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与胡耀邦是代表正义旗帜
——读《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有感
「民逼官倒」是正义的
捧读《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不胜惊诧，义愤填胸，不知怎么的激起了一股牛劲，乃拍案而起，当即致书邓小平军委主席，对这篇妙论批判了几句，觉得言犹未尽，再驳它的几个荒唐的论点如下：
社论中说：「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对羣众性的暴动和战争，一般是区分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鲜明对立的分类，即以「官逼民反」而论，我国的历史书都记它是正义的，而官方军警镇压的一方则是非正义的：「民逼官倒」同样是正义的，如日本近日竹下登首相宣布下台，就属于民逼官倒，我国公众举报贪脏枉法的「官倒爷」，也是正义的，是不是因为官逼民反的队伍中混入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就改变它的进步的正义的性质呢?
既然是千百万人自发参加的羣众运动，总不免有三十、五十，甚至千二八百的别有用心的人在内（或说他们是投机分子也可），所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即指此。不可能给每个参加者查清其政治动机和出身成份。这种历史的常规现象，不因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性而有甚么例外。我们不妨举清末义和拳反帝抗争为例：它的后面确实有别有用心的黑后台撑腰《那拉氏和她的军机大臣等》。我国的所有马列主义历史学家，并没有因此把它定性为非正义的暴乱。再举家喻户晓的水泊梁山为例，所有一百单八将都跟山寨头领政治上保持一致，协力同心，真可谓纯而又纯矣。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毛泽东，忽然从这些人中间揪出了一个投降派来，此人恰恰是梁山的精神领袖及时雨宋江。凭他这个别出心裁的发现，全盘否定了官逼民反的正义性。我在一九八０年的文章中曾评之日：「据说宋江是投降派，不过，这件事用以『人废言』四个字还不能概括它，应该叫做『一个人废了一百零八将』」（一九八０年四期<新观察》。
「别有用心的人」何所指?
毛的这种奇谈怪论，在他死后我们才能评论他的悖谬，他老人家大概因揪斗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殆尽而感到无聊，忽发异想，去找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精神领袖，给他扣顶大帽子解解气。这属于人到晚年的虐待狂变态心理的一种病态。他的接班人怎么能把他的胡言乱语当作最高指示奉为圭臬呢?毛泽东思想中有些片言只语对我们还是有用的，他就说过：「谁要镇压羣众运动，都没有好下场。」这应作为毛泽东思想中的精华，他给宋江打棍子扣帽子的话，则属于缺乏文化素养的糟粕。
既然「社论」的标题叫做「必须旗帜鲜明」，我看「别有用心的人」的概念就模糊而笼统得很，在最关键之处偏偏极不鲜明。这句确定打击对象的专用名词，如果含义含混，那就会导致打击一大片，为诬枉好人，放肆地侵犯人权，制造寃错假案大开方便之门。这一类定性的外延宽广的语句，不是法律用语，也不是政治术语，它与「政府不能接受的人」，「对党和政府不满的人」，「一小撮坏人」等等，都会造成祸国殃民的严重后果。看来，这篇社论的捉刀人，一，没有参加过一九八六年的普法学习和考试，如果参加了考试，也一定不合格，（「普法学习」系人大通知各级党政干部必须普及法律知识的全国性学习运动的简称）；二，没有吸取毛时代制造千万件寃错假案的惨痛教训；三，缺乏初中以上的语法水平，以致通篇语句不通，说理不合逻辑。
我试着从「社论」全文中寻觅「别有用心的人」何所指，其中连用了两次的「还有人公开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这个喊口号的人大概就是「别有用心」的极端反动的人了。但我不能不怀疑它的真实性，这不能责怪我对党缺乏信任感，这是我们的独家新闻，所有报道都是片面的，专登对官方有利的话，比方说：学生喊的十条八条口号，为甚么一句不登，偏偏听见了这句反动口号呢?人们的不信任正是报刊只作为党的喉舌，才引起读者的逆反与怀疑，连我都变成「别有用心」了，我的反动岂非官方垄断新闻的反动引起的吗?
