袋，正像小三子他爹讲的一物多用的麻袋。从那圆筒里先钻出一个花白头发的头，他蜷着身子慢慢伸出下半身来，活像刚刚从泥巴里钻出来的蚯蚓，他见到于富宝和我，还乐呵呵地招呼我“到里面去坐”，小三子说：「亏你们想得出，找到这么一个钢筋水泥房住下。恐怕里头板凳也没处放，算了吧。」

　　我忽然又发作了小孩子脾气，以为钻在这个圆筒里，一定很有趣，很好玩，我回想起七八岁的时候在船匠朝天的船舱下玩结婚拜堂的游戏，这个大水泥管里一定“别有洞天”，我倒乐意进去探幽寻胜一番，我没有拒绝水泥洞主的雅意，首先俯身爬了进去，里面黑黝黝的，借着麻袋门缝里射进来的几把宝剑似的光，我发觉自己仿佛来到地球仪的中心似的。里头的小方桌、小圆凳以及两只箱笼放得井然有序，在那一头的圆筒里，下面铺着草席，大概那就是他们睡觉的弧形床了。

　　我发现在拱顶的两侧，一边贴了一张用鲜红纸头写的「招财进宝」，一边贴的是一张灶君菩萨，虽然那下边并没有灶头，看来，小惠家在他们的老房子里供的灶君老爷并没有做到「下界保平安」，在一场台风里连灶君菩萨自身也不知刮到何处。可是水泥洞主对灶君老爷的信念并未动摇，仍旧郑重其事地请他来保佑他们合家平安。

　　小惠的爸爸跟着进了「洞」，把大高个儿的小三子撇在外头了，想不到小三子揭开了另一头洞口的麻袋门，从对面钻了进来。我坐在矮凳上，伸直腰我的头刚好碰着拱顶；小三子则歪着身子坐在草席上，小惠的爸爸则坐在我的身后。

　　小三子问：「小惠呢?」老头子说，这孩子玩心重，坍了房子搬进这么个阴沟洞里，他还是只知道玩。我问：「小惠他妈妈呢?」老头子说：“到外白渡桥边做缝穷营生去了。”这一下我找到共同语言了：「外白渡桥两边的饭摊不少，吃东西便宜，想必你们也在那儿开伙仓吧?」

　　「是的，那里的饭是从包饭作包饭吃剩下来的，价钿便宜。不过不能常吃呀，常吃还是吃不起，做商贩的哪有不将本求利的?不瞒你说，难得去吃过一两回，而且光吃白饭，不吃浇头（「浇头」，外加的菜）。」

　　「那么，你们在哪儿做饭呢?」我问。

　　水泥洞主说：「搬到这儿，还没顾及生炉子。不怕你见笑，这就多亏小惠了，他在人家吃饭时就守在棉布店和南货店门边，里头的伙计吃罢中饭，饭乌龟把菜筐和木桶挑出门口，全凭眼捷手快，小惠上去揭开饭桶盖，来个兜底翻，倒回来就做我们的伙食了。」说到这儿，他舔了舔嘴唇，又补充说：「你看，饭摊上的老板想赚我们的钱，可不容易哩。」他的话语里对调皮的儿子充满着夸奖和满意之情。小三子在一旁说，「要是手脚慢了，那饭桶里的剩饭就会被别人抢了去。这不是讨饭，而是抢饭，要捞回那个饭也不容易哪。」我才知道，就那么一点儿剩菜剩饭，吸引了多少人参加竞争呀!

　　我们正在水泥管里叙谈，忽见拱顶上猛然射进一道强光，完全驱散了洞窟里的黑暗。我举头观看这个水泥管上面怎么开了个活络的天窗?我还没来得及看个究竟，一个熟悉的声音来自开天窗的顶上：「爸，来了客人，为什么不开电灯!」

　　原来是小惠回来了，他在洞口认出洞里来了什么人，里面已经容不下他，他就一跃跃上水泥管的「拱顶」，原来在两截水泥管之间有一道缝隙，平时用一张旧铁皮覆盖在上面挡雨的，小惠上去揭下那张铁皮，外面的阳光就像拧开五百支光的电灯照亮了整个「洞窟」。贫民窟的居民真懂得苦中作乐，在幽暗的洞窟里，他们还能安装太阳能的电灯来取乐!

　　我问起小惠的父亲，原先是干什么的，他告诉我，从前是船家，小惠的出生地就在那只船上；在一次大风里，那只破船沉没了，总算没死人。来到陆地上打个滚地龙安身，不料陆地上也安不下个家，最近一场台风刮得无影无踪，这才搬到这儿来住。他这一辈子已经两次破家。从他讲述的身世里，可以看出他为何没忘了在水泥管的拱顶上供奉灶君菩萨的心情。

　　「在这个地方，恐怕只是临时住几天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这要慢慢挣吧，不消一年半载，我们又会搭起一间滚地龙的，到那时候你到俺家来，反正用不着低头哈腰的了。”老头子虽然迷信灶王爷，但他那种充满信心的、在不断的挫折面前仍然执着地顽强奋斗的精神，实在使我敬佩。

　　这时小惠从小三子那儿的洞口挤进半个身子，高高兴兴地告诉他父亲说：「你说我成天价野在外头，爸爸，我野在外头就是听这位常州大队长讲故事，这一位就是常州老师呀，我没骗你吧!他讲的故事可好听嘞，请他给你讲一个，包你迷得不想吃饭。」

　　我赶快声明：「别听他吹嘘，我要是有这份本事，好开个大饭店了。」

　　老头子微笑着向我表示感激之情，说：[这孩子只晓得野在外头，我总不放心呀，上海滩什么坏人都有哪。有你这样斯文的先生看得起他，给他开开窍，那是花了钱也觅不着的好老师呢，哪有不放心的!」

小惠面有得意之色，悄悄地对小三子说：「什么时候小足球再开赛呢?」

我跟小三子辞别水泥洞主，爬出这个钢筋水泥的特殊房屋。猛然，我的心头升起一股热辣辣的暖流，一个新的意念浮上来了。



六 水底捞砖



　　我跟小三子于富宝离开了圆筒形的钢骨水泥住宅，我建议再去访问小炳家，以前听小炳说过，他家的房子是用火油箱铁皮搭建的，这一次台风一定「报废」了。小三子面有难色，说：“他家里不大好找，走进去有一大段烂泥路，刮台风以后，也不知道他家的铁皮房子还在不在，等我打听得实在我们再去吧。”这样，我们没有去成。

　　这儿不再记录访问了哪几户人家，但一幅幅无家可归的流民图使我心头沉重，他们都是生活在最低层的城市贫民，不胜惊异的是，我遇着的所有的「流民」，脸上并没焦虑和忧愁，跟我在小扁嘴家旁边看到的坐在废墟上的老太太们是同样的神情，我深深体味到，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社会对他们多么吝啬和残酷，而他们还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搏斗，一个个都是生活中的强者!

　　这时，我心头低低地吟诵着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决定把意念中刚刚酝酿成熟的想法透露出来。我兴冲冲地对小三子说：「如果我有一船红砖，分给这儿的没房子的，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你看能办得到吗?」

　　于富宝停住了脚步，他还以为我说瞎话咧，楞着眼看了我好半天，说：「你说说容易，哪来这么多红砖?在上海滩，一块砖顶一副大饼油条价钿呢，我看你一天连二十只大饼也捞不着……」

　　我神秘地笑了，故意逗他，我说：「我什么时候吹过牛皮啦?说有就有，不是两千三千，上万块我也有。而且不收分文。」

　　小三子的眼瞪得好大，他还是半信半疑地站在一旁掂我的分量，最后，他决断地说：「除非你会变戏法。——我不相信你真能拿得出上万块砖头来。」

　　这时，我向他全部摊牌了，我说：「你能把麻袋包捞起，如果有许多砖头掉在苏州河里，我们不是同样能够把它捞起来吗?」

　　他总算相信了我的话，不过他还是问了一句：「那么，我们可以随便捞吗?」

　　我说：「怎么不可以呢?正像你把苏州河里的麻袋捞起，那麻袋就算是你的一样，谁有本事在大江大河抓鱼，捉到的鱼就归他所有，这是世界通行的规矩。」

　　小三子变得跟我一般兴奋，一般狂喜，高兴得跺一跺脚，对我说：「好!这是一个好主意。你马上带我去河边看看。」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天黑了；明天一同去吧。谁知小三子比我还热心，他否决了改在明天行动的计划，说：「上海人多得很，你想得到的，恐怕别人也会想得出。你带我一同到翻船的地方看看去。」

　　往后，是他推动我行动了，我不得不把他领到那个发生了不幸事故的河边，当然看不见一块砖头的影子。也许他对我说的情况不够信任，不经我同意，就在不到两分钟时间内，他光了屁股，一个蒙子跳进了水中，我心里想，小三子这一手潜游的本事，正可以大派用场呢。第一个念头还没完成，他已经钻上了水面，用一只手撸一撸面孔上的水珠，让我看到了他那欣喜的满意的面色。他上了岸，从我手里接过他母亲用「再生布」做的衣服，一面说：「我的脚就踏在砖头上，像海底的一座小山似的，真个的，不能放过它。」

　　「你的水性不错嘛!」这时我的得意和高兴又加高了一层，就好比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原理。又获得了另一名科学家的验证似的。

　　两个人的肚子饿狠了，我领他到了「无产阶级露天大饭店」共进晚餐。我们走上外白渡桥，便看到几个中年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她们就是专给苦力的光身汉缝缝补补的缝穷妇。小三子一眼就认出小惠的娘也在里面，他走近小惠的妈，低低地说了几句，大概是介绍我的情况，小三子大声（为什么要大声呢?只因来往车辆多，声响嘈杂不堪）朝我说：“这就是小惠他娘。”想不到在外白渡桥又能见到他的妈，总算会见了小惠的全家人了。我走近她，也用大声说：「你这位大嫂真不易呀，房子毁了，还照常来这儿，真亏你了!刚才我还爬进了你们的‘洞房’哩!」小惠的妈未必能听懂我的调皮话，只是说：「没法子呀，光顾了住的，还要顾嘴呢，今天不挣几钿，今天就没法过呀，我家小惠多亏你栽培，他人是聪明得很呀，做娘的怎能有力量给他读书呢!」她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年纪，头上包了一块印花头巾，粗看上去倒有五十的样子，她用戴着针箍的手压住头巾，实因桥上风势太大。

　　我诚恳地邀请小惠的娘一同上无产阶级大饭店吃便饭，她红着脖子连连道谢坚决拒绝了。

　　我跟小三子坐在一条长凳上，他坚持着一定要会账，他的理由是：「今天该我请你了，你没听我老头子报的账吗，今日我跟阿妹就赚进四块四呢?再加，你……」他用手指指「大饭店」下边的苏州河，谨慎地不再往下讲，生怕泄漏了天机。我问他：“这儿的大饭店你也吃过吧?”

　　他无限感慨地说：「吃过，逢年过节妈妈才陪我们到这儿来。我小时候的印象，上这儿来盛两海碗菜泡饭吃，在孩子们的口头语里叫做“吃好的” 。」

　　这时，小惠的妈横穿桥堍，来到露天大饭店寻我们，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长官，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讲。」我说你尽管讲嘛，她说了下面的话：「你不是带他们踢球吗，为的是踢球太伤鞋子了，我有四个孩子，你看，我哪有空给阿惠做鞋子呢!我才叫他赤脚踢球的。」

　　她这番话弄得我摸不着头脑，我可没下令一定要穿鞋子呀!

　　我把这个意思说了，小惠的妈说：「大概是长官来了以后，所有的孩子都得穿上鞋踢球，只有我家阿惠一直赤着脚，他感到没面子了，回来就跟我吵吵闹闹的，我的意思是，这孩子要强，他要踢足球我可没拦他，不穿鞋长官你就让他去吧，」做妈妈的这番苦心，着实使我激动并感到惭愧，当然我满足了她的要求，并保证赤着脚踢球是完全允许的。只是觉着她称我是「长官」，这个尊称不知从哪里说起，也许在她心目中，凡是管事的头头都是长官。

　　小足球队的队长就在我旁边，小惠的妈走开以后，小三子才对我说：「不错，有一次我讲过，我们的球队要跟人家的球队比赛，有几个赤脚大仙在里头，总不雅观，看球的就会笑话咱们咧。想不到小惠家这么艰难！」

　　我教训了他：「你大小也是个长官，随便说句话就会引起这么大的纠纷!」我把人家送我的「帽子」扔给他戴上，他不再申辩了。也许在他眼中，我是比他更高一级的长官吧!

　　我们在往回走的途中，两个人研究了如何把水下的红砖送上岸的计划，甚至连详细的分配方案也商定了。

　　在这件事上，于富宝表现出极高明的组织天才，他在第二天的下午的傍晚，——他认为白天去捞，容易惊动过路人，只要有流氓头和地头蛇出来阻止，或是有人也来捡「洋捞」（意外之财，沪语叫「洋捞」），咱们是穷人，就斗不过人家。于富宝发动了十多家没房子住的足球队员们，还有他们的家族会聚到苏州河边。小惠和他的父亲一人挑一副箩筐也来了，老头子一看见我，说不尽的感激，捏紧我的手：“……说你有一批砖头，不收钱，起初我不信，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不收钱的大老板自古至今我一个也没听说过。”我谦虚地说：「我不是大老板，所以我一个钱不收。——难道于富宝没有给你讲明白?」

　　「不，不是小三子捎的口信，是小扁嘴来传话的。」他说。

　　原来他不知道这事情的底细，我笑笑，指指滔滔东去的苏州河，说：「我的砖头在这条河里，捞得上来就是你的，捞回去你好早日离开那个水泥筒了。」

　　这时候他才明白过来。

　　球门员小炳也来了，他把他阿哥也叫来相帮。真是无巧不成书，站在我面前的竟是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小何。我上去握紧他的手，悄悄地问：「小炳是你的兄弟吗?我早认识他，可不知道他是你的兄弟。」上回我问过小炳家庭情况，他给我讲了他爸爸在提篮桥监狱吃官司，当时我没在意，现在都得到了合理解释，小炳原来是老革命家的后代。他在这种偶然情况下见到我就像遇见了亲人，热情地又是疑惑地问我：「没想到他常常讲起的常州大队长，原来是你!你怎么做起踢足球的娃娃头来了!」我说：「青年团就是做娃娃头的工作嘛。」我接着问：「你家那个美孚火油公司也给台风吹垮了吗?」过去我们把他家的房子，戏称为「美孚火油公司」。他听后苦笑着点点头。接着他又轻轻地问我：「怎么，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来了呢?」叫我如何回答呢?这可不是我的责任，原是组织上关照我的。说恒丰厂的支部被特务破坏了，组织委员小何政治上动摇，要提高警惕，暂时不跟他联系。老实说，刚才意外地碰上了他，我心里就犯愁，还有几分紧张，究竟见不见他呢?但是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两个月以前，我们只是匆匆地见过一面，可是他马上认出我了。但我不能把组织上的态度如实地告诉他，这两难的处境使我十分尴尬。忽然，我想出一句回话使我脱离了困境，我说：「你不是说过吗?要组织上的同志少往你那儿跑，我是尊重你的意志嘛。」他羞涩地笑了，说：「喔!那是我的不对，你不知道，由于小康被捕，那些日子我一直是坐卧不安呢!」我接着问道：「小康在里头有消息吗?」他说：「小康女人说的，他解到苏州去了。」我又问：「他那孩子没送育婴堂吧?」「没有。」他接着说：“如今我完全放心了，我把小炳完全交把你了”。以前我当是他说谎，好野在外头贪玩，我还打过他。」

　　谈到分红砖的事，他还是将信将疑，问我：「你是哪儿弄来这么些红砖?难道你还做运输生意?」

　　我说：“这一回我做的是无本生意，不收分文。想给你们受难的穷光蛋做一桩好事。”

　　他无限感激地说：[这批砖头来得正好，正好救急。你不要瞒我，这是不是党的互济会存心帮助我伲受苦人，对吗?]

　　给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意识到目前干的这桩无本生意还能跟革命事业有联系呢!

　　我们这么亲密地谈着，引得小炳和小三子他们好不纳罕，远远地用猜疑的眼光打量我们。我相信，在他们智力发达的小脑袋里，一定猜不着我跟小炳他哥哥是怎样的关系。

　　由小三子负责，在几十名青壮年中，会潜水的自动报名，小惠的爸爸自小弄船的，水性好，他成了主力；小惠却不会游泳，小三子和三名小足球队员都会的；小扁嘴也报名说他会游水，但是到了水里不会潜水，他很抱歉地爬上浅水处，赤着光屁股，专做接应工作。结果，真能潜水的只有五人，他们采取了快捞、快运的做法，尽量不让红砖在岸上堆起来。起初，一个人下到水里，泅上来一次只能拣两块至三块砖，后来改进操作方法，小三子家还没晒干的麻袋派了大用场，在水下把砖头放进麻袋里，泅上一次就捞起满满一麻袋的红砖，工效提高了几十倍，这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我，作为一个发起人，又是一个旁观者，一直在河边观望这一场有趣的战斗。

　　三十年代的苏州河，流过的水保持着原始的纯洁和清澈，不像现在发黑和发臭。又是初夏的气候，干这种活恰巧跟游泳运动结合在一起，那五名游泳健儿光着身子在水中大显身手，一个个精神抖擞，如鱼得水，活蹦乱跳，就好比是《水游传》里的阮氏三兄弟外加「混江龙」、「浪里白条」。在岸上站着他们的家长，准备着绳索和箩筐往回运砖头。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河里生龙活虎般窜上窜下。本来，这些孩子下水游泳一直是非法的，父母晓得了常常用体罚和不给饭吃处罚他们；如今做父母的头一次认识了儿子的价值，认识到儿子偷来的本领确实派了大用场，脸上不免露出了荣耀的骄矜之色。游泳健将们在自己家长面前表演特技，获得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嘉奖，在水里干起来就格外来劲了。

　　我还注意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原来下水的游泳健将都没穿游泳裤，一个个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裸体模特儿，在岸边帮着搬运砖头的家属，有老有小，有男有女，女的大约有六七名，小三子的那位小妹妹也在其中。我发现小姑娘们走近赤身露体的裸体运动员接砖头，很大方自然，并无羞涩的表情。男裸体也表现得泰然自若，并无轻佻的动作，看来并未引起什么邪念，可以说完全是「君子国」里公民的风度。倒是大嫂大婶们不肯走近他们，有的涨红着脸背过身去，故意啐一口唾沫。

　　我想，那些姑娘们所以没有大惊小怪，恐怕由于她们原是一张白纸那么纯洁、简单，他们没有文化，礼教的伦理和「男女之大防」与他们无缘，连「万恶淫为首」也没听说过，所以才能做到「思无邪」吧，可见，首先受过礼教和想入非非者才会在赤身裸体面前弄得面红耳赤。

　　一麻袋一麻袋的红砖捞上了岸，守候在岸上的不会水性的男女劳动力就用挑子马上运到指定的地点集中，还另外派了几名强壮的汉子值班看守，并且负责统计数字。

　　在捞砖头的过程中，有两名穿刺马靴的巡捕驾着摩托路过这里，板着面孔问：“你们捞的砖头是哪儿来的?”

　　小三子早有准备，他指着泅在水里的小惠的爸爸，说：「是他装的一船砖头，大前天给台风翻在河浜里，是他出钱雇我伲帮他捞起来，我伲不过混口饭吃。」两个巡捕摘下黑眼镜看了一会儿，并没说什么就走开了。这个谎言不是全无根据，原来小惠的爹确是玩船的船老大，他一生中确实翻过两回船。

　　第一天夜里我是在苏州河边度过的，第二个夜晚我就不去了，我的设想已成现实，用不着呆在现场了，加之我也感到疲乏。但我还是保持着精神亢奋状态，没法使自己闲下来。我觉着还应该去观光一下事业成功的胜利果实，有必要去考察堆积砖头的地方，好在那地点离我住处不远。我便散步前往，还没有到达堆砖头的集中地，远远就看见由红砖堆砌成的两座金字塔式的建筑物，当我来到堆得有丈把高的红砖建筑下面，才觉着在它下面的人小了一截，我粗略地毛估估，这两堆高耸的砖头，足够造一幢三层楼的洋房了。浸泡过的砖头，经过蒸晒，似乎还在冒热气，就像两个巨人不愿永远沈沦在江底，如今以显示生命的呼吸向我表示道谢之忱。

　　派在这儿负责看守的两个人不认识我，他们老早注意这个年轻小伙子对这两堆来历不明的砖头，怀有特别的兴趣，他们防备着我，又研究着这个陌生人，我只要动手搬它几块砖头，他们就准备好动用武力。我已经从他们的眼里看出凶险的闪光，一种虎视眈眈的敌视的眼光，我很快说了一句缓解的使他们信任我的话：

　　「是不是于富宝要你们看管的?你们辛苦了。」

　　他们没理我，我挨近他们，又补充了一句：「就是小三子吆。」

　　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说：「你是做啥的?我们这里的砖头，有了老板了，谁也休想!」

　　「不，我一块砖也不想要，我是来看看，河里的砖头是不是捞完了?」

　　年纪大的一个对我还是不友好，他说：「不用你操心，你走开点吧!」

　　年轻的一位插话问我：「请问先生贵姓?」

　　当我讲出自己的姓，他又接着问道：“你是不是王老板?”这个问题问得蹊跷，我怎么成了王老板呢，人家称我大队长，也有人叫我小常州和长官的，可没人叫我王老板呢，当我联想起昨日小惠的爸爸问我是不是大老板，我才明白人们在背地里，早有人传说我是王老板了。我马上回话：「可不就是我吗?」我用手指指年纪大的说：「我们没有见过面，那样盘问我倒是应当的，再说，我年轻，一点不像老板，是吧?」我轻松愉快地笑了。这一笑，弄得年岁大的保管员倒不好意思，面有愧色，立即从砖头堆上跳下来，抱歉地说：「谁知道你就是王老板呢!我言语冲撞老板，实实地对不起了：实告诉你吧，小三子关照过的，这儿的砖头，非等王老板来，谁也不能分。」年轻人插话道：「是呀，我们就是等你咧。」

　　我觉着奇怪，是谁派我分砖头的任务呢?我开了个好头，莫非还要我来收场?这不是让我做难人吗?我打算早点回去困觉，准备离开这两座金字塔，年长的那位竭力挽留我说：「这么些新砖堆在这儿，难免生出是非来，这里流氓地头蛇一窝一窝的，说不定早就动它的脑筋了，早日分到各户，早太平，我们也就没责任了。」他说得有理，我只得陪他当了一阵留守兵。

　　那个年轻人终于把小三子找来了，小三子高高兴兴把我拉到一堆砖头的后面，悄悄地给我布置分砖头的任务道：“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开头大家很起劲，很团结，大家一条心。不过真把砖头捞起来了，人心就会各顾各了，争吵、相骂，争多论少，弄得不好扔砖头打架都是可能的。所以我思谋，捞砖头容易分砖头难，我想只有请你出来作主，就好比踢足球要裁判一样。这事儿又得麻烦你了，实在没法子。求求你做好事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天吧!」

　　小三子几乎是恳求我，他这番话讲得有理，讲得透彻。不是吗?历史上许多故事证明了哥儿们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安乐。比如：在打江山的时候万众一心，所向披靡，及至胜利的桃子摘到手，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人心就变了，不断的闹窝里斗陷害忠良了。这在历史上称作[二桃杀三土」现象!这个于富宝不仅有组织才能，而且考虑问题还这么深远呢!瞻前顾后，将来恐怕是块将帅的料。

我只得接受小三子的建议，以王老板的名义分上下四个级别，把砖头分配给所有参加捞砖的人，果然分得服服贴贴，皆大欢喜!



七 营救



　　大概过了十来天吧，秦同志又来到我的住处，她一进门，我马上想到这回她又是来借伞的，刚要拿起她给我买的新雨伞，她摇摇头，我才注意到窗外的阳光。

　　她坐定了，便说：「你介绍给我的一名养成工，让她上学念夜校，好几天不来了，你给我去问一下，为什么不来了?她是怡和纱厂团支部的，问问她上夜校有什么困难，尽量鼓励她坚持下去。」我问她：「这个养成工叫什么名字?是老怡和还是新怡和的?」

　　原来纱厂支部发动青年工人到女青年会工人夜校学习，原是小秦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我早就给几个纱厂团支部布置了这项工作，我没有亲自办这件事，只知道五个纱厂一共发动了十六、七名女工报了名，我一个也没见过她们的面。

　　秦同志告诉我，这个养成工是新怡和的，名叫何连弟。她说这个姑娘读书很用功，十七岁，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不来了，也不打个招呼告个假。

　　纱厂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下工以后，许多女工两只脚都软了。动员她们上夜校，很少有人能坚持到底的。所以青年女工中途辍学是寻常事，但是秦同志却这么认真，为着何连弟的事还专门到我这儿来。

　　于是我去找新怡和纱厂的小刘，她是那里的团支书，我要她查一查何连弟为啥不去上学?过一天小刘来告诉我，说是何连弟连上工也不上了，她向何的小姊妹打听，才知道她被乡下来的父亲领走了，她父亲把女儿交给了一个人贩子，听说要把何连弟卖给堂子哩。

　　从小刘的简单汇报里，我才发觉何连弟不上学的后面，隐伏着一个父亲卖儿卖女的悲惨的事件，本来我对她的中途辍学是不经心、不重视的，这时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我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便对小刘说：「你赶快把情况问个明白，究竟她的父亲为啥要把女儿转卖到人贩子手里，你再去查清楚，这个人贩子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现在何连弟落脚在什么地方?」

　　小刘对我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感到很为难的样子，说：“要弄明白人贩子叫啥，可不容易呢?何连弟又不是团员，她只是我们打算吸收的对象。”

　　我说：“不管她是不是团员，她是我们同一阶级的姐妹。我们的团支部就要处处关心她们，尽我们的力量改善她们的地位。上一回我问你，何连弟怎么四次不去上学，你说是，她是掉换班次没能去，你看，你那个回话只是凭你的猜想吧，你再深入一下，才晓得她不能上学有如此可怕的背景。”这样，她表示一定把何连弟的事摸清楚。

　　两天以后，小刘刚下班后便来找我了，她说：「何连弟的爸爸找着了，他是溧阳人，住在曹家渡的一个弄堂里，何连弟的姨妈在那里，姨妈给一家东家做女佣的，连弟大概也在那里。至于人贩子是谁?我伲勿晓得，一时打听不出来。」

　　我焦急地问：「那么，把她卖进堂子的事有吗?」

　　小刘说：[这个不清楚，看来还没说定。]

　　我发现小刘答话的语调是平静的，轻淡的，我知道小刘自己也是养成工，十五岁上被这儿的包工头花了三十元钞票从农村卖到了怡和纱厂，一切听凭包工头管束，她做工挣的钱全让包工头装腰包，只是一天供给三顿饭。她对自己的同伴的命运，不该表现出这般漠不关心。我向她提出一个常识测试题：「你可晓得，堂子是什么地方吗?」她一时回答不出来，聪明的眼睛往上眨了眨，说：「可是洗澡的澡堂子?」真是一个入世不深无知的姑娘啊，她的回答叫我又好笑又好气。我向她解释说，堂子就是妓院，谁知这种解释等于不解释，她连妓院是啥也没听说过，于是我不得不讲到妓女卖身的悲剧，还附带讲了《女起解》里的玉堂春的故事，结合艺术形象才把问题讲透彻了。

　　她的脸本是一副做夜班的苍白、疲塌的面容，听了我的说明，这时忽然面孔涨红了，不是害臊，而是一种愤怒和焦灼，疲劳的面色消失了，她瞪大了湿漉漉的眼睛说：“这事情被我耽误了，得赶紧，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一定要想法从火坑里把她救出来。第一步，我们先去找她的父亲问个究竟。」

　　我打算先跟秦同志商量好，然后跟她一同去找何连弟的爸爸。我对小刘说：「我去约一位同志，一同到连弟的姨妈家去，好有个商量。」谁知，小刘比我还心急，她建议马上就去找那位同志。我只得陪她到秦同志做工的那个厂家，门口的厂警是印度阿三（这样称呼印度雇佣兵，是对印度人的轻蔑和歧视），他不肯传话进去，幸而在门警室里挂着一块工人花名的「水牌」，谁迟到了，就在谁的花名下挂上罚工钱的牌子。那「水牌」上的名字是按三班制排列，写的名字密密麻麻，也许是我的眼力灵敏度高，我站在窗外，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间一下子就找到了小秦的牌子，她的名牌挂在「中班」里头，我们到这个厂门口是上午十点刚过，小秦偏偏不在厂里。我料想她在下班以后，一定到基督教女青年会去了。（我们的同志在厂里干活的，中班、夜班做完十二个小时，白天还要外出做党的工作，真正是日以继夜地为革命操劳哪!）那个工人业余夜校，就是她以基督教徒的身分，借女青年会的名义创办的，她把办夜校看作是极重要的革命阵地，全心全意挂在办夜校上。我决定到女青年会去找她，那时完全不懂得利用电话这个现代化工具，自己是个土包子，也不知道女青年会的电话号头，我们只知道用两条腿走了去，在烈日下走得气喘吁吁，浑身流汗。走到了女青年会，打听小秦在不在里头，回答说秦老师在二楼。我跟小刘终于寻着了秦老师，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小秦听说她的女学生已经有了下落，一种扶弱济危的紧迫感使她劲头十足，她决定跟我们一同去找连弟的姨妈。我们三人乘电车到了曹家渡，由小刘领着，终于找到了连弟的姨妈。她那东家的宅院很阔气，出来开门的正是连弟的姨妈。我们说明了要找寻何连弟的来由，她神色有点紧张并且射出了怀疑的目光，连连说：“我这里没有何连弟这个人，她父亲也不在这儿。”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头使我们大失所望，小刘站在门里还是不死心，连忙说：「听说她爸爸把连弟卖进了堂子里，他的爸爸明明住在这儿的嘛!」

秦老师又补上一句：「我们决不找她父亲麻烦，我们就是要跟连弟见一面，她是我们的同厂小姐妹呀!」说到这儿，她的眼睛差一点流下眼泪。

　　姨妈迟疑了一下，也许是秦老师含泪的眼睛打动了她的心，她说了这么一句话：“她，可不姓何。”这句话又把我们楞住了。这时姨妈不再用不信任的眼光看我们，而是客气地邀我们到了这家宅院的下房——楼梯后面给仆人居住的小屋里。这位姨妈用溧阳口音给我们讲了何连弟失踪的前前后后：

　　原来何连弟本姓裴，名叫杏弟，在十五岁上，她爸爸托付一个同乡人，这个同乡人在上海混得不错，下乡的时候手上还戴着金戒指，他说你家孩子多，姑娘养在家里有啥用，大了还是人家的人，不如跟我到上海，我可以叫她进厂做工，家里少了一张嘴，她到了工厂里还能挣钱顾家。我姐姐子女多，土地少，姐夫是个锛烂泥的老实头，一年收上来的粮食只够吃三四个月的，哪能养得活一大家子人，一听有这么个好去处，哪有不肯的。不过交出人去还得立下一份契约，那契约上写明，三年之内，我姐夫之女绝对听从立约人的管束，如中途出走，立约人可向其家属追回预付的安家费和进厂以后的膳宿衣着费等全部费用，如果暴病身亡或遇其它不测之事，悉听天命，与立约人无涉。签这个约还要请本乡士绅作保作中人。杏弟她爸画了押打了指拇印，还拿到了二十块大洋安家费。可怜的杏弟就来到了上海，先是在小沙渡路内外棉做包身工，逢年过节我去内外棉总想看望我的外甥女，可是谁也不知道她在哪里，连见个面也见不着，真好比卖身契卖绝了一般。她在那里做了快三年，有一天夜里，这小丫头找到了我这个地方，一进门我几乎认不出她来了。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深凹在眼窝里，眼光木呆的，把我吓坏了。我真不忍心看她那虚弱的被一阵风就会吹倒的身子，她说包阿爹（即包工头）不把她们当人，一天三顿只吃菜皮和咬不动的卷心菜，站在做厂的「弄堂」（两排机器之间的巡回地区）里，每天做工十二个小时，上厕所辰光长了点，碰上了包阿爹和东洋监工还要抽皮鞭子，她还讲起不知是谁拣了一点棉纱头做月经带用，用过了把脏纱头扔在天井里，包工头一定要查出是谁偷了东洋人的纱，挨个儿的一边打鞭子，一边要姑娘们招认。那黑天黑地的日子真比十殿阎罗的地狱还凄惨。这丫头溜出来，好可怜的，只要求我给她吃一个饱，还要捎个信给她娘，求求爸爸妈妈赶紧花钱来赎，要是再不来赎，三年不到，恐怕连杏弟的骨头也收拾不到了。讲得我眼泪汪汪的，疼得我紧紧地把这个丫头搂在怀里，我瞒过东家，一下子做了四只荷包蛋给她吃，吃罢，她要回厂。我强留她，说你在我这里多养几天，让我侍奉你吃几顿好的，养好了身体再去做厂。她就留下了，就藏在这个小房间里，这丫头一上床，连睡十几个钟头也不醒，推醒她吃饭，她都懒得动，你说她累成什么样子!几年来欠下的睡眠的债，像要在这小房间里一朝还清似的。人是铁、饭是钢，这话真不假，在我这里三四天，这丫头从小房间里走出来，一下子长大了，好比萎缩的干瘪茄子泡在水里，脸上也有了光。我看见她变了个人，心里也为她高兴，我只是不在意地问了她一句：「那个厂，你打算做不做呀?」杏弟以为我要赶她回内外棉了，像触了电似的，软瘫在地上，用两只手抱牢我的脚，泪流满面，哽咽着求我：「好姨妈!你跟我想个法子吧!打死我，那个厂我也不能去呀!我的好姨妈呀，你不是看见我，从那厂子里出来，是啥样子?……你给我找个帮佣的东家做做，或是让我去拾破烂，也比进厂活受罪强，我好歹不回那个厂了，」她是用全身的力量抱紧我的腿，求我，逼我。不用她逼迫，我的心早软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外甥女，总不能眼巴巴重新把她推进那个吃人不见血的虎口去，我答应她了，她揩干了眼泪，坐在我怀里，还说：「这一阵跑出来，我再要回去，唐老虎，不把我打个半死，他也决不罢休的。」但是，我在这儿不过是个帮工，小姑娘在这儿长住下去也不行啊!起初我托了好多做娘姨的大嫂给她介绍个帮工做，都因为她身坯小，太嫩，人家看不中。后来打听得怡和纱厂招收养成工，养成工也归包工头管，不过比包身工稍许好一点，下班以后还有点子自由，每个月有三五块进项。就凭这一点，在日本人厂里做的包身工都羡慕在英国人手里的养成工咧。我就托人让杏弟去杨树浦当上了养成工。

　　谁知这丫头非常精灵，她对我说，我爸给包阿爹立下过字据的，那上面写着不满三年要是我逃跑溜走，他会找着保人和父亲讨还吃饭钱的。我要是还在上海，他打听出我逃到了英国人厂里呢?他会一把揪牢我的辫子，把我抓了回去；她讲过，有好几次做过这样的恶梦。我不如换上个姓名，好在我如今胖了许多，黄毛头发好像也变了色，换过气来了，没人认出从前的我来。她是自己动脑筋换了个何连弟的呀。她原来的名字叫裴杏弟。这就是你们认识的那个何连弟，不错，我是她的嫡亲姨妈，你们对她这么亲热，我能把你们推在大门外边吗?……实在对不住。不过你们来晚了一步，她已经被人领走了。……

讲到这里，她正式向我们表示歉意，但在她脸上，却掉下了两行热泪。这两行热泪把我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我们急切地问她：“后来，连弟是不是被卖到堂子里，她现在在哪儿呢?”小刘问道：「她爸爸还在上海吗?」

　　姨妈带着哭腔的嗓子，用压抑住的低声告诉我们：「果然，杏弟去了杨树浦做厂，做了四个来月，她爸爸，也就是我的没用的姐夫，来到上海找我，对我诉说，内外棉的包工头追到了溧阳乡下，串通了地保和保甲长，问他要人，说是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我姐夫被吓坏了，起初回说他不知道丫头在哪里，杏弟并没回家过；包工头又请来了[中人]，一定要姐夫偿还大洋两百块，说是文书上写明的，要是姑娘中途跑掉，立约人有权追还伙食、衣服费用，还有二十元安家费。他把姐夫盖过指拇印的文书也带来了。粗粗算一算，说是少算点也在两百元之数。姐夫是个穷人啊，他一家一档统统给了他，也顶不上两百块呀!情急无奈，由[中人]说情，打算拉出小的丫头顶替，好在我姐姐生了三个姑娘，钱拿不出，女孩子可有的是，那个家伙一见三丫瘦小个子，只有十二三岁年纪，他提出要顶要拿大的顶，杏弟的姐姐已经给邻居家做了童养媳，这怎么行?这个同乡人心地好狠呀，他威胁说，交不出人，拿不出钱，那就告到县衙门去，只有请你吃官司，凭着你画过押的这张文书，寃有头，债有主，立下的字据就是「法」，叫你坐个三年五载班房，消消我的气也是好的。姐夫向来胆小，被上海来的这个恶霸一诈一吓，没了主薏，最后答应亲自到上海，寻着女儿，当面把人交还他。那天我姐夫来这里找我，跟我讲起那个恶霸逼着他要人的事，我问他：那个坏蛋晓得我东家这儿的地点吗?姐夫说，他怎么不知道，他还限定五天之内到这儿来领人哩，你们看，杏弟的爹把我也带累了，这样的糊涂虫!

　　「杏弟就在这个屋里见着了她爸爸，爸爸把情由一说，这丫头没哭也没喊，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好吧，叫爸爸吃官司，还不如我去入地狱!”真是一个懂事的姑娘呀。她到了杨树浦，夜里还读书，那天她上我这儿来，没忘了把书带在身边，我可不答应杏弟再掉进那个火坑去，我给姐夫出主意，上海地方大得很，你到什么地方躲一躲，再来个金蝉脱壳之计，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他到我这儿来吵着要人，我请东家先生出面把他打发了。老头子没有理我的岔，说：“我乡下有地有家口，不是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吗?这家伙一定不肯善罢罢休的。”说着说着，这老头子像孩子一般哭出声来，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五十好几的大男人哭鼻子。我也被他哭得好心酸，他一面哭，一面说，谁叫我当初接受那二十块卖身钱的呢?我的把柄捏在人家手里呢!我是实实委屈了二丫头呀，没料到，在他来到这儿的第三天上，包工头带了几个地痞流氓真的闯到这里，吵吵嚷嚷要裴老头子交出人来，——这还是两天以前的事，正巧杏弟和她爹都在这间小屋里，老头子坐在榻上吓得直抖索，不知怎么办好。杏弟抱着父亲的腿暗暗地哭。我悄悄地说，你们在这儿不作声，我去对付，其实我也不知道如何对付这班流氓，我只不过想把这可怜的一老一小拚命保护下来。

　　「我没有急于开大门，门上却响起了猛烈的敲门声。这时老东家的三姨太太恰好跑到我那间下房寻找我，问道：“为什么外头这么乱敲门?”三姨太看见了小房间里坐了两个陌生人在抱头痛哭，她面色不好看地问了一句：“你们两个怎么来的?”这么一问，我姐夫更心虚了。吓得没有回话。而杏弟倏地站起身来，抹一抹眼泪，对爸爸说了一句：“譬如我死了吧!我不出去还害了姨妈，”老头子也想不到拦住她。杏弟朝我苦笑了一下，非常镇静地叫了一声：“姨妈，让我出去。没有过不去的河。”她猛地拨开门闩，尖厉地喊了一声：“你们要抓谁?我就是的。我跟你们去好嘞!”

　　「她这种神气，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做得出的，加之她的面孔在出走的这几个月里变化很大，像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倒惹得包工头不敢跨进门坎，不敢相信站在门里的姑娘竟是裴杏弟。杏弟又补充了一句，说：“你们这伙吃血鬼，要打要剐听便吧。”我要拉她一把也没拉住，我发现这丫头跟爸爸一样，是个憨镢头，是个老实头，她是自投罗网。杏弟终于被包工头抓走了，她没有哭，没有眼泪，直到杏弟被两个流氓架上一辆黄包车，她的爸爸才丧魂失魄地奔出去，一边喊着杏弟的小名。但是这还有什么用呢?

　　这老头回到我这里，口口声声说是做爷的害了二丫头，是他欠了女儿一笔还不清的债。将来死了以后下阴曹地府变驴变马还吧。他对我说第二天就回溧阳，家里正是蚕忙季节。可是他又没走，他要在离开上海以前再见二姑娘一面，于是又寻到了内外棉五厂，包工头当然不见他的面，也不知道那丫头安顿在哪里。他接连去了好几趟，流着伤心泪围着内外棉五厂转圈子，就像发了疯一样。后来还是早先跟杏弟同一批来到上海的同乡小姐妹，认出他是杏弟的父亲，告诉了他，说是杏弟一抓回来，就遭了一顿毒打，打得皮开肉绽，躺在地板上不能困、不能翻身。小姐妹送饭给她吃，她一口饭也吃不进，好象是等死。包工头心好毒，那天对全体包身工姑娘说：谁要跑，到天南海北我也能抓回来。打死了我情愿倒贴一口棺材。你们要学样的，你们就走好嘞，这个恶霸还说，裴杏弟骨头就是贱，不到几个月就三年满期了，她还是要逃。好吧，看谁叫得过谁，她不是做工的料，明日我去寻个老鸨，我还能从她身上捞回一点儿本钱呢?你们看着吧。

　　「老头儿听说杏弟如此遭遇，整个身子好似掉进冰窟窿里。也跟着饭不进，茶不饮，疯疯癫癫地哭着闹着，甚至胡言乱语，说什么早知有这么一天，不如让我去坐班房。我自己贪小利，为什么还要让小姑娘去活受罪?他早有这个想法。为啥又把包工头领到上海来，答应把杏弟交给他呢?等人被拉走了，他唧咕这几句还有什么用呢?你们说，我怎么办?我这里养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老东家知道了连我的饭碗也要靠不住呀!这真把我难煞了，要是姐夫在上海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又如何对姐姐交代呢!」

　　我们三个人陪着连弟的姨妈一起落眼泪。心里有说不出的沉重和难过，这时我们总算弄明白连弟的处境，已经进了包工头的铁笼子，我们一点帮不上忙，无能为力。正是由于我们目下不能改变连弟和连弟一家的命运，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更意识到只有争取革命早日成功，才能解救她，但要等到哪一天呀!

　　当我们讲了几句空洞的同情的话，丧气地绝望地告别了这位好心的、值得尊敬的姨妈，走出这家宅院，姨妈送我们到门外，她连忙说：「这不就是我讲的我的姐夫?」

　　只见一个胡子拉扎的疲惫不堪的老头儿，坐在大门对面的锯下了树干的树桩上，他坐在那里大概好久了。穿的一件很短很短的青布大褂，这是乡下人难得进城时才穿的，晒得黑黝黝的脸膛，眼睛似乎有点木呆，他见着大门开了，又见着了姨妈用手指的他，他仍旧没有什么反应，好象还在等着谁。

　　秦老师赶快走近他，亲切地问老头儿：「老爹，我是你二姑娘的小姐妹。你去了内外棉好几趟，打听出连弟在哪里呢?」

　　老头儿的眼珠对小秦转了转，不大相信地打量了好一会儿。

　　连弟的姨妈从旁解释道：“这也难怪，你们刚来那会，我也以为又是来问我要人的呢。”

　　我插话问老头：「我们不是问你要人的，如果你知道二姑娘实在的地点，我们还能想法子救她出来。」

　　老头子痴楞楞的朝连弟的姨妈看了一下，忽然把头埋在两个膝盖间哭了，一边说：“我见她一面也办不到，还谈什么救出来哪。这被天狗吃了人心的包工头，他是存心要把杏弟卖进窑子的了。”

　　这时，我忽然生起了一个念头，也许是小时候看了不少侠义小说，李逵劫法场和南侠展昭救人的故事一齐擒住了我。我对这位陷入绝望，神经开始失常的老乡，说出了唯一可以鼓舞他的话：「只要连弟在上海，我们就有法子救她出来。」

老头把疑惑的眼光射在我的身上，慢悠悠地说：“有啥法子呢?早先我不知道上海是块专坑穷人的地方!”

他说出这话，证明他神志还是很清楚的，我进一步说：「这样吧，今天下午六点钟，吃罢晚饭，我还到这里来，你带我们一同去内外棉看一看溧阳来的小姐妹，怎么样?」

“我那二丫头，是见不着的，不过我一定带你去就是了。”老头子说罢，立刻站立起来，连问了两遍：「你究竟是什么人?」

姨妈在一边连忙介绍说：「他们都是好人，都是热心人。」

老头子几乎想跪下来磕头，叹气说：「活到这把年纪，我还是头一次遇着好人哩，你是了……」



　 八　　“僵蚕”



　　我在裴老头那里夸下海口，连秦老师和团支书小刘都不大相信。我也觉着没什么把握，年轻气盛，往往口出大言，把良好的愿望当成可以实行的现实，不免给人留下了吹牛皮的印象。不过我检讨当时的思想动机，实在觉得那个毛胡子老头可怜可悲，他快要发神经病，我是想用「心药」缓解一下他那折磨到极点的苦痛，而我也确实思索了如何营救连弟的方案。

　　我们三人在往回走的途中，我讲出了怎么搭救何连弟的行动步骤，事情可能还有转机，问题是要赶快行动，必须抢在包工头把她卖给老鸨之前。我讲得有条有理，最重要的是有激情，这激情也使小秦变得兴奋和激动，她自言自语地念起《圣经》上的话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动，这就是他的罪。」这一次营救连弟的行动，可以说是几种思潮的有趣的结合，我们都是共青团的干部，笃信无产阶级的斗争哲学，却又遵奉耶稣的教导；一方面接受了《水游传》和《七侠五义》的影响，这几种不兼容的思潮在从事人道主义正义事业上，汇集到一起来了。

　　小刘也给我打气，说：「这姑娘几天不吃食，不打死也得饿死，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哇。」她向我推荐她的丈夫：「他做日班，今天一下班，叫他陪你一同去内外棉五厂。」她丈夫原是本厂同一个车间的加油工小郭，他在一群养成工小姑娘中偏偏看中了小刘，他们背着包工头谈情说爱，私订终身。这位男工也是我们的共青团员，她跟爱人一起参加了我们的组织，直至养成工三年期限做满，包工头还是按月克扣她的工钿，那个男青年约合了一帮人到包工头那里讲理。据说还花了钱买通了厂里的青帮（包工头都入了青帮的），老头子出来说话，包工头才答应给小刘脱掉养成工的帽子，转为正式工（也就是自由劳动者），十九岁上他们结了婚，我还去过他们的新房。比起连弟来，小刘就好比在幸福的天堂了!我自然欢迎小郭一同参加我们的行动。

　　秦同志、小刘跟我回杨树浦，路过外白渡桥，远远看见桥堍下边一排架了棚帐的吃食摊，我才觉得肚皮饿了，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原来我们三个去曹家渡，把中午一顿饭耽误了。我便建议一同在这儿的露天饭摊就餐，她们两人也嚷着肚子饿了，三个人占了一张长条凳的座位。我又以老吃客的身分叫了一人一份大杂烩；饭摊老板早就熟悉我，见我约了两位女客来作成他的生意，大杂烩汤盛得满满的，她们食量小，每人盛三个铜板的饭都吃不了。我声明这顿饭我来会账，秦老师抢着要会账。我说：「请客你是要请的，等到把你的学生救了出来，拉着她一起到这里来庆祝胜利，那时候归你请客，每人还得外加一份四喜肉!」说得她们俩都笑了，当她们看到我只拿出两角一枚的银角子，还找回几个铜板，她们又十分惊讶：「为什么吃得这么便宜?」我得意地介绍说：“这里等于是我的包饭作，每天我都在这里开饭，吃得好，又花钱少，顶刮刮的无产阶级大饭店，下回你在这里请客，保证要不了五角银洋。”不过对这里的饭菜为什么这般便宜，其中的秘密我可没有透露。

　　吃罢饭，秦老师说，晚上要到夜校去，抽不出身，不能陪我们一同到内外棉去，明天一早她一定到我住处听消息。我要她把我们的行动计划转告姚同志，听听他有什么意见。

　　当天的下午六点以前，小刘果然陪着她的丈夫一起到曹家渡来了。

　　我们又来到连弟姨妈的公馆门前，还是在那个树桩上，看到了裴老头，他像一座雕像似地，自中午离开我们以后，一直坐在这里，当时我涌现出一个想法，假如我们失信不来了，他或许会一直坐在树根桩上，把自己也变成被人砍光了枝叶的枯朽的树桩的吧!

