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陈规陋习

　　今年上海人纪念传统的五一节，跟往年不大一样，对少年儿童来说未免有点扫兴，几条热闹的大街，外滩，打破了历年的惯例，马路两边挂着长条的看不到头的彩色电灯没有了，在高大的建筑物上光明如同白日的灯火装饰也不再高悬楼际。简言之，今年仅五一节，政府下令不再张灯结彩了。

　　除了少年儿童的以外，所有的上海人对这一改革却感到欢快和佩服，就我这个老上海而言，除了欢快和佩服之外，还要加一层感慨。

　　在我们中国，要改革掉实行了几十年的老风俗，老排场，老习惯（包括流传已久的老口号，成了“经典”的老的四字箴言之类）总要遇到种种阻拦，不仅出现“凡是”同志，还有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这场革命就好比五四时期宣传妇女放足，用白话作文那样，是非利害明如日月，但还是有不少反对者大喊破坏了什么堂堂中华的精神文明，国将不国，那股激愤的表情，简直痛不欲生。就以今年五一节不再张灯结彩来说，少年儿童就少了一项“看花灯”节目，心里不免嘀咕，还有一些人则感到如此纪念劳动节，前两年已经免除了夜晚放焰火，如今晚上五色彩燈又取消了，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共同节日不够尊重，而且无以表现社会主义繁花似锦悦目景象云云。所以谁要跟这股习惯势力作斗争，立志改革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陈规陋习，就要有一股非凡的勇气，需要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在此举世深感能源可贵，燃料不足的经济环境中，不再无谓的浪费掉讲排场的、专为娱乐和装饰用的几百几千万千瓦的电力，这是何等的英明措施啊。过去几年中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改革，上海市民中对今年的五一节如此俭朴，不事铺张，同声赞许；这是一项德政，只有懂得经济，深知能源可贵，一心当好家，治好国的领导人才想得这么周到。

　　由此还联想到我们的外交部在两年以前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过去几十年中实行的惯例，每遇外国首脑来访，一定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各国驻京使节。在国际通例中，举行国宴是不可少的，但要大擺百桌筵席，招待所有各国使节，实在大可不必。過去我们那么做，是考虑到我国是个泱泱大国，不可小器；其次考虑到我国固有的“礼多人不怪”的优良传统，又可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过实事求是的来分析，那种大擺筵席不仅是大浪费，而且在全国干部中，持续宣扬了大吃大喝之风，对内对外，都没有好影响。不过一下子要改掉这个可以“为国增光”的大场面，没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没有实事求是地检验一切陈规陋习的勇气和决心，恐怕是难以做到的。

　　要消除陈规陋习颇不容易，而消除以革命的名义通行多年的陈规陋习则尤其不易。即以宣布废止“四大”而论，这个大辩论，大字报，大鸣，大放经过血淋淋的实践的检验，证明着这四样东西比一般的陈规陋习为害还大，但这四样东西却沐浴着两道神圣的光圈：一个光圈是享有崇高的威望的人制订的，一个光圈是它已载入国家大法中，并在四届人大又得到确认。改革掉“四大”要遇种种责难和阻碍是可以想见的。

　　以革命名义建立的陈规陋习之不易废除，其要害就在于“以革命的名义”上，换言之，也就是貌似革命，——或曰革命得很，其实是不利于国计民生，不利于四化。“四大”就属于这一类。此外，如“以粮为纲”啦，“阶级斗争为纲”啦，“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啦，……等等，也都属于这一类。

　　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反对辫子，反对妇女放足，反对自由恋爱和白话文者，往往是清代的遗老遗少，他们是保守的极右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顽固地反对思想解放，大喊“思想解放过了头”，反对用实践检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四字箴言或陈规陋习，依然是顽固的保守派，不过我们这里称之曰“极左思潮的流毒”而已。

　　如今以“革命的名义”掩盖的极左思潮仍有待于肃清。这好比如来佛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圈一样，禁锢人们的头脑，窒息人们的自由思想。须知，打破如来佛紧箍圈、紧箍咒，即使大闹天宫的大勇士如孙悟空者，在摆脱紧箍咒带给他的痛苦上面都表现出那么无能。故我国目下真要给人民兴利除弊、必须打破“以革命的名义”为护符的陈规陋习，必须大智大勇，敢于批判掉紧箍咒和行之多年的各种金科玉律、条条框框，要有拨乱反正的革命精神，真正关心民间疾苦，熟悉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要做革除陈规陋习的有心人。

　　从今年的五一节蠲除挂灯结彩一事，举一反三，便产生了上述一系列的联想。此事对上海市民来说，是一致欢迎和佩服，欢迎自不待言；这里说的“佩服”，却是称赞敢于改革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传统习俗的决策人。

　　一九八０年五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