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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霸」二三事



  上海那个「一言堂」素有「上海一霸」之称。他本来叫「上海一把手」,后因其霸道十足,一音之转,便成为「上海一霸」了。

  不过有的人也许受过[一霸」的恩泽,或者不知其作恶多端的底细,在「四人帮」粉碎后快二年的岁月里,还在报上刊出他的照片,在某些文章里还把他称为「老一代的革命家」。

  我在这儿专门介绍这个上海解放后第二任市委书记称霸的若干事实,以正视听。

  门下大弟子

  一提到罪行累累阴狠毒辣的张春桥来,人们就会想起他的恩主,「上海一霸」来。在一九四七年前小小的一个报社编辑,怎么几年内连升数级,红得发紫,青云直上呢?原来一手拉着他步步高升的,就是这个「一霸」。

  一九四七年,石家庄刚解放,由「一霸」首任该市市长,张春桥自《晋察冀日报》调去石家庄办报,不久即提升为报社社长。一九五五年「一霸」到了上海,张春桥又成了他不可须臾或离的亲信人物。张在上海,旋又升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委员,「一霸」的政治秘书、市委常委和文教书记等职,大有「万千宠爱在一身」之势。「一霸」与张春桥之抱成一团,渊源久矣!外界说张春桥乃「一霸」一手栽培的门下大弟子,深得恩公衣钵,并不为过。

  张春桥后来攀龙附凤,又勾搭上江青。江青身居北京,怎能觅得上海这一宝货,而为后来结成「上海帮」打下基础呢?这倒不是她慧眼识英雄,他们之间的结合,又得力于「上海一霸」,是他从中拉拢说合,把「江南第一左派」推荐给女妖的。很遗憾的是「霸」早死,否则「四人帮」里又多一员「老将」,「文化大革命」中更要表演得淋漓尽致!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若干单位贴大字报揭露「一霸」之劣迹,张春桥竭力为之辩解。认为他的恩主早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话倒泄漏了天机,他确是他们帮中的一员大将。

  「霸道」举例

  要论「一言堂」 ,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典型人物,「一霸」可当之无愧。蛮不讲理,凭个人好恶滥用权力整人,迫害人,在华东他是首屈一指。故「上海一霸」同时也有霸道排行第一之意。他在市委内实行的党法和家法便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专制政体的「大法」,不过他以共产党领导人之名,实行的是专制、法西斯之实。

  原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同志,他是一九二五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对革命事业作过重大贡献,话剧《东进序曲》里那个跑到国民党挺进军司令李长江那里进行谈判,以凛然正气压倒敌人的新四军代表,就是陈同生同志。他对党忠诚,正直坦荡。他知道张春桥的底细,在执行政策上也常与「一霸」有不同意见,因此一直受到打击,被斥为「右倾」,张春桥则官运亨通,连升四级,视陈为眼中钉。

  文革初,陈同生同志就惨遭迫害致死,至于怎么死的,至今情况不明。

  上海地下党的老党员顾林宝(现任华通开关厂党委书记),他在党代表会上批评了「一霸」有点自满,不爱听下面的批评意见,就这么一句平常的没什么份量的话,「一霸」闻之勃然大怒,竟通知公安局将他拘留,关在独身监房达八年之久,一直到放出来以后,顾才得知这是「一霸」关照公安局这么干的,上海人民电台台长苗力沉、副台长陈浩天,因批评「一霸」不重视广播工作和压制批评,就被宣布为「反党小集团」,开除党籍,陈浩天同志忧愤成疾亡故。同济大学校长薛尚实,乃二十年的老革命家,由于他批评「一霸」的家长作风,「一霸」又伺机把薛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株连多人。

  跟「一霸」朝夕相处的几个部长,除张春桥、马天水外、其它如宣传部部长彭柏山,学校工作部部长、后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市委秘书长王尧山、工业部副部长周克等,都先后受到极残暴的打击,弄得家破人亡者有之,夫妻一起宣布为反党、开除党籍者有之,逮捕法办者有之。与其共事者,不能不产生人人自危、伴君如伴虎的恐怖心理。

  以上只是择其尤者略举几例,如果篇幅允许,我可以开出一长列被害者的名单来。「上海一霸」在制造寃、假、错案和陷害老干部的业绩上,创造了两个第一的记录:开国后迫害老干部,他下手最早;被害者的人数最多。另外,他在培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金棍子」,「黑秀才」方面,成绩也属全国之冠。

  有人说「一霸」打击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那么残忍、毒辣,恐怕是迫害狂的缘故。单从变态心理来分析,未必全面。须知,「文化大革命」前的那条「左倾」路线早已形成,「一霸」不过是这条路线的急先锋。他的丧失人性、把好同志和广大知识分子当作阶级敌人来打,当时还被称赞是「党性强」呢(故那种「党性强」也就成为毫无人性的代名词)!他正是由于这一点被吹捧为「好学生」,傲然不可一世,后来又勾结上江青,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粗暴践踏文艺的「宿将」