　　我们约老头陪我们一同前往内外棉五厂，找连弟的小姐妹打听连弟的下落，不想打扰她姨妈了，没有去敲那个公馆的门。

　　小刘和她丈夫一同来的，我觉着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建议小刘回厂，只要留下她丈夫姓郭的就行了。谁知小刘噘着嘴表示也要一同出发．她热情可嘉，我只得同意了。我们步行一段路，走着走着，就看到小刘这对小夫妻老是走在一起，亲热得难解难分，似乎有说不尽的悄悄话。我有点儿不满，更多的是羡慕，同时让我理解了她刚才为什么翘起嘴巴坚持要留下来的心情。

　　我们四人来到内外棉五厂的大门外，但见门口两旁摆着好多吃食摊，裴老头没头没脑地从厂门前匆匆走过的女工中，从低着头吞咽面食的小姑娘中，辨认他见过一面的同乡人。这儿的年轻姑娘年龄相仿，打扮也差不多，连头上梳的小辫子也是同样的发式，他错认了好几回，对方只是白他一眼，不理他。裴老头伤心地摇摇头，好象做了亏心事似的，表示抱歉，不过他是朝着我们三人表示对不起的神态。他几次碰了软钉子，只能引得我们几次失望，我们开始怀疑这老头是不是真能找到他所说的溧阳来的小姐妹；我们替他干着急。他最后就领着我们围着纱厂兜了一圈，这是无目的的游荡，明明知道是扑空的，但我们还是盲目地跟他跑。只听得围墙里一片机器声，像永远不停的雷暴雨，又像几百只铁桶在碰撞在破裂。我又仿佛听到了成千上万的女孩子被压在石碾子下面，一齐发出怒吼的声音。

　　看到院墙里耸立的一排三层楼房子，他停了下来，用一种焦急的，充满着无限忧伤的语调指着里面说：「我那二丫头，不知关在这个楼上哪一个房间。」我问：「是不是确实在里头?」小郭又问了一句：「你能说出在哪一幢楼里吗?」

　　老头子眨巴一下绝望的眼睛忽然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流眼泪，没有作出回答。弄得我也毫无办法，没趣地对小郭说：「看来，他是靠自己的痴心梦想产生的幻觉，他的姑娘并不是真的在那里面。」小刘也说：「东洋人决不会把这样的好房子给包身工住。」我的行动计划的第一步，原来是建立在老头子的虚无的幻觉上，这使我大大地泄气了。

　　小刘凭她的生活经验，断定那院墙里的三层楼房子，决不是包身工居住的地方。小郭把可怜巴巴的老头子扶了起来，反而安慰他说：「你不知道不要紧，我相信总归能找到她。」我心里想，为了使老人平静下来，他也跟我一样,只好用这样假话安慰他。谁知这个加油工的大脑比我还发达，他颇有信心地说出了下面这段话：「厂里的好几千工人，她们可以不关心国家大事，也没功夫看报。但是在她们的小姐妹中，要是跑了一个小姐妹，后来又抓回来了，被关在什么地方，挨了毒打，她绝食，她抗议，这在厂里就是头条新闻，每个人都关心。只要问同厂的女工，总有人会知道。」她的妻子小刘自告奋勇去找年轻女工打听，果然，她找着了一个瘦小童工，这小姑娘胸口围着一块纱厂女工特有的白布围兜，那围兜上莫名其妙地印上一个红字「关」，还印上了三位数的阿拉伯字码。问她可知道一个姑娘被包阿爹打得半死半活关在笼子里?那小童工一见对方也像是个包身工，脸上的紧张和疑惑消失了，她轻轻地回答：「打得半死不活的有好几个咧。这里包身工吃生活（即挨打）勿稀奇。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

　　「溧阳人，名叫杏弟的。」

　　那士童工噘着嘴想了一想，说：「喔，听说有这个人，她是唐老虎手下的。」

　　我插话问了一句：「唐老虎手下有多少人呢?」

　　「厂里的大小包工头有好几十，唐老虎也是溧阳人，他带着的姐妹还有几十个，三年功夫不到，死的死，跑的跑。活着留下来的不多了。」听她的口气，不像是个十三、四岁的小童工。

　　小刘非常感激她，又问：「你可知道唐老虎住在哪一幢房子?」

　　小童工瞪着一双大眼睛看了小刘一眼，问道：「你们寻唐老虎呢，还是找杏弟呢?」

　　小郭连忙回话：「我们听说杏弟三天不吃饭了，快要饿死，想送点吃食给她。」接着，他指一指自己的妻子：「她是杏弟的姐姐呀，这是杏弟的爸爸。」

　　小童工起初答话是冷漠的，但经小郭说明了人物关系，小童工忽然变得积极而又热情，她自告奋勇带我们去寻唐老虎关押小姐妹的地方。我们走在石子铺的路上，她走在裴老头前头，只听得她激昂慷慨地教训了老头一顿：「你们做爸爸的也太狠心，讨厌女孩子，就把亲生的姑娘三钿勿值两钿打发掉，你可知道，你们是活活把女儿扔进火坑哪!你看看吧，我们关在这里受的什么罪!你们当初收下他几十块，长了几两肉?可断送了我伲一辈子哩。」

　　这番话句句刺在老头儿的心上，好比听着自己的女儿指着他鼻子骂，只能激起他的悔恨和落泪。小姑娘发现冲撞了老人家，赶快改口说：「嗨嗨，我那个爸爸还不是跟你一样?如果他到这儿来看我，我也是这么几句话。」

　　于是，小郭向小童工问起内外棉厂的情况，才知道厂里有几十个包工头，都是没人性的野兽，把买来的小姑娘不当人。包工头之间也是争权夺利，狗咬狗，唐老虎在他们中间算是势力最小的（势力大小是由所管包身工的多少决定的）；势力最小，折磨包身工手段可最毒辣，所以厂里叫他唐老虎。

　　小童工说：「包工头是决不让家属看望的，你们能见着她吗?」

　　小郭诡谲地笑笑：「你只要告诉我们唐老虎的那帮小姐妹住在哪里。」小刘大概也发现这个小童工的言谈和她的身材不相称，便问她：「小妹，你几岁啦?」小童工噘起嘴说：「十六啦。」她苦笑了一下，又亲热地跟小刘说：「你们看我不像十六岁大姑娘吧?」

　　小刘点点头说：「我猜，你才不过十二、三哩。」

　　「如今我还跟进厂的时候一般高，我是十三岁来做包身工的，熬到十五岁，别的小姑娘发育了，我不是不想长高，可是一直这个样子，干着急也没有用。一天三顿，没什么好吃的，米苋开了花，我们还在吃它，我怎么长得起来?」可怜的小童工，讲到这里声音都喑哑了。原来她是在生活的重压下推迟了发育的年龄。这个悲苦的女孩子的身世，不用问我就猜得着，也许比杏弟还要凄惨。她介绍自己却很简单：她也是这个厂的包身工，不过归另一个包阿爹所管，她说她并不害怕唐老虎。

　　小刘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小童工噘着小嘴巴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僵蚕’，乡下人称呼不会蜕皮的蚕宝宝叫‘僵蚕’，这就是我的名字。」说罢，脸上出现了悲凉的苦笑。僵蚕，僵蚕，这是外号，还是她给自己起的名字?虽然是十分贴切的，但这确是多么辛酸的名字哪!我顺便问了她：「你这个围单上，印上这个‘关’字是啥意思?」她噘着小嘴，带着厌恶的神情说：「‘关’是我们的包工头的姓，我们叫他关老爷，关老爷是大好人，我们的关老爷可不是好人。」她指指胸口的围单，说：「下面的数目字，是关老爷把我伲小姐妹编上的号码，就像看羊人在每只羊身上打上记号一样，为的进厂出厂便于查点。这个‘关’字可不是个好兆头，羊群还好到草地上吃草的，我伲却关在臭烘烘的小房间里，或者关在闷煞人的车间里，见不到太阳光，闻不到新鲜空气。什么时候解下这‘关’字号的围单，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听着「僵蚕」的这一番苦恼的感人的自白，我的心好似被钝刀割着那么难受，我非常喜欢这个比我小一岁的小童工，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以为可以作为青年团理想的发展对象哩。

　　「僵蚕」并不知道唐老虎的包身工工房在哪里，不过由她去打听方便多了，碰巧遇上一个胸前也围着「关」字号团单的姑娘，那姑娘比她发育得正常点，这个姑娘告诉了她确实的地点。于是「僵蚕」把我们四人领到了槟榔路的一个狭小的弄堂里。她用手指一指其中的石库门房子，说：“这里就是了。”说罢，她特向裴老头告别：「对不起，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我这就走了。」一转身，她就像一只跳蚤似地跳得毫无踪影。但她留下的「僵蚕」形象却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石库门房子的大门紧闭，我们不敢去敲门，只是站得远远地朝院墙里张望，可以看出里面是两层楼房，看得见楼上左右厢屋的玻璃窗的上半截。裴老头看着发呆，差一点呼唤出他女儿的名字，被我立即制止了。于是我们又转到石库门房子的后门。我们发现，那后门却是虚掩着的。我们都不敢进去，连裴老头也不敢推开那扇门，似乎那门里便是吞吃人的老虎口。这幢房子能不能肯定是唐老虎的包身工房?杏弟是不是在里头?如果不亲自踏勘一下，第二步行动就有扑空的危险。

　　我和小刘就走向这幢房子隔壁的后门，看看有没有邻居的人在，终于给我找着了邻居家的一个老妈妈，从她口中打听出门牌四号里确是内外棉五厂的唐先生的「公馆」，这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子，原是内外棉东洋人造的，租给包工头做收养包身工的住处。

　　「听说有个姑娘，抓了回来打得不轻吧?」

　　老妈妈说：「可不是，挨打的那天，有个小姑娘的哭叫声弄得我们睡不好觉。怪可怜的。」这老妈妈的一句话，马上引得杏弟的爸爸抽搐着鼻子呜咽起来，他仿佛亲耳听到了女儿的哭叫声。

　　「这姑娘还在里头吗?」我问。

　　不用问，老妈妈看出哭鼻子的老汉一定是挨打的包身工的父亲，她非常同情地说：「听说长三的老鸨来相过了，相不中。说是小姑娘皮肉还没长好，等养好了伤再讲价钱。所以小姑娘至今还没走。天哪，唐先生在小姑娘身上发了财还作这个孽，这个人太缺德哪!」

小郭插话问她：「明天她们什么时候起来上工?」老妈妈这时才问起来人打听这个小姑娘是什么意思，小郭很机灵，马上自我介绍说：「我是那个打坏了身子的包身工的姐夫。」他又指一指老头：「他是那个人的爸爸。明日打算送点吃的东西给她。」老妈妈重新打量了小刘一番，回答道：「她们早上五点左右，外头喊倒马桶的时光就起床了。要送吃的东西，正好就是这个时候，可别让缺德的唐老虎晓得呀!」原来「唐老虎」的浑名远近皆知。



九 调兵遣将

　　

我们三个人在回杨树浦的途中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一致认为：一，那个邻居老妈妈提供的情况是可靠的，应该在杏弟还没卖到妓院以前就采取行动，确定后天天亮以前即动手；二，不用裴老头参加，他的参加碍手碍脚，于事无补，最好在今明两天打发老头离开她姨妈的公馆，杜绝后顾之忧；三，参加行动的人五六个，不用多，但要精悍强壮，速战速决，行动迅速，还要注意保密。小郭夫妇一同来参加战斗，另外发动几名英雄好汉由我负责。商议妥当，我们就分手了。

　　打发裴老头赶快离开上海，分工由小郭去说服他，小郭是这么跟他讲的：「你只管放心，赶快回你的溧阳老家。这里由我们给你把杏弟救出来。你若不走开，我们把你女儿抢了出来，唐老虎一定说是你干的，你就脱不了关系。你要相信我们，你就得赶快走开，你不走开，唐老虎还要问你要人。你回到家中，如果唐老虎又来问你要人，你就揪牢他的胸脯，闹着问他讨还你的女儿，他交不出，你们老俩口就吵着要到县衙门告他。这时候你就占了上风，这世道，你就要狠一点，狠过他，你懂了吗?」老头子的神志并不胡涂，今晚的交往中，他看出我们三人是真心实意要救出他女儿的救命星，他答应马上回家，一面还千恩万谢、磕头作揖地说：「那么，我二丫头的事统统拜托你们了。」说着说着，老头儿不免掉下泪来。临走前小郭还送了他一块大洋做盘费。后来从他姨妈那里得知，老头儿在当天晚上就动身回老家了。在这半天我跟小郭的交往中，发觉他是一个足智多谋很有斗争办法的人物，更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他妻子幸亏没打发走，现在看来是做对了，发现‘僵蚕’才打开了局面，也只有同是包身工才能赢得她的信任，小刘这个角色同样少不得。

　　这一天的夜里几乎没有合眼，我陷入过度的兴奋中，设想在后天的清晨那一场冒险的战斗，计划着挑选哪几个人作我的帮手。待到天大亮，我却睡着了，直到秦老师来敲我的门，我才从睡梦中醒转来。我把昨天下半天打听连弟下落的经过作了详细的叙述，把明日清晨的行动计划也向她作了报告。她听了以后，没有表态，而是转达了她爱人小姚的意见，她说：「我把营救连弟的事跟小姚说了，小姚好象不大赞成，他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援助工农红军，保卫中华苏维埃，在工厂里，要团结革命群众掀起罢工浪潮，反对国民党的一面卖国一面打内战的政策。不要为着一个女工的问题模糊了主要的政治目标，分散了我们的精力。」

　　小姚的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冰凉。当时我没有能力分析他的论点对不对，只是在感情上我不能接受他的这番大道理。回想我对小姚的印象，他每次来郑重地给我布置任务，不外是厂里工人有没有罢工的要求啦，有没有阶级叫争的苗子啦，团员们散发了多少张传单等等，而他交代的这些任务，我给纱厂的团组织往下传达，反应是冷淡的，或者说没有一条是行得通的。相形之下，他妻子秦老师交代我做的工作，都是我乐意做的，她比较了解车间工人的情绪，比较通情达理。但是，他是我的领导，既然有这样明确的意见，我怎能不遵照办理呢?我仿佛成了热锅上的蚂蚁，焦灼，绝望，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半个身子瘫下来了。

　　我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我们已经给裴老头许诺了搭救他女儿，如果不声不响不干了，岂不是一场欺骗?昨日在唐老虎公寓隔壁听着老妈妈的介绍，仿佛半夜里连弟的哭叫声在我耳朵里呼号。难道白白地看着一个多么可爱的姑娘卖入妓院，而能无动于衷吗?不能！良知、道德、感情不能允许在这件悲剧前面做一个旁观者，我向小秦讲出了我的想法，同时很缓和地讲出了小姚的话不切实际，我们不能这样做。

　　想不到秦老师却坚定地站在我们这一边，对她丈夫的意见采取否定的态度。她说：「崇高的政治目标并不排除为工人的日常利益而斗争。光注意崇高的政治任务，忽略了个别工人的具体要求，我们在工人中连一个朋友也不会有。——我跟他辩论过一番，最后他还是坚持他的，不过对我们的做法，他也并不完全反对。这样吧，你们还是照样干，不过要考虑得更周密些，而且尽量避免面对面的冲突，等你们办好了这件事，我再去跟他辩论。」

　　这说明小姚这个人还是好商量的，思想很教条但还不算「专制」。如果下次他来我的住处，我也打算跟他当面辩论一番。对于我面前的秦老师，如今我又对她增添了一层神圣的尊敬，她似乎比小姚更成熟，更认真，更可爱，跟我的感情更容易相通!

　　小秦最后对我说：「如果你们是在清晨行动，我也去参加，给你们助一臂之力也是好的。」

　　我劝止她：「我们的人够了。你就不去吧。」

　　秦老师却坚持要去，说：「连弟的事，最早是我挑起的。当你给我讲了她的去处，我也发誓过，一定要设法帮助她。在这节骨眼上，我怎么能后退呢?加之，小姚又是勿冷勿热的态度，万一上面怪罪下来，由我去顶。」她的热情，她的大无畏精神，给了我最大的鼓励，使我感动得不知怎样报答她才好。我相信，有了她在我身边，这一场战斗就更有把握了。

　　我这个人心里存不下问题，关于那天跟小刘夫妇一同去内外棉五厂，在路上看见他们俩卿卿我我特别亲热，当时我就看不惯，也作为一个疑问向秦老师提出来，我说：「我看到小刘跟她男人在马路上勾肩搭背的，一男一女像啥样子，我总觉着不严肃。」她并未嘲笑我的封建观念不开通，而是作了严肃的回答：

　　「你提出这个问题，不能怪你，只因你还没有恋爱的经历，你知道吗?这就叫做爱情，结婚就是把揿钉钉在两个人的心上，分开就会痛苦，在一起就是欢乐和幸福，而我们做厂的工人，特别是三班倒的，常常男的和女的像天上的牛郎织女，难得有欢聚的机会，你看到的小刘和小郭，他们好不容易在一块并肩而行，每一分钟对他们都是最宝贵的，也是最甜蜜的。等你结婚以后，你就懂了。」

　　闲言少说，我仍旧按照跟小刘夫两议好的计划行事。就在这一天下午，我来到韬朋路角的旷场上，准备在小足球队里挑几名帮手，去参加明日的行动。自从把砖头分下去以后，我还不曾到这儿来过，不过球场里还是有人，小扁嘴和小惠来了，小炳也在里头，孩子们看见我又出现在球场上，都围拢来问长问短，仿佛离开了一年半载的久别重逢。我关切地问小扁嘴：「你们家的新房子造起来了吗?」队员们晓得我是供应红砖的「大老板」，待我格外亲热。

　　小扁嘴噘着嘴告诉我：「在原来的地皮上，造砖头房子，工部局（公共租界的政府称「工部局」）勿答应，说是那里的地皮只许搭滚地龙。你说气人不气人?至今砖头还堆在那里，我们兄弟还得日夜看管着它，生怕被别人偷了。」

　　阿惠插话说：「邻居看见我们家运进那么多砖头，谣言说我们发了洋财了，还有说不知是从哪儿偷来的。果不然第二天就来了三道头（租界里的巡捕），问我爸爸，这批砖头是哪儿弄来的?我爸爸说，是从苏州河里捞起的，你们管不着。三道头不相信，在他眼里，我们这批穷鬼就不能有这么些新红砖，真气人!我爸爸搬开外头的几排砖，让他看里面的，说：看这些还是湿漉漉的咧。上次台风刮翻了一只运砖的船，苏州河底还有的是，我捞了这么多，足够我搭个半开间瓦房了。你若是要的话，我领你去再捞点回来。三道头伸手摸了摸湿砖头，没吭声就走了。」

　　小炳跟我讲了另一种情况：「光有砖头也不行啊!我阿哥说，还要一些木料，还要买进一批瓦，如今，到哪儿去弄木头和瓦?捞上来的那些红砖，如今还堆在垃圾摊上，只能对它干瞪眼!」

听了这些话，我的一颗「行善」的心全凉了，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给穷哥儿们做一件好事，会遇着这么多的障碍，这时才知道，我大概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这个社会，确实是专门跟穷苦人作对的，真要实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不闹革命，恐怕是永远办不成的。

　　至于小炳讲的难处，我心头动了一下，下回我见着小姚，我应该把碰着小何的情况向他汇报，向他提出要求，能不能让互济会帮助他一笔钱，把砖房造起来?

　　我发现小足球队长小三子没有来，他正是我计划中的重要角色，小扁嘴说：「小三子病了。」

　　小炳问：「今天的小皮球还踢不踢?」

　　我方才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再加之今日在场的球员七零八落，连队长也没来，我说：「今天，也没心思踢球了。」

　　阿惠吊牢我的肩膀，恳求我：「球不踢，你故事可得给我们讲一个。」

　　我不得不答应讲故事。我刚刚坐在垒起的砖头上，但见小扁嘴气喘吁吁地来了；后面跟着小足球队长于富宝。小扁嘴老远地向我喊：「我把他叫来了!他听说你来了，病还没好，还是来了!」我马上迎了上去，只见小三子面色比前苍白，上身披了件有好几个补钉的小棉袄。我握着他的手说：「你是生的什么病?」他吃力地说：「发烧，好几天不退，怕是两个夜里泡在水里得的风寒。」我说：「你有病，就不必来了。」我摸摸他的手，觉着他的手还有热度。我说：「一定要看医生。」小三子撇一下嘴，说：「有钱看医生，也没钱抓药。」

　　小三子看到我，抑制不住的高兴，说：「你不来，也不跟我说一声，队员们都惦记着你，我也是。」他在低低地说「我也是」，这三个字包含多么深情的思念呀!我连忙说：「你还有热度呢，赶快回去歇着。」在我的预定名单申，只得暗暗地把他的名字勾销了。

　　小三子说：「这一次重伤风，躺了五天，如今好多了，能起来了，不要紧的。再要歇下去，吃饭要勿着杠（「没着落」的沪语）了。」

　　这时，小扁嘴插言道：「刚才常州大队长答应讲故事，你好几天不来了，今天就讲两个吧!」

　　小三子无力地蹲在煤层堆上，说：「好，踢球我没法参加了，听讲故事总还行的。」

　　我讲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做包身工的小姑娘，她是在穷得没法子的情况下，被父亲连送带卖给了上海的包工头，父亲只拿到二十块钱。当我讲到她逃脱了牢笼，又被包工头第二次抓走，所有的队员都陪着我流眼泪。我讲这个故事，是注入了我全部的激情，讲着讲着，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愤和激动，讲到她的父亲在唐老虎公馆门口朝里头张望，差一点要喊出她女儿的名字。我泣不成声，讲不下去了！

　　如果有人间，我的第一篇文艺作品是什么?应该说，这一天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处女作，它使每一个听众都哭了，效果很好。这个文艺作品不妨归入口述的「记实文学」一类，因为它是真人真事，不过改换了主人公的姓名。

　　有一个小队员哭着说：「我一个姐姐也是包身工。」小三子揩着水汪汪的脸蛋，说：「差一点我就拉下今天这个好听的故事，幸亏我来了。」小扁嘴献媚般地说：「没有我去叫你，你就听不到这个。」

　　众多的孩子却是迫不及待地问：「小姑娘后来怎样呢?」

　　「现在这个姑娘还在那儿受难，只有打倒洋鬼子，收回租界，才能取消这个坑害千千万万小姑娘的包身工制度。」我说罢，便喊了于富宝、阿惠和小炳三人留下，我向他们庄严地宣布：明日我们就要去把我讲的这个姑娘抢救出来。

　　「原来你刚才讲的是真的事吗?」小惠第一个这么问，眼睛闪着异样的光，是惊奇，是兴奋，又带有几分怀疑。

　　小炳打了两个立正姿势，摩拳擦掌，仿佛要去完成一项伟大而危险的事业，非常庄严地说：「你用得着我，你信得过我，你只管命令我吧，两肋插刀我也去!」我心暗暗里高兴，觉着他已经受了他阿哥的熏陶，很有点革命气概。

　　于富宝舔舔干巴的嘴唇，说：「我比你也不含糊。」

　　我说：「你有病，今日用不着你了。你这儿人头熟，我要你举荐一个个子大，力气大，又讲义气的。我就只要三个人。」于富宝马上介绍了他的结拜弟兄，外号豁嘴的，此人以前也到这儿来踢皮球，后来家里搬到闸北，这儿就不来了。于富宝答应今晚就去找他。

我给他们约定了明日集合的地点和时间，并且简单的把明日的行动计划告诉了他们。临别时我又特地关照：“这可不是像踢皮球闹着玩的，一定要提前到集合的地方。一定要听指挥”

　　小惠和小炳兴冲冲地又有几分紧张地走了。小三子却没有走，他是用恳求的语气，对我说：“这样的事可别拉下我，你让我去，决不坏你的事!”我又摸摸他的手，说：「你还不曾好咧，本来我是挑中你的。你这个身子不行啊。」

　　小三子跟着我，一边走一边说：「我们结拜兄弟有十一名，拜告天地那天，也曾发誓要给穷哥儿们打抱不平。可是我们干的那些事，没一样干得正经的。你今日讲的这个苦命的小姑娘，你有心把她救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我怎么能不去?」他咬着牙关，我看见了他的一颗热得发烫的心。

　　我有意走到比较热闹的街道上，走进一家西药房，我掏钱买了几片阿司匹林片，塞在他的手里，说：「今晚上你把药吃下去，要是真的退了热，那么明天一早你就到指定的地点去。」这时他才走开，这一群自生自灭听天由命的孩子，长到这么大，恐怕没听说过阿司匹林的名字呢，生了什么病也从来不吃药的吧。可是他没走出几步远，又走回来，问道：「我那个把兄弟还要不要通知他?」

我说：「如果你去，那就不必了。你去不了，那么还是通知他吧。」



十 夜闯唐公馆



　　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钟表，约定的小炳、阿惠他们也没有，实际上他们在第二天夜里下两点时就已在外白渡桥北岸守候着了。旧的上海有好多处大自鸣钟，跑马厅、劳勃生路、外滩都有，那都是为了劳动人民上工不误钟点预备的。其中以外滩海关的钟楼最高、最大。我有意选择外白渡桥做集合地点，就为的这儿能够看得见外滩海关大楼上的大自鸣钟。

　　这是六月里的一个夜晚，我赶到这儿，看看海关大楼上的大钟，三点刚响过。如今是高大宏伟的「上海大厦」的地点，当年还只是两排低矮的平房，从几个方面吹过来的风还有几分寒意，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依然灯火通明，射出许多条闪光的银蛇在江水里游动。苏州河静悄悄的，两岸的小火轮和民船上点的灯也把微弱的一星星灯光抛在河浜里。

　　外白渡桥上偶而有人匆匆走过，他们并不理会我们这几个图谋不轨的人。这个巨大的钢梁建筑在经历了白天的喧嚣、重压之后，如今也像一只疲惫不堪的巨兽，横躺在河岸上，陷入沉睡中，期待第一辆有轨电车把它唤醒。

我站在桥上没大一会儿功夫，远远看见小三子也来了，他脱掉了小棉袄，“这家伙，还是自己来了。不穿小棉袄他会冻着的。”我心里这么说，连忙迎了前去，阿惠、小炳也一齐走近他。

他的头一句话：「热退了，你的药真灵。我没迟到吧?」我摸摸他的前额，热果然退了。他现出得意的微笑，好像要说：「你看，你还不相信我!」

　　接着，小秦果然来到，我把带来的三员大将介绍给她，我问她：“这两个小伙子，够了吧?”小秦在暗影里把他们一个个打量一番，低低地问道：「你是从哪儿调动来的?」我神秘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足球队的，一个中锋、一个队长，一个守球门的。」她笑笑说：「今晚大概有一场足球赛好看。」我也笑了，说：「可不，只要踢进球门，我们就赢了。」

　　小秦低低地说：「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给你们望风?」

　　我笑笑说：「有你一块去，给我们壮壮胆子也是好的。」

　　海关大钟的长针指向三点半，小刘和她的男人一同来了。她看见我们早就在桥堍下等侯，不免惭愧地说：「糟了，我们来晚了。」我安慰他们：「不算晚。」原来，这一对夫妇也置不起手表。

　　这时，昨日在这儿摆饭摊的大块头老板挑着沉重的箩筐（一头是四脚朝天的小方桌，方桌里搁着许多碗筷；一头是一只大木桶，木桶上面安放着一只锅）来到桥堍下，他开始布置他的帐篷大饭店，不一会儿，他的还没睡醒的儿子扛了两条长板凳也来了。我看看时光还早，猛然想到我的伙伴们一定没吃早饭，应该让他们吃得饱饱地上阵。而这个大块头正是我跟小秦昨日在他这儿共进午餐的饭摊老板。我前去跟他商量，这大块头马上认出我是他的老主顾，他为难地说：「我很欢迎你们来做头一笔生意，不过要等一等，炉子还没生起，东西都是隔夜的。」

　　我想，等炉子生热，不知要到什么时光。我说：「我们等不得了，你就把冷的大杂烩一人盛一大碗吧。」

　　大块头老板热情而亲切地说：「你可是我的雷打不散的主顾，烧热的你作成我，冷的你也不在乎，就凭你老弟这点义气，我一碗只要你两个铜板。」

　　于是我的战士们每人吃了一碗美美的杂烩汤，还加上一碗大米饭，好在我的小伙计吃冷饭是吃惯的，对他们来说就好比逢年过节了。小刘夫妇和我也吃了，虽然是冷餐，味道不减当年，只有小秦不肯吃，她说她有胃病，不过她抢着要会账，结果二角的一个银币还找回四个铜板。

　　四点刚过，七个人组成的队伍稀稀落落地朝小沙渡路进发（排成队伍容易引起路人注意），到达槟榔路的一条弄堂的石库门房子门外，然后各自挑个墙角隐蔽起来，我的心不由得急跳起来，一想到马上投入一场战斗，不知是吉是凶，精神就变得十分紧张。我打发小三子去雇一辆黄包车，在弄堂出口处等我们。

　　上海里弄在天还没亮时，就有推粪车的来到居民的后门，发一声吆喝：「倒马桶咯!」仿佛是猫头鹰凄厉的叫声。居民们一听这喊声，就会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好像是拎着一桶水去救火那么敏捷和紧张，每家每户拎着马桶冲向后门，来到粪车旁边，然后可以听到此起彼落的刷马桶声，正是这种千家万户无意中制造的沙沙雨声的舞台效果，唤来了上海的每一个黎明。　　

　　我们选定的时间，就是在弄堂里居民纷纷出来倒马桶的时辰。所以。倒马桶的清洁工人的一声吆喝，就是我们冲进唐老虎公馆的进军号。

　　不大一会儿功夫，推粪车的果然拐进了槟榔路的这条弄堂来，但见粪车前面悬着一盏鬼火样的油灯，从那黯淡的灯光里，看得出是一个大块头中年妇女，她发出一声尖厉的呼声：「马——桶咯」，只有两个字，后面的字声音拖得特别长，这呼声里吐出那女人心里的苦难和抑郁，仿佛要刺破那浓重的黑夜，召唤那即将来临的曙光似的。她不知道，今天早晨我们是借用她的这一声吶喊，作为打响一场战斗的「号角」。

　　大约不到两分钟，唐公馆的后门咿呀一声打开了，三四个小姑娘，一人拎一只马桶走了出来。小刘首先闯进公馆后门，一边问头发蓬松的小姑娘：「裴杏弟在哪一个房间?我们是送东西给她吃的。」她手里拎着一个纸包，——这是昨天就预备好的。她把点心包在那小姑娘面前晃了一下。那头发蓬松的姑娘开头吓呆了，楞在那里没答话。我对另一个拎马桶的小姑娘说：「这不是唐老虎公馆吗?她住在这里吗?」这个姑娘打着寒噤，也不回话，幸好第三个包身工代她答话了：「唐老虎不在这里。」我有点着慌了，以为我们可能找错门了。幸好刚才楞着不回话的姑娘补上了一句：「他不住在这儿，这里住着的是黄胖。」

　　四个包身工一人拎两只马桶，她们一出后门，便放下手里的马桶，交给推粪车的女人。小郭要求四个姑娘中的一个，领我们到裴杏弟的房门里。按照事先的分工，我们的两位女同志留在门口，担任警戒，同时稳住拎马桶的包身工，我们四个男同志一齐冲向二楼，寻找杏弟的住处。

　　这幢房子只有二层楼，从后门进去，要走一段狭窄的过道才找得到楼梯；小刘对那个头发蓬松的姑娘说：「我们给裴杏弟送点吃的，我是她姐姐。」这个姑娘丢下手里的马桶刷帚，不说话，也看不见她脸部的表情，她只是扬一扬手，我们四名男子汉跟着她通过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过道，小郭备有电筒，他打亮了电筒，领路的小姑娘战战兢兢地说了「关脱」两个字，小郭会意，马上熄了电筒。这「关脱」两个字把我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猛袭我的心头。本来，一踏进门我的心就不再猛跳，不知怎么的，这时我的心又重新急跳起来。

　　这个姑娘，——胆小的但又是勇敢的，她把我们带上了二楼左厢房后面的一间小房子，轻声地说了一个字的指示代词：「喏!」前前后后我只听得这个姑娘说了三个字。——现在想起来，她的每个字都有千斤重，引起我们感情上的起伏超过千言万语。当她说完「喏」字以后，便一转身闪开了。她姓甚名谁，长成什么模样，我无从知晓，但这个姑娘用生命说出的「关脱」、「喏」三个字，值得刻在一块石碑上!

　　小刘又打亮了手电观察一下这间小屋子的门，门是上了锁的，要把铜锁弄坏并不难，但是会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惊动了黄胖，就会引来更多的麻烦。手电又往小门框上面照了照，发现门框上约有一尺半的空间，是用木条按照斜的经纬交叉钉在上头的。中锋阿惠立即按弯守门员小炳的腰，一步踩上小炳的双肩，站得够上了门框上头的木条结构。他们两个如此默契，用不着讲一句话。阿惠在上面使劲把木条拉下来，当他连续拉下三四根木条，其它的交叉的木条也就成了一盘散沙，纷纷掉落下来，有两根打在我的头上，好在木条没有什么分量，连皮也没有擦伤。不过在撕拉木条的时候，还是弄出了响声，只听得门里的女孩子战战兢兢的声昔……“这是谁呀?”我在外边轻声地喊她：「你是杏弟吗?我们救你来的。是你爸爸叫我的，快跟我们出去!」

　　「不，不要。你们休想骗我去……」答话的声音，说明这里面的姑娘，确是杏弟无疑。站在小炳肩上的阿惠听到了女孩子的回答，更是勇气百倍，他的腿跨过了门框上面的空档，最后他纵身一跳，跳过里面去了。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我在下边根本看不见，只听得小惠着地时使地板震动了一下的声音。

　　阿惠摸着了躺在地板上的杏弟，又亲切又迫切地说：「我背你出去，你受了伤，走不动也不要紧，外面黄包车都叫好了。」

　　同时，小刘利用他的气力和智能，设法把门上的铜锁扭了下来，想不到小炳比他的办法还要高明，他是大力士，弯下腰去用一只手抬起了那扇门，猛力往上一提，那扇门便脱离了门臼，整个儿打开了，只是门的另一边还挂在门框上。门外三个人一齐拥了进去，小刘打着手电，一个脸盆那么大的光圈照亮了杏弟的脸，我分明看到，这女孩子眼睛里的神色是恐惧的疑惑的。我轻轻地说：「你受的伤怎么样?赶快起来跟我们走。」我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谁知她大声地发出了抗议的喊声：「我情愿死在这儿，也不跟你们去!」一面死命挣脱我的手。

　　我们原来设想的计划，可算是周密极了，但最大的疏忽却根本没有料到，杏弟本人会成了最大的障碍，她自己不肯离开这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而且「失」在这个鬼也想不到的问题上!这真叫做「死蟹一只」，热心肠碰上了冷面孔!

　　我马上联系了她刚才讲的「你们休想骗我去!」她在门里讲这句话，没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明白了，她没见过我，进门的这三员大将全是陌生人，她以为我们是唐老虎的人，我像吃了王母娘娘的灵药，立刻醒悟过来了，马上指挥小刘下去叫秦老师上来。小秦在电筒照明下来到杏弟的身边，她无限激动又无限深情地叫了一声“连弟哪，是我呀!”这嗓音对她那么熟悉，连弟在黑影里果然抱住秦老师的腿，哭着说：「你怎么来的呢?秦老师。」如果这个夜晚秦老师没有来，这一场冒险的行动说不定要失败。真是不能没有她呀!

　　「是我派人救你来了。快。你走得动吗?」秦老师俯身把她抱了起来。连弟一下子变得那么顺从，又那么亢奋，牙齿打着战，说：「我能走。」接着，又说了一句：「真吓坏我了，我把你们当做要押我到堂子里去的呢!」

　　连弟跨过门槛，在暗影里我看出她是僵着身子走的，我命令小炳，背起她下楼，我还没说完，小郭已经抢着把连弟背起来了。刚走过头一间包身工集体宿舍的门前，发现有好几个姑娘瞪着惊奇的眼把头伸出门外，瞧着我们。看来，她们是被拎马桶的姑娘叫起来的。

　　连弟伏在小郭的背上，刚要下楼，忽而她叫了一声：「黄胖。」原来小郭背着个大姑娘在背上，头往下低着，没看到刚刚被惊醒。急匆匆地提挈着背带裤，在楼梯下面守着的「黄胖」。「黄胖」在下面喝一声：「你们是哪儿来的?」在静寂的暗夜里，突然爆发出一声带有威吓意味的喝喊，把已经很紧张的空气推上了更紧张的顶点，这喊声几乎使二楼的地板都抖颤起来。

　　本来我们预先商量好的一手是，如果唐老虎来阻挡，我们这边就挑阿惠或小刘，把他的手反剪起来缚住，用手帕堵住他的嘴巴。这时我忽然政变了战略，灵机一动，——这个「灵机」正是连弟对我们这伙人产生怀疑给了我启示。我立即走在小郭前面，主动去给黄胖打招呼：「我们是青莲阁叫来的，怕的是夜长梦多，先下手为强，一切都跟你的唐老板讲妥了。花二娘要我传话给你，讲好的价钱照付，晚上请唐老板过去，当面点银子。」黄胖见我讲得有来头，态度又从容。他楞在那里，真的给我懵住了。他一面用两只手系他的背带裤，一面用将信将疑的目光打量我。在我后面的人，趁这个千钧一发的时机，连冲带奔地闯过了黄胖的防线，他也不曾阻拦，似乎那条背带裤一直没有系好。我作为「后卫」，还跟黄胖周旋了几句（讲了些什么已记亿不起了）。我见黄眫的敌意已经消散，就赶紧脱身，跑到了街上。

　　我们终于把裴杏弟抢出来了，一切顺利。杏弟坐上小三子早已准备的黄包车，小三子跟定了那辆车子，为了不让黄包车夫得知我们的去向，车子在沙利文面包厂门前（即现在的益民食品四厂的地点）停了下来，没有等多久，我们的人全到了。

　　这时天开始放亮了，无轨电车已开始运行。我们每个人脸上透露着胜利的面色，围住了刚刚被救出来的姑娘，生怕后面还有人来把她夺回去似的。这时我才有心情认识一下这个受难的女孩子，她的身材很像僵蚕，小辫的头发散乱，上衣的好几个钮扣忘了扣上，脸色憔悴而且苍白，只有一双美丽的敏锐大眼睛显示出她青春少女的成熟。

　　团支书把手里拎着的那包点心匣递给了杏弟，说：“这原是为你准备的，吃吧，吃一点也好走路。”

　　杏弟解开那盒点心，用感激不尽的语调说：「为了我，你们辛苦了，大家吃。」她只拿了一个，然后说：「我真像做了一场梦，做梦也没有这么好!」

一股诱人的面包香味向大家迎面扑来。



十一 小家庭生活



　　秦同志对我打发黄胖的那段台词赞不绝口，对于我临时编造假话的本领，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异，可以说是头一次发现了我信口开河、化险为夷的能耐。

　　其实这一段台词只是在一剎那之间调动了昨日和今日、近的和远的信息：比如「青莲阁」吧，那是我常去申报图书馆必经之地的一家茶园，并非妓院所在地；花二娘是看了《水游传》里有个一丈青孙二娘，我临时改了她的姓。每个老上海很容易会发现我的漏洞。我所以能「噱」得黄胖一时摸不着头脑，就仗着我信口编造的速度非常快，态度又从容，这也可算是年轻时代敏感、机智的一次闪光。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让我们再回到沙利文面包厂的大门前来。

　　先打发足球队的三名骁将回家，然后让小刘夫妻二人也回去，留下我跟小秦陪着杏弟。小秦问她：「你还能走吗?」杏弟像模象样地走了几步，表示她能走的，于是我们便漫无目的地走着。杏弟惊魂甫定，还在问秦老师：「包阿爹能放过我吗?」小秦斩钉截铁地说：「不碍，不碍，如今你成了自由人了!可是，你怎么还叫他包阿爹?他是老虎，他是吃血鬼!」

　　杏弟带着几分羞愧说：「可不是，他是个禽兽。有几个漂亮点的小姐妹。都被他糟蹋过，还有黄眫也不是好东西。」

　　杏弟又询问她的爸爸在哪儿，我把她姨妈给我们讲话的经过以及见到她爸爸的情形简单地告诉了她，杏弟痛苦地说：「爸爸心里还是舍不得我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原来的计划，一旦把杏弟救了出来，还是让她回到新怡和的养成工工房里去。小秦在路上悄悄地跟我说：「我说呀，要是叫她住进养成工工房，那里人多嘴杂，她背上的伤又没有平复，不能上工，再住进去，难免引得工头起疑心。而且谁个来照料她呢，我们得替她另寻个去处。」

　　我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叫她上哪儿去呢?曹家渡的姨妈家决去不得；住到团支书小刘那里吧，小俩口住的也是一间小阁楼，夹进一个生客，不方便。最后，秦老师向我建议道：「只有你那里还宽敞，璟境也好，没啥人注意。是不是让她在你那里养息几天?」

　　我楞住了，有点为难，又有点惊讶。我说了一句：「我是个男人呢!」

　　小秦调皮地笑了一下，然后说：「我们不是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方舟之夜吗?我相信你老成，不要紧，你用不着为难。」

　　她大概发现我脸红了，并不回避杏弟在我们身边，继续发挥她的反封建的论点：「我挺反对中国人的孔夫子思想，男女相处，一定要想入非非地说人家不正经，而且侮辱妇女的话比伤害男子的更难听，这真是岂有此理!」

杏弟起初听得摸不着头脑，瞪着大眼睛吃力地听取这一番对她来说是非常深奥的谈话。

　　我是完全听得懂的，她是想从理论上打消我的顾虑。被她这么一说，使我觉悟到够条件收留杏弟的，就为的我有个理想的居住的地方。我只有接受的份儿，好吧，千里送京娘送到底吧！

　　可是我马上想到不能这么做的一个理由：组织上不是关照过吗?我那个地点对区委以外的人要保密呢。

　　秦老师很有把握地说：“这个姑娘很坚强，表现不错，很快就让她加入我们的组织，你就做她的介绍人嘛，她不马上成了我们的人了吗?”

　　我心里已经情愿了，但仍旧没有勇气对杏弟说：“你到我家里去吧。”这话还是由秦老师讲的：「连弟，你先在王先生那里休养几天，等养好了伤再上工。」

　　连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合适，也没注意到我的窘迫的表情。她高高兴兴地说：「那么，太麻烦王先生了。秦老师，我的课本可忘在姨妈的小屋子里了，往后上夜校……」

　　秦老师没等她说完，就说：「不着急，明天我给你送一册来。」停顿了一会儿，她又对我说：「她真是个好学生，你做她的老师也够格的，你教教她也行。陶行知还提倡‘小先生’咧！」（小先生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发起的普及教育的方法之一，即由识字的学生教不识字的大人读书识字，三十年代，「小先生制」相当流行，地下党的同志也运用这个教育方法在工人中开展互教互帮的扫盲运动。）

　　秦老师送了我们一段路，她说还有别的事，就走开了。临行前还关照我说：「你把那条棉毯子给她，地上铺得厚实点，潮气上不来。」她还没忘了泡湿在水里的那条棉毯。

　　我把连弟领到了我的住处，为了不惹人注意，我把再生布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这就使得屋子里黑暗沉沉的，始终处在黎明之前的朦眬里。

　　中午饭是头一次生火油炉，为了接待突然闯进我生活里来的女宾，我必须再备办一副碗筷。头一顿午饭是下的面条，她抢着要动手帮忙，我说：“下面条我总会的，用不着你相帮。”她问了我一句：「你是一个人吗?女人不在上海?」我回答道：「我从来不曾有女人。」我这么回答时，心里想着。这姑娘头一天就关心我的成家，难道这里怀有别的用意吗?

　　面条很快下好了，两个人吃得喷香，连弟吃起面条来，一筷子捞上来一大球，她是饿坏了。

　　吃罢饭，我问起：「你身上打成什么样子?」她说：[这两天好多了。]一面就撩起上衣的后襟，我惊讶地看到，在一片娇嫩的白玉般的皮肉上，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深的浅的、红的紫的、快要渗出血来的鞭痕，我愤怒，我心疼，不由得用我的手去抚摩那被鞭打而肿起的部分。她忍住了疼，但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当我摸着一块月牙形的伤痕时问她：“这里是什么东西打的呢?”她的一只手伸到背后，按在那块肿起的月牙儿上，说：「是唐老虎用皮鞋踢的，我被他按倒在地上，他狠命地踢我!」她还打算撩起前襟让我看她微微隆起的胸脯，由于害臊，她没完成这个动作，倒使我猜想在她前胸一定有更多的「月牙儿」。为了给东洋人做奴才，对自己的同胞竟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当我亲自看到了受害姑娘身上的鞭痕，更觉着今日把她抢救出来是做了一桩好事。

　　我要她睡在木板床上，好好养一养。她有点难为情，不想躺下，低低地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做夜班的吗?」我说：「我的职业是校对。」她又问道：「校对是做什么生意的?」我不想揭我的底牌，吞吞吐吐地回答她：「这是一门专门纠正别人错字的工作。就像布机间有专人检查有没有次布一样。」接着，她又关切地问：「你今天不用上班吗?」我说：「为了你哪，我请了假。」分明这是假话，我为什么说这种假话呢?大概我是想获得她的好感。

　　她的大眼睛又瞪起来了，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包含着抱歉和深情的感激，其中还夹杂着其它的意思：「我用不着你服侍，你尽管上班去，我给你看家，肚子饿了，我就在这个洋风炉上给你做饭吃。」

　　我不能对她讲实话，主要是由于秘密工作的约束，不得不用一系列的假话哄她，但是我的假话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十分尴尬地说：“我这个生活，也可以在家里做，不一定天天上班。”

　　谁知她非常认真，又一个劲儿地问：「你呆在屋里，怎么去纠正人家的错字呢?你一天不上班，少拿一天的工资，你怎么过呢?快不要守着我，」

　　我懊悔刚才不该说那句讨好她的话，「为了你哪，我请了假。」现在我可收不回来了，这样，我头一回给她的印象就不好：一个说假话的人，这就是弄巧成拙自讨苦吃哪。

　　每天下午，我总要出门的，第二天我只得提前出门了，那次出门，目的就在于让她相信，我出去干「校对」的生意了。

　　出门以后，我先找了一家布厂的团支部同志，了解一些车间里的情况；然后又拐到韬朋路的煤层旷场上来。

　　这一天傍晚，到小足球场来的队员特别齐全。阿惠和小炳由于昨日参与了我分派的那件冒险事业，今日见面，就显得特别亲密，见到我就悄悄地问：「那个姑娘好吗?她住在哪里呢?」我称赞他们干得出色，在夜间爬高，有夜猫子的本领。小惠得意地彻笑了，说：「要不是你先下楼说了一通胡话，我真预备撩起一脚，把黄胖当足球踢出球门外头!」于富宝（即小三子）也来了，老远跟我微笑着打招呼，我问候他：「你身体怎么样?全好了吗?」他说：「真的好了。不过你派给的差使太轻松了，下回再有这种生意，你尽管派阿拉穷哥儿们去，决不含糊就是了。」我说：「我是照顾你刚刚退了烧，所以派你去掌握交通运输。不过夜晚叫辆黄包车，在那个冷僻的地方，也不容易哩!」

　　阿惠说：「在外白渡桥吃的那碗菜泡饭，真带劲。要不是那碗饭塞饱肚子，恐怕使不上劲头。」小三子挖苦他说：「那碗冷饭哪，里头还有一只大虾呢，你家过年恐怕也办不起!」

趁着快下去的阳光，小足球队分两队正式开赛。赛完一个回合，大家又嚷嚷要听我讲故事。这一次我讲的故事不大精彩，主要由于我没有好好准备，忘记了一段就临时编造情节来凑合，这一次讲故事，是我给他们讲过最糟糕的一次。

　　小扁嘴却大声地批评我，不是批评我讲的故事不好听，而是批评我没有调派他去干那英雄的事业，他说：「我全知道了，你讲的那个故事全是真的，你派他们去救出那个小姑娘，为什么不叫我去?我又不是缺腿少胳膊的?」

　　想不到昨天的事情让他晓得了，一定是谁把那个故事的「结尾」讲出去了。他的质问，我不好回答。但不知怎么的，听讲的穷小于们大部分都知道了我们那天早晨干的事，有的喊：

　　「请大队长给我们讲怎么干的吧，」

　　有的说：「我们最要听包身工怎么得救的故事，要讲真的，听一个顶十个!」

　　还有的尖起嗓子喊：「你不讲，我们不放你走!」

　　被小扁嘴煽动起来的热潮使我非常为难，昨天早晨干的那件事，是不适宜当众宣布的，小秦建议把杏弟安顿在我那里，就防的人多口杂，泄漏了机密。——我想起来了，我指派他们三人留下来，忘了关照：切莫把这件事的最后行动讲出去。粗心疏忽的责任在我，我去责备谁呢?

　　几十只热烈祈求的眼光集中射到我身上，这反映了他们对一个受难者的命运的关心和同情，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未讲完的故事的真正的结局，但是他们还不满足，他们希望知道英雄行为的细节，知道如何克服各种障碍的斗争技巧。

　　情急无奈，最重要的是由于几十只天真的急切的眼睛逼视我，催促我，我不得不介绍了于富宝、小炳和阿惠如何利用早晨倒马桶的时机，突进唐老虎公馆，阿惠在黑夜中如何爬上小炳的肩头爬过墙顶的木栏栅，……最后由拉黄包车的把她拉走。关于秦同志和小刘夫妇，我避而不谈，后来包身工到了哪里，我也没有讲。

　　这一节惊险的生动活泼的情节，我是带着激情，带着胜利的喜悦讲的；它是双料的「现实主义一作品，第一是听众和我都相信没有掺假、没有虚构，连参与其事的三员猛将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我讲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我自己也仿佛把早晨的得胜而归的壮举重新表演了一遍。

　　最后，我郑重声明：「你们听了这故事，一定保证不要对外头人讲。我完全信任你们，才把真实的结尾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爱护我，爱护那个受尽了折磨的小姑娘，爱护我们这个小小足球队，就照我的话——你们能做到吗?」

　　几十张嘴同时迸发出坚定的声音：“做得到！”这回答坚定了我的信心，这一帮小朋友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今天我补充的这段故事，不仅挽回了我开头讲的那个没精打采的故事的失败，而且是我讲过的故事中可算最成功的、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从此以后，于富宝、小炳和阿惠成了小足球队里大家敬仰的英雄。过了一天，我又去韬朋路的煤层旷场，小扁嘴郑重其事地把一个发热的油纸包塞在我怀里，我问：“你给我什么呀!」他结结巴巴地说：[六个麻球，刚起锅的。请你拿去给那个四天没吃东西的小姐妹吃。”

我被他的一片好心感动了，我没有拒绝他这份心意，我本来对他把援助杏弟的事捅出去表示不满，不想理睬他，这时我却主动的向他解释：「我那天没有叫你去，不是看不起你。因为你个儿小，力气不大，你爸爸又管得紧。所以没让你去。」他猛然抬起了头，用一种恳求的眼光对我说：「我就要长高的，等我长高了，可别拉下我!」



十二 「授受不亲」



　　杏弟呆在我家中的第三天上午，秦老师来了，她给杏弟带来了两册识字课本。并且问她：「你在这儿蹲得惯吗?」杏弟说：「一切很好，就是想爸爸，还想这个。」她指一指捧在怀里的新书。秦老师说:「你在这上头好好用功，就不会想爸爸了。」然后又低低地问道：「王先生待你怎么样?他教你识字吗?」

　　说实话，我并没有把「小先生」担当起来，不是我不愿教她，而是不愿跟杏弟挨得太近。心里想亲近，又不敢过分亲近。本来，教姑娘认字是最好的亲近方式，加之她对识字又是那么热心。不过，另一个「我」在制止我，好象在警告我，不要靠拢得太近。我记得，在乡村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我是愿意主动接近女同学的；但现在杏弟就在我的屋里，我却产生了回避的羞涩的感情，隐隐之中在我灵魂里多出另一个「我」来，也许，这足以证明我确实长大懂事了，当秦老师这么问话，我在一边没作声。

　　我到外边买了几根黄瓜回来（准备冷拌后做午餐的菜），只见秦老师已经坐在牛皮箱上听杏弟说话，我进来以后，她们不说了。我高兴地说：「秦老师，你来得正好。杏弟急着要去上工，你来劝劝她，要她再多休息几天。我今天正式开伙仓，这是我买回来的小菜。」

小秦瞟了一下我买的黄瓜，说：「也难为你了。我知道你从来都是在外头打野食的。」

我逗趣地说：「背着我，一定向你说了我的坏话吧?」

　　「不，不是坏话，她反而称赞你是第一等的好人呢!」

　　我指着杏弟，说：「你问她，我是不是十足的规规矩矩的好人?」秦老师腼腆地一笑，说：「我相信。我也可以作证。刚才她告诉我，以前碰到陌生的男人，总有点儿怕。碰上了王先生，待她像亲姐妹一样，你还给她到老远的地方去买菜泡饭，她连声称赞你是个顶好的男人呢!」

　　杏弟没听得出秦老师这句话的来历，她连忙声明说：「真的，他待我非常好，晚上，他一定让我睡在床上，下面还给我铺上一床厚毡子。而他自己呢，却睡在地下，铺的旧报纸和一领席子，我真不好意思。」

　　她讲的是事实，不过，我内心的活动她是不知道的。

　　昨天，天黑下来了。我忽然感到跟一个女的住在一起总有点别扭，不自然，心跳似乎也加速了。我不敢再有一点亲热的表示，生怕像脱缰的野马，收不住笼头。她问起我有没有女人，我回答说没有。虽然心里动了一下，但并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响应。当我问起她，身上被打成什么样子，她掀起了上衣，让背上的条条血痕袒露在我的眼前，这引起了我对包身工制度的无比愤怒，虽则让我窥视了她比「僵蚕」发育得丰满的身躯。

　　当我躺在地板的席子上，电灯熄灭了，一抬手就可以摸到床板上睡着的她。我想的是：两个月以前一个晚上，小秦一定要睡在这个水门汀地上，忽然来了一阵洪水淹没了这间可邻的房屋，她在黑暗的夜里推醒了我，然后我们合围着一条毯子，那一个夜间我还有悄悄地吻她一下的念头。今天晚上，可一点也没有那样的冲动。这个茫茫无边的大上海，像她这样受苦受难的女工该有多少啊，我把她从日本人的地狱里抢了出来，在这里养息几天，她又要投入英国人的牢笼里，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不把列强撵走，我一个人救得赢吗?小姚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胡思乱想了一阵，我就模模糊糊地睡着了……。

　　秦老师总算说服了杏弟，要她在这儿多养息几天。

　　她起身走的时候，对房间里的窗帘提出了批评：「我看，不必把窗帘拉得这么紧，白天屋里有人，反而引得外边人疑心。索性打开窗帘，大大方方的，屋子里也亮堂些。」我接受了她的意见，马上把再生布的窗帘拉开了。

　　她走出去，要我送她一阵。我跟了秦老师走在人行道上，她摸出三块钱放在我手里：「我知道你的伙食费超支了，这是我做夜校教师的薪水，你先拿去用着。菜稍许买得好点，我知道你口袋里的钱只够买几根黄瓜咯。」我感激地收下了她的援助，这三块钱对我来说真是及时雨。

　　然后她轻声地对我说了一段话：「你不妨对她多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她向往共产党，向往苏联。我们不是简单地救出她的人，还要拯救她的灵魂，让她早日参加我们的队伍。」

　　我为难地说：「这样，这不是让她知道我的政治身分了?」

小秦笑得那么甜，对我轻轻地说：「保密，这要看人头是什么样的。对准备发展的对象，就不妨打开窗子说亮话。否则我们的力量就不能壮大。对什么人都不相信，把党团的门关得紧紧的，这不成了关门主义了?」

　　她说得多好啊，往后我用不着在杏弟跟前玩捉迷藏了。特别是又让我学会了一个革命新名词：「关门主义」。不过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每讲到关门主义就会连想到她建议把窗帘拉开的事来，以致五十年后我还没忘了这个细节，这二者在我大脑里是孪生的，就像汽车前面的两个刮雨器，它们总是一起动弹似的。

　　我接着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有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妻子也严格保密，直到这个同志被国民党杀害，他的妻子才知道他原来是共产党员。作为证明这个烈士党性好的表现。——这算不算关门主义?」

　　她侃侃而谈地解释道：「这要看他的妻子是何等样人，还要看夫妻间感情的深度，这位同志担负的工作是不是高度机密，如果是机密的工作性质，对妻子一点不露声色，那是应该的。依我看，自己的爱人，感情又是牢固的，为什么不能把妻子领进党团组织中来呢?既然爱情上已经结合在一起，为什么政治上不能结合在一起呢?我看是对女同志参加革命的不信任，还是重男轻女。我跟你一样，也听到过同样的故事，讲这类故事是说明一个秘密工作者必须绝对保密，连最亲密的妻子都要守口如瓶，对这种宣传我不太同意。为什么要把朝夕相处、相依为命的爱人关在门外呢，我们不必叫它关门主义，这叫做『胶柱鼓瑟』，并不值得提倡。」

　　我只知道她喜欢运用《圣经》上的典故，如「诺亚方舟」、「拯救灵魂」之类，但不知道她讲的「胶柱鼓瑟」又是什么典故，我问她胶柱鼓瑟是什么意思?她抿起嘴笑了，便在我的手心里划了四个疙里疙瘩的字。然后说：“这是古典的成语，《辞源》上有说明， [瑟]是一种乐器，为了使得调弦的木头柱子牢固，使用胶水把它胶住，牢固是牢固了，调弦不能调，结果发不出音来了。我们的秘密工作，目的是保存自己，不讲保密也不对，但做得绝对了，也像用胶水使得调弦的柱子不能旋转，是同样的毛病，作茧自缚，结果是自己缚住了手脚。我听你讲起，小姚不许你再写文章投稿，理由是为了保密，这个规定就不对，我们要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就应该利用各种条件给大众听到我们的声音。列宁在沙皇时代还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刊物上发表不少文章呢，我也批评过小姚是[胶柱鼓瑟]。不过我和他之间是不保守任何秘密的。]

　　她讲的这番话，句句打中我的心，我没想到她对古代的典故也那么熟悉。她以前跟我讲话总是简单的片言只语，不料想她是很健谈的，而且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说理透彻，要不是她急于一个人去办什么事，我真愿意陪着她一直走到天亮!

