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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钦本立的始终
——记钦本立的最后留言
编者按：王若望先生这篇记述，十分感人。钦本立先生在生命垂危时，对王先生讲出腑肺之言，仍不忘对邓小平予以忠告，他对共产党仍然「忠诚」，但在今天中国，这种诚挚的话，也祇有在海外纔能发表了。
一条战线上一同战斗
我是个身上背着「取保候审」的十字架的人，按官方规定，未便去探望病危的钦本立同志，但是我还是去了。因为他是我的老朋友，又在一条战线上一同战斗、一同挨整、一同沉浮。当他形将告别人世之前，我刚从牢狱中出来，即使我的自由是有限的，但生离死别的感情超过了背在我身上的十字架的重量，必须分秒必争去看望他，如错过了机会，将感到难以弥补的终身遗憾。于是我来到了钦本立的病榻前。我见到他已是形销骨立、面色灰白，但眼睛有神，脑子尚清醒，发声很轻，说话很吃力，吐出来的话断断续续。一种看不见的病魔正在折磨他，无情地吞噬他的生命。他发出的声音似乎是对上帝给予他的不公正表示抗议和愤懑。
他向我说的第一句话：「你出来了，总算能见一面。」我抑制住热泪，握住他的手，可以感到他还有手劲，我说：「党不会拋弃你的，你是党的忠诚的儿子，你好好养病。」他说：「我是完了，你很健康，五七年彼此彼此，你觉悟早，到今天，我才明白，可惜晚了。」我说：「你艰苦创业的《导报》不是还在吗?它也在生病，祇要你老板在，还是有希望的。」「是呀，我的心还吊在《导报》上咧。相信它不会死。」钦本立似乎很有信心的样子，其实我是说的假话，祇是为了宽他的心。一个人对他经营的事业，如此死心塌地，至死不渝，在共产党员中也是罕见的。
他吃力地讲了「方生未死」，我没听懂，他又重复说一遍，好象是说他自己「方生未死」，接着他说：「不是人民怕政府，而是政府怕人民。」这一下我才明白了，他是指中国人民处在方生未死的新旧转换期吧。因怕真理被人民所掌握，于是拉下面皮采取一系列反常措施，包括扼杀《世界经济导报》在内。正应了古语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
钦本立给邓小平几句忠言
他对邓小平还是颇有感情的，他还没忘记给小平同志几句忠告：「……国家没有希望了?祇希望小平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还来得及做一两件好事，人民不会忘记……」。
他的家属轻轻地说：「你来，他的说话是最多的。」这句潜台词是说别太累坏他老人家，事实上他在说那几句忠告时，声音微弱得使我俯身到他的嘴边。我祇有告退了，我又握了他的手。
有一家港报说钦本立与我同时打成右派，此言不确，大概因钦握我的手时，说了一句「彼此彼此」，才发生误会。五七年七月发表了毛泽东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最高指示后，该报的总支书记钦本立应是头号右派分子，因为掌握方向是党组织的头等大事。侥幸钦却安然混过这一关，党外总编兼社长徐铸成在劫难逃，报社的右派成羣结队，市委书记柯庆施考虑到该报社上上下下一片白，局面如何收拾，政治运动如何领导，最后在一片白，一片右中，还得从矮子里头挑长子，挑出党的领导人乃万白丛中一点红，总算没给钦本立扣上右派帽子。
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
我跟钦的结识是在五十年代初，我是撰稿人，他任编辑，他欢迎我继续投稿，我应命写作，二人无缘识面，祇是在我摘去右派帽子，有四五年辍笔，钦并没忘了我，特派一位记者登门索稿，我写了一篇《小火表赞》，刊于六二年七月七日《文汇报》，这是重新恢复写作权利的头一篇杂文，钦有胆发表此文，对他的感激可说是恩重如山了。但这时我还没见过钦本立，祇是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短文于同年九月被市委指为大毒草，株连钦本立也得作检查，我心头的负担铅一般的沉重，有机会我一定要登门向钦赔罪道歉，这样我第一次认识了钦本立，我还记得钦的回话是这样的：祇怪我的马列水平低，看不出“小火表赞”里有甚么问题，我们共同接受这次教训吧。今后你有小文章，我还是要登的。
他一句责备我的话都没有，这使我惊异，而最后仍鼓励我继续写，在那个草木皆兵，动辄得咎的时代，他本人为了我这篇短文刚刚写了检讨书，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襟怀，若不是大智大勇，不顾个人安危，是决不会这么说的。
这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见，当我在不断挨整挨批，党内党外不把我当人看待的时候，我从他那里找到了温暖和信任，他所激起的激动和昂奋心情，大大超过了当初刊出那篇《小火表赞》时的那种感激。三十年后他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讲到五七年的「彼此彼此」，并说我的省悟似乎比他早，恐怕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后来他非常出色地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他还是本着六二年的那种气魄和勇气才擭得了世人的注目的呢。
淡泊自甘生活俭朴
还有一点令人难忘的是，他的淡泊自甘，生活非常俭朴的作风。他的居室很小，家里的家具和写字枱，依然是上海刚解放时由公家所拨的几样旧家具，几十年来未曾添过新的。
《导报》发行量与日俱增，发行六十多个国家，盈利颇丰，上海流行的风气，总编有权拿出一笔钱盛情犒劳热心的作者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而钦本立虽有「老板」之称，却很小器。没有办过一次招待宴会。
他虽承认自己系「愚忠」，但又对党保持着坚定的「第二种忠诚」，故我在他病榻前称他是「我党忠诚的儿子」，他果然喜形于色，正因为他看重党籍比球籍还重要，故在社科院党委书记当面宣布党纪处分和罪状时，他会泪流满面，彻夜未眠，正因为钦老板对党如此忠诚，在他奄奄一息即将谢世之前，竟忍心向他宣布为期二年的党票高悬，显示这个处分实是寃枉之至，也反映了这个党无情无义无人性到了何等地步！
原载《百姓》半月刊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第二三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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