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言不可以为“法”

　　柳宗元有篇短文，名“桐叶封弟辨”（见《古文观止》）。

　　这篇文章敢于推倒千百年来士大夫尊之如神明的周公一条纪事，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原来，历史上记载着周公辅成王时，成王拿了一枚梧桐叶子给他的小兄弟，戏曰，我把桐叶封你。周公抓牢成王这句话，进言道，那么，就请皇上封他吧。成王說：我是跟小兄弟闹着玩的。一句戏言，怎么可以作准呢？周公说：皇帝是天子，天子的每句话都是“金口玉言”，怎么可以说是戏言呢？于是成王只得答应把“唐”这个地方，封给刚学会走路的小弟弟。

　　柳宗元打破对周公的个人迷信，对这个流传一千多年的历史记载，头一个表示了怀疑。他说：按制度应该封皇上的兄弟的话，周公尽可以把此事正式向成王提出建议，用不着抓牢成王闹着玩时说的一句戏言，而大做文章，如果他兄弟不当受封，那么皇帝即使偶尔说错了话，贤相的责任是匡正他，而不是将错就错。何况成王已经声明他是一句戏言呢？据此，柳宗元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正确的结语说：“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检验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主要看其行动对不对）。设未得其得，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如果决定的政策不恰，即使更动十次也是可以的。关键在于正确与否，何况本是句戏言呢？）以上就柳宗元这篇短文的大意，他在这篇短文里批评了立足于戏言以为“法”的错误倾向，即使英明如周公者，他以戏言为法，也要批评他。柳宗元看来，成王的话并不是“金口玉言”，周公的话也不是“句句是真理”。

　　我看，“戏言不可以为法”这一条原则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适用。不是吗？看看我国这三十年来的历史，以一个领袖人物的一句戏言便产生了法律效果，不是可以举出若干事例，作为我们今后立法执法的教训吗？

　　以戏言作为法律依据要闹出笑话来，而另一种法律当作戏言也同样损害法律的尊严。在这方面，前人留下的历史教训还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西游记》的神话小说，创造了唐僧给孙悟空戴上金箍的故事，有些人引以为“法”，把“戴帽子”作为一种惩罚的措施，冠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庄严字样，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戴上金箍帽子者，数以万计。用“念金箍咒”，“戴帽子”来制服不遵师教，不听严命的孙悟空式的“思想犯”这种做法，本来就是不严肃的。（如果戴帽子犯真的犯了什么罪，理应按法律判其刑，或采取缓刑，拘刑，管制，剥夺其政治权利等措施）。再往深处一想，这不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始作俑”之过，而是后人机械的把《西游记》当作“样板戏”来学习，制造金箍帽子给人戴的法官成了唐三藏，他在这个神话小说里是头号正面人物，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李老君全是他的后台，但他的性格却被描述刚愎自用、人妖颠倒、是非不分、偏听偏信、思想僵化、容易上当受骗的人物；而戴上金箍帽子的孙悟空呢，却是大忠大勇，不畏艰险，生有火眼金睛，敢于大闹天宫的极可爱的人物，历史和文学常常喜欢这样作弄人。

　　再如有一句成语叫做“杀鸡给猴子看”，或曰“杀鸡儆猴”。这也是把法律降低到“戏言”的实例。杀鸡的目的既是为了给猴子以警戒，使其知所敛，这个效果肯定是明显的。儆猴成了目的，杀鸡不过是手段。这只鸡不是罪有应得，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法律的条文也就不在考虑之列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政法部门的量刑，判罪就是不稳定，不按常规作获罪轻重的比较，法律条文等于虚设，而是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拉几个“代表人物”开刀。即使这样的“代表人物”不够死罪或徒刑的条件，也要杀头或判刑示众，以警效尤。这样做就大大的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使国家的法律成了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最大的危险还不止此，往往在急于找“代表人物”作“鸡”的情况下，难免要出现冤、错、假案或判刑过重。例如：一九六八年刚刚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不久，为了扫除障碍上山下乡运动的阻力，需要“杀鸡儆猴”吓唬一下，于是拉出两个“鸡”来杀头示众，一个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婆，罪名是破坏上山下乡，因为她在此期间给两三个小姑娘介绍与郊区青年结婚，而这三个小姑娘刚巧是上山下乡榜上有名的中学毕业生。无论如何，这个老太婆被判死刑是太过份了，这种情况在三年以前无法可循的时代，是习以为常，并不奇怪的。去年某大学有个新生，由于小偷小摸，劳教两年，也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作为一只“鸡”而示众的。如今我国已公布了刑法，如果还是让“杀鸡儆猴”的戏言在量刑时起作用的话，那么，像上述那样的“儆猴”的牺牲品者，还会发生。

　　在“四人帮”那个封建法西斯专政时期，人民对政府的抓人、关人、杀人，只有听任摆布、宰割，而那些所谓公检法的“判词”，一万个犯人可以用同一的措词，从来也没人敢提出质疑和非议。幸喜黑暗终于过去，现在公布了刑法，实行公开审判，人民对法律再也不是愚昧无知，被告也不甘做“鸡”了，人民翘首企望中国真正成为安定团结、法律严明的国家。

　　在西方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国家里，是禁止示众的，罪犯执行枪决时的照片也不許公之于众，法律界认为如果这样做就是“野蛮，不文明”（在我们的街头、公园的有些图片展览橱窗里，贴出枪决杀人犯执刑后的血淋淋的照片，用意也许是为的杀鸡儆猴吧！但对已从猴子进化到人类的路人和游人来说，影响是不好的，我建议今后取消这种做法）。在鲁迅写的小说《示众》和《阿Q正传》里，都有杀头示众的场面，作者是在这些场景的描述里刻划出当局者的残忍，也反映了人民愚昧和麻木。由此可见，“杀鸡儆猴”的思想是来自中世纪的野蛮，并不是值得继承的优良传统。

　　党中央鉴于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中，对大量的干部错判、错罚的教训，对于清查出来的“四人帮”的骨干分子，提出了“冷处理”的方针，这正是纠正过去由于一时头脑发热匆匆忙忙运用杀鸡儆猴法，因而发生错杀、错判的恶果，这是很英明的决定。大体上说，正是政治运动的高潮（上海话叫做“风头上”），党委书记和政法干部，还有一部分机关群众，头脑容易发热。一发热，极左思潮就上升，因為越过火越“革命”也。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配合政治目的，拉出活靶子来示众，这就叫做“热处理”。在“热处理”中能够不发生过火行为者，实在很少。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判“四人帮”及其骨干分子要拖延三年之久的缘故。

　　法律既立，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稳定的、权威的，而且需要它不受行政部门和一时的政治浪潮的干扰，充分保证它的独立存在。如果认为法律可以予取予求，我行我素，随着临时的政治需要当作橡皮筋那样，服从某个长官一时的意志，产生了一年一个法，一月一个法，一人一个法，一事一个法的各自为“法”的局面，我国的刑罚的威望和尊严还是树立不起来。杀鸡儆猴论者就是近视眼，他为了临时的急需去搬几块长城上的方砖派用场，这时长城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戏言不可以为‘法’”。

　　还是一千年前柳宗元讲得对，“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这种做法不像是大贤周公干的事情，只有目光短浅，气度狭小的小丈夫才干得出。诚哉斯言！

　　一九八０年第一期《民主与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