　　我一个人回到住处，受了小秦的鼓励，有意识地把床头的那本《高尔基》作引子，开始给杏弟讲述这本书，我从高尔基讲到列宁，从列宁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然后讲到我们要建设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理想的社会!

　　我无拘束地讲着，也学着秦老师的口若悬河似的，给一个刚刚从地狱中脱身的姑娘展示了未来世界的蓝图。

　　她完全沉浸在我所描述的美丽的快乐的境界中，她一时兴奋，一时眨着大眼睛在思索，一时把那本被水浸泡过的书抱紧在怀里，无限激动地说：「你说的这个世界多么好，王先生，带我去吧，只要那个地方容得下我们，我一定跟你去!如果你不嫌弃，你收留我吧。」

　　她的这番话是大胆吐露了求爱的愿望呢，还是表达了她对革命的热烈的追求?

　　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理想和信仰，她会猛然变得那么有力，那么自信，那么狂热，我在刚参加革命组织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心情咧。杏弟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大人，眼光里固有的忧郁和愁苦的神色顿时消失了，连缺少血色的面颊也浮起了红云。

　　她似乎比以前漂亮了许多。对于我所讲的，她还提出了一连串古怪的有趣的问题，至今我还记得的，她询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要是穷人翻了身，不再做穷人了，谁来替穷人织布开电车呢?」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难题，在那时以我的水平是颇为吃力的，老实说，我自己也没好生思考过。

　　在晚间熄灭了灯光以后，我在水门汀地上对着床上的人讲另一个课题：在中国如何闹革命?在这次谈话中，我讲我是个从事革命工作的人，我立志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照着列宁的模式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新社会，我尽力把她的近乎幻想的追求拉到脚底下的现实的土地上，然后讲到一个人生在世上，他的价值就在于进行社会革命。

　　她猛地冒出了一句：「我的命不要，全是你的，我跟你干一辈子!」

　　这确是使出全身的力量发出这样的誓言，我从这话里能够理解，她是把蕴藏在心里对我的爱，终于大胆地宣布她是向我求爱了。

　　我的热血同样在沸腾，我本打算接受她的爱的，而且坚信她会永远爱我，不知是什么情绪突然阻碍了我的情欲的冲动，我没有扑向她的怀抱，我只是吻了她一下，她以为我答应娶她了，她狂热地搂住我不放，简直使我神魂颠倒，只差一步我们俩就睡到一条被头里去了。

　　阻碍我这么做的，并非孔夫子的道德规范起作用，而是两个女性在我灵魂深处，拉起了警戒线。当我恢复了理智，我一本正经地解释了“为革命献身，并不等于为某个人献身，这中间是有区别的”大道理，企图把她从爱情的热浪里拉开。

　　她听不进去，却觉出我缺乏诚意的回报。这时，她忽然失去了控制，一头栽进被里啜泣，我像大人哄孩子似的又去亲吻她发烫的嘴，并用我的脸颊烘干她的泪水，却没有说出一句使她放心的话。

　　提起拉警戒线的两个女性，一个是我在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同学吴庆华；另一位就是朝夕相处的秦老师。我知道那是难以实现的婚姻，但我在私下里却把她当作理想的意中人。而杏弟远远不如那但意中人的标准。

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一个夜晚成了我反复思念和颠三倒四的梦境。每当我孤寂或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想起她，我非常后悔不该拒绝她的求爱。我责备自己太无情了，是我伤害了一颗纯洁和炽热的心!





第三部　　　　　　　　　　　　　　　　　　　　祸从天降



一 告急



　　这一天，上午九、十点钟，秦老师气急败坏地奔至我的灶披间，见到连弟也在屋里，她十分严肃地对她说：「请你到外边去一会儿，我跟王先生有话说。」

　　连弟从没见到她的老师这么冷峻的面孔，她被吓坏了，感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赶快溜了出去。我的预感也不好，猜测秦老师大概查究我们是不是背地里成了夫妻。检查自己幸而没有跨出这一步，不过心里总是不踏实。

　　谁知秦老师来通知的是更不幸更严重的消息，她说：「小姚出事了，他两天没回家，肯定被捕了，你这里他是来过的，必须赶快撤离此地。」

　　在我转入地下的不长时间里，碰到这样的突然事变还是头一回，我的脑袋还没学会把小姚的被捕跟我的抛「家」联系起来，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属于我的窝，就这么楞着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那么，他不能来了，反正有你呢?」

　　小秦焦急地说：「你怎么这样木呆的?他要是叛变了呢?他什么都会说出来。敌人就会把你抓了去，这个你还不懂吗?」

　　她这番话简直把我整个灵魂轰毁了，小姚是她最亲爱的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小姚是我们区委的领导人，又是我的最可信赖的上级，他怎么会成为叛徒呢?我回话说：“这怎么可能呢?你对他还信不过吗?你们不是满好的吗?”最后这句话我是想给她一点安慰和缓解。这是由于她的面色今天苍白得近乎铁青，眼角里射出疲劳和恐惧的光，使我心里感到同样沉重和不安。

　　唉，唉!我这句话反而引得她流下眼泪，莫非是我的话戳痛了她?她说：「不是吗?我们要作好准备，准备着他会叛变党。组织上要我通知你的，这是纪律，行动要快，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当她说出「准备着他会叛变党」时，声音几乎徽弱得被泪水淹没了，她的美丽的嘴唇在发抖，但我能感到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分量，她是用全部生命吐出这几个宇，但又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更深地觉着这一时辰压在她心头的痛苦、矛盾、绝望和焦灼的期待，立刻会使她头发变白的一种看不见的复杂的综合的重压!她批评我「木呆」，一点不错，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她经受人生中最最惨痛的时刻。

　　她接着说：「往后，女青年会不能去了，职工夜校我也不能去了。你也不要找我去。你不要犹豫，赶快离开这里!」

　　我还有点恋恋不舍，问了一句：“那么，往后到哪里找你呢?”

　　她生气了，用力地掸去遮在前额的一绺头发，愤愤地说：“这个，不用你问。”那口吻就好似我也会变成叛徒似的，使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小秦匆匆走了，临行前她又关照：「打发连弟回新怡和去吧。」我点点头，她又问道：「她知道我做啥的吗?」

　　我说：「她只知道你是她的老师，别的啥也不晓得。」

　　「那就好。」说罢，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刚走，就有一些对立的观念在我头脑里打架：老同志、区委书记，叛徒、敌人；是也，非也；敌乎，同志乎……交叉地出现，引起了混乱和迷惘，伴随着失重和恐怖，我想象中的那个可怜的秦同志，这时在她心中也同样进行着两种对立的观念的搏斗吧，她所经历的痛苦和打击肯定比我更剧烈，更难熬吧!不过我心中总是不情愿接受小姚会成为叛徒的那个恐怖的可能性结论。要不是秦老师用纪律来压我，要我撤离我的窝，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首先考虑的，我要把连弟找回来，对她说明非回到厂里去不可。然后我才能离开。我马上奔到街上，无目的地寻觅连弟的踪影，我估计她不会走远，穿过附近的大街小巷，就看见她在一个弄堂口看小人书，她一见我，就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秦老师对我这么难看?她跟你说的是什么呢?」我敷衍她说：「她遇到了一桩不顺心的事，心里不开心，她倒不是对你。不过这件不顺心的事与我有关，她叫我马上要离开恒安坊的灶披间，这样，你就不能在那里蹲下去了。真是对不起了，你的伤没养好，就得让你回到厂里去。」

　　可是她一定要问个明白，她大概从我的惊慌失惜的表情中感到一定遇到严重的事了，我只得说：“这件事反正不大吉利，将来会告诉你的，现在你听我的话，先离开这里吧，过一阵我会看你去的。”

　　看得出她是多么不情愿离开我，她又一个劲儿地问道：「那么，今后我哪里去找你呢?」

　　我竟学着秦老师的原话回答她：“这个，你就别问了。”我的语气没有小秦那么严厉，但态度是坚决的。没料到这句斩钉截铁的回答，引来了她的一场伤心的哭泣，她紧紧地拽住了我的长衫，哀求似地说：「你不是答应带我到那个最理想最美丽的地方去吗?你不是答应跟我好的吗?」

　　我才感到下令叫她走，而且不留后步，对她来说太残酷了，但当我一想起秦同志刚才骂我：「木呆」，下驱逐令一般要我赶快撤离，一分钟也不要耽搁，我猛醒过来，立刻恢复了铁石心肠，警告自己再不可婆婆妈妈了。我冷冷地显得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她终于回到养成工集体宿舍去，她不再哭了，跟我一同回到恒安坊的灶披间，她要取出她的教科书。

　　我在寻找连弟的过程，费了不少时间，及至寻到她以后，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了不少话，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观念，当我们注意到面店和住家已经在吃午饭了，才发觉我离开住所到现在，足足花费了一个多钟头。这一疏忽大意使我后悔莫及，一种大难临头的危险好似在跟踪我了。想到秦同志对我的「行动要快，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敌人就会把你抓了进去，」的警告，一个女性的声音一下子化成红色警备车的撕裂人心的怪腔喇叭声了。现在不是耽搁了一分钟，也不是一刻钟，而是一个半小时呀!

　　我不敢再朝前走了，马上紧急剎车，我忽然变得谨慎了，胆小了，也可以说我一下子变聪明了。我似乎已经料定，巡捕和特务已经包围了我的住宅，他们埋伏在进门处和楼梯口，正在等待着自投罗网的呆鸟呢!

　　「怎么啦?前面出了什么事了?」连弟发现我不再往前走，莫名其妙地问我。这时我却忘了刚才竭力对她隐瞒的实情，不经心地漏出了一句：「我们回不去了，巡捕房的特务恐怕早就等着我，要抓我了。」我看到她脸色苍白，两只眼恐惧而又温情地瞪着我，我才发觉刚才的话讲豁边（沪语，此处是说漏了嘴的意思）了。

　　我首先想到那本《高尔基》，这本书给巡捕搜了去，这就是证明房客是个共产党的证据，现在也只好由它去了。我对连弟说：「我的那本《高尔基》只好放弃了，你的那本教科书我看算了吧。你就赶快跑吧。」

　　我无意间泄漏的真话，反而使连弟更不愿离开我了，她关心我的安全，甚至说要永远陪伴我、保护我，否则她不放心。我为了斩断儿女情长，我不得不对她说：“这可不是玩的，我们一同去的地方就不会是最理想最美丽的，而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牢监了!”我怕这话吓唬了她，又马上补充道，「只要我是自由的，我们很快会相见的。」

　　我跟连弟就是在逃避灾难、难舍难分的情况下分手的。

　　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地朝公共租界跑，走着走着，就想起我离开家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再也不回去了，以致两手空空跑出来，一样东西都没带，没有带毛巾、牙刷，没有带替换衣裳，没有带那条线毯。真正是孑然一身，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了。

　　还有，我也没问明白，既然要我立即离开，离开以后叫我到哪儿去安身呢?我懊恨不该轻易地让她走了，我跟团组织的唯一的一根线从此断了，我一下子成了离开母亲怀抱的孤儿，我成了断线的风筝，我茫然地无目的地荡马路，而且还得注意后边是不是有特务钉梢，我走进小弄堂，挑选人烟稀少的地方走去。走着走着，前边有一条河拦住去路，我认识它，这儿就是那条苏洲河（不久前在这河里发起了捞红砖的战役）的岸边。于是，我沿着河岸往南走，发现了一座桥，走过桥去，然后拐到了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在热闹的行人中间，我觉得安全多了，这儿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那边的特务不敢到这儿抓人。

　　从午饭时走到下午四点光景，两条腿走累了，肚子也开始感到饿了，摸摸身边，掏来掏去，总数只有一块六，一块六好做什么呢?这时候又追悔起来，我怎么没有问秦老师讨生活费，我盘算着：今天先凑合吃一顿，到天黑时再开饭吧。我没精打采地走过装潢美丽的大商店，走了一阵，街灯开始放光了，我掏出钱买了两个大饼，一面走一面啃大饼充饥。

　　夜深了，许多商店都打烊了。我着急地想找一处地方安身，我想着上海曾呆过的地方，如新闸路的新亚药厂，江西路上的长城书店，还有在新华银行做职员的屠廷容、他的堂兄屠毛遂家，还有张志勤和华应申，这些地方，他们会收留我的，可是，秘密工作的纪律，堵死了可以去落脚的所有的信道。按照秦同志的推理，连丈夫都会起变化，谁能保证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别离了一年半载，他们会起什么变化呢?

　　我就像个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在霞飞路行人道上踯躅，不觉来到国泰大戏院门前，但见两边墙头张贴着今日放映的好莱坞电影大幅广告画，上面画的一个西洋美人正在跟小胡子男人亲嘴，这诱人的镜头使我停顿下来，安详地欣赏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这时一个外国女人，戴着黑色蜘蛛网的手套，裸着雪白粉嫩的肩膀，好象生怕女的要跌筋斗的架势，一个穿燕尾服的高鼻头绅士搂着她的腰，两个人不慌不忙地走进这个金碧辉煌的影院。在这一对洋人情侣后面，从我身旁又陆续进去成双成对大鼻子男男女女。在我的幼稚的心灵里，竟以为这一对对情侣跑到丝绒幕布后面去，大概是照着墙头上的画面去表演拥抱和亲嘴的。从那些旁若无人的西洋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又刺激我的感官，也刺激起少年的好奇和神秘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头，鼓励我去闯一闯那里面的丝绒帷幕，我顾不得口袋里只有一块几角钱，就学着洋大人的派头大模大样走进影院的大门。我惊异地发现，脚底下踏在一条松软的殷红的地毯上，这长长的地毯直通向那个入口处挂着丝绒幕布里面。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等这儿散戏之后，在这个软绵绵的地毯上打个地铺，这可是个舒服的理想的大床铺。我没走出几步，就被一个戴着两道黄边的粪桶帽的洋人撵了出来，此人说着生硬的中国话：「瘪三，去!去!」

　　我受了侮辱，不听他的指挥，一种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加上充好汉的勇气使我敢于反抗他：「我买票看戏，我有钱!」我从口袋里摸出几个双毫银角子，挑战式地向他显示我是看得起电影的，我不是瘪三，我有钱!

　　戴粪桶帽的淡黄色眼珠不屑地朝钱瞄一眼，仍然挥手阻止我（我注意到，他也戴了一副手套的）说：「出去!出去!这儿不是你进去的地方!」

我只得不平地退到外边来，当我回头走的时候，戴粪桶帽的家伙还在唧咕说：「瘪三!把这个地毯……」



二 广告牌后面

　　

我想起那个戴粪桶帽的看门人认得我是「瘪三」，如果晚间睡到那条红地毯上过夜，定会被他逐出。那是自讨没趣。我来到慕尔鸣路（现改名为茂名路）的人流中，仰头看见一排两丈高的广告牌，在它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即现在的锦江俱乐部，那时国泰大戏院后边的锦江饭店还没营造），一字儿摆开的广告牌，把这个闹市区分隔成两个世界：在霞飞路上，熙来攘往行走着外国的、中国的男女老少，摆摊子的嚷嚷着叫卖的声音，每个广告牌的顶端装着强光灯泡，使这一路街头，如同白昼。可是在广告牌后边，则是冷冷清清的无人区，杂乱无章的垃圾覆盖着这片荒凉的平地，那些高高低低的垃圾堆仿佛是埋葬死人的公墓，灯光照不到这里，夜晚简直成了一片鬼蜮世界。广告牌正面好比是阳间，在它的后面就成了阴间。

　　要不是人到绝处，这个鬼地方，我是不会光临的。现在我来到这里，也许能找到一处可以躺下来的地方。为了给躺下的地方弄得干净一点，我开始在垃圾堆上寻找旧报纸或是破烂的纺织品之类作地铺，我后悔没把自己的那条线毯带在身边，心里激起了一种莫名的懊恼和对它的怀念之情。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假如我有一把大剪刀，用大剪刀去把国泰戏院门里的那条地毯剪它一截，拿来做我的褥子，肯定睡得很舒坦。这么做，也是对那个敢于侮辱中国人的看门洋鬼子的报复!

　　这个大胆的计划终于没能实行，只恨我手头没有大剪刀呀!最后，我回到广告牌后面的地坪，打算背靠着广告牌坐在地上打盹，度过第一个倒霉的夜晚。我欣喜地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一卷麻袋在等着我，似乎是上帝降福在我头上，特地给我预备好的。——这儿附带说明的，自从我跟秦同志相遇后，我的宗教观开始从祖母教导我信仰如来佛、观世音菩萨转向上帝了。偏偏这条慕尔鸣路上，正好有一幢耶稣教堂。

　　我感谢上帝赐恩于我，径直去打开那个麻袋卷儿，原来这儿叠着四、五条麻袋，连盖带垫还有余，多余的正好给我做枕头。于是，我在几条麻袋的包裹里，香甜而又暖和地进入了睡乡。

　　忽然觉得有人狠狠地用脚踢我两下，我被踢醒过来，要不是厚厚的麻袋裹住了我的身子，那无情的两下子一定会踢断我的肋骨或是踢伤腰部了。我忍着痛倏地坐起身，向踢我的人提出抗议：「你做什么踢人!」

　　在阴暗的广告牌后面，有四个人站在我的两侧，踢我的那个人，眼光是凶恶的，而且带着愤怒。

　　「瘪三，你瞎了眼了，这儿不是你睡的地方!」那个狠三狠四的家伙用宁波话威胁我，这时我睡意全消，辨认出站在我跟前的人，不是巡捕，也都是瘪三。我作出这个判断，不但是他们穿的衣服不象样子，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手中提溜着盛着汤汤水水的铁皮罐头。上海瘪三不可少的两件宝具：一样是破麻袋，一样就是拎着的铁皮罐头。

　　没有拎罐头的头头几乎没有头发，是瘌痢头，因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暂时叫他小瘌子吧，他的面孔还是端正而清爽的，一对眼很有神，他在一旁气咻咻地说：「你凭什么偷我们的麻袋?」

　　我理直气壮地站起身来，回话说：「谁偷你啦，这是早就扔在这儿的，是我拣的。」

　　内中有一个高个子，头发倒是齐全的，脸相不大和善，因嘴唇上边挨过一刀吧，刀印子使他的容貌显得凶恶难看，口语里常说的龇牙裂嘴，大概就是这副尊容。刚才踢我两脚的就是他，他插上话来说：「看来，这个小赤佬还不认这一方土地呢!」（这句话我没听懂，只是听明白「小赤佬」是上海骂小孩的口头语，在家庭里使用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这高个子转身对我说：「识相点，快滚开，侬晓得伐?广告牌后头是阿拉的天下。」

　　见着这挨过刀的，我心里不免怕他三分，要是动手，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我也不是好惹的，平日不肯认输示弱，加之我穿了一件长衫，这件长衫在身就确定了我比这四名小流氓高出一个层次，虽则这件长衫刚刚在麻袋里打滚已经皱得像晒干了的西瓜皮。我态度强硬地回答他：「我就是挑中了这个地方打个盹，不管是谁的天下，除非你把巡捕叫来，你别想撵我走!」

　　小瘌子看我说话有种，他的话语倒软下来了，说：「你要寻个地方困觉，那容易，喏，那边地方有的是。」他用手指指不远处的垃圾堆，我依然站在那里，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看你也是个流浪人，你要不拜老头子，那儿的垃圾堆你也困不安稳的。」

　　我知道纱厂里青帮的势力很大，每个工头和包身工的头头，都是在帮的老头子，没想到这片垃圾堆，也属于青帮某个老头子的势力圈。我对这一点发生了兴趣，便顺从地问道：「那么，到啥地方去拜老头子呀!」

　　小癞子说：「一方有一方的土地爷，从亚尔培路到善钟路，这里有这里的老头子。你要在这块土地上混饭吃，你就得孝敬我们的老头子。」这时，那三个人各自坐在麻袋上，把罐头摆在盘着腿的前边。小癞子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了一番说：「你是店里学生意的小伙计吧，一定是偷了老板的钱，花光了，店里回不去了，是不是?」我应付式地回答道：「你猜得差不多，不过我没偷过老板的钱。」一个穿长衫的人，怎么能承认自己有偷窃行为呢!

　　小癞子止不住笑了，他的笑声里透着几分得意，也含着对我的回话的怀疑。他说：「你晚饭还没用过吧，要是没开过饭，你就跟我们一起便饭吧。」他拉我坐到挨刀的高个子旁边，我没坐，回答说：「谢谢，我吃过了。」我看见那几个铁罐头漂在上面的白馒头，马上连想到外白渡桥的饭摊，虽然我是喜爱吃人家的剩菜剩饭，但眼前盛在洋铁罐里的食物实在使我恶心。

　　小瘌子自己坐下吃饭，一面说：「你不吃，那么你就坐下来，今晚没地方睡，你跟我们将就一个晚上，兄弟们肯的。」这人说话有一种亲切感，他那口吻，像是他们的头头，这个小癞子跟西班牙托美思河的（小癞子）中的主人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是报答他对我的美意，才坐了下来，跟踢了我两脚的高个子刚好坐在一个窳麻袋上。

　　我在一旁欣赏他们用餐，小癞子不用洋铁罐，而是用一只搪瓷盆盛饭，他们四个人中那个叫三喜子的，在自己的铁罐里捞起一个油豆腐塞肉，就把它夹到搪瓷盆里，说：「这个，该请大师兄。」大师兄退还了他，说：[这是你的好运气，该你开洋荤了。]

　　这个三喜子在他们中间年岁最小，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开始关切地打听我的身世，问我几岁了，哪地方人，为什么晚上流落到这儿来?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便说：「你要没地方住，没有进账，你就朝大师兄磕个头，叫他一声大师兄，你就是我们一伙的，有你吃的，有你喝的。」

　　我是打定主意不入伙的，只是为着今夜有个安身之地，我不便扫他们的兴，我恭恭敬敬地对大师兄说：「你就是大师兄呀，我早就看得出，你挺讲义气的。」

　　小癞子说：「实实告诉你吧，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店老板开除出来的。我离开铺子没有回家，我才独个儿自寻生路。」他啃了一口冷馒头，接着说：「你要诚心干我们这一行，你不用给我叩头，过两天领你去拜见我的老头子，你再给他叩头不迟。这两天你跟我们一起做无本生意，攒下点钱送他一份见面礼，你看怎么样?我们这个无本生意，碰得好吃好的穿好的，碰得不好就勒紧裤腰带。」讲到这儿，他用筷子敲了两下搪瓷盆，「就吃这种大锅汤。你要受得了你就干，你做了我们老头子的徒弟，这霞飞路一带就有你的台角。（台角，青帮中的黑话，指获得黑社会的合法身分，有了台柱做靠山的意思）

　　大师兄给我指出的“光辉”前程，我并不动心，我今日是暂时落难，出于权宜之计，将就一番。我一时没确定如何报答小瘌子的一片好心，高个子从旁企图进一步说服我：「我们这个呒本生意，可是桩轻松惬意的营生，碰得巧，赚一票就可以生活两三个号头。谁也管不着阿拉，阿拉可不是讨饭的……」我心里想起小姚曾对我讲过的「流氓无产者」的概念，这个词儿用在他们头上，大概是合适的。

　　对青帮的流氓集团，我有点好奇，我在杨树浦的纱厂工人中，就知道在帮的有许多方便处，拜了老头子的，失业了找事，监工头和大师傅乐意推荐，出门在外，去水陆码头，流落异乡如果没有盘缠，会说青帮的几句「海底」（入了青帮发一本手册，俗称海底，里头写着帮规帮法和跟不相识的帮会哥儿们打通关系的切口等等），当地的帮会兄弟就会慷慨相助。因此我想多了解一点青帮的内幕，对我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或许用得着。主要的还是为着可以在这儿安顿一个夜晚，我必须跟这几位流氓无产者友好相处。所以我表示愿意拜个好的老头子，小瘌子认真地说：「我那老头子可是个好人。」

我决定留下来，他们把我作为自家人殷勤地招待我，特别让出一条麻袋叫我躺下。后来才知道，这条麻袋是长脚宁波佬让出来的，由于他身子长，他拥有两条麻袋作褥子，现在他只有一条麻袋垫在水泥地上，下半截身子没着落，我心里很感激这个用脚踢了我的「长脚」。



三 无本生意

　　第二天一早醒来，这四个哥儿们把四个洋铁罐和三四个搪瓷盆（不知从哪儿多出了几个洋铁罐和搪瓷盆，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小集团不止四个人呢?）以及五条麻袋交我看管着，便匆匆地走了。我知道，派我这样的差使，是极卑微的职务，但对在帮的人来说，让我保管他们全部的不动产，或许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吧，面情难却，我还是表现了自己的忠诚。

　　这时，广告牌那边的行人多起来了。被大楼房和耸立的牌子阻挡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但它的晨曦还是照射到这块阴间地带，我有足够的闲暇观赏这一片不是墓地的坟场，但见很多拾垃圾的围着坟墩在发掘、在寻觅，在他们肩上背着拾荒者的宝物：一个篓筐、一把铁丝钳子，有几只野狗也想在垃圾堆里嗅出隔夜的食物来。这片垃圾场，对小三子一家来说，肯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片宝地。我马上联想起小三子和他的妹妹来了，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定把他们领到这儿来。

　　朝西有一片平整的干净土，周围圈着丈二高的铁丝网，一清早就有三四个着短裤的洋人在那里打网球，透过铁丝网的眼儿，我看得清外国人腿部都长着黑茸茸的毛。在铁丝网的两极，各有一名专门给洋人捡球的中国儿童，这两个孩子都赤着脚，头发也不理，其中一名上衣没扣上，宽大失当，似乎是穿他爸爸的旧衣。看着那网球场的景象，心里油然生出民族的也是阶级的忿懑：贫穷的可怜的中国人呀，从小就在这儿做外国人的奴隶了。这是一幅多么不平等的图画呀!中国人非兴起一场革命不可，一旦革命成功了，这块空地加上那边的网球场，可以开辟一个大规模的体育场，把杨浦区的穷小子足球队拉到这儿，在这儿正正式式比赛足球……当时我心中的美好的未来就只能如此。

　　美丽的幻想只出现一剎那，便很快回归到现实的贫穷和可怜的自我来，比比那两个捡网球的小朋友，我并不比他们的境况好到哪里，如今我不是连一条麻袋的财产都没有吗?我的心虽冷下来，但献身革命事业的热血却热得发烫!

　　昨晚我没有进食，提前吃了一副油条大饼，老早消化干净，自己的肚子不答应了，我打算掏钱去买点心吃，但是必须忠于职守，不能头一回干事就拆烂污，虽然这一堆东西不值一块钱。

　　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回来了，苏北口音的三喜子从扎着绳子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只女式手提包，蹲在地上悄悄地打开手提包，另外两个伙计同时朝手提包里头瞧，三喜子从那里面挖来挖去，只掏出一块银元几个角子，三个人都失望了，而且显得沮丧，等我也把头凑过去看，只看到了那个女式皮包里镶着一面很好玩的小镜子。三喜子嘴里吐一口唾沫，恨恨地说：「见鬼了，还不够一顿饭的开销，今朝碰着野鸡了，只有野鸡卖相好看，口袋里干瘪。」

宁波长脚安慰他说：「譬如勿着，今朝早饭隑伊牌头了。」（野鸡，即妓女；隑伊牌头，隑读该，依仗有钱有势者之意。）

　　三喜子连忙出去买早点，买回了四副油条大饼，三个人一人一份，留下一份是给小癞子的。我问：「大师兄到哪儿去了?」宁波佬说：「他一个去看地脚去了。」什么叫「地脚」呢?难道「地」也有脚吗?不过我没有问下去。不大一会儿功夫，小癞子回来了，三喜子赶快把油条大饼去孝敬他，他一边啃着大饼，一边问：「早上头一笔生意还顺手吗?三喜子把剩余的钱摊在手心里，有点羞愧地说：「今天撞着白虎星了。」说罢，就把掖在衣襟里的空提包摸出来，在大师兄面前晃了一下，很生气地把它扔得远远的。

　　我是舍不得把这么漂亮的提包扔掉，那里面的小镜子我觉着丢了很可惜，我想把它拾回来，但我还没下决心这么做，但见那个小皮包已经被一个拾垃圾的女子夹进她的箩筐里了。

　　三喜子看见我脸有不悦之色，他误会了，以为我对他今早的劳而无功表现了失望，瞧他不起，他主动地给我打气，说：「小兄弟，干我们这一行的，总不是门门着头彩，好比赌钱，总有失撇（沪语，失误、失败的意思），你要想定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干这一行并不难，第一要灵活，眼观八方，看准肉头，只是要防着点巡捕，可以说万无一失，真要抓了去，也没有大不了，关几天就放你，或者请老头子跟巡捕房打声招呼，马上就没事。」说罢，他亮出小口袋里的一片刮胡子刀片，他现身说法做示范动作，一边说：「看到马路正在行走的时髦女人，手臂里勾着手拎包，你便在她身后跟着，看到周围人烟稀少，你使用这把刀子把拎包的带子割断，拉了这个包塞在这里」。他指指腰间札着一根绳子的衣襟，这时我才明白，在上衣下部束一根带子，原来是在胸前制造一个容量很大的口袋，抢到什么东西就往里头塞。「要是女的发觉了，一面吆喝着一面追，你加快脚步钻进小弄堂，可千万不要奔逃，一奔逃，就招来路上的人抓你。」

　　大师兄连忙补充道：「如果屁股后面真有人追你，你又逃不进小弄堂，这时你用不着慌，你把手拎包扔掉，就像他刚才扔手提包那样，追的人看到你丢下东西，就松下来了。这种情况很少，不过不能不预备这一手。」小癞子跟我上这一课很重要，他把如何应付最糟糕的局面也传授给我。

　　宁波长脚插话道：「找准肉头，不一定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人挤人的地方也一样可以做手脚，不过不能割下她的手拎包带子，而是割破手拎包的袋口，然后用两个指头把那里面的钱财取出来……」他顺便也向我显示他也有一片同样的刮胡子刀片。我马上连想到不久前看的第一部苏联电影，《生路》里的小偷儿们就是用这种小刀片去割下女人大衣里的狐皮。

　　大师兄打断他的课程，说：「干这个活，你是生手，要下点功夫练得轻手轻脚，才能上阵。」一直没说过话的小崇明也参加了对我的培训，他用浓重的崇明口音说：「这个不难，我可以教你，先要学一套蜻蜓点水的本领，就是说，你要轻得像一只蜻蜓。」看来，这个小崇明在偷儿中是个专家，我看他长得矮墩墩的足有一百斤出头，如何变成一只蜻蜒，真不可思议。他接着说：“今日三喜子还算好的，到手一块四，不算白费劲，只是工钿少了点，好在那个女人手臂弯里丢了手提包，她还木知木觉，三喜子还骂她是野鸡，我倒要说她是木鸡。这就是三喜子的蜻蜓点水的本领嘛。”这位老师讲学很有水平，有理论还能结合具体的实例。他把三喜子夸赞了一番，三喜子高兴得眉开眼笑了。

　　往下，我们接受小癞子的工作布置，他说：「我去看了地脚了，去的人不用多，这位新来的小兄弟，怎么样?跟着我伲去瞧瞧，先长长见识，不用你动手，要是得手，少不了有你一份。」他对我是商量和诱导的语气，这一点使我感到亲切，我决定跟他去长长见识。后来才知道，做一笔大生意，要等到夜里才进行。白天，他们四个人分头去扒窃，因为是各自寻门路，用不着别人插手，我没有机会去领略小崇明所说的「蜻蜒点水」的本领，我继续留守那一堆不动产，百无聊赖地瞭望那边的网球赛，我的目光跟定了网球的线路闪来闪去，好比我也参加了那边打网球的游戏，来打发那无聊的时光。

　　原来，他们每人都备有一个刮胡子刀片在身边，白天，小崇明手气好，他用小刀片寻到一只小提包，掏出了六十多块钱，里头还有一张皮包主人的照片，我们几个人用乌焦巴弓的手传观那张美人小照，一个说：「这小娘们还算标致，不像是姨太太。」他没有猜测女主人是野鸡，多半是这里头存有六十块大洋的缘故。

　　照片传到宁波佬手里，他说：「我看这女人有三十好几了，配把我，我还嫌她年纪大咧。」他是用「酸葡萄法」来抵御自己的欲念。

　　三喜子用乌黑的手小心翼翼地捏紧照片的一角，做了一种馋猫的鬼脸：「这张照片归我吧，配给我正相当。」说罢，便把照片亲一亲嘴。小崇明却一把抢过来，使劲擦去那上面的污染，很不客气地说：“这是我的进账，我要留着她做纪念。有朝一日遇着这个小美人，这个小照就是一份见面礼。”

看来，他们的兴趣完全被这张照片吸引了，它的吸引力超过了六十多元的意外的大笔收入。我被他们的赤裸裸的单相思的表演，引得几乎要笑出来，结果，我想要看看这张美人照究竟有什么魔力，也没捞着看一眼。



四 上贼船

　　正在他们为着一张小照闹得要翻脸，大师兄回来了，他的部下再也不提那张照片的事，而是在他跟前争着展示各人的战利品，小崇明抢先把六十多元钞票全部交到他手里，大师兄很满意，夸奖了几句，然后是三喜子手捧零碎的硬币和角票，有点泄气地声明道：「他妈的，加起来还不到三只洋。」

　　大师兄却慰勉有加，并不在意，说：「有三只洋就算不错了，譬如勿着。——你大概碰上了个电车卖票的，这些人口袋里只有零碎票子。」然后，他没忘了给我讲扒窃的要领，对我说：「我不是说过吗?看准肉头，有没有眼力是极重要的。」

　　宁波长脚的战利品，是一顶童帽、一顶呢帽，到旧货摊上脱手，至少可换一只洋，此人利用他长脚的优势、专门从事「抛顶功」干活的。这个专有动词老早死亡了，当年它是指守候在电车站，在车子刚刚启动，贼骨头伸手到窗里摘下乘客的帽子，专干这一行的叫做「抛顶功」。长脚大概看我个儿小，他这门绝技始终没有教我。我的不肯学，还由于我初到上海，有一次坐有轨电车，戴在头上的一顶新帽子，忽然不翼而飞，我自己是「抛顶功」的受害者，所以有一种郁积的反感。

　　由最高领袖来分配所有的战利品，小癞子说：“这六十块钱么，十块留给小崇明自己花，其余的，二十块孝敬我们的老头子，剩下的，我们到饭店里美美地吃它一顿，算是欢迎新来的小兄弟。不过不许喝酒，晚上还要干活哩。”他指指扔在麻袋上的帽子，说：「这两顶帽子，换了钱你自己零花吧。」

　　我觉着小癞子的分脏方案很合理，他照顾了小团体，又照顾到个人利益，这儿实行经济公开，不准打埋伏，不许攒私房，只是实行的吃光用光政策，江南人所说的「脱底棺材」就是如此。结合他方才对「零碎票子」的分析，以及选择肉头的重要性，使我信服了：此人确是黑社会里出色的领袖。

　　从他说要拿出三分之一的钱去孝敬老头子，我懂得了，上海黑社会的头头们原是靠下边的小流氓养肥了他们。

　　在小癞子的率领下，上午十一点多我们就开进了一家老正兴饭馆，这是属于中档的有点名气的本地馆子。出发之前，由三喜子从坟墩上请了一位拾垃圾的小姑娘，把那堆「宝货」托她保管，他抓了一把分头钞票给她，表现得很慷慨，小姑娘感激不尽地答应做保管员。

　　我们进了老正兴，小癞子让我坐首席，并且授权给我，由我来点菜，我以为这是他为迎接我表示对我的尊重，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不好意思。我固辞不就，他歪歪嘴，挤了挤眼，那眼神能说话，我方才敏感到，他的要我点菜啦，坐首席啦，是看中了我身上穿了一件长衫，好让店里的伙计不把这批食客看作是小瘪三。我的天呀，想不到身上这件长衫今天在这儿派了大用场!我为自己的打扮受人尊敬，微微感到得意。

　　这一顿午餐自然很丰盛，是我进入这个大城市以后第一次享受如此丰富的菜肴，我的狠吞虎咽的吃相不会落在哥儿们的后面。不过，当我一想起装在小崇明内衣口袋里的那个不幸的女人的照片，这时正在家中哭泣、伤心，多少损害了我的胃口。

　　我们桌上的盆子碗盏里的东西一扫光，吃得只只碗底朝天，这时宁波佬眼观四方，若有所失地说了一句：「真可惜，我们忘了带个小铁筒来了，那边桌上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吃」

　　大师兄怒目瞪了他一眼，抹一抹油腻的嘴说：「难得做一次阔佬，你这副寒酸相，马上露出穷哥儿们的马脚来，滚你的吧!」

　　我看见宁波佬的脸刷地红了一阵，不过临离开老正兴，他的那双贪婪的眼还是意犹未尽地往那张桌子扫描了一下。

夜幕降临了，我跟随小癞子出发去爱文义路，除了我，宁波长脚也去了，一共三个人。派我的差使是在弄堂口望风，就像未庄的阿Q进城以后担任的那种角色。我跟别人去作案，心里着实犹豫了一阵，我考虑到自己是个革命者，干这种不光彩的事儿跟我的身分是极不相称的，我又想起从老家来到上海的前夜，外祖父谆谆嘱咐我的话：「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有堕落成瘪三者，有寻花问柳毁了一生者……」如今可不能应验了他的话。不过后来我还是跟着去了，当时找到了两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一条是我已吃人家一顿美餐，完全是吃白食性质，应该作出点贡献报答大师兄的义气，另一个考虑，我的望风，只是个旁观者，我并没亲自去偷，似乎比贼骨头要纯洁一点。这样，我自觉自愿上了贼船。

　　我们来到爱文义路沿街的一家，这时家家窗口都有灯光，唯有这户人家不开电灯，表明他家中没人。上海居家的格局，石库门前院是紧闭的，进进出出走后门，小癞子领我们来到这家的前院，让我在支弄里离这家石库门不远的地点放哨望风，观察是否有人从进弄的人行道折入这条支弄，如发觉来人有点异样，就要我向院子里发出「告警」的信号，他们就立刻从后门逃之夭夭。好在小癞子并没有要我在院墙外边接里面偷出来的衣包，这一点我跟阿Q进城干的营生有本质的区别。

　　我看见宁波佬和大师兄很轻巧地翻过院墙，乘着无灯的黑暗，我看见小癞子站在长脚的肩头上。——院墙外，其实看不见宁波佬的身子，只见小癞子的身子露出墙来，离那个二层楼人家的阳台还有一人高，他伸出手，往上一跃，一只手刚好抓住了阳台栏杆的一根木档子，活像一只松鼠那么轻捷、利索。我的心被他的惊险动作吓得别别跳，直至他跨越过阳台的栏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心也不跳了。这时我才想起派给我的任务，赶紧注目观察拐进支弄的行人。「他得手了。」我心里为他祝福，同时我也明白了，像宁波佬的高度，在这个集体里是大有用处的。

　　本来，我以为站在弄堂口望风是一件轻松活，没料到我在小弄堂里望风，比登堂入室的扒儿手还要紧张，倒不是我胆小，只因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并不少，加之夜晚的黑暗，很难观察到来人的面部表情，由于我心虚，总以为来者不善，使我更觉着紧张的是，心理上感到这份差使毕竟是不光彩不名誉的，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使我心虚，使我战战兢兢。

　　忽然我见到一个戴警帽的穿了一身警察服装的人走近来，我还没看清此人的面目，就赶快向里院发出警号。小瘌子事先给我一个小玻璃瓶，如有异常情况出现，即将这玻璃瓶扔进去，作为报警的信号。我看见来人是巡捕房的警察，不免心慌意乱，连忙扔掉瓶子，我把瓶子扔过墙去便赶忙溜走，还没走出支弄，刚好跟这个穿警服的人照面，藉着二楼住家散射出来的灯光，我才看清此人并非警察，而是着的铁路员工的制服，他是刚下班回家，一脸疲惫的急于回家的神气，我不必躲避他，但又不能回到作案的院墙外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了。这一点是小癞子的疏忽，没有事先告诉我纠正讹错的信号，我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赶快离开这里，这时我奔得很快，我不是逃脱警察的眼光，而是赶快逃脱小癞子和宁波长脚的追捕，由于我的粗心大意，破坏了他们快要到手的财物，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

从此，我跟这个扒窃集团一刀两断了。



五 一幅流民图



　　我跨过爱多亚路，对面便是法界，利用英、法两个租界的不统一，对从事革命工作者是很有利的，刚才。我跟小癞子在英界作案，如今来到法界，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我一个人一面走路，一面思考，幸而我丢了那只小玻璃瓶，这样跳出身来倒好，那二楼的不知姓名的人家幸免于劫，可不知我扔的信号管不管用，他们在里头是不是听着了?这时我担心的是，生怕小癞子听不见那个信号的声响。后来，我又十分佩服小癞子的细心和科学头脑，就以扔小瓶子这个小对象而言，就凝聚着他的智能和经验，因为小玻璃瓶粉碎的声音，是一种特异的强刺激音响，是凝缩了的爆炸声，这种声响清脆但音量不大，又传送不远，不会惊动左邻右舍，只有他跟宁波佬能听得见。我能想象，他们两人在听到这个声音后，马上从后门突围而出的狼狈景象。

　　我又回到霞飞路上，朝着国泰大戏院的朝东方向走，有意避开竖立广告牌后的无人地带，在这大上海的大千世界里，哪儿是我的归宿?我开始寻觅一个可以睡一宿的地点。

　　这时，我忽然羡慕无家可归的小惠家的新发明来，他们寻到马路边的大水泥管安家落户，那是个不付房钱的美妙的住宅，又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好地方。我走了好几条马路，特别留神上帝安排在路边的圆筒形「房屋」，可是，在这繁华的市中心区，闲置在路边的排水管一个也没有，而我却走得够疲乏了。我又想起法大马路是流浪人的理想的「夜店」（现改名「金陵东路」），因此处沿街两边建造有三四尺宽的有屋顶的长廊，我来到这里，发现这一带早就「客满」，但见男女老少挤得满坑满谷，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我惋惜地责备自己：我来晚了。

　　我只得另寻个僻静的去处，我很快发现，在一家店堂面前还有一处磨石子台阶勉强容得下一个人的位置，而我的身材幸而是苗条短小的。将就点吧，一个人落到这般田地，到哪儿去寻找个僻静的地方呢?上海这个地面，连广告牌后边的空地都有一方土地占着呢，这儿可不会出现老头子吧!

