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不怕」小议

　　何为五不怕?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老婆离婚之简称。如果作为《辞海》的一条政治术语。注释起来可颇费周章呢。从时代背景来看，这五条不怕中有两条只能属于国民党反动派时期，从后两条来看，似乎又是共产党夺得了政权以后的产物。从五不怕的内容来看，彷佛是「汉律」的「五刑」，较之打棍子、戴帽子、抓辫子不知酷虐多少倍，它包括了从人的生命到政治生命。从精神到肉体所施行的极为残酷的镇压，只有专制暴政才使用这些手段。既然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干嘛还要发生对坚持真理的共产党人采用如此酷虐的手段呢?

　　为什么好端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发明出这么个「五不怕精神」，作为教育共产党人坚持马列主义的真理，在受到种种迫害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信条?所以要产生这「五不怕」，莫非是早就看到了党内有一股压制「五不怕」的黑暗势力，这个黑暗势力能够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可以随便把他不称心的共产党员投入监狱，或宣布开除党籍，宣布他为「敌我矛盾」，并运用这种社会压力和组织手段勒逼其夫妻离异，直至把这个共产党员迫害致死或宣判「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判，立即执行」。

　　这股黑暗势力是不是指的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以及一度掌握政法大权的那个大坏蛋，还得加上那个罪恶昭著的顾问?如果党内没有这股黑暗势力的存在，发明这个「五不怕」岂不是无的放矢了吗?

　　残酷的历史证明了「五不怕」并不是无的放矢，是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自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间，「五不怕」的黑暗势力果然降临于八亿人民的头上，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羣众，被投入了黑牢，不审不问，一关就是八、九、十来年，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偌大的共产党瘫痪了，每个党员的党籍不翼而飞。像张志新烈士那样被枪杀，被割去喉管者决不止一个。已见报的就有广东彭湃烈士的侄儿；上海有位同志由于说了几句反对样板戏的话也被宣判处死。这些祖国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就在这种长达十年之久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下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摧残!他们虽则以「五不怕」精神顶住了「五可怕」的黑暗势力，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勇献身精神，但光凭「不怕」的精神力量就能抵御强大的专政机关的虐杀了吗?不能，他们既没有申诉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被剥夺，留给你的只有一条死路，可见用手无寸铁的精神力量是对付不了「五不怕」的物质力量的。

　　黄克诚同志写的《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一文中，引用彭德怀同志在受迫害时说的话：「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拋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彭德怀同志是用他的生命实践了这个信条。给我们留下了可歌可泣、刚正不阿的伟大形象。在一九七五年底，「四人帮」在清华大学揪斗周荣鑫周志，他大义凛然地愤怒地回答「四人帮」，喊出了「五不怕」的钢铁般的言词，把猖狂不可一世的迟羣之流顶了回去。周荣鑫同志也是以他的生命实践了这个「五不怕精神」。

　　其它如贺龙同志，陶铸同志，邓拓同志，刘仁同志等等，他们是国家干城，是党的栋梁，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下，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却不得不面对「五不怕」的可悲境地，这怎能不叫所有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民感到痛心疾首、声泪俱下呢?

　　天真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能够预先设想出「五不怕」来，为什么不能设想出跟「五不怕」对立的「五不准」或「五不许」来呢?五不许，即一不许把任何革命者关禁闭；二不许随便杀害人，对政治犯禁止用死刑；三不许干涉恋爱和婚姻；四不许任意宣布撤某人的职或靠边站；五不许违反党章规定就开除某人党籍等等。假使早就规定了这「五不许」并且认真的对待，不是让它成为一纸空文，那么，这「五不许」将可以挽救多少革命者的生命啊!十分遗憾的是，在我们这里，只有「五不许」的豪言壮语，却没有绳之以法，防患于未然的「五不许」。这正如一个外国来宾写的访华观感中所说：「中国医生在发展断手再植的外科方面颇多建树，但他们却不大注意如何保证操作工人的双手不受伤害。」这话讲得不是很有见地吗?

