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搬家和“马太效应”

　　学者和作者一出名，就没法再进行正常的研究和著述了，这个风气好像自古就有。大家熟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不大知道他取经回长安以后的遭遇。近读《旧唐书》“玄奘传”，只有寥寥一千字，其中还不曾遗漏如下一个细节：唐僧自印度取经回长安，太宗慰勉有加并赐建寺院，派了五十多个学生帮助翻译经典，“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一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勅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

　　唐僧决心要把印度取回之经典翻译完成，讵料京城人众慕名礼谒的把门槛都踏平了。玄奘是竭力追求六根清净的境界，无奈礼谒者摩肩旋踵，车水马龙，佛经没法翻译下去了，他乃向皇帝诉苦，要求“逐静翻译”，“逐静”即迁至安静地点之谓。太宗很关心唐僧的生活和住房条件，答应了他的请求，玄奘得以生命的最后六年时间，在玉华宫进行翻译。

　　对学者和名人的外来干扰，却又“于今为烈”之势，比如说吧，洛阳市的煤店出了一位赵春娥同志，报纸介绍她的事迹，自六月中旬到八月底，这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单位，就接待了二百十一个参观团体，访问取经的共达一万人次。洛阳市委还专门设立了接待参观的班子。赵春娥同志已经不幸亡故，要是报刊介绍个标以“活着的赵春娥”的先进人物，竞来礼谒的人数恐怕还要大大超过访问洛阳市的煤栈的人数吧！

　　难怪工人和科技人员怕当劳模，他们发出了“模范模范，招来许多麻烦”之叹。當然，劳模先进人物发出这种牢骚，还同另外有一种闻而生畏的干扰，及本部门左邻右舍平添了出之于妒忌的倾轧之声是也。

　　大家熟悉的巴金同志前两年几次在报刊上向公众呼吁：请勿干扰，以便多争取点光阴，好多完成点作品于后人的宏愿。看来，他那里六根还是不静。

　　最近在《福建文艺》十期上看到他写的“干扰”一文，其中对各地竞来礼谒的来客还是有意见：

　　“干扰来自四面八方。我象是旧社会里的一个吹鼓手，有什么红白喜事，都要拉我去吹吹打打，我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写作，……我得会见各种人，回答各种问题。……我说不要当‘社会名流’，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作家，可是别人总不肯放过我，逼我题字，虽然我不擅长书法，要我发表意见，即使我对某事毫无研究，一窍不通。

　　“……在重视等级的社会里，人们喜欢到处划分级别，有级别就有‘干扰’，级别越多，‘干扰’也越多，于是‘干扰’也就成了一种荣誉，人们甚至为取更多的‘干扰’而奋斗，这难道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统计历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共三百四十余人而两次获奖者只有三人（即居里夫人，鲍林和巴丁）从这里也可以获得其中的一部份信息，大凡一得诺贝尔奖，而成为国际著名人物，各种请求委托提问和头衔纷至沓来，故此人往后就不得逐静进行研究和深造了。我们看《居里夫人传》，她像玄奘一样是非常憎恶名利和外界加于她的纷扰的。

　　对于名人，学者和劳模先进人物等的敬仰和爱戴，这种情绪是正常的，必然的，无可厚非，我们大力宣传这些人类中的英雄人物及他们的成就，正是为了引导更多的后来者向他们看齐、学习，精神文明的水平也得以提高。

　　因此，提掖后进，回答青年人和来访者的问题，已成名的学者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先进劳模既有样板的作用，也不宜将上门取经者距之于门外。一方面，知名人士要摆脱社会的不必要的干扰和麻烦，以便腾出更多时间“逐静”地进行研究和著述，另方面又要重视学有专长但尚未脱颖而出的青年学生得到扶植和推荐，怎样处理好这一对矛盾，实是目前科技界，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党的领导者面临的难题。

