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面子”

　　我在年青的时候读过一本日本人写的《中国人的风俗和习惯》的小册子，忘了作者是谁，内容讲了些什么也忘了，只记得其中有一句话：“中国人血管里也流着要面子的血。”为什么这句讲中国人的坏话至今经常想到，大概是由于这句话在现实生活里得到不少的验证的缘故。

　　最近有一位中国血统的美国人回国访问，他在讲到美国人跟中国人性格的差别时说：“中国人特别爱面子，美国人就专讲经济核算，面子问题很少考虑或者说根本不考虑。”他举例说：“美国总统的妹妹有一次在咖啡厅吹口琴，触犯了法律，被警察扭到官里去，依法付了罚款完事。报纸上还刊登了这则消息。总统看了并没有什么反映，顶多是一笑了之吧。恐怕在中国这样就不行了，首先没有敢这么做的警察，其次没有写这条新闻的记者，如果真有这麽干的记者，也没有敢批准它刊登的总编辑。倒不是中国没有民主，主要是怕伤害某某女士的哥哥的面子。”他的讲话不一定对，仅供参考，不过他所讲的中国人特别爱面子，我是颇有同感的。

　　鲁迅老早就注意要用文艺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他在《阿Ｑ正传》里竭力鞭挞的精神胜利法，也就是他要改变的国民劣根性的一种。精神胜利法的思想从何而来呢？推究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从“要面子”演化而来。《阿Ｑ正传》里有一段这么写：“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得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未庄的人只要跟赵太爷挂了钩，就有了面子。至于阿Ｑ讳言“光”、“秃”等字眼，他的出发点也是为的怕丢面子。可见面子问题，却是中国人的精神境界的一个黑瘢。

　　几十年来鲁迅研究者是讳言“国民性”这个词的，因为它似乎跟“阶级论”（即看一切问题都要从“阶级斗争”着眼）不调和，他们说国民性这个提法有模糊阶级界限之弊，只能反映鲁迅早期的进化论观点云云。其实国民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除“阶级性”以外，还有一个“民族性”，民族性实际就是国民性的同义语也。如果脑袋里只装着“阶级论”，不知有其他，必然不会承认有“国民性”。依我之见，我国民族性里有许多优秀之处，如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协助和关切；家族之间牢不可破的感情纽带，一切困难条件下的适应能力和刻苦耐性等等。不过其中也有根深蒂固的弱点：由于国家大，人口多，容易产生夜郎自大，而“爱面子”则是另一种显著的弱点。

　　现在专谈“面子”，我看到它在我们中间仍然在起作用。例如：结婚大办酒席、摆阔气，就是为了面子光彩，宁愿把多年积蓄一下子花光，甚至背债。当他考虑到“要面子”时，平时一贯遵行的“讲实惠”的原则就丢到脑后了。

　　明明家里出了丑事，家长要尽量设法捂着盖子，生怕邻人知道并造出一句谚语来告诫家庭成员，说：“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家丑”是捂不住的、盖不住的。这个家长干嘛要这么枉费心机呢？其思想源泉还是为的“面子”。

　　文艺上的歌颂与暴露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我看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中国人的国民性使然。记得去年上海人艺上演过一出独幕剧《约会》，观众看了很喜欢，唯有某地的理发员群起而攻之，他们采取了集体的抗议行动。因为剧里被讽刺的人物，他的职业是理发员。类似的事件解放以前也发生过。

　　说相声的侯宝林深知其中之味，故他在说相声中讽刺某人，需要指明其职称时（比如他是理发员），总要事先打一声招呼：“我讲的是某某理发员，在座的理发员同志请别误会。”要是他忘了打招呼，可能就有吃香蕉皮的危险了。

　　评弹说书讲的是《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其中有个诡计多端的绍兴师爷，说书的讲到这里同样要加两句旁白：“请在座的绍兴人勿要多心，我这里讲的是满清时代的绍兴师爷。”可见文艺方面的揭露、讽刺、批评历来就是不易行得通，禁区特多，阻力很大。

　　要是讽刺的对象并非绍兴人和理发员，而是换了个高一级的干部呢？那他受到的非难就会比扔香蕉皮更叫作者难堪。例如：在一些干预生活的文艺作品中，其中往往写到某一级的一位干部的不正之风，同一级的干部就以为这是给他们的脸上抹黑。“抹黑”者，即面子不好看之谓也。有一些同志没有面子观念，他就会首先去干预一下作者所暴露的问题是不是在他眼皮之下存在，然后采取措施，纠正和预警这种不正之风。可见，有的人首先考虑“面子”问题，就把马列主义，党的“准则”和指示置诸脑后，反而责怪作者不该把他的閒事骂得太不堪，这岂不是把明明白白的因果关系，是非观念弄颠倒了？这种颠倒就是庇护那些制造不正之风的人物，而讳病忌医决不能把人引向健康。

