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说风》的异议

　　近读了十月十八日亦木的《说“风”》一文，并不同感，我也想来“说风”，提一些不同看法。

　　《说“风”》中有一段话是这麽说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吹妖风的人没有了，但‘刮歪风’又出现了。今年是‘风年’，先刮‘人权风’，后来就是‘长发喇叭风’，‘流行歌曲风’。近年又刮起了‘凡老皆坏风’：凡是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

　　先来谈谈什么是“风”的概念。根据正常的不是主观主义的解释，“风”者，即“时尚”、“风气”之谓也。在宋玉的《风赋》里，古典的对“风”的解释尚有“弥漫”的意思。总而言之，“风”不是牵涉人数较少、或只在一个角落流行的社会现象。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砸抢风”，今年春天的“回城风”，都有十万二十万人或更多的人卷进去，这些才叫做“风”。照亦木的举例来看，都不够“风”的条件。先说“人权”问题，他们针对的我国过去若干年中对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被剥夺的现象，这种“四人帮”的专制主义迄今还未完全肃清，提出这个要求有什么差错呢？我们怎能统称为“歪风”呢！至于有的人利用人权的口号，指望某各大国干涉我国的内政，那是不许可的。但这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行为，还未形成什么“风”。故“人权风”的讲法不能成立。至于其他两种“风”，一来不一定“歪”，二来只是在少数人中流行，都不能称什么“风”。

　　亦木的这篇文章的重点不在批“人权风”、“流行歌曲风”，它的重点是在批“凡老皆坏风：凡是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们把他所举的例证，通过实践（即事实）一一加以检验我初步得出的观感是：他的结论是不科学的，因为没有说服力，而且有危言耸听的毛病。

　　既然称作“风”了，而且提出了那么一条概括全面、无一漏网的“凡老皆坏风”来，起码应该举十个八个例子（最好是有民意测验的数据）但该文只举了五个事例，而这五个事例中，前两个事例还有个人臆测的成份。他先举了个自己的遭遇，说是他在一篇文章里赞扬了老干部几句，竟收到“一些人”的来信：“把我着实奚落揶揄一番，有的话极为难听。”究竟哪一些人如何奚落他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之大，人多嘴杂，只是有“一些人”对你某个论点说了难听的话，即使他骂得你全无道理。也成不了什么“风”呀，更不能得出这么个“凡老皆坏风”来吧！

　　后来，他又举了个马路上看到电车撞小汽车的事例。人行道上有人说：“撞得好！”据他臆测，是因为小汽车里坐的是老干部，就叫撞得好，这除去证明此人被“凡老皆坏风”吹得失去理智外，还能作何解释？我认为亦木同志未免武断，我就有另外的解释：（一）这是某种人爱看热闹的幸灾乐祸的心情的反映，这麽叫虽然不很健康，但还不必为之上纲上线；（二）坐小汽车的人如果是非党的科技人员或赶赴某大学讲课的教授呢，老干部头上并没有什么印记，你是何所据而云然？退一步说。即使那里头坐的真是老干部，一个路人这麽不经心地喊出三个字来，怎么就此说他“被‘凡老皆坏风’吹得失去理智”呢？

　　逻辑推理的结论必须是有若干代表性的过得硬的事例来证明，事例不足和事例不过硬，它的结论就必然导致错误。上面亦木同志引述的两个事例就不过硬，它的结论就不能不是谬误的。一些读者对此又不免“着实地奚落揶揄一番”自在意料之中。

　　往下他又举了三个事例，他说：“什么做寿啊，封山啊，市委喝的水特地安了管子从淀山湖里引来的啊，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竟然造谣造到我们最敬爱的人身上去了，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是正常的批评吗，这些人把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说得专横跋扈，只谋私利，不体恤民情，这样地丑化老干部难道是关心国家命运的表现吗？”

　　今年，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开过两次会，每次会议的公报都号召和鼓励人民对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论他们的地位大小，都可以实施监督、批评。第一次会议的公报里这麽庄严地写道：“经常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是共产党人做好工作，少犯错误的重要条件，也是防止某些党员干部由社会公仆变为人民的‘老爷’的重要保证，因此，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不仅使党内还是人民内部都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广开言路。”又说：“端正党风，严肃党纪，首先要从上层做起，‘上樑不正下樑歪’，而作出好样子，就会带出好风气，反之，上面做出坏样，上行下效，就会造成坏的风气。”（见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海两报也同日刊出。）