　　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有一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者，对上述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调查研究，它表现为既有积极意义又有消极作用的矛盾，又表现为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关系，他把这一发现叫做“马太效应”，它所以取名“马太效应”，是借用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一段话：“因为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马太效应”的要点就是：有声望的科学家因为某种杰出的成就，已经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社会还要给以“加量（即给予他更多的荣誉、地位，甚至到达极端。）”而对于未出名的科技人员，虽然已有一定的贡献，但不为社会上的公众所知，甚至受到贬抑。这一定理是客观的法则，它承认学术上需要权威，权威是打不倒的，因此它反对人才学的平均主义，，荣誉的递增往往表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参看《福建师大学报》82年三期邓国天文）我国唐代韩愈在未成名时根据其切身体会，对此也曾有所发明，他说：“士之能享大名，显当世者，莫不有先达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后世者；亦莫不有后进之士，负天下之望者，为之后焉。莫为之前，虽美而不彰。莫为之后，虽盛而不传。……其故在下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按：这是韩愈的自我表白，恐怕未必是真话）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穷，盛位无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为，皆过也。”（见《与于襄阳书》他是从另一侧面阐述了类似“马太效应”的定理。

　　在我国，“马太效应”同样在科技界、文艺界、体育界和劳模先进人物身上起作用，一方面，有“一言九鼎”之说，即学术权威（包括政界人士）讲的话写的文章，不论其质量如何，都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重视；一方面，则有“人微言轻”的成语。不论其说的有创见，有道理，无名小卒的意见总是不受人注意。不过，“马太效应”在我国又具有我们民族的特色，对知名的科学家，文艺家及最佳演员和劳模先进人物等等，社会给予的“加量”固然有“正数”的一面，还有一种是“负数”，为荣誉加量中夹着有庸俗的捧场，商业性的借光作为炫耀；或是出于妒忌和平均主义观点，给出头的尖子散布流言蜚语和过分挑剔中伤等等，至于有的人不在学术上下功夫、出成绩，只知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如巴金所说：“人们甚至为争取多的‘干扰’而奋斗；”他所能争得的“虚名”，也将是“负数”。另外还有一种荣誉递增现象在我们这儿也发展到高峰，正如巴金所说：每逢红白喜事应拉他去吹吹打打做吹鼓手，各种兼职与头衔就象大雨倾盆似的淋在头上。例如上海的著名化学家汪猷同志，他就有三十一个兼职，在七九年的人代会上他就创议减少科技人员的头衔和兼职；时隔几个月，他头上的兼职非但没减少，反而增加到三十四个之多。可见，一个人的呼吁并不能改变这个局面。

　　中国有句微露讥刺的“红得发紫”的俗话，这句话即批评某人所得的荣誉过分了，这话似乎是针对名人的，其实更多的批评社会和当局，也就是对“马太效应”看不顺眼，如果有人要测定红得发“紫”的程度，这里有两类数据可作依据，即兼职数字和“会议通知”、“请柬”之多寡。

　　对已有若干成就，但尚未被社会承认的后起之秀，“马太效应”在我国还表现为：有论资排辈和只问成名与否而束之高阁，这中间就扼杀了不少人才和创造发明。使“马太效应”的剪刀差加大了。我们认识了“马太效应”是客观定理，故剪刀差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研究如何缩小这种剪刀差。我以为党的领导同志对成名的专家和劳模不必再锦上添花，可以在他本行专业上提出更高要求，但不宜在荣誉、职位、办红白喜事、开会等活动上加码；应关心其安排安静的环境或增派必要的助手，唐太宗敕令玄奘至玉华宫翻译之先例供借鉴，对于热忱的学习先进人物和学者名人的公众，应奉劝他们不必去给上述知名人士添麻烦，仰慕得最好途径就是读他们的书，或照着先进人物的勤学苦练为国争光的精神身体力行。对党的领袖都不能有个人崇拜，对著名学者和最佳演员、运动员等也不宜有个人崇拜！对于年届七八十岁年迈的知名人士，如真有敬佩之心，那就要加倍珍惜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找一些无关宏旨的事去干扰之，岂不是有点儿迹近残酷吗？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