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开花墙外红

　　近读一月六日《解放日报》头版的一篇报道，题为“为什么这样的尖子冒不出来？”（一月十日《人民日报》以“发人深思的教训”予以转载），介绍了上海药物所研究生邹冈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就将他对大脑镇痛剂机理的新发现发表于《生理学报》，接着，法国和美国的生理学家和药物学家，便在邹冈所提供的基础上把吗啡作用于大脑的机理深入研究下去，已经探索出神经生物运动的基本规律，使这一门科学获得重大进展。这十五年中，这位有突出贡献的邹冈却变得默默无闻了。原来，研究所领导方面认为这个题目“脱离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让他改行了。这就叫做“墙内开花墙外红”。中国人中有的是人才，由于我们过去不注重培养和使用自己的人才，像邹冈同志这样的事例，恐怕各地都有。

　　看了这篇报道，还产生另一个感想：邹冈同志的首创功劳，并没有加以扼杀，去年西德的药理学会副会长赫茨来我国讲学期间，介绍了国际上多肽和吗啡受体的研究情况，并在讲坛上放了有关科学实验的幻灯片，我国医药界的专家和神经系专家惊异地看到，这第一张幻灯片原来是介绍上海的一个“小不拉子”（邹冈同志）在这一门科学上作出重大发现的事迹。我想，如果没有赫茨先生把年方二十九岁的邹冈的业绩展示在十七年后的中国人面前，我国的有关领导人和报刊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重视呢？这岂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墙内开花墙外红”吗？当然，《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抓住这一事件引导人们“深思”，是非常正确的。像这样的由外国专家来给我们点状元的可喜又可哀的事例，恐怕屡见不鲜吧！

　　我曾经接触过这么一件事：上海电影制片厂有位新光源组组长晏仲方同志，他是照明工人出身的土专家，由于他悉心研究拍摄电影用的新光源，他所领导的新光源组研究制造了好多种新的照明灯，曾在一九七八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发现拍电影的照明灯，用的多是炭精灯，要拍外景的话，这些灯具要装一卡车，这就大大妨碍了外景的拍摄工作。晏仲方同志以及三结合小组研制成的直流镝钬灯，重量只有炭精灯的五分之一。没有电源的地方，用电瓶一样可以照明，效果一样好。这就使得许多电影场景可以尽量在外面拍摄，又真实又节约又轻便，使导演和负责照明的同志工作起来都感到轻松愉快。去年夏天美国一位电视技术专家福尔曼到上影厂参观，他看了这两个小玩意儿，大为赞赏，他说，这种直流镝钬灯美国还没有。他把这项重要的发现和发明者都拍成照片，在八月号的《电影摄影学》杂志刊登出来，并作了热情的介绍。福尔曼回国以后还给中国发明者寄了两本专著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你所研究的那种对世界各国的电影事业非常有用的灯泡，你应受到祝贺。”“如果贵国能把这种奇特的灯泡作为产品推向国际市场，我想是可以跟法国奥司令公司竞争的。因为奥司令公司至今也没有这种产品。”

　　非常遗憾的是：这封信转到某个机关（与上影厂无关）没有受到重视，及至想起来把信交给晏同志，寄来的两本专著又找不到了。

　　非常遗憾的是：今年在美国举办“视听博览会”，晏同志创造的直流镝钬灯得以送去展览，可是挑选去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却是另一个既不懂电、也不懂光、更不会使用直流镝钬灯的外行。

　　为什么有成就、有创造才能的科技人员，往往要由国外的专家先发现并加以推荐，而在国内，他们中有些人则仍然受压和难以脱颖而出呢？为什么直流镝钬灯的发明人不能出国参加展览会呢？在举国上下搞四化的今天，为什么这一类不愉快的事件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呢？

　　各个不同的事件是由各个单位不同的原因酿成的。不过我还是尝试着探讨一下发生这类事件的带有普遍意义的内因。

　　我认为，起主导作用的是思想上的流毒，其中最要害的就是那个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劣影响在人们思想里仍然根深蒂固。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看不见本单位飞出了凤凰。这并不是由于他不热心搞四化，也不是品德作风不好，而是由于他不懂和无知，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外行压抑内行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共生物。正由于这些同志做了几十年领导工作至今还是做外行，当别人批评他把一件新发明扼杀在摇篮里时，他不会感到痛心和懊悔，至多承认是一时疏忽罢了。