　　我就从人堆里走到那个店堂门前，看见这丬店的牌子写的是[永泰参茸店]，我开始坐着，背靠参茸店的栅栏门，仔细观察周围的散发着汗臭的东倒西歪的人群。如果计算一平方米内居住的人口密度，恐怕要数法大马路的密度占世界第一了。在这免费的「夜店」里，大多数人都熟睡了，人与人之间紧挨着，但还可以看出这儿是无数小家庭的大汇合，长幼有序，男女各别，固有的伦理关系来到无墙无遮拦的人行道上，还是没打乱。我看见睡着的人们的脸部，并不苦恼，跟寻常人一样，看不出困顿的命运留下的痕迹，还相当一致地表现出坦然和某种满足。大概只有在睡梦里，他们的精神才从穷困和忧患里找到了解脱，复归到人的本来面目。

　　这儿黑压压的一片是什么样的人呀，他们不像城里人，从他们压在身子边的大包小包，还有锅盆瓢勺，可以判断，他们是从农村逃亡出来的难民，如果是本地的「瘪三」，他们总少不了麻袋和洋铁罐这两样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带这两件「宝贝」。

　　我还看见有的妇女怀里抱着婴儿；有一对母与子离我不远，蓬首垢面的母亲已经睡熟了，敞开着一只乳房。而饥饿的孩童却醒着，用一只手抓住干瘪的乳房在吮吸。

　　我累了，我没有心情去弄明白，眼前这一幅流民图，是从我国的什么地方，漂流到这个茫茫人海中来的。我却没想到，我自己也作为流民的一员挤在他们的行列里，还不知流到什么时候了结。我真懊悔，不该丢掉长城书店的职业，我是不配去做职业革命家的。我怀着颓丧的情绪脱下身上的长衫，铺在身子底下，就在永泰参行门口的磨光石子台阶上躺下来，非常有趣的，一阵南风吹过来强烈的中药材味道，里头也有参味呢。参味的香风使我神经兴奋，思前想后，很久很久不能入睡。

　　当东方刚露出一线晨曦，头班电车响着急骤的铃声驰过我们的身旁，那铁轮仿佛辗过我们的身子，凝固的静态的流民同时抬起了迷惘的没睡足的脸，仿佛死过去的人们纷纷变成活人了。我急忙披上我的那件长衫，想早早离开这个汗气夹杂着中药味的铺位。

忽然，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拉住我的长衫，向我恳求似地说：「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你问吧。」她说：「你先生还没成家吧?」我不知她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不经意的「嗯」了一声，表示我没有。

「你要不嫌乎，喏，我的外孙女，一同出来逃荒的，才十七岁，一路上，我们没法养活她，想早点替她寻个老实的男人，不叫她跟我们去讨饭。」说着，老太流下两滴眼泪。推一推身跟前的一位又黄又瘦的中年妇女，对她说：「你看呢，这个少爷，他要是肯，就让他带了去吧，免得二妞跟我们一起活受罪了。」中年妇女瞪大眼睛把我看了又看，大概又是我这件长衫使她相信我是个落难公子了，她不加思索地说：「是呀，你少爷在哪里做事呀?」我不便说自己也是流浪汉，临时说了一句谎：「我在报社做校对。」她们不懂我说的职业是干啥的，但晓得我是有职业的这就中了。二妞的娘说：「我姑娘，你看看吧，长得俊俏能干咧。人不到这种田地，做爷娘的也不肯卖儿卖女。看在她奶奶、妈妈逃荒在外，只须你留下十块大洋，总不能说多吧。一担米买个黄花闺女。俺做娘的从小把她拉扯到这么大……」

　　就在她开价钱的当儿，老太便把十七岁的黄花闺女拉到她母亲身边，这个姑娘有着朴素的自然的美，大概几天没洗脸，饥饿和奔波消蚀了青春的光泽，就像一支枯萎了的花，看不出她的俊俏来，一副孩子的羞怯面孔，蓬乱的「刘海」遮去了一只眼睛。我根本没有拍板成交的念头，我只有怜悯和悲凉，不要说我身上没十块钱，要是我真拿得出，也绝不想拣这个便宜。当我看到这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农村姑娘，她的未来的命运不是拍卖给姓王的，就是拍卖给姓李姓张的陌生人，使我正面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二妞的母亲以为这笔买卖一定做成了，她捏着女儿的手拉近我的身边，说：「来呀，把你领到这个大地方，再给你寻个好婆家。」那姑娘的眼神还没领会母亲和外婆的计谋，有点木呆地朝我瞟了一眼，老太说：「你看我这个外孙女还配得上吧，和面推磨缝缝补补她全会，只要给她换一身象样一点的衣裳，就是个出挑仙灵的小媳妇咧!」

　　为了免得她们失望，我没有勇气拒绝这番美意；最后我终于坚决地说了个「不」字，我说：「我自己不比你们强多少，我也是个逃难的呀，我自己都混不出口饭吃，我哪能……」

　　我还没来得及看到她们脸上的绝望的表情，从急驶而来的十多辆摩托车上跳下来一群戴着粪桶帽的安南巡捕，他们一面吹着哨子，一面挥动警棍，冲入廊檐下的难民群，吆喝着撵走他们，难民们慌乱地收拾草席卷和锅盆瓢勺，家庭的结构冲散了，大人叫，小孩哭，都不知道奔向哪里，形成一片混乱的夺路逃生的恐怖场面。面对这三个女人，在洋人的欺凌下，只有我是个男子汉，我不能撇开她们溜走，一种见义勇为的锐气使我挺身而出，我卷起长衫，替老太抱一卷草席的铺盖，二妞赶快挑起一副挑子（一头是一只木箱子，一头是小铁锅和碗筷之类）。我领着她们冲出重围，向天文台方向奔去。

　　我带她们拐进一条弄堂，歇下来，我对她们三代人说：「租界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专门欺侮中国人，这里你们很难混下去的，对不起，我只能送到这儿了。请听我一句话，我看她人俊又很能干，你们怎么舍得卖了她呢?上海这个地方，有人买下了女子，又高价转卖到窑子里去，叫她永远受罪。今天你幸而碰上我，否则你要悔恨一辈子咧。」我说到这儿，老太捞起大襟的衣角揩眼泪，而那个姑娘却以感激的微笑望着我。

　　我打算就此告别，二妞的娘拉住我的长衫，说：「碰上你这样的好心人，真不易咧!二妞跟你去，我放心了，我一块钱也不要，二妞，你尽管去。」我迟疑地摇摇头，说：「你们是哪乡的?」「我们是安徽阜阳来的，淮河一场大水，许多村庄都冲得没影了。」我又问：「你们家的男人呢?」

　　老太太沉下脸来，说：「她爹跟我们一同到了南京的，为了养活我们，他卖了壮丁，一个联保主任给了两担米的价钱，他爹留下钱，自己当兵吃军粮去了，是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关照的，说是下了江南，碰上个好主儿，就给二妞寻个人也好。」

我必须坚决回绝她们，我感到没有任何力量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连稍稍改善一点他们的生活也做不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她们对我的信任和希望，心里又不忍。我只能掏出身上所有的款项，可怜，只有一块四角了，我把这一切塞在老太的手里，扭头便跑开了。当我像逃脱噩梦的追逐，跑得离她们很远了，我一个人止不住哭起来，这不是为我的干瘪瘪的穷困而哭，也不是舍不得跟她们分手而哭，至于为什么哭呢?我自己也讲不出。



六 寻找组织



　　这时我身无分文，真正成了「赤贫」，三天的流浪生活使我灰心丧气、精疲力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身上唯一的值几钿的东西，就是这件长衫了。如果脱下长衫，那就更像小瘪三了。加之拿这件长衫进当铺，由于它皱了而且多日没洗，至多给我三、四毛钱，这三、四毛钱花在外白渡桥下的「无产者饭摊」上，只够喂饱两顿肚皮的。

　　我唯一的出路，只有找到组织才有生路。我顾不得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我考虑再三，就在一家银行的柜台上打了一个电话给长城书店的小孙，他是跟我一同参加了青年团的。

　　我是怎么跑进银行大门的呢，本来我是打算去找跟我一起编《职业生活》的新华银行的屠廷容和张志勤，去向他们求援，而他们的工作地点是不保密的。我进了银行的大门，看到那建筑宏伟壮丽，白天还开着大灯泡的电灯，进进出出都是穿西装的，坐在柜台里面的职员一个个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只有算盘在的的笃笃作响，发出银钱业特有的音乐。我自惭形秽，好比是一个放牛娃走进了荣国府。柜台里有四、五十张写字台，每人都不肯抬起他的头，即使在大灯泡的强光下，也难以辨认出我的朋友来。加之有一道横贯整个大厅的弧形的长城，隔开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类，我没有勇气呼唤他的名字，假如我呼唤谁的名字，只会引起他的同事们的怀疑。不可造次，不可冒失，内心里发出的警号逼迫我只得悄悄离开新华银行。在离开那个环形的柜台时，我发现在柜台的两端，安放着电话。那个时代，尚无公用电话，只有这儿的电话是公用的，不过跟如今的公用电话不同，一是不收费，二来它专给客户提供方便的，我想，凭着我是长衫客，冒充银行客户还混得过去。于是，我抓起电话来就拨号，而我记得住的电话号头，唯一的只有我在那儿做过店员的长城书店。

　　电话打通了、小孙在电话里听出我的声音，显得惊喜而带点紧张，我从对方回话的情绪里，可以判断他没出问题，这一下我放心了。但在这个公共场所，我不能讲真情，我只能说：「请你在今天下午二时左右到法大马路永泰参行来一趟，我有要事跟你谈。」为了表明我是银行客户的身分，我还加了一句：「我手头钱不够了，来的时候带一笔款子来。」事实上我身无分文，确实急需钱花。这几句台词预先毫无准备，直至抓起话筒才临时想出来的。我轻轻放下话筒，就像放下两百公斤举重的扛铃，心里变得轻松了，但快步离开银行时，又像偷了柜台里钞票的小偷，生怕被他们捉住。

　　当天下午我准时来到永泰参茸店的门前，这是个使我神经颤栗的地方，这时却变得风平浪静，只见地上抛散的破草帽和断了把的调羹之类的用具，我刚刚在这儿遭遇了一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如今还留下没有完全消失的鞭打难民的痕迹。

　　发现小孙比我早到，他以为我在永泰参行做小伙计咧，他先进了店堂看看，没有看到我，才疑惑地站到门外。我在门外面见着他就像见着了救命星，快活得简直想拥抱他。他不知道我只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做了一夜天的临时旅客。我把我如何脱离组织的情况告诉他，我在外边流浪了三、四天了，身上一个子儿都不剩，请你赶快转告团的区委组织。小孙重新打量我的衣着和面貌，无限深情地说：「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两只眼陷进去好多，大概你也没洗过脸吧。」没有镜子，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模样，被他一说，我心疼地用手摩一下脸颊，结果又让他看到了我的污黑的手，我强忍住快要淌下来的眼泪。

　　他交给我五元钞票，很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流落街头，我只带了五块钱，我的积蓄全在这儿了。」

　　「你把我的困苦也请向组织反映，上个月给我的生活费，离开我住所的时候，剩下不到两块钱了。」

　　他还告诉我：「五个月以前你不辞而别离开长城书店，老板急着打听你的下落，并且打开办公桌所有的抽屉和保险柜，查一查是不是临走之前偷窃了什么钱财。」这就断了我的归路，我本打算向他提出在长城书店柜台上借宿一宵的建议，这时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相约，组织上今后到哪儿去找我。我是个飘泊无常的人，最后商定，依旧在永泰参行门口，时间是五天以后的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要是上边派的人不认识我，就由小孙陪同前来。我选定永泰参行的门口作联络点，因为法大马路不但是流浪人的天堂，还是地下工作者的牡丹亭，可不是吗?这儿的人行道真可算是「上有天堂」不怕风吹雨打。五十年后我还记住这个不朽的商店门牌，就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人生最悲惨的一幕，九个小时以后，这儿又成了我苦尽甘来的转折点。

现在我有钱了，唯一的一件长衫用不着进当铺了。我精神上一下子跳出了小瘪三的行列，口袋里的五块钱叮当作响就使我升华了。

　　我先奔到外白渡桥的「无产者饭摊」去美美的吃一顿，已是下午四点光景，从早上醒过来，至今还没什么东西落肚呢。吃罢既非午饭又非晚饭的一顿大杂烩，马上感到浑身是劲，我打算先至韬朋路的足球场会会多日不见的小哥儿们，然后去怡和纱厂单身宿舍找连弟去，她是被我活生生撵跑的，心里可一直惦念着她。

　　当我来到那熟悉的旷场，天色快黑下来，小足球队大概都散去了，煤层场地上空荡荡的，我所认识的小朋友一个也没有。我急于想知道把连弟撵走以后，她回到厂里怎样了?我何不找新怡和纱厂的团支书，她们是一个厂的，团支书小刘和她丈夫又都参加营救她的行动。我就拐到新怡和的团支书小刘家去，这是她新婚以后自己出租金租下的房间，我进入这个洞房，小俩口当然热忱招待，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回答时慢了半拍，小郭就一个鹞子翻身，连忙从小阁楼的扶梯滑了下去。我为什么回答迟疑了呢?就为的我今日吃的那顿大杂烩，说它是晚饭太早，说是吃中饭又晚了。要说没吃过吧，挑选这个家家户户吃晚饭的时刻走访朋友，又羞于启齿。

　　我来至阁楼上，小刘马上打开了电灯，这是一盏什么样的电灯呀!它的光亮好比清晨拉粪车的车把上的油灯，灯泡稍许比电筒的灯泡大一号，凭着这可怜的微光，我才看得清这个洞房竟没有新婚必需品的「床」，他们的「床」就是搁小板凳的地板，靠墙根的被窝卷如今成了「沙发」的靠背，称得上家具的只有一个矮腿方桌，一只澡盆，后墙放着两只红色的板箱，箱子上放着盘盏、茶杯和一面镜子，我真钦佩中国工人的智能和美化狭小空间的适应能力。这几样家具又是床，又是沙发靠背，又是箱子，又作茶几和柜子，白天是板凳，晚上是床……这岂不是一物多能、一地多用吗?

　　小刘透过暗淡的灯光看出了我的消瘦和狼狈相来，关心地问我：「你生了病吗?」我说没有，接着问她：「这几日你可见过秦老师吗?」她说没有。我知道，这一阵子秦老师不会到女青年会夜校去，不过我不便说明。我接着问她：「连弟正式上工了吗?」她说：「上工了。工头不叫她看车，只是叫她搬纡纱，这是对她的处罚。」我关切地问：「为啥要处罚她?」

　　「还不是为的她那个胡涂的爸爸?旷工半个月没给工头请假。」

　　「那么，她的伤全好了吗?」我又问她，她从我的一连串的发问里闻得出我身上的气味，摸得着我的心，她的回话就明显地露出她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来。

　　「我看她不怎么样了。她跟我说了，是在你家里养好的伤，她还说了你许多好话，说着说着还流下眼泪咧。这个姑娘，很要强，又很多情，很懂事了。你待她那份好意，她怎能不放在心上?不知为啥把她打发了?我看你瘦成这个样子，差一点我都认不出你了。有个人侍候你不是很好吗?」她说得有理，但为啥打发她回厂，我怎么能说领导人出了问题呢?我必须镇定自若，做出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说：「我是怕被人说闲话呀!」我听得出小刘的话里有「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意，我说这句正人君子的假话本可以搪塞过去，谁知她抓牢不放，又追问下去：「是不是你们吵过架了?是你看不中她吗?」「没有。」我这么回答得干脆，反而糟了，因为我跟连弟的关系不是我看中看不中的问题，目前还只能说是同情她的阶段。小刘以一个过来人的资格说：「要是没吵过架，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一定哭过了。」她的观察完全正确，不过她作出的推理实在太离谱了。我又不便纠正她，又无法再把刚才的谎言贯彻到底。我只是传达了秦同志的意见：「早点把连弟吸收入团吧。」这样就把话岔开了。

　　想不到小刘所提供的这个情况，加速了我从同情她发展到爱她的过程，这句话在我心头激起了爱欲的波澜，我一下子感到，一个单身汉生活是凄苦而孤独的，似乎需要有个贴心人做伴侣，我心里念叨着：这个姑娘值得我去爱的，她对我爱得那么深，掏出了整个的心!我很懊恨自己的薄情。这个突然的转变使我激情满怀，又迫不及待。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感情的激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恨不得马上去找寻连弟，向她表白我的爱心。

　　我并没听到门口有人进来的动静，小刘欣喜地说：「阿长回来了。」阿长便是跟我们一同闯入唐老虎公馆的小郭，他是无锡人，平常在家里，妻子喊他的小名：「阿长」。他是穿拖鞋出去的，走路可没一点响声，他妻子怎能在他没进门时就判定他回来了呢?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出答案，阿长已经爬上了阁楼，他买了好几种猪杂碎的熟食和里头有小鸡但未孵出的喜蛋，手里还捏着一瓶酒。他真算是大手大脚的，一定花费了不少钱，叫我很过意不去。

我们三人，盘腿坐在地板上，共同享受丰盛的晚餐，阿长夹一个喜蛋给我，怕我不敢碰那里面的小鸡，特意劝导我说：「如果鸡身上有毛，一样好吃。吃了补身体的。」我怀着好奇，剥开一看，里面果然毛茸茸的，简直要我做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了。我表现了迟疑和畏缩，小刘在一旁鼓励我：「看你这么瘦，没钱买补药吃，吃点这个也好。」我反问她：「难道你也吃的?」阿长在一边帮腔：「她起初也不吃，我说吃这个就容易怀孩子，我还当场吃给她看，她才吃了。」

　　小刘的脸不由得红了一阵，羞怯地说：「说它补养我信，说它能有喜我说勿灵，我吃的不少了，可一直……」话没说下去，她自己剥了一个喜蛋往嘴里塞，一面皱着眉头说：「要是有喜，恐怕也是死胎。」说得我要笑，可是不能不佩服这个女人的勇敢不下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谈笑中间，他们关心地问起红军现在打到哪儿啦?我总是宣传红军打胜仗的胜利消息鼓舞士气，即使红军退出老根据地，我还是这般说。

　　酒瓶倒空了，我打算起身，特地问明连弟住在哪号工房里，小刘详细告诉了我，我答应马上去看望她。

　　我带着几分醉意，乘着夜色，离开了这个灯光如豆的温馨的洞房。

　　一个人踯躅在杨树浦的不知名的马路上，我记起阿长这一对小夫妻在我们一同去内外棉五厂的路上，看着他们形影不离的亲热样子，很使我动心。今晚他们又以小家庭的甜蜜感染了我，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羡慕之情，我开始将连弟与小刘做比较研究，比她们的身材、面相，比她们的文化教养，比她们的爱情的不同表达方式，就是没有比她们的政治觉悟如何。夜晚的风有点儿寒意，进行比较以后，我不禁有飘飘然之感。

　　也许还是酒意未醒，而自己的潜意识却在隐隐中提醒我：这儿离我的故居不远，何不回到恒安坊去看看。我离家出走有一个星期了，难道特务还会坚持在那里打埋伏吗?我的两脚不由自主地踏上归家的老路了。——这时，倦鸟归林的情绪比寻觅连弟还强烈得多。

　　我循着回家的路往恒安坊走，一个月花三块钱房钱租的那间灶披间，同样是我的家呀。我匆匆地扔了它，这几天流落在街头，朦胧地觉得自己做了一桩傻事，干吗自动流放呢?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加快了，熟门熟路，我又回到了恒安坊的旧居。当我走进弄堂，还没有拐到自己那幢房子跟前，一阵心悸使我放慢了脚步。是酒醒才升起了敌情观念，还是敌情观念诱发的心悸冲淡了醉意呢?总之我心中升起了冒险地试探一下的冲动。

　　我快走近自己的家门，先摸摸口袋里的钥匙，钥匙还在。这幢房楼上几层的窗子里都开亮了电灯，只有我的灶披间是漆黑的，我没有勇气走近它，以为黑影里恐怕有埋伏吧，那我就是自投罗网了。而恋旧的感情，不甘心失落的冲动还是让我走到了那灶披间沿行人道的窗下。首先发现我临走时匆忙，忘了拉窗帘；正是我当初的失误，如今给我可以看到里面的便利，我的天呀，那里面一切依旧，我多么熟悉它，多么爱它，但不是用眼睛，全凭经验的感觉，似乎那里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动，我只要用钥匙开开门上的锁，我依然是这儿的主人呢!如今追思往事，在这关键时刻，我竟变得胆小如鼠，竟不敢把钥匙去开门，总以为里头一定住着准备吞食我的虎狼，一种求生的本能制止了我的冒失。

　　其实，那里面我什么也没看到，屋子里黑洞洞的，总觉着特务和警察躲在黑影里等着我去上钩，我的头不敢贴近窗台，心跳加速了，没有姓名的特务的幻影却放大了。我气喘吁吁地赶快掉头离开那个地方，临别的时候比八天以前离家出走时还要狼狈。

　　夜深了，大概已经下一点了。我还没有寻到归宿的地方，我猛地想起马路边的水泥管道来，开始沿着冷落的马路寻找没埋入地下的大口径水泥管。在一个十字路的马路边，终于发现有好几根做下水道的水泥筒，它的口径比小惠家的小一些，里头困我一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很满意地钻了进去，横下身来，我知道睡在这样的地方是艰苦的，但我是仿效小惠家的生活方式，觉着开辟那么一个住家，一定很新鲜、很有趣，为什么不亲自试一试呢?药厂里的大木箱，我不是也睡过吗？

很快我就沉沉地睡死了，这一次倒有了一项新发现，悟出一个道理：在睡梦中的人生是叫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席梦思、棕棚、塌塌迷、大篷车或是石头缝和洞穴，也不管男女老少，贫贱富贵，当你疲劳不堪睡着的时候，种种差别都一齐抹平了。



七 男女青年会



　　孙大光（即小孙）在电话里通知我，在五天后组织上正式派人来与我联系。这五天中我还得继续流浪，不过有了这条定期的信息，在我心灵上划出了一条前后分明的红线，在划了红线之后，自己在精神上就觉着换了一个人，不再是走投无路，像个没头苍蝇似地乱碰乱撞，心情也从自轻自贱变得神气活现、轻松愉快，日子好过多了。

　　一方面，又觉着这五天的光阴很难熬，指望早日脱离一贫如洗的生活，但却还得做地地道道的瘪三，这种生活要我再过一天都感到不能忍受，要熬过这五天，是多么漫长，又多么无聊!

　　我如何打发这无聊的日子呢?

　　忽然想起，申报图书馆我好久不去了，何不到那里去消磨这空闲的时光?可惜那张借书证不知失落在哪儿了?

　　但我还是信步来到中国国货公司隔壁的那个熟悉的图书馆，大踏步上楼去。

　　负责借书登记的那位老先生还认得我，他从深度近视眼镜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你有一年多不来了?」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和热爱，但我不能说实话，我说：「是的，我不能到这儿借书看，精神上就感到贫乏和空虚，我害了一场病，病刚刚好我就来了。」

　　老先生万分怜惜地说：「我看你的身子还是虚弱的，你先坐着，你把借书证给我，现在要换新卡了。」

　　我知道我的谎言是有一定基础的，小刘昨晚就说我生了病，而如今我又带着堵塞的流涕的鼻子（一定是睡在两头通风的水泥管里得了感冒了）。

　　很遗憾的是，我拿不出借书证。老人家对我特别通融，他同意借书给我，只要在借书簿上写上我的姓名。我说：「那么，我不借走，就坐在这儿的阅览室里看，看完了当天就还。」他还以为我很守规章，很用功，他哪里知道，我已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是借你一块宝地，消磨时光的。

　　比起法大马路两边的「天堂」，这儿才是名符其实的天堂哩，这儿有座位，又很安静，还能挑选我喜爱的书读；我就坐在角落里消磨了一个下午。

　　到了黄昏时分，我从精细的视察中发现了可以钻在里头睡大觉的地方，这里无风无雨，有现成的废报纸给我做地铺，那是这幢大楼图书馆与它的邻居国货公司分隔开的中间地带。晚上，图书馆锁门闭户的时候，我就藏到这个三不管地带，在这儿终于物色到我的安乐窝。我后海为什么早几天就没有想起上海滩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个图书馆在我最孤寂的时候给了我多么丰富的精神世界，而现在又给我提供了一处理想的避难所，我对这位创办这图书馆的史先生就产生了无限敬意和感激之情。直至一年以后，我从一位参加互济会工作的老同志那里知道，史先生在沪杭线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我悲痛之极。告诉我这个噩耗的难友还告诉我，史先生生前曾捐献巨款，作为救援政治犯的基金，我头一次去小何家中，由小姚交给他一笔钱，给关在西牢里的小何的父亲。那里头就有史量才先生的贡献咧！

　　第二天我就赶到新怡和纱厂的养成工宿舍。

　　这儿我头一回来，这宿舍的结构跟唐老虎公馆不一样，这里外边有堵围墙，里面有四五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进入那道围墙的门，有一个很凶的老太婆守在门口，她看到来宾是男人，就怀疑他们都不是好人，不是想诱拐少女，就是东洋人派来挖小姑娘去做包身工的。围墙里全是女性，十足是个女儿国，就由这个牢头禁子严格把关，来保持女儿国里姑娘们的纯洁和老实。

　　牢头禁子上下打量我，问长问短，我在不久的几天之前编结谎言很有一套，今天我却没咒念了。后来才明白，由于我开头没有把连弟说成是我的直系亲属关系，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更令她生疑，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甚至尊称她是我的老祖宗，忍气吞声地向她哀求，她还是不让我进去，也拒绝去传呼何连弟。我只得退了出来。

　　我急于和连弟见面，好让她对我放心，没想到偏偏……当我懊丧地往回走，我追悔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爱情在敲我的门，而我却白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直至自己急着要去向她表白心里的成熟了的爱情，却又被难以逾越的银河隔绝成两处。唉，唉!中国成语的「阴差阳错」，大概就是指这种两头倒霉的情况。

　　盼望已久的那个日子终于到了，我老早就守在永泰参茸店的门前，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发现孙大光和他陪同的组织上的人。出于意料，前来接关系的竟是一位女性，当我远远地认出是她来了，我是用欢呼的姿态快步迎了上去。她，正是打发我快速丢开家的秦老师。见了她，一肚皮对她的埋怨（她没说明我离开了住处，怎么和组织取得联系；她没有给我留下必需的生活费，也没关照我出门时随带些什么东西……）就一笔勾销了，我有多少话要向她倾吐呀，就像一个被抛掷在街头的流浪儿忽然扑向妈妈的怀抱，过去几天经历的苦难只化为几滴眼泪，被我一下子抹去了。

　　她第一眼看到我，楞了一下，莫非看见我模样大变了?其实我还是穿的那件长衫。她轻轻地说：「是组织上叫我来寻你的。——怎么样?把你落魄成这副样子。找个什么地方谈谈吧?」我们就不言语地一同朝西走去。

　　我心里准备着许多话要向她倾诉，做小瘪三，做贼骨头的事要不要告诉她呢?我打算问她：这些日子她是怎么过的?遭遇了这一场突然事变，失落了最最亲爱的丈夫，她还是从容不迫地熬过来了，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坚强的女同志呀!

　　我们来到法国公园，两个人坐在一棵大树下，装成一对情侣在谈情说爱的样子，她对我说：「小姚在里头半个月了，他所知道的外边的关系，都没有遭到破坏，组织上对我说，这是小姚在被捕后没有口供的证据，证明这个同志经得起考验的，要我继续去工人夜校，继续把纱区团委的工作抓起来。组织上正在想方设法找到你，刚好这时候沪东区委转来你的消息，他们要我马上跟你联系。」我看到她的面色是欢快的、开朗的，为了她的丈夫在狱中表现得坚强不屈，她不再像十天以前生怕她丈夫做叛徒，表现出异常的沉重和紧张，今天她在言谈之间变得轻松了，又恢复了对小姚的信任和爱情，还带出某种骄傲的神情，我真为她高兴。

　　我快乐地说：「那么，我可以回到我的灶披间了。」

　　「不，现在还不行。我也不能住到自己的屋里去。」她说：「因为说不定还有什么变化，为了稳妥起见，老的住处还是不进去为好．再等一个时期再说。组织上已经知道小姚被捕后没承认他是团组织的，正在设法营救他。」

　　「那么，下面的工厂支部，还是照老样子去联系吗?」我又问。

　　「是的，我们的基层工作照常进行，组织上指定我担任纱区区委书记。不过要告诉各个支部，今后要更加提高警惕性。」小秦说。

　　我可怜巴巴地说：「那么，我到哪里去住呢?是不是另外租一间房子?」

　　小秦问：[这几天你住哪儿的?你是不是患了感冒，说话嗓子也变样了?」她这一问，把我早就抛到九霄云外的小瘪三生涯又召唤回来，关于广告牌后面的遭遇我可没告诉她。我只是淡淡地说：「上海，我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我是到处流浪，要是带上一条毯子，我不会着凉」

　　秦老师为难地沉吟半晌，说：「我暂时住进女青年会的宿舍里。那里再住个人，大概没问题。」同时她给了我十元生活费，我就跟随她一同去了女青年会的大楼，过去，为了搭救连弟，我跟小刘一同来过这个地方。她在这里上上下下都有熟人，她把我引进一间宿舍，里头有洗脸池和浴缸。她教我怎样开热水龙头，又如何扭冷水调温，她给我一条毛巾，在洗脸池上头有一面镜子，她要我照着镜子好生洗洗脸。她用手指指镜子里的我的形象，做了一个鬼脸，我才有机会重新认识我自己。其实我并没瘦下去，只是面色难看，主要是从头发到下巴沾满了尘垢，特别是鼻子隆起的两条槽里，嵌着黑灰，——我不免感到惊奇，这两道黑线条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定是露天睡觉上天所赐了。秦同志指指镜子里的我，不由得笑了，就为的是我脸上多了两条黑纹变成丑角似的滑稽面孔。

　　我用肥皂狠狠地洗（这时她走开了），我又恢复了容光焕发、眉清目秀的逗人爱的形象。我回想起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丑在哪里，照样无所谓地昂首阔步与图书馆的老夫子打交道，不由得反悔起来并且嘲笑起自己来。

　　我还没有打扮好，秦老师进来了，她用赞赏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似的，她用毛巾的一角替我擦去后颈的肥皂沬，说：「现在么，你像个人了。」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是温柔的，满意的，而且带着几分怜惜的感情说：「从你那副面孔，我猜你在外头做了几天高尔基吧，只怪我那天心情不好，忘了给你钱。」一面说，一面用梳子替我梳头发。这时，我真想拥抱镜子里为我梳头发的人。

　　接着，她对我说：「女青年会是个宗教团体，又在租界上。我住进这儿是比较保险的，国民党特务不能随便到这里来抓人，如果他们真到这儿指名要人，必须通过这里的总干事。

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他们没有下手之前跑掉。」讲到这里，她恍然大悟地又对我说：「对不起，你在这儿住，不合适的，这儿是女青年会，我想法介绍你住到男青年会去。我看你该洗个澡了。你就到男青年会的宿舍洗去，那里的设备跟这儿一样的。」她费力地打开一只皮箱，从底层翻出一件藏青的学生装上衣，是男式的，要我试着穿一穿。我刚刚穿上身，她站在一边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开心，说：「可以的，肥了一点，倒显得你胖了许多；你快把长衫脱下来吧。」我只有服从的份儿，但这种「服从」同样是那么甜，那么开心。我问道：「你哪儿弄来这么一件衣服?」她说：[这是小姚的，那天我匆匆忙忙离开家，就带了这只箱子出来的。」我掖起衣袖管太长的部分，就跟随她走出女青年会，她陪我一同到南京路上的男青年会去。（现在这里改作了上海市体委的办公楼，它的大门面对着人民广场。）

　　她带头走进男青年会，把我介绍给一个男同志（这个人并不年轻），由他安排我住在一小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是给这儿的勤杂工住的，我住进来可以不收房钱，不过被头要出钱租用。青年会的这位男同志还特意让我结识同房间的那位勤杂人员，并郑重的关照：「他在这儿借住几天。」

　　那位勤杂工对我表示欢迎，小秦连说了几声谢谢，一面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塞在他的手里，说：「多谢你照应他，这一点小意思。」那个勤杂工拒绝收下钞票，说：「都是自己人嘛，完全不必要。」勤杂工言谈之间会说「不必要」的字眼，就给我留下「不简单」的印象。

　　住的地方安排妥贴，我坐在属于我自己的床铺上，很满意地说：「秦老师，这个地方太美了，又不花钱，我就在这儿安身了。」我像骨头散了板赖在这儿不想动的架势，秦老师努起嘴，说：「跟我上街去，我还有事跟你谈。」我不得不跟着她走向大马路，我们并肩而行，她轻轻地对我说：「我要给你买套衣裳替换，我闻得出你身上的酸胖臭。」她的表情不是怜悯，而是心疼和不堪忍受的样子，不过她脸上又像母亲发现了孩子脖颈上有污垢，含着笑加给我一声谴责：「你还保留一股小瘪三味道呢。」我自己可一点闻不着什么味道。不过脸上却红了一阵。我想起她在方舟上避雨之后，特地上街为我买了胶鞋和雨伞的故事来了，可惜那两样可纪念的雨具，一同失落在恒安坊的灶披间了。

　　我在她掏钱给青年会的勤杂工时，就注意了她在臂弯里也挽着一只小提包。我觉着保卫她的钱包，正是我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我稍稍离她远一点，注意有没有贼骨头用刮胡子刀片接近它。我的锐敏的眼力，观察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个衣冠不整的行人，他们几乎都成了我必须防卫的嫌疑犯。如果说我在广告牌后的生活给我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知识，那么，知道了偷儿如何抢劫女性的手提包，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了。

　　小秦回头看见我如临大敌的样子，嗔怪我：「你跟定我呀，怕人多走失了。」我开始又跟她并肩而行，我低低地说：「你的拎包这么个拿法，要当心贼骨头看上你哪。」

小秦麻木不仁地说：「不怕，好在这里头没有多少钱，谁偷了去他会落空的，我们都是无产者，要提防的倒不是小偷，而是屁股后头有没有特务钉梢。」

我补充了一句：[这里头藏着你的小照吗?]

秦老师用疑惑的眼神瞟了我一下，说：「你怎么关心起我的照片来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你想，我会把照片放在这里头吗?」她不知道我的担心是有来历的。

　　她带我去了一家故衣铺，替我买了内衣和短裤，花了多少钱已记不清，价钱是便宜的；她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五元张的票子给我，说：「你还是把这个给你同住在一起的小伙子。就算是付小费，也应该给他，他会高兴的。」这时，我又十分警惕地注意周围有没有小偷窥视她的钱包。

　　我们分手的时候，她跟我说：“四天以后，我会到青年会看你，一般是在下午三点以后。”我问了一句：「是男的，还是女的青年会?」

　　小秦抿着嘴笑了：「自然是男的。——我来找你。」

　　我接着声明道：「刚才，一个男人走进了你们女青年会，差一点闹出笑话来，不是吗?」

　　她很得意地说：「幸而上海还有个男青年会，要不，我还没法子打发了一个小瘪三咧!」然后，她又谈起小姚，她说：「只等着有确实消息，知道小姚判了刑，我们就可以住回去了。如果把他营救出来，那么，我们马上可以搬出青年会。」她在讲述第二种情景时，脸上露出了急迫的无限思念之情，临行前，她还没忘掉关照我别忘了洗澡：「青年会到晚上六点有热水，你就好好洗一洗，换下你的脏衣服，出一身大汗，洗澡对治好感冒有好处。」

我们分别了，这时我心里不免埋怨起基督教来，它把男女青年严格分在两下里。就像佛教有和尚庙又有尼姑庵那样。为什么外国引进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样把男人女人严格分开在两下呢?



八 爱情错位



　　我在青年会的下房瑞安营扎寨，第二天我就窥探了同室居住的小伙子的秘密，他是二十岁出头的勤杂工，大家叫他方德。他是浙江湖州人，父母是基督徒，他从小受过洗礼，但长大了并不真相信耶稣。他言语不多，还保留着农村青年的谨慎小心和胆怯，干起活来却是龙虎一般。

　　夜晚他才躲进这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来，与我略事攀谈后，他就拿起一本书问我书里的几个生字和新名词，他的用功读书的认真态度，感动了我，并且从他身上使我联想起自己在新亚药厂「木箱夜读」的情景，马上把他引为知己。

　　非常使我惊讶的是，他给我看的书是一本杂志，正是我跟金涛和屠廷容编辑的《职业生活》，手里捧起这本阔别了一年的出版物，就像巧遇过去的情人似的，引出无限的情思和怀旧的感情。

　　我们初见面时，他就说「我们是自己人嘛」，我猜想秦老师已经给男青年会她的朋友露了底了。相知的激情使我亮出自己的政治身分，我告诉他，我是雇员协会的，这个《职业生活》就是雇员协会出版的刊物；他却抑制不住向我吐露真情，他兴奋地说：「我也入了雇员协会咧。」一下子，他对我亲密得不得了，他到二楼的餐厅，给我弄来一份冰激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尝到外国冷饮，那滋味比新亚药厂出售的糖精做的棒冰强过十倍。他还领我到另外一个考究的房间，在浴盆里替我放好了热水，而且供给我香肥皂。遵照秦老师的吩咐，我在浴缸里熬出一身汗来，我换下来有着酸臭味的衣裳，用香肥皂把那小瘪三生活的最后残余洗净了。浑身洗得清爽，当我回到方德的小房间，他高高兴兴地迎接我，说：「来吧，晚上我们一起喝两盅。」但见床头茶几上安放着一只拼盆，里头有虾和红烧牛肉、色拉，还有糖渍西红柿、酸黄瓜之类，两只高脚酒杯已经斟满了香槟酒在等我。我们享受的是二楼酒吧间里供洋人吃的西餐，方德悄悄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不花一文，是揩油性质。「要不是难得碰上个知己，我还没兴头弄这个洋酒喝。」那时我们还没学会外国人的碰杯，只会举起筷子同声发出「你吃你吃」的中国礼法的呼声，两个人都很兴奋，一灌了酒就更加兴奋了。我们一边谈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边介绍自己的身世和读书心得，越说越投机。我差一点向他透露我就是《职业生活》的编辑，其中一篇文章是我的作品，只是由于我已转入地下，才强压着炫耀自己的冲动，没有亮出自己的身分。这时，我的心还吊在秦老师身上，心里想，若是青年会男女不是那么对立，她也住在这幢大楼里的话，我一定把她请下来，一同开怀畅饮，这该有多么美呀!

　　方德其实不会喝酒，他拿下来的半瓶香槟酒只喝了两盅，脸就红得不行，我喝得比他多，一直喝到盆子里的菜吃光，感到自己醉醺醺了，就忘乎所以地倒头便睡。

　　方德既然爱好读书，第二天我就带他到申报图书馆，把他介绍给我熟悉的图书管理员，替他办一张借书证，老先生看到我面目一新，开头楞了一下，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一定为我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从头到脚变得焕然一新而感到惊异，我把自己的年轻朋友带来，他更感到高兴了。但他并不用语言来表示。

　　方德把一张表格填好，老先生说：「这儿要贴本人一张半身照的。」我又陪着他到附近照相馆拍了照，包括借书证的一元押金，连同照相的钞票，都由我来付。（当然，方德坚决不肯，跟我推推搡搡，我说：「这点小意思，加起来还不够买一客冰激凌的。」）我觉着，秦老师给了我五块钱，言明是送给他的，我花销在替他办借书证上，远比给他五块钱钞票更有意义。余下的三块几角我打算为他添购一两件他喜欢的东西，当时我虽然也想过请他到隔壁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在大光明门前看见同样铺着一条长长的紫红色地毯，和霞飞路上的国泰大戏院一样，使我想起国泰大戏院受挫的经验，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没料想我在男青年会没有住多久，一场不测的事故使我永远离开了他，那剩下的三块多钱等于被我私吞了。至于小孙在雪中送炭中给我的五块钱，我打算当面还他的，但由于后来没有再见面的机会，至今没有还清，他也许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一笔欠债却在我心头形成一个疙瘩。

　　我本打算到沪东区韬朋路小球场看望那些可爱的穷朋友，只因秦老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在下午三点以后，而且没确定什么日期，对她确定的时间表，我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个时间刚好跟小足球队聚会的时间冲突，这样，我只得放弃了去会见小足球队的计划。

　　开头两天至下午三点钟，我就在方德的小房间里傻等，等待区委书记小秦的到来，那虔诚的焦急的期待，好比在预定的地段会见初恋的情人一般，其实，我萌生的带有情爱倾向的意念早就淡化了，我对她的爱属于仰之弥高、爱之弥深，只加深了敬爱的企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种情愫。不过总觉着跟她在一起是快乐的、亲热的。直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她果然来了，这个房间没有窗，但她的进来，一下子屋里变亮了，变得温暖了。她穿着一件淡青色旗袍，上身披了一件对襟的紫色毛衣，发针上别着一朵小白花，我平时不注意女同志的打扮，在这黑的房间，她的纯乎自然的衣着，她的品貌，她的微笑和有意压低了的语言，却以特别迷人的美令我骚动不已。

　　她给我带来了洗净的那件长衫，叠得整整齐齐的，我要把身上的学生装脱下来还她，她说：「你就穿着吧，小姚有朝一日放出来，他也不会穿这个。你有这件换换，也好讲究点儿卫生。」

　　上回我跟方德二人开夜宴，还留下小半瓶香槟，我是有意保存着，有机会回报秦同志的，另外还留下一碟腊肠和酸黄瓜，我开了电灯，从小立柜下面取出来，准备在小房间里跟她一同享受这残余的洋酒和西餐。虽然是借花献佛，微不足道的，也聊表我对秦老师的心意。没想到小秦对我的这番心意表现得近乎抗拒，她用手指弹了弹装着香槟酒的高脚杯，痛苦地闭上眼，说：「我一点不想吃。」然后扭过头去，命令式地说：「你把电灯关了。」我的心在漆黑的屋里狂跳起来，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等着她来拥抱我，吻我。可是好久她没有亲近我。屋里虽然关上了电灯，毕竟是白天，射进小房间来的自然光还是让我看到了她在刚刚睁开的眼眶里有两滴晶莹的泪水。我发现我的邪念完全错了，她是如此伤心，而不是爱欲。我索性把小碟儿也一并撤掉了。

　　她的嘴唇轻微地颤抖着：「我求你，赶快把你身上的衣裳脱下来，我的心情糟透了，对不起。」我马上脱下小姚穿过的这件上衣。我才想起，大概是这件上衣触痛了她的心病。刚才她还劝我穿上这件衣服，也好讲究点卫生，她是那么高高兴兴很乐意的嘛，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坚强的女性，在灯光下看到了酷似小姚的影子，会命令我关灯，会变得这样脆弱和多愁善感。方才开亮了电灯以后，她一下子变得神经质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与愿违」的帮倒忙现象出现，比如黄浦江边那只戴红砖的船，岸上扔上去一根绳子，指望用这根绳子把已经进水的船拉到岸边来，结果反而加速了运砖船的倾覆，这是一个实例；再如我是为了小瘌子和宁波长脚安全逃脱，我负责丢一只玻璃瓶作危险信号，结果使他们狼狈鼠窜，落了个空手而回，白费心机，我的动机不坏，却得出了效果不佳的结局，这不也是帮了倒忙吗?估计小瘌子将永远不会理解头一次参战的新兵的心理弱点。这一回我一片诚心想请秦同志饮酒欢叙一番，却为的我身穿小姚的一件旧上衣。惹得她悲愁和相思一并爆发，弄了个不欢而散。

　　往后，她到男青年会又来过两次，我曾经向她讲了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小何的情况，我说他父亲是老共产党员，现在关在西牢里吃官司，小何的一时动摇是不对的，那是因厂里团组织遭到破坏，特务捉拿他，他有点惊慌和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团组织应该谅解吧。把他撇开，损失了一个好同志不去说它。把个恒丰厂的团组织也丢到一边，这损失可就大了。

　　我这个意见是批评小姚的，只因他是小秦的爱人，至今还在狱中，加之我是他的下级，我没有明说是谁作出这个错误的决定。秦同志听了说：「我把恒丰厂的情况反映上去，我对你说的小何不了解，我去问问看。你的建议我看是对的。在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不会产生消极和悲观，主要我们要讲明总的革命形势。」

　　我就乘机向她汇报如何发动小足球队到苏洲河里打捞砖头的事件，讲完以后。我还作了检讨。这个工作是临时发生的，没经过组织上同意，不过分到砖头的贫民都很高兴……

　　她说：「只要对无产阶级有利，我们就干，不是吗，比如我们救出一个包身工，起初小姚也不支持咱们。」

　　我向她提到捞红砖的事，本来的用意是给小何争取互济会补助他一笔钞票，我见小秦对捞砖头的事件表示赞许的态度，就向她说明小何也分到了红砖，但手头没钱把它建成房屋，组织上能不能帮助他一点经费。她答应把这个要求向组织上提出，不过她表现了为难的神情：「你知道的，互济会的经费是很可怜的，被捕同志的家属生活无来源的可以补助，没听说资助造房子的。这恐怕要等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了。」

她说得有理，而我被她这么一说，才觉得我的善良的主意是建筑在脱离实际的幼稚的理想的半空中。我当时感到：她担任纱区区委书记，比小姚高明得多。



九 接受新任务



　　另外一次是在春天的一个晚上，秦同志到青年会来找我。不知今天有什么机密大事，她怕有旁人进来，特地约我一同到外边逛马路去。我注意到她臂弯里没带着手提包，大概接受了我的劝告，而我则接受了上回的教训，没穿那件肥大的学生装，又穿上我的褪了色的长衫。

　　我们找了一条冷僻的马路走，她跟我说，小何的问题她跟团区委谈过了，区委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她：恒丰厂的组织委员不仅对革命动摇，他还跟一个三道头（即警长，衣袖上有三道杠的，故称三道头）的小老婆打得火热，这个人出了问题了，你可千万防着点。我心里一阵冰凉，马上联想到分派他捞上来的砖头，也是我犯了一桩不可饶恕的错误。

　　接着，她语气郑重地说：「我来通知你，组织上安排你去完成一项紧急的任务。」

　　我马上问道：「是什么工作呢?」

　　「浦东的英美烟厂发生了罢工，前天我还跟你说过，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不是吗?如今可真的到来了。英美烟厂罢工就是革命高潮的第一把火。可惜英美烟厂的团组织在去年遭到了破坏，我们在那里没有共青团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去领导，这场罢工就有失败的危险。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吸血鬼，那里的罢工斗争直接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统治，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的心被她鼓动得火辣辣的。我真愿意举起她所说的革命浪潮的第一把火，开到浦东去冲锋陷阵。

　　大概她真的发现了后边有人在钉梢，她猛地用臂膊挽住我的左手，她的突如其来的亲热使我吃了一惊，又使我很紧张，我想回头看看是什么家伙，小秦轻轻说：「你别回头，我们走我们的。」她把我挽得更紧，两个人的肩依傍在一起了，让人们看出我们是一对卿卿我我的小夫妻，这时我却真乐意陪她一同走到天涯海角，而且不仅仅是充当她的爱情的模特儿。想当初，小刘两口子勾肩搭背走在我的前头，一男一女显得那么热火，我还看不惯呢，并且在秦同志跟前告了她一状，没料到如今我跟秦同志竟在马路上公开表演我们的亲热。我暗暗佩服她的机灵和开通。我在她耳边说：「盯梢的人在后边是什么样子?」她回话说：「是个戴墨晶眼镜的家伙，我们有意走慢点，这家伙还没跑到我们前边去。」给他这么一说，我变得更紧张了，很想回头看看这个家伙，但又不敢回头看，只是脚步加快了。

　　我还从未有过男女两人如此放肆地荡马路的经验，平时看惯了马路上的恋人总是男的拿住女的手或是搂她的腰，而女的都是被动的、顺从的。我一下子变得聪敏了，为了做得更像腔些，我从顺从转为主动，我伸出手去搭在她的腰间，这个动作我是从小无锡阿长和小刘那儿学来的。她没有抗拒我的无礼，她变为被动的承受情人的爱抚了。不过我仍旧胆怯。连碰她的手臂也不敢造次。

　　她领着我走进了弄堂，才回头审视后面是什么人形，跟着她的视线望去，我并没看到那个戴黑眼镜的人。穿出弄堂口，有一个馄饨摊，我们就坐下一人吃一碗馄饨，小秦说：「那条狗尾巴甩脱了。」我们又来到一条马路，并肩而行，不再勾腰搭肩了。

　　我们心平气和地又继续刚才的谈话，我先问她：「那边没有团的组织，叫我单枪匹马怎么去领导那里的罢工呢?」

　　她说：「去年英美老厂青年团的破坏，只是抓去了几个同志，但还是有别的同志在厂里，他们失去了组织关系，现在打算让你去把那几个失去了联系的青年团员接上头，赶快开展工作，就是这么一件紧急的任务。」

　　「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我问。

　　「知道的。下一次我就把名字告诉你。」

　　「这是临时的工作咯，这里的工作呢?」

　　她回话道：「这里的工作你放一放，不要紧。你到那边去，要把那儿的大罢工领导到胜利为止，这是直接给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致命的打击，」

　　又是「致命的打击」，又是「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又是「大罢工」，这个任务的艰巨和伟大可想而知，本人当然很乐意衔命前往，决不还价。

　　不过当我看一看自己还不到公民的年龄，怎么去跟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进行搏斗呢?稚嫩的心灵面对着如此粗野强大的对手，不免犹豫起来，我便直率地讲出我的为难处：我年岁小，到了浦东还不知道东南西北，要去碰头的，又是陌生人，人家一看是这么一个小家伙，如果不相信我是代表组织的，这不耽误了大事吗?

　　小秦觉得我讲得有道理，沉吟一会儿，说：「我把你这个意思反映给区委。」

　　这个难得的并非罗漫蒂克的夜晚就这样结束了。

　　秦同志把我的顾虑跟区团委讲了，第二天上午便来找我，转达区委的部署，为了使这个工作进行顺利，决定另外派一名同志陪我一起去浦东，由于抢时间，争分秒，组织上要我们当天就出发。小秦约我出去，马上跟那位同志见面，她把英美老厂的几个团员的名字和地点给了我，那是写在一条很薄的香烟纸（过去包装香烟内层的一张半透明的薄纸，解放后这一层包装纸已节约掉了）上的，我把它卷得很小，不知放在哪里好，小秦说，你最好把那上面的姓名地点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小纸条毁了。我们走了一段路，来到宁波同乡会前，小秦把一位姓周的同志介绍给我，他也是一位年轻人，年纪比我大一点，戴一顶鸭舌帽，穿的青灰色的长衫，脚下一双橡胶鞋。此人带着陕西口音，一见面，就让我看出他很英俊：很有教养，不像是工人出身的同志。小秦对我们二人说了下面的话：「你们两个准备好统一的回话，你们是什么身分，什么关系，到浦东去是干什么的。你们找上了这上面的任何一位，赶快向我报告。」

　　我跟小周马上出发去浦东，我们在路上研究了用什么身分，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等等细节，然后我又把写有地名人名的纸头交给他，那上面有四个人名字，一个人在脑袋里记下两个人的姓名和地点，并且相互举行了测验，证明记得不错。才把小纸头毁了。

　　我们两个并不相识的年轻人，接受了小秦交给的任务，就向十六铺江边码头奔去，叫了一只小舢舨过江，看到江水滚滚东去，江岸停舶着无数船只。陆地上耸立云端的高楼大厦和那个按时播放乐声的大钟，在江心中看去更显出高大和壮观，在大江的对面，排列着低矮的房子，有几个高高的烟囱好似在向我们招手，那里正在展开一场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的反帝搏斗。我们马上就要投入不可知的战线上去，被小秦所说的几个「伟大意义」弄得心潮激荡，一股壮烈的英雄气概充塞于胸间，我不禁低低地吟诵关汉卿的《单刀赴会》的一首曲牌来：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万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这也不是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哼着这个调调，把自己想象成单刀赴会的关云长，他的只身探虎穴的冒险精神正好和我驾小舟开赴浦东是吻合的。仿佛获得了远离尘俗的一霎时的闲适，我们可不知道江的对岸等待我们的是吉还是凶。

到了浦东了，沿江岸矗立着几个大的工厂，走近一看，不是英国人开的纱厂，就是英国人的仓库，只有小杂货铺和茶馆店、老虎灶是中国人开的。街上的行人安详地来来往往，手里拎着几串长锭（给菩萨烧化的用锡箔折叠的三角包）的老太木然地从你身边走过，被风飘起的长锭想从老太手里挣脱，安谧的气氛一点看不出这儿是反对两大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的前线；我们决定先到英美烟厂跟前去看看，大概那里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吧！



十 浦东风云



　　我们来到英美烟厂老厂的大门外，门口有一片弧形的旷场。我注意到，走过旷场的人加快了步子，好象躲避什么灾祸似的，除此以外，烟厂门口显得特别宁静，一点看不出有大罢工的迹象。我们见此情景，索性走近紧闭着的厂门口，厂门上张贴着一张新闻纸那么大的布告，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

　　本厂关闭，决不再开。

　　全体职工，依法解雇。

　　下面有一行写的是「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字样，以下是英文字的签名。从这十六个字的布告里，可以看出这个外国佬已粗通中国衙门布告的文体，足证中国衙门的文风极易同化洋人，连气焰嚣张、居高临下的声口都学得惟妙惟肖，因为字句都简单明了。洋人学起来比较容易。

　　我跟小周面面相觑，两个人肚子里都有同一的问号：这哪里是大罢工，这是大解雇!为什么外国老板要宣布「决不再开」呢?难道帝国主义吸血鬼吸够了血，打算从中国脱身了吗?我们粗粗地朝厂里张望了一下，发现里头的铁皮架起的厂房，没有任何响动，当我们看到从紧闭着的大门旁的小门里探出一个中国士兵的头，我跟小周仿佛触了电，便匆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照着周同志记住的两个地址中的一个，我们先找到了住在里头的主人，这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工人，我们所要寻访的青年团员，原来是他的儿子。老工人用多疑的目光端详我们好半天，迟迟地说：「不巧，阿亮不在家。」我悻悻地站到门外，老工人又问了一句：「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小周说：「想找他商量反对解雇的事。」

　　一句话就打动了这个老人的心，他满脸笑容地说：「好哇，我也是在这个厂做了二十年的工人，洋老板这回太辣手了。请教，你们是哪里的?」

　　当我还没想到如何回答，小周先回答了：「我们是老工会的。」

　　没想到小周的这一句话，又把我们跟这位老工人的感情贴近了一步。老工人热诚地请我们坐，而且用一种惊喜的眼神重新打量我们，他放低了声音说：「老工会还活着?」

　　老工会是什么人呢，怎么会活着?我没弄懂他的这句话的底蕴。小周却懂得，他诡秘地说：「是的，还活着，谁也休想压垮它！」

　　「那就好。浦东的老工人都想着他呢!」老人取出英美烟厂发给工人的「非卖品」香烟，给我们吸。他递烟的手微微颤抖着，这是由于他年纪衰老还是由于太兴奋呢?

　　如今只记得这位老工人讲的片断——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第三年（一九0三年），英美帝国主义联合投资在浦东建造了英美烟厂，这也是中国最早做香烟的厂家。它做的烟卷有强盗牌、大英牌、大前门、白锡包等等。他在这个厂做牛做马，整整干了二十多年，亲眼看着这个厂像吹洋泡泡似地膨胀发达起来，从一个厂增加到两丬厂，这就是英美烟厂的新厂，后来又在杨树浦造了一家规模更大的三厂。外国人在中国人身上刮去的银子不得了，一年总有上百万银洋。

　　英国人打入中国是贩卖鸦片烟开的路；后来从大烟改成制造小烟卷搜刮中国人的钱财，每个吸上烟的同胞都要掏钱养肥外国大老板!上海有近万职工，还有河南许昌和山东潍县的几万种烟叶的农民，是直接受英美烟厂老板压榨的。

　　老板宣布关掉的厂，就是最早开办的老厂，有两千多任务人，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创业的元老呀，可现在洋老板觉着这个厂机器老掉牙了，厂房是用铁皮盖的，有了两丬新厂就甩掉老厂了，两千多职工在一夜之间被踢出了大门。你们看。洋老板的心毒不毒?

　　自从贴出那张坑人的布告，工人推出代表跟洋老板去讲理，国民党的工会头头也在里头，洋老板不承认代表，不肯跟工人代表见面，只是说：可以发给每人十天至三十天的工资作为解雇费。这是按照贵国政府的「工厂法」的规定办理解雇手续的。「依法解雇」就是依的这个法。老厂的工人给英美大老板做牛做马几十年，及至做到年老体弱做不动了，就把我们上千人一脚踢出大门，一个人施舍这么一点钱，好做什么呢?工人们当然不接受，就冲进新厂把那里的机器停下来，要求新厂的工人一同罢工，一致反对英美老板的无理关厂，新厂的工人果然罢工不干了，到如今已经罢了四天。中国工人还算齐心的，不齐心也不行呀，说不定像老厂门口这样的布告有朝一日也会贴到自己的厂门呢!