  「一霸」之「霸气」十足,在践踏文艺园地方面更有突出的表演。他手执板斧,见到美的、真的、善的就砍就砸,恍如拿电话机的成吉思汗再世,暴戾恣肆到了极点。他不懂音乐,下令电台不得再放轻音乐的就是他。他的一句话枪毙掉的优秀的话剧就有好几个,如安徽省话剧团的《黑手》(那沙作)曾参加华东话剧汇演,这个戏反映农村现实斗争,很有深度,评委会一致认为是好戏,并打算给予评奖。「霸」去看了,并没看完,一口咬定说不好,并通知剧团要做深刻检讨才允许回去。此戏在一夜之间从香花变成了毒草,剧本作者还挨批斗。得了个二十年右派帽子的「评奖」。还有一个叫《布谷鸟又叫了》的话剧,在上海人艺演出,无论是戏剧界和广大观众都认为是好戏。「一霸」独具「左眼」,又说不好,明令禁演。初露头角的姚文元连忙撰文攻击这个戏是大毒草,作者就此戴上右派帽子。还有于伶的多幕话剧《七月流火》在《剧本》月刊发表后,全国有十二个省市的话剧团都准备上演这个戏,这个「霸」竟然把他的霸道推行全国。由张春桥按照他的「全国一盘棋」的圣旨,分头通知北京、广州等地,通令禁演这戏。此剧上影厂已准备将其拍成电影,将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电影剧本《吉鸿昌》,上海电影厂准备开拍了,由于「霸」心里有鬼,当年吉鸿昌之死,「霸」有难言之隐,他吭了一声,这个戏便禁止拍摄了。直至「四人帮」粉碎后,这部电影才告上马,还得了「百花奖」的头一名。

  还有显示他霸气凌人的两个故事,一个是郭沫若出国回来,路经上海,郭在宾馆里约请上海人艺的导演和演员,一同商量《蔡文姬》之演出。脑神经正常的人,对此只会表示赞许。「一霸」得知此事却大为恼火,在电话里质问上海人艺,说什么郭沫若到上海,不通过市委就找「人艺」的演员,这是目无组织的表现。有一次田汉同志到上海来,基层的剧团团员热情地找他谈话,田汉过庙而不给土地爷烧香,这是对「霸」的「霸权」的大不敬,「霸」又是勃然大怒,说田汉到上海来,不先到市委联系,在下边挑拨上下级关系,使市委很被动。哈巴狗张春桥看到主子生气,他的狗膽也壮了,在一次文艺界大集会上,竟公开点名大骂田汉同志,说:「田汉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么多人排队找他,果真是祖师爷吗?他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杀气腾腾,声色俱厉,活活画出一幅大狗叫,小狗跳的滑稽场面。(以上这些事实,不知何故,在现代文学史和作家传里皆未提及)。

  一九六三年元旦,「一霸」又提出了文艺要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即只能写全国解放后的题材),并发动当时各报刊大事宣传鼓吹。结果,解放前的革命战争,地下党的活动也不能写了,舞台上只能演十三年之内的故事。这比消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还要彻底。

  他提出这个左倾口号,是为了抵制周总理和陈毅同志在广州会议上所阐述的方针,那是真正恢复双百方针的讲话,并对老早宣布为毒草的两部电影《洞箫横吹》、《柳堡的故事》和一个话剧《布谷鸟又叫了》恢复了名誉,作了重新的评价。上海也有几个文艺界代表参加。这几位代表回沪以后。「一霸」和张春桥强令不许传达,并在一次会议上,声色俱厉,追究对广州座谈会精神的传达。已经传达了文艺界团体,传达的同志挨批写检讨,据说是肃清流毒。为了跟周总理唱对台戏,他也就喊出了「大写十三年」这个古怪的口号。

  儌天之幸,我跟「霸」打过三次交道,最早是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他那时手中无权,虽对我积怨在胸,奈何我不得。以后在上海与彼相值,他大权在握,曾两次遭到他的迫害(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对他的凶恶面目早就领教过了。后来看到报端还在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桂冠戴在「霸」头上,并且还把「一霸」的左倾措施当做祖产供奉起来,当做宝贝,尤其不能容忍!所以我有义务把「霸」的狰狞面目勾勒出来,公诸于世。

  《民主与法制》一九八0年十二月

  补注:由于对文艺上「左」的一套批判不够,未曾加以彻底否定。时至八四年,上海滩上有人还在鼓吹「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来并不错云云,而且写入印成铅字的报告中,可以说是上海滩的怪事一桩。本文发表时仍讳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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