　　不用「五不许」去制止「五不怕」，这已经够愚蠢的了。但当我们发觉坏人专了我们的政，他践踏党纪国法，把许多党的优秀干部置于死地，使许多人人头落地之时，我们还没有觉悟到这一点，并且还造出这样一种话来：「我们对反革命两面派有个认识过程，而反革命两面派也有个逐步暴露的过程嘛!」这两句话在认识事物的一般进程也许是适用的。但对过去我国的领导层中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反革命集团，用上述两句话来开脱是讲不通的。结果客观地研究近二十年的现代史，便可以看出林彪、王、张、江、姚之流，他们的篡党阴谋和丑恶嘴睑早就暴露在外了。即使不是很多人认识他们的真面目，但少数有识之士和知情人已有所察觉，其中有一些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忠诚义士不惜冒着极大风险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像张志新烈士就已经写了几百页的给党中央的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中有不少人已经懂得运用马列主义来识别领导人的好坏和善恶。我们不妨可以这么设想，如果让张志新的报告上达天听，也许可以大大缩短对这些坏家伙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吧。问题的严重和可悲就在于：这时我们仍然闭目塞听，这就正好应了中国一句成语，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于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同志，看得清清爽爽的「旁观者」大有人在，而讲自己正确看法的为数几十万的志士仁人，反而以「恶毒攻击」的罪名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把他们长期关锁起来，甚至把其中许多人迫害致死或执行枪决。这还谈得到什么对坏人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呢?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败露了，我们说了对他要有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跟林彪一伙的「四人帮」则仍然逍遥法外。他们的权力反而日益膨胀，更加肆无忌惮的残害人民，残害革命干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我们还是重复着要有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岂不是很有点「自我解嘲」的意味?请核算一下，长达十年之久的这个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共付出多大的代价!归根结底，这是由于我国长期来缺乏起码的民主，人民羣众和党政领导干部之间没有通气的渠道。「当局者」可以不「迷」，但必须虚怀若谷，经常倾听羣众的呼声，保证有一个民主的「羣言堂」的环境。如果「当局者」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是伟大的天才，也逃不脱「当局者迷」的命运。

　　我不免联想到汉文帝时有个小姑娘名缇萦上书的故事，他的父亲是名医淳于意，因有罪去长安听审，五个女儿中，缇萦挺身而出，愿意陪伴父亲赴京，父女到了长安，淳于意被判要斩去只脚的刑罚，缇萦乃用竹片写了一箩筐的「申诉书」，向文帝提出请求。她在「申诉书」中说：「把好端端的人斩成残废，这实在太不人道了」。文帝亲自看了这份「申诉书」 ，他不仅赦免了淳于意的罪，而且另外发了一道公文；「废除肉刑法」。且不论历史家对汉文帝如何评价，仅根据缇萦上书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汉文帝还是十分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他并不因缇萦是反革命家属，没有跟父亲划清界限而歧视她，也没有让公文照抄照转。不仅如此，汉文帝不是就事论事，他还善于举一反三，由此及彼，由局部到全体的进行思考，由淳于意的被判刖足，他联想到法律里施行肉刑的残酷性，因而命令取消全部的伤害肢体的肉刑。一个小姑娘敢于上书皇帝，为父请命，确是女中豪杰。但汉文帝能够体恤下情，从善如流，改革严刑峻法，也不失为西汉的英明之主，从这两千年前的故事中，对我们的「古为今用」不是很有启发吗?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几项法律，从各方面保证了「五不怕」用不着再怕了；保证了「五不怕」的黑暗势力一去不复返了。上述的「五不许」在新通过的法律里全部都包括进去了。这真是国家民族的大幸，人民的福音。我们获得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是经过了三十年的迂回和摸索，花了千百万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获得这一系列的胜利果实，才获得今天的安定团结，夜晚可以安心睡觉的太平局面。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珍惜和巩固这个来之不易的局面，如何把党纪国法真正付诸实施，如何根除「五不怕」黑暗势力赖以生存的基地。

　　但愿「五不怕」这个可怕的词汇成为死亡了的词儿。但每个革命者还得「有备无患」 ，因为在今后的个别地方，碰到个别歹徒，还可能依仗他篡夺的一部分权力，制造寃案、错案、假案。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使个别的单位，仍然会有颠倒敌我，诬陷好人的事件发生，下了死劲捂盖子，为了保持既得的权益不择手段的压迫人民的人并未断种，但有了民主和法制的保障，有了人民的高度觉悟，这样的案件一经发现，是容易暴露容易纠正的，决不要再来一个长久的认识过程和暴露过程了!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民主舆法制》



　　补注：后来的事实表明，本文后面的一段「良好愿望」并未兑现，当我们了解东欧、苏联诸国皆存在着「五怕」之烦的恐怖现象，这就不是我国特有的，也不限于「文革」时期了，正如我党在正式文件中保证再不犯「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错误，实际上又是落空了，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方能奏效。

　　一九八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