姑妄言之立此存照
曾记得当年有位人民大学的老教师，对党做了许多贡献的葛佩琦，同样是《人民日报》，大字标题报道了他曾公开发言「要用刀子杀共产党」，此人便划为极右派，做了阶下囚十多年，在改正右派时才查明了：他压根儿没讲过这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诬陷。那时邓小平领导的反右办公室管辖下的人民大学党委原是为了制造舆论，便于激发工农兵对右派的深仇大恨，才把这句揑造的假话强加在葛同志的头上的。年老人喜欢回忆对比，我不免由此及彼，由过去对照现在，故生了这条猜疑，对北京这次学生游行中是否真有人喊了这样的口号，我无凭无证，而社论里所说的「甚至有人还公开喊……」似乎也拿不出真凶实据来，只怪我无法抑制上述的「别有用心」的浮想联翮，只得立此存照，姑妄言之了。
我又想，在二十世纪末，《末代皇帝》在我国成为热点的气氛下。别有用心的人混在人羣中喊出这样的口号，是完全可能的。党的领袖何妨反躬自省，找一找为甚么有人敢于喊出这样的口号呢?把它看作是对自己敲的警钟，这才是闻过则喜的更高的精神境界与民主风度；不幸的是。「社论」以磨刀霍霍的语气将这个别有用心的人称之为反动的，或者是「搞有计划的阴谋的人」，那就是以势压人霸气十足的态度。遥想当年。我在陕北听到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毛主席听说有个农民骂他，声言要「杀死毛主席」，在座的同志无下大惊失色，毛说：「你们想法找着这个农民，不要吓了他，也不要责怪他，问问他心里有甚么对党的不满意，农民一定心里有气，他并没见过我，他心里有气才骂我。」(仅记大意，这个故事在革命历史展览馆有的，不妨找出来给大家好好学习一番)。
这一个故事在根据地到处流传，成为美谈，这就是我党所以能得天下的大仁大德的光荣传统。可惜在得天下后则反其道而行，三番五次地惩办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最后连刘少奇、彭德怀等等也未能幸免，民间不但把当年的「美谈」变成了诅咒，而且只有在紧闭门窗里才敢向共产党出出气。我党的声望也相应地跌落下去，言念及此，悲不自胜。
查找党领导为甚么总是听不进一点批评，一点不中听的话?其病根是由一个党单独掌权形成的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养成了骄横不可一世的气派；这就产生了种种颠倒：就如顾客有求于店员，买紧俏商品还得向店员参拜送礼一样，主人公成了奴隶，为公仆者当然神气活现，可以利用其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了。这篇社论也是如此，好容易找了个借口，说有某人喊了反对共产党，指名道姓在大字报上攻击国家领导人，似乎有理由去弹压所有上街游行的人了。殊不知实行了平等的真正民主的多党制，那么，有人喊打倒共产党，在共产党人的心中，也不会引起尖锐对立，惊呼：「反动的学生要搞动乱了!」之类的话。
一党专权唯我独尊
《人民日报>那篇磨刀霍霍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是中共领导层迈向自取灭亡的病危通知书，它一点吓不到人，反而暴露了「途」穷匕首见的气急败坏的凶残，又回到毛时代用政治大帽子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来迫害公民和知识分子的老路，可说是「满纸荒唐言」，这篇「精心制作」的妙文将给光荣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来奇耻大辱!
这里专谈题目里的「旗帜鲜明」，似曾相识，这种盛气凌入迷信自己有无上权威的口吻，在一九八七年初我们早就领教了，那时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见于《人民日报》。）
这两次高举的「旗帜鲜明地」，究竟是甚么货色呢?细细查一查它们的色彩，不对，原来这两次「旗帜」是在同一个指导思想下发动的，是号召全党向青年学生开刀的旗帜，是向站在改革前列的知识分子开刀的旗帜，头一回「旗帜鲜明地」把代表民主，开放的旗帜胡耀邦撵下台，第二次是威胁青年一代不得高举胡耀邦的旗帜!
迷信「旗帜」之失败
从语源上考证，《人民日报》社论为甚么如此偏爱这个动词呢?实因中国人过去的年代大多是文盲，头脑简单愚昧，「龙旗」代表皇权，就向龙旗三跪九叩首，换了共和五色旗，不久又换上青天白日，国人一律行礼如仪；换上了毛泽东旗帜，不仅五体投地山呼万岁，还要唱：「你是我们的大救星!」因国人有这个「望旗生畏」，「望旗臣服」的传统，似乎一旦不举面独家的旗帜，八亿人就如蜂巢里一下子失去蜂王似的，惶惶不可终日了。深谙帝王术者，如华国锋同志，因自感政治资本不足，在他做接班人的「短命内阁」时期，就「必须旗帜鲜明地……」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邓小平于一九七八年复出，他也必须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不过他比华国锋高明之处，就是他与陈云、耀邦，叶剑英等开始批评毛泽东，虽然批了一点皮毛，但他们已觉得毛泽东的这面旗帜，在人民心目中已黯然失色，邓乃用修修补补的办法，以集体创作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去补裰毛的破旗，以维持其不倒。生怕公众不服，还把他的这个发明载入「宪法」的总纲中，成为四项原则之一。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诗）的历史。从这中间可以看出：自毛的旗帜成为扶不起的刘阿斗，中国同胞不再以有一面高高在上的旗帜为满足，他们不再是色盲、文盲，现在他们要先看清旗帜的色彩为何，再定行止。这是思想解放的大启蒙，是超过五四时期的大觉醒。这时我们的执政党领袖，还停留在对「旗帜」的迷信上，既看不到人民的大启蒙，又不知道「旗帜」的魅力和号召力不在于「大王旗」，而在于它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内容。两次《人民日报》的社论，皆以「旗帜鲜明地……」打头，就是上述这个脱离了时代，又脱离了羣众的心态的反映。
胡耀邦才是鲜明旗帜
一九八七年初的反资运动与迫使耀邦总书记下台的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倒行逆施与改革的大倒退等等，又等于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启蒙课，所谓「旗帜」，有顺应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廉洁、文明的一种；还有一种是专制腐败，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一种；这两面旗帜是水火不兼容，确乎是非常鲜明的，而胡耀邦是代表前面那一种共产党领导人的旗帜，他被突然砍倒在地，既不让他声辩，又不通过中央全会讨论，这种毛时代的恶劣做法重新出现，说明打倒他的一方不在理，要不是代表后一种的专制腐败的旗帜，干吗要砍倒代表民主、进步、廉洁文明的旗帜呢?两年半的实践又告诉国人，胡耀邦的旗帜一倒，果然贪污贿赂风行，物价与混乱同步上升，知识分子的处境越来越糟……这是不是另一面号称鲜明得很的旗帜占了上风所致呢?
