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纪念一本未能出版的“选集”

　　这个杂文选集，搜集了三个时期发表于报刊上的杂文：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五六年——五七年所作，其中好几篇是定“右派”之罪的所谓反党言论，如今把它刊印出来，也可美其名曰“重放的鲜花”吧！其实不过是几个带着涩味的苦果。本人已年逾花甲，鲜花于我何又哉！

　　我之所以选入这几篇杂文，一半原因是由于北京有位丁星同志，在八二年五期《十月》上写了一篇大批判文章，题为《还其本来面目》，那大意是挖出我在五七年写的文章，证明王若望的本来面目依然是“右派”云云。我不想再跟这位反右英雄纠缠，只是趁机把我五七年的“反面教材”重放出来，让公众看清王某的本来面目如何。对付喜欢抓历史辫子以表明他一贯正确的朋友，采用这个办法比较有效。

　　第二个时期，我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罪人，既没有发言权，更无发表文章的可能。这正如此集中的那篇“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中所说的既“废言”又“废人”的境遇。不过，极左的统治也不是铁板一块，一九六二年广州会的一线曙光终于冲开了云层，我刚刚摘去了右派帽子，周总理和陈毅同志的话像春天和煦的风，鼓励我重新拿起笔来，我在这时写下了《一口大锅的历史》，编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小说集：《掩不住的光芒》。此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选入这集子里的“小火表赞”，一篇小说，一篇杂文发表后不到三个月，刚刚吹开一条縫的黑云又密集起来，新的一轮冰霜又扼杀了获得生机的草木，罪名是：老右派又翘尾巴了，王某攻击三面红旗，（因《一口大锅的历史》里讽刺了砸掉农民的锅去大炼钢铁）宣扬个人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等等，当时的报刊批判这两篇东西，又热闹了一阵，“老运动员”美名从此跟王若望难解难分。我这时暗暗背诵鲁迅的自嘲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在文化革命中，老运动员当然在劫难逃，就在文网森严，侦骑四出的环境里，我又翘尾巴了，我发明了用密码写下我的愤怒和痛心的眼泪，这麽做虽则有点冒险，但当时的想法，是打算在我死后，让后代人不要忘掉恐怖的血淋淋的历史，没料到六十方过，作恶多端的“四人帮”末日来临，准备传之后世的手稿在这雨过天晴的新时期得见天日。这里只选了其中的一篇“且看大事记”，以后的“大事记补遗”，“‘防扩散’之妙用”，“‘红岩’的续篇”是在“四人帮”粉碎后，我头上还有现行反革命帽子的时期写的。时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上述这九篇杂文都未发表过，由于对我的监督大为放松，又估计到“四人帮”的统治已彻底完蛋，故不用再用密码写作了。不过，笼罩在我头上的乌云并未完全消散，这不仅是我的冤案久久无人理睬，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底上海两大报同一天刊登了具名“上海人民出版社批判组”揭批姚文元的文章，文中竟九处点到王若望与姚文元原来都是极右派，一丘之貉等语，众所周知，五七年以反右英雄之姿态極得上峰宠爱的张春桥与姚文元，这两个狼狈为奸的丑类，就是首先在王若望头上开刀，以反王若望而崭露头角的。怎么在“四人帮”粉碎后，把王某扭在姚文元一起陪斗呢？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党的三中全会后，才让我省悟到，这仅仅是上海天空上的一小块乌云，他们是在“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下，揭批“四人帮”只是虚晃一枪，继续反“右”和压抑老干部倒是认真执行表演，拿出王若望来示众，因为王某已是死老虎，踢他几脚他也不敢吭声。殊不知王某这只“死老虎”还剩一口气，党中央的平反冤错假案的英明决策救活了我，宪法和党章又赋予了我重新执笔的权利，复活了的“死老虎”不是也要吼几声吗？

　　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七九年获得彻底平反以后直到八二年，这一时期我写的杂文较多，也可以说是创作的旺盛期，压抑在我心头的对党对人民要倾吐的话真如开了闸的积水，一发不可收拾的倾泻出来，这期间有激情，有兴奋，有义愤，也有思索，选进这集子的不过是一小部分。我这里的文章，隐晦的话是有的，假话和套话是没有的，说错了话，说过头了的也是有的，违背四项原则的话是没有的。党的三中全会和十二大救了我，恢复了我的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我拥护它热爱它还唯恐不及，怎么还会去反对它，削弱它呢？说真话我还没说痛快呢！哪有精神和时间在假话和套话中消磨有效的生命呢？

　　正因为有这两条足可告慰于读者的自信，我不必脸红地在这儿作如下的广告！请放心地看下去吧，请不必带着灭火机或谨防中毒的疑虑去看，我保证这集子里的文章不是毒草。当然欢迎你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如果用“大批判”的眼光专挑毛病呢，同样欢迎。不过你得当心你也许还在“左”的陷阱里而不能自拔哩。

　　这儿汇集起来的三个时期的杂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的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反映了这几个时期的党的决策的各种失误和起伏，它表明了“四人帮”的横行并非来的偶然和突然，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已为这一撮法西斯暴徒准备了足够的营养料，例如：陷害自己的同志不手软呀，以整人多，整人狠作为“革命性”的标帜，于是越左越好，左比右好啦，摘引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作为上纲上线的咒语啦，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人啦，……等等。