　　谈了这么久，他才讲到他的儿子：

　　「我这个儿子偏偏在老厂做印刷工，他参加了纠察队，今日听说英美烟厂把仓库里包装好的香烟偷偷地装船运出去，纠察队赶到码头，把装上船的香烟拦下来，计划卖掉了给罢工的工人发救济。」

　　小周问起：「你怎么知道老工会的?」

　　「老工会可好咧，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还没打进上海，上海就是老工会的天下，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都服服贴贴，那时节老工会的布告就是法律，我也参加过老工会的，我扛了撬棒到北火车站去打过孙传芳的部队。老工会是刘华、汪寿华领导，那年头，真是全上海工人抱作一团，那股气势真能移山倒海，把租界里的洋人全撵跑也办得到。要不是半路里［酱茄子］（蒋介石的谐音）变了卦，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拿起屠刀杀了我伲［老工会］的领袖，洋鬼子早就撵出去了。你们可是刘华手下的人?」小周点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其实我一点不知道「老工会」是怎么回事，不过从这位老工人的叙述里，我猜得出这是个忠于共产党的老工人。亲自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他把「老工会」人格化了，它成了刘华、汪寿华的代词，又是赤色工会和共产党的代词，也可以说它成了革命理想的化身。这真幸运，我们踏上陌生的浦东的土地，头一个就碰上了有着光荣传统的老工人，几乎解答了我们全部的问题。

大概老人并不知道他儿子的底细，在他的谈话里一点没有透露他的儿子参加革命活动的事。我们焦灼地在等待他的儿子归来，我们两人都不会吸烟，非卖品的白锡包烧掉了六七支，直等到下午三点敲过，还不见他回来。老人比我们更焦急，他好几次跑出去打听前往拦截公司火轮的纠察队干得怎么样?回来时他的面色是颓丧的。

他带回了更坏的消息，说是上海市长已经接受了英美大老板的条件，老厂一定要关的，但照中华民国的法令，只肯给解雇工人多发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解散费，英国总领事威吓吴铁城，说是大罢工再继续闹下去，就要命令海军陆战队开进浦东维持秩序。洋鬼子把吴铁城吓坏了，就答应了洋鬼子的条件，还同意派出国民党部队到浦东来弹压工人。老工人连说带骂，骂国民党卖国出卖工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爪牙。



十一 走向火山口



　　忽然，一个中年妇女在门外用嘶哑的嗓门喊：「阿亮他爹!你家阿亮给警察拉走了!」

　　老工人顾不得跟我们打招呼，脸色一下子变白了，紧张地奔到门外，他竭力想追上那个女人。我们跟着来到街上，只见那女人的脸上挂着眼泪，对众人说：「在船码头上。我们的人被抢夺香烟的警察抓走了，听说有一个人推进江里，怕是阿毛他爹……」

　　老工人奔得健步如飞，我跟小周都几乎跟不上他，这时，不知从哪里站出来那么多的人，也都疯狂地跟我们一起奔跑，把狭小的街头几乎塞满了。这股人流好似一下子从地下涌出来的，他们是被那个奔在前面的女人的狂呼召唤来的，这股狂奔的人流和喊救命一般的呼号，挟持我们朝西奔跑，这时我听着那女人还在用嘶哑的嗓音喊着：「阿毛的爹在里头呀!……」也不知跑了多远，我们才在一个江边码头停下来。但见江边停泊着一只蓝烟囱轮船，原来这个码头是英美烟厂专用的，还有几只大大小小轮船，停泊在码头上，也是运输成品和烟叶的。如今上面都站着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不愧是忠于帝国主义的看家狗!我们来晚了，企图把装运的香烟拦截下来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被国民党的军警驱散了。聚集在驳岸上的人群有上千人，我看得出其中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也有本厂工人的家属，一致喊出愤怒的呼声：「放人，放人!不放人不许开!」「淹死我们的人，要你们偿命!」……

　　船上稀稀朗朗站着戴中央军帽徽的兵士，远远望去，他们的脸是没有表情的冷漠，每个人都横举着步枪，枪口朝着岸上的人群，好几个的枪口朝下歪着。刚才把纠察队一个个拖上岸，还有一个工人被推进了黄浦江，就是这帮帝国主义的帮凶干的。因为掉进江里的工人，至今还没捞上来，谁也不知此人是谁，消息风传出去，引得所有罢工工人的家属都预感到就是自己的亲人，这样的不祥的预感又吸引来更多的浦东人聚集在江边，他们焦灼的紧张的又是愤怒的喊声，简直是震得江水倒流，日月无光，我也跟大伙儿一起喊，内心也同样焦灼紧张而又愤怒，小周也跟我一样，只有在这样的场面里，我们才觉着自己与群众溶成一体。

　　阿亮的爹指着船上的国民党士兵咬牙切齿地说：「看到了吧，吴铁城果真投降了洋人，他派了丘八来浦东弹压工人了，刚才听到的消息一点不假!」

　　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到警察局要求放人!放出我们的人!」人群里马上回报他：「要求放人，要求放人去，”于是人流开始移动，很快来到警察分局门口，聚拢来的人比码头上的更多，声势更壮大了。在门口喊的要求放人的口号比刚才在码头上的显得整齐、有力。警察分局吓得紧闭了大门，门口的岗警也撤去了。有人就向里边扔碎石子，用撬棒撞击铁皮包着的大门。看看里边没有响动，门外的群众喊的口号马上升级了，大家齐声骂国民党是洋人的走狗，骂警察局是英美大老板的狗腿子!群众激动地喊出政治性口号，指望能激怒里头的统治者，只因里头的长官都是孬种，仍然龟缩着，毫无动静。

　　阿亮的父亲在我们从码头奔向警察局时冲散了，他能够在这里又跟我们碰头，感到很高兴，一见面他就指指铁门里头，说：「阿亮就关在这里，这么多人包围在这里，国民党还是不理睬，一定受了英美大老板的银子，才这么死心场地给他们卖命的。」

　　唉!多么不巧，我跟小周到浦东来找寻头一个「关系」，偏偏关在这铁门里头了，我真想透过这里面的围墙和铁门，能够见他一面，也不枉了这一趟「单刀赴会」。

　　小周对老工人说：「你看工人阶级有力量，大家这么斗争，国民党总要放人的。」

　　当年参加过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在无望中简直把我们两人当作了救星，他低低地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出个主意，我们现在有这么些人在这儿，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叫他们放人?当年老工会在，吓得警察和老板刮刮抖，不是吗?」

　　我们有啥办法呢?本来我们的使命就是领导这儿的罢工斗争直至胜利，我们指望通过阿亮和其它青年团员，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的，谁知头一天上岸就触了礁，我们并不比这位老工人高明，小周不是马克思，我也不是诸葛亮，能想得出什么好主意来呢?

　　老工人的期望那么迫切、那么真诚，我却面有愧色，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而小周还能侃侃而谈讲出了他的意见：「是的，老工会被国民党打下去，这是我们工人最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就是要坚持斗争，坚持斗争下去。我们一定发动全上海工人阶级声援你们!」

　　好家伙，又是坚持斗争到底，又是「发动全上海工人阶级」，口气好大，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阿亮的父亲开始感到失望，我的失望比他还厉害。为了冲淡这尴尬局面。同时表明我比小周的主意高明一些，我补充说：「主要你们老厂新厂的工人要一致行动，要团结得紧紧的。」

　　没想到处在无望中的阿亮的爹把小周的不着边际的讲话，当作是最大的希望，抓牢不放，说：「那么，我只有指望你们了，赶快调动全上海的工人兄弟吧!人越多越好，国民党就怕人多，英美大老板也最怕人多，我们当初全上海工人大罢工，吓得洋人屁滚尿流!」

　　小周漫应着，我看出他的脸相当尴尬，但他又不愿扫阿亮他爹的兴，断绝他唯一希望的那一片五彩云。最后他以模棱两可的话给自己的话增加灵活性：「那么，我们去报告老工会，虽然现在老工会已转入地下，不像一九二七年那么神气了，但发动几个厂子响应你们还是可能的。……」

　　阿亮的爹着急地说：「谁来救我儿子呢?」他的眼充满血丝，气愤地把手指指关着他儿子的警察分局的院墙，这时一部分人群慌乱地逃散开，小周第一个看出从那院墙里边伸出两三支步枪，枪口横搁在墙上，正对着密密麻麻的群众。

　　老工人变得格外气愤和不安，劝解我们快点离开：「国民党打算大屠杀了，你们快过江去，赶快调动全上海的工人阶级!我只有指望你们了。」

　　这样，我们匆匆离开了一触即发的群众斗争第一线，最后凝视一下架在墙上的那几个凶险的枪口，好似火山马上就要喷发出毁灭人的火焰，但自己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很快就跑开了。

　　还没走到江边，我们俩变得十分沮丧，组织上要我们找寻第一个失去关系的团员，正巧他就在当天被抓进了牢监，这使我们全部的计划落了空；我们急于早早过江去，又不想远离刚才的剑拔弩张热火朝天的斗争现场，每跨出一步，就注意倾听身后有没有恐怖的枪声。直到我们上了一只小舢板，才抛开对远处的枪口的担心，但却又注意起被推入江中的「阿毛的爹」的尸体是不是飘浮在水面。

　　在小船上，我和小周都不说话，心里要说的话可像江水一样汹涌澎湃。

　　隔了一条江，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我们上了浦西，一颗绷紧的心才松弛下来。我说：「今天太不巧了，偏偏阿亮被抓了进去。没完成任务。」

　　小周说：「我们的名单里还有别的同志，明日我们再来吧。」

　　「请救兵的事呢?」我这么问，他没听懂，说：「请什么救兵?」他发现我对他许下的诺言，也跟阿亮的爹一样认真，他笑了，说：「我们的组织会考虑的，我知道。连各个区的青年团都动员了，这不就是等于上海青年工人的支持吗?」

　　到了浦西，我认为最紧急的任务便是调动八十三万工人阶级赶快过江去踏平浦东老厂和新厂，踏平船码头和警察分局，把关进去的人全部放出来。不能调动八十三万人马，调动三万也行嘛。没想到小周对这事这么冷淡，我成了「小迷糊」了。

　　我说：「今天碰上了那个老工人，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话取得他的信任，幸而你讲了一句老工会就打通了两个人的心。」

「老工会在上海工人中有极高的威信，这是一九二七年领导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上海总工会，工人领袖就是刘华。当时，老工会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那位老工人说他参加过工人纠察队打过闸北的，我先拿［老工会］试探他，果然一试就灵。阿亮出身在两代人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庭，这一定是个好同志。」

　　「老工会现在怎样呢?」我又问。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苦迭打（英文「军事政变」的晋译），蒋介石用血腥镇压消灭了上海总工会，工人领袖刘华同志也被杀害了。从此［老工会］转入地下，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他始终没告诉我，现在老工会还有多大力量，大概是保密的吧，我不再问下去了。

　　我们相约，明晨八点前后在外滩天文台会合，准备过江继续寻觅过去的共青团员。头一天小周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参加革命比我早，关于「老工会」他都知道，他劝慰阿亮父亲的话，稍有夸大，但它的振奋人心充满自信的语气，连我都受到了感染。由此我还想到，假如我真的「单刀赴会」，没有他陪同前往，我到了浦东，肯定是一事无成咧。

　　我一个人回到青年会的住处，发现方德正在读刚从申报图书馆借来的书，看得入了迷。

　　第二天一早便起身，走出青年会，看看对面跑马厅大楼上的时鸣钟刚过七点，再进青年会的大门，邮差刚巧把一叠当天的报纸扔在服务台上，我快步走向服务台，就想看看报上对浦东的大罢工是怎么报导的。好容易在第二张的角落里注销两条新闻，是介绍浦东英美烟厂的工潮的，两条消息的标题至今我都能记得：一条是「浦东烟厂码头，一工人自行失足落水。」另一条的标题：「肇事者包围浦东分局，开枪示警未伤人。」后一条消息说：警察局对工人朝天开枪，故无伤亡，肇事者遂陆续散去。

　　总算没死人，我才宽了心，「一工人失足落水」，看到这儿我又好笑又好气，这个报社的编辑不知安的什么心，挖空心思替国民党开脱罪责，涂脂抹粉，因而引得我对另一条报导的「朝天开枪，并无伤亡」也怀疑起来了。

我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大饼油条，连一豌豆浆也来不及吃，就赶到外滩。等了一会儿，小周准时来到，一见面，我便把刚刚看的报纸上的两条报导告诉他，他不屑一顾地说：这是国民党惯用的手法，控制舆论，欺骗人民，替帝国主义効劳。你说那个「自行失足落水」嘛，并非是报社编辑的发明，去年上海学生去南京请愿，有一些学生被暗杀，中央社也说是「自行失足落水」，我记得鲁迅还气愤地写了文章骂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军人专政，一党独裁的国家莫不如此，不能责怪报社的编辑先生。



十二 落入陷阱

　　

我们又到了浦东，去找寻第二个线索，来到烂泥渡的贫民区里，按照分配给我记住的顾某和门牌号头，好容易找到了一家本地人房子，小周把此人的名字讲了出去，这间屋子的房东回话说：“这人住我的阁楼。不过这时不在啦。”我问：「小顾到哪儿去啦?」房东说：「自从烟厂罢下工来，他不大在家。」我感到了失望，跟小周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真不巧呀!我们的任务……」小周的眼光里却透露出暗暗的欢喜：“这一定是个好同志，他忙于团结工人咧。”我的脚懒得移动步子，打算坐下来等他，直等到小顾回来。

　　房东似乎觉察了我的意向，他说：「你们到街口转角处的一家茶馆店寻寻伊，有时候他在那里泡茶馆。」

　　于是我们就去寻那丬茶馆店。茶馆里只有三张方桌，是江南小镇上的那种小茶馆，里头坐满了人，遗憾的是，我们跟姓顾的从没见过面，在众茶客中，究竟谁是顾××（名字已忘，只得以「××」代之）呢?小周的鬼主意多，他在进茶馆以前，设计把我们二人分到两下里，他站在离茶馆一丈多距离的大街的转角处，由我进入茶馆冒叫一声，如果有人应声，就说「你的朋友叫你回去。」这样就不致使茶客们起疑。我就按照小周的部署去做，在茶馆进门处，我先叫了一声顾××的名字，没见什么反应，我又叫了第二遍，果然有一位茶客抬头朝我这边看，这是个面孔端正，有一双细眼睛的不到三十的青年。我赶快再喊一声，他疑惑地问了一句：「阿是喊我?」我料定就是此人了，就以老熟人的语气说：「有个朋友叫侬回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此人原来坐在赌牌九的桌子上，他正在打牌。

　　姓顾的走出来了，我领他来到小周跟前，小周很热情地说：「你就是顾××吗?今天好容易把你找着了。」

　　小顾还带有几分疑惑地问：「奸像我没见过你嘛。」

　　「可不是。我是组织上来寻你的，团组织可没有忘记你哪。」小周这么说，就跟他一边走，一边谈话。那谈话的内容，小顾说烟厂的团支部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被国民党抓走了三位同志，从此就停止了活动，我们盼着上级来个人联系，一直没有消息，大家的心情是沉闷的而且有点儿害怕，害怕国民党还要抓人。他这么说，我心里却格外高兴。他的分析完全是老革命的语言，准没有错!上级的任务总算办妥了，终于接上了关系。

　　这时，他拐进街角的一家小烟纸店，掏钱买了一盒老刀牌香烟，他向小周敬烟时，说：「烟厂一罢工，非卖品断档了，街上也只有蹩脚的强盗牌卖。为了保住饭碗发起的罢工斗争，我们多么需要党的领导呀!」小周问起昨日在烟草码头有个工人被国民党士兵扔进江里的事，他先说，没听说有人跳黄浦江嘛，对于分局门口是不是警察开了枪，他说幸而没伤着人。

我们跟着他回到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在门口喊了一声：「爸爸」，顾××哄他走开。他把搁在一边的木扶梯挪在正中，对我们说：「上去吧，地方小一点，我住的就是这个阁楼。」他儿子在他身后也要爬梯子上来，小顾在小孩头上拍打了一记，他最后一个上了楼梯，到了上面他又把木梯竖到墙边，大概是不让孩子上来。

　　我们觉着这个小阁楼虽小，但很隐蔽，点着一盏五支光的小灯泡，就像小刘的阁楼里那盏鬼火一样，整个小家庭的家当全照耀在昏黄的角落里。我和小周跟他谈当前苏维埃区红军打胜仗的形势，讲到日本企图并吞全中国……讲到赶快把烟厂的团的力量集结起来，投入当前的反对关厂的斗争中去。

　　正谈得起劲，忽听得楼下有人喊出强横的声音：

　　「楼上的，下来!下来!」

　　小周把头往阁楼下望了一眼，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说：「坏了，警察在下边!」我赶快探头往下看，看见三个戴军帽的等侯在下边，还看到了一个警察手里握着发亮的手铐!

　　但见姓顾的态度从容地把扶梯又挪到正中，他说了一句：「没什么，我先下去跟他们说说。」他先下去了，小周很快做出判断，低低地说：「糟了，我们上了他的圈套了。」于是，他硬着头皮先下了扶梯，他的手刚离开扶梯，警察马上用手铐钳牢他的双手。我不得不紧跟着他，踏着摇摇晃晃的梯级，其实还是我的脚在颤抖，如果这个小小的阁楼有一个容得下一只猫的洞窟，我一定设法钻进这洞子里去，在下面等着我的是不知有多深的劫难的深渊，明知这扶梯下面是灾难、是苦刑，是张着血盆大口的几只老虎，我只得走下阁楼，每走下一级，就向灾难走近一步。我好比被一群追兵撵上了山峰的悬崖，后面已经没有退路，只有横下心来闭上眼睛纵身往无底的深谷跳下去。当我还没踏上地板地，小顾指着我说：「这是姓王的」，然后又指指小周：「他姓周。」当我走完最后一级扶梯，警察已经把张开了口的手铐准备着，我就这样束手就擒了。这时我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愤怒，圆睁双眼瞪着这个姓顾的叛徒，我真想咬下他的一块肉来!

　　三个警察驱散聚在门外看热闹的居民，我跟小周都戴着锃亮的手铐被押解至门外，在人群中我猛地认出了姓顾的儿子，他藏在大人身后，睁大着好奇的眼睛，突然我走近这个孩子跟前，不再移动脚步，我举起手铐在孩子的面前晃了一下，然后说：「你爸爸是工贼，是出卖大罢工的叛徒!」不管这孩子懂不懂，我的愤怒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自己觉着轻松了许多。

　　我们被三个警察押解着走过一段路，——因为棚户区汽车开不进，才来到大街口，那里早就有一辆汽车等在那里。我们被押上了汽车，然后到了江边，又乘小汽艇到了外滩天文台码头，这里正是我们两人早上在这里会合的地点，今天早晨从这儿摆渡过江，我们的心情多么好，多么有信心完成团区委交给我们的任务，如今，谁能想到，我们双双戴上手铐又在这老地方登陆!

　　我们两个戴着手铐走近警察局驶来的汽车。又惹了一些好奇的路人围上来看热闹。突然，小周挣脱了警察搭在他肩上的手，冲出人群，拚出全生命的力量向法租界那边狂奔!原来，十六铺码头是「华界」，是国民党上海市的管辖地，不到二十公尺以外就是法租界，小周早就盘算好，只要能冲到法租界里，他就逃出了国民党的罗网。也就逃脱了这场灾难了。等我明白过来，我也起步要跑，可惜我的动作慢了一步，押解我的警察已紧紧地抱住我的腰，我挣脱不了他使劲的「拥抱」。

　　过了一会儿，只见两个警察架着小周来了，他的长衫撕裂了，脸上被抓破，还在渗出血来。唉，唉，他没有能逃脱，反而挨了一顿毒打。他确是逃进了法租界，但他估计错了，国民党警察还是越过了「分界线」，嚷着：「抓逃犯!抓逃犯!」法租界的巡捕赶上了他，把他逮住了，国民党警察说明他手上还带着手铐，这就是逃犯的证据，安南巡捕同意把逃犯交给国民党的警察带走。

我们被押进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的三科，这里是专门审讯政治犯的特务机关。



第四部　　　　　　　　　　　　　　　　　　　　　　 炼狱



一 跌入深谷



　　我被带到三科的一间办公室格局的房间里，审问我的家伙是个白净面皮的知识分子，他那问话里带出若干革命术语，猜得出此人是个不久前叛变了的叛徒。我按照预先跟小周统一的口供讲了我是跟他一起到浦东收书款的，我是一家书店的学徒，收书款的人里头，就有顾××。我们上阁楼问他算钱，想不到楼下来了两名警察。……后头这几句回话，是临时凑合的。自己知道漏洞百出，没料到审讯官一开头就夸奖我一番：「你比那个姓周的老实多了，你就没逃跑；他逃跑了，白吃一顿揍!你说说吧，这个姓周的担任什么工作?」

「我只知道他是书店的练习生。什么书店我也记不住了。」我说。「我不是问这个，问他在党内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怎么知道呢?」

　　这时，从隔壁屋里响起一阵鞭打犯人的声音，起初，挨打的没作声，打了十多下以后，才听到「鸣唉……呜哇，再打，我还是不晓得。」分明是小周在受刑，这句从咬紧牙关的疼痛里迸出来的话，就好象是专门讲给我听的，我全身的筋肉在收缩。

　　打的人一边在打，一面嘴里嚷着：「你跑，你跑得掉吗?」鞭打仍然在继续。

　　审问我的特务利用隔壁的凄厉的声音威吓我，说：「你这些话，只能骗鬼去!你不说实话，也一样把你拉到隔壁去，不怕你不说。」

　　「不能说，说什么呢?」我心里打定主意，准备挨一顿鞭子，不过从隔壁传来的忍受极度肉体痛苦的「唉，呜哇」的凄厉声音像尖刀一样钻进我的心窝里，比自己挨鞭打还要痛苦。

　　我还是重复着原来的回话，准备着到隔壁的「刑讯室」去受刑。结果，出乎意外地，审讯我的叛徒并没有拉我到隔壁去，而是叫来了一个押解我们的警察。警察一进门，搞下了那顶老虎军帽，打着立正，报告说：「不错的，这是个小共产党，铐上手铐，还骂告发他的是『工贼，是出卖罢工的走狗』。那人告发他们两个在阁楼上宣传赤化，宣传朱毛红军，煽动罢工……」

　　审讯官挥一下手，叫警察退出，然后对我说：「我今天不必多问，刚才这位警官报告的一切就足够了。我看你年轻，你不是共产党，是在团的，我们对误入歧途的年轻人，总是宽容的，只要你承认你是青年团的，明天我就放你出去。」

　　对敌人的这一手，——软的伪善的一手，我竟相信了，我以为他真能放我出去呢，这是我被捕第一天铸下的大错。我沉吟半晌，承认了我是参加过青年团的，这一下糟了，审讯官接着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谁叫你到浦东的?你在书店做学徒，是谁介绍你入团的；谁领导你……等等。这时我又变得清醒了。知道刚才上了他的当，我之所以上当，不能完全归之于软弱和动摇，当时还有一个幼稚的想法，以为对方既然有叛徒和警察作证，我再赖得光光还有什么用?审讯官问到我跟团组织具体同志的关系，在我脑幕上就映出我认识的同志的声音笑貌，我难道可以出卖他们吗?是他们把我领上革命之路的。我对姓顾的叛徒恨不得咬下他的肉来，难道我也要步其后尘让受害者永远诅咒我吗?所以，对审讯官深入一步的提问我是守口如瓶的。至于我的住处在哪儿，我更不能供出来，我怎能忍心出卖方德和秦老师呢?长城书店的小孙还掏腰包给我五块钱救了急，我能叫他到这儿来吃皮鞭吗?只是在讲到谁介绍我入团，我编造了一个虚无飘缈的故事，我说在外滩的外洋轮上，有一个海员，把一叠传单塞在我的手里，我看传单上写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话，我想这个海员一定是好人，我就跟定了他，要他带我到外洋轮上去玩，他真把我带到大轮船里，他跟我讲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事。

　　「那么，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

　　我严肃地摇摇头，他感到非常失望，他拉下脸来说：「好吧，不要跟我要滑头!回去好好想想，下回我还要提审的。」他又关照做记录的文书说：「把他跟同案的一道收监。」

　　我被文书领到楼梯下的长廊出口处，看到缩成一团的小周半个身子横在地上，文书用脚轻蔑地踢踢他，骂了声：「装死。」接着，一个看守兵应命前来，文书把这两名政治犯交给他押送去监房。看守跟文书一样没人心，同样用脚踢小周，粗声粗气地说：「快起来!去监房有你躺的。」小周艰难地撑起自己的身子，我连忙上去搀扶他站立起来，小周强忍着疼痛，缓慢地移动步子。看守走在前头，离我们远一点时，小周轻声地问我：「你没有挨打?」我说：「还好，我没有。」他听出我的口气不够理直气壮，又问：「你讲了我吗?」我说：「没有，」

　　「那么。你讲了谁呢?」

　　我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但我还是看到了他对我不信任的逼视的眼光，正是他的严厉的目光，使我必须主动讲明今晚我走错了一步的实情，我低低地对他说：「我只是承认了青年团，别的啥也没说。」

　　这句话给予小周的刺激，使我终身难忘，他猛地推开了我，拒绝我搀扶他，他用鄙视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就仿佛瞪着眼看待叛徒一样。他没说一句话，但他的突变的面色和利剑一般的眼光使我惊讶，使我羞愧，使我无地自容!我甚至想以哭泣来表白我的心意，但我又哭下出。

　　好容易走完长廊，又走过一个天井，看守把我们两人关进了一个木栅栏的监房里。

　　这是我生命史上头一天来到剥夺了任何自由的监狱里，这个监房还维持着动物园的格局，前面不是砖砌的墙，而是排列着一排圆木，上下有两根铁条把木栅栏串连起来，两根圆木之间只够半个人头的空隙。牢房里不装电灯，电灯装在门外的过道里，所以射进牢房里的光也是排列整齐的长方块格子，而且是「借」来的幽暗的光。

　　小周几乎是爬进那扇木栅门的，在里头已有三个老犯人睡在里头；当木栅门打开以后，他们都靠墙坐起来了。我俯下身托着小周的腰，是想帮他平稳地躺下来，谁知小周又给了我极度的难堪，他咂一咂嘴，同时用左手推开我的手，他自己屁股朝天无力地倒在地板上，嘴里嘘着粗气，这是背上的疼痛压得他只有用吐气来消散他的痛苦。由于他两次对我的「反目」，我憋气离他远远的，一个人孤独而又委屈地坐在木栅栏边。

　　只见老犯人里的一位矮胡子（后来知道他名张一凡，三十四、五岁，由于胡子长得茂盛，看上去有四、五十岁的样子）用膝盖移步到小周跟前，低低地亲切地问道：「受了刑了吗?是伤着哪里?」我代他说：「背上打的!」矮胡子的眼睛向我这边瞄了一下，问我：「你们是同案吗?」我说：「是的。」

　　矮胡子动手脱下小周的已经扯破了的上衣和汗衫，露出了极可怕的变了色的背脊，那伤势使我马上联想到半个月前连弟背上被打的血印子。不同之处，我看见连弟的伤痕已是挨打好几天以后，紫色的鞭痕多于血红色的，而小周背上的伤痕比连弟的还要多，有几处叠印的两度三度伤，已揭破了一层表皮，露出了像成熟了的红草莓似的肉，毛细管的血正在渗出，我又一次看到这凄惨的景象，就觉着这鞭子仿佛打在我的身上，不禁使我一阵寒颤，一股凉气掠过我的背部。

　　另外一位讲广东口音的难友（名字已忘，这里只得用「老广东」称之）说：「擦点万金油吧。」他也来到小周跟前，掏出一瓶红壳子的万金油，用手指往他额角和背上的伤处轻轻地涂抹。一面说：“这是很能（「灵」的广东音）的……」他觉得这句话有点夸大；后来又改口说：「擦着总比不擦强。」

　　小周不再嘘粗气，说了一句：「太谢谢你们了。」

　　「我们都上过刑的，这是政治犯来到此地的第一堂课。能熬过这一关就好了。这班野兽，就只有这点本西（「本事」的广东音）。」

　　小周回话说：「你的话对我，比万金油还灵。」

　　矮胡子和老广东要抬着小周到后墙根的毯子上，那里还有一个老犯人，他一直不讲话，独自坐在灯光照不着的死角里，我看不清他的脸，我看着他腾出了身底下的毯子，这一条军毯大概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的被褥。

　　小周说：「不用抬吧，我自己能动弹。」他自己吃力地爬了过去。在黑影里，三位政治犯围着他，询问他：「你们是怎么被捕的?三科的特务是怎么审问的?」小周简单地讲了他今天的逃跑又未逃成的经过以及在审讯时回答的口供。对于他的同案，只说了一句：「我们才认识了两天。」

　　栅栏里三个老犯人都围着小周转，他们对小周倾注了全部的温情和体贴。当小周讲了「我什么也没承认」，老广东和张一凡同时朝我瞄了瞄，即使在幽暗的灯光下，我也能读出他们的眼光里表示的是什么：两个人是同案，一个挨了打，一个平安无事，一个是振作的，虽然他是爬进来的，一个则是面有惧色，一副委屈又略带畏葸的样子。这几位有着丰富生活经验的政治犯，在如此鲜明对照之下，得出一致的判断，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他们射过来的眼光是鄙视的、怀疑的。我简直感到受着莫大的侮辱!我孤零地像木头人似地背靠着木栅栏坐在亮处，离他们只有三、四步距离，我没有勇气靠近他们，可是他们对小周的爱抚和关怀却又令人羡慕，简直使我嫉妒，觉着在这栅栏里享受他们的爱和温暖是最最珍贵的。这个对比这样鲜明，我再也不能忍受同志们对我的冷漠和轻蔑，我几乎要哭出声来。我猜得出他们为什么不信任我，我有必要表白一下自己还是坚贞不屈的!我没有供出损害组织陷害别人的口供，我对小周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法官问我外面的组织关系，我什么也没说，我连自己的住处都没讲，请你相信我吧!」谁知小周气咻咻地抢白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软弱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

　　他对我的不满很使我生气，想直接顶撞他，质问他我什么地方软弱?因考虑他背上被打成红一条紫一条的趴在地铺上呻吟，我不能跟他顶嘴。但还是说出了心头的委屈：「我决不会出卖朋友。」小周还是不饶人，责备我不该承认自己是团员，这个缺口一打开，敌人就会抓住这一点，认为你是软弱……当我挣脱警察跑到法租界，你为什么不跑?

　　我承认小周说得有理，一时找不出话来为自己解释，我懊恨自己被捕后的第一步就表现得不够坚定。

　　这一个夜晚我通宵末眠，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迎接下一个回合的审讯，如何打消小周对我的不信任，我下定决心克服自身的软弱，要像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通过这第一堂课。然后又回想起那个姓顾的叛徒，组织上交下的名单，怎么里头会有叛徒呢?会不会是我到茶馆里叫错了人?正在罢工斗争激烈展开的时候，一个革命者怎么有闲功夫到茶馆里赌牌九呢?

当小周问起码头上工人掉下江里，他怎么会不晓得，而且说是「跳黄浦」，这跟国民党宣传的「自行失足落水」有什么两样?这就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来了。那时就该怀疑这个家伙。小周那么有经验，怎么会跟着他上了阁楼?他那心情跟我一样，一定是昨日碰了钉子，急于求成，以为小顾一定是自己人了。这个坏蛋到烟纸店买香烟，大概就抽身到那里通报了警察局吧!

　　我又怀念起秦老师来，当她告诉我小姚被捕，组织上没一处破坏，她那欣慰和满意的情绪，这说明因为自己的丈夫在狱中表现的坚定，她更爱他了，如果小姚真的成了叛徒呢?她会坚决抛弃他，就像抛弃一堆狗屎，我可不能成为一堆狗屎哪!

我又怀念起连弟来，那次我去看她，一道围墙使我没能最后见她一面，唉，唉，为什么住在一个屋檐下，没有接受她的爱呢?现在，我可真地来到这个最黑暗最冷酷的地方，吉凶未卜，我们幸而没有草率同居，不至于使她为失去我而痛苦，免得害她一辈子!



二 爱的熔炉



　　监房里的早晨来得特别早，天亮了，我才注意到夜间在阴暗的角落不吭声的那位难友，脸上有稀落的麻子，四十岁光景，他是这里面年龄最大的长者。他在两天前刚刚上过刑，唯一的一条毯子，让给了小周，原来是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的。这位长者名叫陆在渊，大夏大学的教授，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后，他被移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时我才知道的。

　　起床（这里没有床的）以后，有人拎一桶冷水搁在每一间牢房外面，每一间牢房有一只拴着链条的木盆，这是给犯人擦身洗脸用的。老广东把自己的毛巾绞干了水，给小周揩面，不让他起来舀水；矮胡子是用他的一块手帕洗脸；我什么也没有，我想，不洗脸也罢。不过，他们两人的脸上，对我的歧视和冷漠较之昨天夜里表现得更加明显了，这一定是由于小周讲了我的软弱表现的情况，我未作任何辩白，为此我感到格外伤心。

　　这时，陆同志利用磨尖了的鞋钉把他的毛巾撕成两片，拿一片给我洗脸用，我感激不尽地谢谢他，一面替他舀了一盆水，端到他跟前。他很客气地说：「你先洗吧。」

　　我发觉他的脚成罗圈状的弓形，不能移动一步，想动一动腿，必得皱起眉头。倒吸半口冷气，我问道：「你的脚怎么啦?」

　　他说：「吃过老虎凳。」我不懂「老虎凳」是什么东西，还以为是上海的一种大众化糕点，跟「老虎脚爪」差不多吧，产生这种误会多半是因他说时前面用了个「吃」字的缘故。

　　陆同志做手势拍拍他的创伤未愈的大腿，强忍着痛楚现身说法地给我做形象教育，仍然是大学讲坛上的教授的风度，经他所做的示范表演，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极野蛮的原始的酷刑。

　　上帝设计一个人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是只能向里弯的，其中还安装了一条富有弹性的韧带，使人跃起并能自动拉回来。野蛮的酷吏，他们的思维逻辑都是颠倒的反动的，他们忽发奇想，要试验一下一个人的膝关节能不能向反方向弯曲，测试一下作为那根橡皮筋的韧带的弹性和张力如何。这样就设计出「老虎凳」来，让你坐在长凳上，用绳子紧缚住腿的上部，然后在脚根垫几块砖头，利用杠杆原理把膝盖往上抬起，试一试韧带的张力和膝关节的反叛能达到多大的限度。

　　当我看着陆同志的两只腿就是被老虎凳咬过、扭曲过，我简直不敢看、不敢碰他的脚，我的膝盖受了他的感应，似乎也在格格作响，隐隐作痛，我问道：「你的腿是不是扭断了?」

　　「你不要害怕，也用不着难过，只要韧带不断，上下关节还是连在一起的。自从我立志参加革命那天起，这一切苦难，甚至给我吃枪子儿，我也作了思想准备的，如果需要流血，这样的流血还是值得的。我是重犯，所以才给我吃重刑，敌人运用杠杆原理压断我的腿，是想利用腿的反作用力钳开另一端的嘴巴呀，让这张嘴供出自己的同志来!刚才我讲的大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是从生理学的角度而言，共产党人偏要从政治斗争的观点抵抗这个反作用力，牢牢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住自己的嘴，使天经地义的力学原理在共产党人的身上失灵!」他又加重语气说：「只要我们管住自己的嘴巴，任何刑罚都无能为力!这是可以战胜力学规律的精神力量，这个力量就是对自己信仰的真理深信不疑。所以说，我虽则损坏了两只腿，但保全了我的嘴，我的大脑里的信仰，保住了一个人的名节，」

　　讲到这里，陆教授的语调不再是冷静的了，说着说着便抑制不住感情上的激动，他用手指指在他身后的墙壁，就像一位教师让学生看他在黑板上写的习题似地对我说：「你看看这上面，不知是谁用碎玻璃刻下的一首诗。」

我上前辨认黑墙上划出来的几行白色的字迹：

／劝告新朋友，／切勿去自首!／如有此行为，／丢尽人间丑，／就是自首后，／也不会长久，／既不能做人，／又不能做狗!／

　　我看完第一遍，觉着这首诗又通俗、又深刻，句句打中了我的心坎；第二遍我是轻轻地念出声来。小周也听着了，他同样被这首诗吸引，艰辛地爬到这边墙下，想看得更真切些。他看完以后，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这诗讲得多好哇!对我们都是一种警告。光念不行，主要的看行动。」

　　不知怎么的，我又表现了一次「软弱」，忽然我抑制不住眼泪直流，我像一个丢失了妈妈的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孩子般地哭了出来。这一股热泪，本来在昨天夜间就要发泄的，后来我强压了下去，如今被小周的这几句话刺激得再也控制不住了，我一面哭，一面断断续续地说了下面的话：「不曾挨鞭子……你是把我当作［狗］吗?我不知道对面就是法租界，我没想到逃跑……也是做狗?……我是承认自己入了团的……但要我讲出人来，我一个也没说，这是纪律，也是常识……我还是有的。难道这也是投降了敌人?这首诗要我更坚定，……我不会背叛它。」

　　我这么一哭，心里的无限委屈全都倒出来了，陆同志安慰我说：「这里谁也不会把你当作［狗］ ，用不着难过和多心。你还年轻，没有斗争经验，你在三科既然承认了自己的政治身分，这就给敌人一种幻想，认为你是软弱可欺的，很有可能一步一步逼你走到出卖党、出卖同志的路上去。如果到了那个阶段，那就是百分之百变成不齿于人类的叛徒走狗了。」

小周连忙声明道：「是的，我批评你软弱，我并没有说你叛变，你何必这样敏感呢?」

老广东插话道：「今日是你们被捕的第三天，随时随刻三科会提审你们，首先要团结心，研究好如何对付敌人的口供，先不要自己人闹意见。」

　　我不哭了，我觉得老陆和老广东是有水平的，他们的讲话是公正的，就像亲人一样了解我并且帮助我，我向他们诉说了昨天特务审判我的全过程，并且强调这样的理由：叛徒姓顾的已经知道我的政治身分，再否认也没用，好在除此以外，姓顾的什么也不知道，我可以编瞎话应付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上了敌人的当，相信了叛徒说的只要承认了就可以马上放我的话。不过这一点我没有讲，陆同志说：「你有这个想法，说明你没有经验，在敌人眼里，抓到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你身上获得新的线索，破坏我们的组织。他们决不会满足于知道你是共青团员的。他（指小周）的口供是什么也不承认，这样反而干净利索。至于他责备你没有跟他一同逃跑，这不能说你软弱，如果你们事先约定好的，到这时候，他跑，你不跑，那么，这就是你的软弱和动摇。」讲到这里，他把目光射向小周那边，问道：「你说是不是?」

　　小周坦率地承认了昨夜说话冲撞了我，为的是他跑过了法租界，没有逃成，一肚皮晦气和怨气没处发泄，便埋怨到小王的身上来了。我得到了他的谅解，心里感到轻松和愉快，我意识到自己终于站到了「同志」的行列里。

　　接着，牢房里五个人就共同协商如何准备下一次的刑讯，大家认为矮胡子出的主意是可取的。矮胡子建议，要我在下次审讯中推翻原供，就说自己害怕上刑才瞎说一气，其实什么政治什么党派也全不懂，如果特务用刑，咬咬牙还是这么说，而且利用我年轻这个优点，不妨装成啥事也不懂的孩子口吻。「你顶多准备挨一顿皮鞭，这个刑罚伤皮肉不伤筋骨，你不要害怕，刚刚老陆不是讲了吗?为了保持名节，守牢你的嘴巴，就看你对革命的理想是不是坚定，有了这个，上刀山，下油锅，也顶得住!使得敌人在你身上一无所获，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老广东和小周还为我设想了敌人的几种威吓和欺人的话，准备着如何回答。

　　老陆又安慰我说：「你不会像我一样上老虎凳的，这一点你不要怕。」

　　当我坚定地表示，我一定照这个主意办，填补我在口供上的漏洞，保证不损害党和团的荣誉!从这时候起，所有的同志才把我当作亲兄弟一样，小周尤其热烈，他无比兴奋地对我说：「你推翻了原供，我的口供才能跟你一致。这才是我的好同志，请不要把我前天的话记在心上吧!」

　　一个人没有了思想包袱，在动物园笼子里的日子便变得舒畅多了，带有诗意的语句也会自动涌流出来，我高兴地说了这样的话：「老广东讲过，每个被捕的人都得上好第一堂课，对我来说，今天你们对我的教育，还有刻在这墙上的诗句，才是我的必修的第一堂课。请看我的行动吧，我这个学生决不会给老师丢脸就是了!」



三 刑讯的洗礼



　　人是群体的动物，我是人，我最受不了孤独，特别是受不了众人的歧视，不把我当人!当我哭过一场以后，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哭，才认识到它的根源正在这里。同时，我也深深地责备自己，为什么那么敏感，我在回答口供上面是不是表现出软弱?与我的同案对比之下，我不能不承认，我是软弱的，我并不是一硬到底的英雄，小周说敌人从我的口供里打开了一个缺口，这话并不过分。当我垂暮之年，讲述我的历史，让后代子孙知道我的生命史上曾有过这么一个污点，我不会后悔，也不应该掩饰，虽则我至今为此还感到羞傀!

　　我以一级战备的紧张状态准备着下一次的提审，我像个即将送进外科手术台开大刀的病人，准备受苦、流血，但是我的大脑不允许上麻药，必须保持清醒，这是一次不上麻醉的大开刀咧。

　　懦怯的人是害怕提审的，因为审讯室隔壁就是刑讯室；而我在上了这一堂必修课以后，我却焦急地盼望提审早一点来到，这里也多少有一点英雄主义赌气的成分，小周讲的，「光念不行，主要的看行动。」好吧，我将以自己的行动作出回答!

　　第三天没有提审我，第四天又没有叫到我。陆同志宽解地说：「红五月里，特务们一定忙于破坏我们的组织，大概没空找你这个小巴拉子。」

　　到了第十天上，果然把我叫到了三科的侯审室，问案的掉换了一个人，这变换对我的「翻供」更有利。我照着准备好的推翻原供的答词对他讲了，我说：「青年团是圆的扁的我也不知道，是上一回审问我的法官说的，你只要承认了是青年团，明天就放你出去。我想出去。我就照他的话说了，可第二天他并没有放我，我等了他十天也不放我。他这个法官为什么今天不敢见面，难道法官讲话不算数吗?……」往下，我以一个孩子撒野的动作拉住审判官的手，哭着喊道：「我要回家，你把那个法官叫来，他骗人!」

　　问案的人楞了，也许他从来不曾碰着这样一个幼小的政治犯，他打发站在一边的小爪子，说：“这孩子太放肆，把他拉走，”他用了「孩子」的字眼称呼我，这就证明我的表演是成功的。

　　我被小爪子反缚了手，拉在后边，我嘴里还是哭嚷着：「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要妈妈!我要回家!」我一边嚷，一边跳着脚。

　　这个审讯官忽然消失了，没过一会儿功夫，他又出现在案桌的那边，他对小爪子说：把他放开，要他坐下来好好讲。

　　小爪子一松手，我就像调皮的孩子，学着小周刚踏上十六铺码头猛奔的动作。连忙冲到审讯室外头去。在这个时候，忽然一种侥幸的心理鼓励我，何妨学学小周在十六铺码头逃跑出去的行动呢?促使我这么干的，是学一回小周的英雄行为，心里觉着小周责怪我上回没有跟他一起逃跑，看我在这儿的逃跑比他更惊险!小爪子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一把把我揪住，狠狠地打了我几记耳光。我哭得更厉害了。

　　我用嘶哑的哭声说：「刚才法官不是叫你放了我吗?为什么你不让我跑呢?他是好人，你是坏人!……我要妈妈，我要回家!」

　　小爪子把我按倒在椅子上，问案的气咻咻地说：「你怎么这样不老实?你想逃跑就让你逃得了吗?」

　　我抽咽着说：「你刚才说，放开我，你真是大好人!」

　　问案的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调皮，这里有两个人证明，你是正正式式参加过青年团的。你耍赖也没有用，前天审问你的法官讲可以放你，这话今天我也是这么说，并不是骗人话，不过你得给我讲了你的团组织里是什么人，你讲完之后，我可以马上放你，这哪里是骗人的话呢?」

「书店里有两个老板，一个老头，一个年轻……」「不，不是要你讲这个。」「要我讲什么呢?」「要你讲青年团，是谁领导的，是谁介绍的?」“这个我不知道，老师没有教给我。”

　　问案的脸上露出了苦笑，马上又沉下脸来，对小爪子说：“看来，不给他吃点苦头，他是不肯讲的。”然后又辱骂我：「你在耍滑头，不讲实话不放你过门，」

　　于是，小爪子奉命拉我到了隔壁的刑讯室，我注意到墙上挂着皮的、藤的各种鞭子，还有说不出名字的种种刑具，我也注意了「老虎凳」是什么样子，我只看到一条长凳的半当中凿了两个铜板大的眼儿，大概这就是陆同志讲的老虎凳罢，虽然那上面没雕刻成「老虎」的样子，我一见这个长凳，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小爪子把我的手套进两个橡皮圈子，把我按倒在地，屁股朝上，他收紧了橡皮圈子上的绳索，用脚踩住了绳索，这是为的节省一个劳力，准备打我皮鞭的架势。小周已经把他挨皮鞭的细节告诉了我，所以我胸有成竹，不过有一点，我比小周占了点便宜，小爪子没有褪下我的上衣和裤子，这个恩惠是不是跟我刚才的撒野装傻有关?不得而知。这时我的心境是宁静的，似乎是心甘情愿的，一点不着慌，就像从姓顾家的阁楼走下扶梯，明知山有虎、偏往山里行那样的气概。

　　皮鞭开始抽打在我的背上、屁股上，痛是痛的，但我可以咬住牙不哼不叫。小时侯医生，给我打针，我就不哭，妈妈夸赞我勇敢，还奖励我一颗糖吃。所以从小我就受过这样的锻炼。不过我想着不哼不叫和我刚才的表演不统一，我必须像孩子挨爸爸打的时候那样拚命地喊叫，我记得大前天小周挨打时也喊叫的，喊叫是对国民党暴政的一种抗议，于是我的喊叫声震撼了整个的[三科]。

　　刑讯室里走进刚才那个问案的家伙，大概是我的哭叫声惊动了他，他站在小爪子身后，说：「你说，你把关系一个一个讲出来，就不打你。不讲，还要打。」

　　我用手撑着想爬起来，一面哭着说：「大人欺侮小人，你们不讲理。……我晓得的，早就讲了，还用你打鞭子?我告诉爸爸去，爸爸还不知道我在上海是受你们当官的欺侮呢!」

　　小爪子终终于把我手上的橡皮圈松开了，叫我起来。

　　我两只手摸着发烫的热辣辣的屁股，艰辛地挣扎着站立起来。问案的家伙说：「把他带走。好好想想，指给你大路你不走。下次提审再耍滑头就再用刑。你是孩子，我们不是孩子!」

　　这就宣告刑讯已经结束。我走下楼梯，走一级磨蹭好大一会功夫。小爪子不耐烦地说：「快走，今天我看你小，没往狠处打，你装什么死!」

　　我是遍体鳞伤，但却像一个全胜归来的将军似的，走进了木笼子，四位同志热情地接应我躺下，他们看出了我的眉开眼笑、神采飞扬，对我已经作出了相应的判断。我快快乐乐地向他们报告：「一切照我准备好的做了，果然他们打了我一顿，这没有什么。正像你所说的那样，咬咬牙就过来了。」那语气好象我刚刚参加了游泳比赛爬上了岸的样子。

　　他们对我的抚爱似乎超过了小周，首先把我抬上那条唯一的毯子，然后脱下我的上衣，他们给我敷上的不是万金油，而是剖开的四办黄瓜，这真是灵丹妙药，那黄瓜的切开一面，贴在皮肉上，感到一阵凉意，也许那里面的水份有吸收疼痛的功能，慢慢地，疼痛果然减轻了许多。把黄瓜敷在伤处，还可以防止空气里的细菌感染。我在苦难中获得黄瓜的援救，我将永远赞美它。

　　这两根黄瓜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三位老难友早就为我的提审做了充分的准备，很遗憾的是，他们备用的万金油在给小周敷伤时已经用光了。老广东想起了他在老家有个用黄瓜治伤的土方；恰好这一天的值班看守是个善心的老头，老广东跟他商量，说小周的背部，打开了皮肉，眼看要出脓腐烂，问他讨两根黄瓜，可以减轻他的痛苦，老看守不费事地弄来了三根黄瓜。在我没回来以前，对于这三根黄瓜的使用，还讨论出几条使用原则，如果我是言行一致，像个小布尔什维克那样受了伤，就给他敷上；要是小王辜负了大家的希望，走向敌人那边，就把黄瓜分四份吃掉（不过留一根给小周敷在背上），连黄瓜皮也不给小王吃。

　　我完全模仿头一天小周到这里来的姿势：背脊梁朝天，让两只手扒在地上。我背后以及屁股上的疼痛像针刺一般刺激我的神经，非常遗憾的是，我看不见那里的创伤是什么样子。幸好在最近十五天之内，我接连看到了两个人背部的可怕的鞭痕，凭着那两次血肉模栏的印象，我想象出我的脊背一定也是累累鞭痕，微血管里徐徐渗出血来。在我的体验里，看不见的伤痕比看得见的创伤更叫人揪心，更痛苦。

　　其实我挨的打没有连弟和小周严重，我获得难友的温情和体贴是双倍的，为着获得天地间如此珍贵的同志爱和温暖，真的，敌人再打我一百鞭我也愿意。只有在这时候，我从头到脚才成为他们的同志，取得了他们的信任。特别是小周，他自己的伤还没有好，他坚持要替我舀水在木盆里，替我绞干陆教授扯给我的半拉毛巾。甚至要为我擦脸，就像大哥哥服侍动了大手术一点动弹不得的小弟弟那样。

　　我头一次感觉到，在世界上，如果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没有温暖，那是多么无聊而孤独，有的人甚至用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旦生活在大家的信任之下，就能心甘情愿承受最可怕的折磨和逆境，要他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不过，取得众人的信任是多么困难，而决定的因素还是靠自己呢!



四 第一封家书



　　我跟小周合戴一副手铐，告别了木栅栏里的老战友，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我们进入恐怖的阎王殿、屠场的入口处。经过这里的军事法庭审判，枪杀了不知多少革命志士。龙华，龙华，这个多么美好的名字，它是黄浦江畔的佛教圣地，如今被国民党挑选来做杀戮「共党」的屠场，变成了充满血腥气的人人闻之毛骨悚然的地方。中共建党初期的一大批骨干，有罗登贤、赵世炎、林育南、李求实、胡也频、柔石、冯铿等，他们一进入这个阎王殿的大门，就有去无回，共产党人的鲜血正如古语所说的「血流漂杵」呀!

　　我们俩一人伸出一只手钳在手镯似的铁箍里，从此两个人的命运就被一根发亮的键条连结在一起了。囚在这个鬼门关，两个人都不言语，心里的想法却是一样的：一定是凶多吉少，龙华将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站吧!

　　我们押往军法处的看守所，松了手铐。我被独自关进一条监房的黑屋子，小周关在另一间囚室里，我们两个分开了。

　　一进屋，里面有五、六个犯人，这一回，我简直像个老政治犯似的主动地跟同室的囚徒们打招呼。论年龄，算我最小，当他们知道我在警察局那一关，没有供出任何同志，便对我格外亲热。不必去问他们的底细，我就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政治犯，我又生活在充满着信任的爱的熔炉之中。

　　原来这里关押的都是未决犯，每个人准备着迟早免不了脖子上挨一刀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将死未死、吉凶未卜的两可之间，他们一点不像躺着等死的样子。一个个都像没事儿似的，送进来的饭盒子照样吃得空空如也，晚上睡觉照样鼾声如雷。留给我们的空间和时间越来越少，我怜惜自己的年轻。内心摆脱不了死亡的恐惧。

　　同号子的政治犯首先关切的是我的父母、我的家庭、念了几年书等等。只因我们被关在监房里，是不许给外界通信的，解到了警备司令部，倒允许给家里通信了。这儿的老犯人首先告诉我：「你们可以往家里通信了。你好好准备吧，明天就可以要求看守开你出去写家信。」

　　我一直是与家庭完全隔绝的孤儿。现在一下子开了禁，我的血管、我的神经马上伸展，一直伸展到我的心萦绕思念的地方。怎样来写第一封信呢?这就使我颇费踌躇了。我要写给父母吧，他们在两年前，全家都迁到青岛去了，那是个离上海很遥远的城市，我真不愿意让这个坏消息伤父母的心，何况在我离家来到上海之前，爸爸向我严厉地警告过：「若是你再被工厂开除，就永远不要踏进家门。」如今，我不是被工厂里开除的问题，而是成了「危害民国」的囚犯，我是堂堂正正为救国救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这条路的。我的父亲能理解我吗?在这以前我一直瞒着家里，在爸爸跟前我将怎么说呢?在监房里写信，又不能直抒胸臆，只能写三言两语的家信，又如何说得清楚呢?一想起我再也没脸踏上老家的门，也不想再见到父亲严厉的面孔，我就鼓不起勇气给父母写信。

　　于是我想起最怀念的秦老师，她的通讯处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最最迫切需要通信的就只有她了。我能想象得出，在她得知我和小周一同被捕的消息，她又会四处奔走，通知我所领导的基层团组织，催促他们赶快隐蔽，为我的可能叛变准备后事，在没有得到小王在里头的确实消息，她必然把小王当作「准叛徒」看待，就像小姚被捕以后她的惊恐、耽心和失魂落魄一样，她得处处提防某个时候小王会领着特务巡警去捉人……这对我是多么大的耻辱呢!重新树立她对我的信任，只有赶快在信中言明心迹。忽又意识到，写这封信，这件事本身就是破坏组织、陷害同志的叛党行为，女青年会是小秦赖以作掩护的宗教团体，与她非亲非故，这封信岂不是等于向敌人告密的材料吗?这么一想，就打消了给她写信的念头。

　　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关闭在牢里的生活太无聊，还由于想念父母的思绪在扩大，一个被禁锢的人，只要有一点自由的空隙，就不会斩断与社会与家庭的感情联系，当我想到，给家中去了一封信，这封信也许成了小王临死前的最后的绝笔，我总算没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我终于给父亲投寄了第一封信，寄的地点是青岛港务局。信里的话极简单，只是说因牵涉到政治案件，不幸被拘在此侯审，请合家放心，一旦审案做出宣判，不孝儿将立即函告家中，切勿为儿之一时受坏人诬陷而难过，我相信此处执法公允，一定能水落石出的。最后还写了一句，接信后不必来信。我在此处并不缺少什么。

过了若干年以后，在山东根据地，父亲从沦陷区带了三个弟弟来寻我，他谈及家中收到寄自龙华的军法处看守所的这封信，他说：「你妈妈当场就昏厥了过去。你的信又说得不明不白，但我知道国共两党分家之后，龙华那个地方是专门枪毙共产党的地方，你娘可勿晓得这一点，我只能瞒着她。而在我心中，一看到那封信，就料定你到了那个鬼地方，不死也得脱层皮。你在信中讲得轻描淡写，还说军法处的法官执法公允，我知道你是说假话，为了应付检查的。这一点你妈妈并不知道，我只能抓住这几句轻松的话一再地宽慰她，宽解她，使她慢慢放下心来。你可不知道，我的绝望和难过比你娘不知要沉重多少倍咧。但我只能把我心头的痛苦和悲伤埋得深深的，不让你妈晓得。我对你妈说：“你想开点吧，这孩子从小就不务正业，不肯好好读书，王家门里出了这么个不学好的东西，我出门也抬不起头啊!”谁知我这么一讲，反而惹得你妈妈抱头大哭，因为在她心中，只有你，她觉得是最可靠的，她理解她的大儿子并不像我所说的那样没出息……要她完全把你忘记，做母亲的是绝对办不到的，那就好比剜掉她心头的一块肉啊!”