正是《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为题的社论，触发了全国人民进行旗帜鲜明的思考和选择，人民，特别是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都选中了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旗帜，而坚决唾弃代表保守、专制、倒退、虚伪的旗帜，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全国人民的民意!我们的党国领导者，在自己走头无路的关键时刻，依然乞灵于一九八七年初高举的那个「必须旗帜鲜明地……」的破旗，指望匆匆忙忙扎起个稻草人，吓退汹涌而来的千军万马，这不是火上加油，更加激起举国的愤怒浪潮吗?
是谁挑起动乱?
「社论」中的这段话：「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稍稍懂得一点辩证法的因果关系，便会知道：挑起这场动乱的并不是社论中所指的「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上海发的《公告》中称「一小撮坏人」，意思是一样的，因「一小撮」是毛惯用的大开杀戒的政治术语，北京方面避免用它，这说明党中央的水平高于上海。不过从旗帜鲜明度来说，上海比北京鲜明得多，因「别有用心」也者，连测谎器也难以测出谁的心里是否有唱反调的一闪念。）而是以下三个原因：一是错误地砍倒了胡耀邦的旗帜，而党中央在他死后不肯承认这一点；二是两年来报刊充斥着假话、大话、空话，对照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与一系列反民主反人权的行径，压抑着一肚皮的愤懑；三是党对学生采取种种防范压抑的措施，恐吓威胁、穿小鞋、分化、利诱等等做法无所不用其极，使他们对执政党失去信心，近两年中形成出国潮就是对当局的严重警告，又是无声的抗议!
仅这三点，是谁挑起这次学生运动的怒潮呢?时至今日，现在还不进行自我反省，拒绝思想改造和自我批评，又学着毛时代的用滥了的扣大帽子威胁公民的语词，将矛盾转移到所谓：一「小撮坏人」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
，用当年阶级斗争的口头语为动用武力作舆论准备，实事求是地说，这篇社论也就构成挑起更严重的动乱的「阳谋」。（使用「动乱」来替代「闹事」，不仅将学生运动上纲到犯罪，而且与「四人帮」的十年动乱混同起来，以便激起人民的反感。）「社论」中这样的措辞是路人皆知的倒因为果，嫁祸于人的手法，这里无须多说。
执政党的实用主义
另一方面，旗帜应该鲜明之处却模棱两可和稀泥，例如：客观上存在专事阻挠改革破坏改革的人和言行，却不敢去批判和碰它，甚至不让提保守派字样；一九八六年以前还提出批左，那以后就连这个也不提了，而改成「思想僵化」。是老年人的思想僵化，还是为个人利益而思想僵化，谁都弄不清。这是概念上愈来愈不鲜明的过程，也是领导部门保守（包括极左派）势力日渐膨胀的反映。再说：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何谓精神污染，连穿小裤管、牛仔裤、蓄长发、跳交际舞、港台录音带、封面用美女像、小说里描述妇女进庙烧香、或男女拥抱，无一不是精神污染，这个旗帜太不鲜明，后来胡耀邦竭力制止这个疯狂的政治运动，才未酿成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扩展至全国，幸而在短期内宣告结束。世人都说发动清污是一场发昏章的打击改革开放的逆流，但党内党外都不得批判这件使「国无宁日」的荒唐事，这又是一椿是非不明旗帜不鲜明的例子。用上述两例与两篇「社论」作对比研究，又让中国同胞学了一点乖，即大喊「旗帜鲜明」的时候，就是准备向「阶级敌人」（虚幻的捏造的）动手的信号弹；需要掩饰自己的错误，或是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就用不着「必须旗帜鲜明」了，甚至越模糊越好。可见，「旗帜鲜明」与否，不过是政党的实用主义，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有时亮分，有时又扣住的手中所玩的一副牌。
我敢预言，「必须旗帜鲜明地……」今后还会在报上出现若干次，谁也保证不了十亿人中没有「别有用心」的人和「策划大阴谋」，如果使用的滥了，就会失去其威慑的作用。这一个预言也会应验的。
四月廿九日于上海
原载《百姓》半月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第一九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