　　有鉴于此，在“四人帮”全军覆灭后的最初几年里，我们的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向阳光灿烂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道，这是举世公认、有目共睹的令人欢欣鼓舞的现实。但本集子里所揭示的种种极左的做法和某些论点，在不同程度上，换了另一种表现形式下，不是还在继续吗？例如：“四人帮”粉碎后的最早两年就有“凡是派”思潮的干扰，“凡是派”的思潮可归结为继续把“伟大领袖”当作神明，还是承认录鬼簿里的灵魂依然是通天教主，广大干部和人民还是俯首贴耳的群氓，“兴無灭资”的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既定方针等等。再如文艺界思想界一直不提反对极左的思潮，而其他各条战线连续六年一直在批判和检查“左”的流毒早已肃清了吗？似乎大家心照不宣，不敢去碰这块烂疮疤，莫非冥冥中有人在护着这块挂这“左”氏招牌的世袭领地？另一方面，所谓“反右”则弦歌不辍，某些地区的一些做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五七年的那场反右運動。产生这种联想并非知识分子神经过敏，只因相隔二十多年后，我们又在因袭设下个框框，然后侦骑四出，拿着望远镜显微镜在作家们的作品里寻找疵点，张大其词，上纲上到框框设定的帽子里去，然后发动围攻的故技。如果真有错误缺点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讲究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同时须顾及作家的特点和作品特点，寻找只言片语使去迎合那个框框，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方法论错了，必然产生牛头不对马嘴、牵强附会、乱扣帽子和一窝蜂的争先恐后，结局是“凄凄惨惨切切。”这在我国现代史上，是屡试不爽的。

　　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动态，如果不予批判，不许批判，所谓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拨乱反正、吸收沉痛的历史教训、惩前毖后等等，岂不成了系列的空话？

　　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动态，还告诉我们，期望在“四人帮”粉碎后，十年横行时期的“左”的思想，“左”的做法一扫而光，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一刀切得那么干净利索，旧的梦魇，旧的传统观念还会纠缠着活着的人们。检查我自己，足足有二十五年之久，受到不人道的数次迫害，每次都是用“左”的招贴、“左”的刀剑摧残自己的同胞，陷害自己的同志。虽则如此，我自己思想里“左”的影响，何尝没有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当我一旦从“左”梦魇里苏醒过来之时，又遭遇到新的一轮批判，给我扣的帽子依然是重新浆洗过的二十年前戴在我头上的那顶帽子，使我惊诧的是，给我戴帽子的诸公自己也遭受过“左”的刀剑伤害过的同志。从这儿我的苏醒又深入了一层：原来挨整者也会整人，受“左”的危害的同志至今还有人舍不得生了锈的“左”的刀剑。唉呀，多么不可思议的人的复杂性呀！

　　我写杂文，抱着一个宗旨，即干预生活，为民请命，礼赞进步與光明，诅咒黑暗与丑恶。刺党风不正之短，斥极左思潮之谬。讲得很杂，不免离经叛道，好发议论，未尝人云亦云；自知学识浅陋，又好赤膊上阵，好管闲事，有时冒死直谏，听与不听挨整挨批，非所计也。

　　有人撰文批判“为民请命”与“干预生活”是站在人民之外，专门寻找阴暗面的口号，不宜提倡。把人民中的意见和呼声向上级反映或诉诸舆论，这岂不是为民请命和干预生活之意吗？每个正义感的人，每个共产党人，都应该这么做。不许这麽做，还像个共产党员吗？至于“站在人民之外”，我的回答是：不了解人民的疾苦，不站在人民中间，你要为民请命也“请”不了，只会说几句不痛不痒浮光掠影的套话和场面话，那有什么意思呢？故本人仍坚持为民请命和干预生活的主张，吾道一以贯之，至今不悔。至于“干预”不当，但非“为民请命”与“干预生活”之罪也。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给予这个“选集”印行的机会，我是十分高兴的，我的高兴不仅是为了我的杂文得以广为流传，主要是这个杂文集的问世将给不太景气的杂文以一定的推动和鼓励，吸引更多的志士仁人参加到写杂文的队伍里来，使文坛上“杂文”这个奇花异葩开放得更加光彩夺目！

　　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合肥

　　补注：此稿在安徽文艺出版社躺了三年，至一九八五年已经打好纸型，又因某首脑点名批判王若望而胎死腹中。保留这篇“前言”只是作为出书难的一个历史见证，故在标题下加了“纪念一本未能出版的‘选集’”的副题。

　　羊子又注：这本《王若望杂文选》的清样，是印在廿支装金叶雪茄香烟盒纸上的，1985年前后相对宽松，王若望以为文艺的春天来了，他又乐观了，所以“前言”里情绪轻松愉快，但不久终于又未能面世，他感觉又犯了一次轻信；1992年他悄悄带出国来，从未对我提起此杂文选集，我记得直到他客死他乡，再也未接触过它，可悲者，也许苦药吃多了，顾不上此集子了，似乎被遗忘了。至今，若望离开我们已三年半了，在朋友提醒并推动下，决定自费出版《王若望全集》时，我猛地想起压在箱子底下的、沉睡了二十年的这本清样，正好收编进去，供中华后代去了解——恰如他自己在“前言”里写的——“让后代人不要忘记恐怖的血淋淋的历史。”

　　二００五年七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