　　如今，亦木一文把人民中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街谈巷议怒斥为“谣言”，“想把水搅浑”，是“丑化老干部”，这只会产生“堵塞言路”的影响，并招来另一种街谈巷议，“上面说得好听，下面又是另一套，小民还是免开尊口的好。不要再来个追查谣言，吃勿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公报的公布，迄今还没有一年，怎么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了呢？

　　不管三个事例真相如何，我认为不必为之神经紧张，我们不是天天在喊要重视群众的意见吗？当群众还不大懂得“正常的批评”程序，而采用街谈巷议的方式敢于批评我们党的领导同志，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养成的民主空气，那个时期还规定，谁要议论，谁就要吃官司。结果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党的威信是提高还是削弱，亦木同志当然很清楚。前车之鉴，犹如昨日，难道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就以“封山”一事而论，看了贵报十月七日刊登的“我们在黄山见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报道，便证明此事不完全是谣言，是“事出有因”。事实真相是，邓小平同志制止了近似“封山”那种脱离群众的做法，恢复了我党的永远不脱离群众优良传统。当这篇报道在报纸上登出来那天，群众奔走相告，喜形于色，一份报纸不知看了多少人。这情景是十分动人的。这就是“上海作出好样子等于无声的命令，大家跟着学，就会带出好风气”的典型事例。非常奇怪的是，十月七日的贵报已经刊出上述的文章，仅相隔八天，却在“说‘风’”一文里又举例指责封山是“凡老皆坏风”的谣言，时隔八日，便把这麽一篇意义深远的报道忘得干干净净，这不是给自己制造混乱吗？

　　如果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看待邓小平同志登黄山的故事，似乎可以引出这么一条改革方案来：今后关于中央领导人的出巡和外出，警卫人员不宜采取戒备森严，百姓回避的做法，这种气派依然是封建制的遗留物。周总理在生前就告诫警卫人员：他出门时不要惊动群众，前呼后拥；要轻车简从并力求节约。我觉得首长的保卫工作是要注意的，应该研究出适合于现代的不脱离人民，不驱赶行人的新方法。

　　人民对最敬爱的领导的“敬爱”，表现在敢于无顾忌的“直谏”或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喊万岁、写颂词或发致敬电上。如今发现在街谈巷议中竟是人议论起最敬爱的中央领导同志来了。这是好现象还是“拆台派”别有用心？（亦木文中讽刺他们是什么“拆台派”。）我认为这是证明了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与民更始”的反映，证明了人民对我们党领导同志寄予多大的期望！同时也鞭策着每个老干部。应该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在“生活细节”方面同样要做出表率呀！

　　亦木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质问：“那么，人民中流传的街谈巷议中确有无根的谣言呢，你能保证没有坏人造谣吗？”我对这个问题回答是：（一）拿出事实真相来，比防御性的指责人家是造谣言，即“不攻自破法”效果更好；（二）有些话不值得大惊小怪，宰相肚里好撑船嘛，几句謠言就能拆我们的台了吗；（三）党报在过去的一些文章中宣传过多次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里不仍然是我们的信条吗？我们无妨从无根“谣言”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我记得一九五八年曾听到一个广为流行的佳话：某机关某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委书记不该带着一家老小乘小轿车到无锡游玩。党委书记在整改大会上作了这样的检讨：“我的家属一个也不在上海。不过从这张大字报中反映了我深入群众不够，我到这个单位半年多时间，还有人至今不认得我”。群众对这样的党委书记是可亲可敬，可以信任的；如果他在会上宣称，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理由当然很足，恐怕群众对之只会敬而远之，望而生畏了。

