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洋不化」与消化论
今年春,知识界又流行一个新名词,叫作「食洋不化」。考证其来源,原来是洋货,被国内有些人拿来作为指责别人的口实,结果弄成了笑话。
按「食洋不化」的含义,是专指硬搬外国的东西,生吞活剥,连好带坏,不经过自己的胃加以消化,以致产生了不好的效果。这类例子我国建国以来出现的很多,如苏联模式,因为它不合中国国情,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很坏的,使无辜的人民受害。但对这类情况倒不甚介意,而偏偏在最近的事例中,择其无中生有者大做文章,这是为甚么呢?
凡研究过我国现代史的人,便会承认,引进外国科技、学说、理论、艺术作品等等,是启迪民智,构成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代倡导的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不是从国外引进的吗?)鲁迅先生甚至主张:「我以为年轻人要少读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话虽有点偏激,但他强调年轻一代人必须向外国学习《即「食洋」也》,这话是不错的。他提倡「拿来主义」也是基于上述的思想,他在最后作结道:「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话说了半个世纪了,至今仍然适用。
在拿来的过程中,先就有个吃饱装足的阶段,这个阶段或长或短,但要想跳过它,那就只能不食。我以为,我国学术界的毛病不在食洋不化上,而在没吃透「洋」之真谛,就半瓶醋浪当竖起某某主义的大旗,或确定其为资产阶级思想急于展开大批判攻击了。这且不谈姚文元之流根本不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德彪西的音乐便狂妄地进行批判,竟然把相对论解释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把德彪西说成是个散播靡靡之音的音乐家。即以萨待的存在主义,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而论,我们一直把这两家的学说当作异端邪说来批,可是批的人中间有几个读过这两位学者的书的?别提研究过他们的全部著作了。这种情况虽不是普遍的,但却反映了我国学术水平尚处在低层次的幼稚阶段。夏衍同志在一九八三年二月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鲁迅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个名词的涵义,」一听到[意识流]、「现代派」等等名词,连它的涵义也不了解,就闻风而动,上纲上线,我看大可不必。」
前不久有人提出要批评[高层精神污染」。不论精神污染前边加上高层或低层的字样,由于它本来的概念模糊,不够科学,假定这个新词可以成立的话,怎能指望上述的那种低层次的,——不是略知其皮毛,便是只输入名词而不知其涵义的半瓶醋先生批倒所谓[高层精神污染」呢?
食洋不化,他们反对,消化呢?他们也反对。有人又提出「消化论」,或称消化主义,所谓消化主义,夏衍在一九八五年《读书》第三期中透露了此中消息:「我去年春在某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答友人书》.....我说,对现代派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将彼俘来,为我所用。居然有人怕得发抖,一口咬住这是消化主义。消化有甚么不好呢?消化者即取其精华排其糟粕。」他在《答友人书》里引了鲁迅在《看镜有感》里说的汉代人气魄奔放,从国外引进了动植物,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引进国外的文化也不比汉代弱,这才有汉唐的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到了宋代,「现在似的国粹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沦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
鲁迅的这段「史论」,并不是他独特的发现,著名史学家范文澜、侯外庐等在研究了中国历史后,得到了同一的结论。要打倒消化主义,就得抹杀中华民族有能力有魄力融合外来文化艺术宗教的历史。夏衍同志接着说:「我们中国人,却又是乐于善于吸收、引进和消化外来新鲜事物的,现在我们引以为豪的敦煌壁画,云冈石刻,不都是从西域引进的吗?」
这段历史概括为消化论的话,那么,消化论恰恰是中华民族值得自豪的传统;鲁迅早就给消化论作了注脚。他在《看镜有感》里说:「无论从哪里来,只要见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持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然后究以不吃为宜云云。」这段话活画出那些反对消化论者的精神状态。
发展至八十年代,党中央宣布了对外开放政策,对各国的科技、文化、艺术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外国的学说、理论和与彩电、录音机一齐涌入,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青年对所有涌入的新鲜事物学习,仿效、热中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他们之中肯定有食洋不化的,也有化得好化得快的,也有极少数的化得不好而中了邪,还有引进洋货,只用它的商标而塞进封建私货者的。这种情况似乎有点「混乱」,但它是打开眼界中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经过一番筛选,化得好、化的快的和急于拿来,照抄照搬而尚未发现甚么弊害者,最后都将获胜。而它对丰富我国的精神文明,推进我国的文化艺术科技发展以及促进改革,是大有好处的。因此说,如果真的产生了混乱,那也是值得的,并非文化引进之过,更不是「食洋不化」或「消化主义」之过。其实「食洋不化」与「消化主义」是一对相反涵义的词汇,有的人为甚么两样都反对呢?只有一个解释,反对对外开放,对一切外来的文化深闭固拒,几乎与鲁迅所处的那个时代如出一辙。不过历史不是简单的重复,八十年代的排外思想乃三十余年闭关锁国的迴光返照,有的人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企图筑起堤防,但最后终于抵挡不住洪流。历史又一次证明了邓小平同志多次对外国来宾阐明的真理:开放政策顺应天道人心,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一九八六年十三期《新观察》
补注:此文之作也,是针对一九八六年初发生在北京的一件文字纠弹案而发。起因于一九八五年底发表于《工人日报》上一篇向经济学研究领域十个方面的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挑战,此文当即受到日本新闻界和美国一家中文报纸的注意,有的摘要转载,有的则写了专评。这本是属于学术争鸣的正常的情况,而当时执掌文教大权的胡乔木,却容不得不同的看法,他批示那篇谈经济学研究得失的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必须发动批判,并指责该文是「食洋不化」,建议组织一批经济学家投入反高层精神污染的运动。此公这一次兴风作浪的发难被胡耀邦、赵紫阳与朱厚泽及时制止了。本文所谈的意见就是针对这位死抓住「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放的理论权威而言,就在这件「文字纠弹案」无疾而终前不久,还是这位理论权威发明出「消化论」的大帽子去批判知识界中提倡大胆引进西方学术思想的人文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他在建议批判所谓[高层精神污染]受阻后,说了一句真话,原来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原文他本人并没看过,他只是看了纽约《中报》的评论文章,连「食洋不化」的语汇也是出口转内销拾人之牙慧。
上述历史背景,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尚不便和盘托出,只能隐晦曲折地指出此公的自陷于矛盾和「食洋不化]处。生怕读者责备本文一点不透明,如坠五里雾中。乃作此「补注」增加其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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