　　果然不出所料，我在龙华发出的那封信，就好比投给我家一个灾难性的炸弹，使我的全家一直被不幸的阴影笼罩，并且害得妈妈得了个痰厥病。当她昏倒过去，由爸爸或是我的妹妹轻声地在她耳边呼唤几遍「寿大回来了」，她竟会慢慢地睁开眼睛，这是通晓精神分析学的「说假话疗法」，这个疗法真灵，真的将我母亲好几次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回顾我的一生中，我在龙华写了这封家书实是我永远不能饶恕的大错误!

　　同室的难友对我的「下场」还发生过一场争论。

　　一位年长的政治犯，他对我的前程作了如下的「预审」，「你放心，你没有死罪，你还不到法定年龄。」他是想安慰我，帮助我驱散那「死刑」的恐惧。

　　另一位是广东口音，嘴里少了一个门牙的（是给国民党特务打掉的），他也认为我不会处死，他说：「至多会把你送反省院，到那里蹲上六个月，你只要不言不语，不问政治，就会放你回家的。」

　　坐在角落里的湖北同志对上面两位乐观的「预审」不以为然，他插上话来：「国民党的法律，你别信他那一套，法律条文订得头头是道，完完全全是场面上写给人们看的，实行起来可不是那回事了。比如蒋介石去年颁布的那个专门镇压共产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上面写得很清楚，[危害民国]罪一律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把所有的法律条文当成一堆废纸，一脚踢开了。这里军法处四个监房，关得满满的，都扣上个统一的罪名，叫做[危害民国]，试问：究竟是蒋介石危害民国，还是共产党［危害民国］呢?由谁来解释这个［危害民国］包含什么意思?可见「危害民国」这一条法，本身倒是严重地危害了人民又危害了国家哩!」

　　他转身向着我，似乎跟我辩论似地说：「你还年幼，就抓了你进来，这就违反了法律，又把你押送到军法处，更属野蛮与荒唐了，这是对法律的嘲弄，也是对号称［中华民国］的嘲弄，视法律当儿戏，法律还不如一张大便草纸咧!」他心头的愤激，一下子像火山爆发般，火竦竦的语言全都倾泻出来，最后，他还举出一个例证，一九三一年前一夜间枪决了二十三名共产党人，里头就有一个欧阳立安不足法定年龄哪!你们看，国民党蒋政权杀人如麻，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按：关于欧阳立安，可参考陶承着《我的一家》，夏衍改编为电影，改名《革命家庭》）

　　他在讲到欧阳立安不足法定年龄，也同遭杀害，广东同志连忙眨眨眼暗示他，想阻止他说下去。湖北同志明白过来，但这话已出口，不好收回，便改口说：「我不一定记得清，这孩子过了十八岁也说不定，而且那是几年前的一场大屠杀……」他跟广东同志一样，都乐意安慰我，哄着我，但严酷的血淋淋的现实，还是没管住他的舌头。不经意地讲出了真相。不过，我没有被吓倒，应该感谢在拘留所里的那位陆教授，他视死如归的那番话给了我勇气。湖北同志刚才那番激昂慷慨的演说，给我精神上的鼓励，压倒了死亡给我的威胁。

从来不参加政治犯之间辩论的，还有一位广东佬，他是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里的一位团长，他说了这样的话：「可不是吗?真正危害中国的，可不就是这个最高领袖吗?他出卖了东北四省，又断送了二一八抗战，这个王八羔子内战内行，把枪头专对着抗日军民。只要给我再活一次的机会，我手里的驳壳枪先毙了这个龟孙儿子!」



五 刘刚之死



　　最后发言的广东人，名叫刘刚，他关在这里是军事犯，在国民党军队里违反军纪军法的军官，押解到这儿受军事法庭审判的，称作「军事犯」，刘刚便是同号子里唯一的军事犯。

　　我关进这间囚室的开头两天，不知道他的底细，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把他也看成是共产党员了。不过他在这里面很有点特殊，所有政治犯都是两手空空抓进来的，穿的衣裳一律都是囚衣，盖的毯子都是狱中发的灰色军毯。而刘刚却保有全套军官服装，还有一条血红的俄国毛毯以及两只热水瓶和一只搪瓷面盆。

　　我进入监房的第三天，吃罢第二顿饭，犯人轮流在一只木盆里倒水抹身，刘刚对我特别喜爱吧，他将热水瓶里的热水给我倒一些在小木盆里，说：「可怜的孩子，别着凉。」我很感激地谢谢他。对其它难友他可没有这么慷慨咧。

　　往下，轮到他抹身了，他向我提出替他擦擦背，我是乐意为他效劳的，为了报答他倒给我热水，我以擦背来换工，也是应该的。我替他擦好背，他又要我为他洗脚，但我迟疑了，我有我的自尊，难道他给我一点热水，还得多加一份劳务?我又不是他的勤务兵!我不回话，不响应，不情愿地闪开了，他觉得没脸面，生气地用手在盆子里溅出水，洒在我身上，恨恨地说：「小家伙，我差你你怎么不听?」我打算端起他的木盆，索性把水打翻报复他，但我没有这么做。我回话道：「我给你搓背还不行吗?凭什么我要替你洗脚?」

　　他觉着小王这个「小家伙」不是好欺的，只得没趣地自己洗脚了。

　　这时，打掉了门牙的广东佬悄悄对我说：「他要你帮忙洗什么，你就洗吧，你知道吗，他在世上没几天好活了。」

　　我惊异而又紧张地问：「他判了死罪了吗?」广东同志点点头。

　　原来，判了死刑的军事犯就在我身边，我开始有点儿怕他，这个「怕」的感情很复杂，一个想法是，他要去挨子弹了，那颗子弹也许会伤着我吧。这一层「怕」很快就被排除了，真正的可怕，是怕一个快要去死的人，会野性大发作，不顾一切地毁灭一切，首先毁灭他的仇人和看不顺眼的人。我刚才不听他的使唤，他一怒之下，会把我卡死也说不定咧。想到这里，我倒为刚才顶撞了他而后悔。

　　后来才发现，这个「怕」不是我独有的，同室的政治犯都让他三分，他的同乡是个老共产党员，劝我乖乖地听从他的吩咐，也是出于这种心理。在我关进这个号子以后，谁都不说出「死」和与死有关的语言，作为一种忌讳和禁区，也是怕刺激他。连这儿的看守和管理当局，给他某些特殊待遇，给他送来军装和毛毯以及热水瓶等等，同样是怕死刑犯自知命在旦夕，会在临死前伸伸腿，干出同归于尽的大破坏来。我知道西牢里的死刑犯，不是一个人关在一个牢房里，就是只让一同判了死刑的犯人关在一起。这么说来，这里的管理当局将一个死刑犯跟共产党政治犯关在一起，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就好比让一只垂死的老虎随时随刻可以吞噬我们一样。与害怕的感情搅在一起的是一种好奇，我想知道此人是犯了什么案被判死罪的。还想了解：既然判了死刑，为什么又迟迟不执行?是不是还有减刑免死的希望?人性是共同的，不仅自己乐生而怕死，也希望周围的人平平安安活下去。特别是，这么一个曾经活蹦鲜跳、血气方刚的军人，这么一个在二一八淞沪抗战中指挥打日本鬼子，立下汗马功劳的十九路军的团长，没有死在淞沪的沙场上，而将倒在龙华宝塔下的血泊中，心里不由得生出一种愤懑和悲凉，这样的情绪超过了对他的惧怕。

　　一个抗日英雄，怎么会有了杀头之罪呢?

　　一九三二年底，在上海北站发生了一起政治凶杀案，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乘车回南京，遭到一伙暴徒狙击，宋侥幸未被击中，而他的一名随员作了替死鬼，暴徒们行凶后在逃，四个月以后，蒋介石特务机关在苏北泰兴一带抓获了行刺宋子文的凶手。一同被捕的有四、五人（注三），主犯便是十九路军炮兵团团长刘刚。同案里有一名是宋的司机，刘刚便是依靠这位司机的内线，布置这一次谋杀的。这一次暗杀宋子文，一切筹划十分周全，想不到关键的一枪未中目标，就像荆轲剌秦王，挑了一个秦舞阳做助手，在紧急关头他惊惶失措，误了大事，刘刚挑选的伙伴也是一位没经验的小家伙，此人临阵慌乱，没看准目标就匆忙开枪，只是打死了宋的秘书。刘刚在口供里把开枪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这才坐实了他刺杀宋子文的主凶的罪名，判了他死罪。刘的助手也被抓了进来，判刑五年，司机李乐安，则判了无期徒刑。

当时我还不知道此案的内幕，并不认识宋子文遇刺案是两广实力派与蒋宋孔陈中央派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我那时的政治水平，只认为敢于刺杀国民党要人就是反蒋的好汉。

　　过一天又轮到打水擦身了，我主动地替他擦背，我把他的青铜似的背脊用半干的毛巾擦得透出红晕，心里油然而生出不忍瞩目的伤感；如此虎背熊腰，足够挑得起千斤重担的，这快要溢出微血管里的沸腾的血，将随着倒下去的脊梁一同变冷凝结，与泥土融成一片……我的天呀，我还能为这个血肉之躯擦几次背呢?恐怕屈指可数了。这么想着，我自己的手掌好似也变凉了，我的血一同凝结了。人与人之间为什么如此残酷，不断地相互残杀呢?有朝一日我也会跟他一样倒在龙华塔下的血泊中吧?从此以后，我的想象力总是朝「刘刚将成为死人」上面联系，活人，又是死人搅和在一起。子弹会打穿他的什么部位呢?他一旦倒在地上会是什么样子呢?这种生与死混合在一起的梦魇在脑海中一直驱逐不掉。这就在“怕”字上面又添了一层无名的焦急。

　　擦完了背，我又替他洗脚，这一回我是自愿的，而且怀有弥合昨日的裂痕、言归于好之意。刘刚却粗鲁地推开了我，说：「去，去!不用你相帮。」这话有接受和解，又有尊重对方意愿意思，虽然还带着昨晚的愠怒。

　　当号子里的几位老同志为我的前程预卜吉凶，湖北同志的发言使他很激动，令他钦佩不已，他忍不住把自己的观点以军人特有的爽直倾泻了出来：「我是杀了人的，杀人偿命，我替失意的［老大］卖命，到阴曹地府去，我没有话说。小王你年幼，又没犯伤人杀人罪，你准定是不会死的。我要是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你们，羡慕小王的年龄……一定跟了诸位一同投奔朱毛去，我真羡慕。」

　　原来，同室里政治犯的谈话，研讨政治、介绍苏联、介绍江西苏维埃工农兵地区，也讲了共产党的纲领等等，这个已决犯总是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默默地记着。不过他刚才讲的「失意的老大」没有讲明是谁，屋子里谁也没有去问明白。只是在几年以后我才知道，「老大」是洪帮弟兄对他们的首领的尊称，十九路军里，参加致公党的相当多，致公党就是洪门改组的。（建国后成为「政协」里的一个民主党派。）

　　他开始跟我们学唱《国际歌》、唱《少年先锋队歌》。教的人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这个学生却放开嗓门哇哇地唱起来，广东同志劝他把歌声压低一点，给门外值班看守听到了不好，刘刚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他们呢。我唱我的，他管不着!」他更放肆地唱起来：[……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他的高亢的歌声果然引来了看守，那看守在小门洞口张望了一下，见到是刘刚，不敢训斥他，又把小洞上的一块挡板拉上了。

　　我把这位军事犯当作前年二一八战役中的抗日英雄，我要求他给我讲讲亲临前线打胜仗的故事，在监牢里，听大人讲故事是最好的消遣。他说：「我们这个团在杨行、浏河一线阻击日本的海军陆战队，我们密集的炮弹要给步兵开路，又不能炸毁民房，只看见对方阵地上打死打伤的东洋兵，是用卡车一车一车拉跑的。日本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我们的东四省，现在打到上海来了，十九路军全体将士决心保卫大上海，把来犯的日本鬼子打得片甲不留。那时节呀，上海的慰劳队一批一批地送东西到前沿来，慰劳我们的有罐头、牛奶和奶粉，还有准备过年的年货，都送给我们，堆积如山……这一切，人人都相信，日本鬼子是完全可以打败的。正在我们打得很顺手的时候，蒋介石的军委会下了一道命令，就像当年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召回岳飞一样，硬要十九路军往后撤。蒋介石帮了日本军阀的大忙，连溥仪和殷汝耕都做不到的事，他都干得出来!他派了郭泰祺跟日本的重光葵在吴淞口一只英国兵舰上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出卖了十九路军，也断送了淞沪战争快要到手的胜利!我可把蒋介石看穿了!我们军人自上而下都不肯撤下来，是蒋介石派了张治中的部队来换防。什么换防呀!就是用武力逼迫我们撤离上海，无数慰劳品都留下来扔给张治中的五路军。战士们都是哭着离开坚守了二十天的战壕。」

　　讲到这里，他那丧权辱国之痛竟使一个英雄红了眼圈，并且流出了热泪。他接着说：「结果蒋光头硬是命令蒋光鼐、蔡廷锴把部队开到福建去剿匪，唔，不就是打你们共产党吗?这种把枪口对内的做法，又使十九路军的将士增添了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和愤怒，谁也不肯打红军。反蒋抗日的情绪，原是蒋介石卖国投降煽动起来的，要求反蒋抗日的呼声，就像一点就着的一堆干柴和火药包。我们的首领蒋光鼐和蔡廷错将军在陈铭枢、李济深的支持下，终于点燃了这堆干柴，企图把抗日反蒋的大火烧到全国去，就是在一九三三年年底宣布福建独立，脱离国民党中央，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说也奇怪，福建人民政府一独立，十九路军全体官兵马上士气大振，同仇敌忾，那种消极悲观、含垢忍辱的精神一扫而光，一个个都眉飞色舞，好似重见天日那样欢欣鼓舞，都准备重上反蒋抗日前线!朱毛红军派了人来跟蔡军长商议联合反蒋的消息，又使我们全军处在兴奋和欢呼之中，不过对于南京派来军部的政治教官——实际是蒋介石派来的军统特务，对他们是封锁消息保密的。那几天部队里的连级以上军官都悄悄地打听红军里的情形，他们连朱毛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也不知道，苏维埃是不是俄国人更不清楚。包括我在内，心里都是高兴的欢迎的，而且认为，我们要是能跟红军联合在一起，说不定就能在全国打开一个新局面，而十九路军经过二一八抗战的锻炼，国际国内的名声大振，许多报纸称赞我们是铁军，跟共产党代表潘汉年谈判，我们的代表是陈公培，还有高参罗稷南（注四）、王礼锡。我知道共产党方面同意在战略上配合，一同进攻中央军，还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议，协议的内容谈妥，如果蒋介石嫡系部队南下打十九路军，红军愿意抽出一支部队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他们还是保留苏维埃不变。这种联合不够圆满，不过红军同意和我们配合作战，不致使我们孤立无援，谈判的结果还是不错的。

　　「不到一个月，蒋介石调动三路大军，开进我们的战区，十九路军面临大军压境的紧张形势。红军在福建只是派了少量的游击队骚扰一番，并没有派出部队配合我们，听说江西方面还把主力部队开到鄂西北地区，离福建更远了。这样，十九路军和刚刚诞生的福建人民政府，在中央军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好听任中央军吞并、消灭。蒋光鼐和蔡廷锴将军看着大势已去，连夜撇下部队逃到广东，我们的铁军作为反蒋的叛军，被军事委员会改编，连十九路军光辉的名字也取消了。我的许多同事和广东的老乡，有的战死，有的接受军事审判，有的逃亡回家。我在这个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带了六、七个人连夜逃进山区丛林。……总算保住了一条性命。

　　刘刚回忆的这段经历，是中国现代史中极重要的一页，从他沉痛的不堪回首的叙述中，看出他的政治眼光是敏锐而正确的。由于他的讲述有许多广东口音，所说的地名和人名我可能听错，但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离福建事变失败还不到一年，我相信他说的这段历史是真实的，也是可贵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难忘的。

　　同室的政治犯对他所说的前半段无有疑义，并赞赏他对蒋介石卖国嘴脸的刻划，只是对他讲到红军派代表与十九路军谈判，共党方面似乎带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听任十九路军被中央军吃掉，这才导致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对这一段的叙述，大大伤了同室难友的感情，当政治犯争着提出质问和抗议，刘刚才认识到自己失言了，冲撞了在座的共产党人了。

　　同室的老邓首先发难，纠正刘刚所说的「朱毛红军」的不当，他批评这是国民党报纸这么称呼「朱毛」，这是对红军领袖的轻蔑叫法。刘刚马上申辩说他去了福建，才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国民党骂你们是共匪、赤匪，我不同意这样骂，不过我还不明白称呼你们红军首领「朱毛」，错在哪里?」

　　湖北的同志是这么批评刘刚的：「吞并改编十九路军的是国民党中央，打击福建人民政府的也是它。把十九路军起义失败的原因说成是红军不肯合作，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共产党没有积极配合，没有参加联合政府，刘团长讲的，事实上是如此。我们首先要肯定：蒋光鼐、蔡廷锴与蒋介石分裂，竖起反蒋抗日的大旗，这是干了一件好事。但要知道，他们是代表地方军阀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革命是绝不会成功的，你们的军长和司令发动的这场起义是一场军事冒险，开到福建山区，没有农民支持，没有群众基础，这就注定了要失败。共产党表示支持和同情，这就是共产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只能给你们精神上的政治上的支持，却不能挽救你们必然失败的命运。所以在军事行动上只能作有限的声援。这还不清楚吗?你们不是果然失败了吗?你作为十九路军的军官，当然是难过的，痛心的。你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但我要说，这是你缺乏革命观点，或者说是缺乏无产阶级观点的缘故。」

　　湖北同志的精辟入理的分析使我折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阵营的一员，我当然是同意他的意见，我是站在湖北同志一边的。

　　没料到，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是那位年长的老广东，他又把湖北佬的发言拔高了一级，他说：「我们还要估计到，你们的军长并不是真抗日，而是想搞割据，才跟蒋介石对着干的。」他这么说却刺激了刘团长的神经，刘的觉悟还只能到达「不该给老大卖命」，还没有认识他的上司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是军阀。刘刚恼火了，他涨红着脸，几乎要动武的样子，毫不留情地辩驳道：「你这说法就太丢那妈了，他们是抗日将领，名闻天下，难道也是假的?难道也是争地盘?」他打算从座位上站起来，挨近他坐着的湖北同志面色发青，连忙按住他说：「好好说，有话好讲。你的老乡的看法当然不对，我们可以讨论嘛。」他真怕这位死刑犯一怒之下干出不可思议的行动来。那位年长的广东同志发现自己刚才的发言无意中触犯了虎威，懊悔不迭，赶快退避在墙角里，幸而他还没指名蔡廷锴、蒋光鼐两将军是军阀，否则刘刚真的会用手头的热水瓶砸过去，广东老乡连忙认错，说：「蔡廷锴是著名的抗日将领，人们称他是广东的马占山，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是我冲撞他老人家了。」其实他并没有修正自己的论点。

　　这样，刘刚的怒气顿消，不过还是瞪着眼向着这位老广东，大声地说：「你在共产党里，当然你有卫护你们领袖的权利，我称呼朱毛可有一点轻蔑的意思?时下老百姓都把朱德、毛泽东叫「朱毛」，你就气成这个样子!我在十九路军里干了五年，我也有卫护我的领袖的权利，不许你诬蔑他!」

　　这场论争，是我请他讲故事引起的。挑起号子里的争斗和相互敌视，我有一定责任，往后，我再也不敢要他给我讲故事了。

　　政治上的分歧是很容易伤感情的。从此，两个广东人在同一屋里再也不说话，对头寃家似的，直到刘刚押赴刑场也没有和解。他心目中的马列主义者就只有湖北佬和我两个，当他与老广东一触即发的时候，幸而有湖北同志拦住他，他对湖北同志还是信服的。至于对我，因我从头至尾是用感兴趣的同情态度听他所讲的故事，还因为所有政治犯在言谈中一致夸赞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多么坚决，并说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础，在号子里只有我是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他对我充满了信心。他曾悄悄地告诉我：「请你放心，我不会死。只要我活着出去，我就找你们的朱毛去。」

　　我听了很开心，又感到意外，我问道：「判了死刑，难道还有救吗?我多么希望你能活下来呀!」

　　他压低了嗓子说：「我的老大在外头替我运动，我的这条命，就指望老大的运动能不能见效了。」

　　我暗暗替他高兴，暗暗为他祈祷。但我始终不知道他说的「老大」是谁。这时我才理解了，他在监房里何以认真地学唱《国际歌》，并打听「共产国际」在什么地方等等，他是为他的投奔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作准备呀!

　　那位老广东背着他对我这么说：“这个姓刘的是个亡命之徒，你没听他说吗，你们有你们的领袖，他有他的领袖，我们跟他的领袖就不一样嘛!这种人能革命吗?在这号人的身上，表现着十足的流氓无产者的性格和世界观哩!”

　　小姚以前告诉我「流氓无产者」这个政治术语，这一回我把这位老难友所说的「流氓无产者」来联系这个刘团长，觉得对不上号，我开始觉得老广东的马列主义跟小姚的是一路的，是喜欢随便给人扣帽子的一种马列主义。

　　这一天，吃罢早饭，广东同志给我们讲巴黎公社的故事打发时间，忽然，我们号子的门开了，门口站着的不是看守，而是一个军官，他手里拿着一张贴了半身照片的纸头，对号子里吆喝一声：「军事犯刘刚，出来。」

刘刚从地板上一跃而起，兴冲冲地说：「是不是复审呢，还是解往南京?」他还以为老大在外头运动有了指望咧。

　　那个军官说：「你出来再说吧。」

　　刘刚眼睛亮，他一眼看到门口那个人手里拿着的那张纸，又从他嘴里所说「出来再说吧」里带着虚假的淡漠的口吻，很快悟出今日他的死期到了，站在门口的是个催命判官。他定了定神，用一种揶揄的语调说：「要是执行原判，你就实话实说吧，不必吞吞吐吐。要是去死，让我好准备准备。」

　　门口的催命判官说：「那就准备吧，给你五分钟。」这时候就有两个持枪的士兵堵在牢门口。以防他疯狂挣扎。

　　我看见这个团长行若无事地收拾他的积蓄和行囊，那么从容镇定，脸上没有一点紧张恐惧的神色，这一点使我惊讶，也使我终生受用。我亲自看到了一个真正视死如归的英雄。他把洗脸盆留下来给我作纪念，还关照把两只热水瓶分送给两名关押在这里的同案犯。他穿上当年在淞沪打仗时穿的那套军装，这是他早作了准备的。门口的催命判官看着他穿着全副戎装，大概以为这一名军事犯临死以前还要显示他的官阶去见阎王吧!谁知刘刚没有来得及挎上武装带《连长以上的军官特有的装饰品》，还没戴上那顶威严的军帽，忽然改变了主意。他脱下那件军装上衣，并且用脚使劲踩那只军帽，嘴里骂着：「去你那妈，我为你打败了东洋鬼子，如今又得流血，死在卖国贼手里，见你妈的鬼去吧!同志们，永别了!」然后，拉着那条血红的毛毯，披在肩上，用广东腔国语对门外的法警说：「死的时候，请允许我裹着这条俄国毯子倒下吧!」

　　「五分钟早过了，不要磨时间了。」催命判官还这么催促他。

　　刘刚的思维还是敏捷而清晰，他对号子里的难友说：「他们会贪污我的毛毯咧，龟儿子的贪官污吏。」他非常巧妙地利用武装带把红毯子紧紧裹在身上，他走出牢门就像一团燃烧的火，又像一面不倒的红旗。当两个枪兵一边一个挟持着他走出弄堂，他忽然用全部生命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团结起来，到明天，」他真地像个布尔什维克那样去迎接死亡!

　　当催命判官讲了「那你就准备吧」，我浑身冷得发抖，害怕得发抖，当刘刚裹着血红的毛毯高唱《国际歌》时，我的身子变热了、我的血回暖了。他刚刚押出牢房，整个看守所像凝冻的坟场那么死寂；两声连发的枪声，我好似亲眼目睹刘刚裹着红毛毯在最后挣扎，他终于倒下了，连同他的声音笑貌，连同他的古铜色的背脊和每一根血管，都一同被毁灭了!

刘刚死了，而牢房里发生的那场争论，却没有完结、可以说始终伴随着我的反思历程逐渐走向成熟，可见认识一件历史事件的是非，须要经历多么漫长的道路呵!（注五）



六 浴室脱险



　　我在号子里只关了十来天，就被看守看中，派我出去做外役。同号的人都羡慕我，并为我祝贺：“这是个好兆头，为的你年幼、罪轻，说不定干一阵会放了你。”

　　这些同难的都没有做过外役，只是由于一直关在一个小囚室里，很羡慕可以到外头走动的那么一点自由。我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也就喜滋滋地走马上任了。当我干了头一天下来，便感到这是个苦差使，干什么事都有看守领着，监视着，活动地盘只限于这个狭窄的监房的过道里，就好比拉磨的牲口只能围着磨道转圈子一样，这样的自由度是极可怜的。

　　外役的工作，就是一天两次给各个号子发饭罐头，一天发两次开水，并且打扫牢房外边的过道。最吃重的活就是每天清晨跟另一位外役，给号子里倒马桶。两个犯人抬着马桶走出牢房弄堂，倒入不远的大粪池。每倾倒一次马桶，冲鼻子的臭气任谁都受不了，这儿聚集了世界上最密集的苍蝇，而且这种抬粪方式实在太愚笨太原始了。头一天我就向另一位姓杨的外役建议道：「为什么不用担挑呢?一个人挑两只马桶，效率提高一倍，难道这里的看守不知道［一个和尚挑水吃］的道理? 」

　　杨同志苦笑着回话道：“这就叫做［劳役］呀，你勿晓得，当初犯人出去倒马桶，原是用扁担挑出去的。后来发生了一起人命案，才取消了那种劳动方式，非得用现在这样两个人拎着马桶鼻子的笨办法。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呢!”

　　我问他：「出了怎样的人命案呢?」

　　“这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做外役的政治犯，过堂并没判他死罪，有一早他挑完粪桶回到监房，他忽然抡起挑马桶的扁担，遇见看守兵或看守长就打，他用扁担作武器，把一个看守的头砸飞了，又打伤了两个，其中一个被打死。从那以后，上边便作出了一项严格的规定，牢房里不得再使用扁担挑粪。”

　　我不胜感慨地说：「看来，这种原始的拎马桶的方法，今后还会代代相传呢!」

　　小杨马上回答道：“这个故事，也会代代相传下去的。”他的回话思路敏捷，态度鲜明，就凭这一句话，我们俩结成了知心朋友。外役还享受一种优待，在下午五点关进号子以前，我们可以洗个澡。洗澡的地方只是一间水泥地的房间，既没有淋浴设备，更没有水池，只有一个放冷水的水龙头，不过另外可以提一桶热水进去。

　　这儿的看守兵没有给他们预备一个考究的浴室，他们在下班以后，也是在同一个洗澡间洗澡。不过要用热水的话，便使唤外役拎热水进去，只是在供应热水上才分出等次来。

　　这一天傍晚，是一个麻子脸的看守兵在里头洗澡，他在门缝里吆喝外役给他提一桶热水，他并不叫我们的番号，只是叫「外役」的职称，一条弄堂做外役的只有我和小杨两人，我看小杨刚好没在，我义不容辞地就拎一桶热水进去。我踏进小间屋里，刚刚把水桶放下，在这一剎那间，这个看守兵就把门反拴上了。屋里墙壁间嵌着一盏幽暗的电灯。当我看见高高大大的一个赤裸裸的人体，想要吞噬我的样子，他的下部突起一个棒槌似的家伙，把我吓坏了。他转了个身用裸体挡住那扇门。我不知这家伙要干什么，他平时当班的时候总是铁板着面孔，狠三狠四的，这时他竟露出甜滋滋的面孔——在我看来是野兽一样狰狞。他声音颤抖着，以迫不及待的口吻，请求我似地说：「玩屁股真好玩呢!我来教你。」

　　我还是弄不明白他要干什么，不过我似乎感到他这句话来意不善。我决定夺门而出，挣脱这个兽性大发作的野兽，他的背堵住了门，我就没法开门，我只有大声呼喊救命，叫了两声，门外没有动静。他并不显得惊慌，一副色迷迷的眼睛看着我，轻松而又甜嘻嘻地说：「你喊吧，这儿谁也不会来。」他一面说，一面动手拉下我的裤子。我用手挡他，他的语气变得更甜蜜了，呼吸更急促了，说：「小鬼头，我是看得起你，不要不识抬举。」说罢又动手扒我的裤子。这一回他使足了蛮劲，比头一回更野蛮更强有力，我这个弱小的孩子如何抵挡得住?就像饿虎扑向一只小羊，势在必得!这时好象隐隐中有神明在保护我，他看到了我的下半身裸体，忽然畏缩了，楞在那里了。我索性把上衣撩起，让他看我脊背上没有平复的累累鞭痕，说：「你看到了吗?你们的狗长官就是这样毒打我的。」他的那个突起的棒槌一下子变成烘山芋了。这时我抽空马上占领那扇门，在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脸显得十分沮丧，他的兽性消失，又回复了人性，十分遗憾地说：「龟儿子，你是好样的，可不要对谁说起我。」我猛地拉开插梢，冲出这个洗澡间。

我还是给小杨讲了浴室里的这一幕惊险遭遇。不过在讲述这段经历，把撩起上衣给看守兵看我身上的伤痕，说是情急智生，采取主动的行为，实际上可不是这样。因为我的知识面中一点也不知道人世间还有这种泄欲的方式。就像老怡和纱厂的小刘不懂得妓院是干什么的那样无知。小杨看了我的背部，说：“这个家伙不是东西，我忘了预先关照你了，幸而他没有得手。实告诉你吧，有一次我给他提热水进去，他也跟我动手动脚，猛力扯我的裤子，……」我还懵懂着咧，便问道：「他这是干什么呢?难道男人跟男人也有那个意思吗?」小杨才把话挑明了：「强奸男人。这就叫做鸡奸呀!这是最下流最无耻的勾当。有的男人寻不着女子，就找男人来解决问题，你是凭你屁股上打烂的伤痕，才免了这场侮辱。我那天被他反锁在浴室里，可没有这个优越条件帮我的忙，不过我还是狠狠地惩治了这个狗日的。」

　　「你是怎么制服这个野兽的?」我急切地问道。

「你注意到了没有?你给他拎去的那桶热水，恰好是对付他的最佳武器呀!我拎起那个水桶，就把热水浇在他赤身裸体的身上，铅桶里的水够烫的，浇在他身上简直好比滚水烫猪猡，烫得他哇哇乱叫，马上蹲在地上，算是让他尝到了欺侮政治犯的味道。这还是受了那个利用扁担作武器的共产党人的启示。他是揭竿而起，我是就地取水。什么东西都可以作我们斗争的武器。这个家伙被烫伤了，在家歇了十来天才来上班。见了我他只能瞪瞪眼。吃了哑巴亏，他是有苦说不出。我可不怕他，主动警告他：「我下个月就要释放，你往后再要胡来，我出去以后，只要给你们军法处写信告你一状，保管你做个军事犯叫你吃官司。」想不到这家伙在我身上碰了钉子，又打你的主意，真是贼性不改哪!」



七 戴镣之苦



　　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个多月，做外役二十多天。被叫出去过堂，法庭上的盘问完全依据市特别党部三科提供的诉状，根本不让被告申辩。好在没有用刑，只是简单地复核一遍，最后叫我在口供上画押盖手印。但最后并没有宣布军法处的判决，又把我放回笼子。在一同押回监房的途中，小周悄悄地对我说：「大概要宣判了。]

　　「会判得重吗?」我问他。他宽心地说：「死刑不会，我看得出法官的眼神。估计判刑不会太重的。」小周跟我的看法相同，我更放心了。

　　押回监房，看守长关照，不让我做外役了。白天又送进牢房里，这时才觉得在过道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走动，对一个人的生命何等宝贵。一关进去就觉得狭窄、憋得慌。我能理解，一直拴在槽头的牲口为什么乐意去拉磨，怪不得它在磨道里兜圈子是那么驯服老实。

　　四天以后，看守兵忽然打开我的囚房，喊着我的名字，他可不宣布是放出去还是押往监狱。我迟疑地问：“是放我，还是把我解走?”

　　看守冷冰冰地回话道：“没这么便宜，准备好行李，换个地方。 ”

　　他的头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幻想和希望，我的心变凉了。我光身一个，有什么东西要准备呢?我又没有红毯子和武装带，只剩下一个脸盆是属于我的，我决定不把它送人了。

　　同号难友相逢与别离是不能自己作主的，但现在一旦要离开他们，便格外地依依不舍。这里不仅有老大哥对小兄弟的那种感情，而且还因经过了一番筛选，到这儿来的都是政治上坚定不移的同志，我们之间没有猜疑，没有嫌隙，而各人的生命都是站在生死存亡的阴阳界边。门口看守兵宣布的话，同样使他们失望和震动。他们不言语，在我最后一瞥中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了这一点。我抑制不住惜别之情，冒出了一句：「只要不枪毙，总有再见面的日子，再见了!」

　　我被押上一辆囚车，发现小周早就蹲在囚车车厢的角落里，另外还有四、五个犯人，都不认识。

　　囚车没驶多远，便在漕河泾第二模范监狱的高墙里停下，先让我们聚集在监狱的一科听候宣读各人的判决书。关于我的是这么几句：

　　王寿华，武进人，十六岁，业已查实被告参加共党反动组织、煽动罢工、图谋骚扰社会安宁，本应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严予惩处，姑念其年幼，判有期徒刑十年……

　　小周的判决书与我的大同小异，就是少了一句「姑念其年幼」的词句。要不是小周在我身边，我一定会大声哭出来的。多半是由于小周也判十年监禁，他将陪伴我一同受罪。我们两人可算是同年同月同日进，同年同月同日出，我总算不是孤苦伶仃的。

　　接着，我跟小周被领到一处铁匠铺，同车的另外五位政治犯可没有跟我们一同去。铁匠铺的墙上挂着两排由两个圆周中间加一条线的几何图形。原来这个监狱利用犯人的劳动，自产自销野蛮时代的「工艺」品。铁匠为了夸耀他们的成绩卓著吧，整齐划一地在墙壁上陈列他们的制成品——镣铐。

　　新来的两名年轻犯人，来到铁匠铺。铁匠师傅就像眼镜店里的伙计，负责把眼镜戴到近视眼的鼻梁上，当我坐在小板凳上，让脚镣的蟹钳套进我的稚嫩的腿，铁箍衔接处垫在铁砧上，铁匠师傅用锄头敲击铆钉，那敲击的声音一锤一锤好似敲击我的心房。这时我才懂得，铆钉是永久性的紧固件，不像戴眼镜那样可以随时取下来。它将永远缚住我的双腿，直至放我出去的那一天。这个打击是给活的生物最残酷的刑罚。我不由得把一只脚猛力缩回来，放声大哭，连同刚才在科里强忍下的眼泪，一齐奔涌出来。

　　「哭的啥?我砸痛了你的脚吗?」铁匠被我突发的哭声怔住了，停止了敲击。

　　我收住了眼泪，简直是跪下来请求他：「求求你吧，不要给我钉这个镣，难道怕我逃跑吗?」

　　铁匠毫不让步地说：「怎么能不钉镣呢?这儿的规矩，判十年以上的都得钉镣，倒不是怕你逃跑，而是便于管理，让看守一看你就是个重犯。不瞒你说。我们也是犯人哪，我可没有这个权哇。」

　　我连忙补充说：“我才十六岁，实足年龄只有十五岁，你替我请求上级吧，能不能免了这个。”这时我的一只脚已经牢牢地钉上铁箍了，我痛得直想挣脱它。

　　铁匠毕竟是犯人，一听说我还是孩子般的年龄，他的手软了，开始在铁砧上用凿子凿断那只铆钉。我又流下眼泪--感激不尽的眼泪，说：「太谢谢你了!」他涨红着脸轻轻地说：「我给你换一副轻一点的，比这个轻八两。你还是个孩子呀!]他没有从挂在墙上的展览品中挑选，而是从一堆废料中挖出来。这时我心甘情愿地让他钉上少掉八两重的铁环，我还是对他说了感激不尽的话。他虽然没有免于钉镣的权，他却有悄悄选择重镣轻镣的权呢，这里竟「开后门」做好事来了，他开的是人道主义的后门呀!

　　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小周，他年龄比我大三岁，他也沾了我几滴眼泪的光。铁匠师傅今天大发慈悲，也给他钉了一副跟我一样重的铁链。后来我们才知道：戴铁链也有不同的规格。重的有九斤的，还有五斤的，至少也是三斤重的。铁匠师傅把不同规格的挂在墙上，私下却打做了好多副不合规格的薄形脚镣。我们脚上戴的就是这种分量不足偷工减料的薄型脚镣，我们从这里仿佛触摸到这个铁匠的金子般的心!

　　看守兵还没有把我们带进监房以前，这个铁匠还给我们一人一根破布条，教我们走出去时用布条拉着镣上的链条，这样好走路。从这儿走到弄堂要走好长的路呢，如果不用绳子拉着链条，头一次戴镣的就会给铁圈咬破脚踝骨的算盘子。

　　小周无限感激地问道：「你是我们的同志吧?」

「不，我是刑事犯，你们可是政治犯?我这个不够分量的货色是专给政治犯预备的。」小周说：「你这个人真好!你怎么知道我们是政治犯呢?」铁匠说：「我看出你们是念书人，为国为民的。年纪轻轻，要在这儿混十年呢，造孽呀，」我听得此人是绍兴口音。这个绍兴铁匠又悄悄地关照：“这个脚上的镣，不会戴足十年的，你们可以给二科打报告，请求开镣，要是脚脖子肿了，或是生了脚气病，只要二科在你们的报告上批了[照准]二字，我就会给你们开的。我管钉镣。也管开镣，我见得多了。」

　　我们头一次戴上脚镣行走，我一只手拿着洗脸盆，一只手提溜着那条布带子，就像骑马的拉着一根缰绳。不过两只脚不是拴在踏镫里。虽然铁镣和踏镫是一个模样，但两只脚伸进脚镣却叫人举步维艰，每走一步就像二十年前裹足的姑娘。是哪个聪明人发明出这类戕害自身、折磨生命的东西?

　　走路时专心注意着不让铁镯子磨损我的脚踝，直至我被看守领进一个囚室，才发现小周不知在什么地方和我分手了。

　　我闯进了一间密闭的小屋，里面黑洞洞的。渐渐地才看清两边放着四张双层木板床，从暗影中看得出四、五个瘦得像鬼一样的人。一个陌生的新犯人进来，打破了号子里的平静和沉寂，他们热情地接待我，并从我手里接过面盆，我不小心放开了手里的带子，我往前移动两步，拖在地上的链子发出金属铿锵声，这个声音惊动了全号子的难友，三个人几乎同时喊出：「你还带镣吗?」所有的眼睛同时向我脚下看。是的，戴镣的声音就是判刑十年的标志，当他们中有人问了句「你多大了」，我回答了自己的年龄，马上有四个人团绕着我脚上的铁家伙忙碌起来。他们中有一位难友主动贡献了一件褪了色的衣裳，把它撕成条条，把两个铁环缠起来。他们那种认真的乐于助人的样子，就像几个外科医生为我的腿动大手术的情景。我乖乖地伸直了脚，任凭他们摆布。十年徒刑的判决给我心上加压的重量在他们给铁环缠布条的时候顿时减轻了许多。一位姓萧的，脚上也有一副铁镣，他给我「欣赏」套在他脚上的经过加工的铁环，也是用布条缠着。我趁机捏了一下他的镣的厚阔度，我发现他戴的这副同样也是薄型的；我又去摸了摸另一位叫黄以琳的脚上的镣，就明显地重了许多。这种测定的差距和铁匠铺做镣的秘密，我不能说出来。如果说了出来，黄以琳平时不会感觉到的重量差异，就会陡然增加他心头的不平和苦恼。

　　后来我研究出黄以琳何以戴重镣的缘故。原来他是安徽的一个农民，不像个读书人；二来他的脚膀粗，那位可敬的铁匠师傅才从墙上取下展览品里这么一副大号的给了他。

　　铁镣被包在白布条中，就不再磨疼我的皮肉了，把绳子拎在手中，就好比用一根绳子缚住了缠在脚上的一条白蛇。而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和古典戏曲里，白蛇是一位多情美貌的女郎。我跟我脚上这条「白蛇」的强迫婚姻，却是用白布包裹着的无情和残酷。我还作过一首诗赞美这条「白蛇」。诗云：

剧恋自由反倒悬，／人生到此一泫然!／十年面壁非虚语，／幸有白蛇抵足眠。／



八 八卦大学



　　漕河泾监狱的结构很有特色，从飞机上朝下看的话，是呈矢车菊的一朵菊花状的建筑。中间有一个圆形的瞭望塔，八个花瓣呈放射形从瞭望塔向四处伸出去。监狱里有一种说法：原先设计者是想把青天白日旗照搬到图纸上，本有十二个花瓣，后因经费拮据，才减去四条监房，犯人进入里面，称之为「进了八卦阵」。区别不同监房，是以天干的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等八个序列命名，甲、庚两条监房是关押政治犯的，病监和女犯另有监房，不在菊花瓣中（日本于一九三七年八--九月，进攻上海时炸毁了这个监狱，现将其残余部分改为少年犯教养所）。八条监房关的已决犯三千多人。其中政治犯共有三、四百人，这儿集中了早期共产党的骨干和精英人物，因为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接二连三的中央机关被破坏，政治犯中不乏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们被捕时没暴露身分者，一条命方得保住。如恽代英关在此狱改名换姓，判刑五年，服刑三年余，党中央保卫部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供出了恽代英以化名关在漕河泾监狱中，他转解南京被杀。

　　我关在甲监七号，对面一排监房是双号，小周则关在斜对面八号里，但正如咫尺天涯，我们却不得见面，只有在每周一次放风时，因我们两个都带着镣，行走不便，可以聚在一起低低地说话。我们相互交换谈了刚进监房的各自的心情，那就是烦躁、自怨自艾，怀念家人，思念爱过的情人，吃饭无味，睡眠不安，恶梦纠缠，时时萦绕在心头的是：如何度过这三千六百余天漫长的岁月。在监狱服刑的心情与拘留所里不同，在未判罪以前头脑里充塞着种种幻想和侥幸，就像是与敌方搏斗，谁胜谁负已成定局，而负的一方是否尚能躲避炸弹，或改换便衣瞅个机会突出重团还留有余地，这时的大脑活动还是活跃的，向上的，怀有一线希望的；直至判了刑，一汪活水一下子变成了死水，连最后一点希望都破灭了。进入这个「八卦阵」的每个人，开头十天至一个月总表现出狂躁式的反常，就像把刚捕获的小鸟关入笼子里，开头总有若干天的躁动期。有一类鸟，一进入笼子，不食不饮，只知道不疲倦地碰撞笼子的竹棒，直至撞死在上头为止。难道犯人初进笼子也得经历「躁动期」吗?

　　同号的黄以琳有一番话，说明了我的狂躁症。他说道：「才判十年，你从这里释放出去的年月，还比我小五岁咧。将来出去你还是三十郎当的小伙子，还可以干一番事业呢!」对呀，美丽的希望虽然离得遥远点，但毕竟也是希望嘛。

　　在这里打发日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学文化。我把这十年看作是十年制义务教育，由于家贫，我只是在师范学校上学一年，正好在这个「八卦大学」里填补上这个空白。这儿的求学比自由世界的正规大学还具备两个优越性：这里不受外界的干扰，每个学生必须把七情六欲全部抛弃，与社会和家庭的一切牵挂一刀两断，做到完全的专心致志；二是这里的教师配备齐全，不请自来，有求必应。

「八卦大学]的书籍并不匮乏，文艺烦、经济学、哲学、中外历史、圣经、佛经……相当齐全。还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世界文库」和大学丛书等等。　　

　　使我不胜惊异的是，外边出版的马、恩著作和介绍苏联的出版物，这里都有。这一类外面都指为赤化的禁书。换上了《太上感应篇》、《因是子静坐法》、《黄帝内经》等的封面伪装。好在国民党不大重视监犯的思想改造工作，看守和看守长文化又不高，这一类禁书乃得在「八卦大学」里安然无恙，而且流通至甲、庚两监。

　　原来这里有一个地下图书网，每个号子里有一人专管到手的书，在规定时间里传递到别的号子，保证做到人人手头有书可读。

　　这个图书网与外面的申报图书馆不同之处，在外面借书是任我选择，有全部的书目；在「八卦大学」里，流通到自己号子的所有的书，在规定时间里我都可以拿来读，看不懂的我就问同室的难友，这就半强制的做到了无书不读的境界，一批书读完再换一批。何况我又是正当求知心切，记忆尤强的年龄，这一阶段的读书收获，远比上正规大学得益多。

　　如此众多的图书，是怎么进入政治犯的牢房呢?一是通过非法的渠道，给几块钱买通看守，秘密地从上海家属联系，带进剪报和禁书（监房中把剪报称为「牛肉]，是取news作为暗语）。二是外边邮寄。或是每月一次接见送进来的书籍，这些书须经教诲师审查方可放行。第三，地下图书网拥有历史上积汇的丰富书籍，所有从这里出去的难友都把书籍留下，成为「八卦大学」公有的精神财富，这样越积越多，世代相传。若是这儿有一天也发动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抄家，那么，所有书刊肯定会搜罗殆尽，一火焚之了。

　　在上述第二个合法渠道里，必须提到一名年轻教诲师，小铁匠铺里有个绍兴师傅，在上层建筑里也有像绍兴铁匠那样的人，他是瘦弱的书生，四川人，曾在沪一个大学里念书，毕业后不想回四川，就托了一个军界亲戚介绍至第二模范监狱做教诲师。这样的职业在知识分子眼里似乎太卑下了，一来没有升迁的希望，二来是在监狱里做芝麻绿豆官，讲出去不光采。教诲师的工作不外是检查犯人的来回书信，分发教会的佛教的宣扬教义和劝人为善的印刷品。教诲师的任务，顾名思义是要给犯人洗脑，但司法系统的监狱从来忽视这项工作（只有「反省院」是例外），三千多犯人，真要像共产党洗脑的做法，至少要配备三十名以上的庞大的政治工作人员才行。而这里的教诲师只有一兵一将两大员，领导教诲师的「将」是一位失意老官僚，此人是个冬烘先生，凡是外面邮寄进来的图书（包括白话翻译的书）他都不愿看一眼，检查图书的重任就落在年轻教诲师的身上。他在大学里跟地下党的同学有接触，并看了不少左翼的出版物，如今让他来做这一类红色的、粉红色的书籍的检查官，他就像蚕宝宝掉落在桑叶堆里，一本本过细的咬嚼，一看完就盖章放行。

　　年轻教诲师是个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起初对这个职务是不得已而为之，把它看作是过渡的临时啖饭之地，只是在检查政治犯的图书上，他才意识到教诲师这个岗位的价值与意义，他倒不想跳槽了。

　　应该说，此人是「八卦大学」的头号功臣，在全国解放后，我才打听到这位使我怀念和尊敬的教诲师的下落。他的名字叫范雨舟，当日军进攻上海，即随同从牢里获释的政治犯李干城、熊宇忠、陆维特等一同奔向苏北抗日根据地，并成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随大军南下，他才回到四川，任西南建筑工程学院教研组长，讲授马列主义，也许他讲的马列主义不合中共的标准，他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我的自学成材经历了三个密集学习阶段：最早是在上海新亚药厂做练习生的「木箱夜读」，第二阶段进了漕河泾的「八卦大学」，还有第三阶段，那是在我被打成右派，下乡劳动改造两年后，调回作家协会图书馆做资料员，有六年时间读了图书馆有关哲学、美学、文字学、逻辑学以及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名著等等。只有第三阶段，我专攻的方向比较抱有明确的目的，我所选读的书籍皆是文科知识方面的空白。

　　有一位记者问我：「听说你是自学成材，能不能介绍一下你是怎样学习的?」

　　我说：「我在倒霉坎坷时节，我就抓紧时机拚命读书，我就进过『八卦大学』，刚好在那里学完四年毕业。这样的学习是全神贯注，天天手不释卷，我命名为『密集型读书』区别于散乱的零碎的读书。」

　　记者不胜诧异地问道：「没听说有个『八卦大学』，莫非那个大学是专攻《易经》的?」

我笑笑说：「此八卦非《易经》之八卦也。我是指八卦阵式的漕河泾监狱的建筑，这个『大学』并不正轨，又不发毕业文凭，所以外人不知道它。我一生中填写过几十张『干部履历表』，其中有一项「学历和文化程度」，我总是填的「高中毕业」，在全国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我后悔为什么不如实填个「初中肄业」?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了。直至若干年后，毕业文凭忽然身价百倍，我又埋怨起当年的『八卦大学』没发下毕业文凭，否则大大有利于我的升迁、提干和加工钱吧。



九 发明豆腐印刷机



　　我还腾出相当多的时光学外语。我学外语的品种视同室的外语老师而定：同号政治犯有通晓俄文的，我就学俄语；会英文的，我就学英语；此外，我还学过日语、世界语等。

　　学的方法是老师在水泥地上用棉花蘸了无色透明快干墨水，写下字母，反复地念地上的水印子，直至快干墨水变干了，我也记住了，然后老师再写新的生字。所有的老师都把396号（我在牢里的编号）看作是高材生。因为记性好，发音流畅。

　　教我学外语的老师有丁冬放、徐玉书、匡亚明等。他们热心授徒，也有自己的需要，丁冬放就说过：「我教你学英文，也让我有机会重温英语。一种外文要是长期不用，就会逐渐忘记。」

　　按说有这么多高明的教师，我自己学习又很认真聪慧，可以通晓几国文字了。非常遗憾的是，至今连一种外语都没过关，更不要提「通晓」了。

　　这是因为学外文缺乏一贯到底的系统性，外语品种较多，转轨频繁所致。学外语的失败，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违反了「学而时习之」的古训，一种外国语要是长期不使用，就会忘得光光。在出狱后戎马倥偬的动荡岁月里，我根本没有闲心念外文，找本外文书也很难，四周接触的人，并无外国人，懂外文的中国同志又很稀罕，久而久之，在水泥地上学来的外文，也就像水迹印一样，化为气体飞向虚无了。

　　我学外语半途而废，还由于我忽然得了「拉丁化热」，兴趣一下子转移去学拉丁化新文字了。我从地下图书网中看到了天马书店出版的《汉字拉丁化方案》等书，就觉得汉字非改革不可，开始狂热地学起拉丁化新文字来。当时上海的左翼文化出版物也掀起了拉丁化热，鲁迅还写了《门外文谈》等几篇文章推波助澜。

　　学了新文字，对纠正我的家乡土音大有好处。我渐渐会说北方话了。接着，我开始研究上海话，并草拟了一份《上海话新文字草案》。为了这份草稿能够被上海推行新文字协会采纳，牢房里一位难友愿意跟一位年老的看守打交道，请他把这份草案带出去刊登。这位难友也是拉丁化热心分子，他把写着洋字的纸头给窗洞上的老看守看看，老看守是文盲，不管汉字、洋文都看不懂，但他是个好心人，伸手抓了那一叠纸头就走开了。（注六）

　　我在运用拉丁化上头，倒是成功的，我的熟练程度，并不比使用方块字差，我写拉丁化的文章，比写方块字快。这样便生起了想以拉丁化进行文艺创作的念头。可是，在这个鬼地方，要实现这个目的又谈何容易!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纸笔，犯人一个月准许写家书一封，规定是到一间小屋去写，那里预备了文房四宝。监房里虽然允许读书，但写字却是违禁的。

　　我从「拉丁化热」又转到创造拉丁化印刷机热上来，拉丁化字母只有廿六个，这就可以模仿英文打字机，只消能制出廿六个铅字来，这台活字印刷机就告成功了。

我哪里去弄制铅字的材料呢?