　　中国人对爱面子之风，早就有谚语加以讽刺，如：“吊死鬼搽粉——死要面子。”和“死要面子活受罪”等等。这里必须划分‘要面子“和争取荣誉，维护领导威信，以及维护人格和国格，保持人的尊严和自尊之间的区别。

　　“面子”实质是一个人和事物的“形式”，符合实际的面子，也就是内容与形式相一致，正如事物本身的光泽和外表，人的口碑和公正的评价，是既不必去争取，也不需“死要”。我们要反对的是“死要”，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的去争面子和荣誉，这就好比事物本身已失去光泽或呈现腐败，却用身外之物去装修它，油漆它。“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就是批判形式与内容的严重不一致。关于“领导威信”也应作如是观。因“威信”是自然建立的，使群众通过多次的实践证实了某人的正确和大公无私，堪称表率，就有了威信，用不着“大树特树”。

　　每个正直的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自尊和人格，另外有一句并非贬义的谚语：“人要面子树要皮”。这和“死要面子”有区别，而且是跟死要面子对立的，因为不择手段去死要面子和弄虚作假，恰恰是辱没了自己的人格和自尊。“虚荣”就是十分恰当地表达了没有实际，徒有虚名和专门追求荣誉的虚伪。

　　文字记载里较为古老的讽刺要面子的故事，见之于《孟子。离娄篇》中：有齐人取一妻一妾，他从外面回到家来，总说在高贵人家吃鱼吃肉喝酒。其妻听他这么说，不免怀疑，因为从没见过他有一个高贵朋友进门呀！有一天她就专门尾随在丈夫后面，发现没有一个人跟他交谈，而是他溜到坟地里去偷吃祭奠死者的供品，吃完这个坟地供品，又吃另一个坟前的；怪不得他回家时总说吃得饱饱的。妻把这个发现告诉其妾，说：“我们把终身托付这麽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这样的穷酸和死要面子！”齐人回家不知妻妾已知底细，依然摆出很骄傲的样子。我看这个齐人大概是个流落为二流子的“贵族”，正是凭借他的贵族身份才取到一妻一妾。

　　自那以后，“要面子”的主要内容就是看每个人的祖先属于高级的还是低级的，这一“要面子”的思潮直至两晋南北朝（一千五百年至一千三百多年前），可以说发展到了顶点。这就是满朝文武和市井小吏都讲究门阀、宗谱，并规定了“九品中正”制，后来竟发展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程度。在上品的不仅有面子，还有许多实际收益，而且可以传之于后代。我们看两千年来留存下来的碑记、行状、自传都要在开头的部分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他们的“光荣的祖先，”甚至牵强附会的拉扯上古代某个望族显宦的血统渊源。子孙在给死去的先人树碑立传，总是不惜重金请有地位的名人撰写碑文和行状，这在历史名人的结集里都有专门的一栏，而且形成了特别格局的文章体裁，这个栏目不妨称之曰：“歌德派的死要面子文学”。

　　《红楼梦》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贾蓉是个没有功名青年，他妻子死了，贾珍竟肯拿出一千两银子，恳求太监为他买一个虚衔。太监说：“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结果买通了户部堂官，弄了一个二十五个字的五品官封诰：“世袭宁国公冢孙妇防护内廷御前侍卫龙禁尉贾门秦氏宜人。”为了“丧礼上风光些”，刚好是四十两银子买一个字，非常吝啬的家伙，往往为了争个面子，肯出大价钱，贾珍就是这种人的代表。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决无夸张之处。在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里记载的一个故事同样是真实的：明万历年间苏州人王某弄了个了不得的“荣民”：“太师大学士申时行隔壁豆腐店王二奶奶之位”（申时行是当朝宰相）。不过他一个钱没花。

　　这种思想确实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不是一场革命可以摧毁得了的。就举眼前的例子，去年一年中，自西安到上海，自杭州到广州，皆发生骗子冒充某个大干部之子女的诈骗案，他们之所以能得心应手，很多人送上门甘愿受骗，其根源就是上述的门阀制度，子承父荫的世袭制的残余影响。从这件事上也可悟出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残余在我们这里还是有一定的市场（有要面子的，也有卖面子的，有买有卖，愿者上钩，故曰“市场”）这篇短文在冲击“死要面子”的国民性里有这么一块黑瘢，不要像阿Ｑ那样，讳言头上有癞疮，则此愿足矣！

　　一九八０年五月《文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