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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书杂记



  前记:这里所写的「抄书」,乃抄家中的「抄」书,而非手抄本的抄书也。前面的抄书代表着野蛮。愚昧和专制主义:后面这个抄书代表着对前人文化成就的倾倒,代表着文明和文化的延续。中国字中一词多义者甚多。但一个词包含着对立之义者实不多见。《西洋的词汇更属罕见》。而中国汉字中,「抄书」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文革」十年中的各种反常行为,身历其境者有责任把它如实记下来。作为「文史资料」让后人从中吸收教训也是好的。比方说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早被历史家判为秦朝短命的原因之一。可惜二千年后,在抬举法家中竟把焚书坑儒评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要之手段云云,这就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枚语)。

  为了告诫我们的子孙不要再做抄书、焚书,毁坏历史文物之类的蠢事,本人先将上海一隅焚书抄书中的所见所闻仿笔记体记录如下。即此一隅,可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一件大得人心的快事!

  舆论开路

  进行一个革命行动。总要制造舆论。抄书、焚书这个行动是否算得革命,姑置勿论,但在一九六六年以及以前的年代里,已经为抄书,焚书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了。他们宣传的大道理有:除了马、恩、列、斯、毛,还加上一位鲁迅的书,其它的书刊都是封,资。修,都在被打倒之列。古代的都属于「封」,外国的都属于「资」,中国近代的则名之曰「修」,这样的规定对中学生水平的红卫兵来说,是简单扼要,一学就懂,三个字即包括了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化艺术。在此期间,有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声明大意说:检查我过去的著作,一无是处,我愿统统把它烧掉云云。这么一来,产生的影响就非同小可。虽然他这么说是含着泪跟过去告别,内心是痛苦和委屈的,也许是在小组会上作自我批评的一时愤激之言吧。然而一旦公诸报端,就让人们意识到:这是获得某些负责同志赞许的行为吧。

  抄书,焚书干得普遍而又彻底,还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即「读书无用论」和「读书有害论」的深入人心。光有理论影响范围较小:当时还有「实际」来证明读书无用和读书有害。其「实际」便是将有知识的人划入资产阶级,比人低一等,各项政治运动,知识界文艺界总是首当其冲,写作最努力的罪行最重,一字不写的因抓不着其把柄,得以从轻发落,安然过关。这样的实际变为理论,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文革中「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满天飞,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理论付诸实施的发扬光大。

  在中小学水平的红卫兵心目中,早就深深的种下了对书籍的仇恨心理:知识的来源是书本,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书籍乃反动之根源,要不反动就是不要读书,不要做知识分子。如果说这一阶段青少年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不必读书」的阶段,「破四旧」这个古怪口号一提出,就如水到渠成(应改为「水到渠毁」。)书籍的大灾难不可避免了,革命小将把所有书籍当作「旧文化」一火焚之矣。

  幸与不幸

  上海的抄书,焚书开始于「破四旧」运动,开头抄走的书还是有「限度」的:如圣经。线装书等等。大规模的一锅端的抄书。焚书实由「抄家」引起的。在抄家中,也有「革命」的指导原则:红木家具樟木箱等属于「封」,沙发和席梦思,钢琴之类属于「资」;小摆设玻璃柜和镜框,字画,照片簿之类属于「修」,(因家中有这些东西,证明主人已变修了。)故挨抄之家,十室九空,如果藏有图书,则上述三毒俱全,一股脑儿席卷而去,无有孑遗。

  不过大同中也有小异,有不幸者,也有幸运儿。如作家王西彦,藏书颇丰,差不多占了整整一个房间,造反派要把这么多书运走,感到工作量很大,且机关也无处容纳这么多书;乃采取封存的办法。在出入口贴上封条。这样查封了十来年,「四人帮」粉碎,封条撕去,所藏图书,并无损失。同样,藏书家瞿光熙,以藏有全部五四至三十年代文艺书刊闻名于沪上,他的藏书就惨遭浩劫,未能享受王君那样的宽大,原来江青得知瞿君藏有全部三十年代电影画报和上海小报,她之丑史和劣迹,彰彰在目,怎能容得?于是动用空军中将士,冒充红卫兵,闯入瞿家,将有关书运走。(挨抄者凡十数家。抄走之胜利品,用空军飞机运往北京钓鱼台。)

  另有我友陆君,一生节俭,平生嗜好则以购买新版书籍自娱,藏书万册。造反派抄他的家,发觉陆君家里除图书外,只有简单的床和几张桌椅,居室不大,几乎全被书架占用,小将们不能理解,这个变修了的人沉迷于书籍堆里,足证封资修毒害之深。他们决定拯救他,乃用载重车将全部书籍运走。直开造纸厂纸浆库。

  有一次在路上碰巧遇到陆君,他无限伤心丧魂失魄地告诉我:「我的家整个儿毁了!」我着急地问:「怎么一回事?」他说:「把我的书全抄走了,一本也没留下。」

  毁家避难

  在「破四旧」和大抄家声中,积极参与抄书毁书的,往往是书的主人。对于这一奇特的社会现象,只有身历其境的人,才能理解。

  张君者,家藏有极珍贵的稀世之物,系明代画家仇十洲画的十二仕女图册,画幅相当于十六开。他说:「这十二幅画系其三代祖传,在日寇侵华逃难至西南。亦随身携带,但在一九六七年抄家声中,他感到这本名画册难逃浩劫。如转移至友人家。那时人人自危。谁都不愿冒此风险,加之十二幅中有两幅是裸体。说明仇十洲敢有冲破礼教的勇气。中国绘册史上也会大书特书:不过这等画面,在革命小将眼中。不只是封资修而已。还会指为黄色淫秽。这是难逃其咎的罪状,与其被他们抄去,给他们加我以散布淫画之罪,受各种侮辱和责罚,还不如早日焚毁,不留痕迹,以求太平。」