　　在这有限的空间（十二平方米）极度贫困的小天地里寻觅可以做铅字的材料。当我抛弃了金属和竹、木之类，竟找到了适宜于做铅字的理想材料，那就是一星期供应犯人的一块豆腐干。这块豆腐干原是犯人进行绝食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是给我们增加的营养。我宁愿牺牲营养，把豆腐干放在窗口晒干，稍许收干一些，即用线代替刀子把豆腐干切割成几个狭长的条条，然后再晒干，直至干得坚硬，再用细铁丝将豆腐条锯成三截，略比铅字长一些，等再晾得更坚硬了，将其一面在水泥地上磨平，就像刻图章似地雕出拉丁字母的阳文。

　　刻成这一套豆腐铅字，别看它只是二十几个小玩意，在上述一系列工艺过程中，也遭到过挫折，正是在不断摸索和试制中，才达到了实用的胜利。比如说：分阶段多次晾干（不可在太阳下晒干）是为了这儿的切割工具只限棉线或细铁丝；二来为了防止大块豆腐在暴晒中容易变形，豆腐干体积越小，受热后变形的扭曲度越小；第三，在晾干过程中，还须注意防止霉变等等。

　　做成了拉丁字母的全套铅字，还得解决供印刷的墨水，在牢房里没有货源，只有闯到外面去引进。我想起了专给犯人写信的那个房间。我就乘着写家信的机会，请求看守开我出去写信，我进入这屋子后，大概防我乱动弹，看守还把小门反锁了。我在里头可以从容不迫地偷窃墨宝。

　　这儿的墨汁是用墨锭磨出来的。原来的计划是把墨绽折断一截盗走。没想到不到一指长的墨锭坚硬如玻璃棒，如何折得断?情急无奈，下决心只有将整个墨锭偷走。后来想到，这么做很容易败露，追查起来，嫌疑犯很难赖脱，如果查号子和搜身，就会因小失大，冒这样的风险没有必要。

　　我不甘心空手而回，终于想出了化固体为液体的法门，并充分利用人体结构的长处，我把墨锭磨出满砚台的液汁，用毛笔蘸饱了墨汁，然后接纳于嘴巴里，最后用纸片抹去嘴唇上的残迹，做到不露形迹，我无声地将写好的家信交给看守，他并未察觉我的略微鼓起的腮帮子和装哑吧的形象，终于平平安安得胜回朝。回到号子里，忙把嘴里的液汁吐在碗里，我把偷盗墨汁的经过向难友详细报告，他们赞叹不已，萧文光说：“这叫做三九六智取墨宝。”

　　解决纸张比较容易，多亏这儿常有佛教团体送进大量劝人为善宣扬佛法的印刷品，线装本是折叠的，反面可以写字（基督教会也给犯人赠书，两面皆印字故不能派用场）。我得感谢菩萨的法力无边，正是托庇他的慈悲与恩典，才得无偿地供应我这个小小印刷所需要的纸张。

　　原始的豆腐干打字机可以正式投入试用了。我记得头一件印刷物是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操作起来很简单，手执所需某个拉丁化铅字，蘸一下墨汁印泥，印一个再换一个，印出来很清晰又整齐，只是排印速度太慢，好在这儿有的是光阴。

　　双手捧着第一份印出来的文字，我得意非凡。这是凝聚着我的智能和心血，凝聚着两个月的营养和克服一系列困难的意志力。我知道这个「发明」不过是继承了九百五十年前毕升创造的活字印刷机的设计思想，我所以在这儿设了专门一章，大书特书，为的是它是在一无所有被禁锢的牢房里制造出来的。

同号的政治犯都赞美我的创造的成功，在我第一步晾干豆腐干的初级阶段，只有一位是旁观者，其它的难友都捐献出豆腐干支持我。在试制过程中免不了失败，他们出谋献策，不断鼓励我。也许是上帝的有意安排，在捐献豆腐干的难友中，有一位方静吉，他恰巧是未来的国务院科学院长，出狱后他改名方毅知名于世，他可以作为这项土专家的伟大发明的历史见证人。



十 文艺复兴的高潮



　　我还在号子里用拉丁化进行扫盲工作，同室难友中文化低或是一字不识的政治犯，他们都认真在水门汀地上练习，来自安徽的农民黄以琳和外号黄包车的王金月，他们都会在水泥地上流畅地拼写出心里要表达的语言，他们就成了支持我制造打字机的最热心的赞助人，这种赞助还得牺牲一个星期一块豆腐干。当他们阅读了这个豆腐印刷机诞生第一张印刷品，那种欣喜之情甚至大大超过我自己。

　　于是，我们就开始在监房里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让更多的工农半文盲和文盲都能分享我们的快乐和胜利果实。推广的做法就是利用我的印刷机打印了许多份“北方话拉丁化方案”，先是在甲监流传，后来又分发至庚监。后来听说刑事犯中也有些人学会了新文字。这一拉丁化识字活动的历史局限性，就在于学会了拼和读，没有拉丁化的读物，也就做不到“学而时习之”，因此，热了一阵，也就难以为继了。

　　当我的打印机第一阶段生产了许多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我开始用它来进行文艺创作。我想起草拟的《上海话拉丁化草案》曾委托一个老看守带出投邮筒，虽然不能验证那件印刷品是否发表了，我宁愿推想我的那个草案太不成熟而被倪先生抛在一边了。我觉得这位年老的宁波看守还是老实的可靠的，于是我挑选了自己的诗歌，用拉丁化写的《铁窗外》，投寄给我在新亚药厂里的同乡人许福兴，在《木箱夜读》一节里我曾提到他，他曾把自己私下抄录的，几种西药配方给了我。所以寄给他，还因为他不是党、团员，连雇员协会的会员也不是。一个月以后，我竟收到了登载这首诗的刊物：《北调》，刊名北调，因它系天津出版的，我是从拉丁化读物上看到介绍《北调》是国内少数登载新文字作品的期刊。这时我的高兴与得意之情简直难以形容。同室难友左洪涛（在狱中改名彭国定），是个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老共产党员，在欣喜之余忽然发现了一个大漏洞，使我情绪非常懊丧，他指出附在这诗后面的「尾巴」非常不妥，原来在《铁窗外》后面有「编者附白：这首诗的作者身陷囹圄，通讯地址可寄上海新亚药厂许福兴先生转交可也。」左洪涛说：“这两行尾巴很糟糕，正好给国民党特务发现一个线索，来破坏我们的组织。”我辩护道：「许福兴没参加我们的组织，我在给他信中，只是说明投寄天津的《北调》编辑部，没有提到公开他的通讯处。」另一位难友说：「是呀，正因为许先生没有参加过地下党活动，所以他不知道特务的厉害，只凭一腔热血，才刊出这个自投罗网的告白。」左洪涛说：「至少会破坏我们跟外界联系的秘密信道，危害到这位许先生也说不定。」他的这番推理使我后悔不已，心中长久不得安宁，快乐的喜报反倒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虽然这条尾巴大杀风景，好事变成了坏事，但从这件坏事提供的信息，证明宁波看守还是可靠的；第二：到外边发表文章还是行得通的。我还是使用打字机继续写作，我在地下读书网看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又从《生活知识》等刊物里看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导，我又听了刘刚现身说法讲了淞沪抗战的故事，综合了上述中国同胞共赴国难的情况，便构思创作了《义勇军歌》，它与一年后聂耳、田汉作的取名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不同。《义勇军歌》共十二段，便于推广，纯用民歌形式，写好后，同室难友帮助推敲，直至他们也能唱得出来并感到满意为止。我有一种急切想让这首歌传遍全国的雄心，这一回可不能再寄给许福兴了，必须另辟蹊径，我想到了新华银行屠廷容的同事张志勤。

　　我认识张志勤是在法租界华龙路屠的宿舍里，我参与《雇员生活》的刻蜡纸工作，张是负责发行工作的，他不是党员，也未加入共青团，只是「雇员协会」的会员。他跟我非亲非故，当我被判刑押解至漕河泾这个「八卦阵」内，第一封信便是寄给张志勤的，通知他此间每个月可允准家属亲友接见一次，他接信后便带了许多食物和生活用品来探监，还简单的交谈几句，后来每隔两个月他便来探望我，直至调离漕河泾转解至苏州为止。张志勤同志是完全可以信赖的，我将《义勇军歌》的洋字码交给了宁波老看守，为了郑重起见，我要他将这个洋字码直接送往静安寺新华银行分行，我说：“这儿我没钱酬谢你，请你亲自把这封信交到他手里，他会给你钞票的。”这位老看守在下一个班次出现在牢门的小洞口，他带回张的一张便条，写明来件已收到，将照你所关照的去做，勿念，还有一行写明“我给来人一元路费。”

　　不善言谈的老看守在小洞口外面轻轻地说：“告诉你吧，张先生还是银行经理呢。他还请我到一间极讲究的房间里坐，给我敬烟、冲茶，满客气的，临走还送我路费呢!”他这一趟收获很大，感到荣耀，我看到了张的亲笔回条，一切我放心了。　　

　　张经理决定连夜学会拉丁化，马上到南京路书店买了一本北方话新文字课本。他有英文基础，开夜车一面学，一面破译我的洋码字。他在后来当面忆述那个夜晚的情景：「当时上海左翼文化界正掀起拉丁化新文字热，我只是听说，觉得用拉丁文代替中国的方块字，恐怕很难做得到。所以我是个新文字热潮中的旁观者。你的那封信送上门来，倒逼得我非把拉丁化学会不可，想不到熬夜熬到下两点，我不仅掌握了拉丁化替代汉字的方法，而且正确无误地破译了你的十二段诗歌的密码。这是一次突击式的学习。译出来以后，我马上通知会作曲的朋友给你配上乐谱，周巍峙是给联华电影厂配音乐的，他配了个南方卖梨膏糖小调，我又誊写清楚亲自交给徐雪寒，徐是《生活知识》和《新知书店》的总经理，创办该书店的时候，我给了他们一笔投资的。」

　　一九三六年三卷一期的《读书生活》刊登了《义勇军歌》，在这本期刊出版后的一个星期，张志勤藉着探监的机会，便把《读书生活》送进来。当然，它能顺利通过审查，又得力于教诲师范雨舟的方便。

　　发表这首抗战歌词开始用「若望」为笔名。我喜欢这两个字，因它包含有对未来永远抱有希望之意，另一层意思是我看了罗曼．罗兰作的《若望·克里斯托弗》长篇小说，对那个法国音乐家产生好感（三十年代高名凯翻译了这部巨著的上卷，书名为《若望·克里斯托弗》。也许是手笔之误，《读书生活》发表时将「若望」误排成「苦望」，这一笔之差，竟成了我一生落入苦海无边的谶语。艰苦奋斗希望实现的理想境界，没想到竟是苦不堪言的并无安全感的世界。我只有采纳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感觉良好」求得心灵上的平衡。

　　由于张志勤那里有了个可靠的「中转站」，我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此后，我以拉丁化写了《我们的歌手死了》，为悼念高尔基逝世而作；“一二。一六”，为响应北平的学生运动而作（这首长诗是与左洪涛合作的）；《沉痛的呼声》，系揭露监狱暴政的通讯报导等等。以上作品都经张志勤译成方块字发表在《生活知识》和《立报》上。

　　忙碌的打字机在印制过程中，又作了某些改进。为了提高效率，我把复合元音如ao ai、ou等合成在一枚豆腐干字模上；最重要的改进，必须多做一套字模，如果只有一套豆腐干字模，连续与含水的墨汁接触，硬件便变成了「软件」，如有两套字模，轮换使用就可以让软化的豆腐干「休耕」，置于窗口渐渐晾干。

由印制机之发明引发了我的创作高潮和发表欲，便于传播信息以及普及识字运动等等，这一过程，我把它比作是中国的印刷术流传西方，促进了那里的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我的打字机是原始的、简陋的，我把它看作是在小小监房里进行了复制中世纪历史现象的一场仿真性实验。当然，在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十一 「情人节」与「开斋节」



　　可以不受检查地往外边写信和投寄稿件，我又托老看守为我带信往我的家中（其它难友有这类信件，也一同带出去，统一交给张经理转发。号子里开始称呼老看守为老看守同志了）。在家信中我可以把因何被捕的真实原因说个明白，争取爹娘对我的谅解。

　　我又想到，何不给我学生时代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同学写封信呢?向同学们说明我的被开除，是为的政治信仰，给我判的刑，另一方面还可顺便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我用豆腐干打字机印成了长长的一封信。

　　没想到，由张志勤译成汉字的那封信在南京乡村师范却像是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我在栖霞山同班的同乡，跟我很合得来的夏惠民，他收到这信后，在班里的同学之间传开了。他们重新认识了两年前失落的“小王”（夏惠民，后改名夏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曾任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我那信里有这么一段：「我虽则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后来不得不到上海谋生，但对昔日同窗好友，我还是常常怀念的。生当国亡家破的时代，我觉着只有献身革命，参加挽救国家危亡的革命事业，才是我辈青年最紧迫最光荣的使命，你们看，《新生》周刊上有一句话得罪了邻国的天皇，无耻的当局竟封闭了《新生》，并将其主编杜重远判刑，这事件充分暴露了对日奴颜婢膝，睦邻亲善，一方面则弹压爱国志士，枪口对内的真面目。如今我身陷囹圄，同样是因爱国有罪，才判我长期坐牢的呀，我只要一息尚存，也要跟这个倒行逆施的当局抗争到底。」班上有人把这封信油印出来，散发到其它班级去；许多同学看了这封信泣不成声。

　　秋天，而夏日的炎热还没有过去，某一天的下午，我被看守传唤出去，领我到“接待处”，这是家属会见犯人的地方，中间横着长条桌，两边安放相当多的凳子。那里已经有两个犯人隔着长条桌与家属面对面交谈；只有一个女性孤独地坐在对面。我进入接待室，根本没注意这位女子，因为以前来探望我的是张志勤。当接待室的值班看守指点我坐在那个女性对面的凳子上，我还迟疑了一下。我刚坐下，才认出了坐在那里的竟是栖霞山来的同班同学吴庆华。不免惊讶地喊了一声：「想不到，是你?」她楞在那里的时间比小王认出她来还慢一拍，在她面前的犯人已经不是她从前认识的面目吧，加之她的注意力被这个囚徒脚上拖曳的铁链吸引去了，直至听到了小王招呼她的话音，她才从紧张和疑惑中惊醒，定定神重新审视陌生的小王。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泪水却止不住淌下来。我又问了一句：“你是怎么来的?”她用手背揩一揩眼泪，说：「我是看了你的那封信，我哥哥也看了。」她的眼光瞄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值班看守，便压低了嗓子：「我们决定马上来看望你，是张经理陪我们一同来的。我们终于见到了，现在我才真正认识了你。班上好多同学也要来，我也代表他们慰问你。你的苦难不是你个人的，也是大家的，也是我的。」她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激动和鼓舞，使我认识到我吃官司是光荣的，有价值的，它使我长久郁积在心头的委曲、苦难、愤怒化为泪水一下子喷涌出来。我呜咽着说：「你的话对我太重要了，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一定变得好过了。]

　　「我们来得匆忙，随便买了些食物，还有日用品，不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你就说吧，我一定想法给你送进来。」她讲的话那么亲切、温柔，胜过一切食物和用品。

　　这时我不哭了，说：「张经理每个月都来看望我，不需要什么，你跟你哥哥一同来看望我，这比什么慰问都好。」我过度的兴奋和激动使贫血的脑袋晕眩，并弄得满头大汗，我接着问：「你的哥哥还在外边吗?」

　　「门房间不许可，说是只能一个人接见犯人。不过张经理倒可以登记的，为了我从南京来，见面不容易，他把属于他的十分钟让给了我，我们可以多谈一歇。」

　　我大声地说，抑制不住我的愤怒：「你哥哥为什么不能进来?太遗憾了!真对不起你哥哥。」

　　在长条桌那边的两对探监的，限定的时间一到，值班看守便前来拆散他们，又换上了三对探监的。庆华注意到进进出出所有的犯人都不带镣，痛苦地发问道：「为什么偏偏给你带上这个?你觉着沉吗?」我只能淡淡地说：「戴长了也就习惯了，大概他们判的刑期轻一点。」庆华的脸色变得沉重、难堪，就好似这副炼戴在她的脚上，焦急地问：「你判几年呢?」看来，张志勤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她。我知道如实告诉她，更会增加她的痛苦，只因我说漏了嘴，我没法隐瞒了，我说：「你不要为我难过。我决不懊恼，判我十年也决不后悔。干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吴庆华忍不住呜咽起来，两行泪水跌落在唇边，她顾不及擦，咬紧嘴唇，似乎下了决心，又悲痛到极点，我听到了她的很轻很轻的低语：“……那，等你十年。请你相信我!”

　　我连忙说：「我已经熬过了两年，只剩下八年不到了。」对这个突然到来的幸福，我有点承受不了，我又赶快声明：“这怎么好呢?……自从离开栖霞山，你不知道我多么想你，我在你背后写了『骄傲的公主』，还记得吧?」

　　「那时候你多么调皮!」她说这话时破涕为笑了。

　　她依然是两年前的短头发，庄严的脸上多了几分忧郁和沉重，不论是喜悦或是痛苦的时候，都是绝对的美丽!

　　值班看守走近我们跟前，轻轻敲敲桌子，说了一句「时间到了」。庆华看看自己的手表，很不情愿地站起身，向我伸出手来。我总算有机会握住她娇嫩温柔的手，她捏我的手捏得那么有劲，使我马上联想到在栖霞山师范一同做集体游戏，大伙儿拉成一个圈，她也是这样紧握我的。如果没有值班看守在旁边，我甚至会扑向她的怀里，拥抱她。在牢狱里是我们第二次握手，我感觉到她的手发烫，手背上面还留着湿润的泪痕。

　　「我还会来看你的。」她最后说。

　　我手上提挈着“白蛇”慢慢走出接待室，还没走出后面的门，忽然听得一声呼唤：「我的寿华，保重哇!」我转过脸来，发现庆华离我身后两丈远，还伫立在那里望着我的背影如何消失。我的目光正与她的泪汪汪的眼睛相遇，这是最紧张最难忘的一瞥；又是撕裂人肺的最断肠的一瞥，当时，我的心里不知为什么那么慌乱竟没有回报她一个音符。她的最最亲密的呼喊使我不愿跨过接待室的门坎。

　　吴庆华的探监。是我一生中最得意最幸福的节日，正是我寄给夏惠民的那封信，引来了我的天使、我的女神，我把这一天称作是「情人节」（即圣瓦伦丁节）也未始不可。从这一天起，其实只有二十分钟，我似乎换了一个人，从一个忧郁的绝望的囚徒，变成一个乐观、快乐的小伙子，我不再为漫漫长夜数着未来八年的岁月，而是采用时钟倒数的减法，计算着与她自由欢聚的越来越近的日期，特别是她低声地许诺的“永远等你”成了我精神世界的寄托和主宰。这时，连我狂热地推行的拉丁化以及活字印刷机，还有不肯罢休的文艺创作等等，都降为次要的了。

　　这一天还是我变成暴发户的日子。我一下子收到了吴庆华带给我的一大堆东西，她特意买了一只大号搪瓷面盆，盛满了各种食物，从杭州的小核桃，直至大头菜、花生米、牛肉干、新疆葡萄干……南货店里橱柜里的东西，几乎都有了。另外有一只硬纸板箱装的衣服，其中有毛绒裤、罗宋帽、内衣、毛巾等等，这两大类东西都经过监狱当局一一检查过。由吴庆华的手笔开列了一长串的物品清单，其中有三样东西盖上了「退回]二字的图章，我至今还记得是：刮胡子刀、茶叶、象棋。这些都是监狱当局规定的违禁品。我从这三样东西上面体味到吴庆华对我关怀备至的那颗心。这三样东西是治疗空虚寂寞，又能给囚犯面孔扫除晦气的用品，非常遗憾的是，监狱当局偏偏禁止这三样用品入内，但她在这份清单上留下的笔迹，却赋予我无比的慰藉和温暖。别的好吃的东西我会把它忘却，惠特曼的诗中有句名言：「失却的却是人生最宝贵的」，可不是吗?恰恰是没有到手的这三件东西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同号子的难友为摊开在两个床铺上的丰富多彩的物品而惊异不止，他们一致评价，这是他们进牢监以来从未见过的场面。加之我一边整理一边带点自豪地讲述接见室里的奇遇，就给这儿所有的礼物蒙上了传奇的罗曼蒂克的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政治犯里最大的富翁（包括精神上的），而且是一个暴发户。

　　按照以往的风俗，谁家中接济食物进来，除本人多留一些自己享用，大部分自愿奉献出来，分给左邻右舍的大集体。这儿实行的是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有大家有，虽然各人分到的食品不多，只因监犯众多，家属接见的人次也多，却是源源而来，享用不尽。轮到谁送进食品，一般都是请刑期长的老犯人从事分配。分东西也是一种艺术，要照顾到附近几个牢房。比如说吧，对面六号里的小周，是我的同案，给他一份就要多一些。他对各个号子里的成员的情形做到了然于胸。分配较丰盛的食物，大家都卷入了分类、点数、分成若干份之类，做得一丝不苟。各种食物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压下了墙角里终年发出来的阿摩尼亚的臭气，品评、清点，欢声笑语，每个人兴味十足。

平心而论，在监房里实行多年的这个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充分体现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革命情谊，我是受益者，衷心赞美和拥护它，并且想象着革命一旦成功，可以作为未来平等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新模式。直至建国若干年后，方始认识到：这种原始公社式的平均主义，简直跟「论秤分金银，论碗分酒肉」差不多，大概只适用于梁山泊的造反英雄和监狱里的囚徒，不过，我在漕河泾的大墙后面，确实尝到了「贫困的社会主义」的甜头。

　　我既然拥有足够的使用十年、八年的日用品和衣着，对于食品瓜分给左邻右舍，我是慷慨的，因为平日吃人家的多，给人家的少，怀有一种偿还旧欠的心愿，我甚至不肯为自己多留下一点。当时我还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心情，我是有意让其它监房的难友知道七号里的三九六突然交了桃花运了，这些东西与众不同，等于请大家吃我的喜糖。

　　多半是由于今天这个大喜日子，对我来说，「情人节」是属于我的，而大家好似穆斯林过“开斋节”；突然降临的幸福在我心中快要渗溢出来，有必要让大家分享我的快乐，我的财富。

这一天是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离九一八国难纪念差两天，这是值得永远纪念的充满着芬芳和温馨的节日!



十二 女神飞入铁窗中



　　牢狱对外部是严格封闭的，但在牢房之内，消息传递倒是灵通的。“小王最近有个未婚妻远道而来看望他。”这消息在枯燥乏味的牢房里很快传开了，并且有丰富的接济的食品分发到各个号子作为物证。一个平常的事件，任凭失去自由的男子汉编结各人想象的粉红色的梦，来装点无聊的和尚般的生活。在下一次放风的机会，许多难友悄悄地走近我，喜形于色地向我祝贺，并投射艳羡的目光，我真的成了监中最幸福的白马王子了。头一传他们就把我获得的幸福拔高了一个层次，把她说成是我的未婚妻，我也不作解释，而且我自己也认可了这种拔高，我同样为自己编结粉红色的梦，陶醉在自我设计的甜蜜与情爱的欲念里。

　　其实，我一点也不幸福，自从与吴庆华见面以后，堕入爱河给我带来的痛苦反而成倍地扩大了。心灵中有了爱的种子，不让它生长，不让它开花结果，她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梦里出现，但终于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摸不着、见不到，见到的时刻只有一剎那，这是什么滋味?它的痛苦不同于失恋，不同于中国特色的「两地分居」，不同于银河分割开的牛郎织女，也不同于一般的单相思。正如概括我的命运的「若望]二字一样，怀有多大希望，但总是若隐若现，若断若续，并且伴随着刻骨的痛苦。只要我作一天囚徒，这种痛苦只会与日俱增，它压迫着我的神经，简直使我飘飘然，惶惶然神魂颠倒，朝思暮想，但又无可奈何。

　　以后不久，她又从南京邮寄一件包里，里面是她亲手做的一双棉鞋，收到以后我穿上脚，大小刚合适。可惜我不能穿，她不会知道我脚上的“白蛇”会磨损棉鞋的灯芯绒面子，何况，这双鞋凝结着她的爱情、希冀和思念，我是把它当作爱情的信物抚摩它、拥抱它，唯恐损害了其中的半丝半缕，我怎么会舍得穿在脚上践踏它呢?

　　又过了若干天，老看守同志投入张志勤托他带交我的一封信，这信是吴庆华写的，这信写着：

　　我在志勤先生处学会了新文字，回到南京，便在我任职的学校（她在南京栅栏门小学任教）里和教育界大力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此我忙得不可开交。亲自见到你的那难忘的二十分钟，决定了我今后该走什么道路，我哥虽没能见到你，但他立誓也跟我一起。

　　你的瘦削苍白的脸和长毛头发，脚上的铁索鎯铛，以及漏风的开裆裤……，我还看到了你背后的衣服上缝有标着「396」号码的圆布片，你那个囚徒的样子使我心碎，使我肠断，我的心至今还未能宁静下来。唯一给我安慰和鼓舞的，是你坚强的精神状态。当我在志勤处看了你在狱中用豆腐干打印的拉丁化文稿，再看到巳发表在外界杂志上的你的诗歌和散文，宇宇句句都是救国救民的沉痛语，我再也忍不住热泪盈眶，在张先生面前竟失声痛哭一场!因而使我追怀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惨死于风波亭的岳飞，低吟着「秋风秋雨愁煞人」而慷慨就羲的秋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真乐意为你分忧解愁，能减轻你的痛苦于万一，也是好的。像张先生那样，他比我幸福，因为他几乎就在你身边，他在我心中同样是个大写的人，一位可敬的老大哥。我们今后的联系全得依仗他。我从他那里抄下了你父母在山东青岛的地址，我准备以你的知心朋友的名义写信给他们，给老人家一点精神上的慰籍，我将晓以大义，让你的家庭认识到有这么一个不平凡的儿子该多么光荣。

　　我还能给你做些什么呢?那天我注意到你穿的一双鞋面破裂的鞋子，我可不能当场量量你的脚的尺寸，只凭我的眼力，估计你的脚不会比我哥的大。我决定自己做一双棉鞋给你过冬。我祈祷，这双鞋你能穿得合适。下次来信，你务必告诉我穿上新鞋是否合脚的答案。

　　小王，我的寿华，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把你作的《义勇军歌》油印了几百份，寄给南京各个中小学里栖霞山的老同学，让他们传授这支抗战歌曲，我还附寄了一份油印的关于歌词作者的生平介绍，我满意地告诉你，这支通俗易懂的歌曲巳在国府所在地流行起来了。让我唱着这支歌曲寄托我的思念，愿我的歌声飞向你的身边!

　　我对你的唯一要求，千万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你好好儿地活着出来，欢乐、幸福定将属于你!当今时局动荡，危机四伏，我决不相信丧权辱国之辈能维持长久的统治，下回来信尽管直率地告诉我，我还能为你做些甚赓，我一定全力以赴地做到就是了。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她的火热的一字一句对我来说是强信号系统。这封信我不知读了多少遍，每遍给我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联想。直至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出来。这并不值得惊讶，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丽娜不是同样背得出五十年前她丈夫临刑前留给下一代共产党人的信件吗?

　　这是一封不同寻常的情书，虽则里面没有一句表达爱情的语言，透过字里行间，她的心灵，她的歌声，还有那双千针万针密密缝的棉鞋中，是比任何谈情说爱更崇高更圣洁的爱呀!比方说，她会想到跟我的爹娘通信，她想得多么周到，又何等体贴，这一行为等于给我的父母打了个招呼，她是准备把爱心献给了寿华。

　　他在信中用了「小王，我的寿华」，这一亲呢的称呼，把姓名拆开，赋予两个不同的形容词，前面两个字保留着少年时期初次接触的天真无邪，后面的称呼则体现了新时期感情发展到成熟的难解难分，只有情爱热到沸点的少女才会这么呼唤她的情人。

　　从此，我真的发了热病，同号的人形容我的症状：忽然变得容光焕发、头戴庆华送进来的罗宋帽，身穿她特地给我编结的毛线衫--那双棉鞋没穿在脚上，而是做了我的枕头，如果她送进的剃须刀没被扣留，我这身打扮真的可以做新郎官了；我嘴里哼哼卖梨膏糖曲调，这不是我在唱，而是转达她从铁窗外飘进来的歌声。我把上面这封信给同号的难友们传阅，让大家分享我的幸福，我的喜悦。由于此信是从秘密渠道带进来的，在甜蜜和多情中，还带有某种冒险的神秘性，这薄薄的两张纸对我来说，其价值似乎胜过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牢狱里毕竟容不得儿女情长的缠绵悱恻。正当我的狂热不断升温，差一点要发神经病了，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冲刷了粉红色的情调，使我从狂热中清醒过来，回归到囚徒的现实斗争中来。同号子的难友，也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劝戒我不要做感情的俘虏，自讨苦吃，帮助我跳出自作多情的苦海。

　　监房里正在酝酿一场罢饭斗争，为的是新上任的监狱长拚命克扣囚粮，犯人的伙食越来越糟，常常给我们吃「仓脚米」，也就是粮仓的底层储存很久的米，仓脚米已经变空了，几乎成了米渣，吃下肚已没有米饭的味道，而且引发了犯人普遍生脚气病。甲、庚两监的政治犯中脚脖子浮肿已蔓延开来，而一九三五年底的北京学生运动又给我们极大的鼓励；这时，从丙监传来一名刑事犯李大洪子被工场管理员毒打至死的事件，成了爆发这场大罢饭的导火线。

　　这一回的罢饭斗争不但政治犯全部参加，连丙、丁诸监房也一齐罢了下来，一致向监狱当局提出四个要求：

一、要求换食大米，饭要煮熟煮干，不得克扣囚粮和菜金，小菜加油盐。小菜品种要常更换；二，改善医药治病水平，紧急救治脚气病患者；三、不得打骂犯人，要求法律保障；四、犯人带镣已满一年者，即予开镣。

除了这四条改善待遇的条件之外，这次大罢饭不同于过去的绝食斗争，我们还提出了一条政治要求：在一致救亡共赴国难的全民奋起中，要求速速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大罢饭指挥部知道我发明了豆腐干印刷机，并且打通了向外传递信息的秘密渠道，指定我负责发布新闻、争取外援的光荣使命。本人连夜起草了新闻稿，经号子里左洪涛、方毅、陈学文等同志斟酌推敲一番，马上打印了出来，由宁波老看守同志送至新华银行静安分行张经理。

　　张志勤以「特急」的速度将汉字稿分寄给上海各大报和左翼期刊，《新闻报》刊登了一则短讯，《立报》刊出了呼吁书，《生活知识》一卷十二期辟了专栏。我寄出的是一篇新闻报导，题为《漕河泾甲、庚两监政治犯呼吁书》。

我们关在牢里，不知道外边的报纸是否刊登了漕河泾犯人集体绝食的消息。监狱当局当天就看到了。监狱长遇着这场几个监房联合起来的大罢饭，声势浩大，上海报纸又发布消息，明显站在政治犯一边，他慌了手脚。从来的反动统治者最害怕登他那里的黑暗内幕，任何当官的都把顾全面子看成是第一道防线，他没料到在严格封闭的八卦阵里，竟有人对他的权威和面子进行公开的挑战。



十三 救国会首脑开进漕河泾



　　我们绝食到第二天，看守突然打开七号的牢门，喊我的番号，要我出去，接着又喊安徽人黄以琳，看守并不说明要给我们开镣，我推说肚子饿走不动。这时我心虚，以为向外发布新闻的事被监狱当局知道了，心里有点儿发怵。我懒得移动腿，看守在后边推了我一把。我发现黄以琳也一同被拉出监房，我怀疑是不是他去告的密。他拖着一条比我重得多的“白蛇”，看守领我们来到八卦阵中心的看守长值班室。一进门，发现里面已经团坐着十来个相识和不相识的政治犯，每人脚上都带着镣，中间一只方桌上摆着奶油蛋糕和焦盐烘糕等食品。看了桌上堆积着这么多可口的糕点，止不住唾液直泛泡儿。这诱人场面真令人眼馋，不过谁都意识到，强盗发善心，不怀好意。

　　等我们刚刚坐定，一名看守长开言道：「监狱长答应了你们的要求，今天就给你们开镣。不过你们不要辜负监狱长的一番好意，给你们开镣，你们必须保证回去先吃饭，伙房里按照你们的要求，早把饭菜准备得好好的，你们不吃，就对不住监狱长了。这儿先准备了点心，你们可以随便充充饥，然后去开镣。」他的开场白使我宽了心，向外投稿的事总算没有出纰漏。要开镣，就要同意带头吃饭，带头吃饭，就背叛了集体罢饭的神圣同盟。这是两者不可得兼的矛盾，看你如何选择。

　　「白蛇」圆桌会议，没一个人吭声，也没一个人去拿桌上的点心吃。长时间的沉默。在座的有甲监的政治犯，也有庚监的，所有犯人很容易识破监狱当局的分化离间的诡计。太笨拙了，也太露骨了。

　　「吃呀?你们随便吃点……」仍然没有人响应他，圆桌会议的参加者相互用眼神示意：「别上当!别上当!」虽然自己的腹中已饥肠辘辘，桌上散发出的食品的香味正好给空肚肠增加胃酸和唾液。

　　头一个人开始说话了：「开镣，只是其中一个要求，我们有好几个条件，要求典狱长同时答复另外几个条件，我们就回去复食！」

　　看守长笑吟吟地说：「我不是说过吗?饭菜方面已经改善，完全照你们的要求办了。你们吃起来就知道了，不吃怎么知道呢?」

　　黄以琳陡地站了起来，斩钉截铁地回话道：「我们不是到这儿来贪图吃一顿好的，也不是享受一顿好吃的，要改善伙食，监犯要一起改善，而且要一直保持我们要求的水平。既然典狱长发善心答应给我们开镣，请你转达给他：希望他早日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索性把好事做到底!不要再玩什么花招了。」在座的一致同意他的讲话，弄得看守长很尴尬，不知怎样收场。

　　庚监的一位政治犯大声补充道：“我宁愿不开这个镣，也一定要典狱长出来亲自答复。”这个看守长还是重复他的「带头吃饭便马上开镣」的所谓「答复」，那个政治犯激动地招呼大伙：「我们还是回监房去。」说罢，他就离开座位，后面有三四位难友拽着铁镣绳子一同往外走。

　　看守长发怒了，变着脸训斥大家：「你们不识好歹的东西。给你们好处你们不要，我有权永远不给你们开镣!」

　　黄以琳连忙招呼打算走出门的几条好汉，说：“来，来，来，不忙走。既然看守长待咱们一片诚心，他叫我们先吃饭，我们先坐下把这儿预备的糕点先吃掉算了，别难为我们的看守长了。”狡猾的黄以琳首先抓起一块蛋糕，塞进嘴里，接着，每人都从桌上各取所需，饿狠了的犯人，吞咽着上等的糕点，把桌上的两大盘子里的点心一扫而光。

　　我看到看守长的面部表情，在刚才的不知所措上面又增添了哭笑不得的狼狈，他气恼地无可奈何地瞪着黄以琳，挥着手说：「我算认识你，你一定是煽动罢饭的捣乱分子!」然后，他命令值班看守：「回去!把他们押回监房去!叫出来的是一群蝗虫!」

　　黄以琳蹒跚地像只鸭子走在后边，他满脸堆笑地走近看守长，用一种调侃的语言对看守长说：「我倒是一片好心，不领一点情也不好。」一面说，一面指着脚上的镣，说：「我是个山旮旯里老实庄户人，你看我像个捣乱分子吗?」

　　在囚室里的黄以琳，本是个文化不高沉默寡言的农民，没想到他在跟统治者交锋的场合，出色地表演了一幕坚定、机智、滑稽的小喜剧，他是在坚持了集体行动的纪律下，既得了实惠，又没有拿原则作交易。　　

　　我与黄以琳回到号子里，将刚才去了中央看守长值班室里的前前后后详细作了报告。只是在那里捞着美美吃了一顿西式糕点的事，两个人都没有说出来。这事情虽小，却引起我对此作了一番心理方面的道德思考：监狱当局设计的先从带镣的犯人打开缺口，来破坏绝食斗争，面对这个阴谋我们必须遵循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而黄以琳提议吃掉桌子上的点心，这是可以谅解的，允许的，因为没有听从当局的劝告而拒绝开镣，并没损害集体利益和绝食的纪律，但在吃了点心的人心中，却又感到某种遗憾，虽然顾及了大原则，却违反了有福同享，有饭大家吃的平均主义的原则。我们两人很自然地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进入监房，都没有声张。

　　回得监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王金月胆怯地对我说：“你的印刷机全报销了。”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晴天霹雳的宣告。我忙问：「是不是抄号子发现的?」王金月的宣布是吞吞吐吐的，也未说明是谁毁了我的心肝宝贝，他看见我两眼突起，神情懊丧，再也不敢作辩白了。

　　陈学文心平气和地说：“看守开门把你叫出去，我们料想他们就要抄号子，而最犯忌的东西，唯一的就是这一大堆豆腐干。为了你的安全归来，也为了使敌人查不出与外边通信的证据，只有赶快把你的印刷机毁尸灭迹，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他们所想到的，正是我从这个门里被叫出去的时候所想到的一样：以为对外通信息的渠道出了纰漏。所以对王金月所说的毁灭性的抄家，我只有感激，而不能有一点怨言。方毅说：“扔了还可以再做副新的，我们的豆腐干都拿出来给你。”「那么，你们把它扔到哪儿去啦?」我无可奈何地问。“只有扔进马桶，因为那里最保险，”王金月说。

　　唉，我这几个月的心血，我的精神的寄托，我的传递爱情的二十六弦琴，终于埋没在恶臭的马桶里，真有一种割下心头肉的苦痛。

　　做一副新的谈何容易，仅仅晾干豆腐干，前前后后就得一个月。没有了它，这一个月我将怎么过呢?

　　大罢饭进入第三天，我跟黄以琳幸而在看守长那里塞饱了肚子，所以还撑得住，可是有几个号子喊叫医官去急救因长期不进食引起心力衰竭的犯人。就在这天的上午，提前开饭的饭盒子推进了监房，忽看到看守长穿得整齐笔挺的警官制服，手里捧着一大张由典狱长丁某具名的答复。看守长站在弄堂的中段，我在窗口能够看到他的姿态，他高声宣读：

　　……即日起调换大米品级，保证改善伙食；严饬看守管理人员善待服刑犯人；提倡慈悲为怀精神；关于监犯染病，责成医务处迅速治疗预防传染病危害健康。……

　　念完以后，看守长解释道：“典狱长已经全部答复你们的条件，希望大家保证身体，马上进食，犯不着自己糟踏身子了。”

　　我打算冲着他提出质问：「开镣，这一条为什么没有答复?」我没来得及开口，就有几个号子里同时向他提出这个条件。

　　看守长面有得意之色，理直气壮地说：“这一条不是大问题，前天典狱长早已允准给你们开镣，是你们不接受，不过这一条依然有效。”

　　他宣读典狱长的书面答复之后，给犯人开饭的小推车接踵而至，从门洞里看到菜盒上果然漂着一层油，是碧绿的扁豆做的小菜。指挥部果断地决定应该复食了，就以敲墙头几下，代表复食的信号，这个信号一个一个囚室挨次传递下去，各个号子行动完全一致，全体犯人开始复食。坚持了三天的大罢饭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医官和护士忙忙碌碌给每个犯人发了袋装的专治脚气病的特效药，打开来一看，却是烘烤过的麦麸糠屑。黄以琳的脚肿得厉害，我们把分得的一分全给了他。

第二天一清早，看守开门叫黄以琳、王金月和我一同出去，言明是去开镣的。在那个小铁匠铺门外，已聚集了一批等候开镣的，有几位是参加了前天的八卦阵圆桌会议的难友，我们在这里重逢，好似老朋友一样交换着胜利的微笑。我又看见了绍兴师傅，他穿着一件灰布囚衣，在忙活着砸断犯人脚上的铆钉，我不便前去招呼他。我跟他整整阔别两年了，他大概不认识我了，回想我在这里钉上铁链嚎啕大哭时，现在觉着多么幼稚可笑，就像一个遥远的恶梦，我真不能想象这一副铁家伙拴缚我七百多个日日夜夜，今天就要跟它永别了。我的惜别之情可不是给死缠牢我不放的「白蛇」，而是给予这位可尊敬的绍兴师傅的。

　　很快轮到我了，他忙得顾不及看我一眼，只晓得拉住别人的脚伸在垫高的铁砧上，我以一个老熟人的感激的语气引他跟我谈话，他不经心地瞟了我一眼，这才打开了话匣子：「我不是老早说过，你这个镣不会戴长的，嘿嘿，小家伙，你总算熬出头了。」

　　我无限感激地说：「我不忘记你给我跌了八两肉!你真是大好人哪!」

　　他呶一呶嘴，做了一个鬼脸，怕我泄漏了他的秘密，他在一面开镣一面对我说：「政治犯有办法，三天不吃饭就叫监狱长服了，这一下可把我忙坏了……」他在我脚上凿了两下，一只铁箍松开了，在另一只脚上又凿两下，已经在生锈的铁圈终于离开了我的肉体。轮到黄以琳了，当镣圈从他的腿上取下，发现两道铁箍已深深陷入腿肚子的皮肉里面，留下两道紫酱色的环形伤痕，只因他的腿是浮肿的，浮肿的隆起受着铁圈的挤压，这一带皮肉已经坏死。他曾打过几十张报告要求二科开镣，并且请求医官开个证明，医官不敢负责任，不肯写这个证明，推说他的脚肿是什么「镣风」，不是什么毛病。这个混账的医官就比不上那位绍兴师傅了。若不是这次大罢饭的胜利，这副铁链还会嵌入他的更深的肉里去吧。一年以后，在外边的同乡人的交涉之下，黄以琳被允准保外就医，但由于脚气病攻心和坏死的组织糜烂，出狱后没活几天，便不治身死，终年四十五岁!

　　这一次的大罢饭胜利是空前的，除了释放政治犯这一条没答复，其它几条都兑现了。而且由看守长郑重其事地当众宣读典狱长的书面承诺，这在过去几次的绝食斗争中，是从未有过的。

　　只是在若干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典狱长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忽然软化了：

原来，他本打算用各个击破，拉拢一部分人先复食来搅乱监犯大团结的阵势，没料到此计一出笼就碰了钉子。

　　第二天又传来一个紧急警报，不久前刚成立的「上海市各界救国会」准备组织司法考察团到漕河泾监狱视察，为首的有沪上著名律师沈钧儒、沙千里、王造时等。警备司令部来紧急指示，大意是速速作好准备，好好应付这帮沪上闻人，勿使他们抓到把柄。正是在形势逼人，内外夹攻的困境下，监狱当局被迫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结束绝食的第二天，沈钧儒、沙千里等人果然来到了第二模范监狱，他们视察的重点是进入甲、庚两监。典狱长和他幕僚已预备了如何应付的谋略，一是在犯人伙食和医疗卫生方面赶快弄虚作假，给犯人每人发一袋麸皮和糠层做的药品，以及在菜盒子上漂一层油等等，这就是切实的具体措施，洗澡间已经结了蜘蛛网，忽然领犯人去浴池子洗澡，也是锦上添花的一项行动。

　　至于救国会考察团一定要会见政治犯，这是最可怕的干扰，万万不可让他们进去，一定要婉言拒绝。

　　典狱长在司法考察团的强烈要求下，是怎么婉言拒绝呢?

　　「我们是归江苏省司法厅所辖，这儿关押一部分政治犯，是警备司令部将军事犯、政治犯寄押代管的性质，所以专门集中在甲、庚两监，跟刑事犯分开管理。他们是军事法庭审决的案犯，没有军法处的公函，我们无权让他们与社会人士接触，正好比律师公会不得受理军事案件一样。不是我们不让诸位与政治犯谈话，实在是本人不敢越权这样做。这一点请诸位多多包涵，实在抱歉。至于外间传播此处有虐待犯人情事，多半是谣传，我们对政治犯、军事犯向来是优待的。」

　　在上述花言巧语而又冠冕堂皇的托辞下，救国会司法考察团未能闯入戒备森严的禁区，他们只看到了临时漂在菜盒上的油星，看到了工场间的犯人换上了新的工装，还看到了医务处张贴在墙上病员疾病分类和病号人数下降统计表，如此等等。

这次以沈钧儒为首的司法考察团闯入第二监狱，可以说是毫无收获，失败而回。但从内在因果关系来看，这次大罢饭的胜利，便是在考察团到来之前夜，迫使监狱当局不得不作出让步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有外界的舆论支持，而没有民主救国团体的直接干预，专制的顽固统治者仍旧可以装聋作哑，若无其事。



十四 一个最不幸的罪人

　　

典狱长不甘心这一回的失败，必须防止监犯再来一次集体绝食，他对付政治犯的手段，下一步就是将各个号子里的犯人来个大调动，目的是使政治犯不易抱成一团。

　　这次大调动几乎把所有牢房里的犯人打散、重组，我被调往甲监弄堂深处的二十二号，我跟左洪涛、王金月、方静吉匆匆告别，也不知他们迁移到哪个房间。

　　我到了新房间，里面全是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当我自我介绍「是政治犯中最年幼的，我印发拉丁化新文字课本给大家学习」，他们早就熟悉我了，并且亲切地我“小王”，有两位甚至讲得出那个天外飞来牢狱鸳鸯的浪漫故事，头一天进去，我就成了大家爱抚的安琪儿。

　　监狱长这一手又落空了，他不知道政治犯之间是最易融洽，最易“团结起来到明天”的。从各个号子调到一处的难友，不出三天，就融洽无间，推心置腹了。共产党人好比是水分子，流到哪里还是水，而且能溶入每个枝叶，不论有多深的土壤。

　　我又开始作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的教师，号子里的难友踊跃参加速成班。只有一人没有参加。他名叫乔克仁，前额有点秃了，看上去大约有四十多岁，穿一件开襟的囚衣，代替钮扣的绳子懒得系上，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但那眼神是忧伤的、冷漠的，他对我在监狱中的艳遇一无所知。

　　当号子里各人叙谈这次绝食四天中是如何熬过难忍的饥饿的，或是达到相互了解热烈进行情绪的交流，他却一言不发，他似乎不愿介入这个集体，包括学习新文字在内。这样，他给我一种自甘寂寞的冷淡的印象。证明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唯一标志是他终日手不释卷，总是捧着像一块砖头那么厚的《英汉大辞典》，他一行一行啃那里面的英文词语。

　　在下周的放风中，重新组合的犯人抓住各个号子可以互通消息的机会，讲明自己调入某号子，介绍某人调入几号了，等等，这次放风对我最大的兴趣，却是不用拖着缠足的「白蛇」，试试自由地走路是什么滋味。非常使我惊讶的是，两只脚好似没有踏在地坪上，而有虚无飘渺难以保持平衡的感觉。

　　人啊!人!习惯了旧的传统，即使戴在脚上经历了七百天的镣铐，也还留下了舍不得完全丢开的后遗症。

　　放风完了回到监房里，同号的难友悄悄告诉我：「那个人原先关在五号里，他不是我们的同志，五号里的小张通知我，要特别提防他，他是留苏的学生，在那里参加过托派组织，被联共驱逐出境的，你晓得吗?他是托洛茨基派，你不要跟他讲话……别的号子里叫他乔托的就是这个家伙。」我认为「乔托」是「乔秃」的谐音，我还以为他额头上没长头发，才这么称呼他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挺新鲜，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犯了什么错，我只听说，他曾是十月革命的红军总司令。我问这位难友：「这个姓乔的是不是一同参加我们的罢饭斗争呢?」

　　「是的。他参加的，他若不参加，号子里的人能答应吗?」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当时在我的思想里，区别敌人和同志，看他是不是一同参加绝食为标准，既然他参加了罢饭，在我心目中，他就不会是敌人。

　　就在这一次放风以后，同号四位难友协同动作，开始向这个托派分子展开了无声的战斗。

　　首先，将他的晾在一根绳子上的毛巾拿下来，不让他的毛巾占有六分之一的空间，接着安排睡觉的地方，命令他搬至靠近臭气熏蒸的马桶边；乔托毫不介意地忍受了，他手里还是没放下《英汉大辞典》。幸而我怀有区分敌我的那个朴素的简单的标准，我保持了中立，没有参与欺侮老实人的行动。

　　再一次放风回来（在大罢饭以前，给犯人放风原是不经常的，往往一个月也不放一次，自“救国会”的沈钧儒、沙千里开进漕河泾以后才实行每星期放一次风的制度），别的号子里的难友又告诉我们更严重的信息，说姓乔的是内奸，他会告密的。我知道内奸是最坏的敌人，为了提高警惕性，为了避免自己孤立，更重要的一点，还由于我打算重振旗鼓，用豆腐干再做一副活字印模，恢复我的印刷业务，如今号子里多了个内奸，我未来的计划只得忍痛放弃了。这时我开始歧视这个阴险的书呆子，校正我的方向，我开始转入多数派的立场，来对付眼面前的这个凶恶的敌人。

　　我没有作弄他，只是在分配别的号子接济来的食品，一点也不分给他；或是分派一天两顿的饭罐子，我在龙华看守所培养出来的敏锐的鉴别力，有意挑一罐油水少的，饭量欠缺的分配给乔托。有一回他蹲马桶。忘了拿手纸了，他对我说：「请你在我的枕头下边取一张手纸。对不起。」我拒绝为他效劳。

　　由于监房里生活空虚，欧阳想出来的做法就近乎恶作剧了：乔托的两只鞋脱在欧阳的床跟前，那双鞋散发出异样的臭味，趁他睡着的时候，欧阳就把那双鞋扔开，一只扔在王连贵的床角里，另一只扔在马桶后边。第二天一早，他四处寻找失落的鞋，但并不开口询问房里的任何人，真正做到了不动气，不讲话，已醒过来的同志怀着戏弄人的趣味观赏他的焦急疑惑的神色，看他学着狗的样子匍匐在地探身到床下寻寻觅觅的狼狈相，当他好容易找着了其中的一只鞋，他大概累了，竟从容不迫地自言自语道：「只要有一只鞋，就能吸引另一只鞋的，我相信它早晚会配成双的。」他真的不再去寻那只鞋了，两只脚盘腿坐着又去啃他的辞典。这就使看客们很扫兴。

　　我看到了他的怨而不怒、雍容大度的庄严相，作为看客之一的我，忽然升起一种自责的羞傀的感情。经历一番思想观点、立场的斗争，我自告奋勇去把马桶后边的一只鞋掷还给他。他微笑着用那双锐厉的目光凝视我一下，怡然自得地说：「不是吗，这只鞋早晚会飞出来的。我相信，给我开这个玩笑的不是你。」他说这话倒使我更增添了悔恨，我重新审视他，我心里说：我同样相信耍阴谋做内奸的决不是你。

　　多数派方面对我的「圮桥拾履」不太高兴，出乎他们的意料，这场饶有趣味的恶作剧的最后结局，竟是如此大杀风景，不过没有指责我是叛徒，只是背后批评我「幼稚」。我的阶级斗争观念的薄弱早就种下了根子。

　　我在教大家学拉丁化拼音，还是采用地皮当黑板的教学法，当我蘸着水在地上画洋码字，乔克仁也在一旁观看，结果，因他有英语的底子，学起来最快，第二天就能在水泥地上写出长长的语句来。

　　在地上写拉丁字，有许多好处，我们可以使用无色透明的快干墨水，在地坪上作笔谈，第三者看不懂。年轻时我有强烈的求知欲，对一个陌生的外来词汇，出于好奇，也出于赶时髦的心理，喜欢寻根究柢，喜欢向各色人等提出疑难问题。特别是这个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他就给我带来一连串的问号，我必须跟他朝夕相处的乔托，是好人，还是坏人，首先就是个难解的谜；还由于监房里我学到了一连串的新名词，都是一知半解，听了一些皮毛，如托洛茨基啦，多数党（布尔什维克）、少数党（孟什维克）啦，还有什么杜马、杜林、纳粹党、棒喝党、机会主义等等。既然乔托熟读《英汉大辞典》，我何不向他请教呢?《英汉大辞典》可不是托洛茨基编的吧。

当我用水在地上写出我的提问时，他表示乐意回答我的问题，他也用棉花做的笔在地上一一作答。乔托写起拉丁新文字犹如笔走龙蛇，挥洒自如，并不比写汉字慢。「多数派」对他牢固的敌情观念也淡化了，多半是因为有一本《英汉大辞典》作幌子，他们对这一部外文工具书的评价还算公正的，认为这是一部没有阶级斗争观念的客观的词典。所以我们照样做到不说话，而能旁若无人地自由交谈。

　　以下根据回忆的断片，不妨介绍几条问答在此：

　　王：托洛茨基主义有什么主张呢?