　　亦木的文中也讲到另一种“希望党好”，“忠心报国”的批评，并称之为“补台派”，不过由于他没有把“拆台”和“补台”之间的界线划分清楚，反而造成了一些思想混乱，所以他所批的“拆台派”，就变成了皂白不分、子弹乱飞的“目标”。按照他的说法，“拆台派”未必就是那么“可恶”。真正的不怀好意的拆台派“总是有的，他们往往造出一些毀谤性的流言蜚语。对这种人我们时时要提高警惕，但我们不能为了防范这极少数的坏人，就怀疑起绝大多数好人，应严格掌握善意和恶意之分，毀谤和街谈巷议之分，且不可皂白不分、子弹乱飞，眉毛胡子一把抓。

　　还有两种“风”字，也为亦木同志忽视了。一个是“不要听了‘风’就是雨”。听马路上有人喊了一声“撞得好”，就认为这是骂所有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不是恰恰犯了“听了风就是雨”的毛病吗？听到某些议论中央领导干部的街谈巷议，就说：“我们不能不怀疑，是否是极少数的人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拆台’！他们之中，有的人恐怕来路就不正。”一个“怀疑”，又加一个“恐怕”岂不也是“听了风就是雨”的表现吗？听了上面某个人讲了又出现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自己不用脑子，就连忙在本单位抓苗子，抓尖子，一时抓不到，就到马路上找一两个事例硬凑合，也属于这一类。老实说，“说‘风’”一文的举例说明了，原来并没什么“风”就误以为下雷阵雨了。还有一个“风”字对亦木同志也许有益，这就是“采风”，这里的“风”字作民谣、民间讽喻诗解。汉武帝时曾专设采风官，他们的职务即深入群众采访和记录民间的歌谣、乐府，也包括搜集讽喻朝廷街谈巷议，他们搜集了以后不预备反击民众的“拆台”，而是呈给皇上看，演奏给皇上听，让皇上得知人民的呼声和民间疾苦；我们期望亦木同志能学习一下古时采风官的业务，而不要做防民之口的蠢事。我认为，这未始不是“古为今用”的一道好课题。

　　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还表现在纵深两方面的“夸大”上。例如：一篇小说，一个剧本，其中把某个老干部写得不大体面，他们就说这是丑化所有老干部；如果这个老干部的职称是公安局长，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公安局长；有的文章里写的是反官僚主义，他们就说这是反对所有党的领导人，等等。正如亦木同志根据五件并不实在的事例就推论为“凡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是从“纵”的方面的夸大其词、危言耸听；它的后果就是给老干部周围筑起一道保护墙，堵住人民的嘴。

　　从亦木所举三个例子中，那些讲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事情，都是些一枝一节的小事，但“说‘风’”的作者自作主张地说：这些人把“中央到地方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说得专横跋扈”，以及那句“老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这就是从“深”的方面，也就是从性质方面加以夸大了。

　　写雜文允许一定的艺术夸张，也允许喜笑怒骂，自由挥洒。但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形而上学的夸大，是不宜提倡的。

　　由此看来，“说‘风’”一文说什么今年是“风年”，各式歪风接二连三滚滚而来，这种看法跟我们对一九七九年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一年，不是大相径庭吗？“说‘风’”一文的看法跟我们如此不一样，其病就在于形而上学的夸大。

　　此文写好，本可结束，偏偏在“说‘风’”发表后的第四日，即十月二十二日，报上登了一篇“吉林省九台县依法逮捕栾伟和”的报道，其中讲的是营城煤矿两个老干部，夫妻两人，男的是党委书记，女的是组织部长，在这一对当权者的纵容下，他们的儿子栾伟和为非作歹，鱼肉乡民，像个“衙内”，他行凶打了人，还命令政法机关把被害者关起来，由双亲出面，证明这个被害者是“拦路抢劫犯”。这真是到了无法无天、人神共愤的地步！偏在这时候发表这篇报道，很有点跟“说‘风’”一文过不去似的。它证明了，某些老干部有歪风邪气存在，害自身害子女，损害党的威信，简直叫人不能容忍。新华社只报道了已经依法逮捕栾伟和，而没有报道对他的父母有何处理。我认为，让这一对夫妇包办了营城煤矿的最高权力，他们出面协助儿子去陷害一个被打伤了的良民，他们在煤矿的“家天下”内会干出多少好事来，不能不叫人怀疑。但我这个怀疑是合乎逻辑推理的。总不至于也把我归入“凡老皆坏风”的“拆台派”里去吧！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