　　第二，是由于我国土地上一度兴旺发达的平均主义思潮。我们长久以来一直强调反对冒尖，谁是尖子，谁的日子就不好过，谁有点个人突出的创造，有人就马上用极左的刀子把它砍平。这些刀子有“个人主义”、“个人奋斗”、“名利思想”、“脱离实际”、“翘尾巴”、“一本书主义”、“专家路线”、“三名三高要变修”等等。不是吗？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猖獗，在去年国家奖给某个三结合小组一项创造发明的奖金，数量较多，就引起不少人的风言风語，使得这个小组的主持人处境困难，最后只得把这笔奖金的大部分买了糖果分给全厂职工甜甜嘴，才算了事。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一九七七年《中华医学杂志》第八期以“教研组”名义发表的“大动脉分布类型及其临床意义”一文，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认为这是一项有重大突破的论文，以“教研组”名义发表是生怕我国的科学家“成名成家”、“个人突出”。英国伦敦盖士医学院一位教授曾三次来信询问这篇论文的作者，并打算把这一成果编进新出版的教科书里去。经查明原来这是宁夏医学院的兩個医师姜殿辅和佳本立的研究成果。要不是英国人注意到我国医学刊物，这两位在医学上有重大贡献的医师的名字恐怕永远是“教研组”。请注意，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四人帮”横行时期，而是发生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里；英国教授来信查问不是一次，而是三次。

　　第三，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劳动。长期以来我们宣传的知识分子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的“教条”，如今仍在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在他们脑袋里的“劳动”就等于出大力，上山下乡，下放干校，否则就不叫做劳动。像邹冈和姜殿辅等同志的发明，在这些人的眼里，就算不得是劳动成果，至多只能算是知识分子的“个人奋斗”。不尊重科技人员的劳动还表现在某些领导者不重视科技成果的时间性。保证给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这仅是一种保证，还有一种时间的保证，就是要保证科技界的每一项新成就（即使它还不十分完备），都能够迅速地及时地传播给知识界，至少要迅速传播到同行那里去（当然，国家保密范围的除外）。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对每一项创造发明的传播、推广和运用都是分秒必争，生怕落在别国后面。而在我国一项科技新成就往往被锁进抽屉里，永无出头之日，或是经过繁琐的公文旅行，快的半年，慢的可以拖它两年三载。这当然同我们一些单位的官僚主义衙门作风有关，但其思想根源恰是由于办事人员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成果一贯轻视所造成。

　　如果上面这几种思想不肃清，官僚主义、衙门作风不改变，像前面所举的中国有了新发明，我们自己不识货，要靠外国专家来推荐的事还会发生；更有甚者，在外国专家推荐声中，我们仍然无动于衷，颟顸迟钝，心安理得，念着“老子天下第一”而不感到脸红。这样可喜可哀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够了结呢？可喜者，我只指的是中国有很多突出的人才，他们在被人忽视的情况下，依然艰苦备场地为四化贡献；可哀者，我指的是他们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却无人问津。感谢国外的学者来信询问三次，我们这里的“外行长官”还是爱理不理。近人有诗叹曰：

　　墙外花开墙内栽，蜜蜂酿蜜蝶恣采，可怜寂寞开无主，但等洋人摘花来！

　　在促进国际间的文化科技交流，中华民族对人类要做出较大的贡献的精神感召下，“洋人摘花”原是好事，而且是引以为荣的事。现在我们要防止的是“捧着金饭碗去讨饭”的“墙内开花墙外红”。当然，我们有信心能够改变这种令人气愤的状况，这就需要我们的同志肯下决心从头学起，眼睛向下多听群众意见，，并且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联系实际批判官僚主义、平均主义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极左思潮。如果有的人既不肯虚心下问，又不肯下决心使自己变外行为内行，“占着茅坑不拉屎”，还要阻挡实现四化的步伐，那么就只有另请高明了。

　　一九八０年三月三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