　　乔：托洛茨基本人并没有什么「主义」，只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他有自己的纲领。因为他的主张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派才叫他“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也不赞同托洛茨基的主张，但他认为，党内对建国的方案有不同看法是允许的，是很正常的，在联共党内就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并且在党组织内举行民意投票。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多数党员就投票支持托洛茨基的主张。列宁生前对他有批评，但并没开除他的党籍。宣布托洛茨基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奸细、阴谋家，是列宁去世、斯大林当政以后的事。

　　王：你是托洛茨基信徒吗?

　　乔：（他笑了，咬着嘴唇连连摇头）我什么信徒都不是，这并不是说我没有信仰，我有信仰，当代水平的科学真理就是我的信仰，不妨说，我是真理的信徒。一个有头脑有知识的人，干吗要做一个主义、一个党派的信徒呢?“信徒”二字是借用宗教迷信的语词，宗教和帮会是靠严格的戒律和帮规来约束信徒们，谁若是触犯教规或怀疑上帝，或批评活着的首领，那就触犯了渎神罪和异端罪。这样的信徒。他的思想就被一种无形的框子封闭了。

　　另一种历史现象是世界名人之中，愈是自称为某某主义的信徒和捍卫者，恰恰是这种人反叛了他宣扬的那个主义，不妨说他不是信徒而是叛徒。比如：蒋介石自封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信徒，他究竟实行了三个「民」里头的哪一个「民」呢?斯大林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列宁的信徒，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斯大林，他的每一项决策都跟列宁的主张背离。至于别人说我是托派啦，是托洛茨基信徒啦，这是共产党强加给我的称呼，正像托洛茨基主义是别人给他的称呼一样。

　　当我怀着去俄国探求革命真理的一片热心在中山大学学习，碰上头一桩事件就使我失望，学校里乱扣反革命帽子是家常便饭，弄得中国去的留学生人人自危。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在一间宿舍里集合了六、七个同学在饮酒吃喝改善点生活，有一位学生（公社主任，相当于学生会主席）从窗下经过，听得里面笑语喧哗，听口音是江浙人，他无意间说了一句玩笑话：“可以成立江浙同乡会啦?”这句话传入米夫、王明耳中，就认定那里面是「江浙同乡会反动集团」了。还调动苏联的K.G.B. 来校进行侦查。我是浙江台山人，并没参加吃吃喝喝，也连带定性为江浙同乡会反革命分子。（注七）

　　我对苏联的失望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当托洛茨基发表小册子起来攻击斯大林，我曾在党的学习会上支持他的一个论点。我听过托洛茨基的演说，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很善于鼓动，言词激烈，但都有事实根据。如果说斯大林是个铁腕式领袖，那么，托洛茨基则是以博学多识的个人魅力吸引公众的领袖。我发觉瞿秋白也与托洛茨基有若干相似之处，同样是才华横溢，博学多识，个人魅力非常吸引人，只是瞿秋白身上有着较多的书生气，比较单纯、天真。

　　就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红场上举行十月革命节庆祝大检阅，中国在莫斯科的留学生在游行的队伍里忽然扯起几面横幅标语，上写着「拥护托洛茨基」，另一幅写着「反对斯大林」。这一下糟了，在这以后，有一些学生被开除党籍，驱逐回国，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一百二十多位同学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活着回来。我不曾参加红场的游行，但因我有过支持托派的言论，又有江浙同乡会的牵连，我同样被放逐至西伯利亚。这就是我向往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待一个邻国革命党人的方式!

　　王：（他没有言明是怎样从西伯利亚回来的）王明、米夫是不是靠斯大林为后台?是斯大林的信徒吧，他们是不是革命队伍中的坏人?

　　乔：正像斯大林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信徒那样，王明、米夫之流也决不是斯大林的信徒。他们不一定是坏人，不过他们头脑里没有思想，没有起码的是非感，没有文化素养，只知道为一个头头效劳。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敌人，但这些人一定是愚人，一定是被人摆布的工具和木偶。当某个昏君统治的时期越长，这样的愚人和助纣为虐的帮凶就会像蚂蚁那样繁殖起来。至于米夫和王明这两个人如何评价，与其说他们是斯大林的信徒，不如说他们是往上爬的损人利己的猎狗!（写到这儿，他向同室内同伴呶呶嘴）在他们身上，我也看到了王明、米夫的影子呢，他们本来跟我无怨无仇，干吗跟我过不去呢？他们还以为在跟敌人斗争呢。首先，他们只相信别人指出的叛徒与反革命分子，而不用自己的脑子和眼睛来核查，这不是可怜又可悲的一群吗?这样的人物我在中山大学里就看得多了，你们的总书记向忠发就是一个。在联共党内这样的人物一定更多。因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最终是托洛茨基失败了，按照习惯，我们总是站在「为王」的一方，去痛骂被打败的一方，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就是庸俗的历史观，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识好歹，谁上台就巴结谁的势利眼观点。当然，我们也要理解，跟着「为王」做帮凶，踏在别人的肩胛上欺凌「为寇」的人，与不明真相、上当受骗随大流的人又有区别。帮凶是坏人，被愚弄的则是愚人。

　　他的种种议论我是同意的。唯有他骂同号难友是「猎犬」，在这一点我不以为然。所有政治犯都是抛妻别子、不顾身家性命在这里坐班房。说他们是愚人是恰当的，说他们是“猎犬”，完全否定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了。不过我没有提出异议。我以为大家孤立他、捉弄他，他才产生愤懑和敌对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偏激。

　　上述记述下来的片断，只是至今记忆中不会磨灭的部分，其中有些精采的独到的思想，在我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是受用不尽的，也可以说给我的做人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能够逐步从愚人圈子里抽身出来，不甘心做「猎犬」，正是乔托的警句给了我超越的力量。如今把它写在这儿，不得不用现在的语句连串起来，其中已很难分辨他的原话如何，我添加进去的又是什么。从他的地面答案，挥笔疾书，顺理成章，思路有层次，有说服力，我不能不佩服他的才华横溢，博学多识。我真愿同号难友也能够听一听他的这些答复，他们一定会跟我一样，从左倾幼稚病里觉醒过来，改变那种刻薄的仇视他的心态吧。这时我真为他们的没来由的「敌情观念」和「警惕性」感到羞愧，我发觉自己要扭转这种「化友为敌」的愚蠢，我是无能为力的。

　　我与他在同一个号子里共同生活了两个月，又经历了一场大转移，监狱当局把大批政治犯转往苏州，他也一同去了。到了苏州的军人监狱，他与我分开了，直到一九三七年八二二以后，无条件释放我们，我在苏州水陆码头上又跟他相遇，看见他也在等侯开往上海的轮船。很多政治犯聚集在那里，东一堆，西一群，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阶沿石上，我走过去跟他热情而又无顾忌地打招呼，问他去上海以后打算做什么?上海有熟人吗?

　　他仍是淡漠的答话：「有朋友，也许不在了。那也不要紧。住难民所也比在牢房里挨炸弹好。」他苦笑了一下，问我：「你打算去哪里呢?」我说：「我也去上海。我们同一只轮船就好了。」

　　他低低地说：「小王，请不要太接近我，我是为你好。今后各奔前程吧。」

　　我只得悻悻地走开了。不过心里还是纳闷，为什么在抗日炮火已逼近的时刻，我们还不能消除监狱中人为的隔阂呢?在往后的日子里，我才渐渐地理解他所说的“不要太接近我，我是为你好”这句话的分量，他的劝告对我来说又是多么重要！

苏州的内河码头一别，我没有能搭乘轮船去上海，而是回我的老家了，此后无缘重逢，也不知他到哪里去了。只是在一九三八年初我在陕西安吴青年训练班做教员的时候，遇着一位领导人张琴秋同志（她在解放后任国务院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期间自沉于海），她也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悄悄地问她：「在中共旅莫支部里可有个台州人名叫乔克仁的?」

　　她在俄罗斯的记忆圈里努力搜索从中国去的共产党人，她终于搜寻到了，她疑惑地问我：「有一个姓乔的，名字已记不起了。不过姓乔的人很少，不错，他是浙江人，哪个县我不清楚。我记得这个姓乔的是被米夫和王明打下去的托洛茨基分子，当时苏共正在全党发起大清洗运动，托洛茨基派是头号敌人，各国共产党在大学中的党组织也有任务清除奸细、叛徒的托派分子。留苏的中国学生有一批押往西伯利亚劳动营，有的受不住K．G．B．的刑罚，乱咬一气，被放了出来宣布驱逐出境。姓乔的好象是被送往西伯利亚中的一个。去那里的人总是有去无回，这个人的白骨或许早就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了。」

　　我不胜诧异地纠正她：「不，他没死，他还活着!」

　　轮到张大姐大为惊愕，她连忙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你见过他?」

　　我给她叙述在上海狱中我见到他的经过，她相信姓乔的还活着，脸上露出一丝慰藉和喜悦。当我进一步问她：「托派是不是那么坏?难道苏联对中国留学生那样残忍?」

　　她的一丝笑容立即收敛了，语气沉重而转为痛苦，轻轻地说：「你千万不要瞎讲，这是个原则问题，没有联共党的胜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这就是原则哪。」

　　我们两人不再讲下去，好似有一股阴云在我们周围缭绕，警告我们：「赶快闭嘴，祸从口出!」

　　全国解放后我到上海总工会工作，我有幸遇见陈静大姐，年轻时她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我向她询问乔克仁的情况，她的记性比张琴秋好，她还能记起乔的原名：乔方舒。

　　「乔是个思想活跃、刻苦用功的青年，俄语学得很好。这样，他就有条件结识了电报局里的一个俄国姑娘，大概这个姑娘爱上了他，我曾经在街心花园见到他们很亲密的样子。乔的突然消失没引起我们的注意，只是在他失踪几天以后，我听说他也是托派，被捕并押往西伯利亚了。后来又从小道新闻知道，乔被一个俄国姑娘搭救，并且帮助他偷越国境，一条性命总算保住了。我猜想，援救他的大概就是区电报局的那个姑娘吧。」

　　陈静大姐的回忆，虽则是简单的、粗线条的，正好给张琴秋断了线的故事做了惊险的逢凶化吉的续篇，不过到此为止，这个故事还是不完整的。陈大姐可不知道乔方舒偷越国境投奔祖国，等侯他的却是国民党严密布下的特务网。最可悲的还在于国民党把一个共产党的「死敌」当作莫斯科委派的共产党要人对待。

　　当我给陈静讲了乔回国后又被国民党投入监狱，幸而抗战爆发，提前出狱的情况，她叹息良久，说：「我们祝愿他在抗日统一战线下有个较好的命运。」

　　一九六五年的冬天，我在老战友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家中作客，他想用实物告诉我一个「禁区」中的信息：他在一堆译稿中抽出一份字迹工整的原稿给我看，他一面说：「上海提篮桥监狱长期关着一批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中间几乎都是在俄国留过学的，我们委托监狱当局为出版社翻译一些俄文书刊和内部资料，按字数给他们一定的报酬，也可以给这批特殊的犯人改善一下伙食。」

　　我对这些译稿有了说不出的关切和好奇的兴趣，当他翻到译稿的最后一页空白处指给我看，有一行蝇头小字，我一下子楞了，我的心忽然紧缩，忽然狂跳起来，那上面写的是：

　　「请阅稿者行个方便，通知我的儿子，在我行将谢世之年，你代我写信告知他，在狱中的父亲现在还活着，赶快忘却吧!切勿告诉他我在哪里，切切。」

　　以下是他儿子的通讯处：浙江台山某乡……

　　他本人没写姓名，写了他儿子的名字，名叫「乔殷」，一个台山，一个是姓乔，我断定决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他!在这里终于寻到了乔方舒的下落了。本应当喜出望外地快乐一场，一想到他是和大汉奸的妻子陈璧君关在同一个监狱，而且都是终身监禁，我只有哭，只有眼泪，只有默默的痛彻心肺的悲哀。

　　副社长看着我泪下如注，他惊呆了，我向副社长坦白言道：“这个人我认识他，他现在正在监狱里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终身监禁，我能为他作证，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通知他儿子的事你交给我去办，我将鼓励他向党政部门申请平反，或是要求保外就医。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袖手旁观，对他的遭遇我不能漠不关心!”

　　副社长才知道给我看那一页「附言」捅出了乱子，他说：「他们译出了一本一本的书，从来不写上译者本人的姓名，都是无名氏，你看，他写在后边的这一行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写上，你说他是什么心情?后面两句：切勿告诉他我在这里，赶快忘却，这是他怕他自己的反动身分会连累下一代呀!你快别做这种儍事，你的好心完全是感情冲动，你想想吧，你的妻子刚死不久，她不是为了你吗?你自己都自身难保，还管得了人家的寃枉?在这种严重的谈【托】色变的气氛里，任何拔刀相助的正义行为只能是帮倒忙，于事无补，你有通天的本领也不行，谁都不肯去捡这个发烫的煤饼。如果此事让监狱当局知道了，反而会使这个姓乔的遭受新的不幸，至少取消他参加翻译的资格。那就连一点生活补贴也取消了。我也要劝告你：切切，切勿轻举妄动哪!」

　　联想起我过去确实干过不少次帮倒忙不落好的事，我只有剎车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对于中、苏两党来说，托洛茨基问题，尽管他本人亡故几十年，仍然是一个摆脱不了的梦魇和撒旦!

　　当然，在我执笔写这文章时，这个乔方舒早已进了骨灰盒了。

　　为了安全，这个故事我从来不敢往外讲，更不用说见诸文字了。不久前我开始给一帮年轻人讲述这个故事，末了我添加了一段自我批评：

　　「回想起来，我在三十年代的牢狱中，就干过初级阶段的红卫兵了。我们把关在一起的托派分子当作牛鬼蛇神走资派对待，百般侮辱他，作弄他，给他扣上一顶比一顶更严重的反动帽子。我们并没有最高指示，也没有最高领袖挥手叫我们这样做。我们都是自觉自愿，各人发挥了各自的创造才能，就是发明出各种各样把敌人往死里整的方法和技巧!」

在追思这位一生遭遇劫难的最不幸的囚徒的时候，让我们再反思一下，形成这个灾难性的历史悲剧的原因在哪里呢?



十五 大转移



　　二十二号牢房只呆了两个月，忽然开牢门命令政治犯大集合，甲监各个监房都有人被开出来，有的号子是全部出清。关照各人带着自己所有的东西。这就使我们犯了难，因为每人都有一些违禁品，例如利用破损的铁皮菜盒子的边角料做的刀子，用破衣衫搓的绳子，最伤脑筋的是分散保管的地下图书网的马列主义书籍，虽然伪装，只要有心人稍微翻看两页。就会败露。这时我倒要感谢七号里的「黄包车」，他将我的活字印刷件扔进马桶里，等于丢掉了我的包袱。大家猜测，这次大折腾，是典狱长对政治犯举行大罢饭的报复，叫我们在二道门外的场院去大集合，无非是进行抄号子和收缴所有的违禁物品和书刊。如此估计当前的形势，各人只有忍痛割爱，丢弃一切书刊、小刀片、绳子带子等等。我的行李只有一件长衫，刘刚送我的面盆一只，还有吴庆华亲手做的一双新棉鞋。当我们已经集合起来，看守长又命令我们脱下囚衣囚裤，可并没有搜身。但见庚监的一批政治犯也聚合到二道门的大院子里来，这是干什么呢?每人射出疑惑的莫测高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当几辆大警车在我们身后启动了引擎，很快就明白了，一定是将我们转解到什么地方。两个犯人合用一副手铐，宪兵就捉对儿把我们拉上警车。人间的巧事又给我碰上了，跟我戴一副手铐的是庚监的政治犯，他竟是住居在「美孚石油公司」洋房里的何同志。三年前的「水底捞砖」还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当时他是恒丰纱厂的组织委员，他的父亲是上海三次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提篮桥监狱坐牢的老共产党员，住的房子是利用亚细亚火油箱的铁皮搭建而成，我们戏称它是亚细亚火油公司的洋房。打从小足球队员集合在苏州河边捞砖，我与他偶然相遇，此后再也没见过他，没想到他也到了漕河泾，只因他关押在庚监，已经关了一年，也没机会重逢，今日偏偏把我们俩用一副铐子紧扣在一起了，这可算是“天作之合”了!他是怎样被捕的呢?他不是早就与青年团脱离了联系，并且跟一个三道头的小妾勾勾搭搭吗?他还是我们的同志吗?

　　我们俩离得这么近，但不能讲话，每辆车上监视我们的警察和宪兵有好几个，心里都有许多话要说、要问，但只能眉目示意，用微笑和点头来表达巧遇的喜悦。

　　大警车开进了北站，停下了，看来是把我们转送到外地监狱去，不过仍不知道送往哪里。三辆大警车上的政治犯足有一百多人，押送我们的军警手拉着手守护在外围，刺刀上镗，木壳枪不是挂在腰间，而是握在手中，就像去执行军事演习或是执行集体大屠杀的场面。这样的恐怖气氛，并没有把站内站外众多的旅客吓退，相反，他们都好奇地围近来观看这个稀罕的威武雄壮的队列。犯人两个一排手挽手地徐徐走向站台，这中间有相当一段路。

　　「我们是爱国的政治犯!」开头有十几个人带头喊口号!

　　接着，我跟小何一起举起了手铐铐住的手，跟着大伙儿一起喊：

　　「要求释放政治犯!」

「要求收复东四省!」「救国无罪!」「打倒卖国投降的南京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所有政治犯把长久积压在心头的愤怒、寃屈，以他们整个生命的力量呼喊出来!这一阵响彻云霄的吶喊震撼了大上海，也震撼着多灾多难的祖国大地!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堵住了我们前进的去路，他们看到了犯人高举的发亮的手铐，总算弄明白两人一行的手挽手原来是一副铐子连结的。这时，宪兵们怒气冲天地用手中的驳壳枪去驱散密密麻麻的看客。（这个场面，就是作者讲给巴金听后，巴金在电影剧本《英雄儿女》中安排王冬被捕递解去外地的镜头——羊子　2005-7-10 纽约）

我看到张恺帆和钟庆发又喊出了新的口号：「枪口对外!」「反对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大家又跟着喊了好几遍，一遍比一遍喊得更响亮，更激烈!有的人含着热泪，用迎接死亡那样的悲壮声调在呼唤!

　　最后，一百几十名政治犯被押上「专列车厢」，那群枪兵到列车厢里清点人数，稀稀落落走下火车，最后一个下火车的枪兵却停了下来，轻轻地对刘阿二（出狱后改名刘金兴）和熊宇忠说：「你们有种!佩服你们!]

　　刘问：「把我们开到哪儿呀?」那个枪兵急于下车，没来得及回答。

　　这两句话很快传遍到车厢里的免票乘客，这是一股来之不易、求之不得的暖流，给我们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它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时隔几十年后，我还能记住它。

　　车子是往北方行驶的，监守我们的警官只有车厢两头五、六个人，我跟小何可以从容地交谈了。他告诉我：「在苏州河边跟你分手以后，连互济会也遭到破坏，救济款也停了。我找小姚联系又不好找，（我插话：你不知道，小姚不久也被捕了。）碰巧在苏州河边遇着你，我很高兴，想跟你谈恢复团组织的事，你却敷衍我，不肯说实话，这使我非常纳闷，也非常痛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谢谢你分给小弟的砖头，不得不卖掉换几个钱花，现在还是住的那个铁皮洋房……」

　　我还关心着韬朋路上的小足球队，我问他：「后来你的兄弟还去踢皮球吗?」他说：「自从你长久不去做大队长，那些拾荒货的孩子们对你很有感情，想死你了。一定要小弟去浦东打听你的下落。并且说，他的阿哥是你的老朋友，这就难为了小弟，也难为了我。我到哪儿找你去?谁知道你已到铁笼子里做客来呢?」讲到这里，我心里涌上一股欢欣的满足和凄苦的难以割舍的阵痛!

我问他：「你是怎么被捕的?」

　　「团组织不找我了，恒丰厂的支部活动全停止了。我被同事拉去上夜校，是生活书店老板办的学校。（我插话：是邹韬奋先生呢。）是呀，这个夜校宣传抗日，也悄悄地传播我伲红军打胜仗的消息，我觉着这是我们的人办的学校，一位徐老师拿了一捆宣传品，我识字太少，没看懂那传单上印了什么话，我拿去给送煤饼的人家中暗暗散发，有一回被一个巡捕当场捉住，把我口袋里一大把宣传品全搜了去，这下糟了，有了证据，我被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国罪］，坐牢五年，跟我爸爸坐西牢的罪名是一样的，父子两代人全出来吃囚粮了。爸爸晓得了我在这里陪伴着他，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我们父子俩在里头没见着面。」

　　他讲到巡捕当场抓住了他散发传单，我很快联想起秦老师讲过他跟一个三道头的小老婆有私情，团组织听说有这个情况，才切断了他的组织关系。这个捉拿他的三道头，是不是因发觉小老婆偷汉才进行报复呢?看过张恨水的小说的人，产生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于是我问道：「你讲的那个巡捕，是不是你认识的三道头，他家里养着小老婆的?」他觉着诧异，焦急地声明道：「抓我的那个巡捕并不是三道头，也不是在租界上的，他是华界国民党的巡捕，你怎么知道他有小老婆呢?」

　　为了避免刺激他，也为了组织上对他的看法，不宜跟本人说明，（这是秘密工作的一条纪律），如今我们俩个都锁在这里，加之他自己以他的行动证明他是经得起考验的忠诚的同志，我不必跟他再保密了，更重要的还因我心里藏不了一点疙瘩。我只有摊牌把话挑明。他听了以后，捂着嘴好笑，他毫无愧色地说：「组织上传闻的那个笑话不是没有「影头」（沪语：又可写成［因头］，可作原因、来由、捕风捉影解），我想起来了，我是给煤球铺运煤球送各个用户的搬运工，两方面弄点进账，有一家是三道头巡捕屋里，东西两厢房养着两个老婆，至于谁大谁小，我也弄不清。我按老规矩把煤饼垒在正房太太房间过道的角落里，大概是大老婆争风吃醋吧，她有一日跑到街面上骂小老婆是狐狸精，还骂她专会使小心眼坑害她。其中竟把我这送煤饼的也带了进去。正房太太骂对门的女人道：“你是见男人就骚情，连煤灰黑子也不放过，总是叫他把煤饼垛在我的房门口，弄得我门里门外乌烟瘴气，你们说，她安的什么心?” 」小何用那只没带铐的手轻轻拍打我的膝盖，说：「你想，一个三道头娇滴滴的小妾，怎么能看中我这号煤黑子的?不知这个荒唐透顶的故事是怎么传到组织上去的?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有这么个娘们会瞟上我！」

　　他说明了真相，也引得我苦笑。对各种信息没法进行内查外调，又加上疑神疑鬼的敌情观念特别敏感，这种由于只听传闻而怀疑自己同志的误解，在地下工作者是很难避免的。

　　让我在车厢里重新认识了一个好同志，解开了一件无头公案的迷雾，这是我在这次不平常的旅行中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收获。不过我自己也脸红了一阵，我曾经做过他一天的上级，后来有机会见着他，我却回避了谈这个问题，我同样把他当作坏人了。听了他这一席话，不免感到内疚，今后有机会再见到秦老师，我有责任首先为小何澄清事实，恢复一个好同志的名誉。

　　窗外，匆匆消失的树木和村镇，在河流中航行的大小船只，陆地上轻松自如地踏着自行车的人，还有在场院上嬉戏的孩子们，久别了的人间世界，金黄色的江南水乡，显得多么亲切，美丽!多么想飞到外面去亲一亲祖国的大地和温馨的村宅。

　　这列充满着苦难和屈辱的列车，轮子下面的响声，好似没完没了地唱着一首愤怒的激越的歌；车头的蒸汽拉响着绝望的嘶喊。两节包厢的政治犯难得有机会贪婪地享受窗外的江南的风光和清新的空气。

　　包厢里用铁链维系着的免票乘客，依然是窒息和烦躁，他们不知将开往何方，不知自己的命运是吉是凶。

　　包厢两头的出入口守卫着两三个枪兵，我周围的难友充分利用这有限的自由热烈地交谈起来，谈得最多的就是对这次的北上大迁移做出的解释和对去向的猜测。

　　「问题的起因还是两个月前的绝食斗争，」庚监的一位难友说：「这次罢饭，不同寻常，整个八卦阵里的犯人都乱起来了。更重要的我们有刚刚兴起的“各界救国会”的支持，他们喊出了「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这就使国民党统治者寝食不安，漕河泾监狱只要关押着政治犯，往后就会挑起更严重的事端，如今把我们从漕河泾撤离到一个不知去向的地方，就好比从蒋介石的家门口挖去了随时可能爆炸的炸药包。漕河泾监狱长也有理由这么做，说是司法系统的监狱不能收容军事犯，第二模范监狱只要迁出了政治犯，那里就可以安全无事了。

　　大家对他的解释感到可信，接着甲监的一位难友补充说：「如果说漕河泾的政治犯对国民党来说是个炸药包，那么，这儿两节车厢里的兄弟们就是引火索了。」

　　一个同志问道：「引火索是什么意思?」

　　甲监另一位同志说：「我们就是点燃这个火药包的引信，是这个意思吗?」

　　小何插话道：「可不是！监狱当局挑选我们出远门，就因为在座诸位都是捣乱分子哇!」

　　小何的这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于是每个人都用一种新的尺度去扫描周围的甲、乙、丙、丁，认同了合格的捣乱分子或罢饭中的先锋。甲、乙、丙、丁都相视而笑。

　　原来，这批免费乘客的被选中不是偶然的，他们对自己的被选中感到自豪。还有更值得自豪的呢，那就是在进入北站的时候，这批「捣乱分子」真正起了「引火索」的作用，他们向中华大地掷出了惊天动地的一枚炸弹，齐声喊出了救国救民的革命口号，是对反动的南京政府的一次直接冲击。我们有机会参与这次震惊中外的抗议行动，长期的监禁生活似乎得到了补偿。

从漕河泾撤离的「捣乱分子」的队伍，在这次长途旅行中，他们的情绪却是异常活跃、昂扬，还有一种意外的满足。



十六 地狱十九层



　　我们旅行的目的地是上有天堂的苏州。两节火车在苏州站停下，有一个连的军队在站台上迎接我们。

　　我们早就知道，苏州有一个著名的「反省院」，专门关押共产党人的监狱，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人将押送至「反省院」改造脑袋。

　　装货的卡车把我们运往另一个所在，我们从卡车上下来，看到的建筑物是一处兵营。原来这儿是军政部管辖的「军人监狱」。地点在苏州近郊盘门外。

　　我们在火车里没有吃东西，连开水也不给，汽车把我们开到这个冷僻的地方，还花了好多时间点名报数，与押解的枪兵办妥交接手续，解除了我们手上的铐子。这时每个人又饥又渴，似乎还没有请我们开饭的动静。只见两个当兵的领我们来到一间小屋的门前，命令我们单行排队，挨次一个一个叫进小屋，他们走出来时，脚上却添加了一副沉重的铁镣。刚刚解放了手，现在又铐住了脚，所有从上海来的无一幸免。

　　轮到我进入这儿的小铁匠铺，我再也不能像在漕河泾给我头一次钉镣那样大哭一场了，那时节我还是小孩子，这第二次只是感到心酸，唉，我的可怜的腿呀!它获得自由只不过两个月，走起路来迈的步子像鸭子走路，还没来得及恢复正常，如今又重新戴上它，不幸的是：这里的铁匠铺再没有那个好心肠的绍兴师傅了。

　　等到一百三十多人钉镣完毕（这是迎接上海来的「捣乱分子」的一份厚礼），天已经黑了，我们被分散关入「改、过、自、新」命名的四条监房。共产党发明的一条政治术语，叫做「掺沙子」，苏州军人监狱大概也是用「掺沙子」的办法消化掉来自漕河泾的政治犯，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愚蠢的统治者恰恰掺进的是酵母，而不是沙子。我关在「自」字监十四号里，同室的共有九名，大半是「危害民国」的政治犯，两三人是军事犯，一屋子挤了满满的人，对于从上海来的新客人，他们以礼相待，表现出很热诚的欢迎，并不欺生，没有把我的铺位安排在马桶边，他们之中也没人带镣。一进牢房，我便扯破一件衬衫，赶快把腿上已生锈的铁圈包扎起来，装点得完全像漕河泾带镣的「白蛇」一样。

　　这里的伙食比第二模范监狱还要糟，最大的苦恼是吃的米饭有火油味，大概是军队运输部门把火油桶与囚粮混装在一起所致。吃这种饭不但引不起食欲，而且破坏胃口，吃了常常反胃或呕吐，小菜是这儿的外役在监狱空地上栽种的，种的只有两三种：冬瓜、白萝卜和甜菜之类，吃来吃去就是这几种。此外，一个星期每人有一片像耳朵那么大的猪肉。

　　这里的看守兵是驻防部队一个营的兵力轮换值勤，流动性很大，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可以沟通思想情感的人，没法知道外界政治军事方面的消息。对我最大的损失是与张志勤失去了联系，由此也就无法与南京的吴庆华互通信息了。

没有任何文化生活，也是构成军人监狱的苦闷、无聊和黑暗的根源之一。漕河泾监狱还有地下读书网，并拥有相当丰富的藏书，我在那里还有条件传播拉丁化新文字，而这里别说新文字了，就连传统的旧文字书籍都几乎绝迹。要说一本书没有也不尽然，由官方渠道发下来的书还有两三种，我记得的有周佛海着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蒋委员长庐山训话录》，还有一种：《国民革命军军事条令汇编》，这类书没一个人愿意读，上述第三本书，它的优点是很厚，便作为我的枕头的填充物派了用场。若是与共产党统治下的牢狱作比，文革时期我蹲的监狱里的文化生活可称作「一本书主义」（即《毛主席语录》小红本是也），苏州军人监狱实行的是[一本书主义]，再往前与漕河泾监狱作比较的话，漕河泾监狱的文化生活简直可以称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百花齐放」了。

　　关进军人监狱的第三天，我被看守兵叫了出去，指责我违反了监规，至于犯了什么差错，如今已记不起来，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动手要打我的板子，我抗辩说：

　　「我初来乍到，究竟犯了啥规矩，请你指点，我也好改过自新嘛。」

　　看守兵强拉着我的手，凶相毕露地说：「我先打了你，再指点给你听。」于是，就拉着我的手掌狠狠地打了十板子。打得我手心红肿，疼痛难忍，打手微笑着说：「我就是打你这个上海人。」不大一会儿功夫，这个家伙又在对面号子里拉出个犯人，同样打了他十个手心，那位难友名叫陈展，也是前天一同从上海来的。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是专打上海解来的，一定是上面有命令，给漕河泾新解来的「捣乱分子」打你个下马威，我们每人脚上钉一副镣也是贯彻的同一意图。

在往后几天里，［自］字监每个号子的上海人陆陆续续都挨了十板子，我看到从来不言不语的乔克仁也拉出去打了手心。

　　打手心的高峰期中，我从十四号门洞里看见王红磊（在监房中大家叫他「黄包车」）被看守兵拉出去后，他拒绝伸出手去，看守兵气咻咻地硬拽他的手，王身材高大，突然捏紧对方的手，利用自己的优势，竟把看守兵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拔离地面，吓得看守兵面如土色，大喊：「上海人造反了，」王哈哈大笑，教训他说：「让你晓得晓得，上海人不是好欺侮的!」一面说，一面把瘦小的看守放还原地。

　　反动统治者对我们上海来的施行了野蛮的报复，「黄包车」以其特有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的报复，他响当当的教训他的话，虽则带有江北口音，却震动了整个监房，也给我们所有挨过板子的上海人泄恨解气。他的笑声是胜利者爽朗的笑声，是对虐待和人身侮辱的抗议，是对暴政和权力的蔑视。后来听说王红磊被二科打了几十军棍，又给他加了一副大镣。

　　没过几天，不知何故我又被看守兵拉了出去，我的一只手的红肿还没有消失，我不是不想仿效「黄包车」的抵抗方式，但我没有他那种英雄气概，怕受到更重的处罚，我让另一只手去承担屈辱和痛苦。

　　生活在这个非人的恐怖的笼子里，迫使我处处与离别不久的第二模范监狱去作比较，如果说漕河泾监狱是十八层地狱，那么军人监狱就是地狱十九层了。我对那个失落的八卦阵甲监倒产生了一种怀念和好感，只要被赶到这暗无天日完全绝望的境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就变得卑微了。

　　我跟同室的难友也流露出怀念漕河泾八卦阵的「十八层意识」（这是我杜撰的哲学名词。）（注八）当然我也介绍漕河泾监狱的囚徒是经历不断的抗争才获得了较好的待遇（这里不说「政治犯」，而说「囚徒」，我的用意是把同室的军事犯看作自己人，以便今后团结他们一同起来抗争）。

　　我还用激将法向同室难友提出挑战，我说：「像这样猪狗不如、惨无人道的地方，三年五年你们是怎样过来的?为什么不想个办法组织一次绝食斗争呢?」

　　在此已关了四年的老犯人言道：「军人监狱不像漕河泾的司法监狱，这儿是密不通风的暗无天日的黑牢。任何小小的抗拒，二科会小题大做，像你看见的那位黄包车，为了出气，他吃的苦头远比打十下手心要难熬得多!军人监狱，就是不讲法不讲理的地方，我们不是有句成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吗?你看，凡是带‘军’字头的，一定带武器，带武器的喜欢用武器讲话，武器就是伤害人，吓唬人的东西嘛!像军人监狱，就是惩罚机关，此地打杀一个人就好比打死一个虫豸，只须花名册上划一个红杠，一条人命就勾销了。小阿弟你有所不知，打死了一个人，花名册上并不急于打红杠子，当官的还可以吃空名额好装腰包哩，我们不是不想反抗，只是估计到在敌人手掌心里，我们的任何反抗只会招来更惨重的打击。我们只要苦熬到刑满之日，出去之后留下一条性命还好再干它几年嘛!」

这位「老土地」没去过十八层，他就只能产生「十九层」的逆来顺受意识，所谓「不上高山，不知平地」就是这个意思。我比他高一截，就因为在我头脑中还有「十八层意识」的卑微的理想。

　　两个月以后，由「过」字监带头，四条监房还是爆发了首次的绝食斗争。「自」监是从倒马桶的军事犯那里传来的消息，马上采取统一行动，我像迎接胜利节日那样积极响应，我心里暗暗高兴：我所期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大概掺和进来的上海酵母菌在各个号子里发酵和开花了。「老土地」同志没有二话，兴奋地说：

　　「只要大家一齐干，「军」字头即使有枪也会傻了眼，不过，我们得准备着，有枪阶级还是要露出杀人武器的。]

　　果不出所料，罢饭头一天就把我和老土地拖了出去，看守兵威胁说：「你到底吃不吃?」我们俩不说话，坚定地摇摇头。十四号整个儿拒绝把饭罐头拿进去，让我们看得清楚，其它号子的饭罐子都静静地排列在门外过道里。

　　看守长把我们二人带到二科的门前天井里，那里已经集合了十多个犯人，后来陆续增加到三十余人，我认得出其中大都是戴镣的上海人，我们有机会到此大会师，明明知道几分钟内就有一场难堪的惩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彼此相视微笑，在他们的微笑里可以听得出不能说出口的共同的心声：「我们终于在这个黑牢里破天荒地发动了大罢饭!」

　　先是二科长出来训话，他咬牙切齿地骂我们一通，然后命令每人脚上加一副镣，并威吓说，如果明日早上仍不吃饭，还要用更严厉的手段惩处，对于犯人所提的要求，却一字不提。总算没有打军棍，这是出乎意料的，听说「过」字监的人是挨了军棍的，心里不免生出侥幸心来，唉，这岂不是「十八层意识」又在起作用吗?

　　三十多人戴镣的队伍浩浩荡荡拖着震耳欲聋的金属撞击声（老土地脚上加了一副镣，上海帮是双料），我们正可藉着铁索鎯铛，悲壮的交响乐，相互串连，对下一步斗争达到了一致的认识：初战取得小胜即可收篷，如果火油味米饭换了品种，又答应给我们开镣，实行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复食，结束这次罢饭。

　　第二天上午继续绝食，我们等待着二科更残酷的迫害，不过久久不见上头有什么动静，第一天在恐怖的期待中安全地度过；第二天仍然是鸦雀无声，隔夜的饭盒子一直排列在各个号子的门外，没有搬动，也没有掉换。我们商定的获得小胜即收兵的方针只得束之高阁。

　　直坚持到第三天的中午，监狱长派二科科长来监房当众宣布：㈠保证改善伙食；㈡增加一次开水和生活用水；㈢今后不准打骂犯人，最重要的是第四条：开脱所有脚镣。

　　这样的答复大大出于我们的预料，其中第三条，这次罢饭并没提出过；简直是额外的恩赐。当我们狼吞虎咽吃着没有了火油味的米饭，菜里还添了两只油豆腐，囚徒们的得意与喜悦，就好比从十九层地狱一下子来到十七层那样快活和满足!

　　我们刚喂饱了肚子，铁匠师傅上门服务来了，他带着榔头和铁砧来到监房门口，给老土地同志开镣，他接着给我开镣；我脚上连大带小有两副镣，刚刚添上去的那一副足有五斤重，我还牺牲了一条蓝裤子，撕成条条把它裹缚起来，一条「青蛇」跟原来的「白蛇」纠结在一起，我正愁着两条芦苇般的腿怎么受得了两条铁链的重压和折磨，简直可以演出全本《白蛇以传》了，现在是碰上了慈悲为怀的法海和尚，是他把青蛇、白蛇一齐放生到金山寺下的长江里去了，

　　这场传奇性的巨大胜利与老土地同志的估计大相径庭，他在「十八层地狱」陶醉了，并且带有几分羞愧地批判自己有关「军」字头的论点是宿命论的。

　　须等两天以后，一个更大的喜讯才解答了我们的困惑，解开了疑团。

　　在复食的第二天，医务室的一个医官故意将一份《中央日报》摊在桌子上，让我们的病员看到了头版的一条特大消息!

西安张杨发动兵谏

蒋委员长被拘，下落不明

　　　　何总长声讨张学良、杨虎城二逆

　　哈哈!原来是远在西安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兵谏，助了我们一臂之力!大气候的剧变改变了这里的小气候。

　　我们复食的日子正好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这个特大喜讯很快传遍各个监房（「自」监得知这个信息晚了一天），我们这时忽然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情不自禁地放肆大喊：「万岁!」并哼唱起《国际歌》来。看守和看守长也不敢来管我们，他们蜷缩在墙根下，装做没听见。

　　从此以后，监房里的死气沉沉的压抑空气为之一变，刚刚赢得的生活改善的伟大胜利一下子变得黯然失色，犯人已不满足于「十八层意识」，我们想的是一跃冲出这个黑牢地狱，不论是十八还是十九层。老土地同志的苟安偷生、逆来顺受的哲学早就抛出九霄云外。

　　往后的日子，我们天天焦急地等待时局进一步变化的好消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完全寄托在大气候的转暖。

　　统治阶层为了适应这个气候，马上进行了角色调整，我们接触的看守兵、看守长以及二科三科的军官们，过去居高临下的蛮横专断的神气活现，一夜间变得友善慈祥，从攻势转为守势，从恶魔变成菩萨，曾经疯狂打过上海人板子的某看守长，甚至用谄媚的语言悄悄地安抚他的受害者。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倒是可以理解的，就像蜂群一旦失去了蜂皇，就会变得走投无路、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凡大权集于一身的专制国王，有朝一日濒临死亡，他治下的臣僚也像蜂群一样，如丧考妣，六神无主，似乎他的末日就是人类的末日似的。

　　我们在「军人监狱」度过了春天，又迎来了夏天，有一日下午，忽听得附近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炸弹的气浪震得门窗都抖颤起来，但见看守兵吓得面无人色地奔逃，一瞬之间，看不见的天空却听得见一架飞机在盘旋，犯人立即蜷缩在墙角里挤成一团。

　　我们抓住日机轰炸为由，又发动了一次绝食斗争，四个监房只提出一个共同的要求：

　　　　让我们开赴前线抗日！

立即释放全体在押犯人！

「改、过、自、新」四条监房一致行动，特别要提到的是，看守兵、看守长都乐意为我们效劳，暗地里传消息，甚至帮我们出主意。绝食了两顿，监狱长亲自答复：

一定负责将众位的爱国要求电告南京政府。

七月二十日，监狱当局果然放了第一批犯人，开始放刑期较短的。直至七月二十六日，我跟小周一起从「军人监狱」的铁门里来至烽火连天的中华大地!



注释



（注一）原文见第一一三页

全称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共在历史上也有保卫民权的光荣传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由宋庆龄、蔡元培、邓演达、黎照寰、鲁迅、林语堂等，在中共领导下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邓演达任总干事，鲁迅任上海分部执行委员。胡适任北平分部执行委员，该组织成立后，曾为营救被国民党囚禁的陈赓、廖承志、应修人、丁玲、牛兰等呼吁、疏通，功勋卓著。该盟成立的宣言，第一条就是要求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宣言全文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申报》。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邓演达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沪杭路的途中。杨杏佛和史量才亦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建国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存在至今。而有着光荣斗争历史的「民权保障同盟」却无形取消了。保障人民基本人权，岂不是人民福利之本吗?为什么延续那种福利，不要延续人权的福利呢?如果说，保障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内容，必须作为「禁区」抛弃，那么，当年用无数烈士鲜血培植的保卫民权组织是不是也是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团体呢?

（注二）原文见第一五六页

[二桃杀三士现象]原来的故事见《晏子春秋》：晏子设计陷害三勇士，先奖给三人两个桃子，论功行赏，功劳最大的前两名方得食，三勇士因争功而斗殴，先杀了功最大者，另二勇士因惭愧又自刎，三士皆死。史学家则把这个故事引申为指为了争名夺利而相互残杀，或指君王设计陷害功臣。

（注三）原文见第三一五页

参看沈醉在《军统内幕》第七十一～七十二页中有关捕捉刺宋子文案的凶手一事，他写道：「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指军统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线眼（此人参与刘刚暗杀行动小组的，后投靠军统卖友求荣），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墟和瓜洲泰兴等地去侦察，最后分别在盐城和扬州将此案的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此凶手在刺宋未遂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沈醉的记忆怕是弄错了，时间应在一九三四年秋。

（注四）原文见第三一九页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一）云南人。翻译家，在孤岛时期一度为共产国际服务，被日本特务拘捕，入狱一年后营救获释。一九三二年罗参加十九路军并委为高级参议。他曾是我的邻居，他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兴起，给中国人民升起了一个新的希望，尤其是知识分子最感鼓舞，曾吸引了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王礼锡、胡秋原等，就是没有共产党的文化人。」他对福建事变的评价竟与湖北同志和老广东差不多，他同样认为十九路军的起义昙花一现，因为是走的第三条道路，不过是地方军阀割据闹独立的行动，觉着不大光彩。罗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注五）原文见第三三五页

　　查一查中共党史资料，便可看出极左思潮的错误决策的来龙去脉：

　　一九三四年初，在江西举行第一次中华苏维埃代表会议上，有一位同志认为福建人民政府有一点革命性，毛泽东狠狠地批判他的论点。说：「福建人民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府之间有一个［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

　　「第三条道路」指的是什么呢?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为福建事变发表的宣言中说：「……一切事实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一切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一直到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民众的帮凶。」上述气势汹汹的分析（定性），原是依据唯我独「革」、排斥一切同盟军和改良主义者（即不主张诉诸武力企图改革社会和政治体制者的统称）的观点。宣言原文中列举了福建人民政府不够革命的若干事实，此处从略。

　　中共与十九路军互派代表进行了谈判，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停战协议」，当时有一个文件记载了中共方面对谈判缺乏诚意、虚与委蛇的内容：

　　　　项英关于我军对公培谈判所取策略的指示（陈公培系十九路翠代表）

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撒退和集中时便带要一个滑头。

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停战协议。（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以上有关谈判的具体指示，时间距十九路军公开举起反蒋抗日义旗尚有两个月，那时中共早定了调子：「绝不能存大希望。」

　　再看「共产国际」的指示，便知上述对福建事变的「定性」，原是贯彻莫斯科的意旨。以下是《中央局通报共产国际对福建局势的估计与策略的意见》，意见共五点，这里只援引两条：一、目前是否由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军事委员会发一宣言告十九路军：你们的领袖出卖了你们，他们主张独自与日本的走狗蒋介石联合，你们是民主的战士，来到红军方面；（二、三从略）四、我们着重在鼓动中关于福建事变应不失时机地揭穿社会民主党、第三党、托派真实作用及其道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述共产国际竟指示中共去分化瓦解正被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的十九路军。而上述第三条在上引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发表的「宣言」中，几乎一字不少的照抄上去了。

　　以上这段史实在中共党史中是避而不谈的。

　　由于共产国际（斯大林主宰）和中共的决策错误（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凡走第三条道路者」不是帝国主义帮凶，便是叛徒特务反动派），这个「唯我独革」的思潮不仅孤立了自己，也葬送了十九路军福建起义，同时也使工农红军在农村根据地站不住脚，被称作两万五千里长征实质是四面楚歌下的大逃亡、大溃败，这时间恰恰在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第五个月。这一思维模式后患无穷，例如：在文化上大力批判「第三种人」，在建国后则发展为不间断地打击迫害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胡适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派，修正主义者、叛徒特务及持不同政见者等等。（只是在「西安事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没有让这一有害的思维模式占上风。）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日的《团结报》刊出陈漱渝所作《宋庆龄和鲁迅为什么谴责福建事变?》一文，该文中说「福建事变发生后没几天，宋庆龄和鲁迅皆公开表态说：福建事变不过是甲狗和乙狗抢骨头啃」（鲁迅语），宋庆龄则认为「南京与福建间，以及他们与国内其它任何一群军阀政客间，在政治上毫无不同的地方。他们间的问题，不论用什么招牌或口号，仅仅是争权与夺利的。」陈先生对宋庆龄和鲁迅的上述表态，认为：「都与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他们也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我们又怎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苛求鲁迅和宋庆龄呢?」

　　我要说的是：这一传统在以后一直保留至今。不管知名人士是否真心拥护。

这件历史公案从未有人揭示其真相，在舆论一律的禁令下，谁也不敢触及共产党的痛处。敢于指出鲁迅和宋庆龄也犯过历史性错误，指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的历史功绩，这在国内史学界，陈漱渝先生还是第一人!

（注六）原文见第三五三页

在全国解放后，我遇见了未见过面的倪海曙，他还记得收到过一份用线装书背面书写的《上海话拉丁化草案》。倪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有关拉丁化、改革汉字的材料，总没忘了寄一份给我。

　　三十年代，最早刊行拉丁化新文字的书刊，作者大都是倪海曙，所以我把「草案」寄给他。（注七）原文见第三九０页

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的「江浙同乡会反革命集团案」，后来据陈修良着《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中的回忆，方知当时参加吃喝的有左权、董亦湘、孙冶方、陈启礼等人，有两名并非江浙人，受株连的有一百五十余人。陈修良本人是浙江人，也受株连。共产国际先后派出三批联合调查组，一贯支持王明等人的诬告，经瞿秋白竭力申辩，证明确系株连极广的寃案，此案才告一段落。因王明勾结了米夫为非作恶，此案一直没有做结论，瞿反被共产国际取消其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资格，限令其回国。从此，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成了王明、米夫的世袭领地。

（注八）原文见第四一一页

　　正文里未便给「十八层意识」作详尽的阐释，为了有助于读者举一反三，不妨在注释中略为申说：

　　历来指摘中国人之国民性弱点，有中庸之道，有三个和尚没水喝、酱缸文化、以及阿Q精神等等。我发现阻碍中国人拥抱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便是这个「十八层意识」。它的内涵：对个人价值的自卑和贬低，苟且偷生，逆来顺受，以为自己有个「地狱十八层」安身立命，总比「十九层」高一筹，以此来求得自满自足，甘心做奴才和奴隶，宁愿放弃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例如：苏联有个斯大林，是个著名的暴君和屠夫，杀人如麻。中国人闻之无不咋舌。但有一种人则认为我国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受政治迫害者虽多，但含冤而死的多半是自杀而非他杀。更多的受害者只是发往「群岛」劳改若干年或戴上一顶帽子，总算留下脑袋，上级后来终于摘帽改正，于是感恩戴德，好了疮疤忘了疼。

　　再如，我们常常吹嘘：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竟能做到野无饿殍，人人有饭吃，就凭这一条，社会主义的成就太伟大了。

　　这个命题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我们要问：「野无饿殍」这一结论并未经过调查研究，你可知道边远省份或流落城市的游民，饥饿与半饥饿的数字有多少?我再问你：四十余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有过两次人为制造的全国大饥荒，第一次死于饥饿的农民，据不完全统计即有两千万以上；第二次死于政治迫害和饥饿者，肯定大大超过第一次的数字。这样的「伟大成就」人民怎么能忘记呢?

　　那么，吹嘘上述伟大成就的人为什么不觉得脸红呢?原来，他们的理由来自「十八层意识」，即中国比非洲大陆的干旱国家好一点。

[十八层意识」来自小农经济和能忍自安、知足常乐的儒家思想。我国意识形态领导不但没有触动它，反而用革命的商标大大加强它。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是奴才和奴隶，以及以做稳了奴隶的奴隶。「十八层意识」其实是做稳了奴隶的语言和哲学。这一思潮非常有利于统治的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只是做稳了奴隶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