  张君言至此,潸然泪下,继续说道:「思索再三,最后下决心把这本画册一张一张投于火中,我口中念念有词说,对不起我的耝先,你们辛辛苦苦,将这一珍贵的画册传至后辈。希望子孙永保。现在我这个不肖子孙,不得不亲手付之丙丁了,请在天之灵原谅我的生不逢辰吧!但见那美丽的仕女在火焰中煎熬。仿佛不愿化为灰烬遽离尘世者。」

  我慰之曰:「你这是毁家避难,你家祖先会原谅你的。」

  张君说:「没料到十年后,被抄去图书古玩竟又发还给我。当今之党中央以实际行动来挽回「四人帮」所造成之损害,不能不令人感动和感激。殊不知在发还抄家物资后,我更加懊恨自己,狠狠的责备我当初的毁家避难之举是十分冒失,又是十分懦怯的表现,如果我不烧了它,至今又得原璧归赵,其欣喜之情为何如?这是由我自己的手造成的终天之恨呀,还能怪谁呢?

  如果这个图册至今还在的话。我一定损献给国家,你有所不知,这一册画如果到国际文物市场抛售的话,一幅画至少可卖几十万法郎,那是没有问题的。」

  我又慰之日:「死者不能复生,烧成灰的东西不能再还回来。那次革命行动损失国家以亿万计,区区十二个美女,何足道哉,还是多多朝前看吧!」

  张君乃释然于怀。

  千载一哭

  复有老太裘夫人者,乃李鸿章之后裔也,在出嫁时陪嫁一本珍贵文物,价值连城,乃宋刻大字体《金刚般若经》。裘夫人藏它如身影之相随,并有一点修辐修寿救苦救难之意。殊料在破四旧的第一大浪潮中,此书被革命小将抄出来了。这本书是「四旧」,又宣传迷信,该当「破」之,在轰轰烈烈之大革命中。谁也不能救它免于劫难。这位老太对其它珍宝被抄被砸,不大心疼,惟对这本佛经视作命根子一般,她长跪在地,连连磕头,恳求手下留情,但小将不为所动,听到老太嘴中念叨着南无阿弥陀佛,更属反动至极。为了表现革命的彻底性,几个小将毫不留情地把《金刚般若经》从木板封面上撕下,(该佛经的封面和封底。系雕有佛像之两块檀香木板,该项木雕也系稀世之艺术精品。)发现该佛经之装订系折迭式,如布匹可自始至终拉长至若干丈。这对青少年的抄家健儿来说,不能不引起新鲜和好奇,同时也引起了嬉戏和玩耍之乐趣,立时有几个红卫兵。将该佛经经卷拉长如白练,用手举在头顶,在院子里作掉龙灯之戏。此时也,但闻老太嘴里仍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留下它吧,」一面流下了焦急和哀怜的眼泪。

  造反派头头看到红卫兵少年如此不顾大局,视大革命为儿戏,怒不可遏,乃抢下覆于诸儿头上之经卷,用手撕碎为几截,骂道:「你们是被恶鬼缠身了,」受惊的孩子为了表现知过必改之意,乃群策群力一同协助将已有千年历史之印刷品撕碎,嘶嘶作响如裂帛,不亚于晴雯撕扇之声,不过老太不能像晴雯那么作千金一笑,而是像撕裂自己的心肝那样狂呼和哀号,作千载一哭焉。

  海葬仪式

  我被「四人帮」囚禁于南市看守所四年多,曾遇同室难友汤某,他是海运局××轮海员,他对我讲了一则与抄书有关之小故事:二月革命夺权后不久,我轮航行于天津、上海间,有一航次自沪返天津,出发前通知我们在十六铺码头装图书。送至天津供造纸做原料。这一船装有的便是从大抄家中抄得之中外古今之图书,足可装满三个舱,既不计重量,也不知册数。

  海员听说装了三船舱毒草,对此心存畏惧,不敢问津,但仍有二三同事,不怕中毒,带着走险之勇气,心怀探幽之豪情,在无聊的海途中跳入书舱,方知其中有趣味之文化食粮颇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各人检取若干册中外文学名著,其它船员竞起效尤,顺手牵羊,每人抱归各种书刊无数,于是海员中掀起了读书热,深感毒草之乐也无穷。好事者乃建议将各人选中之书籍集中起来建一图书馆,置诸海员的文娱室中,船长发觉此乃废中取宝,使船员在值班之余接触文艺,也是好事。

  四个月后船上增添了一位权力至上的军宣队代表,系海军连级干部,高小程度,他随船航行。当他发现了文娱室的这一书库,勃然大怒,责备××轮公然保存封资修的书刊,罪莫大焉,于是召集全体船员于甲板上,先念了一段最高指示,然后训诫大家路线觉悟不高,甘愿中毒而不知毒,「你们都要变修了,这还了得!」接着便将所有图书,一本一本抛入海中,举行了海葬仪式。只见巴尔扎克跳海了,托尔斯泰永沉海底,斯汤达的「于连」没被枪杀而遭灭顶之祸;约翰。克里斯朶夫葬身鱼腹,郭沫若的《洪波曲》随洪波而逝……

  后来,我轮又运载了一次抄家书籍至天津,不过船员对满坑满谷的书刊再也不敢染指了。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路线觉悟极高的军代表,在他的枕头下边倒藏了一本刚从废物堆里检出的一本书,题目叫做《西洋金瓶梅》,这位极左的革命派的路线觉悟,其兴味原来如此。

  刊于一九八五年《艺谭》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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